2013年9月19日星期四

明鏡新聞網: 阿萨德否认使用化武并保证放弃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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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否认使用化武并保证放弃化武
Sep 19th 2013, 10:06, by JAS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资料图片)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资料图片)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他将完全遵守放弃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承诺,但他否认叙利亚政府军上月发动毒气攻击。发生在大马士革附近的那次攻击导致一千多人死亡。

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阿萨德保证遵守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的有关销毁叙利亚化武库存的协议。但他表示,局势"复杂",销毁化武将耗资大约10亿美元,需要大约一年,或许更长一点时间。

联合国安理会的外交官们目前仍在讨论这项有关清除叙利亚化武的方案。这项方案要求叙利亚政府在星期六之前提交其化武清单。阿萨德说,他愿意"明天"就提交清单,并允许有关专家进入化武储存地点。

阿萨德猛烈抨击联合国本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证实8月21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戈塔郊区平民遭到神经毒气攻击。尽管该报告没有指明肇事者,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说,报告强烈暗示发动毒气攻击的是叙利亚政府军,而非反政府武装。

阿萨德说,这份报告的结论是"不真实"的。他还对展示毒气攻击后果的大量照片和录像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阿萨德说,"互联网上存在大量伪造品"。他表示,反政府武装可能掌握了沙林毒气。叙利亚政府曾屡次提出这一说法。

阿萨德坚持说,叙利亚政府并不是在打内战。他表示,这场已经持续两年多的冲突是"一种新型战争",政府军在对抗来自80多个国家的伊斯兰主义战斗人员。阿萨德承认,非极端分子也参与了持续两年的反政府暴动,但他表示,到2012年底,极端分子已经成为多数。阿萨德说,"80%到90%的地下恐怖分子属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

对阿萨德的采访报道于星期三播出。福克斯新闻网一名记者和前美国国会议员库齐尼奇在大马士革与阿萨德进行了交谈。库齐尼奇目前是福克斯新闻网的分析员。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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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美报告:中国黑客团队与多宗大型网络间谍攻击事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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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报告:中国黑客团队与多宗大型网络间谍攻击事件有关
Sep 19th 2013, 09:43, by JAS

china-internet-web
网民在浙江嘉善的一家网吧里上网聊天。

美国一家电脑安全公司赛门铁克最近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有一组可供雇用的、技术高超的电脑黑客团队,与近年来发生的许多大型网络间谍攻击事件有关。 这个名为"隐秘山猫"的黑客组织,是对中国境外目标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数十个黑客组织中技术最先进的一个团队。

美国电脑安全公司赛门铁克最近公布的这项长达28页报告说,"隐秘山猫"组织,是对中国境外目标实施网络间谍活动的数十个黑客团体中技术最先进的一个团队,其成员具有入侵网路、窃取资讯等技能,而所窃取的资讯内容包含极具价值的企业机密。

赛门铁克的调查研究人员相信,这支名为"隐秘山猫"的黑客组织,可能参与了2009年"极光行动"的电脑攻击攻击行动。该行动是迄今为止针对美国企业所进行的最有名的一次网络间谍行动。在此"极光行动"中,骇客诱骗公司职员按下网站链接,让电脑偷偷自动下载精密的恶意软体。"极光行动"的黑客们攻击了谷歌、奥多比系统等数十家公司。

赛门铁克的报告说,"隐秘山猫"是一个专业组织,人员在50至100人之间,是中国数10个黑客团体中,技术最先进的一个。他们拥有各种攻击网络和盗取数据的技术,并专业分工,能够同时以不同手法攻击各种企业。

报告说,"隐秘山猫"团伙的攻击目标主要以美国为主,超过一半以上;其次攻击对象是台湾,占15%;对中国境单位的攻击占其整个黑客攻击行动的%9%。研究报告说,受害机构以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为主。另外,航太机密资讯、政府内部文件等,也是"隐秘山猫"团队的攻击及获取目标。美国防毒软件公司相信,"隐秘山猫"背后的委托者可能为政府高层,以盗取他国的航太资讯等高科技信息,来拉近中国与其他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美国滨州罗格斯大学的电脑学专家周世雨表示,他认为中国存在多个这种黑客组织,也并不出乎意外:

"说起黑客,它(中国政府)做这个事情太自然了,不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些是中国国家组织人去做的,不管是针对这些在海外的、他认为是反对势力的中国华人组织啊,还是收取情报,或攻击网站等。中国政府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在从事有关网络的违反规则的研究项目,这些包括封网、网络攻击、和黑客攻击等项目。它(政府)还专门资助一些院校的电脑学专业中研究生级的有关研究项目。"

"隐秘山猫"的目标高度呈现高度针对行。赛门铁克的研究报告推断,"隐秘山猫"也接受企业的委托,向竞争对手偷取商业情报与机密。即,该团伙的成员所充当的角色,是黑客雇佣兵。

报告还透露,"隐秘山猫"常用的入侵程式包括"Naid"与"Moudoor"木马。Naid木马曾被用在Google、他国国防新闻网站和一些人权组织的网站上,因而声名大噪。Moudoor木马会在入侵的电脑上打开一道后门,得以使黑客可从感染的电脑当中抽取数据。

报告还确定, "隐秘山猫"组织位于中国境内,因为用于攻击的多个基础设施都设在中国;而编写恶意软件所使用的也是中文工具和中文代码。"隐秘山猫"专为中国政府和国营企业工作。但报告表示,调查无法确定黑客的身份,也无法确认"隐秘山猫"是中国政府所属,还是解放军属下的单位、或是一个中国国防承包商。但电脑专家周世雨先生表示,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实力,正在大力发展包括电脑攻击在内的多种进攻性攻击能力:

"它这样做(大力发展黑客攻击能力)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的利益。他们有专门的组织,从学校的研究组织,到警察的网络队伍,它有这么一套系统的一套人马去做这些网络攻击的事情。中国对一些外国政府的网站还有一些外国媒体的网站,都进行过黑客攻击。有这么一些黑客高手,是经过国家专门培训出来的。中国在这方面投入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美国另一家电脑安全公司曼迪昂特,在今年2月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军方有一个秘密单位,对美国公司进行了数次网络间谍活动。报告显示,中国军方掌握全世界最活跃的一些网络骇客。但中国政府否定这个指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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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音符.政治.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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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政治.軟實力
Sep 19th 2013, 09:33, by JAS

邱立本

尋找制度建設與市場融合,優勢互補,邁向中華民族理想境界,唱出兩岸「明天會更好」。

音符突破政治。從蔣介石到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沒想到今天的兩岸關係發展,會是這樣戲劇化的「一唱泯恩仇」,在激光閃耀的舞台上,雙方的旋律如此水乳交融,改變了中國大陸,也改變了台灣。

中國大陸今天火爆的綜藝節目、選秀節目,都離不開台灣元素。那些大牌的評審、唱將、選手和主持人,越來越多來自台灣。羅大佑、齊秦、張惠妹、庾澄慶、辛曉琪、林志炫、王偉忠、陶晶瑩、楊宗緯、蕭敬騰、林育群等,不僅讓台灣的觀眾如數家珍,也讓大陸的觀眾共鳴不已。

其實這些節目的曲子,不管是誰唱的,起碼有一半是來自台灣的旋律,從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到辛曉琪的《味道》,都穿透兩岸的心靈圍牆,抵達神州大地的千家萬戶。

因而這些在中國大陸火爆的綜藝節目,開創了一則新的傳奇。它創造了數億觀眾的市場,也創造了巨額的利潤。對羅大佑、張惠妹等「大卡」來說,他們在台灣已是天王天后級,但只有站在中國大陸綜藝節目的舞台上,他們才有機會「試比天高」,享受上億觀眾的掌聲,也分享巨大的經濟利潤。

這樣的音符融合,也面對一些雜音。台灣不少輿論就對此現象提出批評,認為這些財大氣粗的節目,剝奪了台灣的演藝空間,也偷走了台灣觀眾的心。倒是大陸的觀眾,對台灣的演藝人員並不「見外」,他們在這些節目中變成了「哈台族」,覺得張惠妹、庾澄慶等都是「自己人」。唱的台灣歌曲,無論是袁惟仁(小胖老師)作曲作詞的《征服》,還是趙傳的《我是一隻小小鳥》,都覺得這是地道的中國當代流行歌曲,不會分什麼台灣和大陸。

正是這樣的文化氛圍,使兩岸在流行文化上出現「零距離」。每一個音符都像一個精靈,鑽進了那些解除了武裝的心扉,衝破了政治的藩籬,讓彼此都想知道多一點對方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

對台灣觀眾來說,他們就在這些綜藝節目中,驚嘆一個歌唱節目可以用三十八個攝影機來拍攝,可以請上龐大樂隊,展現中國上升的經濟和巨大的人口紅利。他們發現台灣不能自我封閉,而必須前進大陸,才能體現自己的價值,改變自己的命運。

對大陸的觀眾來說,他們目睹台灣演藝人員敏捷的反應和智慧,也對寶島產生無限的好奇。從音符開始,他們要了解台灣軟實力背後的一切。

這也聯繫他們在網上所了解的台灣政治,包括最近國民黨「馬王鬥」的過程,對於一個地方法院可以決定一個執政黨的黨籍之爭,展現司法的獨立與權力的制衡,都嚮往不已。

台灣的歌曲,大陸可以唱,台灣的歷史,大陸是否可以複製?「民國範兒」成為一種時髦,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甚至出現了「蔣經國情結」,認為這位專制獨裁的領袖,在死前開放黨禁與報禁,扭轉了台灣的命運;中國大陸是否也可以有這樣的機緣,出現「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這也許就是兩岸軟實力真正交匯的時刻,尋找制度的建設與市場的融合,截長補短、優勢互補,邁向中華民族的理想境界。這是兩岸的「同一首歌」,唱出「明天會更好」的希望。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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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牽制大陸 日本首召海洋國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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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制大陸 日本首召海洋國家會議
Sep 19th 2013, 09:28, by JAS

(中央社台北19日電)日本共同社今天報導,日本外務省昨天正式宣布,24日將在外務省召開首次海洋國家會議,以確認太平洋及印度洋海上交通的重要性,此外,還意在牽制試圖擴大海洋權的中國大陸。

瀕臨南海的菲律賓和越南、麻六甲海峽沿岸的印尼和馬來西亞等位於海上戰略要道的13個海洋國家代表都將與會。

會議主題為「支援新興海洋國家能力建設的研討會」,會期為3天。

會議內容包括完善相關法規,確保船舶航行自由及安全並加強技術合作等。日本也將提出支援措施,以協助提高與會國家海上保安能力,希望強化和與會國的關係。10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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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衣復恩救了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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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復恩救了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命
Sep 19th 2013, 05:37, by 明鏡雜誌


《名星》郭永凡



陸鏗稱衣復恩是"永遠的飛行員"。他評價衣復恩"他是勇士,是戰士,是騎士。他是空軍的男爵。"

用衣復恩自己的話來就:"我只會開飛機,不會別的。"陸鏗認為,"其實,他還會許多別的,但他的確是飛得最好,他一直是個飛行員……他的軟著陸,是經典,精彩絕倫。"

作為一個飛行員,衣復恩確是爐火純青,無懈可擊。

軟著陸是他的拿手,他不僅自己精於軟著陸,在他帶領下,空運大隊所有的飛行員都擅長軟著陸。他認為軟著陸是對一個飛行員的起碼要求,是最低限度的基本功。十年之後,我當了調度員,參加過多次訓練飛行,特別是起落訓練,我才知道軟著陸並非易事,有很多飛行員就一輩子也沒有學會,接地時跳一次是常見的,兩級跳、三級跳的也不少。

有一句廣告詞說:"我不是開汽車,而是玩汽車。"衣復恩開飛機也是這樣。C47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到他手裡,就像最熟練的車技演員騎自行車一樣得心應手,這時他真的和飛機融為一體。

他能夠讓C47像驅逐機一樣俯衝、拉升、低空急轉彎,這一切又都在C47的性能允許限度之內,而不是出於魯莽的冒險。

超低空飛行也是衣復恩的絕活。每當進入成都平原,飛機就急速的降低高度,幾乎擦著樹梢飛行,就像坐在高架列車上在原野上急馳,田野裡的牛羊會因受驚而四散奔跑,種地的農夫也都佇足仰望,這種對分寸感的掌握,確是無人能及。

他也是少數能夠直接穿越秦嶺的高手之一。秦嶺,像一堵牆壁橫檔在西安南面,它是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的分水嶺,最高峰太白山3767公尺,山脈距西安機場極近,幾乎一起飛就到山前。以C47的爬升速度很難飛越它,一般都是在機場上空盤旋幾圈,然後向南飛。但山間也有不少南北走向的峽谷,如果飛入峽谷再沿峽谷爬升到巡航高度,就可以避免在機場上空盤旋所浪費的時間和燃料消耗,只有非常熟練駕駛技巧的人才敢這樣做。在峽谷中飛行就像乘輪船穿越三峽一樣,從兩旁的舷窗望出去都是山坡密林,其感受真是美妙無比。

衣復恩不愧為"空中騎士",和他在一起飛行,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享受。

高超的技術還體現在緊急情況下的應變能力。1943年5月,他駕駛蔣介石專機由成都飛重慶,在重慶九龍坡機場降落,飛機已經放下襟翼和起落架,對正跑道著陸,忽然發現跑道上有一架同方向的飛機已經落地向前滑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果斷地收起襟翼和起落架,加大油門,拉起機頭從前面那架飛機的頂上飛過去,復飛繞場半周再落地。

http://palmer.blog.lc/wp-content/uploads/2011/03/0-11.jpg
蔣經國(左二) ,蔣介石(左三) ,衣復恩(右一)。

降落後才知道先著陸的那架飛機上坐的是蔣經國,他包的一架歐亞航空公司的C47從桂林飛重慶,由於衣復恩臨機應變,避免了兩機相撞的事故。造成這次意外的原因,顯然是塔台指揮出了問題,蔣介石當時很受驚嚇,起身向前問衣復恩"這是怎麼回事",衣據實作了回答。事後九龍坡航站站長和塔台值班員被捕下獄,中航總經理沈德燮被免職(九龍坡機場是軍民兩用機場,民航方面由中航負責)。機上的報務員王堃和(我這時已經轉入楊辛癸機組)後來談起當時情況確是驚險萬分,嚇出一身冷汗。如果真的撞上了,機毀人亡,那的確會像沈崇昆所說,中國現代史將會改寫。

由於這次措施得力,化險為夷,使蔣更加深了對衣復恩的信任。還有一次就是1945年底,他駕駛蔣介石專機由瀋陽飛北京,到達機場上空後,起落架放不下來,衣當時從容不迫,一面盤旋,一面查找原因,經過幾次緊急泵油,終於放下機輪,安全著陸,整個過程只有機組知道,他始終沒有驚動蔣,地面迎接的人群也不知道降落過程中發生的意外。

衣復恩常說:一個飛行人員,不光是在技術上要精益求精,除了飛行之外,還要精通一切與飛行有關的東西:比如氣象、天文、物理、聲、光、化、電,甚至開汽車……只有這樣才能在任何時候做到心中有數,遇到意外情況時能夠從容不迫。他這段話對我感觸頗深,那次在昆明遇險,如果不是他會開汽車,而且開得那麼熟練,在那種情況下,是很難逃出重圍,安全脫險的。

很多人都把衣復恩看作一個傳奇人物,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他作為一個平常人的一面。他從來不擺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和每一個人都相處得很好,他愛護集體的每一個成員,在生活上關心他們。他經常下伙房查看,親自安排膳食菜單。他的要求就是讓大家吃好、玩好、休息好。他總是會利用飛行中的空閒組織大家郊遊、野餐。記得44年夏天,借在迪化待機的空閒,他帶領我們去水磨溝野餐。水磨溝在迪化東郊,有一條小河流過,河邊是一大片白樺林,樹下綠草如茵,就地野餐,吃飽喝足之後,躺在草地上看藍天白雲,悠閒自在,放浪形骸一番。有時興之所至,他也會天南海北的和大家神聊一氣。(《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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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萧克将军口述澄清党史军史若干疑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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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将军口述澄清党史军史若干疑点难点
Sep 19th 2013, 05:32, by 明鏡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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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将军

       2008年10月24日,开国上将萧克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听到中央电视台播发的讣告,我立刻想起27年前随同他视察闽西时的情景,以及他对有关历史问题的口述记录。1981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萧克为协助中央有关部门了解有关历史问题,在福州军区副政委王直、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卢叨陪同下到龙岩地区视察。他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龙岩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当时我正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经过龙岩,龙岩地区副专员、地委宣传部部长蓝天和地区文化局局长张惟邀我随同,协助应答和采访有关历史问题。

  萧克在龙岩地区先后参观了龙岩、古田、上杭、才溪、长汀等纪念馆,召开了一些座谈会,回顾和阐述了有关历史问题。当时正值拨乱反正,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作出客观科学的结论。萧克将军是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教育家,一贯坚持"求真存实",强调"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倡导"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他在闽西沿途睹物思情,对有关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回顾评价有其独特的见解,十分珍贵。萧克将军离开闽西以后第三天,我把他的谈话记录整理成文。27年来,这份原始记录稿一直保存在我的资料夹里。现在将这份珍贵的口述历史记录重新整理,留作后人研究,并以此寄托对这位曾经在闽西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学者型将军的纪念。

  一、关于参加革命前后和南昌起义军在闽西

  在一些座谈会上,我们请萧克将军谈谈他参加革命前后的情况。

  萧克说:

  我在家里的名字叫萧克忠,后来入家乡湖南嘉禾县立甲种讲习师范读书时,我因在家祠里属"武"字辈,就改名为肖武毅,参加湘南起义时又改为萧克这个名字。那时的师范学校有三种,甲种读两年,乙种读一年,完全师范读五年。毛主席读的长沙第一师范就是完全师范,粟裕是在第二师范,第三师范就多了,黄克诚、蒋先云都是。

  我们嘉禾县原属桂阳州,桂阳州管4个县。我在师范照例读两年毕业,实际上读了两年半,因为校长为我们增加了一些课程,读心理学课程时,校长弄到一本南京高级师范教授廖世承翻译的美国斐各兰·多尔文写的一本很厚的《心理学》,结果延长了课程。校长看我接受能力好,又给了我一本严复翻译的英国《耶方师名学浅说》。这本书是用古文翻译的,很难读,说是伦理学的书,但《名说》又不完全是属于伦理学的。我虽也读完了这本书,也不一定就是读懂了。读完了师范,我于1926年1月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因路上耽搁,误了考期,就考入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这个教练所是士官训练。那时黄埔军校已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山舰事件后,我们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

  我是2月份入学的,过了一个多月,到4月份才正式开学。开学典礼时,邓演达还来讲了话,他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我们在7月份就毕业了,因为是军士,宪兵团的军士过多,分配不了。学校对我们说,你们愿意到别的部队去也可以,毕业文凭照发。毕业以后,我和几个同学先回到湖南家乡,住了十多天就去长沙。这时北伐军已占领了武汉,我就在长沙进了补充第五团当兵器员,团长是蒋先云。副团长傅维钰,他后来在上海淞沪战争时牺牲了。我们从长沙出发,经醴陵、高山,到了南昌,再向东去,经上饶、贵溪、义乌到金华。

  这时,我接到我堂兄弟从武汉来信,叫我去武汉,他在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我接信后就请了假去武汉第四军政治部,先在上饶坐信江的船到南昌,再坐火车到九江,在九江坐长江的船到武汉。到了武汉,我兄弟才告诉我,蒋介石是坏东西,你不要再回去了,去南京那边不好。不久,武汉方面就搞反蒋了,那时大约是1927年二三月份。3月份,我就转到了叶挺部队。那时第四军分编为两个军,即陈铭枢的十一军和李济琛的第四军。张发奎是第四军副军长,叶挺是第十一军三十五师副师长,我在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那时每个师辖三个团,二十五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

  我1927年3月入部队时当连指导员,那时的连长军衔一般要比指导员高一级。我还不是党员,我们连长是党员,我们的工作配合得很好。连长看我要求进步,就介绍我看《向导》、《共产主义ABC》。他知道我想加入共产党,就对我说,帮我去找党,但他没有告诉我他就是共产党。不久,他就介绍我入了党。

  1927年8月1日,萧克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以后,起义部队南下,从赣南瑞金转入闽西,9月上旬到中旬经长汀、上杭,然后继续南下粤东潮汕地区。我们请萧克将军谈一谈南昌起义部队在闽西时的情况。

  萧克说:

  南昌起义以后,我在抚州叶挺部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二营当四连连长,陶铸当六连连长。到了汀州改编部队,陶铸又调到二营去当副官。

  我那时只是个连长,每天行军走路。一路上还搞宣传,张贴标语、口号。政治保卫处在这一带路上打过土豪,那是李立三搞的,他是处长。我们经过一些村庄时,可以看到政治保卫处在村口插的牌子,上面写着本村某某是土豪,部队可以去挑谷子。但是由于弄到了谷子还要去砻成米,不方便,所以还是买米的多。战士们大多是农民出身,看到政治保卫处写的挑土豪的谷子不要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家都很兴奋。李立三在汀州时给我们做了个报告,会议是由阳翰笙主持,讲的内容是土地革命问题。在南昌起义时说过,对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没收其土地。李立三在汀州的会上说,广东来的农民讲,他们那里20亩以上的土地就要没收。他的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谭平山也讲了一次,讲的是具体政策,我们不懂,他在瑞金讲还是在汀州讲的,记不起了。

  我们在这一带经过时,南昌起义军的旗帜是土地革命,政治保卫处号召要打土豪,李立三在汀州亲自处决了4个大土豪。开审判会时,我们连派了代表去参加,代表们回来说,李处长在审判会上把桌子一拍,说把土豪拉出去枪毙。后来李立三有错误,但他在历史上还是有好处的,南昌起义时他是有功劳的,起义前他与张国焘作了斗争,也是有功劳的。张国焘主张暂时不要起义,要等待联合了张发奎再一起搞,李立三他们反对张国焘的主张。

  二、关于红四军首次入闽和有关历史人物事件

  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11日经瑞金首次入闽,3月14日击溃国民党军郭凤鸣旅,占领长汀。萧克将军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我们请他谈谈相关情况。

  萧克说:

  过去我们在闽西打过游击战争,我对闽西很有感情。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有两个原因。第一,闽西有好的干部,有好的群众基础。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等就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傅柏翠应当给他一个历史地位,他在历史上是做了好事的。第二,朱毛红军到闽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支很能作战的部队,能够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当时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形成,我们主要是执行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但现在反映的这段历史的材料中,很少见到这种介绍。在朱毛红军的初期,应当注意多反映党的六大精神所起的作用。

  那时我们称红四军为朱毛红军,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没有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红军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朱德的队伍是很能打仗的。为什么湘南起义可以那么快搞起来呢?就是因为有湘南特委,有地方武装,再加上朱德的部队,所以把许克祥的一个师打垮了。秋收起义部队的战斗力不行,其中主要是原武昌警卫团能打。如果没有这两支队伍的会师,井冈山不会有那么好的形势,因此提朱毛红军完全合乎事实。

  朱毛红军在1929年1月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打开汀州,这是中国革命由处于低潮开始回升的一个标志。当时正是蒋桂战争爆发,如果没有蒋桂战争,全国形势还不可能有大的发展,闽西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发展。

  我们第一次入闽时,敌人在背后追击。我们又不敢走大路,从瑞金与古城附近的虎头嘴往南面插。到了长汀四都,闽西的敌人郭凤鸣派出部队来打我们,我们以前没有与郭凤鸣打过,不知道他的实力。第二天他的部队与我们一接触,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抓了十几个俘虏。我们一审问俘虏,才知道他们的战斗力不行。当天晚上前委召开会议,研究了郭凤鸣的情况,决定打。3月14日,我们一下子把汀州打开了。到了汀州,我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了蒋桂战争打起来了。红军打下汀州和蒋桂战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开始回升。打汀州先后打了两仗。第一仗是在四都,把敌人冲垮了。打死他们几十个,俘虏十多人,他们的战斗力不强。第二仗打长岭寨,郭凤鸣也亲自出马了。这一仗最多大约消灭了敌人千把人。那时候打掉他千把人算是了不起了,是很大的胜仗了。郭凤鸣的部队是被我们打垮了,击溃了。我们陪同萧克将军参观了几个纪念馆,在参观过程中,他对陈列版面上有些人物和事件的文字表述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以下是11月29日他在参观龙岩县纪念馆(现龙岩博物馆)时的谈话。

  看完了"红四军三打龙岩的背景"部分以后,萧克说:"如果把广州农讲所也作为一个背景来讲,就应当反映一下彭湃,他是农讲所的首创者,前后六期,他至少担任了两届所长。他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是第一名,毛主席是第二名。他1922年开始搞农民运动,毛主席是1925年开始。东江的农民运动是最早的。"

  在毛泽东1931年摄的照片前,萧克说:"现在许多人画毛主席在红军时的形象都不戴帽子,其实那时都穿军装,记得我们在砻市会师时,就看到毛主席穿着军装,戴着军帽。"

  在红四军四言体布告前,萧克说:"红军在开始时叫做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以后就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的四言体布告,我们在当时都要背下来,而且常常把其中的字句拆开来定为每天的口令。比如问令是——平买.,回令是——平卖。"

  看了长岭寨战斗的说明文字,萧克说:还应当写上十一日打四都。打了四都一仗,才敢在十四日打长岭寨这一仗,所以应当讲打四都。你们说消灭他们2000多人是过多了一点,他一共才3000多人,在长汀的实际兵力才两个团。我们是把他击溃了,打散了。

  在看"一打龙岩"的陈列室时,萧克说:"一打龙岩记得是两个纵队参加了,一打下来就转到坎市了;三纵在后面,没有打,他们到了龙门以后也转往坎市了。我们是打下龙岩的当天下午去的,到了坎市还打了一仗。打龙岩时全军的兵力大约是3000另几十人,本来从井冈山下山时有3500多人,到了东固把伤病员留下来,就只有这么多了,一路上也没有什么扩大。那次行军从瑞金出发以后,一天要走90多华里,大概走了3天就到了小池。朱老总在小池主持开了会议,是在一个房子里开的,不是在野外吧。朱云卿也参加了,并且讲了话,他说地方党的秘密情报,与我们派出的侦察员的报告是一致的,敌情是很准确的。"

  在看了《罗瑞卿同志任红五十九团参谋长》的文字说明以后,萧克将军说:"罗瑞卿当时不是参谋长,是参谋,刚刚才从上海派来的。不要搞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要一打倒就什么都坏,一恢复就又样样都好。他当时就是参谋嘛!谁都知道傅柏翠是团长,四纵队是傅柏翠领导的。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上就说,搞历史不要唯上,唯权威,唯定论,搞历史是不能这样干的。我们当时都知道,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三个人是平列的。"在《白沙战斗示意图》前,萧克说:"对,这个仗打得好!第三次打龙岩时,毛主席没有到,他在后面。作战会议是朱老总主持的,由朱云卿具体部署。实际上,毛主席当时已有很多时间去搞地方工作了,打白沙就是由朱德指挥的。毛主席在指挥作战方面没有那么多经验,在井冈山时很多大仗都是朱老总指挥的。你们不知道这些,是因为后来只宣传毛主席一个人。这不准确,可以慢慢改正过来。"

  在说到红四军三打龙岩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时,萧克说:"我记得在七大召开前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但这封信现在找不到了。信的内容我大概还记得一些。当时有些同志主张建立军委,林彪的信上说朱德怎么不好。毛主席同意林彪这封信。我支队的党代表高静山对我说,林彪这封信不好。高静山是好同志,他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林彪的信上还说朱德是搞阴谋。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怎么能说是搞阴谋呢?"

  看到版面文字:"伍中豪同志,参加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暴动以后……"萧克说:"伍中豪是参加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不是湘南暴动的,你们这个写错了。他是比我们先上井冈山,在分兵活动时碰到了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他们互相介绍了情况。部队改编时,他任工农革命军三营营长,1928年10月当三十一团团长。三十一团团长原为朱云卿,朱调任军参谋长后由伍中豪接任。"

  看了介绍胡少海曾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文字说明后,萧克说:"胡少海没有到过黄埔。他的家里是大地主,兄弟都是土豪劣绅。他自己有十几条枪,是支绿林队伍,也搞打富济贫,但不是党员。他打仗有点经验,我们与他联系上了。他开始是工农革命军二团团长,后任红四军第三师师长,是一个好同志。他在家里排行老五,在湘南时他的弟弟老六带了四、五百条枪来打我们,胡少海也带着队伍与他们打,两兄弟各带一队对打了一阵。"

  在萧克早年的一张相片前,萧克说:"我这张照片自己也没有了,恐怕还是到了延安后照的。你们如果要把我的名字写上,还应当写上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他革命早,水平比我高。他后来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你们知不知道?他在1929年调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时,由粟裕接替他任我们支队的党代表。当时一纵队的序列是:纵队司令林彪,党代表熊寿祺,一支队长王良,党代表粟裕,二支队长萧克,党代表高静山。打下龙岩后,粟裕改任二支队党代表。"

  三、关于1929年红四军若干历史问题

  在陪同参观考察途中,我们就1929年红军在闽西活动的一些较为引人关注的问题请教萧克将军。11月29日下午,他同我们几个陪同人员专门开了个座谈会,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第一个问题,红四军到达东固以后,如何确定向闽西进军的?

  我们从井冈山出发时,就已经知道了李文林、方志敏在赣南和赣东北的情况,决定到赣南去展开游击战争。后来到了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合。那时只是在赣南游击,东面靠着武夷山,还没有确定要入闽。后来到闽西去是形势造成的。你看我们的行军路线就知道,部队走水南、白沙、招携、广昌、石城,是从东固的北面向南走的。当时我们到了东固以后,发现滇军朱培德的一个旅长张与仁来追我们。我们就向南走,到了瑞金壬田市。这时汀州的郭凤鸣的军队出来了,瑞金也有敌人。我们就从瑞金与古城之间的虎头嘴向南走,到了长汀四都,郭凤鸣来打我们。我们把他打垮了,摸清了他的实力不强,才决定攻打汀州。

  这里有个故事,当我们从石城到达黄柏圩时,发现后边追击的敌人回头走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等到打进汀州以后才知道,是蒋桂战争爆发了,张与仁旅才回去了。如果蒋桂战争不打起来,张与仁不回头,我们还不一定去打汀州。张与仁的部队是很能打仗的,他也认识朱老总。所以说我们进军闽西,是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军阀重开战,才能打开汀州。以后我们能重回赣南,三次入闽,都比较顺利,也是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

  第二个问题,中央二月来信对红四军有哪些不良影响?

  当时有个分兵问题。我们到达东固以后,全军分成3个纵队,准备分兵游击。曾计划陈毅带第一纵队,朱德是第二纵队,朱老总还打算改名为刘忠,毛主席去第三纵队。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认为军阀混战不一定会打起来。这个思想对红四军也有影响。后来蒋桂战争打起来,中央的这个思想也自然就没有什么影响了,这时也没有人要求分兵了。

  二月来信对红四军、七大也有可能有某些影响。七大上有的人主张朱、毛都去上海,有人说留朱不留毛,有人说留毛不留朱。我看这就是二月来信的影响。对八大有什么影响,就说不上。

  第三个问题,红四军七大的经过,如何评价这次会议?

  七大上争论的问题在新泉就已经讨论过了,而且还不止一次。关于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很多,还有留朱不留毛的问题,留毛不留朱的问题。当时林彪讲了一句话:"没有朱德这个军长我们也可以搞,没有毛泽东这个政治家我们也可以搞"。我们不赞成这句话。七大把毛主席排挤了,这是错误的。林彪那时是拥护毛主席的。

  讨论时什么意见都有,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陈毅是反对毛主席的,后来陈老总检讨也检讨不完。前年我写了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认为七大的争论不是什么路线斗争,因为双方都拿不出真正是说明路线斗争的问题。我在今年(1981年)8月18日中央党史委员会上也讲了这个问题。我认为研究党史不能唯上,唯权威,唯定论。这种研究方法是过去搞的,在"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在也还有。例如说江西富田事变是AB团搞的反革命事变;再如说把红四军"七大"的争论说成是路线斗争。我这篇发言将在明年第一期《近代史研究》上发表,除了有关肃反问题,都将发表。

  罗荣桓、陈毅同志过去也曾经讲过红四军"七大"路线斗争很激烈,那是过去讲的。如果今天还这样讲,那么请问双方的路线性观点是什么?是不是要在过去的十一次路线斗争以外再加一次路线斗争,成为十二次路线斗争?陈老总为了这个问题检讨也检讨不完,甚至连说他"篡军"这样的话也讲出来了。"七大"时选陈毅为前委书记,大家既然是大会的代表,就有权选举,选陈老总有什么不可以呢?陈老总也是好同志么!罗荣桓同志关于红四军"七大"有两次讲话,一次讲是路线斗争,一次就没有讲是路线。我在前年写的文章讲了点意见,我就不认为是路线斗争。当时有的同志主张要军委,有的主张不要军委,由前委直接管。这也谈不到路线斗争吧。当时的路线,是对党的"六大"决议路线赞成不赞成的问题。我们大家对于"六大"路线都是赞成的,"六大"规定的三大政策、十大政钢,大家都遵守的,没有什么争论。把红四军"七大"的争论说成是路线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说起的,从那时起就把它说成是路线斗争了。

  对于要不要军委的问题,井冈山时期就有了军委,也不见得不好。到闽西后又提出,还是保留军委,由前委主管地方,军委管军队。林彪说这是个阴谋,他在会上发言说,有了前委就行了,还要军委干什么?他当时给前委写了封信,提出了这个观点。

  第四个问题,关于红四军在上杭召开党的"八大"问题。

  红四军"八大"我记不得多少,讲不了。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说:"七大"、"八大"争议很厉害。我倒是记得"八大"时他与林彪争得蛮厉害。林彪为此给红四军军委连写了几封信,与熊寿祺的矛盾闹得好厉害。林彪说不干了,把我派到苏联去也可以,去上海也可以。朱德同志专门开了会,调解他们的矛盾。争论什么不记得了,记得是林彪与熊寿祺闹得很厉害。

  "八大"时是提出要毛主席回来,写了信去。毛主席回了信,把陈毅说了一顿,说得好厉害。"打倒陈毅主义"这句话倒不知道,但那封信把陈毅说得很厉害,我们看了都不满意。当时决定要叫他回来,再不回来要给他一个警告处分。我们认为他是不能这样对待陈毅的,陈毅到中央去把红四军的情况如实地汇报了,中央给四军的九月来信也是陈毅代为起草的。以前有人说,曾听陈毅说过,一定要到中央去要求把毛主席调开。但陈毅是对谁说过这个话呢?也说不清楚。

  毛主席后来回来了,是坐着担架回来的,贺子珍也病了。他回来后说:我那封信写得是不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大好,所以写了那样的信。他说我的身体还没有好,要继续休息。他既然认识了,也没有再处分他。

  他的那封回信,我还记得个大概,主要是针对陈毅的。前委收到信讨论过,说要他回来,否则要给他个警告处分。然后前委再给他写信,他就坐着担架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就给前委写信,承认那封信写得不对。

  第五个问题,红四军出击闽中和东江的背景,如何评价这两次行动?与红四军"七大"、"八大"有没有关系?

  红军出击闽中,要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考虑。这就是敌人发动的闽粤赣三省"会剿"。这个"会剿"从军队序列方面来看,福建的张贞师两个旅,即杨逢年旅与张汝劻旅;江西是金汉鼎的一个师;广东蒋光鼐派出了陈维远一个旅。敌人从3个方面向闽西苏区前进,杨逢年占领龙岩,张汝劻从南靖那边过来,陈维远占领了永定、湖雷,金汉鼎占领了长汀、河田。从敌人的这个序列、形势、"会剿"进行的情况,再加上有金汉鼎的统一指挥,已经形成了"会剿"的局面。当时我们还得到了刘和鼎师要开到福建来参加"会剿"的消息。

  前委研究如何打破敌人的"会剿",是根据当时形势来决定的。那时提出有两种打破敌人"会剿"的方式。那时候是提"打破",不叫"粉碎"。一种方式是在内线打,让敌人进来再打;另一种是跳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前委研究,决定从外线重点打击张贞部队,因为张贞部队比粤、赣两省的敌人都弱。打的结果是把张汝劻旅打垮了,杨逢年旅不得不退出龙岩,把"会剿"基本打破了。红军打下龙岩后休息了十多天,再打上杭,把上杭打下来,就把"会剿"根本打破了。

  对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把出击闽中叫做右倾机会主义,或者是说右倾逃跑;也有说是军事冒险主义,叫做冒进闽中。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因为打破了敌人的"会剿"吧!难道一定要在根据地内打才正确,到外面打就不正确?恐怕不能这样说。

  到外线打击敌人的例子过去也有,我们在井冈山会师后,敌人发动了"会剿"。江西的敌人第八十团、八十一团到了永新;湖南敌军吴尚部到了茶陵,也是从两个方面来。我们会师后,朱德带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从砻市出发,经过茨坪打黄坳,把黄坳敌人一个营打垮,再转向永新,接连打垮了敌人,占领了永新城。我们那时也没有一定要等敌人到了宁冈或龙源口才打吧!敌人第二次来打井冈山,杨池生带了4个团,有两个团到了永新,两个团到了烟江。我们第二十八团先把他们一个团打垮,然后一个急行军攻打永新,打垮了敌人七十九团,一直冲到永新城内。这也是一种打法。难道我们也一定要等到敌人到了宁冈、龙源口才打?第三次,敌人已经上到了新、老七溪岭,我们才回击,我看也可以。1929年1月,敌人对井冈山大围攻,我们感到敌人多,还是去赣南搞游击战好,就打出去了,由彭德怀、滕代远的部队留下来守山。那时我们如果一定要在井冈山,我们红军有5000人,宁冈县才4万人,我们吃什么?

  所以,我认为只要能打破敌人,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朱老总领着二、三纵队打闽中,打破了敌人的"会剿",结果是好的。难道能说这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吗?象这样的战例,红军本身就不少。

  二、三纵队出击闽中后,我们一纵队留在上杭兰家渡、丰稔市一带。我这个支队改名叫上杭县游击大队,我也可以算是大队长吧。一支队也同样改了名称。目的是隐蔽在根据地内,同敌人斗争。"文化大革命"中说一纵队留下来是林彪为了保卫毛主席。难道闽西几千名游击队员不能保卫毛主席?难道闽西根据地80万群众不能保卫毛主席?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一纵队留在闽西是根据军委的命令,我还看到过这个命令。如果他林彪敢于违抗军委命令而行动,不是向军委闹独立性吗?其实,他那时候也是要执行命令的,也是不敢违背军委命令的,那时候不要说你林彪违背命令我们会反对他,就是毛主席如果要违背,我们也是要对他提出批评的。

  从闽中回来后又打开上杭,士气很高呀!什么闽中山高、路险,卢兴邦又怎样啦,问题是我们打了胜仗,杨逢年也吓跑了,是敌人跑了,不是我们跑了嘛!有位同志对打破敌人三省"会剿"一字不提,说朱德带领红军到梅县去打了败仗,而且加了形容词,是"大败仗"。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批评意见,我说你为什么不说打破了敌人的三省"会剿"呢?

  红四军出击东江与"七大"、"八大"恐怕没有什么关系。出击东江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粤军陈济堂与桂军徐景唐混战,中央要我们到东江去;二是东江当时已经有相当基础的游击战争,丰顺、马图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从梅县到达马图时已是晚上8点了,部队要过一条河,当地群众在河边上举着火把为我们照明。

  打梅县打得不好,由于通讯联络不好,不知道敌情的变化。打梅县时敌人是个教导团。我印象敌人有炮兵部队,敌人打得很顽强,很会守房子。我们不能解决战斗,打不进去,打到下午四、五点钟就主动撤退了。这次战斗说是打败仗是可以,说大败仗就不符合事实了。如果说这次是打了大败仗,那么1930年二打长沙时打不进去而撤退,是不是也要说是第一、三军团打了个大败仗呢?我们打梅县时伤亡不过300人,最多400人,伤亡主要是参加攻城的第三、第一纵队,我那时代理一纵队参谋长,大体情况是知道的。

  后来说打梅县损失了好多好多,实际伤亡约近400人,其中亡的不怎么多。当时伤与亡的比例约四比一到三比一,如果伤亡400人,那么死亡数是100人左右。过去打仗不象现在的机枪子弹,打中就死,那时候的枪弹威力不大,有的中了几枪也死不了。朱云卿参谋长的家是梅县城里的资本家,打下梅县的第二天,他把家里的毛衣都搬到大街上分给战士们,堆得很多,但还没有发完敌人就打来了。当时撤退时是丢掉了一些东西,但也说不上是太大的损失吧。

  部队减员主要是打开上杭后扩大的新兵,这些人逃亡多,主要是吸收进来以后没有做好教育。但不要把这个损失看成是很大的损失,如果为了突出说明这次行动是个路线错误而夸大损失,是不必要的。一纵队由10个连减为7个连,二纵队的情况不清楚,三纵队没有什么损失,最多减少一个连,后来整编时三纵队也没有多少补充。以后有人说三纵队减为一个大队,这说得太严重了吧。如果三纵队只剩下一个大队,那么伍中豪那个纵队司令也没有什么好当了,当个连长去算了。

  第六个问题,1929年红四军在闽西七月分兵时,一纵队在上杭地区的活动情况?

  我那个支队是在蓝家渡、大地、丰稔市那一带地区,由于群众刚刚发动,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做群众工作,帮助他们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武装、建立政权,那时搞的政权是叫苏维埃还是革命委员会,已经记不准了。我们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就开到庐丰去了。当时快要收割稻子了,要搞分田,记得我们在大洋坝时,毛主席到永定去路过那里,他那时已经不是前委书记了,但还是我们的党代表。他在一天晚上对我们说,你们要赶快发动群众,搞分田,要赶快分下去,不要搞得太复杂。你们到村子里去调查二、三天就知道了,把地主的田分了,农民们只要得到一季的谷子,他们的情绪就稳定了。后来,我们在蓝家渡就照毛主席说的那样稿,虽然方法粗糙些,但影响很大,农民们都知道共产党好,是为人民利益办事的。

  我们有时候也同张鼎丞接头,记得有一次在蓝家渡一带开群众大会,张老也讲了话。大洋坝有个共产党员,叫什么名字记不起了,工作搞得很快,他家是地主,但他是个好同志,可以牺牲自己家庭的经济利益起来搞革命。

  把一纵队留在那一带地区,大的作用说不上,对发展巩固闽西根据地是起了点好作用的。敌人到了永定湖雷,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也无所作为了。根据地内还有一些反动民团。有一次邓子恢要我们去打民团,我们到了合溪,把敌人打走了,具体在什么地点记不得了。

  蓝家渡有支地方赤卫队,一百几十人,枪也有,土制的多些。我们在那里组织了贫农团,我们搞群众工作,要建立地方武装、贫农协会、红色政权,还要建党。丰稔市那一带也搞了起来。朱老总率领二、三纵队攻打上杭时,我们还在庐丰那一带。庐丰离上杭只有三四十里路,那天晚上听到响了一夜的枪声,天亮以后枪声停了,不久就听说打开了上杭城。攻打上杭城可以用"出奇制胜"个字来概括,只打了一个晚上就拿下来了。部队是从汀江边上爬上城的。打下上杭以后,我们还在庐丰一带做群众工作,我去过上杭几次。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向南开,到了武平象洞一带,然后再开到广东松源去。

  有的同志问我,红四军在"七大"以后的政治工作是不是削弱了?说红军的政治工作削弱,我很难具体说出来。但我觉得我们那时的政治工作做得也蛮积极的。可能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会有些影响,因为毛泽东、陈毅都已不在了,在具体工作上照顾不周是有可能的,是否要用"削弱"两个字可以考虑。如果说有,是相对的说,我脑子里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衡量。三纵队的政治工作比我们两个纵队要强一点。一纵队的政治工作我们自己都参加了,我感到那时的群众工作是加强了。毛主席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好的意见我们都听了。

  蒋伯英,《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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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我和“反标”案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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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反标"案
Sep 19th 2013, 05:34, by 明鏡雜誌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对当时的"敌情"有一个新的判断:"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记得为此自己曾着实高兴了好几天,因为我家庭成分"地主",社会关系复杂。为此14岁读高中时就因没饭吃、缺课多,被学校确定为有"反动思想",全校开展批判,团内留团察看处分。读大学时的"肃反"运动中,又因为对一同班同学的大字报,说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话,再次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到后来,"反右"运动检查三次才过关,并下放20年。

"文革"时期,我是所在单位被揪斗的第一人。这个政治身份格局,使我在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阵阵落不下。毛泽东曾指责周恩来距右派只有50米,其实冤枉。但对我而言,那时,谁一说"反动"、"反革命",我就会心惊胆战地感觉和自己近在咫尺。现在上峰终于说出反革命"不多了"的话,也许今后我的日子就会相对地好过一些,所以高兴。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和我同住一室的老王,因为当过几天国民党兵,思想负担很重,整宿睡不着。由于过度紧张,在清晨起床后的"早请示"中,就把"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读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把那在当时谁也不敢忘记的"忘记"忘记了。声音很高,别人都听到了,他本人却浑然不觉。好在同室的人没有"运动乐",大家谁也不提此事,他才幸免于难。但他错读的这句话,倒确确实实说出了我多年来内心深处的期冀。

上述我的自然情况,还使得我有个"偏得",即平日只要有了"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案,就自然首先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有时得惊动你,找去问问话,了解情况:一次,一个公安局的人到学校来找我,说要问我几个问题。"你前不久借阅过《新港》杂志?""是。""杂志在你手里共有多少天?""一周左右。因为没有什么好文章,翻了翻就还了。借还具体日期可查借阅登记"。"在此期间有没有人从你处转借?""没有。""就是说杂志一直就在你家。""是的。"问完就走了。因为不能打听,究竟怎么回事,至今不得而知,但这起"反标"案肯定与该期《新港》有关,凑巧的是正好这时我借了我们学校的这杂志。更多的时候是用比较隐晦的方法,比如为搜集我更多的笔迹,就以上级要检查作文批改情况为由,抱去我教的班级学生的作文本。

也是由于上述"政治格局",我待过的单位的领导,不乏一有机会就想甩掉我这个"政治包袱"的,所以我的工作调动,也就较为频繁。世间也真有祸福相倚的情况,我还真喜获过被"甩掉"的幸运。

那年,我刚从范镇中学调出不久,该校就发生了一起"反标"案。当局采取公安机关和群众破案相结合的方法。而群众破案的具体操作,是大会提名、票选"嫌疑人"。会上的提名、票选,当然事先都是经领导渗透了意图的。有人提名,无人反对,即确定"当选"。据说当时选出了五个人,都是家庭成分地富、有历史问题、亲属有被杀关管或过去运动中挨过批斗的。选出后,革命群众也分成五个小组,每组包围着一名当选者,拿来墨汁、废报纸,在群众监督下,命令当选者当场"挥毫",且必须迅速、自然地书写出领导口中念出的字句。然后全部交付领导,通过查对笔迹,据以找出"反标"书写者。

命令书写的内容,当然不会按"反标"原有的词序,但从让"嫌疑人"书写的文字,大体可以猜出"反标"的原文。那次让写的内容据说是:"打倒国民党、毛泽东思想万岁",那"反标"很有可能就是"国民党万岁"之类。

范镇中学的"反标"案,最后是由公安机关侦破的,案犯并非票选出来的五个人中的任何人。几年后我有事去该校所在地,当选者之一的李君向我详细介绍了那次群众破案的经过。他指着路边建筑工地上一个正在和水泥的人说:"就是那小子。特能装相,他就在我那组,一边还吆喝催我'快写'呢!因为他家贫农成分,坦白交代得好,除了按规矩被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外。政府只判了他两年。不久前才从劳改农场出来,现在建筑工地当临时工。"又说:"你小子走运,腿脚快,要是不调出,头一个被提名当选的就得是你。"

但这种"幸运"不可能总有,"文革"期间的一桩"反标"案,我就深陷其中,久久未得摆脱。

"清理阶级队伍"尚未完全结束,这时发生了一起"反标"案。因为破案都由"专政小组"操作,是绝对保密的,内容当然不知其详,但从追查中得知,案件涉及当时很常用的一种稿纸--"稿纸副页"。其特点是,额头隶体"稿纸副页"四个字,下面是若干横隔浪线,字和横隔浪线都是红色,左侧空白,右侧则连续竖排五六十个小红点。后来听人说才知道,这些"小红点"中隐藏着"大学问"。原来,各地印刷厂每次印制这"稿纸副页"时,那小红点的数目和排列都有所不同,公安部门可以此掌握该稿纸为何时、何地印制,为破案提供方便。果然,这次就派上了用场。

那是一次单位召开传达上级精神的会议,王兽医(当时我所在的耕读大学办有"兽医班")挨近我坐,他看大家都在笔记会议内容,自己空坐着,觉得不太好,就拿出钢笔,向我要张纸做笔记,我就随手从正做笔记的"稿纸副页"的后面扯了两张给他。几天后清查"反标"案,在向群众介绍案情、广泛搜集破案线索时,偏偏就涉及"稿纸副页",我作为"文革"中单位第一个被揪斗的人,王兽医就及时向专政小组检举了我。

专政小组几个人把我找去,单刀直入:"你使用过稿纸副页?"答:"是。"

"可不可以把那稿纸副页给我们一页?"答:"可以。"头头示意一名成员"陪同"我到宿舍取回一页稿纸副页。组长仔细查看了一番后,又与他文件夹里的一张核对,那页纸上有歪歪扭扭的两行字,那应该就是我撕给王兽医的那张。问话继续。"你这稿纸是哪来的?"答:"在学校教务处领的。""不可能。学校从来没有卖过这样的。"答:"我一辈子当教员,写字的纸是从来不用买的。""除了这样的以外,还有没有别样的?包括你家里的。""我爱人在二中,也可能是她从二中拿回来的。""二中我们查过了,没有你这一种。"我无言以对。"你回去认真回忆一下,有结果告诉我们。"我只好答应尽量照办。

一连好多天,怎么也想不出这稿纸的来源,专政小组问过几次了,由于毫无进展,他们有些不耐烦。我找到组长,说我是真无法提供这稿纸的来源了,案件的构成条件很多,办案不是得讲究"四脚落地"嘛,即方方面面都得对上号,"反标"案也一样,得作案条件都能对得上,才能定案。如果其他条件都和我吻合,稿纸来源一项就不用考虑了,那案犯就是我,专政机关怎么处理,我都毫无怨言。组长态度缓和下来,讲了一番每人都有义务帮助组织上侦破反标案的大道理,让我继续"协助"查找稿纸副页来源。

看来,交不出这稿纸来源,我是要永远背着这书写"反标"嫌疑的黑锅了。于是回家翻箱倒柜,查找"稿纸副页"。苍天不负苦心人,终于从妻子的书堆里翻出了一叠"稿纸副页",前几页是妻子笔迹抄写的每行长短不齐的×和○。 晚上妻子回来问其来源,她说"去年住院生茵儿时,同一产房的四商店的一位售货员织的毛衣花样挺好看,我就抄下来了"。原来这×和○,不是特务的联络密码,是织毛衣的正反针记录。"这稿纸哪儿来的?""当时我也没有带纸笔,都是她的。"看来,是我在回家时,为了抄写什么东西,顺手扯了几张妻子的稿纸副页。老天开眼,总算找到了。第二天,我向专政小组交上了妻子那一叠"稿纸副页"和那售货员的姓名、单位,这桩拖延了一个多月的"涉嫌反标"案件总算得以了结。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历练和"反标"案的"洗礼",尤其是"稿纸副页"案的持续追查,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当局心目中的位置,平日处事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处处留意,事事小心。尽可能主动把自己时时置于群众场合之中、监督之下,这样起码一旦出事,找证明人比较方便。比如,在阅览室或教室里看书报,一看人走得剩下一两个的时候,自己赶快离开,去人多的操场,或回几个人在的住宿处;再如午睡时,一看别人都起来离宿舍出外边了,自己也赶快穿鞋出屋。原因就在于"个人独处",多发的"反标"案一经发现,极易弄来"嫌疑人"那顶可怕的帽子。

中外历史都反复证明:老百姓要想具有真正的尊严,国家就必须首先具有真正的民主。否则,无论用多么绚丽的外衣遮盖,一切都是空谈。


王同策,《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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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1965-1966:中共缘何被各国共产党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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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966:中共缘何被各国共产党孤立?
Sep 19th 2013, 05:30, by 明鏡雜誌


   在1965年至1966年期间,在过去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中国的五个主要共产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党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的态度。这一时期,苏联对北越的影响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原来在非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在1965年10月1日企图发动政变之后,已名存实亡;1966年8月,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的可能使人联想到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联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更为圆滑和更为谨慎的态度;中国未能给予北越以有效的援助;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为了援助越南这一提议,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建议;中国提倡的"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被认为应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大屠杀负责;中国干预其他共产党的事务和支持组成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政党;中国被指称为干预亚非国家的内政--这种干预导致了中国同几个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及与印度尼西亚和加纳出现的紧张关系,还有对1965年9月印巴战争的干预。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66年1月5日的信件中,建议召开一个由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和亚洲共产党国家组成的会议,讨论对北越的援助协作的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2月12日拒绝了这一建议,它在答复中声称,将不参加"背信弃义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举行的任何会议。

  从1965年4月26日至5月11日,由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谢胡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宣称:"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其中心是苏共领导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永远不允许现代修正主义有任何喘息。"

  公报继续指出:"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叛徒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永远也不对他们表示任何心慈手软;必须全力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而且永远不接受他们'停止分裂活动的要求;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在我们自己和他们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永远不与他们'联合行动。'……很久以来,现代修正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和反对现代修主义的斗争是两种不可分割的任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原先在1966年1月1日声称:各国共产党既使不能重新建立思想上的一致,但也有必要"组成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越南问题上的一致的国际行动。"1966年3月,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进行了使中国共产党相信亚洲共产党人应该与苏联合作支持北越的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宫本显治率领代表团又访问了平壤,在那里,他与北朝鲜共产党一起发表了呼吁统一行动的联合声明。8月份,日本党公开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且在9月初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日本党在对苏联"修正主义"仍然表示遣责的同时,也强烈地抨击了中国政府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

  日本党的声明否定了中国党的论点:即苏联援助越南的目的就是使北越依赖于苏联,以致于使她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赞成无条件地同美国谈判。声明遣责中国反对联合行动是完全消极的态度。声明暗示,中国害怕对北越外援的增加可能导致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并且会危及中国自身的安全。日本党的声明还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类似于赫鲁晓夫所使用过的为苏联的消极态度辩护的观点:不过有关联合行动的所有协定必须是有条件的:即苏联应保证"最大限度地增加对越南的武器援助,对越南的积极援助直到最后,不允许欺骗他们的期望以及绝对禁止苏联单独与美国进行秘密交易。"声明指出苏联领导人已被划分为赞成对越南问题妥协解决的"修正主义者"和"反修正主义者"。声明提倡,外国共产党在促进苏联党内"反修正主义"政策发展的同时,应当继续进行反对他们"修正主义"的斗争。

  据说1966年8月4日,日本共产党已经命令其党员从党的地方总部去掉了毛泽东的画像,从共产党的书店里收回了所有中国的书籍,不经允许不准访华和不准收听北京广播电台。9月8日,五名党的官员因违抗上述命令而被开除。日本党政策的变化部分歧因于自身力量的日益增大,这使日本党更加不依赖于中国党的支持。自1959年的以来,日本共产党党员从4500人增加到195000人,而且日本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成员从4000人增加到200000人,与此同时。党报《赤旗报》的发行超过了100万册。

  1966年8月12日,北朝鲜共产党也发表了声明,坚决拥护对越南的联合行动,并且肯定了自己在苏中两党问题上的独立性。声明指责中国党通过暗示企图把自己的理论和方针强加给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声明宣称不允许一个大党对"一个小党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施加压力。所有共产党人可以独自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声明进而指出:"没有特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家"(这里明显是涉及中国自称的"毛泽东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一个党的指导理论,只有在该国范围内具有价值",而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党,因为各国党的需要不同。因此,每一个党都必须不受外来干预地独立决定它是否应当信奉另一党的经验,决不能"按照他人谱写的乐曲跳舞",或者在"思想上被任何人所束缚。"

  1966年9月18日,《真理报》转载了北朝鲜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在措词上攻击"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显而易见,攻击的矛头是攻击中国党的。文章指出,"托洛茨基主义者"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坚持认为,共产党国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诽谤苏联;他们拒绝把和平斗争方式与军事斗争方式结合起来,而只主张"疯狂的反抗。"

  1966年6月,周恩来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之行(他与罗马尼亚领导未能达成协议)和后来阿尔巴尼亚对实行中立政策的各个共产党的攻击,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党的孤立。

  共识网书摘, 摘自彼得·琼斯、西安·凯维尔著,郭学德、朱耀先、黄飚译:《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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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国崛起的轨迹:想象的与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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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轨迹:想象的与真实的
Sep 19th 2013, 05:28, by 明鏡雜誌



  关于中国的发展可能给世界带来很多问题的讨论非常之多,反过来想的也不在少数,认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希望或机会。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好像全世界都陷入困境,惟有中国一枝独秀。因此,近代以来一直比较边缘化的一个看法——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逐渐成为主流。

  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今天许多人并不知道一个真实的近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近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不像后来讲的那么复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走向世界。西方世界东来是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西方的面貌,也给中国带来非常强烈的刺激,导致产生了很不一样的社会状态。

  中西文明的接触并不必然导致冲突

  "五四"前后,梁漱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系统,假如不是西方的变化,不是工业革命,不是大航路的开辟,中国与西方不会接头,中国文明完全有可能长此终古,静静地温馨地发展下去,可以发展得更精致。梁漱溟的这个判断是对的,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确实都是西方势力东来引发的。

  西方势力东来的背景就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得西方社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一定会向外寻找市场。恰恰在这个时候,地理大发现、蒸汽技术的发明、新航路的开辟,几个很重要的因素聚集到一起,使得西方寻找到中国这样一个保持着纯粹农业文明的市场,很自然地将中国卷入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使之成为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中西两种伟大的文明,就在这个时候走到了一起。

  中西文明的接触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两种文明在接触的最初阶段并不是敌对关系。研究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交往的过程,我们很容易发现东方文明接触西方文明后并没有多少尴尬或不适应,就像几百年前中国人面对佛教文化,或更早时候黄河流域的中国人面对蛮夷文化、岭南文化一样,没有障碍。儒家的教导是"一事不知以为耻",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或"不会"对中国文明来说,都不是问题。"不知"、"不会"、"没有",都不要紧,学习就是了,引进就是了,补充进来就行了。这就是中西文明接触之初的真实情形。

  从文献上看,中西文明最早的接触是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促成的。按照一般规律,历史发生得比文献记录要早些。如果去了解东南沿海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当时中国人用仿造手段模仿英国纺织产业,就会发现中西之间的交往应该提前到徐光启、利玛窦之前很多年。

  我们过去不太容易理解明代中晚期的思想异端,因为单纯从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看,无论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如何异端,都很难发生黄宗羲的"非君"思想,李贽的个性主义、女性解放、男女平权,更不太可能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生顾炎武的地方自治思想。这些思想与传统相比,无疑具有异端性格,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思想源头。其实,仔细排比明代中晚期相关史料,就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大约都与西学东渐有关,与中国人在公海,在域外的交往有关,因为有些思想未必真正进入了中土。这些思想不会是无端发生,不会是无源之本,一定有其思想的源头。

  在明代中晚期中西交流中,最主要的肯定是贸易。贸易的交往是西方势力东来的主要目标,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精致的农业文明,但是,农业文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因此,明代中晚期的中国农业社会面对西方过量进入的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根本无法吸纳,对于最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来说,简直就是不需要。于是,中外之间合法贸易渠道非常少,而非法的贸易管道渐渐形成,越发兴盛。这个非法却兴盛的贸易管道,多少年来一直被解读为倭寇,倭寇实际上做的就是中西之间的贸易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

  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接触的历史表明,中国面对西方并不自卑,也没有惊慌,中国文明只是在已有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做加法,增加一个工业的或商业的文明而已。中国人不会走向一种例外,一定会面对西方慢慢改造自己,就像过去几百年面对印度佛教改变自己一样。

  大清皇帝为何拒绝通商

  然而,中西之间的这种文明交流并没有持续下去,明清易代,打断了中西文明交流。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洲人来自周边,这个族群与中原文明接触的时间还很短,在文明的程度上,还处在尚待汉化,或者说有待接纳华夏文明,有待"以夏化夷"的时期。从中国文明过去几千年、几万年不断扩大自己文明边疆的历史来看,周边族群不断加盟、内卷、内化,其实就是认同中国的主流文明,放弃非主流文明的过程。假如不是明清易代突然发生,地处周边的满洲人也一定会和其他周边族群一样,在与中原文明长期交往中内卷、内化,进而加盟。

  相对于中原文明,满洲人的文明形态自然落后,而且由于满洲人的人口总数没有办法与中原帝国已有人口总数比,满洲人虽然建立了对中原帝国的政治统治,但其内心的恐慌、不自信自然难免。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自己的汉化,是巩固自己这样一个不太强大的族群对一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统治。

  现实的政治压力使满洲政治统治者无法兼及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明代中晚期开始的中西文明交流在清代前中期确实中断了上百年时间,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在纯粹的精神文明领域,中国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一个所谓的乾嘉时代,在中西贸易交往上,非法的贸易日益严重,使得合法的贸易问题多多。对于中国来说,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对英国人来说,继续下去几乎毫无可能,巨大的贸易逆差无法支持贸易的顺当进行。

  当时所谓中西贸易其实就是中英之间的贸易。英国人替世界做着整个中国的生意,中国人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已经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欧洲上层社会的下午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物品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

  西方在英国商人的开发、培育下,已经能够大幅度吸纳中国物品,但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对西方工业品的冷漠,尤其是中国人缺乏消费能力和消费冲动,都让英国商人毫无办法。

  为了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必须将中国市场向西方开放,必须允许英国资本进入中国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提升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刺激中国人的消费冲动。过去三十年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这样干的,近代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乾隆大帝当政的年代,中国政府就是不允许英国商人进入中国,不允许英国资本去开发、培育中国的市场。

  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与中国商量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相互要求、允许进入对方首都设立公使馆,允许商业资本自由进入开发市场,培育市场,进而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让中英贸易健康发展。

  两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后,不会再怀疑英国政府和资本的诚意。如果那个时候和平地解决了贸易失衡,扩大进口,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养成人民新的消费习惯,那么中国应该提前两百年步入现代社会,可以避免那么多的挫折,中国完全可以在和平的轨道上与世界一致。

  然而遗憾的是,乾隆皇帝就是很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他的理由很简单,你们英国人的那些东西,我中华帝国都有,不需要。乾隆大帝有什么依据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说英国的东西中国都有,不需要?

  答案在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传统中国,即前工业时代的农业中国,是一个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阶层是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人数始终不多;商人阶层也不大,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政府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资本受到遏制;至于手工业者,这个阶层人数不少,但他们自生自灭,也不在政府考虑范围内;最后一个阶层是农民,不过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地位最低,他们是自然经济的创造者,也是享用者,他们不需要工业品,他们的一切用物都来自农业,他们以最低的生活方式苟且地活着,一代又一代。

  时至今日,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依然是"扩大内需"。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府,一直在做着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普遍做过的梦:一个庞大的帝国,数亿人口,假如每个中国人穿一双袜子,那么英国纺织资本家就一定发大财。这个梦已经做了几百年了,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没有根本提升,消费习惯没有真正养成,消费冲动更没有激活。今天的中国人爱存钱,不屑于消费,其实不是中国人不习惯,而是一个等级的中国,将下层永远约束在下层。等级的消费使乾隆大帝非常坦然地告诉马戛尔尼,你们英国的那些工业品,乃至一切新鲜好玩的玩意,我大清的宫里都有,所以我大清不需要更多的。这才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真正原因,与文明的冲突,与入乡随俗、三跪九叩的大礼无关,只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有关联。

  看看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世界名苑圆明园,可知乾隆大帝所言不虚,宫中对西洋一切好玩的玩意早都及时采购了,更多的也就不需要了。乾隆大帝的概念中,当然没有考虑到农工两个阶级,因为在皇上的意识深处,农工这两个阶级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有闲有钱阶级的玩意。所以,马戛尔尼试图通过扩大通商解决贸易失衡的思路,被乾隆大帝四两拨千斤予以化解了。

  乾隆大帝轻松拒绝了马戛尔尼建交、扩大通商的建议,不愿就中英之间贸易失衡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讨论。乾隆大帝和那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你们欧洲人看上了中国的东西,进口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有买有卖,公平合理,至于失衡,与中国没有关系。很显然,那时中国人没有国际贸易的观念,不知道贸易失衡并不是单方面受害,而是影响正常的贸易,贸易顺差不是越大越好,顺差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问题。

  开放还是抵抗?大清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自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不法商人找到了鸦片去抵消贸易失衡,这被马克思称为"罪恶的鸦片贸易"。不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毕竟也是贸易。鸦片很快将失衡的贸易拉平了,到了1830年代,鸦片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财政,甚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究竟能不能接纳西方的工业品,能不能把中国市场开放出来。

  从整个历史过程看,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面对西方资本冲击时采取了武装抵抗。日本面对西方资本,起初也抵抗,但很快就放弃,打开了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

  1840年代,中国在鸦片贸易已经成为灾难的时候,毅然选择了抵抗,目标是要把外国资本继续拒之门外。然而,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中国告饶不打了,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开放五个口岸,改变先前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让外国资本通过这五个通商口岸,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

  《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中国走上世界的开始,并不是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不是赔款,不是割让香港,而是五口通商。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而且是由外国资本开发、管理的特区。

  短短二十年,五个特区带给古老中国近代的气息,西方的工业品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西方的文化也越来越让一部分中国人着迷。二十年后,中国在西方压力和自身发展需求下,不得不踏上现代化之路,对外放得更开,在中体西用口号下开始名正言顺学西方,这就是"洋务新政",也是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

  中国在1860年开始新的开放,当然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但是通过这次扩大开放,中国与西方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外国公使终于可以常驻北京,中国也按照对等的原则开始向西方各大国派遣外交使节。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近,中国渐渐成为世界的一个当然部分。

  在"洋务新政"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总体而言是健康的,中国埋头苦干,默默发展。中国那时之所以强调"中体西用",主要是不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想走上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路,不想重演西方近代的丛林故事。另一方面,"洋务新政"与传统旧体制也渐行渐远,尽管清政府不断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不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洋务新政"三十多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对中学、西学的比例随时在调整,西学的比例不断扩大,中学的比例逐渐收缩。假如不发生意外,假如中国不在1894年卷入那场战争,相信再有二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也应该能够轻松转型,构建与东西洋各国比较接近的社会,应该能够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君主立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中国一定会赶上去。

  "洋务新政"是想走出一条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间主义路线,这个路线应该说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和巨大变化。到了18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基本建立起来了。那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最强,世界的前几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比例都在增加。按照这个道路再走二十年,中国的面貌一定不一样,中国的政治架构也会随着经济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治出了问题。1894年中国不幸陷入有关朝鲜前途的战争,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结束了,"中体西用"的中间主义路线也被发现问题很多。中国在一夜之间几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不再延续先前的"洋务新政",而是很自然地转身向东,追随日本明治维新,进入中国自己的"维新时代"了。

  中国必须向世界潮流看齐

  1895年开始的维新运动当然是中国人的重要觉醒,《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无限制的进入,也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大幅度拉小。过去几十年没有办法修筑的铁路很快开工了,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也在外国资本主导下开采出来,造福社会。这都是中国的进步,是中国在向世界靠拢,也是世界进一步进入中国。当然,大规模的开发也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稍后出现的义和拳、大刀会等,其实都与这个时期的急剧发展有关。流民的大量出现衍生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又被统治阶层中的野心家利用,到了1900年,一场巨大的排外运动突然爆发,并导致第二年的《辛丑条约》。

  按照革命史观的解读,《辛丑条约》是中国社会继续沉沦的谷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低点。其实,如果从现代化史的视角去观察,可以看到1901年的新政与这个条约有关。中国必须与世界一致,必须进行政治改造,是《辛丑条约》所蕴含的国际共识。中国不仅通过这个条约避免了被瓜分,而且实际上通过与这个条约相关联的门户开放政策保住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国的面貌经过那几年的折腾有了巨大改变,稍后的新政、司法改革、预备立宪,都表明中国在通往宪政的路上迈着大步,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急剧收缩。

  进入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新政,尤其是稍后的宪政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希望,中国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蹉跎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比较正确的轨道。1906年,清廷宣布政治改革路线图和逐年要完成的目标、任务。1908年,清廷发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划时代大事件,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现在对这个事件严重低估。

  从后来的宪政理念看,《钦定宪法大纲》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皇权依然至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统治者终于同意将皇权置放于宪法的框架里,这是传统帝制时代想都不敢想的事。

  然而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的权力中心在失去了这两位极富权威的政治领导人之后,改革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特别是,随着朝鲜被日本吞并,中国外交面临新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立宪党人发动提前实现宪政的运动。弱势的摄政王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就使慈禧太后、光绪帝规划的宪政路线图进入加速实现的阶段。

  宪政加速,打乱了先前的路线图和步骤,但这都不是主要的。按照调整过的计划,清廷应该在1911年春天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然而就在此时宪政改革出了大问题。清廷宣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名来自皇族、贵族,这不能不引起立宪党人的极大不满。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假如清廷在各方压力下改组内阁,调整阁员,立宪党人的不满也就是一阵风,就像现在宪政各国不断倒阁、改组政府,并没有引起政治风波一样。然而,摄政王却不这样看。摄政王认为,第一,根据《钦定宪法大纲》,任命百官是皇帝的权力;第二,施行了宪政,就意味着"平满汉之界",更意味着不再有什么皇族或贵族,将来只有皇室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其他的皇族、贵族,与一般百姓无异。在这种情形下,皇族、贵族的参政权也应该获得保护。

  今天不能说摄政王的想法毫无道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皇族、贵族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贡献巨大,此次获得内阁任命,并不全凭借他们的出身,更多的还是他们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以及过去若干年的政治立场和能力。

  "不妥协"将大清送进了历史

  但是当时没有人会这样冷静地思考。第一届内阁上台后宣布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又在经济上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立宪党人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危机交相辉映,从1911年春天闹到秋天,全国不得安宁,但清廷自认在两个问题上都没有错,也不愿意让步,不愿意妥协。

  清廷的不妥协终于引发了新军将领不满,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哗变,清廷依然没有觉醒。紧接着,湖南、山西、江西、云南等各省新军响应,假如清廷在这个时候宣布废黜这一届政府,另组政府,相信大局在那个月还不至于糜烂。只是清廷主政者太顽固了,他们依然不接受各省新军的哗变,并且相信各省新军闹不出什么名堂,清廷自信中央军安如泰山,没有问题。

  所谓中央军,就是袁世凯受命训练的北洋六镇,这些新军拥有现代化的装备,也具有现代宪政理想,在政治上支持朝廷的宪政改革,但他们并没有完成国家化、专业化。所以,清廷对中央军的自信太过盲目,武昌起义仅仅二十天,驻守在滦州的中央军就起而响应,通电要求朝廷遵守宪政承诺,重回宪政轨道。

  中央军发难使问题简单化,朝廷很快下诏罪己,宣布废黜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或因这个宣布而消解。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宪政轨道上继续前行。

  然而在随后几个月,在政治改革进入最关键的时候,满洲贵族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不愿让步。于是半年多的动荡,两个月的冲突,最终将清朝送进了历史。帝制终结,走向共和,中华民国无意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民国的建立:大国复兴的契机

  如果仔细分析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运作方式,应该承认,在1912年之后直至1928年,所谓的"中华民国"其实接续了1901年新政、1906年宪政,是国体变更,政权转移,因此"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架构、司法体制,都是沿着1906年的宪政路径接着走。中国的复兴和大国崛起并没有因为国体变更而中断,相反,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民国前半程,中国政治有很多混乱,但中国政府很侥幸地抓住了一些机会。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就很侥幸地在最后时刻参战成为战胜国,这为中国重回世界中心,解决原来发展中遗留的问题提供了前提。中国外交最风光、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这一段。

  继续往下走,走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过去所没有的党国体制建构起来了,这显然比民国的前半程要落后。

  不过,蒋介石毕竟是孙中山的学生,毕竟具有民主宪政的想法,愿意坚守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因而中国在蒋介石统治的那些年,尽管有许多问题,但在政治上,在大国复兴、崛起上,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外史家公认的"黄金十年"。中国资本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在这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果没有这十年的发展,中国就没有办法在1937年与日本开战,即便勉强开战,结局也不会太好。

  十年发展为中国赢得了机会,十年过去了,其实也意味着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当抗战爆发时,国民党之外的所有人几乎一致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抗战。这是当时各党各派的共识,也很快被蒋介石、国民党所接受,很快成立国民参政会。几年之后,尽管战争还在进行,不论在大后方,还是在根据地,一场规模空前的宪政运动全面展开,极大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中国政治发展极端重要。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不仅在战场上有了不一样的装备、气势,更重要的,中国人的国际意识、世界意识在那短短几年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到了1945年,中国被美国拉进世界四强,成为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那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尽管还很穷,但中国人的心与世界贴得最近。中国在不知不觉中重回世界中心,终于实现了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和复兴。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最真实的崛起过程。

  中国的崛起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今天谈论最多的世界人权问题、普世价值问题,说到底,都是中国给世界的贡献。是中国将孔子的理想、儒家的道理,"强加给"了世界。假如不是中国外交官张彭春将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教导加入《世界人权宣言》,那么这个宣言在"人人平等"这个问题的表达上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大国崛起到1945年,有没有像今天一样想象中国再崛起的障碍呢?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有没有强调中国特殊性,或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不一样,中国必须另外走出一条新路呢?中国那时不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格外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尽管认为中国的民主道路可能会走出自己的特色,但不可能重构一个与西方不一样不兼容的政治制度。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的主流想法就是与世界一致,就是让世界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怎样评估1949年之后的历史

  然而,二战结束后,世界不幸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内战后,构建了一个苏联式的国家体制。过去百年从来反对的全盘西化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轻松实现,只是这个西化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化,而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化。

  怎样评估1949年之后的历史?现在可能还看不清楚,但是即便从官方观点看,1949~1976这几十年,中国在阶级斗争理论误导下,一直没有找到发展方向。三十年尽管有某些自然增长,但与同时代的世界相比,与战败国日本、德国相比,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几十年的中国不是大国崛起,不是文明复兴,而是一个大国二度衰落的历史。中国人的价值观到了1976年,与世界完全脱节,中国维持的一些所谓"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小朋友,都是世界的边缘国家,中国从未有过如此孤立和孤独。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至1978年,中国明确提出改革开放,重新踏上复兴之路、崛起之路。这是事实,短短三十年,中国确实实现了经济富强的理想,重回世界经济的中心。这都是值得夸耀的成绩,是复兴的应有之义。这三十年,中国在邓小平抬手释放一下社会空间之后,慢慢地在向常态社会回归。

  今天讲一个大国崛起,还是应该将近代中国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时段去讲,弄清现在所说的"复兴"只是一个初级目标,中国的全面复兴和大国崛起,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不仅要有经济的增长,还要有真诚的世界意识,要将自己的发展纳入世界一体化的体制中去考虑。中国只有重建与世界一致的意识,才能真正重回世界中心,引领世界,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3期(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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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俊山送徐才厚12缸奔馳,車裡裝百多公斤黃金
Sep 19th 2013, 05:20, by 明鏡雜誌


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16)


《調查》記者 高伐林 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習近平有政治家的成分

旁聽者:提幾個問題:
中國當官的不是自己要當,是被當官。那麼,他們為什麼要當呢?中國道德,信譽的重建,要付出代價,代價誰來付?如果說要對子孫後代負責,那麼基督教是否是一個希望?

鄭國巍:第一個問題:為什麼當官?我認為,政治家與官僚,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角色。政治家必須是要自願:我要做。官僚不同,是個職業。我們現在將這兩者混為一談了。這兩者本來應該是對立面,二者博弈,政治家可以制約官僚,但是因為打天下的政治家都死了,就剩了官僚。現在只能用官僚治官僚。這也是我對馮勝平"黨主立憲"的一個批評:沒有提這個關係,現在黨只是官僚群體,根本不是政治家的集體啊。

旁聽者:我再追問一句:習近平也是官僚,他坐這個官位是為什麼?

鄭國巍:應該說,習近平有政治家的成分。他從一開始,就不是從官僚的晉升體系爬上來的,是按照中共的內部安排,一家一個這麽上來的。我聽到一個故事,當然也可能是笑話了:薄熙來等太子黨在西山見到江澤民,他們本來心裡看不起江澤民,見了面,總還是要說"江伯伯好"。江澤民為了表達對這些"太子黨"的認可,回了一句大家覺得不可思議的話:"一家一個,一家一個!"——非常滑稽!

習近平、薄熙來,這些人,不是官僚,而是一種政治貴族階層的安排、權力的繼承,不過,跟政治家也不一樣。現代政治遊戲的基本元素,沒有這個東西。

至於說誰來付信譽透支的代價,少數人掌握了巨額的財產,現在這種財產,與傳統的財產是有很大的區別的,例如溫家寶家族有幾十億美元的財富,大家都知道,他們子孫多少代也是花不完的。但誰也不會想,我把你剝奪了就解決問題了。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他投資了幾千萬買原始股,股價翻了幾十倍,但是很難說這個過程中究竟什麼是非法的,他的違法收入到底有多大。當然,溫家寶家族拿到這麼多錢,也使用了不正當的手段,包括偽造身份證。

有一次,有人問中紀委的人,溫家寶這件事究竟怎麼辦?《紐約時報》報導了,中紀委不能一動不動吧?但按照法律,這究竟應該怎麼動?是否能坐實溫家寶家族確實擁有這麼多財富?這哥們兒就說,能不能跟溫家商量:你溫家要把最初的六千萬拿回去,至於後來賺了多少,歸公了,中央不再追究了。但是溫家捨命不捨財,說"那幹嘛呀"?

所以這個問題不像我們"打土豪分田地"那麼簡單。這就需要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種種舉措。能不能把處理這筆財產的過程與重建社會、實現自治結合起來?

馮勝平:溫家寶家族花了六千萬去買這個原始股,這裡的問題是,他沒有資格去買,這是內部交易的違法行為。《紐約時報》的記者張大衛後來又出來一篇文章,說戴相龍與溫家寶家族是同一天買的這個股票,這要在美國,當然絕對是違法。

鄭國巍:這些東西,不可能用絕對的司法,也不可能用絕對的政治來解決。要設計一套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旁聽者:1979年,陳希同的兒子要走後門去我父親的單位做事,因為那個單位福利好。但到1989年,他不會去了。到1999年、到現在,溫家寶的兒子不會去搞分房子這些事了,他要開公司賺大錢。基本的遊戲規則沒有改,不過是以前開會發個包,現在呢,發的這個包裡會塞滿東西。




徐才厚也是大老虎?


鄭國巍:是啊!現在當然更蠍虎了:谷俊山送給徐才厚一輛12缸奔馳,車裡裝了一百多公斤黃金。

你說到基督教,我發現中國農村,例如像浙江,基督徒家庭教會有很大的進展,能夠蓋規模相當大的教堂。(旁聽者:他們願意不要回饋、不計代價地做一些有益於社會的事情?)對,共產黨對基督教實際上已經掃清了所有障礙。

未來的秩序是需要創造的。怎麼創造,就是很大的問題。怎樣用貪腐的巨大資產,來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例如,是否能够藉此機會建立陪審團的機制?這是可能的。(《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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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毛澤東讓葉群當政治局委員,林葉關係開始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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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毛澤東讓葉群當政治局委員,林葉關係開始複雜
Sep 19th 2013, 05:11,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舒雲 專稿


葉群只有小事敢騙林彪?

余 汝信對葉群的"騙"是這樣解釋的:"作為'林辦'主任,葉群為林彪應付外間(界)的方方面面。葉群的心態,是林彪不要操那麼多心,有些既非原則又不那麼要 緊的事,就不告訴林彪,情有可原,那不是什麼'騙',何況一般地說,所有'首長'的老婆,都是會給丈夫擋事的。此外,有知情者稱,葉群對林彪身體方面的照 料,也是細心周到的。"余汝信認為葉群與林彪"榮辱與共,政治上是一體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是林、葉關係的基本點。林彪、葉群家事中無關大局的磕磕碰 碰,遠不能置換這個政治上的基本點。""因此不存在葉群欺騙之說。"

余汝信把林彪在台上的"九年"一貫制了。林彪從 1959年起主持軍委工作,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止,這九年多時間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分為兩段。以最初幾年林葉關係類推這九年的林葉關係,就以偏 概全了。余汝信說的"林葉一體",應該截止到1965年上海會議前。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經常下部隊調查研究。但自從1962年林彪累病了以後,毛澤東 把軍委日常工作交給賀龍,林彪退居"二線",這一段時間林彪曾讓葉群替他下部隊搜集過材料。這時候,確如余汝信所說"林葉一體"。



林彪、葉群夫婦。

"文 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和葉群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而余汝信僅舉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兩個例子,並不能說明"文化大革命"中的林葉關係。林豆豆說"葉群騙林 彪",是特指"文化大革命"。隨著林彪地位上升,葉群這個"林辦"主任也被毛澤東提名為政治局委員,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加上毛澤東插在中間,林葉關係就 開始複雜了。

這一段如穩定軍隊,打壓軍內造反派,保護老帥,在廬山上反張春橋等,林彪、葉群在政治上還是一致的。葉 群不會傷害林彪,因為傷害林彪就是傷害她自己。但是,不傷害林彪與不欺騙林彪能完全劃等號嗎?葉群對林彪身體方面的照顧,替林彪擋事,為林彪應付方方面 面,與"騙"有邏輯關係嗎?"細心周到"就不能"騙"嗎?葉群自認為對林彪有好處的"騙",不也是一種"騙"嗎?
余汝信的話讓人想起李文普所說"葉群小事敢騙林彪,大事不敢騙",而且更進一步具體化了。

葉 群"騙"林彪的事情很多,例如林辦秘書談到的葉群瞞著林彪去開會,瞞著林彪到江青那裡探聽消息,以及葉群為進政治局的活動等。怎麼能說葉群只是在小事上騙 林彪?而且什麼事大,什麼事小?只要敢騙林彪,就無所謂事大事小,小事敢騙,大事為什麼就不敢騙?更何況大事小事是可以轉化的。林彪出行是小事吧?都由葉 群一手掌控。1969年8月,林彪從井岡山返回要去南昌,而葉群瞞著林彪,命令飛機直飛北戴河。這不是騙林彪嗎?這個事是大事還是小事?林彪最後一次出 行,還是由葉群安排,說去大連,卻摔在蒙古溫都爾汗——看來1969年井岡山改變行程,為兩年後的"九一三事件"作了註腳。(《新史記》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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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冯崇义:罗素中国之行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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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罗素中国之行的历史反思
Sep 19th 2013, 04:37, by 明鏡雜誌


  罗素在当时批评西方文化而赞美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目的是要制止西方人带着优越感来侵略和奴役中国。而且他确实对"少年中国"寄以厚望,希望他们带领中国人不仅迅速地实现中国的独立和现代化,而且将西方文明的活力与中国文化的某些优秀品质、特别是道家那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奥妙境界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有效率而又潇洒飘逸的人类新文明。

  笔者研究罗素是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但正如笔者在《罗素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精神财富对自由心灵的魅力永远也不会消退"。罗素是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数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思想和知识领域都甚有建树,他关于数理逻辑的著作达到了"人类智力的极限",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而同时又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终生保持着刚直不阿的独立品格、饱满旺盛的批判精神、谦虚谨慎的怀疑态度,以天下为怀、以苍生为念,满怀激情地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带着剑胆琴心不遗余力地为社会正义及弱势群体仗义直言。

  但是,罗素不是"东方不败",到了东方便不尽如人意。他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的中国之行,是一次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酸楚经历。他乘兴而来,因为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野蛮厮杀中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以政府嘉宾的身份对苏俄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也使他感到困惑,他因而热望能够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学到拯救"西方文明"的某种智慧。他败兴而归,情由颇为复杂。这绝不是因为他行非其时。恰恰相反,他应邀到中国讲学的"五四时期",既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在这黄金般的"五四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奔腾咆哮;社会的思想观念像风驰电掣般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人们以极为开放的心灵像海纳百川一样吮吸新知。罗素的酸楚也不是因为东道主对他的行程安排不周。发函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是尚志学会、新学会、北京大学、中国公学四个团体,后由1920年9月专门成立的"讲学社"具体安排,主事的是梁启超、蔡元培、蒋梦麟等学界泰斗。罗素曾游历上海、杭州、南京、长沙等地并发表演说,但主要的讲学活动则安排在位居全国之冠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讲的是《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五个系列讲座。在上海等地公共演讲的题目则包括《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用》、《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和《中国到自由之路》(临别赠言)等。罗素得到的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听众,而且无论是他的公开演讲还是专题讲学,都在当时中国的报刊上广为宣传。东道主给他的待遇也相当优厚,负责他的所有旅差费、给他配了专门翻译(赵元任),给他的酬金使他在北大讲学期间能够租住一所宽敞的四合院并雇用专门的厨师、车夫和家僮。

  罗素的酸楚主要是因为知音难寻及方方面面对他的误解。罗素在他自己的国家是被政府视为激进的危险人物来打压的,旅华期间则一直被新知识界部分人士作为保守人物来攻击。而且,当最初的新鲜和兴奋过去之后,罗素本人也很快丧失了原来的激情。他在给几位友人的信中一再抱怨北京气候的恶劣、抱怨人文环境的冷酷、抱怨他的中国听众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来与他进行高层次的交流以砥砺学问。

  的确,罗素那种缜密的逻辑论证方式,那种典型的英国式怀疑精神和实证主义气质,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大彻大悟,那种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思考东西文化的普世主义文化观,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曲高和寡。

  罗素当时探讨和谈论东西文化问题,有三个相辅相成的目标。第一,必须让西方人痛切地认识到西方文化陷入了深重的危机,找不到正确的因应之道,便会面临灭顶之灾;第二,必须让西方列强立刻终止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使中国能够获得完全的独立并保存自己的文化;第三,必须让先进的中国人确立信心,与西方同道一道追寻和建设适合于全人类文明的新文化。因而,罗素在当时批评西方文化而赞美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目的是要制止西方人带着优越感来侵略和奴役中国。而且他确实对"少年中国"寄以厚望,希望他们带领中国人不仅迅速地实现中国的独立和现代化,而且将西方文明的活力与中国文化的某些优秀品质、特别是道家那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奥妙境界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有效率而又潇洒飘逸的人类新文明。

  冯崇义,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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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国国宴外交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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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宴外交60年
Sep 19th 2013, 04:35, by 明鏡雜誌


  法国美食家布里耶·沙瓦朗说:"餐桌上,看得到政治的精髓。"以此反观各国国宴,正是一语中的。

  国宴上,固然酬酢以为宾荣,然而,哪位政要首脑将成为座上宾、奉以何种菜式酒水、东道主国何种级别之领导人主持和列席,待之国宴后会否有便宴、家宴等,无一不是透露重要信息的特殊外交指令。

  2009年3月4日11时,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中,大会发言人李肇星说:"国宴……前几年就改了,菜单不超过三菜一汤,不上白酒。"尽管李肇星表示这已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国宴改革,但它还是成为这次新闻发布会最被关注的"新闻"之一。

  作为一国最高规格的宴会,国宴几菜几汤引发人们如此关注,是因为它在外交舞台上的特殊政治地位。

  国宴的餐桌上,不只陈列着美食,更展示了一国国力、文化和领导人的个性风采。因此,国宴成为最生动又最让人紧张的外交舞台。西方国家首脑甚至为了某些重大历史时刻的出场,精心安排、反复演练,以确保届时面对媒体,能回避错误或有失默契的表现。

  中南海、北京饭店、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宴会厅,由于在每个中外关系的重大转折时刻都躬逢其盛,遂成为中国60年外交史的见证。

  20世纪50年代:国宴见证中苏关系演变

  无论前苏联还是之后的俄罗斯,中苏(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领域的重点之一,譬如,只有前苏联领导人在场的宴会才能让周恩来"舍命陪君子",不顾肝病及风度,"博命"豪饮。新中国成立至今,最富戏剧性的国宴也大多发生在中苏之间。

  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来访即是经典一例。以现有档案资料看,这位在中国外交史上并非有特别地位的来宾,受到的却是前苏联来访者中最高规格的接待。

  1957年4月17日,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在此等候他的贵宾伏罗希洛夫。在1959年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建成前,国宴一般在北京饭店"解决",而毛泽东在中南海内的设宴一般只用来款待他认定的贵客。当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了宴会。

  当时的情势应是最重要的原因: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激烈震荡,中苏有必要以高调的友谊来稳固阵脚。

  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当晚的菜单:冷盘,清汤白燕、红烧鱼翅、冬菇围扁豆、炸鸡腿、松鼠桂鱼、莲茸酥鸭、冬瓜帽,另有点心、时令水果。当晚的标准是"六(热)菜一汤",不只突破周恩来定下的"四菜一汤"标准,而且同时以燕窝、鱼翅待客在60年间都是较高规格。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受到的接待,恐怕前无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在华3周里,除了北京还到访过上海、广州,他每到一处,当地都安排了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虽然刚到北京时,他还不太习惯人头攒动的宏大场面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但习惯这一切的毛泽东笑着告诉他:"既来之,则安之。'他们看够了,也就散了。"3周里,除早饭外,每顿饭都有中国副总理以上领导陪同用餐。

  伏罗希洛夫对这样的款待"非常满意",但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闻知此事大发脾气。伏访华时,带来自己的儿子、儿媳,并无任何高级官员陪同,中国却摆出明显重视的姿态,动用了所有宣传机器。赫鲁晓夫到华3次,都没有受到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在中苏关系恶化期间,他多次抱怨:"(访问中国时)从来就没有谁来陪我吃饭。"甚至认为,中国对伏罗希洛夫的高规格接待,就是故意要贬低他的。

  赫鲁晓夫的醋意并非没有道理。上世纪50年代苏联扩大援华,派专家、出人出钱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正是赫鲁晓夫提出的,而伏罗希洛夫却是这些提议的反对者。

  赫鲁晓夫这些难以理解的情绪纠结,或许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国宴上,多少能找到一些答案。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很大分歧。

  而伏罗希洛夫--这个斯大林老近卫军,在国内就曾反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来中国后,很快就与毛泽东在"斯大林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有人猜测,他似乎从访华时得到的厚待中,"得到某些启示"。回国不久,他就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组织了推翻赫鲁晓夫的势力,不过遭到惨败,并于1958年被定为"反党集团",被踢出权力中心。

  1960年7月,苏联一个月之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12个协定、300多个专家合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进入长达30年的冷淡期。

  1985年夏,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在克里姆林宫弗拉基米尔大厅,为访苏的姚依林副总理破格举行国宴。自上世纪60年代初起,中国领导人已经有20多年没有正式访问过苏联,入主克里姆林宫只有3个多月的戈尔巴乔夫,或许是希望把绷紧得过久的中苏关系逐渐缓和下来,所以对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访苏给予厚待。

  20世纪60年代:国宴上的第三世界策略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结束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第三世界国家元首及政治、经济、军事领袖成为国宴上的主要座上宾。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中开始展现"大国风采",尤其中国从接受苏联外援的国家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大外援国之一。而这一时期国宴上重要的外交内容,常常是外援以及与之同步建立的第三世界"兄弟国"友情。

  1960年11月,切·格瓦拉率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访问。11月18日19时,周恩来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3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上海西厅,专设国宴30桌,宴请格瓦拉一行。当时的格瓦拉只是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级别远远不够为外国元首来访而设的国宴。对他的破格款待,是中共对古巴这个在美国后院点燃革命星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援和鼓励。

  格瓦拉在宴会一开始,即提出求见毛泽东的私人请求。虽然切格瓦拉后来成为无数中国青年崇拜的偶像,但他本人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

  在心满意足见到了毛泽东后,格瓦拉马上拉开了经济谈判,一面推销产自古巴的糖,一面陈情"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比索掰成两半来花",中方负责人李先念向他保证:"任何一比索都不会打水漂儿。你想吃亏,我也不会让你吃亏。"

  最后,除了顺利卖出古巴糖、铜等物产外,格瓦拉还获得贷款6000万美元及工业项目的援建。

  不过,随着国内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周恩来渐渐对当时来访即要

  钱要物的兄弟党和兄弟国们持保留态度,之前接待前苏联领导人的高规格国宴再也没有出现过。

  1965年5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相当于副总理)科列加、工矿部长蒂奥多西一行来访问。周恩来特别选定了一条参观路线,带他们去大寨。为了招待好"欧洲反修前线"的贵宾,当地省市领导专门组织厨师、服务员,提前带上原料、饮料、餐具、酒具来到大寨准备。不料,周恩来交代:给客人吃"大寨饭"。于是,周总理一面以大寨高粱白、土豆丝、腌咸菜待客,一面向科列加等人介绍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历程,并劝勉阿走"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道路。

  此后,一直到70年代,周恩来常以这样的方式招待来华的阿尔巴尼亚及其他多国领导人。据一位外交官回忆,某次来访的阿代表团又向中国提出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恩来说无法完全满足后,双方僵持不下。第二天周恩来即指示带阿代表到大寨访问,并命令只以小米粥、玉米及几个简单素菜、一个荤菜待客。之后,周恩来对阿代表说:"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1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阿方只好降低要价。

  周恩来很聪明地把外交技巧用到了餐桌上。"文革"时期,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不断精简,而大寨成了接待外宾的一个重要地点。20世纪70年代:中美破冰建交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在东郊机场准点着陆。

  中美关系解冻及至建交,是整个中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正因其意义重大,对于前来实现"中美破冰"之旅的尼克松,周恩来向当时的外交人员下达指令: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以礼相待。

  2月21日19时,在周恩来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上,是周氏国宴标准"四菜一汤":芙蓉竹荪汤,外加三丝鱼翅、两吃大虾、草菇盖菜、椰子蒸鸡。

  出访半年前,尼克松便开始阅读有关中国的文件、书籍,看录像资料,请人面授,学中国的礼仪,包括使用筷子。

  镁光灯"咔咔"闪动,尼克松盼望已久的"重头戏"终于到来:在一群笨拙地以刀叉取食中国菜的美国人中间,尼克松不紧不慢地夹食美味,偶尔他会稳稳夹起小小一粒食物,仿佛在端详它。

  早在1971年底尼克松访华前,周恩来打听到美国人喜食海味,决定准备1000公斤新鲜鲍鱼。"让尼克松充分领略东方大国的饮食文化"。为了拿出中国品质最好的黄海野生鲍鱼,国务院将采捕鲍鱼的命令层层下达至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

  从不在这一季节捕鲍的潜水队员,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和被鲨鱼袭击的危险,经历上百次深海捕捞,终于赶在1972年1月底前完成了这一政治任务,在采来的1500公斤鲍鱼中选出1000公斤优质鲍鱼交给了前来收货的军舰,再转飞机运抵北京,如期出现在尼克松一行在京期间的宴会上。

  尼克松听闻这一经历,甚为感动。与此同时,他也收获了期待中的成功。随着双方谈判进程的展开,中方的接待规格也在不断升级,如2月26日尼克松赴上海时,原定周恩来并不陪同,但到了那天周恩来决定亲自陪同前往上海。签署《上海公报》后的"庆功宴"上,周恩来请尼克松吃大闸蟹,喝茅台酒。

  至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准备返美当天,周恩来为他举行了热情的欢送宴会,喝高了的尼克松激动不已,在发言最后,即兴发挥出一句吓坏基辛格的话:"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基辛格只能庆幸当天随行的美国记者们也被茅台酒灌醉了,竟然没有对这句话挑眉挑眼--倒是茅台,这次一炮而红,红遍世界。

  翌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关系由此取得突破。次年1月,两国互设联络处。1979年1月,两国正式建交。此时,邓小平应邀访美,更进一步改善了中美关系。随后,中美关系总体来说,步入和平、友好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后:大国外交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门同时向东西方打开。外国元首、政府首脑访华年均次数,从1979年的37次升至上世纪80年代初每年近百次。

  1985年,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上呈的报告:请求控制国宾访华次数,归并中方每月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副元首、政府首脑、副总理2-3次。

  随着1972年美日两国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其他世界大国与中国发展正式双边关系成为一种必然。自此,中国领导人不只在中国的国宴上,也开始在各国的国宴上收获来自外界的承认。

  邓小平于1979年访美时,仅以副总理身份却获得超乎寻常的高规格待遇。美国白宫宴会厅作调查得知邓小平爱吃小牛肉,几乎每顿饭都上这道菜,以至于被问到访美最深刻的印象时,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

  2002年10月,布什邀请江泽民从芝加哥前往得克萨斯州,在自家农场享用得克萨斯州烧烤。整个会面仅短短几个小时,但是家庭烤肉的待遇,之前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享受过。

  而中国国宴餐厅则先后迎来美国总统大小布什、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明仁天皇等国家领导人。

  随着越来越多西方元首坐上中国的国宴圆桌,中式国宴也渐渐改良,出现多种中西合璧的菜式,如"奥运国宴"菜单上的鹅肝批、荷香牛排、酱汁鳄鱼等。

  于2008年8月8日12时举办的奥运国宴,共招待世界各国出席北京奥运会的贵宾175人,其中有80多位国家元首。进场前,各国首脑在宴会厅外排起长队,等待一一与东道主胡锦涛主席握手的情景,被日本《读卖新闻》称为"中国外交达到顶峰的瞬间"。不过,与当年动辄上百桌数千人的巨型国宴相比,这次国宴更有与国际接轨的简约。

  路透社对这次国宴排座次序进行了盘点:礼宾官们作出了一个能反映中国希望赢得世界强国理解,同时又希望广交亚洲朋友的心愿的座次安排一主桌上,胡锦涛主席的身边一边是主席夫人,一边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美国总统布什坐在罗格身边。俄罗斯总理普京作为中国的坚定盟友也在主桌就座。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坐在邻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紧邻温总理就座,对这位能说普通话的澳大利亚总理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优待。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在温总理另一侧就座。

  尽管这一盘点只是对中国外交现实的简单归纳,却引起国人注意,并被官方媒体广泛转载。究其原因,60年来,"国宴"在中国的官方表述和媒体报道里,几乎都被格式化为宾主双方的列席者名单而已,除此以外,别无新鲜内容。除非在退休外交官的回忆录或依年限解密的外交档案中,人们才能依稀捕捉当年国宴餐桌上那些隐去的表情和声音,发现历史拐角处,还有美食的味道。

  饶智、王诗蕊,《凤凰周刊》2009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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