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紅二代”把薄熙來捧垮了又轉頭來捧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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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二代"把薄熙來捧垮了又轉頭來捧習近平 Aug 7th 2013, 13:19, by 明鏡雜誌 ——答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主持人寶申問 《明鏡月刊》何頻/寶申 　　美國之音（VOA）節目主持人寶申：歡迎收看"時事大家談"節目。中共十八大以後，習近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是否真的大權在握，可以憑自己的意願施政？他身邊哪些人向他施加政治影響？他又怎樣調和左右兩派的衝突和角力？我們今天很高興地請到明鏡集團創辦人、著名中國政治觀察家、評論家何頻先生來談談這些問題。 　　習近平是否掌握了黨政軍大權 　　寶申：何頻先生，三年前你寫過一篇文章，題為《胡錦濤的處境和心思》，我們套用一下這個文章的標題，今天的話題就是"習近平的處境和心思"。先將習近平與胡錦濤比較一下：胡錦濤是在當上總書記兩年之後才掌握軍權的，十年當中身後總有江澤民干政的影子。而習近平不同，一下子就擔任了黨政軍一把手。而且，十八大上，胡錦濤 "裸退"，江澤民逐漸淡出政治舞台。那麼，幾個月來，習近平是否掌握了黨政軍大權了呢？ 　　何頻：形式上來看，當然是這樣的。我們都知道，江澤民是一直到鄧小平死了以後，媳婦才熬成了婆；胡錦濤擔任了十年的王儲、十年的總書記，直到下台，媳婦都沒有熬成婆——黨政軍權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元老所控制，尤其是被江澤民所左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很多人對胡錦濤在政治上沒有能有所作為給以原諒和理解，因為他並沒有真正執掌權力。 　　習近平呢，只當了五年王儲，十八大一上來就接掌了所有黨政軍最高權力，形式上看，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是可以行使這些大權的。但是具體來講，又未必如此。因為他的權力完全來自於政治元老的賦予，政治元老們對他干預的程度，仍然是很強的。雖然江澤民在十八大之後寫了一封信，要求將自己的名字從過去排名第二——在時任總書記胡錦濤後面就是他——放到所有現任政治局常委的後面，這就是表態說，我不再干政了；但事實上，政治元老的影響力非常之大。第一，所有黨政軍領導成員的安排，不是由習近平安排的，是政治元老們利益分割爭奪后產生的政治班底；第二，體制內原有的運作和慣性，並不是習近平所塑造的；第三，受到所謂"紅二代"等等方面的干擾牽制，這個力量，非常之大！ 　　但是關鍵還不在這裡，關鍵在習近平本身有沒有魄力，有沒有能力，使他在形式上已經接掌的權能夠在實質上行使？我們還需要觀察。 　　軍隊的力量被誇大了 　　寶申：我想請你著重分析一下習近平與軍方的關係怎麼樣？中共任何領導人，我們知道，沒有軍方的支持，他是無法真正落實自己的權力的 。習近平上台之後，幾次到軍隊視察，強調"能夠打仗"、"打勝仗"，這是為什麼？ 　　何頻：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力量，完全被外界誇大了，也被中共體制內的人自我誇大了。根據我對中國軍隊的長期觀察，很清楚，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將領擁有對軍隊真正的權力——也就是說，軍隊，實際上還是總書記或者擁有實際最高權力者的一個純粹的工具，形成自己的權力氣勢，用來威懾他的政治對手，迎合和聚攏民族主義情緒——所謂"能夠打仗"、"打勝仗"，是給他自己一種兵權在握的感覺。 　　軍隊本身，並不是一個不可控制的力量。因為幾十年來，一是軍隊內部的腐敗程度，遠遠超過地方，更沒有長期、大規模的作戰經驗和能力；二是軍隊將領和士兵之間，有非常大的距離，將領的權力是來自上面的任命。 　　習近平比胡錦濤更迅速地建立了與軍隊的聯繫，利用軍隊來樹立自己的權威，這方面他做得比胡錦濤好。軍隊也在尋求政治代理人，習近平當年在中央軍委工作過，父親曾擔任過軍隊高級將領，似乎賦予他某種"血緣"關係，能夠有些套近乎的說辭。但這都只是一種說法而已。沒有其他人更能掌握軍隊，習近平這個時候來了，這就有利於擁有這一種威懾性力量。 　　"紅二代"害了薄熙來又來害習近平 　　寶申：你談到習近平的"紅二代"身份。我們知道，與胡錦濤不同，習近平確實是"紅二代"：老爸習仲勳是毛澤東的戰友，儘管晚年挨過毛澤東的整。人們普遍認為習仲勳這位中共高官是有改革意識的官員。這個"紅二代"身份給習近平帶來的好處和壞處是什麼？ 　　何頻：到現在為止，中共通過打砸搶，將江山拿到手之後，還沒有完成政權合法性的轉換。習近平作為搶奪江山者的後人，從這個意義上，接班掌權有一定血緣上的合法性基礎：土匪頭目的兒子，自然就是土匪的頭目。這與胡錦濤那樣的"看家奴"的角色，有本質上的不同。 　　習近平有這樣的背景，也給他帶來巨大的包袱。他有了底氣，但是這個底氣是很糟糕的：政權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打砸搶的基礎之上，革命黨並沒有實現向自由民主社會的執政黨的轉換，整個黨的執政基礎就是錯誤的。 　　從現實的政治操作來講，我接觸過一些"紅二代"，他們通常比習近平年齡大一些，他們對習近平就總是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口氣，說什麼"我們小時候都不帶他玩"。這對習近平就會造成心理上的壓力。他們也經常對習近平指手劃腳。 　　薄熙來為什麼會垮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紅二代"在後面支持他、慫恿他搞所謂的"唱紅打黑"。過去"紅二代"把薄熙來捧到天上，薄熙來垮台之後，他們又轉過頭來推動、慫恿習近平。這非常糟糕、非常頭痛，但又是無可奈何。 　　（明鏡新聞網記者根據2013年5月29日播出的美國之音電視節目整理。《明鏡月刊》41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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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胡錦濤老部下李剛的晉升路慢得異乎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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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老部下李剛的晉升路慢得異乎尋常 Aug 7th 2013, 12:48, by 明鏡雜誌 《名星》特約記者　邢大運 調香港中聯辦仕途蹭蹬 李剛調任中聯辦副主任時，正是香港回歸六年的激烈動蕩之後。那年7月1日，香港數十萬市民為反對"顛覆罪"23條立法而舉行浩大遊行，海內外爲之震驚，香港特區政府被迫宣佈推遲23條立法程序。 中 央調派李剛和商務部部長助理郭莉一同赴港出任中聯辦副主任，加強對香港事務的領導，正是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後，當時人們又提起李剛是胡 錦濤的老部下這個背景，議論說，胡錦濤派富有外事經驗的老部下李剛前來，是對香港事務的重視，也是對李剛的重視。李剛年方48歲，雖然在幾個副主任中排名 並不靠前，但是很可能在熟悉了一段情況之後，接替高祀仁，繼任中聯辦主任。 不料，好景不長，三個月之後，中央再調派 中組部部務委員兼幹部調配局局長彭清華、廣東省東莞市長黎桂康赴香港，使中聯辦副主任由六名增加到八名。彭清華更排名第二，將李剛由副主任的第四位擠到第 五位。彭清華時年46歲，擔任過前中央組織部長、後來升爲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的秘書，而宋平提攜胡錦濤，於是彭清華也被認為是胡錦濤信任的人馬。顯然，他 接掌中聯辦主任更有優勢。 2006年，香港媒體狂傳一陣，說彭清華及李剛雙雙晉升，彭將接任接替廖暉，出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而李剛則接掌中聯辦主任。胡錦濤在團中央、貴州等地主政時期的秘書葉克冬，當時正在擔任中共國台辦主任助理兼港澳局局長，將調到香港任中聯辦副主任。 但這一傳言後來並未實現，彭清華、李剛的工作都沒有異動，葉克冬則在當年提升為國台辦最後一名副主任。分析人士指出，李剛與葉克冬的晉升之路都走得十分緩慢，按照他們的能力、派系、人脈來說，實在是有點異乎尋常。 2007年秋天，在中共十七大上，彭清華當選中央委員，而李剛連候補中央委員都沒安排，只安排了含金量與之無法相比的中紀委委員。2009年5月，彭清華正式接任中聯辦主任，李剛則仍然沒有挪窩。 與民主黨"破冰會面" 2010 年5月24日上午，代表中央政府的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議員、副主席劉慧卿議員和張文光議員，在香港中聯辦辦公大樓內進行晤談，這是 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代表北京的高級別官員破天荒地正式與民主黨核心層直接對話，可能對香港今後一個時期政治變化，產生歷史性的影響，有傳媒稱 其為"破冰會面"。引起社會各界西方在港機構的高度關注。 李剛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議員晤談。 2009 年底到2010年初，民主黨決定不參與公民黨、社民連發起的"五區請辭，公投補選"的行動，得罪了反對派很多元老如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等，在反對派陣 營中的影響力急劇下降，有些反對派支持民主黨的熱情減弱；同時民主黨與公民黨的矛盾加深。民主黨處境不利，積極尋找機會與中央溝通，希望在政改問題上遊說 中央，也希望藉同中央溝通在反對派陣營中改善聲望。 北京不失時機地加以呼應，以分化香港的反對派。經過北京和民主黨核心層的多次往返書面協商，北京指派李剛與他們會晤。 會面約歷時2小時15分。會面之後，雙方都稱這次會面"是在坦率的氣氛中進行的"。按照事先商定，雙方在會面中沒有提出新的主張，但是各自都強調了自己的原則立場。 5月26日，為表現中聯辦一碗水端平，李剛又與擁有13個成員團體代表的終極普選聯盟晤談了兩個多小時。 幾 次會面結束後，中聯辦都舉行了新聞發佈會。李剛面對近百名中外記者，回應問題既顯示了中央推動香港政改向前邁進的誠意和決心，闡述原則立場又深入淺出、幽 默風趣。香港媒體報導，李剛在幾次記者會上，外交手腕極佳，先創下15分鐘回答23個問題的紀錄，又一天再用20分鐘耐心解答記者26個連珠炮，給現場記 者和香港電視觀衆留下深刻印象。 有分析人士認為，李剛同民主黨接觸，表明中央認同民主黨目前實行的"溫和"路線；也擺出中央是依法推動香港政制向前發展動力的姿態，對中央及香港民主派增進相互瞭解具有積極意義，有利於香港的穩定。 這一次"破冰會面"也讓李剛聲名大噪，即將升遷的聲浪再度升高。 全國人大常委會2010年8月28日經表決，免去王鳳超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職務，任命李剛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基本法委員會是直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諮詢機構，主要負責研究《基本法》相關議題及向人大常委會提供意見。現時委員會成員名單包括喬曉陽、梁愛詩等人。 不過後來升遷的消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上樓。 2012年年底，香港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出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李剛的職務終於變動，但並非接任中聯辦主任，而是由香港調至澳門，仍為中聯辦副主任， 不過，他總算升遷有望了。消息人士告訴《名星》，李剛即將接替出任全國人大僑委會主任的白志健，升為澳門中聯辦主任。 不過對這一升遷，觀察人士解讀說，是給李剛一個棘手任務時，給他的一點小小甜頭。這個任務就是：打擊官員到澳門用公款豪賭，並通過賭場洗黑錢。 澳 門回歸中國13年多，卻成為中國貪官的"超級洗衣店"——不少官員藉賭場清洗"黑錢"。香港《東方日報》曾報導，有學者曾估計13年來，經賭場清洗的黑錢 多達10萬億港元（約1萬3000億美元）。除豪賭洗黑錢，鑽石、珠寶及物業，也成為貪官將髒錢漂白、洗乾淨的工具。（《名星》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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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宋朝的警察和消防：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城市治理经验吗？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宋朝的警察和消防：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城市治理经验吗？ Aug 7th 2013, 12:25, by 明鏡雜誌  　　一些人以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乡村治理的经验，而没有城市治理的经验。这当然是偏见。比如我们要说的宋朝，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比重达到20%以上（而1957年的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不可能不建立起一套治理城市的系统，来处理城市的治安、环卫、消防、公众福利等事务。 　　宋代的城市，原来井然有序的坊市制已被打破，发达的商业、庞大的人口规模、宽松的管制在创造了社会繁华的同时，也制造了无数藏污纳垢的空间，如那些热闹的瓦舍勾栏，既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又如"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社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复杂、立体化。以现代社会治理经验来说，这需要警察。而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宋代已经有了专业的警察。 　　其实至迟在十世纪，中国已对政府的一般行政职能与警察职能作了区分，《旧五代史·周书》记载："婚田争讼、赋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职；其擒奸捕盗、庇护部民，合是军镇警察之职。今后各守职分。"宋人说，"警察有巡尉之官。"这个"巡尉之官"便是中国最早的警察。宋代每县设巡尉一员，相当于警长，"掌阅习弓手（警员），戢奸禁暴"。在城市一级，则设立"厢"，"治烟火盗贼公事"，类似于警察局，厢下面置"巡铺"，又叫做"巡警"，类似于派出所。 　　汴梁城的街道每隔三百余步，便设置一所巡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临安城的街道，则每隔二百余步设一所巡铺，《梦粱录》的"防隅巡警"条说，"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吵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察觉，解州陈讼。……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显然，铺兵这里的职责，跟现代警察并无什么不同。 　　"军巡铺"还负有火灾报警的责任，铺兵每日在望火楼瞭望，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即由"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汲水扑灭，不劳百姓"。而那些负责扑灭大火的士兵，则是"潜火队"的"潜火兵"。为了防火、灭火，宋朝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消防机构——"潜火队"，"潜火兵"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消防官兵。 　　宋仁宗朝时，枢密院副使狄青家举行"夜醮"（祭拜鬼神），大举烛火。望火楼的瞭望员见狄府"骤有火光"，以为发生火灾，不敢怠慢，立即"驰白厢主，又报开封知府"，很快一大队潜火兵赶到狄府，才知道原来是一场误会。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汴梁消防系统的反应之快。 　　北宋的这套消防体系，也为南宋继承下来。《梦粱录》说，"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陕小，不堪其行，多为风烛之患"；"官府以潜火为重，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及于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如有烟处，以其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以灯。"火灾警报一响起，"潜火兵"就必须"听号令救扑，并力扑灭，支给犒赏；若不竭力，定依军法治罪"。京城之外，地方州县城也设有"潜火队"。 　　宋朝的"潜火队"配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消防装备，"如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俱是官司给支官钱措置，一一俱备"。我再介绍几种比较"现代化"的设备：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丈余，中施转轴"，可以用于高层建筑的救火；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取水"，这大概是最早的消防泵；水囊，"水袋以牛马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放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 　　宋朝的消防作业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火灾发生后，"潜火队"赶往现场救火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路遇高官，可不必避路让道，"诸应避路者，遇有急切事，谓救火之类，不容久待者，许横绝弛过"。在古代，路上相遇，有民让官、贱让贵先行之礼，但"潜火队"可不受这一礼法约束。 　　"潜火兵"救灾，不允许半点违慢，"如有违误，定行军法治之"；如果"潜火兵"在救火过程中受伤，则由政府负责治疗并给予奖赏，"若救火军卒重伤者，所司差官相视伤处，支给犒赏，差医诊治"；"潜火兵"享有比较丰厚的薪水，所有的消防器材也由官府购置、保养，"仍以官钱量置救火器具，官为收掌，有损阙，即时增补"。 　　至少在当时而言，宋朝政府设立的这一套城市巡警制度与消防制度，是非常先进的。 　　吴钩，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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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谈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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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谈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 Aug 7th 2013, 12:26, by 明鏡雜誌 　　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也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点校本二十四史。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学术研究尤其是断代史研究的深入，点校本二十四史的问题也逐渐显现。2006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着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今年将出版《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全程参与了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组织与出版工作，他认为，由于现在的学术积累和便利条件，在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下，相对上一次的点校本，修订本的质量会有显著的提高。8月17日，徐俊先生将在上海图书馆做题为"《史记》点校往事"的讲座。 　　先请您简单介绍当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情况。这项工作从规划（1958年）到最终完成（1978年）花了近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还经历了"文革"），是如何在具体运作中保持质量的？ 　　徐俊：中国人重视历史，这是传统。毛泽东就特别重视古籍，好读史书，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整理出版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郑振铎语）成为很多人的心愿。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直属国务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在古籍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有二十四史点校本。1958年9月13日，由吴晗、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在历史所三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前四史点校方案，还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也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绘杨守敬地图两个历时弥久的学术项目的走向，重绘杨图就是后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文革"前后开展并相继完成的中国人文学科最重大的成果。当时原本计划是要把一部分地图放到新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中，在《史记》出版的时候，因为重绘杨图的进度问题，才放弃了。 　　前四史原本是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但是到1959年9月才出版了《史记》，12月《三国志》出版。前四史出齐已经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了。起初有两套出版计划，一套标点集注本，一套标点普通本。集注本应专门研究之需，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之用。普通本就是现在通行的本子，当时是要给一般读者阅读用的，所以主要工作是标点，目标是做一个准确简明的标点本。《史记》没有校勘记，仅用方圆括号的形式来表示文字的改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列入集注本计划的，《三国志》用卢弼《集解》，《汉书》《后汉书》用王先谦的《补注》和《集解》，《史记集注》则明确为新编。要新编的还有《南北史补注》，另外至今还没有出版的王先谦《两唐书合注》也在其中。但标点集注本，一本也没做出来。原本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本，反倒成了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最通行的本子。从这件事看，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意识形态主导很严重，但是从领导人、主事者到参与者，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深厚的功底，也有非常高的学术标准。 　　前四史主要由中华书局的编辑或外聘编辑完成，《史记》由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上加工而成，《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撰写校勘记，《三国志》《后汉书》分别由陈乃乾、宋云彬承担。前四史的整理处于摸索阶段，体例做法明显不统一。其他各史虽然确定了点校者，但进度缓慢。到1963年，中华书局向中央写信，要求把外地承担点校的学者调进北京，集中在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像南开郑天挺先生、武大唐长孺先生、山大王仲荦先生、中大刘节先生等，都是1963年被借调进京的。聂崇岐先生故去后，罗继祖先生进京接替《宋史》的工作，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吴则虞等先生，留下了一段盛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 　　1963年以后，结合前四史的经验和教训，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点校体例大体统一，还重新拟订了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大大提高了各史的整理要求。南北朝两史八书，大部分都是在那时候做的，体例规范，学术质量也高。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点校的学术基础，1971年恢复工作，也是在此确定的标准下开展的。 　　在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的时候，曾短暂恢复过点校，除了一部分原先的点校者，何兹全、卞孝萱等先生也在那个时候来中华工作了近一年。这段时间指导思想比较"左"，对之前成果的颠覆性很大，但对后来工作的影响很小，因为这些做法，并没有被1971年恢复点校工作后所吸收。这段时间政治化非常厉害，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档案里有不少记载。有一位先生当时还写了文章，举例说，什么情况下要用感叹号、问号，什么情况下要空行分段。当然，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71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姚文元在请示过毛主席后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点校，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周总理当天就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971年到1978年，又有一批学者集中到北京，在中华书局参加点校工作。略有变化的是，其中的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交由上海学术界完成，此前没有做完的底本、校本、校勘资料，都移交到上海。上海五史作为二十四史点校的一部分，体例的调整和确定仍由中华书局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出版用中华书局名义。上海方面完成的情况非常好，五史出版后，部分编辑档案，包括底本、校样后来都移交给了北京中华书局。 　　二十四史点校本出来之后，不少人有个笼统的认识，认为上海五史质量欠佳。实际上，上海五史的点校体例、整体标准和后期编辑工作，与1963年确定的体例、1971年的北京中华的具体要求没有大的不同，而且也是在北京已有的基础上做的，包括陈垣先生主持的两《五代史》初稿、王先谦《唐书合注》稿本，都提供给了上海参考。从现在能看到的上海五史的校勘长编看，做得非常规范、详实，校点情况、校改意见、终审意见都在。《宋史》的原稿，每一本前面都有标校人、复校人署名，非常认真而规范。当然，校勘记的数量是不太一样，《宋史》多，两《唐书》的《地理志》也非常详细，但总体而言校勘记出得简单，这是受大环境影响。专业的校勘问题，其实各史都是相对存在的，往往有其独特的历史成因，比如《旧唐书》的底本问题、二史合校的问题等。总的来说，上海五史与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质量是相当的，尤其是后台各环节的工作。这次修订，《旧唐书》、两《五代史》《宋史》依然由上海学术界承担，另外还新增了《三国志》。 　　点校工作历时二十年，先后参与其事的近二百人，客观地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国家意志与全国学术界、出版界，三方面力量协同完成的成果，是一座集体智慧的丰碑。其中尤其是点校者的付出，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当时点校工作既有便利的条件，也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您现在看来，这项工作有哪些缺憾？这应该也是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因吧。 　　徐俊：点校本的问题，总体而言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点校本一开始作为"普通本"的定位，确定了它简明、通行的特点，但也同时留下了学术上的遗憾，比如"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问题，比如校勘记过于简略的问题。在后来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中，不同阶段的整理标准也不完全统一，最明显的是形式上的差异，就前四史而言，《史记》没有校勘记，以张文虎《札记》代之；《三国志》校勘记集中在全书之末，仅标注页码卷数；《汉书》《后汉书》校勘记放在每卷之末，但校勘记用页行标示次第，正文中不出校码。再如文字校改方式，开始是用方圆括号来标示，方括号为正字、补字，圆括号为误字、衍字，不出校记说明校改理由。后来各史都用改字出校的方式。当然，统一体例更重要的方面是整理标准要基本统一，包括校勘方式、取校范围、取舍标准、分段及标点方式。 　　点校本二十四史大多采用"定本式"校勘方式，通常做法是根据校勘结果，改正底本衍脱误倒，并出校说明校改依据。但是点校本部分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而且不一一出校的方式，有违"定本式"校勘规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本子。"不主一本"的校勘方式，受到的争议最多。究其原因，还是最初规划时这套书"普通本"的定位。"定本式"是历来使用最多的传统做法，随着现代学科意义的古籍整理的完善，"定本式"的体例也越来越具体。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底本的面貌，文本更准确，又汇聚各本异文，一本在手，如对众本，是现代古籍整理最通行的规范做法。因此这次修订，全部采用"定本式"，所有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有些缺憾是时代使然，比如断代史研究水平的差距。当年一批学养精深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参与了点校工作，保证了整理的学术水准，顾颉刚、陈垣、郑天挺、翁独健、唐长孺、王仲荦等先生，都是断代史顶级学者，当年的整理主要依靠学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来完成。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看，当时断代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换句话说，现在各断代史研究的深入远远超过当时。除了断代史研究，还有与二十四史整理有关的专书研究、专题研究，深度和细节方面，都有大的进步。随着断代史研究和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点校本的缺憾更加显现。 　　再比如版本和文献资料的使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部分史用书不充分，是另一个缺憾。《史记》因为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始三家注汇校的工作，由贺次君遍校北京图书馆藏本，校勘基础相对充分。两《汉书》和《三国志》版本校不够，重点在标点，校勘主要采用清代以来成果。1963年以后强调统一校勘标准，各史用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地区的藏书。当时用书得到中宣部、文化部、古籍小组等主管部门支持，甚至直接下令调书，解决了基本用书问题。为大家所熟知的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都长期借在点校组参考。现存档案中还有向南京图书馆借用张森楷校勘记的完整记录。即使这样，从现在国内古籍的善本以及海外回归的善本情况看，有部分史所用版本和校勘用书是很不够的。在点校本之前，通行了两百年的是殿本，后来是百衲本，因此最初的考虑，就是直接拿殿本来点校，有些尽管版本更换了，但还留下了殿本的影子。如《汉书》虽然用王先谦《补注》作底本，但大量用字同殿本。对于宋元本，当时普遍依赖百衲本，百衲本依据宋元善本影印，是当时条件下使用宋元善本的最便捷途径。但是百衲本校改修补严重，参考最多的也是殿本，其实是用影印的办法整理出版的一个新的二十四史版本。这次修订，我们大面积地使用和核校了百衲本及其祖本，明确了百衲本与其祖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点学术界也有深入探讨，比如杜泽逊先生就曾对百衲本《史记》的校改修补写过专题长文。百衲本《宋史》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拼合而成，《宋史》修订组发现因为两个版本行款不一，百衲本进行剪裱，无异于重排。总之，各史所用版本、善本情况不均衡。 　　最后一点，是当时文献检索途径的单一。做古籍整理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点校一部书，到最后总有一些问题是下不了手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文献查不到，无从印证，无从判断。以前查一首诗是否佚诗，最早见于什么书，还见于哪些书，要想尽各种办法查检，有时还得靠运气。现在科技发达，数字化带来的文献检索的优势是当时无法想象的。当时的老先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积累标点下来，靠自己的学识判断校异同、定是非，综合质量全面深入、处理得体，但细节上难免挂漏。比如一些有版本异文的语词，到底哪一个更接近史文，在同时期文献中是否有大量的用例，现在用数据库检索，大大扩展了采样范围，提高了判断准确性，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比较多地能解决了。再如史书中有大量小地名，是隶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当时很难判断，出错在所难免。举《明史·河渠志》中的一个例子，原文"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点校本标点作"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看起来没有一点问题，其实不但地名点破了，而且将隶属关系误成了并列关系。"云步村"隶属于"登云都"，"登云都"隶属于海阳县（都是县下村上的一级行政单位），看起来"二二二二"并列结构，实际应该是"二三三"的结构。类似还有各种渠塘湖堰、河闸堤坝的小地名，原来主要靠查各省通志，现在历代地方志都可以利用，可以作更多的文献比对，包括各地政府网站。所以这次《明史·河渠志》的标点改动比较多，这是研究条件改善造成的。 　　再有一些是当时的客观情势所迫，唯其如此，才能完成，如《史记》用顾颉刚、贺次君先生已经点完的金陵书局本，再比如《旧唐书》，复旦接受任务后首先是用百衲本作为底本从头开始标点，可是时间紧，就改用陈乃乾先生已经点过的清道光岑氏惧盈轩本作为底本，再加工。 　　有些问题是纯粹技术原因造成的。《宋史》宗室世系表有很多人名，这些宗室人名用字都是生造的，很多人在史书上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名字只见于宗室表一次。当时铅字排版印刷，如果造字的话，刻字的工作量特别大，所以宗室表里比较后的人名都是用其他字代替的，没有用原字。现在造字方便了，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可以解决很多原来的问题。 　　修订本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这是我们对修订工作的定位。修订工作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展开，严格遵守适度、适当修订和完善的原则，通过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弥补不足，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 　　有很多学者都对点校本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除了具体标点的商榷之外，甚至有更换底本的说法，您怎么看待这些意见和建议？ 　　徐俊：校书如扫落叶，二十四史点校本也不例外。当年《史记》刚出来，顾颉刚先生跟宋云彬说"鲁天子之命"的"鲁"加专名线是错的，为此宋先生还写了书面检查。《史记》在重印和出版线装大字本的时候，已经做过第一轮修改，1982年重排，改动更多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点校本集中重印，各史都作过较大面积的挖改，挖改依据主要就是学者意见和点校者新提出的校改条目。 　　在这一次修订启动之初，我们集中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全面清理点校工作档案，了解当年点校工作过程、体例形成过程，和各史特点、点校本主要遗留问题；一是系统搜集梳理各史出版后有关点校本的意见，包括零星发表的札记，弄清问题类型，同时设立了"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集中出版关于点校本的校订成果，作为修订工作的学术支撑。 　　底本选择是古籍整理的重中之重，所以点校本的底本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这次修订涉及底本的，主要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当时底本选择欠当，或者近年有新见善本可以替代的；另一类是原来"不主一本"，这次要确定底本的。 　　先说第一类。比如《汉书》点校本以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剔除其余，只用正文和颜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汉书》版本的研究仍不充分，这次《汉书》修订组在版本调研上做了大量工作，经过数次版本对校，最终确定以金陵书局本为修订底本。《后汉书》原以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所缺五卷配以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但百衲本多有挖改，已非绍兴本之旧，今改以国家图书馆藏绍兴本为底本，所缺五卷以国图藏北宋刻递修本配补。再如大家关心的《旧唐书》，这次修订就改回到百衲本影印宋刻残本配明闻人诠本为底本，而不用清道光岑氏惧盈轩本。底本更换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选择，因为底本的变动，文本面貌和校勘记都会有相应变化，考虑到点校本二十四史已经通行近半个世纪，最大限度地延续点校本的基本面貌，是必须考虑的。 　　第二类所谓"不主一本"，但当时实际操作中还是有底本的，即所谓工作本。点校本在说明中有的有明确交待，有的没有。这次修订，都要查考比对，找出工作本所用版本。比如《三国志》，点校本以百衲本（前三卷为绍兴本，后六十二卷为日藏绍熙本）、殿本、金陵书局本、江南书局本四种版本互校，择善而从，经过比勘查对，才知道实际工作本是金陵书局活字本。修订本方案讨论时，魏蜀吴三书拟区别对待，选择不同底本，后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旧题绍熙本出版，经过修订组全面比对，与日藏绍熙本大体一致，于是确定为全书底本。 　　因为不同的校勘理念，在底本选择上，是选择早期宋元刻本，还是选择明清甚至近代精校本，看法大有不同，各有各的道理。我个人觉得，底本选择和整理方式一样，最重要的是适合整理对象，适合这一个整理本的定位。比如《史记》，修订工程开始之初，就有学者主张用三家注的最早刻本黄善夫本，认为最接近原貌。修订组将三家注、两家注、单注本系统的代表性版本，进行了全面对校，黄本既有早期刻本的优点，也有一般家塾刻本的缺点，存在大量的俗别字和讹字，势必增加大量纯技术性的文字校勘，而这些一般文字校勘，经过历代校刻，大多已经得到改正，简单重复这一部分工作，反倒稀释了校勘记的价值。另外，金陵书局本在钱泰吉校本基础上，系统吸收梁玉绳、王念孙、钱大昕等人的成果，广校诸本，详加考订，审慎取舍，点校本出版说明评价金陵书局本"校勘相当精审，是清朝后期的善本"，是准确的。张文虎用单注本《索隐》替换了合刻本，因此尽管同属三家注系统，金陵书局本与黄本的文本面貌也有一定差异，沿用原来的底本，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已经流通半个世纪的《史记》点校本的一致性。 　　更重要的是点校本二十四史作为一个通行本的定位，需要得到延续。"通行本"和专书整理，应该有所区别。就《史记》的整理而言，作为专书整理，可以更深入更丰富，可以"校异式"、"底本式"、"定本式"多种校勘方式并行。顾颉刚先生当年的计划，除了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标点本外，还包括以黄本为底本的《史记》三家注汇校本，甚至整理出《集解》《索隐》《正义》单行本，我认为都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但是作为一个通行本，如果一定要退到宋本为底本，文本面貌和校勘记都会受到影响。简单地说，点校本二十四史作为"通行本"的特质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延续，同时我们也支持对二十四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书整理，并且已经有相应的计划。 　　《史记》的修订本即将面世，想请您具体从这部书的校点上谈谈在哪些方面做了修订？ 　　徐俊：《史记》是最受各方面关注的一部书，关于点校本《史记》的成书和修订细节，前面已经多处谈到。《史记》点校本完成最早，当时处于摸索阶段，不像1963年以后各史有规范的体例，再加上几乎就是顾颉刚、宋云彬等几位先生个人之力完成，比较多地依赖于张文虎的《札记》，与后来各史整理的标准做法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史记》修订本在更新程度上，是比较大的。归纳起来，比较突出的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广校诸本。修订组所用通校本、参校本达十种，宋元明清最有代表性的《史记》刻本都囊括在内，包括有"乙部之冠冕"之称的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被日本定为国宝的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黄善夫三家注合刻本，还有日藏六朝钞本、唐钞本，敦煌写本等。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其次是新撰校勘记。修订组复核了点校本对底本所作的全部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暗改。已经厘正的从之，存疑的慎重斟酌，错误的予以纠正，统一撰写校勘记，涉及增删正乙的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第三是标点转精。修订组校核了三家注的所有引文，对于厘清三家注引文文本、完善引文标点等，有明显的作用，使三家注标点更准确。 　　第四是汇聚前人成果。修订组充分利用前贤时彦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同时我们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外关系等专门领域学者参与修订，一些争议问题有了相对更准确的结论。 　　《史记》修订工作涉及的面向太大，难以概括周详。以南师大赵生群教授为首的修订组，连续不断地工作了六年多，解决了很多复杂的学术问题和校勘细节，成果丰硕。限于体例，有些很重要的内容难以在点校本中表达，校勘记也主要集中在结论层面，大量的基础工作放在校勘长编中，待长编出版后，大家可以更全面地共享这次修订的成果。 　　很多人都有疑虑，当时二十四史的点校是倾全国之力，史学界最好的学者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现在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如何保证修订的质量呢？ 　　徐俊：应该说无论是上次点校，还是这次修订，都是一次全国学术力量的集聚，没有海内外中国史学、文献学及图书馆界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不可能做到。上次点校，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的作用比较明显；这次修订，重大项目学术资源的作用更加突出。国家教育、科研、出版等主管部门在修订工程的立项、经费、人力等方面支持力度很大，承担单位、主持人全力以赴，中华书局作为组织者和出版者，成立专门部门负责修订的日常工作，保证了工作的有序进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对各史承担单位和修订主持人的遴选，我们综合考量了原点校单位、专题文献整理或断代史研究积累、学者人力配备等诸多因素，堪称一时之选。 　　关于如何保证修订工作质量，最重要的当然是修订原则和体例、修订团队、各史修订方案等大关节。除此之外，贯穿于修订全过程的是工作程序，因此我们提出"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要求每一步工作都可回溯，经得住覆案。工作开始的时候，有人建议直接在电子版上加工，我们觉得不妥。修订要充分吸收点校本已经取得的标点校勘成果，不是一本新书。电子稿不能保留修订痕迹，不能显示改动过程，不知道哪些地方改了，哪些地方增加了，专家审稿和编辑审读中无从比较，也无从衡量修订的质量。所以在"程序保证质量"的原则下，我们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工作流程。比如"工作本"制度，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我们提供的工作本上进行。工作本出自我们开展多年的"中华古籍语料库"，其底本是点校本，但错误率低于纸本，比台湾"中研院"的数据库本还要低。从底本复校到通校本、参校本的校勘记录，都必须在统一印装的工作本上进行，清晰记录所有版本异文。这样做的好处，是保证每一环节的工作都是可回溯的。同时，我们组织专业校对，对底本、点校本进行死校，提供给各修订组。 　　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校勘长编"制度。史文的任何一处改动，都必须写成校勘长编。校勘长编也有规定的格式，包括卷次、页码、行次、原文、校勘记录、校改方案。点校本就是这么做的，这次是延续了以前的做法。一方面，规范了修订组内部的工作流程，主持人通过校勘长编，有效地把握修订标准和范围深度的一致；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整个审稿、定稿过程的可回溯要求。从修订本最后的清本看，改动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一处改动，可以复查每一处改动的依据。 　　此外，完善的专家审稿和编辑审读制度也非常重要。一套完整的审稿程序，也是保证修订质量的基础。各史修订方案、样稿审读，都有审定委员和外审专家参与。《史记》定稿前，我们约请了三十多位专家分别审读，都反馈了详细的意见，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编辑小组则全程参与工作。以《史记》为例，除了书面审读意见，修订组和编辑组一起对每一条校勘记、每一处改动都进行过认真讨论。 　　修订工程到了中后期，最难的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保证进度。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各种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强的力量，唐长孺、王仲荦先生等，都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对面坐着。那时当然有各种政治学习，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炼钢铁，下午才能做点校工作。但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学术考评、教学任务、科研指标。这次修订，为了保障各修订组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了文件，要求各承担单位将此项目按照教育部重点项目对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订工作的同时，还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确实做得很艰难，时间很难保证。我非常能体会参与者的难处，现在的学术环境，对做长线的古籍整理项目很不利，更何况这是一个修订项目。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基础文献的整理工作，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对各承担单位的学科建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学校借这个机会组成了班子、梯队，把这个项目作为专题研究的一个平台。 　　总体看来，各史原先的点校质量不均衡，现在的修订工作相对规范、统一，从已经完成的情况看，基本质量都比较好。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的目标，有望实现。 　　除了《史记》，其他各史修订本的出版计划，您能否稍微透露一下？ 　　徐俊：除《史记》之外，已经完稿的有四种，其他各史，包括篇幅比较大的《宋史》《明史》，都在陆续交稿。按照计划，全部修订工作将在2015年完成，今年和明年会集中交稿。《史记》是准备推出的第一种，很快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史记》是最受关注的一种，《史记》的情况也最复杂。我们希望通过修订本《史记》，把各种复杂的问题都抓到，更有利于以后各史的编辑出版。但是从编辑加工的角度看，遇到的难度超乎我们的预计，所以，全部完成出版应该要到2017年。编辑小组临渊履薄，会尽最大努力完成各史的编辑加工，早日呈现汇聚当代学人最新成果的修订本二十四史。 　　黄晓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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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析案辩疑——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下）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析案辩疑——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下） Aug 7th 2013, 12:22, by 明鏡雜誌 　　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相信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以及对历史有责任感的人，自然而然地会与我一样，在掩卷之余，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力、专业知识对这起案件进行一些思考。笔者愿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我对这起案件留给我们思考、研究的问题。失实、错误及不妥之处，期待读者不吝赐教。 　　一 或者是被扭曲甚至颠倒的历史。之所以要把这个显得有点未落俗套的话题列为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话题深究细析起来，真是一个颇为沉重的问题。 　　1叛徒、烈士不明不白。 　　共产党执政以后，对所有类似案件，皆以一个极为绝对的逻辑和方式来判断、定性和处置。这就是把所谓的叛徒（包括他们的亲属）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把所谓的英雄无限拔高乃至神话（其亲属也因此可以得到相当的特权）。这个规则在此案中亦同样得到不打折扣的体现。然而，六十多年了，人们竟然忘记了一个绝对不应该被忘记的事实，这就是此案从未有过官方正式的定论！因此，在这几十年中，此案所谓的叛徒以及他们的家属所受到的待遇是否公正恰当；所谓的烈士及其家属所得到的殊荣和利益是否合理，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思考的。 　　从专题调查材料看，此案几乎所有真正被捕人员都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且其中一些主要人员或多或少的也都交出了自己所知道的组织情况和关系。（其中王文鼎、傅茂青、颜如瑜应该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被捕。因为他们或没有承认自己有中共关系或承认了也因有人力保很快即被开释，没有牵连其他的任何人。） 　　有专家学者认为，共产党员被捕后，为了保存自己，可以交出那些肯定不致影响组织破坏（包括认为已经得到消息跑掉或者纯粹单线联系且已经暴露，及对组织情况毫不知情以及有特殊背景具有相对安全性等情形）的关系，对这种行为，可以不作为变节、叛变定性。对此，笔者也基本上是赞同的。事实上，从我接触的所有国共交恶时期的案件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捕后坚不吐实，毅然赴死的多一些。当然，经不住严刑逼供而变节者也不少。而此案和此前的中共川东特委下属重庆市委被破获案（即《挺进报》案），被捕后承认自己身份的应该是绝大多数。不同的是，承认身份并因此改变或者放弃政治信仰，并后又主动为敌方所用，积极参与破获自己组织且伙同原先的敌人去抓捕自己原先的同志的其实并不多。这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被捕的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没有因此而改变或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其二其中多为基层党员，所知党内组织情况本身有限；其三，大家都有尽量不把案情牵扯过大过为复杂的常识。因此，多数人仅仅是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承认已经被捕（暴露）的上级或者同志而已。而对其他更多的情况皆以"不知道"应对。而对于虽然被捕，但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则基本上都能够保住秘密。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对未掌握情况或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国民党一般是不用刑逼供的。倘若真的按照"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恐怕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所有组织系统早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2 蒲华辅是叛徒吗？ 　　（1）蒲华辅与甫志高。 　　在此案中，以后的情形是（直到现在），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视为唯一的大叛徒。更由于那本有名的小说《红岩》中的叛徒名甫志高，因此，一般人都自然而然的把甫志高与蒲华辅联系等同起来（四川话"甫"、"蒲"的读音相近，几无区别。）。对于小说《红岩》里的叛徒为什么要用甫志高这个名字，据原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从事情报工作的黎强（原名李长亨，1946年后组织关系交由蒲华辅领导。去世前曾任公安大学副校长。）的女儿李雅果女士2012年春节期间告诉笔者，马识途曾对她讲"就是要让人一看就联系到蒲华辅"。因此，小说《红岩》的广为传播的影响力也是使蒲华辅被人认为即是甫志高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小说《红岩》里那个臭名昭著的"甫志高"的名字完完全全成了"叛徒"的代名词。上点岁数的人大概记得，甫志高作为红色文学中虚构的叛徒，"知名度"恐怕远远高于样板戏京剧"红灯记"（系由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里的王连举，也大大高于电影歌剧《洪湖赤卫队》里的王金发。笔者一个重庆朋友的单位与郭德贤住家同在一个大院。一次，郭德贤在院内散步还是走路，被他单位的一个小青年看见，这个小青年竟然迎头开口即问到"你就是甫志高的老婆啊？！"饱经世间沧桑冷暖和背负叛徒老婆耻辱的郭德贤闻言淡然应之。[自此案发生以来，虽然官方未曾对案件有正式的定论，但对于涉及此案的活着的当事人，共产党组织部门是进行过严格的审查的。对于郭德贤，共产党组织上认定其在此案中没有问题。笔者注]此为一并不好笑的"笑谈"。事实上，近年来经过许多党史专家的研究结果，基本上否定了蒲华辅是甫志高原型的认识。但蒲华辅却因为曾经被当作甫志高原型的确导引了许多人对蒲华辅的看法难以改变。 　　（2）蒲华辅其人及在此案中的表现是"先软后硬型叛徒"吗？ 　　蒲华辅，四川（现重庆市）铜梁县人。原名浦正应，又名蒲永昶，曾化名陈国瑞、老郑等。1906年生，1927年参加中共。1942年任中共成都工委委员，1946年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1949年1月13日在成都被捕，1949年11月在重庆北公开枪杀。时年43岁. 　　蒲华辅在此案中，的确是成渝两地国民党保密局要想捕获的第一人。从专题调查材料查明的情况看，蒲在被捕当晚，并没有吐露任何涉及他人和组织的实情，而是编出一套谎言欺骗敌人，以拖延时间，达到外面（因为敌方当晚即派人去了他家，因此他妻子郭德贤就已经知道蒲已出事；故有次日郭及时设法通知马识途撤离的机会。因蒲为外面的同志留出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刘鑑先组织的侦破力量耗在华华茶厅而无所作为。）的同志可以有时间闻讯尽可能安全撤离的目的。而蒲在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在被用刑后，承认了自己身份，并交出马千禾（即马识途）、颜如瑜及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等人。及至徐远举来成都后，在出事的第三至四天，蒲在审讯中又交出任昌炽、王文鼎、韩子重等十余人。但专题调查材料查明的情况是，这十余人中除韩子重被捕外，余者皆要么未被捕，要么被抓后旋即释放。其中，中共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之被捕，有资料表明是独立事件[据有关资料表明，陈俊卿实际上早于蒲华辅在1948年11月即在乐山被捕。对此，蒲应该是知道的。笔者注]。而王文鼎实际上没有被捕，仅仅是在刘崇朴的陪同下到徐远举住地去了一趟，即被刘崇朴、范继群具保开释；颜、傅的情况报告中已详，不再赘述。而韩子重的确系蒲华辅直接交出而被捕的；但其被捕后立即变节并主动交出了王侠夫、张学云等五人。泸州专员国民党前将领陈离将军的暴露则是由于从华健身上搜出其名片而致牵连的。 　　从蒲华辅交出的人看，我个人认为基本上符合前述"可以交"的范畴。即至少他认为这几个人即使交出，也不致对组织有大的破坏。以他当时心理状况分析，他是"有选择"的交出了那些关系。而事实也的确基本如此，在他先后直接交出的所有关系中，没有被捕的占大部分，而被捕者出问题的惟韩子重一人！当然，他未曾预见韩子重会彻底变节叛变，恐怕也应该算他的失误。但与他同时被捕的华健、韩三思（韩玉）以及被华健交出的李维哲（吕英），则不应该算是蒲"叛变出卖"的受害者。 　　由于蒲华辅毕竟在被抓获的中共人员中算是名气职务都较大较高的，因此，蒲最终是被公开在重庆大坪枪毙的。据报称，蒲等一行十人沿途高呼口号，其情景堪谓壮烈英勇。近年来颇为活跃的"红岩史专家"（包括八路军办事处、歌乐山看守所、曾家岩）原重庆红岩联线的主任厉华先生，在谈及蒲华辅时， 谓其为"先软后硬型叛徒"。 　　厉华先生的这句话，或者也可以当做"官方"的结论性评价。但此话却有极大的漏洞！毋庸讳言，川渝在对歌乐山死者的甄别工作上不太合作，尤其是重庆直辖以后。故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厉华先生所指蒲华辅之"先软"显然是指其在被押送重庆以前的表现——这是厉华先生不甚知情的。而到了重庆后的蒲华辅，其表现是"后硬"的。之所以厉华敢于评价蒲华辅到重庆后的表现是"后硬"的，相信那是因为他占有的资料足以证明蒲华辅被关押在歌乐山看守所后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 　　3 此案的几个疑点。 　　此案被捕及殉难的人（包括受牵连的）的确不在少数 ，所以亦一度与重庆《挺进报》被破获一案被视为四川党史上的大案之一。但之所以会造成这样大的破坏和牺牲，事实上并非蒲华辅一人之过。客观的看，从蒲华辅到华健、李维哲（吕英），乃至马识途等多数人，都对其他人的被捕牺牲负有或多或少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起到最坏作用的是至今仍被供为烈士的韩子重（见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中心2009年编《红岩魂六十年祭》第247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由此可见眼下被世人讹传并认可的事实与真实的历史是有距离的。笔者谨就以下几点提出质疑。 　　（1）蒲华辅、华健是被谁出卖的。与本文专题调查材料所述不同，坊间有蒲华辅被捕（即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另有原因的几种说法。 其中比较有争议价值的一个说法是有人认为是马识途先出事而招致后来的事情发生的 。 　　此说笔者并不能赞同，因为它与专题调查材料所查明的情况不符，不足以让笔者相信。 　　此说的根据一是蒲华辅、齐亮在被押送重庆途中和关押期间，曾经明确向其他人提出这个疑问。蒲的根据是此前（大约是罗广斌被捕期间。但蒲说出这个疑问时并没有联系罗广斌被捕一事，因为他并不知道罗是何时被捕的。笔者是根据蒲所说情况的时间与罗广斌被捕时间接近推论的。）马曾经有几天非正常失去联系，到其再次出现时，显得神情憔悴紧张。马自称是生病之故。而齐亮的怀疑很简单，就是认为他们夫妇的被捕完全系马造成的！ 　　此说的根据之二是马识途自己在撰文述及此案时（见马识途《风雨人生》之"虎口脱险"），曾经谈到他与蒲华辅等人于出事前一天在某茶厅会面时，马即发现情况不对，故其还特地嘱咐蒲华辅过等等。这一说法实际上把马自己陷入无法说清的尴尬处境。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当蒲华辅、华健按约会面而被捕时，那个知道他们在当天将在哪里约会却没有出现的人当然是最可疑的。不过，专题调查材料查明的情况根本没有马识途所说的出事前一天"情况不正常"的事实；而郭德贤对此的说法是：蒲华辅出事前一天跟马的会面是在其家中并非外面的茶馆；而出事当天并没有约马前往，却是特地交待14日（即出事次日）要约马等到家里开会，还因此让郭做必要准备。 　　笔者认为，罗广斌的被捕与蒲华辅等被捕的时间虽说相距不是太久（大约三个月），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两个案件有直接的联系。以此怀疑马是不能成立的。蒲、齐对马识途的怀疑最多可谓"事出有因"罢了。而马本人就所谓出事前一天其即发现情况有异，与特务交代和郭德贤的的回忆是矛盾的。笔者认为两者比较，可信的是根本没有马所说的出事前一天即已发现情况有异的事实存在。故此也可排除蒲华辅、华健被捕系马"先出事"的说法。 　　（2）马识途有没有可疑之处？从本文专题调查材料涉及的内容看，笔者认为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其中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的应该有两点。其一，罗广斌被捕时，前往罗府诱捕罗广斌的左志良是以为"五哥"（即马识途）送信为由。具体情节下面这段文字可以参考：　9月10日上午，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来到罗家找罗广斌，他声称带来一封署名为"马"的信件，需要亲自交给罗广斌。碰巧罗广斌与马识途约好9月10日左右联络，此事除他们俩人外，没有第三人知道，因此，他对署名"马"的信件深信不疑，出门取信，被捕。罗广斌被捕后，在成都稽查处被关押了十多天。他的父母到监狱看他，劝他不要再坚持，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他回归家庭，被罗广斌拒绝。9月下旬，左志良押解罗广斌，由成都坐飞机转到重庆，先后将罗广斌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看守所。——这段文字系摘引自百度"罗广斌辞条"；但相同内容的文字笔者记得应该是出自已故的重庆市委党史工委原副主任胡康民生前撰写并发表的一篇文章。罗广斌与马识途为同乡兼密友，也是共产党同志。但二处特工为何非得用马的名义去诱捕罗，还是有些令人费解。有文章说，二处实际上早已知道马与罗的"同党"关系，故决定用马的名义前往诱捕。笔者认为，国民党的特工机关办事，事实上也是具有相当专业的知识和经验的，行动前（尤其是所谓"重大行动"）都是做够了事前准备的。（从本文专题调查材料亦可看出当年的保密局特工行事的专业与严谨的。）二处既已知道马、罗系"同党"，会没有想到他们根本就是在一起或者联系密切？！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抑或就是有这种可能，那用为两个本就在一起的人"带信"的办法去设计"诱捕"其中一人岂非多此一举，自露马脚！再者，以替马带信而对罗施以"诱捕"，就不担心罗广斌一眼就看出所送之信并非马识途的笔迹？！ 　　这就引出下面两个顺理成章的问题： 　　1由于事实上马、罗的确联系密切乃至就是几乎天天一起，那左特务的"诱捕"实际上是存在极大的可疑之处的——何以仍然有把握以带信为由去罗家施以诱捕？ 　　2左何以全然不顾忌罗只要看一眼那信，即可识得是不是马的字迹？除非确是马的字迹，那保密局特工是从何处得来的这信？！ 　　尤其是马、罗二人曾约好于9月10日前后要相见之事"除他们两人外，没有第三人知道"。事情果真就那么凑巧？左志良就在此时手持"五哥"（马识途）的信敲开了罗家的大门，而罗拿到信也就深信不疑的跟着左志良走了？应该指出，左志良是奉命"诱捕"，并非在罗家大门口公开立即施以抓捕。因此，罗在被捕前显然有拿到所谓"五哥的信"的过程。 其二，当刘鑑先、周生才等到马识途家后，周生才看见马识途的相片时，当即就指出"马千禾就是马识途。是个大学毕业的，早就对他有怀疑。"其实，这个情节也是当年彭塞先生转告笔者马识途坚决要否定这个专题调查材料的原因之一，彭塞先生的原话是"人家说他从事地下工作那么多年，不可能连这点经验都没有"（指把自己的照片公开放在外人能看见的地方）。请注意，当时彭塞说的是"人家（指马）说"，而并非彭自己的看法。但专题调查材料依据的是参与抓捕马识途行动的刘鑑先等所有在共产党执政后被归案的国民党特工的多次交代、口供。这些档案资料至今尚保存在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中心等地档案馆（室），应该是可信的。那么，如果这个情节可信，则有两个值得弄明白的问题：周生才无疑事前显然是已经认识马识途的了，而此时方知马识途、马千禾实为一人。那周生才是在何时、何地认识马识途的？周生才与马识途两人是以什么方式，以何种身份相识的？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世纪80年代调查此案及此前笔者参与调查、甄别成都十二桥案（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溃逃前，将关押在成都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的政治犯数十人悉数屠杀于成都外西十二桥事件）时，我们"十二桥专案组"的成都市公安局郑畅先生（1950年代初期即在成都公安机关从事预审工作）就曾经不止一次叹谓"可惜周生才被杀的太早了"。近年，成都市公安局离休干部陈稻心老师，到成都的公安档案馆查周生才的"口卡"（即通过档案材料建立的人头卡），竟然没有周生才的名字！陈老师说起此事，认为非常蹊跷。对在此案中的重要知情人周生才在共产党甫在成都执掌政权初期即被镇压，且未留下所犯"罪行"的只言片语就人间蒸发，笔者亦颇为不解。当然，笔者认为需要说明，即使本文谈及马识途的所谓疑点，但并不是指马与此案的发生有直接关系。完全是仅就专题调查材料涉及的内容进行分析推论的。 　　案外的话 　　话已至此，笔者觉得还是有必要简单讲讲与此案有关的一些背景情况。算是"案外的话"吧。虽然在四川乃至重庆，甚至国内外的书籍刊物上以及文艺作品中，凡是涉及此案的，几乎都是以蒲华辅叛变为统一的说法。但是，毕竟此案并没有如重庆《挺进报》案和共产党早期的顾顺章案等，由中共的组织部门以及党史部门有一个正式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看，这还是一起"悬案"。而以"蒲华辅叛变"代替此案正式结论的来源，也即所谓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其实皆与本文已无数次提到过的马识途不无关系。 　　马识途，原名马千禾，曾有其他化名，四川（现重庆市）忠县人。1915年出生。1939年加入中共即任湖北鄂西特委书记（仅据本人自证）。1943年后在云南昆明从事中共学运工作，1946年7月"李、闻事件"后返回重庆，后被派到成都，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负责青运、学运工作。1949年1月15日离开成都，后辗转到香港。1949年12月底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由北路入川。先后任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中共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1966年前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曾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等职；因喜好写作并有著作若干，故亦长期兼任四川及全国文联、作协领导职务。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开始组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时，曾短期兼任过四川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 　　因为马老至今仍健在，所以对他的简介稍微多于其他人。结合本文所探讨的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一案，我认为马老在共产党执政掌权后的最关键的时期，即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频繁的审干、甄别，乃至论功排座及大规模的镇反工作期间，其地位和作用应该算是非常重要且显赫的。而作为地下的中共地方组织川康特委，实际的管辖范围包括川西、川北、川南、雅安、乐山以及西康省。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上述地区的地下党（除地方党组织外，也包括一些其他组织系统）组织、所谓的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其所有人员的清理、甄别、认定以及工作安排，马识途都具有充分而绝对地话语权。而且，由于蒲华辅、华健都于1949年死了，原中共川康特委机关在成都的领导成员仅剩马一人。因此，他实际上是被作为原中共川康特委地方组织的代表被安排职务的。实事求是的看，自共产党执掌政权开始，总体来讲，对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组织系统和党员是不太信任放心的。基本上是采取不安排重要岗位及"降级"、"控制"使用的政策。尤其是对最后"解放"的四川（包括重庆）地区更是认为情况非常复杂。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接掌西南政权初期，即在党内组织工作中将对地下党组织的清理作为重点工作。负责甄别地下党工作的中共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的马识途在这种情形下，或出于自保避嫌，或由于其实际上对川内"地下党"的情况不甚清楚（其在川西实际工作应该最多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故其没有也不可能有把清理、甄别地下党组织、党员的工作真正做好的主客观条件。一般人都知道文革中江青说"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但其实此前川东地下党因为小说《红岩》还多少沾了点光。（不过其作者之一的刘德彬却早就被打入另册了）而川西地下党绝大多数人在走上地上后却长期几乎被遗忘和任人摆弄。马识途自己在文革初期也被以黑帮、叛徒、走资派等遭受攻击。 　　但延至上世纪80年代所谓征集党史资料时期起至今，马在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篡、修订等各个环节和层面，以及在党史座谈会谈话、撰写回忆文章，以四川党史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确是发挥其善于文学创作的特长，并以此影响和主导了1949年以前的中共地方党史（包括蒲华辅、华健等人被捕这个案件）的编篡工作。这是笔者（包括在从事党史工作期间）屡有耳闻目睹的 　　后话 　　看得出来，几十年来的确是有人执意要把蒲华辅搞得永无翻身之日。客观上长期以来，1949年1月发生在成都的这个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一案已然被描绘成"蒲华辅叛变"案了。我想，这样做的原因应该是由某些人为了突出自己开始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无法退回的谎言；也或者就是有人为了某些隐情必须以这种做法来掩盖真实的历史使然吧。这些种种，事实上都给我们对探讨此案留下了很多的空间。我希望历史能够得以还原，希望那些当事人能够得到善恶的因果相循的结果，希望在从事当代史搜集、整理、撰述的学者、研究者们能本着专业操守和担当的精神，以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寻究这段历史的真相。 　　说明：本文完成于2002年8月。原拟于当年9月发表于国内某半官方合法专业刊物。后因该刊认为文中内容有碍该刊认为的个别权威声誉而作罢。搁置一年，本人仍以文责自负的态度决定发出。 　　岷啸，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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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析案辩疑——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析案辩疑——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案真相初探（上） Aug 7th 2013, 12:21, by 明鏡雜誌 　　1949年1月，发生在成都的国民党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及保密局蓉站破获中共川康特委机关一案，已经过去了整整63年有余。在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中的主要当事人，大多数自事件发生后的不久即到了另一个世界；幸存者如今在世的也不过寥寥数人。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今天，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起曾经牵涉、影响过许多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命运的案件。而更为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事实上这起案件竟然至今并无官方正式的定论。这是笔者感到有必要把自己所知道的这起案件的情况以及自己对案件的一些看法提供给世人的原因。我始终坚持认为，历史不应该被淹没，不应该被歪曲。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供职于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1985年5月，我受指派负责和另一位同事完成了"中共川康特委遭破坏"的专题调查。为了完成这份专题调查材料，我们耗时数月查阅档案文献资料、走访当事人以及参阅映证与之相关的其他资料。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份专题调查材料竟然没有被通过！当我们的报告交上去后，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副主任（实际负责，主任由省委书记杨超兼任）的彭塞先生，越过我的直接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这个专题不能通过。原因是"马老"（即马识途）看过这份专题调查材料后，认为这个报告所依据的"都是叛徒、特务的东西"。因此被马老"压下了"。当时我感到很诧异也很不服气。其一是马老并非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的领导，也是该案的当事人之一。因此他似乎并不能以党史工委以外的身份对我们这个专事地方党史研究机构的工作进行行政的干预（当然，他可以以当事人身份提出意见交由党史研究部门进行讨论研究——这同时也是所有知情者的权力和义务；至于最后如何认定，则应该是党史研究乃至组织部门的事情）；其二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曾调阅了马老个人档案。马对案件中与其有关的情节的述说与我们调查的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因此我不由得据理力争说，"里面的事情当然要由里面的人才能说清楚"，意即此案被捕的人的经过情况，当然只有抓人的人与被抓的人才能说清楚。我当场还对那个期间有些人对有关自己个人的政治历史，在向组织交待时是一种说法，而在党史会的"回忆"及撰写回忆文章中又是另一种说法的现象，提出"这本身就不是负负责任的态度"的意见。因为，上世纪80年代党史征集过程中，的确有不少人借机吹嘘自己，甚至肆意歪曲历史；借搞党史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情况也是十分常见的。彭塞先生闻言良久后，轻轻说了一句"就这样吧，先放一放再说"。近年得知，其实彭塞先生私下是认可这个专题调查材料的。因为他曾对时任四川省委党史工委专职委员（属党史工委专职领导之一，分工负责"专题"业务工作）的何盛明老师用认可的口气谈及专题调查材料内容，不过他没有向何说起专题调查材料。 　　没有想到，这一放竟然就是近三十年！如今，彭老领导已然作古，连我自己也早已转行且已经退休。我未曾想到的是，或者是由于前述原因，或者是在我1987年调离党史部门后，他们另行指派的人员的调查结果与我们仍然一样而无法通过。总之，这起案件就此没有官方正式的调查结论！这个"专题"竟然成了空白！ 　　然而，近年却常见网上及一些书刊报纸不时有人言及此案，尤其是当事人之一的马识途老先生有《风雨人生》中的《虎口脱险》详细地叙述此案。但阅后感到与我所调查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为求探明真相和便利研究人员参考，我曾在小范围把这个压在箱底的专题调查材料给一些先前的同事（即搞党史的）、老师看过，并与他们进行了一些讨论。结果，多数人主张我把它公诸于世，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到对这起"公案"的讨论、研究中来。虽然它不是官方的正式结论，但毕竟是曾经专门调查这起案件的研究人员的专题调查材料。在这里，我尽可能保留这份"专题调查材料"的原貌，仅对一些明显的错讹及用词进行必要的修改、订正。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对这起案件以及案件涉及的一些重要情节、主要人物在案件中的表现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期望以此引起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关注，对此案的真相以及涉及的那些主要人物的表现进行严肃和负责任的研究、讨论，以体现对历史和当事人的尊重。 　　尘封27年的专题调查材料 　　下面的这份专题调查材料是笔者与另一位同事1985年5月完成的（楷体字部分）。据笔者所知，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就1949年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国民党破获的"官方"调查材料。当然，随着它当年"未获通过"以及这么多年的情况发展变化，其中的很多情节其实也或多或少已经为世人所知。不过，终归是"传言"多（即非第一手资料），所谓当事人回忆（包括撰文著述及口述）多；与这个专题调查材料相比，显然专题调查材料所依据的史料要全面、客观得多。笔者再次说明，此专题调查材料不是官方的调查结论——因为随着它的未被认可且已经搁置近三十年，它也已经只能算笔者个人的专题调查材料而已。不过，这里笔者仍将尽可能保持专题调查材料原貌，仅略对一些在此专题调查材料后认定的或存在较大分歧的重要事实加注说明（即宋体"笔者注"）。 　　1948年4月，因中共川东特委下属的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和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共同破坏。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相继被捕；刘、冉等人被捕后，供出了他们所知道的组织及党员情况，致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波及到上、下川东和川西等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 　　根据刘、冉供出"川西组织负责人'老郑（蒲华辅）'和'老马（马识途）'"的线索，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专门组织力量三次到成都侦破中共川康组织。 　　第一次，徐派二处侦防科长左志良到成都抓捕刘国定交出的罗广斌，同时侦查中共川西组织。[重庆方面专家查明并认定，实为冉益智交出的罗广斌。笔者注] 　　事前，徐远举跟负责川东北防线的罗广斌哥哥国民党军十五兵团司令兼108军军长罗广文交换意见。罗广文以"我父亲这个'老幺儿'太烦了，可以弄进去管管"回应徐。徐摸清罗广文态度后，即让左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地址，以为"五哥"（即马识途。马与罗系忠县同乡，相交甚笃。笔者注）送信为由，到成都柿子巷罗公馆将罗广斌诱捕（不便公开抓捕）。罗被捕后被押送至重庆歌乐山二处监狱[有重庆有关专家指出准确的称谓应该是"看守所"。笔者注]。1949年11月底，看守监狱的国民党军警溃逃后，罗在白公馆获得自由。 　　第二次，徐又派二处科长季缕带同共产党变节份子陈为智[有材料表明，1980年代末，陈为智被"落实政策"。笔者注]到成都，欲以兄妹的关系诱捕陈为智的妹妹川大学生陈为珍，并以此为突破口侦破中共川西地下组织。不料在川大诱捕陈为珍后，季缕和成都地方当局迫于担心引发学潮又将陈为珍释放了。（以上见附件1-11页——13页） 　　第三次，即1948年10月下旬，徐远举亲自组织将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刘仲逸（即刘国定）、骆安靖三人的"川西特侦组"派往成都。同年11月，刘仲逸拿着徐远举的介绍信来到成都少城娘娘庙街38号（国民党保密局蓉站）。因站长杨超群未在，遂由副站长刘鑑先（刘同时兼保密局西南特区第五谍报组组长）接待。但刘仲逸没有向刘鑑先说明到成都来的具体任务。只是告诉其在"必要时给以协助"，并告知自己住在西御街。12月初，杨超群告诉刘鑑先，雷等一行此来成都有重要任务，可能是抓捕中共重要人员。要求在必要的时候予以协助。但也没有向刘鑑先讲明具体情况。12月底，杨到绵阳、广元、大巴山一带公干，保密局蓉站一切工作暂由副站长刘鑑先负责。（见附件2-0144页——0146页） 　　雷天元等人在成都侦查数月毫无结果。1949年1月5日，保密局蓉站司法专员罗慧开、情报编审罗克勤、工学运外勤组长周生才向刘鑑先汇报，已获知雷天元一行来成都的具体任务是"破获中共川西组织，'找一个姓蒲的中共负责人线索'"。但只知道蒲是铜梁人。此情报系周生才从雷天元那里得来的。 　　原来，雷因来蓉数月没有找到一点线索，故特地找老乡周生才（都是铜梁人）帮忙，于是暴露了他们的"机密"。 　　刘鑑先听后十分高兴，但也有所顾虑。因为情报来源是雷私下告诉周生才的，如果蓉站插手此事，万一被徐远举知道了，是无法交代的。但是，为了抢功，刘与"二罗一周"商量后，决定把此情报来源及侦破批示的日期写在雷等来蓉之前。刘鑑先当即拟了批示"蒲某是中共重要负责人，现在有可能了解其踪迹下落。"（见附件2-0147——0149） 　　为保证行动顺利进行，刘鑑先决定严格保密（对雷天元也严格保密）；并组织蓉站及相关部门的人员参加行动。决定行动由刘鑑先总负责，侦破负责人周生才；审讯罗慧开、协助审讯罗克勤；记录尹富基、丁焕章；用刑则由警察局侦缉大队程葆之派四个人担任；译电徐译铭；说服审讯孙桂远；看守、交通余锡伍及其蓉谍报组许绍文、王先键、伍兴福。执行逮捕人员分两个临时小组：第一组组长周生才，组员李少华、李正元、邓泽骐；第二组组长王炯元，组员邓伯高、余俊、毛天鹏。（见附件6-11页） 　　这次侦破行动虽由周生才打头，但他并不认识蒲华辅，也基本上不掌握中共川西地下组织的线索和情况。于是他决定从蒲是铜梁人这条线索入手。他通过在成都军校任教官的铜梁同乡胡秋旻，终于搞到了蒲的一点情况。胡秋旻以索取金钱为条件，同意协助侦破。周答应了胡的条件且先支付了钱。然后，胡告诉周，蒲在成都一所中学教书[另据郭德贤讲，实际上蒲并未教书，而是以生意人身份为掩护。笔者注]，但其住址并不知道，只晓得蒲常常从新南门进城。 　　周生才立即向刘鑑先报告了这个情报。刘指示胡、周马上布置在新南门一带侦查。 　　1949年1月13日下午两点过，胡秋旻看见蒲华辅从新南门进城，即向周指认。周命随员立即进行跟踪。同时电话报告刘鑑先，叫刘速开车来。 　　周等人一直从新南门跟踪蒲到草市街，见蒲进了灶君庙街口茶铺，在一张桌子坐下，与先来的一人交谈。周又电话请示刘鑑先。刘命令周立即实施抓捕，自己随后就乘车赶来。此时，蒲与另一人似有觉察，两人已经从茶铺内起身分头出来。先来的那人从下草市街绕道北门后又返回灶君庙街时，被跟踪的李正元、张剑鸣逮捕。这个人就是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华健。 　　蒲华辅分手后，到了对门一家报厅佯装看报，几分钟后进了附近一家木器铺，被跟踪的刘鑑先、周生才、李少华、邓泽骐等闯入铺内抓捕。同时抓捕了当场正与蒲坐在一起的一个青年（中共党员韩三思，又名韩玉）。刘命令周对木器铺进行搜查，他则将蒲、华、韩三人押回蓉站。（见附件4-2——5页） 　　回到蓉站后，刘鑑先分别对他们三人进行了搜查。从蒲华辅身上搜到一张条子，大意是不要发生横的关系，只能发生纵的关系和一只怀表以及一些现金。从华健身上搜查到邓锡侯重要将领四川泸县专员陈离写给华健的一个证件、一张名片，一个金戒子及现金若干。（见附件1-13页） 　　当晚即对蒲等人进行第一次审讯。蒲华辅没有承认中共关系；后在紧逼下承认有中共关系，但"早已失掉了，只发展过在罗广文部队里的一个连长；自己不是负责人，负责人姓陈，名字和地址不知道，有事见面在华华茶厅。和华健是一般朋友关系，爱人系家庭妇女"等。 　　次日（14日），周生才、李少华、余国超等人一早就押着蒲华辅到华华茶厅守候姓"陈"的。但守候一天也未见到任何人。晚上周生才等人回到蓉站向刘鑑先汇报了此情况。刘鑑先认为"上了蒲华辅的当"。随即对蒲施用了"老虎凳"刑罚。蒲受刑后承认了昨天所供都是假的，自己就是中共川西组织负责人，但上任不久，知道情况的人叫马千禾，住在新南门外某处；自己的爱人知道他的具体地点。爱人也是自己发展的中共党员。并交出了在北新街银行工作的颜如瑜是自己发展的中共党员，是负责收转川西组织信件的。15日，刘鑑先派人将颜如瑜逮捕。在用刑后，颜也承认了和蒲华辅的中共关系。颜几天后即经其丈夫家托人具保释放。[颜后以四川省工商银行离休干部，于2010年在成都去世。笔者注]（见附件2-2页，1-2页） 　　蒲华辅被捕的当天晚上（13日），国民党特务搜查了他的家。在特务到他家时，蒲的妻子郭德贤立即把保管的用蜡包裹的中共组织关系及人员名单的两个纸团放在火盆烧毁了。郭德贤担心马识途等不知情况来到其家，（此前蒲曾约定马等人将于14日在其家里召开会议。笔者注），故于第二天一大早刚刚天明时（14日），以给小孩子做饭为辞，寻机托同院的邱嫂（因马常来，故邱认识他。郭告诉了邱嫂马的住址）带信给马千禾（识途），告诉他"蒲先生卖鸦片被警察抓了"。随后，邱嫂返回向郭示意已经告诉马了。马识途得到此暗号后，立即转移，并于次日仓促离开成都（见附件10-2——6页）。当刘鑑先、周生才等人于当晚（即蒲供出马千禾后的14日晚）带同郭德贤去抓马识途，结果自然扑了个空。 　　周生才在搜查马识途的房子时，看见屋里的相片，惊诧地说："马千禾原来就是马识途啊"。随后把马未及处理的所有文字东西带回了蓉站。并命令李少华、李正元留下继续监视，蹲守抓捕来马识途家的任何人。（见附件2 、3——1页） 　　审讯华健时，他的态度非常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有中共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刘鑑先把蒲弄来对质，华也不承认，并指责蒲的行为是可耻的（指承认是中共的身份）。甚至在用刑下也坚不吐实。 　　次日，刘鑑先改变了审讯的方式，命令孙桂远去劝说华健。开始华仍然坚决不承认，后来孙以华对未婚妻的感情来动摇其意志。华即告诉孙，其未婚妻在金玉街住，希望特务把搜查的金戒指给她，并问能否见她一面。孙即派人把华的未婚妻带来。华健见未婚妻后，在感情的冲动和孙桂远的软化说服下，始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负责经济，受蒲华辅领导；由自己领导的有军运党员李维哲（即吕英、刘丹），李维哲是交通，专门送信到川大，住书院南街一号。孙向刘鑑先报告华所供情况后，刘即派周生才率领组员将李维哲逮捕。 　　李维哲被捕后先也是什么都不承认；在被审讯人员吊起来严刑拷打下，承认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是受华健领导的。并称"他叫我读进步书籍和送信到川大给一个姓马的。其它什么都不知道了"。 　　华健的未婚妻开始不承认有中共关系，对华的情况也不知道。后来在审讯特务的紧逼下承认了中共关系，并劝华说出组织。（见附件6-17——18页） 　　在韩玉受审讯时，他仅承认是中共党员，受蒲华辅领导，其它的情况都不知道。 　　由于刘鑑先他们没有掌握更多的情况，第一轮审讯只好到此为止。随即把蒲、华、韩、李（维哲）关押在娘娘庙38号蓉站；颜如瑜和蒲妻郭德贤、华健未婚妻徐邦嘉关押在玉带桥稽查处。等候徐远举来蓉处理此案。早在13号抓到蒲后，刘鑑先就命饶琳拟电报重庆："蓉站捕到了中共川西地下党重要份子蒲某等人，现在审讯中"。后刘又亲自打长途电话报告徐远举。徐回电即刻到成都办理。（见附件2-0152——0153页） 　　1949年1月15日，徐远举一人乘飞机先到成都，其余十人乘汽车赶来。 　　徐到成都后，得知雷天元他们的"川西侦破组"竟然还不知道此事，非常生气。立即从刘鑑先及蓉站手里把案子全部接了过去，并对蒲等人再行审讯。 　　蒲又供出了西康中共组织负责人任炽昌，川北组织负责人王某，川南组织负责人王某及温江小齐，雅安、乐山一带负责人陈俊贤（陈俊卿），泸县专员公署某某及彭迪先、刘盛亚、王文鼎、傅茂青、刘文绮（即刘绮芳）夫妇，以及在川北一带作军运工作的韩子重。（见附件1-13——14页，4-7页） 　　华健则供出自己1948年曾去广元川北一带布置农民运动；以及川西组织成员之一马识途。 　　李维哲供出在成都至大邑、邛崃、雅安布置活动及从重庆转移在大邑三岔乡中心学校任教的中共党员李维嘉。（见附件6-20页） 　　根据这些口供，徐远举立即布置了逮捕行动计划：警察局局长刘崇朴负责邛崃、大邑等地方，按供出的线索逮捕中共人员；稽查处处长周迅予负责川北一带，按供出的线索逮捕中共人员；雷天元带人去温江抓捕姓齐的夫妇。 　　一月十六日，各小组分头开始行动。刘崇朴派汤国华到大邑逮捕李维嘉未果；周迅予派申明德到川北遂宁逮捕王子度等人未果；稽查处科长张芸焦系韩子重同乡同学，将韩子重诱捕在稽查处；广元组外勤人员余俊将傅茂青逮捕，其妻刘绮芳脱险。雷天元带人到温江抓齐亮、马秀英未果；而齐、马于此时在却成都被蹲守马识途家的周生才等抓获。 　　这次逮捕的人员有：王文鼎、韩子重、齐亮夫妇、傅茂青。 　　王文鼎因公开身份为名中医，且经常给国民党上层官员看病，遂在刘崇朴、范继群的极力担保下被当场释放；傅茂青声称系受蒲华辅诬陷，因蒲垂涎其妻刘绮芳不成，而故意陷害他。经与蒲对质后被牛范九保释。齐亮、马秀英夫妇，被刘国定出卖后逃成都由马秀英堂兄马识途安排在温江隐蔽。雷天元等人在温江逮捕他们未果，但事发第三天齐亮、马秀英去马识途家时，被留守在马房间里的特工周生才、李少华等逮捕，在审讯时没有任何口供。（见附件7-2页）韩子重是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韩任民的儿子，徐远举以父辈的身份劝导韩子重，未经用刑，韩即抱头痛哭承认了自己是中共党员，写了一份自白书，并供出在军管区任参谋的由自己领导的中共党员王侠夫、黄子万、谷时逊、曾鸣飞及在泸州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张学云。徐远举将此情况致函省府孟广澎、军管区副司令韩任民。孟、韩同意逮捕，徐远举命刘鑑先拿孟、韩的手令将四参谋逮捕。（见附件2-0193-0196页） 　　十八日，刘鑑先根据徐远举的命令，打电话给重庆二处科长安国华和吕世锟立即到泸县去把伪专员公署一个秘书逮捕。不久安国华回电汇报：派去泸州逮捕的专员叫陈静珊（陈离），早已离开泸县，他有一个家属在成都华西大学读书。徐远举即命令刘鑑先和小天竺警察局分局局长范伯驹，到华西大学将那个学生逮捕。审讯后没有任何口供，关押在蓉站看守所。第三天，一个老太婆拿徐中齐的名片找到了徐远举，不久徐远举将这个学生释放了。此时，派往各地去逮捕的人纷纷回蓉，一无所获，徐远举不甘心就此罢手，准备再派十路行动小组赴外县捕中共党员。这时，重庆来电。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宣布释放政治犯。叫徐远举必须立即回渝。再派外县去捕人的计划只好算了（见附件2-0167——0169页） 　　这次因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先后被捕的人有：特委领导人蒲华辅、华健；以及韩玉、李维哲、齐亮、马秀英、郭德贤、颜如瑜、徐邦嘉、王文鼎、傅茂青；军运系统党员韩子重、王侠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张学云共计十七人。 　　蒲华辅被徐远举押送一起乘飞机去渝；华健、韩玉、李维哲、郭德贤及她的两个小孩、齐亮夫妇、韩子重坐汽车押往重庆。 　　蒲华辅、华健于1949年11月公开在重庆沙平坝被枪毙；韩玉、李维哲、齐亮、马秀英夫妇及韩子重供出的在泸州军队的中共党员张学云于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溃逃前与关押在渣滓洞的"政治犯"一起被杀戮；韩子重在混乱中被杀。郭德贤逃出白公馆监狱；王侠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于十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当局杀戮于成都十二桥；徐邦嘉、颜如瑜、王文鼎、傅茂青分别由国民党成都市政要余中英、牛范九、丁次鹤等人于被捕后即保释。 　　[专题调查材料内所标明"附件"因文字过多，兹从略。所引附件有徐远举、刘鑑先、罗克勤、罗慧开、尹拟陶、邓泽骐、杨荫池等参与此案行动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归案后口供、交待；郭德贤、颜如瑜、马识途、傅茂青等个人档案及走访记录等。笔者注]（未完待续） 　　岷啸，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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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奥巴马对俄罗斯庇护斯诺登表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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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对俄罗斯庇护斯诺登表示失望 Aug 7th 2013, 10:26, by JAS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对俄罗斯为前美国情报机构合同工斯诺登提供庇护感到"失望"。斯诺登因泄露有关美国秘密监视项目的情报而受到通缉。 奥巴马星期二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说，虽然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没有签订正式的引渡条约，但美国过去在这类事件中一直努力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合作。奥巴马表示，俄罗斯有时又回到冷战思维模式。 奥巴马证实，他计划出席今年9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20国峰会，但他没有说明是否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单独会晤。 在回答有关俄罗斯新法律禁止所谓"同性恋宣传"的问题时，奥巴马表示，他对歧视男女同性恋者的外国法律"没有耐心"。奥巴马说，俄罗斯并非通过这类法律的唯一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和哈格尔国防部长星期五将在华盛顿会晤俄罗斯外长和国防部长。  美國之音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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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首次重罚奶粉行业六大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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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重罚奶粉行业六大生产企业 Aug 7th 2013, 10:20, by JAS 作者 法广 中国国家发改委今天（8月7日）公布对奶粉行业进行的反垄断调查的调查结果，对该行业的六家奶粉生产企业共处罚6.6873亿元。这六家企业分别是美国的美赞臣，雅培，中国的合生元，新西兰的恒天然，荷兰的富仕兰以及法国达能集团旗下的多美滋公司。 而瑞士雀巢旗下的惠氏、中国的贝因美以及日本明 治公司则因为为调查提供重要证据而免受处罚。 中国发改委官员透露说，从今年三月开始，发改委就对上述9家乳粉生产企业展开反价格垄断调查。证据显示，涉案企业价格垄断具体的措施和手段主要包括合约约定、直接罚款、变相罚款、扣减返利、限制供货、停止供货等。 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发改委对奶粉企业发动反垄断调查后，多家企业已经大幅度降低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价格。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就此评论说，中国正利用新西兰奶粉原料受到污染的事件，试图为本土生产的奶类制品重建信心。人民日报此前发表评论说，有些中国消费者希望外国牌子都是绝对安全的，但问题再三的发生证明外国牌子并非一定安全。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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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台湾新国防部长到任6天闪电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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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国防部长到任6天闪电辞职 Aug 7th 2013, 10:14, by JAS 作者 珍妮特 台湾中华民国军方今年可说多事之秋，一周前国防部长高华柱才辞职，前两天又有25万台湾民众"白衫军"为洪仲丘军中虐死案求真相的示威大游行，周二又传出才上任6天的新国防部长杨念祖于当天晚上闪电请辞，总统马英九同意后，决定国防部长职务暂时由国防部副部长高广圻代理职务。杨念祖是因主编《决战时刻》一书内容，被指控涉嫌抄袭而主动请辞。 而此际，台湾军方正因陆军下士洪仲丘疑似虐死案而形象受重创，急需重振士气，也正逢台湾军队进行征兵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但先是有原国防部长高华柱引咎辞职，接着新任防长杨念祖才上任6天就闪电辞职，三军统帅马英九总统真有如《屋漏偏逢连夜雨》，民调声望急剧下降。 综合中央社及中国时报等台湾媒体报道，杨念祖请辞国防部长的消息来得很突然，在他周二晚间宣布辞职前，当天中午，台湾立法院还曾火速三读通过军事审判法修法，洪仲丘桉件将可尽速移交司法审理。 临危授命在8月1日接任国防部长的杨念祖，正面临带领台湾军队走向改革的关键时刻，却因遭检举主编专书《决战时刻》署名撰写的论文涉嫌抄袭，而宣布请辞。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李佳霏周二说，总统马英九与行政院长江宜桦讨论后，同意国防部长杨念祖请辞，由副部长高广圻代理。 据悉，本案是由民进党立法委员管碧玲提出来的，她周二表示接获检举，杨念祖涉嫌抄袭中国军事专家所翻译的一篇中国军事现代化文章，约2/3的内容照抄，身为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抄袭中国军事专家的文章，这是非常不得体的事。 杨念祖6日晚间也召开了临时举行记者会宣布请辞，并亲自说明，国内一位大学教授检举他在2007年2月主编的一本书《决战时刻》，其中一篇署名杨念祖的文章涉及抄袭。 杨念祖说，他在检视后发现这篇文章是他请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所代写，才晓得这名朋友代写的这篇文章的确是抄袭一些由中国大陆某杂志出版的一篇编译外国学者出版专文的内容。他强调，这是个人的错误，已影响政府、国家的荣誉，应负起责任，因此辞职负责。 具体来说，杨念祖请辞原因是遭检举主编时英出版社出版的《决战时刻》一书中，亲自署名所撰《全球军事革新和科技化对解放军战略的影响》论文涉及抄袭。 杨念祖原为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CAPS）秘书长。 该协会 在学术界对研究军事战略、国际安全和解放军颇负盛名。 这个协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计划》小组针对中共军队和西太平洋的情势，陆续提出多篇专题研究报告，其内容引起多方瞩目，由于每篇个别印刷数量十分有限，小众分发造成许多民众无法获得此书，许多读者纷纷建议成集出版。因此在2007年集结出《决战时刻》一书。 此前，台湾军方形象因洪仲丘命案而受重创，导致前国防部长高华柱去职，副部长杨念祖临危受命接下部长重担，却在6天后因文章剽窃辞职下台，创下任期最短的文人部长纪录。 杨念祖是总统马英九任内首任文人部长，原本高层打算借重杨念祖的学者个性与专业长才全力改革国防部。 陆军义务役下士洪仲丘案发生后，舆论压力排山倒海而来，3万名台湾网友包围国防部，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亲赴火线处理。 杨念祖展现出办事的身段柔软，面对军中弊案和各项政策推动，多次亲上火线与民众和立委沟通协调，这次在处理洪仲丘案，更扮演吃重角色，可看出高层对他的信赖和倚重。 杨念祖今年58岁，是一名军事研究学者，1980至1984年曾留学英国。他曾经担任台湾国防部军政副部长，2009年9月获委任为国防部副部长。 洪仲丘军中命案后，杨念祖8月1日刚从原任国防部长高华柱手中接棒。 马英九正想借助杨念祖的个性及文人作风改革军中风气。杨念祖的请辞很出人意料之外，他也成了继前国防部长蔡明宪任期3个月，任期最短的国防部长。据悉，当初马英九推荐他接棒高华柱的国防部长职务时，杨念祖的意愿并不高。 国民党团书记长赖士葆周二说，对国防部长杨念祖请辞感到震惊且可惜；国民党籍立委林郁方也说，相当错愕。他表示，以杨念祖的学、经历，外文能力及与美国的关係，杨念祖可以成为不错的文人国防部长，短短6天就请辞下台，《很可惜》！ 高华柱及杨念祖的相继辞职，正值台湾进行军事改革关键时期，台湾政府预计于2015年放弃职业军人制度，而改为募兵制度，希望能鼓励更多青年人投笔从戎，并给予更好的军事训练及甄选更好品质的军人。不过，第一批招募结果令当局感到失望，因为自今年一月起，只有1847名年轻男子报名从军，而当局原本希望能够招募到6000人。台湾军队人数目前有275000人；在与对岸中国关系紧张及冷战时期，人数最多时高达60万人。 不过，台湾与北京关系自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后关系缓和下来，主张两岸关系正常化的马英九于2012年连选连任。 在台湾军队经常传出虐待《菜鸟》新兵案，一些冤死桉也至今不了了之，让民众及舆论反感，而且承平时期是否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军中违规案，以及军人不知为何而战的困扰都是台湾军方急待解决的问题。 值得称道的是，台湾立法院周二已经火速三读通过军事审判法修法，让非战时、承平时期现役军人所犯刑案回归一般司法体系审理、侦办。在修正案正式公布后，包括凌虐部属等罪立刻移交普通法院审理，那么类似洪仲丘的案件将可尽快移交司法审理，这可算是台湾政府对民间与舆论愤怒的火速回应。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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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日媒：安倍與奧巴馬對華立場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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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安倍與奧巴馬對華立場隔閡 Aug 7th 2013, 10:03, by JAS 童倩  BBC中文網日本特約記者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政權正策劃明年的新《防衛計劃大綱》中，日本多個主流傳媒連日披露了安倍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政權對中國立場的隔閡。 共同社周二晚引述日本政府內當天透露的消息說，7月25日東京舉行日美外交、國防審議官級（司長級）對話中，日方說明《防衛計劃大綱》中間報告包含「保持攻擊敵國基地能力」的方向，美方說「考慮過是怎樣的具體能力嗎」、「設想的攻擊對象國是哪裏」、「希望你們考慮向鄰國發放什麼樣的訊息」。 報道說，結果日方強調日本政府內議論還未定案，需要努力取得各方理解。次日防衛省公布並向安倍提交的《防衛計劃大綱》中間報告刪除了直接表述「保持攻擊敵國基地能力」，改為針對朝鮮開發核武器與導彈，「再次研究強化抑制力、充實綜合性對應能力」。 復蘇經濟要緊 共同社報道說，安倍推進容許集體自衛權的安保政策中，傾向保持攻擊敵國基地的能力具體是在神盾艦和潛水艇上搭載美國生產的戰斧巡航導彈（Tomahawk）。 共同社駐華盛頓記者周二就此消息分析說，剛接任美國副國務卿助理的拉塞爾7月下旬說，希望與中韓兩國在釣魚島（日美稱尖閣諸島）和歷史問題上對立的日本「深思熟慮和平方法」。 分析引述前白宮高官的話說，美國在東亞的日韓兩個同盟國關係如繼續龜裂，美日韓就不能共同步調對抗軍事崛起的中國。 分析還引述日美外交界消息說，美國擔心中日如發生釣島衝突，日本會要求美國介入，打亂奧巴馬現在最謀求的振興經濟進程，且敘利亞陷入內戰時，東亞如發生新軍事紛爭「將是最壞局面」。 「無力單獨守島」 分析說，美國雖歡迎安倍政權穩固並推進集體自衛權，但不希望日本與中韓交惡。 《產經新聞》周三發自華盛頓的報道也從另一角度證實日美隔閡說，基於日本期待和憂慮美國在中日釣島爭端中所起的作用，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4名議員已寫信給奧巴馬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要求公開奧巴馬重視亞太政策下，重新平衡亞太軍力的具體計劃。 在安倍內閣策劃新《防衛計劃大綱》和最近日本彌漫可能要單獨守衛釣島的氣氛中，日本拓殖大學名譽教授茅原鬱生周二在《產經新聞》撰文說，「日本沒有獨立守衛尖閣諸島的能力，需要盡快地構築單獨的防衛體制」。 （責編：蕭爾） 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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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美讚臣合生元接受中國發改委反壟斷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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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讚臣合生元接受中國發改委反壟斷罰款 Aug 7th 2013, 09:57, by JAS   美讚臣說，將接受中國國家發改委的反壟斷巨額罰款。 嬰幼兒營養品生產商——美讚臣和香港上市的合生元國際控股公司表示，將接受中國國家發改委的反壟斷巨額罰款。 美讚臣表示，該公司將向中國政府支付大約3300萬美元罰款。 中國國家發改委星期三（8月7日）在官網宣佈，合生元和美讚臣等6家乳粉生產企業，因違反反壟斷法，限制競爭行為，共被罰款約6.7億元人民幣。 發改委聲明說，不能主動配合調查、但能積極整改的美讚臣公司被處上一年度銷售額4%的罰款，約2.04億元人民幣。 美讚臣稱，不會對中國發改委的罰款決定提出抗辯，但美讚臣沒有對有關罰款是否涉及指控事項作出進一步說明。 巨額罰款 發改委聲明還說，對於違法行為嚴重、不能積極主動整改的廣州市合生元生物製品有限公司處上一年度銷售額6%的罰款，約1.629億元人民幣。 合生元國際控股表示，接受中國國家發改委反壟斷罰款1.63億元人民幣，決定放棄申請行政複議和提出行政訴訟，支付上述罰款。 中國國家發改委從今年3月開始，對9家外國奶粉企業可能存在的價格操縱和觸犯反壟斷規定的行為展開調查，雅培、美讚臣、雀巢、惠氏和多美滋等進口奶粉品牌都在此次反壟斷調查名單上。 自2008年爆發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以來，不少中國人對國產奶粉質量產生質疑，轉而購買外國品牌奶粉產品，甚至前往海外大量採購。在華銷售的外國品牌奶粉近年來不斷漲價，導致中國國內嬰幼兒配方奶粉價遠高於國外。 在中國國家發改委的反壟斷調查展開之後，多家外資品牌企業紛紛調低其奶粉產品在中國的售價。 據中國國家發改委掌握的證據顯示，這些奶粉企業在中國高價出售配方奶粉產品，有些產品價格自2008年以來已漲價近30%。 中國目前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嬰幼兒奶粉消費國。 （撰稿/責編：蕭爾） 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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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卫计委公布新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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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公布新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松动？ Aug 7th 2013, 09:48, by JAS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星期二刊登消息说，中国要完善生育政策，适时出台调整方案。中国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有变？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决定实施的新计划虽然被冠以"服务百姓健康行动"的名称， 但说要完善生育政策和适时出台调整方案不免让人联想，中国实施已久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要改变，是否要松动. 对此，近日撰写题为"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利国利民"博文的广东湛江博客李俊星期二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在批评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妥协。长期而言， 中国决策层在民众的呼声和压力下可能会考虑将来某一天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短期而言，中国政府可能只是做些调整，大的调整不太可能， 因为实施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已经形成利益集团。" 李俊表示，现在中国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数庞大。靠罚款、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其它各种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费用， 中国庞大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和机构获得巨大的好处，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得到的好处。李俊进而表示，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针对有工作单位的人， 特别是居住在城市的人特别严格，素质较高的城里人和有工作单位的人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十分严格。 相比，在农村就比较松。当然， 每个人， 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素质高低都有生育的权利。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大概只有1.2左右， 不仅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而且连发达国家的水平也达不到。 如果这样下去， 中国将来要面临社会老龄化问题， 出生人口太少，劳动人口养活退休人口的负担过重"。 经济学家采用GDP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快慢，人口学家衡量一个国家人口增减一般采用的是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 即育龄期内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总和生育率为2.1被公认为是一个国家维持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正常人口更替水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好。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近日向新华社记者透露，计生委正在研究是否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即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可生育第二胎。 除了说完善生育政策之外，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新计划还强调，要继续落实艾滋病防治"四免一关怀"政策和"五扩大，六加强"防治措施，进一步扩大艾滋病检测和免费抗病毒治疗覆盖面。 曾多年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2003年 中国"萨斯"改革卫生危机之后，为了防止艾滋病可能成为下一个引发中国公共卫生危机的导火索，中国政府被动地推出一些防治艾滋病的措施。 针对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防治艾滋病新计划，胡佳表示： "我一点也不看好中国政府能落实好有关防治艾滋病这方面的措施， 因为十几年以来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不仅停滞，而且还有倒退的现象。艾滋病在萨斯危机之后被政府关注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就是2003年到2004年那段时间。 现在政府又说要落实要重视多半是虚的"。 中国国家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近日表示，"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群众的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诸多因素，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必须长期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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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国官方媒体再次公开抨击宪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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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媒体再次公开抨击宪政制度 Aug 7th 2013, 09:40, by JAS 2013年4月，东莞农民工青年上街要求民主宪政。（新左翼民主劳工论坛） 中共中央机关报连日发表抨击宪政制度的文章，认为"美国宪政无法与社会主义兼容"。有评论认为，中国官方媒体近期接连公开诋毁宪政，暴露出新任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中国当局开启政治改革的前景黯淡。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6日发表题为《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的文章认为，美国宪政无法与社会主义兼容。英美主流学者认为其宪政是一种政治体制：宪法作为最高权威高于一切，宪法又是自然法和全民意志的体现，于是美国就是一个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社会。但文章说，美国一方面保障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剥削人民大众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谈人民主权、全民自由，因而其宪法本身是一个矛盾体。该文署名作者马钟成的身份是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文章批评美国宪政有其"名"，但完全不符合宪政之"实"。认为其宪政概念体系是美国迷惑人民大众，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神话，也是美国垄断资本寡头及其在华代理人用来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心理战武器。 马钟成的文章虽以比较"美国宪政"与"社会主义"为题，但通篇以美国的宪政制度作为抨击对象，并未阐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方式及内容。有中国网民在转载该文的中新网批评说，马钟成的文章通篇逻辑混乱，一派胡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先后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及国务院办公厅的北京宪政学者曹思源就此表示：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没有论述、没有论证、没有摆事实讲道理。他要批评美国宪法有他的权利，他说美国宪法之外还有一个最高法，请问那是什么法？他说美国宪政是骗人的，那么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也没有表达出来。因此这是没有逻辑、不讲事实、不摆道理的一篇文章，我觉得没有任何价值。" 马钟成的文章还说，在美国宪法之上还有一个凌驾其上、表达垄断财团的意志的高级法，无产阶级治理国家的逻辑和方式与资产阶级根本不同。而社会主义国家借鉴美国宪政的结果，只能给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打开缺口。 曹思源指出，宪政理念并非美国或任何与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同国家的专利。中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正是如何真正落实其自身宪法的规定： "中国应该怎么走？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完善宪法和落实宪法的两重任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过，宪法的生命在于落实、在于实施。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简明扼要地说，就是落实这个宪法。这就是中国的宪政。" 海外中文政论刊物《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虽然毛泽东时代给中国留下了惨痛的政治教训，但目前中国官方媒体所传递的信号显示，中共领导层至今仍不愿切实尊重履行中国宪法的义务： "在中国，毛时代大家众所周知是无法无天。文革中，刘少奇被批斗他就曾经拿出宪法，在当时根本就不被理睬。不要说民间社会，包括中共上层多少有些痛定思痛。问题是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从来就没有认真履行过宪法。实际上全国人大只是橡皮图章，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寡头才是最高权力的行使者。因此，现在中国官方媒体否定宪政本身，实际也是在否定中国现行的宪法。" 官方新华网上周发表署名作者王小石题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文章，渲染前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动荡" 并就中国民主化的所谓危害提出公然警告，引起中国民间舆论的批评。《人民日报》海外版在8月5号发表马钟成另一篇《"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的文章还认为，"中国的宪政思潮，也是在美国情报机构扶植的各种基金会资助下产生并发展壮大的。" 胡平认为，中国官方媒体近期连续公开诋毁宪政的论调，很可能反映了习近平等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倾向： "中共官方目前反宪政的种种言论并不新鲜。如果放在毛时代那么多少是和毛时代那种意识形态比较吻合，而放在所谓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就显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今天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纠正毛时代无视宪法、罔顾宪法、践踏宪法造成的种种弊害。因此现在中共官方把这套说法再次拿出来，我想这不只反映了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倾向，同时也反映目前状态下，中共统治集团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 在北京的宪政学者曹思源则强调，继续改革开放是能否避免中国出现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方媒体反对民主及宪政等普世价值的观点当前日渐公开，显示中国当局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仍十分渺茫。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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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中國煙草的政治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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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煙草的政治版圖》 Aug 6th 2013, 20:53, by KyjL 內容提要: 在中國目前面臨的紛繁複雜的民生問題中， 似乎沒有比公共衛生和健康領域的挑戰更棘手的了。而其中極為普遍的吸煙現像已成為最為嚴峻的公共衛生危機。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煙草生產國、最大的捲煙 消費國，同時也是吸煙導致死亡最慘痛的受害國。 中國政府在控煙問題上猶豫不決的主要原因在於煙草行業在稅收貢獻能力上與房地產業和石油業不相上下。 龐大的 中國煙草利益集團構成了控煙運動最主要的體制和政治障礙。 本書通過多方位（政治、經濟、社會、醫保），多層面（最高政治領導層、國家有關部委、省級領導層、煙草公司）的分析，提供了中國反吸煙行動向前推進的戰略路徑。本書基於實證研究，不僅有較強的學術性，而且時政意義深遠。本書也有助於探索中國政治架構和政策變化的動力機制。 【明鏡出版社】(電子書) 連結： http://www.pubu.com.tw/store/60232?apKey=fedd22f528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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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胡錦濤老部下李剛的晉升路慢得異乎尋常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胡錦濤老部下李剛的晉升路慢得異乎尋常 Aug 6th 2013, 20:38, by 明鏡雜誌 《名星》特約記者　邢大運 調香港中聯辦仕途蹭蹬 李剛調任中聯辦副主任時，正是香港回歸六年的激烈動蕩之後。那年7月1日，香港數十萬市民為反對"顛覆罪"23條立法而舉行浩大遊行，海內外爲之震驚，香港特區政府被迫宣佈推遲23條立法程序。 中央調派李剛和商務部部長助理郭莉一同赴港出任中聯辦副主任，加強對香港事務的領導，正是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後，當時人們又提起李剛是胡錦濤的老部下這個背景，議論說，胡錦濤派富有外事經驗的老部下李剛前來，是對香港事務的重視，也是對李剛的重視。李剛年方48歲，雖然在幾個副主任中排名並不靠前，但是很可能在熟悉了一段情況之後，接替高祀仁，繼任中聯辦主任。 不料，好景不長，三個月之後，中央再調派中組部部務委員兼幹部調配局局長彭清華、廣東省東莞市長黎桂康赴香港，使中聯辦副主任由六名增加到八名。彭清華更排名第二，將李剛由副主任的第四位擠到第五位。彭清華時年46歲，擔任過前中央組織部長、後來升爲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的秘書，而宋平提攜胡錦濤，於是彭清華也被認為是胡錦濤信任的人馬。顯然，他接掌中聯辦主任更有優勢。 2006年，香港媒體狂傳一陣，說彭清華及李剛雙雙晉升，彭將接任接替廖暉，出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而李剛則接掌中聯辦主任。胡錦濤在團中央、貴州等地主政時期的秘書葉克冬，當時正在擔任中共國台辦主任助理兼港澳局局長，將調到香港任中聯辦副主任。 但這一傳言後來並未實現，彭清華、李剛的工作都沒有異動，葉克冬則在當年提升為國台辦最後一名副主任。分析人士指出，李剛與葉克冬的晉升之路都走得十分緩慢，按照他們的能力、派系、人脈來說，實在是有點異乎尋常。 2007年秋天，在中共十七大上，彭清華當選中央委員，而李剛連候補中央委員都沒安排，只安排了含金量與之無法相比的中紀委委員。2009年5月，彭清華正式接任中聯辦主任，李剛則仍然沒有挪窩。 與民主黨"破冰會面" 2010年5月24日上午，代表中央政府的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議員、副主席劉慧卿議員和張文光議員，在香港中聯辦辦公大樓內進行晤談，這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代表北京的高級別官員破天荒地正式與民主黨核心層直接對話，可能對香港今後一個時期政治變化，產生歷史性的影響，有傳媒稱其為"破冰會面"。引起社會各界西方在港機構的高度關注。 李剛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議員晤談。 2009年底到2010年初，民主黨決定不參與公民黨、社民連發起的"五區請辭，公投補選"的行動，得罪了反對派很多元老如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等，在反對派陣營中的影響力急劇下降，有些反對派支持民主黨的熱情減弱；同時民主黨與公民黨的矛盾加深。民主黨處境不利，積極尋找機會與中央溝通，希望在政改問題上遊說中央，也希望藉同中央溝通在反對派陣營中改善聲望。 北京不失時機地加以呼應，以分化香港的反對派。經過北京和民主黨核心層的多次往返書面協商，北京指派李剛與他們會晤。 會面約歷時2小時15分。會面之後，雙方都稱這次會面"是在坦率的氣氛中進行的"。按照事先商定，雙方在會面中沒有提出新的主張，但是各自都強調了自己的原則立場。 5月26日，為表現中聯辦一碗水端平，李剛又與擁有13個成員團體代表的終極普選聯盟晤談了兩個多小時。 幾次會面結束後，中聯辦都舉行了新聞發佈會。李剛面對近百名中外記者，回應問題既顯示了中央推動香港政改向前邁進的誠意和決心，闡述原則立場又深入淺出、幽默風趣。香港媒體報導，李剛在幾次記者會上，外交手腕極佳，先創下15分鐘回答23個問題的紀錄，又一天再用20分鐘耐心解答記者26個連珠炮，給現場記者和香港電視觀衆留下深刻印象。 有分析人士認為，李剛同民主黨接觸，表明中央認同民主黨目前實行的"溫和"路線；也擺出中央是依法推動香港政制向前發展動力的姿態，對中央及香港民主派增進相互瞭解具有積極意義，有利於香港的穩定。 這一次"破冰會面"也讓李剛聲名大噪，即將升遷的聲浪再度升高。 全國人大常委會2010年8月28日經表決，免去王鳳超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職務，任命李剛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基本法委員會是直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諮詢機構，主要負責研究《基本法》相關議題及向人大常委會提供意見。現時委員會成員名單包括喬曉陽、梁愛詩等人。 不過後來升遷的消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上樓。 2012年年底，香港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出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李剛的職務終於變動，但並非接任中聯辦主任，而是由香港調至澳門，仍為中聯辦副主任， 不過，他總算升遷有望了。消息人士告訴《名星》，李剛即將接替出任全國人大僑委會主任的白志健，升為澳門中聯辦主任。 不過對這一升遷，觀察人士解讀說，是給李剛一個棘手任務時，給他的一點小小甜頭。這個任務就是：打擊官員到澳門用公款豪賭，並通過賭場洗黑錢。 澳門回歸中國13年多，卻成為中國貪官的"超級洗衣店"——不少官員藉賭場清洗"黑錢"。香港《東方日報》曾報導，有學者曾估計13年來，經賭場清洗的黑錢多達10萬億港元（約1萬3000億美元）。除豪賭洗黑錢，鑽石、珠寶及物業，也成為貪官將髒錢漂白、洗乾淨的工具。（《名星》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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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厉王是一面镜子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周厉王是一面镜子 Aug 6th 2013, 20:24, by 明鏡雜誌 　　国人暴动 　　公元前841年，秋凉时节的一个夜晚，国都镐京城里出大事了。 　　黑暗中，一群手持棍棒、农具的国人秘密集结，并扑向王宫—他们要向周厉王讨还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和他欠下的血债。 　　听到由远而近的呼喊声，周厉王下令调兵镇压。臣下两手一摊：我们周朝，寓兵于农，现在农人暴动，您能调谁来呢？ 　　厉王这才明白大祸临头，急急带着宫眷潜逃出城，到彘地(今山西霍州市东北)隐居起来。一代君王，下场狼狈。 　　国人在王宫中遍寻厉王不着，混乱中有人说太子静在少召公家里躲藏，便云集至召公家门前，火光如昼。召公无奈，只得将自己的儿子充作太子静交出，国人杀之，令人叹息的悲 剧，止住了混乱的进一步扩大。 　　事变只持续了一天，算是历史上最短暂的革命，却威力非凡—赶走了不可一世的国王。这以后的十几年，国家没有了国王，由贵族大臣会议代行王政，史称"共和行政"时期。 　　前828年，厉王死，谁继承王位的问题被提上日程。这时，召公把当年的真相说了出来，并把在自己家中隐藏了十四年的太子静带到人们面前，告诉人们这个年轻人是谁，并提出由 他来继承王位。 　　当年太子静年幼无知，暴政与他无关，经召公十四年的培养，静成长为学识颇丰的翩翩少年，于是贵族举手表决，拥立他做了国王，是为周宣王。 　　宣王励精图治，恢复先王传统，广开言路，下情上达，并要求官吏在征收赋税时不得中饱私囊，鱼肉百姓，史称"宣王中兴"。这些律令被郑重其事地刻在"毛公鼎"上。如今， 这座"镇国之宝"安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这个因财税争端引起的政治事变，史称"国人暴动"。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商周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是"邑"。邑，国也，国人，就是邑内之人的统称。周王分封诸侯，新贵领同族人和分配的商族人同居领地。周人居邑中，称"国人"，商人居野，称 "野人"，就是居住在国都城内或近郊的士农工商人等的统称。 　　国人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对邑共同体的事务有举足轻重影响，源于族群内部久远的民主习俗。 　　《左传》里有不少"朝国人"的记载，即征询国人的意见。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曾朝国人议立新君，国人不同意，国也就让不成。宋景公时，六卿贵族和大尹争权，双 方诉之国人。因得罪国人而亡国的事例，此前也发生过，如闵公二年的"卫懿公好鹤"。 　　国君和贵族了解国人的力量，对其惧让三分，并争取国人站在自己一方。晋惠公为得到国人的支持而"作爰田"；郑子产不毁乡校，也是为听取国人的舆论。 　　尧舜禹时代，赋税已经产生，但并未像周厉王那样搞得民不聊生，而是用在社会的公共服务上。当时最大的"国事"是治水、祭祀、御敌，都可属于"公共产品"。禹"卑宫室， 而尽力乎沟洫"，因为农业对于人来说是救命的需要。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相当平静而宽和的。《尚书》首篇即称，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那是一个让后人向往的太平世界 ，所以孔子才极力推崇那个时代。可惜，这种古代民主制未能延续，随着王权壮大，国人地盘日见缩小。成康以后，对国人的掠夺有加重的趋势。《诗经》里"苕之华，其叶青青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之语，反映了下层国人生活困顿的情景。 　　镐京附近的自然资源—山林川泽原属公有，任由国人开采享用，君主不得独占。这个世代绵延的传统，限制着君主的权力过分扩张，也补充了国人的生活来源。可是周天子却偏要 把事情做绝，连国人的最后的一点依靠也要剥夺。 　　面对王室衰微的局面，周厉王不是设法革除弊政，而是取消传统习俗，行"国有垄断"，与民争利，至不许民得利，也就犯了"大忌"—国人不仅经济利益受损，政治权力亦同时 被削弱。 　　国人权利被侵犯，一时间，宗庙广场、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要求国王取消专利政策。国人的批评激怒了厉王，找来卫国的巫师做"便衣警察"—谁背后谤王，格杀勿论。于是，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听不到批评声音了，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惊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然而，"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厉王忘了，国人是不能这样毫无顾忌得罪的。 　　周王既是国君，又是族长，遇事可以商量，也应该商量。像专利这类断别人生路的大事，如能听进异见，不至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国王铁了心，一意孤行。国人终于忍无可 忍，于是，本文开头一幕便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兴替镜鉴 　　国人权利，体现为一种基层社会的活力，它的存在形成了对王权的制衡。只要这种机制还在，王权的过分膨胀就能得到抑制，而这种权利机制被消弭时，专制就在眼前。 　　"国人暴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下层民众的武装暴动。当年召公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丰碑上的一句名言，它昭示后人，统治者不管掌握了多大的 权力，也不能堵住别人的嘴巴。 　　任何成功的文明，都含有健康的基层社会基因。当一个社会的基层是自治的，邻居们能够为增加福利而彼此友善合作，社会就充满了活力；若一个社会的基层是虚弱的，人们无权 管理自己的事务，而由远在天边的政府来代替自己作出决定，这个社会早晚会失去活力和动力。 　　国人走上街头，本不是为了推翻国王，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后却闹到人仰马翻的地步，证明财税本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政治权力的政治问题。在这场斗争中 ，国人终是胜利了，却也是最后一次胜利。秦以后显示力量的不再是国人，而是皇帝。民间维权的大幕被拉上，再无戏可演。 　　共同体一旦丧失了处理自己事物的能力，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彼此之间的纽带和信赖也就跟着丧失了，冷漠与麻木，便充斥了国民的大脑。周厉王的恶劣之处就在这里 ，他是恶魔，更招引来更多的恶魔。 　　潘恩把政府与社会分开来，告诉人们：权力必须分割，只有在民间保留有相当的权力，才有可能堵死政府向极权方向蜕变的可能性："有权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是那些出钱的人 ，而不是那些花钱的人。"这里所说的"出钱的人"，就是纳税者，而"花钱的人"指的就是指政府。西方社会制度的演变，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当年的中国也曾走在这条路上 ，可惜半途而废。 　　早期国家，其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财政就是为公共服务提供资源的，领导者无私利可言。今亦如是—国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为市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财税的本质就是 它的鲜明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如今人们苦心求索的，不过是回到两千八百年前而已。 　　而把财税这等天大的事往小里说，把它们当成单纯的技术或工具来理解，却是如今一些专家、学者的本事。所谓财税本质之类的理论大问题，在他们的视野内，也就永远找不到北 在哪里。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周厉王就是一面镜子。可是，古往今来的统治者，有谁会愿意走到镜子前照一照自己呢？ 　　李炜光，中国周刊 2013-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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