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萧功秦：家史中的百年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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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家史中的百年史（上） Nov 4th 2013, 13:08, by 明鏡雜誌 　　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有头脑。 ——西谚 　　一、每部家史都是活的近现代史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自己家庭的历史，但千头万绪，找不到下笔的感觉。前些日子与毕业研究生聚餐，席间我又谈到了自己家庭的历史。一位研究生说，萧老师从家族史来看近现代史肯定会很有感觉。他这么一说，我好像觉得捕捉到写家史的着眼点了。随着自己人生经验的增加，近现代史料与知识的渐渐积累，常常能把自己家史中的一些片断，先辈谈的一些感觉与人生体验，与近现代史研究心得联系起来，近现代史在我头脑中也变得更加鲜活。欧洲有一位诗人留下这样的诗句：从一滴水珠中可以看到整个太阳，从一颗沙粒里可以看到整个宇宙。我想，从每个家族的历史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大历史的缩影。 　　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许来自家族的传承。我祖父是衡阳的开明士绅，生前藏书万卷。据说，在抗战前家中还有王船山的手写遗稿，抗战逃难中散失殆尽。生活在这个家庭中可以感觉到历史的厚重感。小时候每次从上海回衡阳常胜路老家过年，就可以听到大人围着火盆讲家史，讲历史，听他们叙说自己的人生经历。小学时的我，听得似懂非懂，会在一旁迷迷糊糊地睡去，醒来时，常常发现大人们还在火盆边不停地谈着，用很低沉的衡阳家乡话。他们回忆着抗战时全家逃难到桂林时船翻时的险境，谈论着现在还在台湾的某个萧姓亲戚。火盆边的大人们总有着谈不完的话题，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我也在似懂非懂之中，潜移默化地承继着家庭中那种特殊的文化意识。我总是在想，我成年后保持下来的许多人文爱好，价值取向，例如对历史的热爱，对政治的兴趣，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很可能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有关。这些家庭文化因子，往往是无心插柳地播种在我的心里，只不过后来要到一定时候才会被激活而已。 　　一百多年来，湖南地处南北要冲，加上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张之洞这类近代精英的惨淡经营或思想影响，近代以来就是保守士绅文化与激进的农民文化势力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也是近代以来社会阶层变动最剧烈的地区。其实，我们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共互动的历史。这百年里，我们家有过太平天国反叛者，有老共产党人，有国民党将军，有浪漫气息的文学青年。所有这些人的活动与经历，既构成我们自己家族的历史，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历史画卷的一部分。 　　我们家可以说是一个与近现代史密切关联的家庭。过去只能从长辈那里知道一些家史，现在自己在从事近现代史研究，就会把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家史拼接起来。以家史来证百年史，用百年史的眼光来理解家史，把一个历史学者的专业知识与对历史的感悟结合，来解读自己从小从先辈那里听来的有关家史的信息，实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二、从参加太平天国的高祖说起 　　我们家世代务农，萧族在衡阳是大姓，从家谱记载上可知，萧族是几百年前从江西移居到衡阳来的。话就先从我高祖谈起，他的情况我知道很少，我只知道，高祖是咸丰年间发了点小财的前太平天国小军官，后来激流勇退，回家务农。我的伯父在给家人的书信中曾写过一首纪事诗，其中有一句讲我们家高祖的诗句是"洪杨时代叙蓝翎"。我曾问过伯伯，诗里的"叙蓝翎"是什么意思，他说指的是高祖在太平军里当过"营排级干部"吧。 　　不过到了后来他就很破落了。我一直很想知道，当太平天国运动在湖南被镇压以后，他是如何逃脱清政府的清查与追究的，据我所知，当时清查得很严，可惜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些故事了。 　　我的曾祖是个瘸子，出生时家庭已经破落，在农村又缺乏劳动能力，跌入了社会最底层。他在衡阳乡下无法谋生，据说被一个讨饭的流浪汉背到三十里外的衡阳城里，以做鞋匠为生。后来他开了家小书铺，在衡阳城里站住了脚跟。 　　到了我祖父时，家业开始兴盛起来。祖父毕业于湖南高等学堂，民国初年曾在广东文昌县与广西某地当过县知事。回家乡后从事慈善公益，一直担任衡阳的图书馆馆长。他还集资办萧族学堂，凡是萧族子弟都免费入学，据说深得乡民尊敬。他是个思想左倾的开明士绅。年青时与徐特立、谢觉哉还是至交。有《忆秋文存》、《艺兰馆联话》、《湘影诗草》等诗文集传世。 　　关于他有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个传说是，在1940年代后期，他因受诬告被国民党党痞关入牢中，当地农民数百人集会到衡阳县政府请愿。他们还编成歌谣来唱，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句是"我公萧企云，儿子当将军（指我父亲）"。后来县政府迫于农民请愿的压力，才把祖父放了出来。建国后他应邀作为湖南省代表，参加了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他写的诗中有一句"他年相思忘不得，怀仁堂里过生日"，表达的就是自己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的心情。他生前一直担任衡阳市人民法院院长。小时候，我在衡阳跟着祖父去参加衡阳抗美援朝动员大会，我亲见爷爷在千人大会上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地号召市民捐钱捐力，这一情景我至今仍然还有印象。 　　不过，他只是思想左倾的同情共产党的开明士绅，他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填写为"儒教"，这件事被我二哥私下里当作笑谈。二哥萧功汉（萧默）说，儒家怎么变成了宗教？ 　　一个以儒家为信仰的士绅，处于这样的激进革命时代，他内心肯定是充满矛盾的。据家人说，1950年代初期，衡阳肃反运动时，死刑判决都要经由他这个人民法院院长之手来批。明知有些是冤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别无选择，他这个法院院长也没有不用朱笔打红勾的理由。据说，那时他经常一个人在夜里喝得酩酊大醉，借着发酒疯，到死刑犯家门口，流着泪，长跪不起。当然，后来组织上也知道这些，不过当时好像也没有后来那么多的政治原则性，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只是对他作了批评而己。直到1959年去世前，他一直还是衡阳市的人民法院院长。 　　三、伯伯是湘字七十七号党员 　　我祖父有三个子女：伯伯、我父亲与我姑姑。我的伯伯是1923年中共党员，他告诉我，他在大革命时的党证号是湘字77号。也就是说，他是湖南省的中共第77位入党的党员。在1920年代中期，他办的开明书局销售左翼进步书籍，也是中共地下的党支部与秘密联络站，他本人当时就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告诉我，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支部，这个支部是专门与党的重要人物联系的，来家的共产党人中还有毛泽东的兄弟。衡阳的开明书局就是我们家办的，中共党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到过家中。 　　伯伯还告诉我，他还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入团介绍人。夏是当年衡阳第五中学的进步学生。我们这一代人从中学课本中就对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绝命诗耳熟能详。而伯父正是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人。不过伯父在马日事变发生时，作为当地中共党组织派往长沙去的交通员，找中共负责人腾代远时被捕，关进死牢。后来被乡亲邻舍联名担保，才得免死，还写了脱党声明。出狱以后一生再也不问政治，做点小生意，默默无闻于世。 　　在文革初期，他与伯母曾来上海避难，我与他有过长谈，得知家史中许多事情，后来他回到衡阳后，就被遣送下放，回到衡阳县的松山农村老家。记得那是1973年冬天，我在敦煌之行完成后，从大西北转到桂林，再转车到衡阳，再赶到乡下的松山老家看他。那是我与他第二次长谈家史。再次从他那里知道父亲许多往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冬日的阳光下，他半躺在乡间屋前的竹椅上说过的那段话。大意是，现在他那么大一把年纪了，文革初期，来找他外调的解放军一批又一批。他说："现在想起来，当年大革命时的人物，无论是参加革命的人，还是参加反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活到今天的……我现在这样能躺在这里晒太阳，就很不错了。"不知是出于对自己人生失败的自我解嘲，还是对一生一事无成的心理安慰。他的一生可以用"达观"两字来概括，他一辈子与世无争，几十年来，一直甘于做衡阳一家文具店默默无闻的营业员。他的性格无论如何无法与大革命时代共产党支部书记的激烈慷慨的人生理想联系起来。记得那一次我离开松山老家回上海时，他一直从乡间家门口出发，默默送我到开往市里的汽车站，我在汽车上望着他，他穿的是黑色的大棉袄，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站在冬天枯黄色的田埂边一动也不动，特别醒目。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两年后，伯伯由于在乡下营养不良，患上了黄疸而去世。 　　1973年那次回乡，我只住了三天。那时我也只有二十来岁，在上海郊区机械厂里当工人，文革初我是一个有巴黎公社理想的工厂造反派，那时私下里刚刚开始对文革有所反思，而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还没有什么感觉，对于家史也没有多问。其实他是很愿意讲讲家庭的历史的。只要我愿意问，他可以不停地讲，直到现在，我对大革命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现在再想听到这位大革命时代的当事人对那段历史的看法，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会问他，他与大革命时代的重要领导人物有些什么交往，对毛泽民的印象如何？当时乡下农民运动如此激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当年对农村的痞子革命是怎么看的，现在看法有什么改变？我还想问他，像他这样的活跃人物，被捕后为什么能逃离死刑的命运，难道一张退党声明书加上邻居集体作保就可以了吗？当时反革命的镇压到底到什么程度，等等，伯伯已经作古多年，所有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人能回答了。 　　我们家的左翼政治倾向还直接影响到我的姑母与母亲。她们在大革命时还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居然都参加了衡阳的共青团。1952年母亲在我五岁时过世。我与姑姑在上海共同生活三十多年，老人家对于自己过去的历史却从来闭口不谈。我怎么知道她们曾经是小革命党这件事的呢？那还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偶然好奇地翻到过姑姑的一本旧笔记本上写的交给组织的自传摘要。其中有一段记述令我印象很深：她们这两个小姑娘被迫站在衡阳市菜场里，向居民宣示由于自己年幼无知，参加了共青团，从此以后，保证以后要好好读书，不再参加共党组织……可能是由于她们两个小姑娘年纪太小，当地政府没有怎么追究。后来我才知道那指的是1927年马日事变后，大革命失败后的事。 　　四、我的父亲：走向国民党军人之路 　　下面就要讲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家族里的重要人物。他走的是与伯伯不同的政治道路。很小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起义的原国民党将军，黄埔六期毕业的，担任过国民党的军参谋长。1949年年底，他与军长鲁崇义一起，率所部三十军在成都起义，并参加了解放军。在历史节骨眼上的这一大转变，使我们家逃脱了反动军官家属的命运，一变而为革命军人家属。小时候，我回到衡阳家中过春节，还看到门口有"光荣人家"的红纸。我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回到衡阳探亲时，穿着黄呢制服，身边还带着一位解放军警卫员。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反差的双重身份的家庭。 　　我1946年出生在西安，西安古称为秦，我是萧家的功字辈，于是由此而取名。那时正是他在西安胡宗南总部。我两岁多时，就在石家庄，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三军的参谋长。从石家庄战役中逃出来以后，又改任三十军参谋长，当我三岁多时，他在成都起义。其他军官起义后不久就解甲归田，而他却由于有军事指挥业务上的专长，被编入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后来两次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此后就在重庆郊外的青木关部队幼儿园生活。1953年，我七岁时被姑母接到上海生活。第二年，我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去世，那时我只有八岁，此后我就在姑母抚育下长大成人。 　　我对父亲的了解并不多。很小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我们家不少人参加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属于政治上的异己家庭——但为什么家族的亲共历史并没有影响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步步升迁？我想，一定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比较粗放，比较看重个人的能力，不太关注家庭背景与成分。 　　其实父亲走上国军军人之路，也是命运的偶然。父亲从小痴迷于科学救国，心里就是想做工程师，他从衡阳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他的命运转折也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密切相关。马日事变发生后，家中遭大难，开明书局被迫关闭，伯伯被捕，被关进死牢，父亲在上海失去了家庭接济，就成了失学青年，读交通大学做工程师的美梦被打碎了。失学之后，他偶然看到有个无线电学校在招收新学员，不但可以免去学杂费，而且还有生活津贴。于是他去投考并被录取。 　　据伯父说，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上工程师。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中总是能得到上峰赏识，又是黄埔嫡系，抗战中期，34岁就当上了将军，但他总是以没有实现当工程师的愿望而抱憾。伯伯告诉我，多年以来，他行军时，简单的行装里总还要带上一些化学烧瓶之类的东西，一有空闲，就会自己做化学实验。他去世后，从南京军事学院带回来的遗物不多，而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化学笔记本却占了相当一部分。 　　凡萧姓家族中的读工科的青年大学生，有经济困难的，他都会去资助。即使我们在衡阳家中的经济常常陷入困境，也是如此。许多年以后，到了文革初期，伯伯与伯母来上海避难，文化程度不高的伯母提到我父亲时，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说明父亲的乐善好施，她总会用很浓重的衡阳话说，你爸爸是"解放前的雷锋"。一位生活在四川崇庆的远亲，当年就是由于得到父亲接济，读完大学建筑系后成为路桥工程师。这位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直到现在，他还把父亲视为自己的恩人。建国以后，他一直在寻找我们兄弟三人，打听我们的下落，总希望通过帮助我们，来报答当年父亲接济他读完大学之恩。其实，当年父亲之所以这样乐于助人，用伯伯的话来说，或许还是为了在萧族子弟身上，了却自己当不了化学工程师的心愿。 　　父亲考无线电学校，本意还是想实现自己做工程师的梦，入学后，他才知道那是军事学校，容不得他有那么多自由。由于成绩优秀，他转入黄埔六期。从此就进入军界，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越来越近，离他的工程师梦越来越远。 　　我有时在想，由于我们家的左翼思想传统，如果他失学之后，当时接触到上海的党组织，说不定他还真可能去参加共产党，不过，他走的将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他很可能活不到1949年，而且肯定也不会有后来的我。由于种种因缘，历史让他走上的是另一条路。 　　不久前我读到军统大特务沈醉的回忆录才得知，沈醉在抗战初期，他的女友执意要去延安，也要他一起去，他为了爱情纠结了很久，由于一念之差而没去延安，后来进了军统，却成了共产党最凶悍的敌人，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另一位国民党的军政要人的回忆录更有意思，大意是他那天早上起床晚了，约定好去延安抗大的汽车已经开走了，下一部车是去西安国民党黄埔第七军校的，于是这位青年学生就上了车，各人人生之旅的剪刀差由此而开始。在他们当时这些青年人看来，现在是国共合作，反正去哪里都一样，都是去抗日，在个人命运的一些节骨眼上，偶然性会起很大作用。 　　由于勤奋加上毅力，成绩不错，父亲从此成为国民党军队嫡系精英中的一员。1930年代初期，他当过清华大学军事训练部教官兼主任。这件事我们家的人谁也没有说起过，还是我二哥萧默在文革结束后，录取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以后，在参观校史展览时偶然发现的。父亲相片，赫然放在校史馆陈列的当年报纸上，发黄的报纸上还有一篇以父亲名义发表的《告清华大学全校师生书》。那是在1935年6月何梅协定后，国民党的中央军训团不得不奉命撤出已经被划为非军事区的北平，他就以军训部主任的名义，向师生告别，要大家勿忘国耻。这张从校报上翻拍下来的相片，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房里。那时他二十七岁。 　　从他后来的简历中知道，他在1939年进了陆军大学特五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伯父曾告诉我，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但他希望去前线，后来就分配到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得到胡宗南的赏识。根据我在网上搜到的信息，父亲在1943年任第一战区少将高参兼参谋处长，当时他三十四岁。1946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长。有一次在网上偶然读到黄埔同学会员的一篇抗战史回忆录，提到我父亲是胡宗南的"主要亲信之一"。 　　近几年来，我读了好几本从台湾购来的旧人回忆录，胡宗南当师长、军长与战区司令不同时期的三位参谋长的回忆录我都读过了，他们似乎一致认为，胡宗南在军事上难以担当大任，因愚忠于蒋介石，因此深得蒋介石信任。一位说，依胡本人的才能，最多只是个当师长的料，却当上战区司令，志大而才疏；另一位说得比较客气，只是说胡在当师长任上的时间太长，突然时来运转，当上指挥二十万大军的司令，而整个考虑问题的方式还是师长时形成的，所以指挥不好。不过他们都认为，胡为人刻苦俭朴，个人品德很好，蒋介石对他很放心。 　　我父亲与胡宗南朝夕相处，我不知道胡宗南为什么赏识我父亲。过去读中共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令我印象很深，说的是周恩来在延安时，要派地下工作者潜伏到胡身边去，周恩来认为，要能取得胡宗南真正信任的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这三条是完全出乎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三个条件居然是：一是必须是小康家庭出身的（家境不可太穷，也不可太富有），二是思想必须要左一点（要有对底层的同情心），三是长得要英俊神气一些。熊向晖就是由于符合这三个条件被周恩来选中，后来为中共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是因此而得到胡宗南信任的，好像这三条他都具备。 　　由我父亲这样的人来谈胡宗南，一定很有意思。不过，父亲健在时，我还处于孩提时代，什么也不懂。现在我非常希望听听他对胡宗南的看法，已经不可能了。我又想到熊向晖先生，我父亲与他都在胡宗南身边，朝夕相处，彼此一定都很熟悉，可惜熊先生已于2005年去世。 　　五、石家庄战役与第三军的命运 　　抗战结束后不久，内战爆发，父亲时任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驻守在石家庄，第三军原属朱培德的云南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中，可以算得上是属准嫡系。1941年时，该军在晋南战役中失利，原因是何应钦中了日本人的声东击西计，在战区军事会议上错误判断日本人要进攻洛阳，于是把中条山一个主力军抽调去守洛阳，这样造成中条山战线防守空虚，留守的第三军对日本人的进攻寡不敌众，军长唐淮源上将殉国。 　　在抗战结束时，该军进驻石家庄。到了1947年10月，聂荣臻领导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徐水包围了国民党第三军的一个师，这时第三军的另外两个师还在石家庄。根据《耿飙回忆录》可知，这时蒋介石错判了解放军主力的位置，以为可以来个反包围，于是通过孙连仲，命令第三军派军队前去救援。 　　根据文史资料上的记载，当时父亲作为军参谋长，在军事会议上曾坦言，一旦出击，第三军的三个师就极有可能被共军分割包围。且京汉铁路沿线是共军游击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共军肯定会通过引蛇出洞与围点打援，来实现各个击破。但军令如山，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别无选择，不得不亲自带第三军主力第七师北上增援。第三军内部的地下党很快把情报送到华北野战军。根据历史记载，华北野战军的杨得志、杨成武、罗瑞卿率领的第二、三、四纵队抽出主力，一昼夜开行二百多里，在清风店附近形成口袋。结果当然是没有什么悬念，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第七师与军部共一万七千人被围歼，军长罗历戎被俘。军参谋长的预见不幸言中。 　　我看到过聂荣臻召见被俘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的相片，从杨成武写的回忆录中可知，这张历史照片就是在聂荣臻当时的住所摄的。聂荣臻坐在圆椅上，以胜利者的优雅状态打量着罗军长，罗端卿、耿飙、杨得志这些纵队级高级指挥员坐在前排，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年轻，他们黝黑的脸上各自的表情也十分丰富。罗瑞卿的表情中面带着胜利者对战败者宽容的微笑；耿飙的眼光中则充满着对罗历戎的好奇感；杨得志只露出半个脸，他与右首的杨成武严肃的表情中，更多的是一种战役后的深思。靠墙边坐得更远的一些人，可能是地位更低一级的旅、团级的指挥员，他们有的以好奇的眼光、有的以警惕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重量级俘虏。当时是1947年10月下旬，是辽沈战役前一年，罗中将毕竟是解放战争自开战以来在战场上被俘获的职位最高的对手之一。此刻，穿着打扮如同伙夫的罗军长因为受到胜利者的优待与尊重，已经从紧张状态中缓过神来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他的正面表情，但可以从他手握香烟的状态中，看到一种些微的轻松感。丰富的历史信息定格在这张相片中，这张相片也以其捕捉了清风店战役后历史参与者们那生动的一瞬间，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风店战役结束以后，石家庄只剩下第三军士气低落的第32师与两个保安团，虽然蒋介石空运了一些地方部队进入石家庄城里，但国军势态十分孤立，在孤城中等待着解放军大军瓮中捉鳖。处于其中的我父亲，作为这个军的参谋长，这些日子肯定是在焦虑中度过的，他的霉运似乎就要这样注定了。 　　在清风店战役结束二十天以后，1947年11月，华北解放军对石家庄的总攻即将开始，然而，我父亲的命运却在此时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他意外收到了胡宗南的加急电报，要他立刻乘军用飞机从石家庄重围中，飞往北平去汇报军情。据说，等他起飞时，解放军进攻机场的炮声已经打响。父亲飞到北平之后，才知道这是胡宗南为了救他而特地发出的电报，其实大局已定，并无什么特别的军情需要他汇报了。胡宗南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认为这个第三军已经没有指望，但父亲这个心腹爱将还是要救出来的。 　　父亲跳出石家庄这个火坑实在太突然，这一信息完全不在解放军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中，以至于解放军拿着父亲的相片在俘虏群中一一对照，却没有找到，后来才得知父亲在最后时刻才飞离了石家庄。我是从伯伯那里知道了这个生动细节，是父亲起义以后从解放军方面才获得的。 　　根据解放战争史记载，石家庄战役中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被俘，解放军歼国民党军二万四千人。这场战役首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重要城市的先例，这也是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从此，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我父亲逃过了一难。胡宗南让父亲从即将成为战犯的厄运中逃脱出来。父亲对胡宗南的感恩之心是可以想象的，这种感恩之心还很不合时宜地一直保留到他在成都起义以后，当时，解放军要求所有的起义人员都要向组织填写自己的简历。当父亲写简历提到胡宗南时，他居然这样写道："请原谅我在这里提到胡宗南时，我还是要称他胡先生，因为习惯了……"这是我伯伯后来告诉我的轶事。 　　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军队，他们各自的内在聚合力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靠的是强大的意识形态信仰与精神，以及组织内部的凝聚力，而国民党靠的是上下级之间的私人恩庇与效忠关系。胡宗南对父亲的恩庇，以及我父亲对胡宗南的愚忠，看上去经历了考验，但这却是以牺牲整体利益为代价的；可以想象，当父亲由于胡宗南的一纸电报而脱身时，二十七师师长刘英与其他军官作何等感想？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会有士气吗？ 　　六、三十军与太原战役：父亲又逃过一劫 　　父亲从北平回到西安胡宗南总部，他肯定向胡宗南表明，自己对于石家庄战役失败不应负什么责任。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第三十军参谋长。这个第三十军，要比第三军的故事更多。这个军的战斗力更强，个性上更具有张力，也更富有戏剧性，它后来的命运也更悲惨。 　　三十军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代初的中原大战后，隶属于中央。将士大多是河南人。后来，蒋介石命三十军去围剿鄂西的贺龙红军二、六军团，三十军作战不力，军长彭振山于1935年被蒋介石枪毙。 　　不过，到了抗战初期，三十军在娘子关战役中打得颇为出色，积累了与日本实战的可贵经验，不久被派到台儿庄防守主要阵地。面对日本强悍的第六师团与第十师团的正面进攻，开始展示了其生命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个军以血肉之躯来抵抗强敌，打到连伙夫都打光的地步，二十七师师长池峰城在电话里请求第二集团军司令、老上司孙连仲让他撤退，为三十军留一点种子，被孙严令坚守，池的最后一分钟的坚持，让汤恩伯国军主力及时赶到，才换来了台儿庄战役的最后胜利。池师长的事迹通过电影《血战台儿庄》广为世人所知。下文将要提到的仵德厚师长，在台儿庄战役时还是个营长，任三十军的敢死队长，这个河南汉子在关键时刻冲上去，打得只剩下三个人活下来。三人中除他本人以外的另外两个人还都受了重伤。仵德厚的事迹还上了《中央日报》。下文将提到的唐师长、黄樵松、戴炳南都在此战中建有战功。 　　这个名气不大的杂牌军由于自己的超常发挥，而一举成名，成为全国妇孺皆知的抗战英雄部队。后来三十军还参加了武汉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第2次长沙会战、豫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八年抗战与日本人交兵，基本是没有停过。这是一支从血战中一路打下来的劲旅。可以说，三十军为河南人争了光。1945年后，三十军划归西北王胡宗南指挥。该军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系主力部队。驻陕西，隶属西安绥靖公署。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杂牌军成为主力军的为数不多，三十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很不幸的是，这支军队在内战中，被推到风口浪尖，处于战争急流漩涡中心，这是大多数非嫡系劲旅难以避免的命运。三十军的悲剧命运也由此开始。 　　1948年年初，蒋介石视察太原，阎锡山因山西防守力量不足，请求蒋介石给他多增加些军队。蒋也意识到太原的重要性，以及山西的孤立无援，难以应对石家庄战役后中共在华北崛起的新局面，遂冒着倾盒大雨亲赴西安，要胡宗南派出军队空运支持太原，胡宗南不愿把中央军嫡系割出来，于是就把三十军推了出去。三十军军长鲁崇义不愿意去太原，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太原在军事上已是一盘死棋。他坚持要让称病住院的二十七师师长兼副军长的黄樵松出征。妥协的结果是，鲁崇义把三十军分出一半，让其中的主力二十七师加上三十师的一个团前往太原。黄樵松升为代军长。1948年8月，三十军紧急空运太原。原军长鲁崇义与我父亲则留在西安，把剩下的三十一师与三十师加上地方部队，整编成番号为113军，以此来保存实力。由此，我父亲逃过了以后的劫难。 　　黄樵松被迫出征，不想打内战，且全军官兵家属大多数在陕西，全军作战意志消沉，恰好徐向前派第八纵队敌工处前来太原秘密联络起义，还带来了黄的老上级——西北军起义将领高树勋的密信。黄樵松又派参谋王震中前去八纵秘密联络。一来一往，双方谈妥后，黄樵松决心立即在太原发动起义。但不幸的是，1948年年中本来可以作为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载入史册的太原起义，并没有成功。 　　三十军起义为什么失败？我一直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不久前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份十分珍贵的当事人回忆录，作者是黄樵松的参谋人员，其可信度非常之高。原来，黄在派人前去与解放军八纵秘密联络之前，就把打算起义的想法秘密告诉了自己最信任的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戴是他一手提拔的，恩同兄弟，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了。戴没有反对。 　　徐向前敦促黄樵松尽快起义，黄在决定立即起义以后，让戴炳南去具体布置起义事项。而这时戴开始犹豫不决，他总觉得现在起义时机还并不成熟，但在黄樵松坚持下，不得不勉强去做自己下级的工作。当戴师长把自己最亲近的人找来，并在双方对天发誓后，讲出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这时却立即受到二十七师副师长仵德厚与另一个欧姓团长的强烈反对。他们反对起义的理由，无非是军官家属大多数都在西安，怕受到胡宗南打击报复。二是不愿意背叛现在正在南京当卫戌司令的老上司孙连仲。恩主与扈众者之间的道德关系，历来是军阀军队的灵魂，在众人看来，这支军队是老军长一手带出来的。此时戴炳南本人受到极大压力，他如果坚持执行黄樵松实行起义指令，那么，他已经不可能越过这些强烈反对起义的下级，再加上他本人本来就认为起义时机并不成熟，既然事情已经败露，于是反戈一击，在仵、欧的建议下，直接去向阎锡山告发自己的恩人黄樵松。 　　阎锡山得知情况后大为吃惊。据说他当时愣了有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如果三十军叛变成功，他就会被当作三十军献给共军的见面礼。于是他设计打电话将黄樵松召来开会，黄不知是计，赴会时被捕。徐向前、高树勋与黄樵松之间的秘密通信也随后被查出，铁证俱在。黄樵松被军统逮捕后，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在一张名片上给妻子写了"仰事俯畜，全靠你了，来生再见"几个字作绝命信。接着，共产党派出的秘密前来太原联络的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等人也被诱捕，他们均被送到南京军事法庭，蒋介石故意让时任南京卫戌司令的孙连仲去审问黄樵松等人，意思是，你看看你是怎样教育下级的。 　　黄樵松这个河南汉子，有着中原豪杰的性格，临死前说了几句令人印象很深的话："要杀就杀我，共军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王参谋也是我命令他去联络的，他们没有罪。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解放军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被杀前也高呼口号。他们均光荣就义。解放后成为烈士。 　　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戴炳南秘密联络的那些师团级军官，此时会如此强烈的反对起义？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全国大势？ 当时坚决反对起义的关键人物，正是台儿庄战役时的敢死队长、时任二十七师副师长的仵德厚，欧团长甚至跪下来央求戴炳南前去向阎锡山告变。应该说，当时是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正处于胶着状态，当时的大势远不如一年后那么明朗。中层军官对历史大趋势的感觉可能不如上层军官那么敏感。他们并没有大势已去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在平津战役与淮海战役以后，才会在广大官兵中渐渐弥漫开来。在他们看来，军人不问政治，军人只知道职守，在大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旧军人气节、袍泽情谊，知恩图报的旧军人伦理，怕家属受打击的心理，在这时就会起作用了。 　　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由于告变有功，成为"党国英难"，从少将师长升为三十军中将军长。副师长仵德厚也以精忠于党国，升为主力师二十七师的师长。这个戴炳南自知已经有共产党的血债在身，为了自保，从此以后，成了与解放军不共戴天的敌人。仵德厚也自知没有退路，成为反共的过河卒子与拼命三郎。由于三十军由反共强硬派执掌权力，使出混身解数来坚守太原，三十军从当年台儿庄的抗日英雄部队一变而为解放军的死敌，他们把八年抗战中磨砺出来的作战能力，全力用来对付徐向前部队对太原的进攻。 　　太原战役的惨烈可以想象，此战役可能是解放战争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由于缺乏重型武器，徐向前领导的解放军十八兵团牺牲甚大，打了半年没有打下来，太原城里人相食的事件时有发生，直到解放平津的十九、二十兵团与四野炮一师的重炮部队前来支援，在双方付出极大伤亡代价之后，太原才被解放。此时已经是南京解放之后了。（未完待续） 　（相关简介：萧功秦，历史学者。） 　　萧功秦，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3期（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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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萧功秦：家史中的百年史（下）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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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家史中的百年史（下） Nov 4th 2013, 13:09, by 明鏡雜誌 　　七、三十军命运的再思考 　　如果我们现在再反思一下，就会注意到三十军起义失败的悲剧，与黄樵松本人也有关系，事前他没有做过什么说服沟通的工作，对下级中的关键人物所想并不太了解，平时治军甚严，也引起一些下级不满。当他把起义方案告诉戴炳南时，明知戴态度犹豫不决，却仍然让这个动摇分子去做风险巨大的布置起义的具体事情，后者一旦遇到反对阻力就根本镇不住。黄军长所用非人，谋事不周，与起义失败关系甚大。 　　三十军的命运，是一个被迫被推入内战漩涡的非嫡系军队的命运。在胡宗南那里，三十军只是蒋介石让他领养的孤儿，他自己的黄埔嫡系军队在八年中甚少与日本人正面作战，而身经百战的三十军，却又不是他的嫡系血脉。他顺水推舟把它抛出去防卫太原城，美其名曰用主力部队的机械化师去支援阎锡山，在蒋介石那里就有了很好的交代。 　　三十军军长鲁崇义自己不愿意去打内战，就把副军长黄樵松推出来，黄樵松也不愿意去，却顶不住孙连仲、胡宗南、鲁崇义的三重压力而不得不去，胡宗南送黄樵松上飞机时，只说了句"太原易守难攻"这样的官样话。黄樵松到了太原，人员补充与军需供给都甚为困难，写信给老上级南京卫戌司令孙连仲叹苦经，孙也只能劝他向胡宗南求助，胡又推托搪塞。黄军长到了太原后情绪一直十分低落。他是在焦虑心态极为强烈的情况下起义的，事前并没有对起义可行性做过周密的考量。 　　三十军的命运与东北辽沈战役中的六十军十分相近，后者是云南龙云的杂牌军，在台儿庄也是一线部队，虽然没有三十军如此全国知名的赫赫战功，但也是劳苦功高，内战时也是被推上东北长春最前线。两个军策动起义的时间都是在1948年10月，所不同的是，曾泽生的第六十军起义因谋事周密而取得成功。起义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军，后来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三十军却再也没有机会摆脱在内战漩涡中走向死亡的命运。 　　戴炳南的命运可想而知，在太原解放后，他化妆逃出，不久后在民居中被捉。两个月后以罪大恶极判死刑。当年此布告在太原街头可谓铺天盖地，现在太原城里健在的老年人都能记得。 　　台儿庄战役时的师长池峰城过早脱离了三十军，建国后被当作历史反革命送入监狱，五年后死于狱中。1980年代初得到平反，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民族英雄。 　　台儿庄战役时，三十一师康法如副师长在肠子被打出来的情况下，还带领部下与日军巷战肉搏。抗战后解甲归田。1951年镇反时被捕，他在狱中自信没有什么问题，儿子去看他，他说过几天就可以回来了，然而公审大会后被立即处死，终年52岁。虽然此前有数百居民自发签名保这位抗战英难，仍然无济于事。后来连尸骨也找不到了。他的儿子现在已经八十多岁，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到父亲平反的一天。现在还在争取之中。网上还有他的手机联系号码。 　　仵德厚本是个台儿庄战役中的民族英雄，但他后来却成为反对起义的强硬派，他是促成戴炳南告变、并最终影响了这一段历史的关键人物，太原战役后，被判十五年，十年后又加刑十六年劳改，在监狱与劳改中度过了二十六年后，才放出来，回村才得知，苦等了他二十六年的母亲与妻子在贫病交加中刚于不久前去世。儿子是穿着白布孝鞋来迎接他的。长期以来，这位陕西汉子一直在砖石场里做重体力活，身无半文，然而在村里他身上总是穿着那件旧而干净的中山装，走路始终如军人那样挺着胸，他在那顶极普通的便帽边缘里塞进一些东西，看上去就像一顶军帽。后来陆续有记者发表了介绍其生平的文章，《南方周末》与《凤凰网》还有专门介绍这位台儿庄战役中英雄的报道，读后令人嘘唏不已。我见到过年轻的武警战士们与他合影的相片，他的军人精神也感动着人们，2007年去世，终年97岁。国民党主席连战曾致电悼念。 　　三十军的命运，始终与它不得不卷入内战漩涡有关。人们可以从这个军历任军长的命运中隐约感觉到这个军的悲剧性格。三十军自建军以来，有九人做过十任军长。其中因反对内战而被蒋介石处决的竟有三位：张印湘（第一任）、彭振山（第三任）、黄樵松（第八任）。因对抗革命而被新政府处死的一位——戴炳南（九任）。因反革命罪而狱死的一位——池峰城（第六任）。这些死者竟占了九位军长中的五位。剩下四位中，两位去了台湾，他们是孙连仲（第四任），以及当年台儿庄战役时的军长田镇南（第五任）；两位留在大陆，一位早脱离军界，于建国初病死，只有末任中将军长鲁崇义在大陆因起义得以善终，1994年在重庆去世。由上述统计可知，这支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战功的军队——用仵德厚出狱后写的一句诗中的话来说，这是一支在八年抗战中"无日不战"的军队——它的命运也是令人感叹系之。 　　三十军的历史在这里说得够长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件与共和国历史关系甚大的事，那就是胡耀邦差一点就成为太原起义事件中的烈士。胡当时是华北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他接待了前来密商起义事宜的三十军参谋王震中。胡知道事情重大，向徐向前请示要亲自前去太原城里与黄樵松密谈。徐向前显然具有丰富人生经验，他直觉地感到问题的复杂性，根据《徐向前回忆录》记述，徐向前当时说："那边的情况没有搞确实，去不得呵。"于是改派了另外一个级别更低的参谋处长晋夫单刀赴会，这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型青年干部。关于此事，胡耀邦在1980年代任总书记时，对访问者的回忆也予以证实。结果晋夫代替了胡耀邦成为雨花台烈士。 　　如果徐向前没有阻止胡耀邦去太原，共和国的历史将肯定由此而改写。四十年后的八九之交的重大事件或许将不会发生，当然，胡耀邦将只是无数为共和国牺牲的普通烈士中的一名，他将不会在中国改革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不会作为中共革命的人文精神的象征资源，在现在与未来始终发出夺目的光辉。 　　我父亲正是三十军参谋长，命运之神再次让他与厄运失之交臂。由于原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的坚持，也由于胡宗南要保存自己实力的私心，父亲与军长鲁崇义均被允许留在西安，没有参与到太原起义的流血悲剧中去，也没有在后来的太原战役中成为内战漩涡中的牺牲者。如果父亲去了太原，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不可能不让他提前知道，他当时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以他的思想与个性而言，他接受起义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将与黄樵松一样成为烈士，如果他拒绝黄的计划，而去效忠蒋介石的党国，等待他的命运，决不会比戴炳南与仵德厚更好。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而这两种选择的结果都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我父亲去与不去，对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说毫无影响，但对我们家却关系甚大。 　　一年多以前，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学术讨论会，见到了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我还与他握了手。胡德平当时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座位上。当他发言时，我突发奇想，如果徐向前与胡宗南，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阻止我们两人的父亲前去太原，他们这两个分属不同阵营的、彼此并不认识的人，将都会身处于1948年10月的太原，说不定还会见上面。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我与胡德平坐在一起开会的可能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战争中人的命运，这也是我们复杂而多义的人生。 　　八、成都起义：父亲人生的转折 　　太原战役中的三十军已经全军覆没，蒋介石与胡宗南为了安抚尚留在陕西的原三十军的另一部分官兵，把已经改番号为113军的那个军，再改回到三十军的番号。新三十军先是驻西安附近，后来退到汉中，再后来退到成都东郊，此时已经是1949年12月了。 　　此时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现在看来，毛泽东当年制定对大西南的战略部署，还真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大手笔。毛的部署是，先不打草惊蛇，故意让胡宗南主力十几二十万精兵，留在汉中不动，只要解放军不动它，它就不会主动撤至四川。与此同时，让二野刘邓大军从湖北加紧北上攻入重庆，再向西进，切断胡宗南将来一旦进入四川中部后再进入云南及中缅边境之路。到了这时，才让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从北边把汉中的胡宗南主力一步一步逼进成都平原。此时的胡宗南军队在刘邓的二野大军与贺龙的一野十八兵团的南北两面的钳型夹攻下，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时已经是1949年年末，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全国大势已经相当明朗。胡宗南部从成都向东突围已无可能，因为四川以东地区大多数已经解放，胡部向南走也不行，重庆也已经在刘邓大军手中，且从成都通往云南与缅甸边境的路已经被二野堵死。现在只剩下唯一的路，那就是往西昌与西藏走。但西昌如此荒僻，根本养不了那么多的兵，即使没有追兵，由于一路上缺乏足够的给养供给，从那条路上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都很难说。胡宗南部的困境之深由此可以想见了。 　　12月初，蒋介石还在成都，他把划归胡宗南指挥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找去谈话，当时的蒋介石给李振的第一感觉是，这位委员长沉浸在忧虑神伤之中，由于睡眠不足而显得很疲倦。蒋介石说的大意是，西昌是复兴基地，到了西昌以后还可步步向云南缅甸转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李振说，如果是一两年前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他肯定会受宠若惊，但这次召见却使他哭笑不得，他觉得，军队上下离心离德，士无半志，全国只剩下西昌与云南一角，想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复国，更是如同说梦一般。回驻地后，他把蒋召见时说的话说给参谋长听，彼此都沉默良久，若有所失，大家都感到前途茫茫。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军官们的普遍状态。 　　可以说，此时在四川的胡宗南所属各部几乎到了兵临绝境的地步。国民党军内部弥漫着悲观的气氛，高级军官中都有大势已去的感觉。尤其是原先在成都压阵的蒋介石本人也于12月10日飞往台湾。又过了十二天，12月22日，连胡宗南本人都乘飞机逃往海南岛。临走前把军权让给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去指挥，当时军队中的消沉气氛可想而知。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大西南的国军中，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一年前太原起义中的戴炳南这样的人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前途如何，只是不便公开言说而己。 　　正在此时，衡阳的地下党给祖父与伯伯做工作，让他们去说服远在成都的父亲起义，伯伯带着祖父给父亲的密信，正准备动身从衡阳出发，成都那边就传来了父亲已经成功起义的消息。 　　原来，父亲在成都已经有了新的历史机遇。他见到了前来秘密见他的老熟人郭勋祺。郭是前国民党属于川军系统的第五十军军长，郭与刘伯承有袍泽之谊，又是我父亲1939年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他在1948年7月在安徽被人民解放军俘获，后来，他欣然接受了刘伯承让他回川联系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他返回成都后与我父亲联系上了。 　　接下来，父亲人生的关键时刻到了，1949年12月23日下午，胡宗南临走前委托的总指挥官兼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在会议快结束时，父亲提出，现在军队面临着困局，向东、向南、向北突围均无可能，唯一可走的只能到西昌了，即使去了那里，连军需供给都会成问题，前景很是渺茫。他说："到底是战呢，还是和呢？如果要和，我这里倒有一条路。"不过他没有说下去是什么路，因为当时气氛凝重，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此时，前面提到的那位不久前曾受到蒋介石单独接见的18兵团司令李振也在参加会议，他顺水推舟地说，"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双方减少点伤亡，按照北平的办法，还是和好。"此时，五兵团司令李文神色严肃起来，他与36军朱军长、90军周军长三人到另一个房间谈话去了。 　　我父亲立刻感觉到，他刚才这句话可能说得太突兀了，这样的话，只能在密室里对最亲近的人说的，他却鲁莽地在最高军事会议上，面对最高指挥官公开说了出来，所谓的和，其实就是向共军投诚，在当时绝对是属于反叛言论，他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头。父亲后来告诉伯伯，如果这时，这三个最高指挥官从小房间里出来，李文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他逮捕交宪兵法办，那也是完全可能的。此时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不一会，李文与二位军长从小房间里出来了。他们明确表示反对和谈，说"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不过，他们并没有对父亲采取行动。 　　此刻，刚才还在会上支持父亲看法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中将，一看形势不对，自己参加会议时带来的随行人员也并不多，用他后来的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改口说，"既然你们讨论的结果如此，本人也放弃刚才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行动"。接着悄悄不辞而别，立刻驱车回自己部队去了。 　　父亲在散会后，回到自己房间里，一晚没有睡着。他后来对伯伯回忆说，那一晚上随时担心宪兵得到指令后，会来敲门，然后把他押出去枪毙。 　　第二天，即12月24日的中午，确实有人来找父亲了，不过站在门口的，并不是父亲担心的军统宪兵，而是昨天上午开会时支持他和平起义建议的李振将军。李司令问："你昨天在会上说有一条路，是什么路？"父亲如实回答，他与原50军军长郭勋祺是陆军大学特五期的同学，郭勋祺现在就在成都，与二野有联系。父亲与郭一直保持着联系。就这样，一心想起义而又联系不上共军的李振，经我父亲介绍，与郭勋祺在望江楼上秘密见了面。三十军军长鲁崇义本来就对胡宗南极为不满，如今有了起义机会，当然也积极策划起义。 　　至于前一天进小房间密商后决定反对起义的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与其他两个嫡系军长，他们虽然反对起义，但他们都已经没有了坚持效忠党国立场的底气，毕竟大势已去。前一天下午会议结束后，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军队向西康方向开拔了。 　　既然他们反对起义，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对父亲采取"杀一儆百"的行动？因为形势比人强，大势已变，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即使自己要为胡宗南打下去，也不要得罪太多的人，因为当时有像我父亲这样的想法的人，实在太多了。在他们看来，把这个三十军参谋长拖出去杀掉，不但与事无补，而且还有了血债，也让自己以后没有了退路。而他们骨子里也并没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这也让我父亲有幸度过了因自己的鲁莽而造成的危机时刻。他的幸运，与其说是出于偶然，不如说是时势所赐。当然，也正是因为他的发言，后来却意外地促成了第五兵团司令李振找上门来，与三十军联合起义。在此前这两支军队分属不同派系，很少来往。 　　第五兵团主力开拔了以后，十八兵团李振司令真正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想起义，就是担心受到人多势众的第五兵团精锐部队的夹击，因而不敢有所动作，现在他就不用再有担心了，他立即把军队向三十军驻地靠扰。12月25日，隶属于第七兵团的三十军与李振的第十八兵团联合起来，合计二万四千多人，在成都东郊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发动了成都起义。 　　两天后，李文带着胡宗南精锐的嫡系残余部队，在新津邛崃与解放军打了一仗。虽然武器精良，但毫无士气，输得几乎毫无悬念，李文兵败后走投无路，也只能在战场上带5万人挂起白旗向解放军投诚。 　　李文与这些享尽胡宗南恩宠的嫡系将领的心理，说到底，并不是真的认为坚持为蒋介石打仗会取得胜利，只不过心里觉得，打了一仗，算对得起蒋介石与胡宗南了。如此而已。例如，几天后，胡宗南的主力之一38军的军长李振西中将在茂县兵败投降时，对解放军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打过了，也算对得起蒋介石了。"他的直率连解放军指挥员也不禁笑起来了。这句话最能代表此类铁杆嫡系的看法。 　　胡宗南是12月23日从成都飞往海南岛的，第二天，也就是24日，就有胡宗南系统的15兵团与20兵团等合计4万人起义。25日那一天，就在30军起义的同一天里，成都附近合计总共大约有七万人在不同地点，与解放军各部联系后进行了起义。这一天也成为国军起义人数最多的一天。26日、27日每天起义人数也各有数万人。12月的最后五天，是国军起义的高潮期，起义者人数之多，足以称得上是如过江之鲫了。 　　为了说明当时的各军内部人心思变的气氛，还可以举一个例子：25日胡宗南的20兵团司令陈克非，在郫县把全兵团所有的少校级以上军官召集来开会，在会上他宣布要进行起义了，这位陈中将当众说，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起义主张，你们大都带有手枪，请对准我的胸膛开枪打死我。听了他的话，整个会场肃静无声。看看大家都没有反应，陈克非接着就说，大家既然对起义没有意见，那就是表示赞同了，于是宣布起义。 　　陈克非之所以敢于在人数众多的会场上这样说话，是因为他很清楚地感觉到，即使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也不再会有人反对起义。根据我所接触到的文史资料与当事人回忆录，读下来后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当时国军的大多数军官，内心最害怕的，是没有或失去起义的机会。说到底，一场战争打到这个地步，也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了。 　　当然，也有极个别相反的例子。例如，陈克非的老部下，15军军长刘平中将。众军官都爽快地在起义通电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轮到要他签名时，他却躺在椅子上抱头痛哭，激动得不能自制，于是只能由他的参谋长代签，而他的参谋长由于激动与紧张，忘记把自己的名字一起签上去了。 　　九、朝鲜战争中的两封家书 　　父亲参加了解放军，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被分配到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一面进行思想学习，一面从事参谋指挥与团级指挥员短训工作。1950年12月，即起义一年后，父亲随部队从四川垫江出发北上，不久开赴朝鲜战场。 　　正是这个十二军，接替秦基伟的十五军，担任上甘岭战役后半段的坚守任务，直到上甘岭战役结束。到朝鲜时，原十二军军长王近山已经是第三兵团司令员。军长是曾思玉，文革时很出名的李德生将军当时还是第十二军的师长。上甘岭战役中父亲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担任十二军的教导大队长并从事军部参谋工作。父亲曾向上海姑姑提到过上甘岭战役。姑姑回忆说，父亲告诉她，前线坑道战极端艰苦，最困难时，阵亡烈士的遗体都根本无法运出坑道，发出阵阵异味。看来，这是为了避免显露目标，死者不得不陪着活人战斗。据说，当年，王近山看电影《上甘岭》看到一半就不忍心看下去，流着泪离开，他只说了一句话：当年的战争残酷，比电影中的还要严重一百倍。正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父亲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家里一直珍藏着两封1952年的家书。一封是重庆巴蜀中学读初中的大哥萧功平从四川重庆给正在朝鲜的父亲写的信。另一封是父亲从朝鲜战场发来的回信。在大哥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进步，还提到当时五岁的我： 父亲： 　　接到你从朝鲜寄回祖国的第一封信，这不但使我高兴而且使我们本班的同学也和我一样高兴。他们知道这是祖国最可爱的人来的信，我在班上读到你来信的第一段时，他们觉得很骄傲，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的部队越打越进步，越打越强"。这大大鼓舞了我们。自从你1950年12月13日走了之后，你在汉口、宜昌、辛集均来了信。去年十一月，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听志愿军战斗英雄的报告，其中一位是你军战斗英雄邹良诚同志，我当时写了封信请他带给你，不知收到了没有。 　　当我刚进西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我是班上最落后的一个，不爱发言，不爱看报，不参加各种活动，后来开展了反对不过问政治倾向的运动，听了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学习了文件，经过学习，我自问，我这样能对得起志愿军吗，能对得起在前线作战的父亲吗？我简直没话能回答。我一直想了几天，决心改掉这一系列坏毛病，决心要求进步，这学期我被评上了模范，全校共十八个模范，我是乙等，我还在贺模大会上发了言。 　　去年八月，我到过青木关看过弟弟（功秦），他比以前更胖，更好耍。他的衣服穿得很干净，保姆很喜欢他，给他做了鞋子，对他特别的好，对别的孩子不怎么样，这样这位保姆还受到批评。去年功秦是五岁，应该是乙组，但他的记忆力较强，先生把他编到甲组，先生带我去看他的图画，他画的是一个志愿军用枪对着美国兵，先生说他画的意义很好，并且是他自己想着画的，画好了还能把意思讲出来。他们小孩间还有检讨会，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父亲都在打美国兵，他们也知道为什么打美国兵，我觉得从小向他们灌输爱国主义教育是很好的。我去的时候，他好像是有点羞羞答答，后来和我亲近了，最后他问我母亲的病好了没有，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好像是很高兴，在八一那天，他们还跳了舞，演了儿童剧。…… 　　上午刚把上面的信写完，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到第二招待所去看望志愿军归国代表，有一个叫崔明礼的同志，他给我签了名之后，我请他写了他的通讯地址，他写了他是22部的。我说，我父亲也是22部的，他问我是谁，我说了你的名字，他听了大笑，热情地紧握我的手，他说，你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一起吃饭，你的身体比过去好些了，还能自己背毯子。我当时把我的奖章取下来交给他，请他带给你， 　　又，昨天我们到汪山旅行，我顺便去看了一下鲁崇义副司令员（时任川东军区副司令员）。他要我写信向你问好，假如你有空也可写信给他，不久后他要写信给你。 　　预祝朝鲜停战谈判胜利。 　　功平 于巴蜀 1952年2月21日 　　下面是我父亲在朝鲜读了上面这封信后给伯伯与全家的信。 大哥： 　　据功平来信，似乎进步很快，无论他写的信，作的诗，都非常有思想，有战斗性，这出乎我的意料。据现在看来，我们以为功平落后，其实已经赶过功汉了。上次功伟（指堂哥，伯伯长子）来信说，老二（伯伯次子）进步很快，几乎要成为他的学习榜样了，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在这人民世纪进步一定也是很大的，好像长江的波浪，在滚滚激流中不前进是不可能的，青年人真是可畏呵。过去我们家庭分散各地，我提议每个人的信都要相互转阅，这样一来对各人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学习情况，大家都可了解。大家都可帮助，谁人进步得快就向谁看齐，这样就可以无形中收到相互鼓励相互教育之效。 　　现在政府在搞三反，社会在搞五反，这次运动是广大的，意义是深刻的，不少人是有痛苦的，我们要打通思想，打通思想首先能争取主动，要明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后做小生意的要根绝暴利思想，要根绝发展成私人资本家的思想，小本经营可能比较长期存在，能维持两三个人的衣食住就适可而止，好在现在不需要为儿女筹教育费了，只要能解决两三个人的衣食住，不会有大困难的。 　　革命的人生观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改良旧事物，并保存旧事物。而新社会的形成，要以革命手段实现之，想通了这些问题，则一切问题都可想通了。生活刻苦是有好处的，态度老实一点是有好处的。 　　听说亲戚店中有些问题，最好设法帮助，讲清道理，改变作风，但他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清楚，但首先也要打通思想，眼光向前看，向将来看，不要向后看，向过去看。敬礼并请父亲福安。 　　萧健 1952年3月6日 　　在父亲的这封信中，他要全家自觉进步，"谁人进步得快就向谁看齐"。他要大家"根绝私人资本家的暴利思想，能维持一家几口的衣食住就可以了"。信中充满着自觉改造的热忱。前面提到过，起义初期，他还是把胡宗南称之为"胡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思想在起义两年多的时间里变化会如此之大。也许我们家庭中的左翼基因，在新生活中重新被激活了，也许，朝鲜战争中军队的集体生活，志愿军的勇敢献身，让他发现了集体的生命力与凝聚力。组织力量与意识形态教化的结合，往往是改造人心的巨大力量。 　　从这两封家信中可以看出，到1952年，家中洋溢着对革命新秩序高度拥护的气氛，家人怀着新生活即将开始的欣快心情，盼望着一个新世界，一个与百年屈辱即将告别的新时代的到来。 　　父亲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革命的人生观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改良旧事物，并保存旧事物。而新社会的形成，要以革命手段实现之。想通了这些问题，则一切问题都可想通了。"看来，父亲已经对左翼革命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力量心悦诚服，这种话语的核心就是，只有通过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的方式，才能迎来新世界。个人是小我，在伟大的革命面前，小我要牺牲，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集体这个大我。 　　1952年父亲信中的这段话，恰恰是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运动以来的左翼革命的价值核心。1950年代以后的好几代中国人，都是把这种激进革命理念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无条件接受的。我们从小受到的也正是这样的教育，这种理念在二十世纪中国人心目中渐渐具有了不受挑战的合法性。 　　然而，站在新世纪来重新反思的话，这里面确实有着值得警省的地方，所谓的"新"，如果是脱离了、甚至摧毁了千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集体经验，如果仅凭一种想当然的价值理性，作为什么是"新"、什么是"旧"的标准，并把这种价值理性论证为"历史规律"，那么，这种我们所崇尚的"新社会"会不会变成一种想当然的乌托邦？ 当人们用乌托邦的理想标准来改造社会，摧毁旧世界，重建新世界，会不会变成另一种灾难？其次，要建设新社会，要砸掉旧社会，需要的是集体的大我，集体大我总要有代表者，但谁来作"集体大我"的代表者，谁能全智全能地代表集体，这个全智全能的集权者，会不会受权力本身的毒害，而变成以集体名义行个人之私？ 　　如果我们把思想与理念看作改造世界的软件系统，那么，这里就存在着思想上的一些"程序漏洞"。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很少会想到这些问题。父亲是个军人，他更想不到这些，即使是当时那么多的大学者、大专家，他们也都是在真诚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巴金、曹禺、傅雷、周培源、金岳霖、梁思成、陈垣、钱伟长、华罗庚，还有好多其他的大师们，都发表过同样观点的文章，都曾在这种革命大逻辑面前心悦诚服。 　　西方有句谚语，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有头脑。这句话固然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左派作为多元社会的价值追求，有其合理性，左派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对底层权利的保护，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然而，这句谚语中所指的左派，如果仅仅是追求建构理性主义乌托邦意义上的左派，就具有很强的警示性。它以一种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左派浪漫革命理想所具有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社会良心，人类正是凭这种良心来批判现实、改变现实的，正是以这种良心，作为批判不公平社会时的参照坐标的；另一方面，左的浪漫主义，以乌托邦与"集体淹没个人"的革命手段来创建"新社会"，这就与我们所谓的"左祸"有了不解之缘。当一个民族处于脱胎换骨的新生初期，左的东西天然具有吸引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提供了改造的动力与充沛的激情，但正如一个人总要长大一样，一个民族终究要成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三十岁以前。 　　1954年是共和国历史上平静的一年。父亲在这一年去世，他没有看到革命的巨大车轮在此后是如何一步一步滚滚向前推进的，他也没有看到，他信中所拥护的那些左的意识形态理念，包括"小我为大我牺牲"，包括"必须以革命手段改造旧社会"，后来带来多么大的灾难与悲剧。1955年的肃反，1956年的告别市场经济的全盘社会经济改造，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到1962年发生的夺去了三千多万人生命的大饥荒，1962年的强化阶级斗争，1963年后的思想肃清运动，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无不与"以革命手段"取代"旧社会"的左的思想的膨胀有关，无不与"砸烂旧世界"、"大我高于小我"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体系有关。到了文革，这两种左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所谓的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谓的"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迎来新世界"，全是这一逻辑的进一步延伸。而文化大革命的逻辑，恰恰是他在信中诚心诚意要大家想通的逻辑。 　　许多家人都说，父亲一辈子洁身自好，刻苦自毅，有很强的、有时是过分的自尊心，旧军人的习气很重，以他的个性，他肯定过不了后来的思想改造这一关，更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历史变化太快，他肯定会跟不上这个他想跟上的时代。 　　十、结束语 　　这篇回忆写得够长了，该结束了。 　　英国哲学家奥克索特有一句名言，"人没有本质，只有历史"（the man has no nature but history）。人是适应历史环境过程中的产物，本质主义者把所有具体的个人，定性为是具有阶级本性的，历史主义是把所有的人放在其所处的历史具体环境中，去理解其行动与思想选择的。作为历史学者，我更倾向于历史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 　　其实，书读多了，阅历多了，原来小时候的卡通片式的好人坏人的简单化的界线就模糊了。我自己的藏书中最多的是回忆录，最喜欢收集的也是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读得越多，就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人们总是在自己面对的环境中，适应着这个环境，并根据自己的思想与价值，来追求着他所认为的正确目标，人们总是以此认为体现了个人的社会责任。历史中具体的人，被不同的坐标定义为君子或恶人。当我们脱离了好人与坏人的两值分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可以被我们理解的具体的人，这就让我们可以带着同情心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经历中，从他们与环境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中，寻找出意义来。 　　也许，多一点历史感，多一点环境对人的塑造与约束的观念，多一点思想对人行动的支配的角度，少一点脸谱化，少一些教条与政治标签，我们看出来的历史，就会比我们头脑中灌输的历史观念要丰富得多。当历史摆脱了刻板教条而变得更有趣味时，它所提供的智慧将更加丰富。我们从中获得的教益也会更多。而所有这些教益，都会转化为我们争取更美好生活的经验资源。 　　在近百年苦难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有过许多求索者，在我们民族为美好未来所作的所有努力中，也包括所有失败者的求索与努力。当我们更加心平气和地看待过去的历史，我们会变得更加聪明而睿智。 　　（相关简介：萧功秦，历史学者。） 　　萧功秦，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3期（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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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小雅：林彪命结“收妖”篇——毛给江信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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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林彪命结"收妖"篇——毛给江信解读 Nov 4th 2013, 13:06, by 明鏡雜誌 　　许多文革史研究者认为，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是解释文化大革命，解释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基本依据。在这封仅仅1700余字的信中，毛泽东两处提到"逼上梁山"。但它似乎又说明，文革完全是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的；他早就看穿了林彪，只是为了利用他打倒刘少奇，才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不仅如此，他还安排好这个"机关"，事后让"右派"出来收拾"左派"。 　　那么，事实是否真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呢？许多"过来人"都不相信，但对于如何"破解"毛泽东的这个"谎言"又无从下手。1957年，毛泽东就干过"引蛇出洞"的勾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城府森严"的人，其内心有谁知道呢？不过，笔者以为，只要解决了这封信的"真实性"问题，答案便自然揭晓了。 　　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自称是写于1966年，却发表于1972年。先是在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以后，1972年10月1日、1973年9月2日和1975年3月1日，又有部份内容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1988年12月出版的，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曾经摘要引用过这封信。笔者于1996年——暨文革三十周年——曾撰文，对该信的写作时间提出了置疑（投稿《东方》、《读书》、《二十一世纪》未获刊登）。1998年1月，该信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全部收录，在其信末，鲜明地注有下列文字："据修改件刊印"。 　　——笔者当年的质疑未获刊登，可以理解，因为那时的许多文件尚未解密，笔者的论述肯定是不充份的。但根据正式刊出的这一注解，我们可以肯定，这封信所述的内容，至少不是"历史原貌"。 　　但是，它的"不真实"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是事后根据需要的"全盘伪造"，还是依据1966年确实存在的"蓝本"，在发表时作了修改？是主要内容基本真实，只是发表时装入了后来的思想，还是连思想也是真实的，只是当时没有那么透彻的表述？在此，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胡适的那句老话：请拿出"证据"来！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江在1966年4月曾有过一次见面，地点是在上海。信中所说的杭州会议是4月16日，北京会议是5月4日至26日。林彪讲话，时间在5月18日；印发林彪讲话的时间在此信之后的9月22日。毛泽东6月15日离开"武林"（即杭州）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即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已有十天了"（正好是7月8日）——它们都发生在二人最近的一次见面之后。另外，信中的"本月"的"两次外宾接见"，一次是在7月12日，一次是在7月17日，在时间上也没有破绽，也是很随便就可以找到人证、物证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以上细节的真实而放弃甄别，我们很可能就上了一个"精心炮制的骗局"的当了。中国有句古话："远观其势，近观其质"。当我们在近处看不清一个事物时，我们可以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而正是这种"远观"告知我们，上述察访的"无破绽"，恰好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的东西： 　　其一，作为一封"随意性"很强的信件，它似乎"过于严密"了！仿佛是为了有意留供后人考证似的，他把那些公开的、可以通过别人获取的信息，尤其是几乎把党内高层大事数了个"滴水不漏"！这有违"家信"的常规。 　　其二，作为一封私人信件，它过于"政治化"、"公事化"了。其中个人的交流和建议，仅仅是作为"主题"的铺垫和装饰而存在。这就使信件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包装某种政治意图的"外壳"。 　　其三，信中表现的主人公心态是分裂的。他一会儿感叹自己被人"逼上梁山"，成为借助"打鬼"的"钟馗"，表现出无奈和窝囊；一会儿又表现出能洞穿历史的"英明"，不仅能作时间上的掐算，而且能预言一个"相克"的循环，甚至于预言"鹿死谁手"。他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我死了以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超越气概，另一方面又充满锱珠必较的自我"辩白"。如果我们相信这封信是同一历史时刻所著，那我们必会认为，此时的主人公若不是患有极度"躁郁症"，便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人格分裂"。但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绪嫁接起来作品，我们就能够对当事人给出一定的理解。 　　所以，"远观"的结论告诉我们，那种在短时间内、人性上表现出来的极度"反差"，显然不是上述"时间细节"上的"抛光"所能抹平的。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和谐"的存在，它不能不使人猜测，那些所谓的自我解剖、那些表面的超脱，是否只是为了掩盖他真正想推销的一个"主题"而"虚晃一枪"？ 　　然而，最可置疑之处还在于，这封隐藏着"党国最重大机密"的信，居然是写给到处"乱讲话"的江青的。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在毛泽东写给江青这封信的当时，这个"外壳"里并没有包裹多少"机密"；而当他装进这些"机密"时，他正巴不得利用江青这张嘴！ 　　自毛泽东逝世以来，为粉碎与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外界曾流传不少关于毛江感情交恶的传言。通过与一些毛、江身边工作人员的接触，我们可以肯定，二者的关系，并不见得像传说的那样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会把这样一份涉及最重要部署的文件委托于江青。特别是信中所述许多毛泽东的感慨、心态，甚至少年抱负，如果放在一对感情融洽、无话不谈、交流频繁的夫妻那里，这应该是日常相处之间就已经交流完毕的内容，毛泽东为什么要在一封信里讲那么多？这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毛江关系疏远，他们平时缺少交流，所以为日后在某个时段的集中"交流"留有素材。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毛泽东就不会把一份党国要件交由江青去保存； 　　要么，是毛江感情很好，毛泽东会把一切托付于她。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必"牛郎织女"般地"千里传天机"（这途中不是没有泄密的可能）；甚至于写不出如此"高度凝练"、以至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件。这是一个夫妻相处的常识。 　　除此之外，这封信还存在重大的"破绽"，以下仅举三例： 　　第一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两句一直被视为"神奇"的预言：（1）"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2）"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他是怎么悟到"七八年"这个循环数字的？ 　　毛泽东此话并非无据可征，在1966年——也就是毛给江信之前，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6年文革，正好"七年"。但这样的例子——七八年——只有一次。按照思维的逻辑，只出现过一次的现象，在历史上只能被视为"偶然"，只有重复第二次、第三次的事情，才会被当作一种"规律"。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此信，或者此信中的这两句话，是后来所写（或添加进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众位读者可能会说，从1966年文革到1971年，只有5年呀。但按毛泽东说，刘少奇的问题是从"四清"运动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么，这里就出来了"6年"，还有一年呢？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的这封信，是1972年5月面世的。如果按照出版时编辑者的注解——作者在发表前作了修改，那么毛泽东在1972年想到这个"循环数字"，恰好符合逻辑！所以，如果相信逻辑的力量的话，我们可以猜测，毛泽东这封信（或信中的类似语句），是1972年的"出品"。 　　当然，上述毛泽东第一句话还有一个破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当时——也就是1966年7月，其实是文革"大乱"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八月"还在后面，毛泽东也自称是被"逼上梁山"了，能否"达到天下大治"，在当时根本还无法预期。所以，这句话无论如何都给人以"没有来由"之感。但如果说它出品在"913事件"——毛泽东自称"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之后，这句话就具有了"合情合理"的意味。 　　第二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一句一直被视为"神奇"的咒语： 　　"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 　　这里便发生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何时开始想到"死"的？1966年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年，据说也是毛泽东一生最雄健、自负的时刻，那时，他甚至还"畅游长江"，何况他在同一封信中，还提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所以，把它放在1966年考量，只会让人觉得毛泽东"阴晴不定"、"性格乖戾"。但如果我们设想，它是"林彪事件"后那场大病的产物，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在这里，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测不准"原理——仿佛他不能预见是否能在生前看到林彪的结局，但这种"正反反之"的手法，无非是为其他更重要的"英明预见"提供垫背帮衬而已。 　　第三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两句一直被视为"矛盾"的叙述：（1）"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2）"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1966年7月，右派还没打倒，怎么又跑出个"右派政变"呢？如果说，他这是指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但这句话中的那个"也"字是干什么用的呢？似乎是在他预言中的"右派政变"之前，已经有"左派政变"失败的例子在前。而真正"右派政变"的危险，不就在"林彪事件"之后吗？显然要"七八年"以后才可能有，所以，此信（或此段话）极有可能也是"七八年"之后的出品。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确曾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给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给江青的信作为"宿主"，一是因为他们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问题上，他们都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二是毛泽东早期也确曾流露过对林彪的不安。如何挽回"林彪事件"的影响？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夫妻串谋，演出一曲"三年早知道"。 　　既然如此，那么，文革是否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进行，也就值得怀疑了。如果这些质疑可以成立，那么，这出所谓"石碣收妖"的神话，不过是他欲挽救自己的名声而导演的一出现代"秀"罢了。 　　不过，虽然林彪把毛泽东"逼上梁山"是假，但毛泽东按照《水浒》"造反有理"的"道统"设计文革，却是千真万确的。在这场"革命现代样板戏"中，不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是他选中的演员而已。当然，这出戏得以成功上演，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那就是被称为"红朝宰相"的周恩来。限于版面，这里就不作展开。 　　陈小雅，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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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文革”期间的“凉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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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凉鞋"事件 Nov 4th 2013, 13:04, by 明鏡雜誌 凉鞋鞋底的"毛字"（示意图，作者绘）。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1967年，长春市发生了一桩颇为轰动的"凉鞋"事件：当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竟然在凉鞋鞋底的花纹上发现了一个"毛"字（见附图），把伟大领袖踩在脚底下，这还得了？ 　　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弦突然绷紧。 　　1980年代，我平反后，在与同事的闲聊中得知：那时在全市所有大街小巷都有红卫兵小将把关，对行人进行检查。发现穿这种鞋子的人，先行批判、训斥，勒令认错；并把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回家去。 　　当同事们得知，我当年就在生产这种凉鞋的厂里劳动时，自然好奇地打听当时"里面"的情况。 　　红卫兵小将发现那家厂子不是普通厂家，而是一家劳改工厂后，更上纲上线了："阶级敌人"竟然变着法儿污蔑伟大领袖，因而更加需要严抓狠打，需要"誓死保卫"。 　　首先被问罪的是设计这种凉鞋模型的技术员纪德新。每天晚上都要把他拉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进行批斗，当时大家估计一定会枪毙他。接着，在设计室描图、制图犯人的李晓亭，也被关进小号反省、交代问题。其他犯人一律停产学习。 　　我当时就是在这个车间劳动，不过是操作中小型号模型，即童鞋、坤鞋生产的，出问题的都是大型号的凉鞋。 　　凉鞋事件让我们这些犯人可以好好地休息，大家无不暗自庆幸。因此，见面都笑眯眯的，但不敢明言，只是"心照不宣"罢了。我们这些本来应该不断地提供剩余价值的犯人，却饱食终日，不劳而获（虽然所获不过是可怜得很的三餐伙食）。最赔本的是劳改队。 　　所谓"学习"就是读报。一个人读大家听。听不听在你，可以天马行空、神游天外，也可以闭目养神，甚至打瞌睡。我记得曾经若干天，尽是读杨成武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占了两个整版），后来突然不让学这个，改学别的文章，原因是杨成武也被打倒了。这时我倒想仔细研究一下，那篇文章有些什么地方是反对伟大领袖的，但报纸很快就被收缴上去，想看也看不到了。 　　停产好几个月，天天学习也不是好办法。上面就想出一个新招：组织大家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主持其事的张管教懂戏，还能拉二胡；还特别邀请京剧团的某师傅来辅导。排练几个月，到了春节，竟然在犯人中演出。 　　接下来本来还计划再排练《红灯记》，据说都已经联系好了京剧团的另一位旦角前来专门辅导李铁梅这个角色。 　　但突然被叫停。 　　据说是当时的"军管"下令叫停的。理由是：牛鬼蛇神不能演革命现代戏，没有资格。当时负责文艺的贾干事当着犯人们发牢骚说：牛鬼蛇神不能演革命现代戏，那让他们演什么？难道让他们去演《西厢记》？话虽然这么说，但也只能背地里发发牢骚而已。那个时候，他也得看军管代表的脸色行事。 　　好在凉鞋事件的热度早已下降，人们渐渐淡忘了。于是恢复生产，纪德新也没枪毙，仍然搞他的模型设计。李晓亭也放出来了。当犯人们问起那件事情时，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个事情，提起来就是千斤，撂地下就只四两。"好一个千斤与四两的比喻。仔细想来，许多事情难道不都是如此吗？什么反革命？什么右派反党？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观察了。从"保卫领袖"的角度来看，当然严重得很，该杀该关；可是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来，却不值一提，小事一件而已。 　　这场闹剧如何善后呢？就是把全部的成品从仓库里取出来，每人一把小刀，用小刀把鞋底的花纹削去一大块，怎么看都看不出"毛"字了。还有就是所有居民只要持有那种凉鞋，一律可以旧换新。 　　胡显中，南方周末 201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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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發現我出名了，老婆叮囑出門時頭髮要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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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我出名了，老婆叮囑出門時頭髮要梳好 Nov 3rd 2013, 21:57, by 明鏡雜誌 《名星》記者 陳小平 2013年6月8日，受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前來紐約講學的華人數學家、新罕布什爾大學講師張益唐，在法拉盛湘水山莊與新朋老友聚會，約50餘人擠滿了二樓餐廳，慶祝這位數學家取得偉大的數學成就。慶祝會之 後，張益唐在距離湘水山莊不遠的玫瑰茶室接受了《名星》記者陳小平的專訪，一同參加談話的還有張益唐的北大好友、哲學家胡平。在採訪中，張益唐對記者繼續談到了他的數學研究歷程、未來研究計劃、與妻子的軼事、中國父母情況、個人愛好以及回國打算等。 名星：這麼多年來，中國數學界拿得出來的成果好像沒有，但數學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丘成桐在國內掀起的論戰倒不少，俄羅斯的那個數學怪人的故事也是不少人津津樂道的，你的研究成果出來，讓數學界的故事更多了。比如說，有人說是掃地僧橫掃武林。你知道掃地僧這個人嗎？ 張：當然知道。金庸小說中刻畫的一個長期隱而不露的、武功至高無上的人。 名星：聽你自己說，你在北大就開始搞數學中的大問題。你的北大同學也說，在北大時，他們就練不過你，對你比較服氣，他們說數學上比較厲害的就是你。但到了美國之後，他們不少人都當了教授，裡面卻沒有你的名字，許多人納悶，你到底去哪裡了？後來，北大來了兩位校友，他們到武林中找你，然後在一次數學大會上遇到你，是他們邀請你去的新罕布什爾大學數學系嗎？ 張：對。 名星：明鏡集團的記者在採寫你的故事時提到你的系主任，他現在已經去世了，去世之前，聽到你的成果很欣慰。這麼多年來，這些朋友與學校把你當金子看，你出了成果，學校有什麼反應沒有？ 張：他們非常高興，也非常驕傲。他們說，第一，你不用教書了，他們在這方面有經驗的，因為，屆時各種邀請會紛至沓來，教書也沒有時間了；然後又說要給我加工資，要給我一個頭銜——Chair Professor, 這是一種特別席位的教授，中文翻譯是"首席教授"？不過，因為技術操作問題，還要等一陣，因為設立這種位置的教授需要很多的錢。 新罕布什爾大學。 名星： 看來他們首先就想留住你？ 張：我告訴他們，我對當不當什麼"首席教授"一點興趣也沒有。我就希望有一個安靜環境來做數學。他們是想留我，但他們也有準備。 名星：是不是這個廟有點小呀？ 張：這個不那麼重要了。他們認為這個成就是在他們學校做出來的就行了。美國的教授流動性是很大的，大牌教授都是跑來跑去的。 名星：估計會有更多的大學給你offer, 你選擇時有什麼考慮嗎？例如，跟你太太更近，對你的學術研究更好？有這種可能去的地方嗎？ 張：我個人希望在東海岸，例如，波士頓，哥倫比亞，MIT等。哈佛、耶魯、西岸的斯坦福也可以考慮。現在我決定暫時不動，在我的學校呆著。這不是我最關心的問題，我只希望有個地方讓我靜心做學問。 名星：今後，你的研究條件會更好，你要是提要求的話，人家也會滿足你。你將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他們也許會給你配一個團隊。 張：提要求方面，我倒不會提什麼要求，讓我安安靜靜把事情做成就行。至於團隊什麼的，助教呀，我這個人的性格可能不一定適合搞個什麼團隊，數學本身好像也不需要團隊。 北大兩師弟拉我一把 名星：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你的起步是北大，恩師是丁石孫，潘承彪；在美國普渡大學遇到了台灣教授莫宗堅，最後又是北大80級的學弟葛力明拉你一把？ 張：完整的故事是這樣的：還有一個人，我去新罕布什爾，是北大師弟唐樸祁介紹的。他在英特爾公司。1999年初，已經在美國Intel實驗室工作了幾年的唐樸祁去紐約參加IEEE年會。我與他在英特爾公司有一項共同的專利，這個專利開始是一個網絡設計的東西，後來就變成了純數學的東西，他把這個問題帶來給我，然後問我，這是一個很初級的但技巧性非常強的數學問題。 我花了一個星期給他解完了，最後英特爾公司對這項專利很滿意。這個專利現在還是我們的。不過，這個專利沒有給我帶來一分錢——他們最後沒有用，因為工業界看重的是實用價值。 整個故事就是這樣，我也沒有什麼抱怨的。我畢竟也算成功了，而且我將來還有機會做更多的東西。 我太太說我吹牛 名星：大導演李安在成功之前，有一個很好的老婆，一直罩著他，你的呢？ 張：我太太她不妨礙我。 名星：她對你搞數學研究是什麼態度？ 支持？理解？ 張：她不懂我做什麼研究，也說不上理解，但她對我的個性很理解。我這個人獨往獨來，她也不妨礙我，這一點就夠了。 名星：你的成果搞出來之後，她有什麼反響？ 張：就是發了一條"最高指示"，要我把頭髮梳好。 名星：就這樣簡單？還有什麼別的故事嗎？ 張：這個事情發生後，我誰也沒有告訴，跟她也沒有提。剛結婚時，我跟她說，我要做什麼，她說你做出來沒有呀？吹牛！後來我也不吹牛了。在這個過程中，我只是婉轉地跟她說了一次。我說："你呀，最近中文網站、媒體呀，你稍微注意一下，"我沒有說是有我的消息，我只是說："有點消息可能跟我有關。" 名星：她平時上網嗎？ 張：她上一些中文網。她回答我說，是不是有點喝多了，在胡說什麼？我覺得她至少沒有把這當回事。等她看到之後，她當然就來電話了，告訴我，說網上到處都是你的消息，你這出了名，出門的時候要把頭髮梳好。 名星：這是她跟你說的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 張：嗯。 名星：她有沒有考慮到，你可能要換工作呀？你們要搬家呀？ 張：後來我們也談到，但這些事情都沒有定。 喝酒喝出來一個老婆 名星：說點更八卦的東西，你是怎麼認識你太太呢？ 張：你認識林樵清嗎？13年前，我從新罕布什爾過來到林家玩，晚上，大家說去哪兒玩呢？他帶我去長島大頸鎮一家自助餐館吃飯，我記得當天我在法拉盛買了一大瓶五糧液。 名星：對，我知道你能喝，一人能喝一瓶二鍋頭。 張：喝著喝著，來了個女服務員。林就問我："你覺得這個女的怎麼樣？"我記得我當時是喝多了，但我記得是說了她的一些好話，像"這女孩長得真漂亮"什麼的，還說了些什麼別的話，都記不住了。過了幾天，林問我還記得這事嗎？我說我還記得這事。後來我們又在法拉盛緬街的一家餐館吃飯，林樵清把她叫來。繼續見了幾次，我們就好起來了。 名星：是林知道你對她有意思，然後把她叫來？他是你的媒人？ 張：對。 名星：很有意思，喝酒喝出來一個老婆。 張：對啊，我要是不喝酒的話，可能情況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中間有些波折，她跑加州去了，但後來她又打電話把我叫過去。6月22日是我們結婚10週年，我記得2003年，我去加州跟她結婚。她是個心地很善良的人，現在我們很好。（《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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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澤東制定“聯林、拉周、整鄧、倒劉”的文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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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制定"聯林、拉周、整鄧、倒劉"的文革策略 Nov 3rd 2013, 21:44,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9）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毛澤東從輿論準備、組織措施乃至軍事部署都作了精心的籌劃。深諳兵不厭詐一類用兵之道的毛一方面不斷放出風聲，製造自己快要見上帝，將不久於人世的假象；同時又把當年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批判王明路線的九篇文章（其中有誇劉和批周的內容）找出來，在中央核心圈內傳閱，故意迷惑對手。另一方面，毛又大講"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大造輿論，有意在黨內製造要出大事的緊張空氣。 與此同時，毛澤東暗中放出江青作為炮手，在上海秘密組織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向劉少奇勢力控制下的京畿地區發難的重磅炮彈。就這樣，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在緊鑼密鼓聲中拉開了序幕。 對黨內各種力量的縱橫捭闔中，老於權謀的毛澤東採取了"聯林、拉周、整鄧、倒劉"的策略，對處於中央一線的幾個主要人物分化爭取，打拉結合，以孤立主要的對手劉少奇。 毛澤東知道自己在黨政系統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林彪所掌管的軍隊才能與之爭勝。他看出劉少奇也在積極插手軍隊，暗中排擠林彪，拉攏在軍中掌握實權的賀龍和羅瑞卿，公開散佈羅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而羅自恃在中央有毛本人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的支持，也不大把其他人放在眼裡，與林彪以及軍中其他老帥的關係日益緊張。為了在政治上做倒劉的大文章，毛決意利用林、羅之間的矛盾，拉林打羅，反制劉插手軍隊的企圖，以確保軍隊在最後攤牌中站在自己這一邊。 林彪本來就是毛澤東多年精心扶植起來的心腹愛將，現在更成為他與劉少奇較量中所主要依靠的力量和為他保駕護航的"尊神"。為了換取林彪的支持，毛對林彪關心備至，格外遷就，不僅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與林彪互通聲氣，而且在倒羅的問題上形成默契。就在羅瑞卿即將大禍臨頭的前夕，毛還特意讓羅向林彪傳話﹕"要他好好養，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做三個鐘頭的報告。" 而林彪也正利用這一點，趁機開出自己入伙文革的價碼—拿掉不肯為其所用的羅瑞卿。毛明知羅對自己一貫忠心耿耿，勤於任事，不過此時由於在政治上有求於林彪，所以默許了他倒羅。 此外，為人多疑的毛澤東這時也發現羅瑞卿跟劉、鄧、彭很緊，讓人不大放心。特別是當發現羅瑞卿在轉載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的問題上態度曖昧，和彭真暗通消息後，毛認定羅不是自己的人，於是導演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會議批羅的一幕。毛本人親自出馬，指羅"個人獨斷"，"陽奉陰違"，是個"野心家"。這樣，為了毛、林之間的這筆政治交易，羅瑞卿便成了文革祭壇上的第一個犧牲品。 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格局中，周恩來是在政治上爭取和借用的力量。毛一改五十年代後期因"反冒進"問題而逢會批周的做法，對周竭力拉攏，軟硬兼施，力圖借重他在黨內的影響和地位來達到鉗制劉少奇的目的。毛十分了解周一直在為三十年代追隨王明路線整了自己而惴惴不安，因而利用在中央核心圈中傳閱當年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批判王明路線的九篇文章（其中有兩篇是專門批周的）时，特意筆下留情，對周網開一面，專門加寫了一段批語，說總理是功大過小。 毛澤東的這一手十分老辣，兼具籠絡和威懾兩方面的作用，既教周感念毛的寬宏大量而知恩圖報，又迫使他不得不在政治上小心翼翼，唯毛的馬首是瞻，否則老賬新賬一起算。與此同時，毛又有意在政治上採取重大動作之前，事先向周吹風打招呼，比如在倒羅的問題上，就個别向周通了氣。當然毛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向周打招呼，其中是有選擇的。對周既不同於林彪，也不同劉、鄧，更多的是點到即止，讓周自己去領會。 對鄧小平，毛澤東打算採取"整而不倒"的作法。毛十分惱火鄧近年來在政治上日益疏遠自己而跟著劉少奇跑，因而決心狠狠整他一下。但鄧畢竟有過一段在中央蘇區和毛一道挨整的經歷，而且也有魄力和手段，毛很看重這一點，為此多年來一直刻意培養扶植，和林彪一樣作為自己的接班人。所以毛並不真想打倒鄧，只是想教訓教訓他，因而始終對他與劉有所區別。這既是出於在政治上對劉少奇勢力分化瓦解的需要，同時也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暗中對林彪預留一手。晚年的毛疑心極重，對任何人都懷有戒心，包括他眼下最親密的政治盟友林彪在內，鄧便是毛準備日後對付林彪乃至周恩來的一張王牌。 為此，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專門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要他和林彪搞好關係，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安排。據鄧榕在回憶鄧小平的文革歲月一書中講，鄧按照毛的意思，找林彪談話，結果只談了一次，兩人就談崩了。 談崩的原因書中沒有提及，依筆者的揣測，恐怕是林彪看出毛此舉的用心，有意不肯轉圜。即便如此，毛後來在文革中還是始終頂住文革派的壓力，堅持要把劉、鄧兩人"拆開來"，對鄧小平的批判適可而止。 至於對劉少奇，毛澤東更是施展權謀，故佈疑陣，虛虛實實，在政治上打諸如"中央出修正主義"和"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一類啞謎，讓人們對文革的目標莫測高深。 為了穩住劉，毛澤東表面上與之虛與委蛇，大擺迷魂陣，假惺惺地表示要"讓賢交班"，讓劉少奇來掛帥，做主席，鄧小平做秘書長。 暗中則不動聲色地採取"清君側"的辦法，將劉一步步孤立起來。 毛澤東先是用調虎離山之計，以"加強三線工作"為名，將彭德懷送到西南的大山溝裡監管起來，防止劉少奇、彭德懷二人的"文武合壁"。原因是劉曾向彭表示過﹕如果林彪身體不好，還是請你回來當國防部長。這話令毛大為緊張，深知彭在軍中仍有相當影響，如果真的出現劉、彭合流的局面，劉將在政治上如虎添翼，變得更加難以對付。 為了哄騙彭德懷離開北京，毛澤東親自出馬，找彭談話，故意做出和解的姿態，表示﹕真理也許在你這一邊，勸說彭去大西南三線工作。接著又如法炮製，把彭的副手黃克誠送到山西。與此同時，毛又不動聲色地將曾根據劉少奇的批准在他專列上安裝竊聽器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調離要害崗位，換上長期擔任他本人貼身警衛的汪東興出掌樞機。在組織上安排妥當以後，毛開始展開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採取迂廻戰術，對劉少奇的心腹大將彭真開刀，以"層層剝筍"的方式，向劉本人步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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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康正果：時勢激蕩中的革命逆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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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時勢激蕩中的革命逆流（中） Nov 3rd 2013, 17:01, by 明鏡雜誌 ——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述評 但中共既已建黨，便屬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也就與此前自發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有了性質上的區別。那不再是交流讀書心得和泛泛討論熱門話題的同仁聚會，黨組織需按照國際的指令開展各種活動，身為黨員的個人，更須嚴格執行黨所派遣的任務。從事此類活動，就不像陳獨秀自己貼錢辦刊物那麽簡單，自然要涉及到活動經費以及參與工作的成員靠什麽吃飯的實際問題。最初，就是否接受國際撥款的問題，曾發生諸如避免"僱傭革命"說之類的爭論。後來陳獨秀不慎被巡捕房抓去，待由馬林花大錢請律師將陳保釋出來，陳也就自動放下了他那書生氣的清高架子，不再迴避令知識人感到手短的"阿堵物"了。一番爭論後，他們幾經商議，決定接受莫斯科的盧布，凡參與工者都可領取每月大約30元的"生活費"補助。作爲湖南分部的領導，毛澤東應該也會拿到他所得的一份。那筆錢並不算多，但至少比他在北大圖書館打工的8塊月薪要豐厚一些。所謂職業革命家，說白了，就是吃上了革命飯的無業人員。按照Alexander V. Pantsov在他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傳記中所說，莫斯科的經費到1922年底更有增額，但拿到每個成員手中的補貼則有明確的條件。當時張囯燾、蔡和森等人正在對馬林全力倡議的國共合作頑強抵制，弄得雙方的關係勢同水火。馬林則仗著他共產國際代表的權威在中共二大後召開的中央執委會上正式宣佈同國民黨合作，規定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Pantsov就領取補助的問題如是說："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抉擇：他們要麽聽命莫斯科，照舊領取補助，否則就一無所得。考慮到自身的處境，他們只好做出理性的決定，一致同意加入國民黨。"16 張囯燾也許是從他自己的立場出發來概述別人的情況，在回憶中共三大的文字中，他硬是把毛澤東說成支持他反對國共合作的一派。但按照楊奎松近來披露馬林本人筆記實錄的説法，情況卻恰恰相反。楊的轉述強調，毛澤東一直在緊跟馬林，致使中共黨内不少同志將他歸類為"馬林的人"，而這樣的歸類，在當時實在談不上有多麽光彩。毛爲人行事一向都很現實，他顯然看出，面對莫斯科的指令，中共這個小組織終究是胳膊拗不過大腿。多年後提起此事，他仍坦然訴説，那時他還年輕，"素以爲領袖同志的意見總是對的"。17  可見與去過莫斯科，見過列寧，對那裏的複雜情況有更多了解的張國燾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那時的革命見識還比較淺薄，對待莫辨其來頭的國際代表，他自然傾向於敬仰和聽從。馬林在中共一大後路經長沙，毛澤東曾熱心接待和彙報工作，顯然給馬林留有較好的印象。如果說1922年7月，毛沒能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可能與馬林暫時離去不無關係，18 那麽1923年6月，毛在廣州的中共三大上獲選為中央局五個成員之一，就顯然與他在會上的表態頗受馬林賞識有很大的關係了。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結果是，張囯燾因對抗馬林而當場落選。在新選出的中央局中，陳獨秀任委員長，毛任秘書，負責黨的内外文書及通信開會記錄，並管理本黨文件。自從在一師讀書時專擅文牘工作以來，毛一直都熱衷在抄抄寫寫上為他介入的活動或組織製造聲勢，直到中共三大的當選，他才算實實在在地握住了有職有權的筆桿。毛此時已是跨黨的國民黨黨員，按照中央的決定，他"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上回湖南開展工作，數月之間，在湘區各地組建起不少國民黨的黨部。毛以他實際工作的成績表明，中共的跨黨人員可極大地助長國民黨的擴展，他們能夠發揮的積極作用有時甚至勝過國民黨自己所搞的宣傳。毛因此而提高了他在國民黨内的地位，並獲邀赴廣州參加1924年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執委候補委員。 與中共的情況相近，孫中山接受的俄援也附有一系列條件：他不得不接受鮑羅廷前來中國充當顧問，幫助他改組國民黨。莫斯科如此看重國民黨，並熱心付出代價，就是要按照俄共的模式重組國民黨。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正遭受東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和干涉，列寧一心要把發生在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納入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佈局，順著俄援的傳送帶推行他革命輸出的計劃。但就孫中山這一方面來看，也不能說他僅為獲取金盧布和軍火便完全照莫斯科的旨意辦事。孫的言談中多次抱怨中國人一盤散沙，特別是面對辛亥革命後國民黨組織渙散，革命精神鬆懈的現狀，他本來就很想重整旗鼓，強化他這個"總理"的集權。列寧主義的政黨模式並非莫斯科單方面硬給孫中山穿上的小鞋，而是孫在急於進行其黨務改進的情況下正好可以拿來應用的他山之石。但孫中山忽視了俄共組黨模式與其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内在關係，儘管他多次說絕不要輸入蘇俄的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制度，但隨著改組後的國民黨漸趨組織嚴密和日益革命化，其章程和建構便更加接近俄共，而與宋教仁當初所欲導向的議會政黨有了很大的偏離。一盤散沙固然有組織鬆懈之嫌，但就參加議會政黨的個人言行而言，卻有不受基層黨組織嚴密控制的自由，黨員只需在競選時保持共同的政見，在其他方面絕不會受到意識形態和黨紀的約束。孫中山當時只圖在列寧的組黨形式下再造國民黨，於是放手讓鮑羅廷這樣的俄共黨官代筆起草國民黨一大的黨章，該黨章被公認與共產黨的黨章十分接近。孫中山一方面挪用列寧主義的政黨模式強化國民黨的組織，一方面卻自相矛盾，還要把他"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軟内核包入那借來的甲胄，進而加固他"以黨建國"和"以黨治國"的基礎。爲此，一大會議上又增發《大會宣言》來通融共產國際，對三民主義做出新的解釋，在與鮑羅廷討價還價一般的磋商中達成了一些模棱兩可的協議。結果是國民黨雖照搬了不少俄共的組黨形式，卻並未完全克服議會政黨固有的散漫，依然在黨員的接收上來者不拒，在半變不變中拖拉著固有的慣性。後來雖從軍政轉入訓政，其軍事獨裁性質的一黨專政卻始終呈現弱勢，連它的發威逞兇都顯得比較笨拙。這一點胡漢民說得很清楚，他承認"本黨是採取俄國政黨的方式，但本黨現在所有的毛病，在他們那裏都沒有。"19 張囯燾是帶著應付的態度去參加國民黨一大的，因此他無意加入國共聯席的合唱。在他的眼中，發言踴躍的毛澤東"常依據孫先生的説法來發揮他自己的意見"，明顯與一味批評國民黨的李立三持不同的論調。20 在張囯燾筆下顯得右傾投機的毛澤東，在國民黨内右派代表的回憶中，卻被描繪為"像一個才到城裏的鄉下人"。他們指責毛一再抵制"老同志"的提案，左得蠻橫，說他"不像是個能登大雅之堂"的人物。據他們的描述，毛澤東先是跟著李大釗起哄，制止了方瑞麟反對共產黨員跨黨的提議；緊接著又厲聲反對黃季陸所提的"比例選舉制"，初次上陣，即流露出維護集權和扼殺少數人自由發言權的蠻勁。21 就這樣，在國民黨一大召開期間，毛澤東全力支持國共合作的表現頗贏得國民黨少壯派的好感，在當選中執委候補委員後，被派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任職文書科代理主任，並兼任胡漢民主持的組織部秘書。毛於是繼續發揮他文牘工作的專長，在胡漢民的秘書任上幹得特別賣力。作爲跨黨人員，他在某些方面甚至顯得比國民黨黨員還更加國民黨。那時候鮑羅廷的路綫支配國共兩黨，中共的很多跨黨成員都熱心投入國共合作的工作。在上海這個他已多次逗留的大都會，毛澤東如今出入辦公室，忙於接待和出席會議，至此才幹出了初步入圍的感覺，算是在國民黨機構中找到了他在本黨同志中尚未有過的位置。那年6月，楊開慧與她母親帶上兩個孩子來到上海，住進了毛在英租界的寓所。有妻子在一旁做協助他的工作，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在革命僚屬位置上初步的得意。 有一次毛代表執行部參加青年團的集會，聼到毛在會上的言談，與會的共青團國際代表達林（Sergei Dalin）十分吃驚，他會后即寫信向維經斯基彙報毛澤東出格的言論。他說毛"認爲國民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應接收為共產國際成員。"還說毛在談到農民問題時竟然主張"取消階級路綫，不要做貧農的工作，而要聯絡地主和紳士。"達林顯然反對毛的説法，因此他要求執行部給青年團另派代表。22 達林的小報告反映出莫斯科兩個司令部在不同時期發出的不同聲音傳達到國共方面所造成的混亂和牴牾。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偏重蘇俄的國家利益，因而更支持國民黨為主導的國民革命，他一心要把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導向反帝囯主義的世界革命，就他的盤算來説，優先發展國民黨的勢力遠比栽培中共的小組織更易見效，也更有前途。相比之下，共產國際的策略則更想促使中共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急於靠中共的力量開展階級鬥爭，大搞城市暴動。這兩條並不協調的路綫更攪入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明爭暗鬥，時而重合，時而衝突，不但在中共内部引起左與右的分歧，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也造成了持續的緊張。毛澤東那時涉水尚淺，正在那波濤詭譎的激流中趁勢弄潮，他只顧把更多的熱情投入工作，積極表現他的能力，還不太會把握那左右搖擺中的航向。 毛澤東一時贏得稱讚的工作表現不久就變了味，受到左浪右潮的強烈衝擊，他被迫辭去執行部的職務。那年歲末，他怏怏返囘湖南。後來他對斯諾如是説："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23 但楊奎松指出，所謂生病，很可能是毛的託詞。毛的黯然離去，主要是共產國際的指導路綫急劇左轉，馬林偏重國民黨的方針遭到否定，緊跟馬林的毛澤東隨之受到連累。24 他不只在執行部幹不下去，連1925年1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四大也無緣參加。雙數的黨代會對毛似乎總潛在著排斥，他後來借用有關七言律絕格律的一句口訣自嘲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 四 從毛澤東 "孩兒立志出鄉關" 那首詩的告別口氣來看，他自從赴東山高小讀書，就打定主意，走出落後的鄉村，要到城裏幹一番事業。後來他辦雜誌、搞教育，發起各種請願抗議活動，運作的範圍都在城市。其間他多次赴北京和上海活動，都試圖在那裏落腳，好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位置。1921年初，他趁囘韶山過年之機，處理了父母死後的家產，把兩個弟弟和堂妹全帶到長沙，安排他們就業或讀書，一家人算是從農村的老家連根拔出。在那個農村人口向城市零星流動的年代，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人多湧入城市尋求個人的發展，毛澤東把弟妹帶領到城裏，當然是要他們有更好的前途。正是在這一人口遷徙的新形勢下，前現代中國無所謂差別的城鄉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懸殊差別。鄉間的人才漸趨流失，與城市的飛速發展相比，農村地區的文化生態日益荒蕪，在很多方面反出現了今不如昔的情況。這正是毛澤東1926年回韶山休養那一段時間目睹的現實。 關於毛這段短暫的休養，借用湯因比（A. J. Toynbee）的歷史論述，可謂他由"退隱"到"復出"的突破性"變容"。毛是在一時的失意後被迫退回到他本來要告別的老家的，返鄉後他仍在替國民黨做組建黨部和召集農會的工作。在參與當地農民"平糶阻禁"穀米的活動中，毛早年記憶中沉睡的暴亂意識隨之覺醒，那時候他不太贊同的做法，25 現在他看在眼裏，居然看出了可以鼓動的暴力以及搞武裝革命所需的人力資源。中共二大中宣言已經指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毛澤東緊跟著在中共三大上強調了農村中富有的人力資源。他告訴大家，"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農民，……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爲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局面。"26 毛澤東此時是否讀到列寧有關"農民問題"的論述，我們尚無法判定，但在強調農民對共產黨的奪權鬥爭有重大"利用價值"這一要點上，毛顯然無師自通，可謂與列寧所見略同。27 由此可見，從毛澤東在鄉間組建農會，到後來帶領紅軍大搞暴力分田，其中心目標在於壯大中共的武裝力量，並從農民手中索取充足的補給，從起點上便沒有樹立改善農村經濟和造福全體農戶的建設性目標。帶著這個已經明確的想法，毛於1925年9月前往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大，踏上了他復出的征途。 到達廣州後，毛澤東代理汪精衛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在次年5月離任前，他召集會議，擬定通知，發佈宣言，緊握他有職有權的筆桿子肆意揮灑，寫了很多強化國民黨革命聲音的文字，幹得比在上海執行部更加有聲有色。從他1925到1926所寫的二十多篇文字可以看出，作爲中共跨黨人員，毛澤東儼然已化身為國民黨左派的代表，對黨内的右派言行，他極盡其批判討伐的能事，一時間大有將國民黨左派同化為共產黨之勢。1913年，針對孫中山挑起"二次革命"的事件，梁啟超擔憂"革命復產革命"的時候，俄共尚未成事，中共更未出生。梁之所以反對南方的軍事力量打起革命旗號，企圖用武力解決議會政黨中發生的糾紛，就是恐怕國民黨的激進化會釀起"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果然在十來年後，隨著俄援操縱下國共合作，國民黨利用中共的活力壯大了揮師北伐的聲勢，中共也寄生在國民黨的暖巢内，豐滿了自身的羽翼。隨著雙方在壯大各自組織上互相受益，兩黨間惡性的互動也日趨嚴重，所催生的"亂暴的勢力"遂暴漲為國民革命中的逆流。 毛澤東當時還談不上有什麽自己的主見，他那些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買辦和土豪劣紳的口號，以及抨擊右派的政治泛文，多是在迎合莫斯科朝令夕改的模糊信號，反映了斯大林那個時期忽左忽右，左右交錯的荒謬指令在中共黨内影響。在討論中國革命的講話中，斯大林高捧國民黨，說"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軍事封建生活方式，以及爭取國家獨立和聯合革命民主力量的鬥爭中，國民黨代表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民主的革命聯盟。"但在堅持把國共的黨内合作作爲目的本身的同時，他又強調共產黨人應力爭將"資產階級的代表"從領導崗位上，最終從國民黨内清除出去。接下來，他又打折扣說，如果時機還不成熟，而國民黨的勢力更爲強大，中共仍得為留在國民黨内而委曲求全。28 斯大林這類站著説話不嫌腰痛的主張害得中共左支右絀，進退失據：一方面，作爲領導人的陳獨秀因受鮑羅廷處處掣肘，為中共繼續留在國民黨内而做了很多被指責為右傾投降路綫的事情。另一方面，毛澤東的言論則將火力對準所謂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也就是那些對毛排斥最厲害，特別讓毛感到難以共處的國民黨右派人士。毛與他們的對立不只緣於政見的分歧，更爲本質的衝突乃是雙方在價值階序上的差異。對毛來説，他們的存在幾乎成爲妨礙毛在國民黨内繼續寄生下去的天敵，這種異類間本能的拒斥力才是他力求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最終從國民黨内清除出去的根本原因。總而言之，毛澤東筆下的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實質上已讓他放大為中共跨黨成員企圖取代國民黨的奪位之爭。 毛那類為國民黨更加革命化而搖旗呐喊的文章，後來基本上都沒收入中共官方所編的四卷毛選，翻檢一下日本版的十卷本《毛澤東集》，不但可重睹所有被刪除的粗率文字，還可一窺正版毛選所收那兩篇革命討伐檄文更爲猙獰的原貌。其中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係由原來發表的兩篇文章刪改合併而成。這兩篇文章一篇題曰《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另一篇題曰《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提起有關階級鬥爭的理論，馬克思早在1852年致約·魏德邁的信中就指出，階級的存在和階級鬥爭的問題早已為前人所論及，那並非他的功勞。他自詡的功勞計有三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産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係；（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第三點他說得很模糊，在另一處他更加明確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産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産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29 這後兩點，讓那時的革命青年讀起來，也許特別動聽而富於理想，時至今日，早已以其烏托邦的破滅讓中國人吃夠了那消滅差別的苦頭，無需我在此多費筆墨細訴其罪惡的後果。先哲孟子對企圖消滅差別的言論早有經典的駁斥，針對許行無視商品價值的主張，孟子斷言："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孟子·滕文公上》）不只是物，人與人的強弱、智愚、賢不肖之分也是生下來就存在的，正是存在著此能力、德性上的本質差別，人群中自發自然地形成了分工協作的秩序，即使在沒有階級的原始部落中，都存在著男女、老少、從酋長、巫師到普通成員的等級差別。只要人群中存在著等級的差別，只要社會生産活動需要分工的秩序，階層的差別就會存在。無視差別和人爲地取消差別，只會破壞已經形成的社會秩序。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生産力的發展，科學知識的發達，文明程度的提高，政治制度的不斷改良，但從來都不是，也絕對不會是殺戮搶奪的階級鬥爭。 馬克思所謂"僅僅同生産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係"的"階級"，乃是說直到生產有所發展但又相對發展不足的情況下才出現的情況，比如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出現了"佔有社會生產資料並使用僱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以及"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僱傭工人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固然存在著馬克思認爲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但就促使生産力發展這一點來説，馬克思並不否認，這樣的生産關係仍有其歷史進步的意義。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屬於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範疇，他關注的是社會各階級及其所從屬的經濟結構，所代表的生產方式之間的相互關聯。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說過，只有"'粗俗的'人的理智才把階級差別變成了'錢包大小的差別'，把階級矛盾變成了各行業間的爭吵。……現代階級差別絕不建立在'行業'的基礎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階級內部造成不同的工種。"毛澤東的階級分析就是從馬克思所嘲諷的那種"粗俗的人的理智"出發來看問題的。 毛對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並無興趣，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也無意於理論的研究。 他在延安的時候就說過："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識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30 毛澤東從事的"實際的階級鬥爭"就是把有權勢、有財產、有知識的人劃歸打擊的對象，同時組織和鼓動一切可用以打擊他們的"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在1926年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原稿中，毛劈頭就提出，"無論哪一個國內，天造地設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詳細分析則有五等，即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毛的三等人劃分完全根據有產或無產，錢多或錢少，平白在富人和窮人之間捏造出層次不同的敵對關係。這個三等人的劃分模式其實並非毛所獨創，而是取自中國傳統品鑒人物才識品質的價值階序，傳統的階序超越階級和性別，是一個與天道和常理同在的客觀標準，無論貧富貴賤，在評判不同人優與劣、智與愚、賢與不肖的問題上，均按此恆定的標準統一劃分。打個比方，這就象現在測試孩子的智商那樣，管你是富翁的兒子還是窮人的女兒，智商的高低均有統一的測試標準。但三個等級用到了毛的手中，原有的階序卻完全遭到扭曲和顛倒。毛的邏輯是小説《動物農莊》中那些佔領了農莊的大肥豬宣佈的邏輯，豬總是堅持，四條腿最好，兩條腿最壞。更爲荒謬的是，他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樣的洋尺度作爲衡量敵我的標準，進一步帶入各行各業，說"大地主是大資產階級，小地主是中產階級，自耕農是小資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是半無產階級，僱農是無產階級……"31 經毛澤東如此任意的一番硬套，城市與鄉村的劃分、工商業與農業生産的區別、前現代與現代在社會結構上的差異，全都攪成一潭渾水，由著他在裏面恣意抓魚了。財產多和生活境遇好的人群全被打入革命的敵人一方，財產少、沒財產和生活境遇差的人群均被拉到革命陣營之内，而在這兩者之間，則屬可敵可友的人群，他們可拉攏時即為友，拉不攏時就是敵。因爲毛澤東只關注他要搞的"階級鬥爭"，而且把"鬥爭"（struggle）這個在西方原來的意義上多強調兩個階級之間具有衝突、對抗關係的字眼重點擴大為人與人的惡鬥和武裝奪權。他不考慮，也沒興趣研究不同階級所代表的生産力如何，所從屬的生産方式怎樣，更談不上據此以判斷哪個階級的歷史地位更進步，哪個階級的歷史地位較落後。他只滿足於抓住現成的批判武器，按照莫斯科"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及官僚買辦" 的指令，去給眼前的人群排隊戴帽，劃出敵我對壘的陣容。列寧已給帝國主義做出明確的界定，說它"是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和最後階段。"毛死記這個教條，終其一生都堅持反帝的立場，而且一路上逢"資"必反。可悲的是，他至死都不懂得，"資本主義並不一定非發展為帝國主義不可，帝國主義之所以可能，實在於文化力量之不均衡，或者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均衡。有了強弱，才有侵略。……中國人由反帝而反資本主義，殊不知中國之所以受帝國主義侵略，正由於資本主義不發達。"32 像蘇俄這樣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其所作所爲之所以對中國構成的危害更甚於西方列強，也是因爲其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緣故。至於在莫斯科誤導下，中共硬要把民族主義的國民革命偏斜到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路綫上，更是歧途上的歧途。民族若未獲解放，無產階級便絕對談不上獲得解放。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稿中，毛還寫有更爲恐怖的文字。關於大資產階級，他在其中特別圈入了"反動派知識階級"，這些人計有"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他斷然劃定，"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除此以外，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被他歸類為"民族資產階級"，這些人計有"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人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和學生，小律師等……"他特別指出這些人的危險性，因爲他們"政治的主張為國家主義——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33 毛澤東把這麽多職業和社會地位不同的知識分子劃歸反動派和民族資產階級，有兩個出發點值得注意。其一，在他圈定的敵對人員中，東西洋留學生和大學教授與學生幾乎讓他一網打盡，全被打入與小知識分子敵對的一面。毛爲什麽一再把火力對準"東西洋留學"和"大學"中的人群呢？就毛本人沒進過大學門也沒留過洋的經歷來看，他這種知識越高越反動的尺度明顯反映出他的"酸葡萄"心態和羡憎情結。這種敵視知識分子的情緒在他一生中從未間斷，且有增無減，通過他身上的一連串發作，也傳染給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至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了肆虐的頂峰。其二，他特別提到了"國家主義"的危害，這一點需要回到當時的論辯語境中作一詳盡的討論。       在國共合作的年代，尚有一與之鼎足三立的政黨，名曰中國青年黨。該黨的宗旨是："本國家主義的精神，採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強權，内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按照王奇生的述評，青年黨之所以採用"外抗強權，内除國賊"這個五四愛國運動的口號，是因爲他們並不認同國共兩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在他們看來，國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聯此軍閥以倒彼軍閥"，"聯赤帝國主義以倒白帝國主義"。這個"赤帝"所指的就是蘇俄。青年黨提倡聯合農工商學各界實行民主革命，造成"全民福利"的國家，不偏向任何階級。他們"認爲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國内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矛盾，在中國新式產業尚未發展，勞資階級尚不懸殊的時期，主張階級鬥爭會助長混亂，妨礙國家統一。"因此他們特別警惕蘇俄對中國的革命輸出，主張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賴任何歐美國家。34 青年黨辦有《醒獅週刊》，闡發其國家主義的主張，揭露赤俄的危險用心，因而又以"醒獅派"著稱。此外，以梁啟超爲首的研究系知識分子也與青年黨持相近的觀點，認爲對歐美蘇俄諸國，到底該持什麽態度，均應以中國的國家利益爲中心：有益中國者，自然可友；有害中國者，必視其為敵。比如張奚若當時即特撰《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一文，強調蘇俄為害中國更甚於帝國主義。他說："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梏桎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土地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毫無緣故的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佔據。"35 文中"他們的中國朋友"，所指的就是中共。楊奎松據最新發掘的相關文件指證說，對蘇聯在外蒙古繼續駐兵及享有特權的問題，"國民黨人多半持激烈的批評態度"，但"身為國民黨員的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卻公開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並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消息傳出，孫中山明顯地表示了不滿。"36 中共在國民黨内部之所以受到排斥，在持國家主義立場的保守派人士中之所以引起強烈的反對，首先就是因爲他們在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内應蘇俄，幫兇"赤帝"，暴露出他們的國賊嘴臉。 "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兩個新字眼，當時均為英文"nationalism" 一詞的中譯。帝制崩潰後的中華民國正是在此語境中跌跌絆絆走上其建國之路。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現實，"民國"和"國民"這兩個新用語與西方脈絡中的nationalism在觀念上有了一定的相通之處，因而今日英美出版物有關民國歷史和國民黨的英文論著中，在翻譯"國民革命"、"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這些關鍵詞時，對"國民"這一定語都通譯為"nationalist"。37 就這個意義而言，無論對孫中山或蔣介石來説，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國家主義，也就是戴季陶所說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毛澤東在他跨黨工作期間，關心的只是共產黨一黨的奪權問題，他和他的本黨同志滿以爲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了一切差別，不再有貧富之分，中國就會得到徹底的改造，卻根本沒去深思追隨蘇俄和實現其世界革命會給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麽災難。在他們這些領取盧布補貼的職業革命家看來，蘇聯已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而中國尚在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之下，中國只有緊跟蘇聯走，中共才能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因此，毛澤東從一跨入國民黨機關搖起筆桿子，就對國家主義的主張大肆攻擊，對各類讓他感到英雄氣短的知識分子，一律都給貼上"資產階級"這個帶有詛咒的標簽。 五 中共二大的宣言已將農民的階級構成分為三種：富足的農民地主，獨立耕種的小農，佃戶和農業雇工。根據此粗淺的劃分，毛澤東在其《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文中再細分爲八種：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遊民。毛如此條分縷析，按財產、收入和生活水平給農民定家庭成分，唯一的目的就是羅列出等差，據以細分他們對革命的不同態度，從而確認應予打擊的對象，必須依靠的群衆，以及可能團結力量。毛對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有兩點最具有顛覆性，一是把貧富的對立推向極端，二是煽動無業流民作革命先鋒。對這兩個方面的深遠危害，我們必須在此作深入的剖析和批判。毛從五個方面強調地主對貧僱農的嚴重剝削，把這兩個階級之間懸殊的貧富差距和對抗描述為農村的，乃至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正是抓起這條導火索，中共煽動窮人，引爆了土地革命。早在1921年出版的《共產黨》（第三期）月刊上，有一篇題曰《告中國的農民》的文字就在劃分出農村的四個階級——土財主、中等農民、下級農民和窮光蛋——之後，號召"窮光蛋"從"土財主"手中搶回被搶去的土地。這種公然號召搶劫富裕農戶的"革命行動"顯然從上述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綱領中引入，絕非國產的觀念。縱觀歷代的民間起兵，造反的矛頭也多指向暴虐的朝廷和官府，而非以劫掠富裕的農戶為務。打家劫舍，不分貧富一起搶的土匪流寇，在任何朝代隨時隨地都曾出現，他們是官方和民間共同的敵人，基本上都以被消滅而告終。他們在很多方面才是共產黨的前世今生。共產黨之所以從一開始即力挺挑起窮人鬥富人的階級鬥爭，就是看準了農村的貧窮人口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煽動了他們的不平之心和搶奪欲望，便可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大軍召集到取之不竭的兵源。該文明確指出："你們自己快起來搶回你們被搶的東西，你們一起來，自然有共產主義來幫你們的忙的。"與這篇文字相呼應，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毛澤東乾脆以農民運動代替國民革命，他如此武斷地說："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因此乃知凡屬不重視乃至厭惡農民運動之人，他實際上就是同情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實際上即是不要打倒軍閥，不要反對帝國主義。"38 在那一場國共合唱的農運進行曲中，國民黨本想通過開展農運贏得更廣泛的支持，比如為揮師北伐製造聲勢，在北伐軍進軍途中獲取沿途農民的幫助等等，卻並未預料到群衆運動爆發後可能被中共導向的亂局。中共在莫斯科的指令下鼓動農運，其目的在於開展土地革命，最終造成"一切權力歸農會"的恐怖局勢，好帶領窮光蛋名正言順地搶奪土財主的財產。39 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並非毛澤東所首倡，中共只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令辦事，毛不過比其他人幹得更過激罷了。在稍後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上緊螺絲，加大馬力，把這場革命定性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即"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 嚴格地說，中國農村從來也沒有出現歐洲那樣"鄉紳"與"農民"對立的（gentry vs peasantry）的階級分化。所謂"地主"，不管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不過就其擁有土地數量的多少而定名，一旦他們失去土地，就不再是地主。而身為貧下中農者若能勤儉持家，善於經營，像毛澤東的父親那樣有所積累而購置了田產，也照樣會上升為富農或地主。地主也好，貧農也好，從來都不具備西方那種階級意義上的"身份"（status or honored position）。兩者只有貧富之分，並無家世血統和社會地位上的貴賤之別。拿西方意義上的"階級"硬套在中國農戶的頭上，都是共產黨製造的歪帽子。因此，富裕農戶與貧困農戶的矛盾衝突並非中共挑撥的那麽嚴重，對全體自耕農和佃農來説，真正嚴重的威脅反而是被毛澤東看好的無業遊民。正因爲並不存在嚴重的階級矛盾，直至上世紀20年代，鄉村社會仍處於相當保守的狀態，窮人的數量雖遠多於富人，但絕大多數窮人世代都過著安分守己的日子，他們恆定的生存狀態本身即構成鄉村社會保守勢力的穩固基礎。要打破此貧富不等的農戶基本上還能和諧相處的局面，發起毛澤東所呼喚的那種暴烈行動，在任何一省的鄉村都絕非易事，除非有一小撮"革命先鋒"跳出來帶頭鬧事。 毛澤東從小在農村長大，見識過"吃大戶"之類的騷亂事件，他深知，鄉間有不少遊手好閒，愛佔便宜的人物，只有此類不顧臉面的無賴敢打敢衝，好聚衆鬧事。在鄉人眼中，他們是地痞流氓，平日走在人面前多擡不起頭，更翻不起浪。但一旦發生了什麽動亂，這夥人便會跟風起閧，大幹趁火打劫的事情。毛稱他們為遊民無產階級，說他們的"人數説來嚇人，大概二千萬以上。" 說"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因此他向國共兩黨建議，"對於遊民無產階級則勸他們幫忙農民協會一邊，加入革命的大運動，以求失業問題的解決，切不可逼其跑入敵人那一邊，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40 他們到底是些什麽樣的人物？如果你能讀到《報告》的原稿，當會從毛澤東露骨的描述中一睹他們的無賴形象。被鄉人斥之爲"痞子運動"的農運何以能搞得火爆？按照毛的交底，原來是"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人物登上了農運的舞臺，做了革命的先鋒。毛為這些被正經人唾棄的邊緣人叫屈，說他們"從前為紳士們所看不起……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立足地位，完全剝奪了發言權"云云，現在他們發起"痞子運動"，帶頭去地主家"殺豬出穀"，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打滾撒野，終於有了耀武揚威的一天，毛因此對他們拍手叫好，讚揚他們"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最後毛毫無顧忌地總結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毛說得如此誇口，都不怕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對毛這些矯枉過正的言詞，連與他一起搞農運的李維漢和陳獨秀都覺得太不像話，建議毛刪去。後來因考慮到維護中共的"偉光正"形象，該文收入毛選時曾做了大量的刪改。41  儘管如此，《報告》的暴力示範依然空前絕後，在把"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改裝成"革命行動"的運作上，毛澤東所起的作用可謂惡力昭著，危害至深，直接推動了中國社會劣化發展的趨勢。地痞流氓混入農會組織，紛紛掌權做了小頭目，在當時僅猖狂於一時，爲害尚其小焉，其禍及1949年中共建國後的中國社會，至今猶盤根錯節，已成爲改革途中難以清除的障礙。經過歷次運動的衝擊和清洗，從高層到基層，黨政領導及其周邊的積極分子多由此類"革命先鋒"的人群中提拔而來，他們的黨性中多少都混雜了痞子的成分。此外，諸如戴高帽子遊街，非法抄家，聚衆鬧事的打砸搶，濫用私刑等鄉村的暴民行爲，經毛在《報告》中大力推薦，遂成爲中共唆使群衆鬥群衆慣用的懲罰模式，在歷次運動中被不斷發揚光大，至文革達到了罪惡的頂峰。而"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句毛式話語，則成爲運動中折騰群衆的指導方針。通常，若不縱容惡人無賴跳出來帶頭做過份之擧，群衆便很難充分發動起來，而群衆一旦發動起來，勢必造成一發而不可收的亂局。等群衆搞得太過火，群衆也出夠了氣，發盡了威，要整倒的人也整得差不多了，這時候上級出面煞一煞車，聊作個恰到好處的收場。"矯枉過正"到最後，"正"已摧殘殆盡，正好為擧枉措直的實施鋪平了道路。至於《報告》行文中多處噴出的粗話，什麽"農會的人在場放個屁也是靈的"（見原稿）；什麽"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等等，可謂毛澤東本人粗俗本質的自然流露，那是他揮筆舞弄之際按捺不住要一吐爲快的情緒渣滓，可謂他"我是粗俗我怕誰"的不打自招之表白。這種以粗賣粗的表達方式更作為可效法的句型汎濫成災，形成了上自官方報刊，下至群衆口頭的語言暴力。在中國大陸，現代漢語至今仍充斥粗俗化的表達，始作俑者就是毛澤東其人。（未完待續） 注釋： 16 See 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Simon & Schuster, 2012 ), p.116. 該書p.135-136 對中共成員接受莫斯科盧布津貼和陳獨秀、李大釗寫信索要經費的細節更有詳盡的敍述，那些最初不屑"僱傭革命"的人後來也都不自覺地被僱傭了。 17  參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6-9。  18毛澤東對斯諾說："那年（1922）冬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來想參加，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能出席。"（《西行漫記》頁150）毛的記憶顯然有誤，他說的會期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據《毛澤東年譜》所載，那年7月他並未離湖南。 19參看《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式》，頁353。 20同註12，頁319。  21 沈雲龍：《中國共産黨之來源》第一卷，見"自由人"網站（http://freeman2.com/cchb01.htm#[1:4] ）此外，可同時參閲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94-95。  22同註16，p.137.  23見斯諾：《西行漫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150。  24同註17，頁11。  25毛澤東告訴斯諾："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鄉里發生了糧荒。窮人要求富人接濟，他們開始一個叫做'吃大戶'的運動。我父親是一個米商，儘管本鄉缺糧，他仍然運出大批糧食到城裏去。其中有一批被窮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又覺得村民的方法也不對。"見《西行漫記》，頁125。  26同註12，頁294。  27張煥卿在其《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一文中指出："列寧對農民的關注，却是完全基於農民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用價值'，並不是要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換言之，列寧只把農民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項政治工具，而不是以解決農民的生活 問題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項目的，他說：'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需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强力打破專制制度的反抗。'"見"博訊網"（http://blog.boxun.com/hero/2006/xsj5/4_1.shtml ）  28 See Mao: the Real Story, p.150.  29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頁462。致約·魏德邁信見舊版選集第四卷（1972），頁332。 30《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頁21-22。 31 原版《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見日本版《毛澤東集》，第一卷，一山圖書供應，1976，頁162。  32參看胡秋原：《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學術出版社，1980，頁247。  34同註30，頁164。 35參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事業下的民國政治》，社會文獻出版社，2009，頁78-83。  36同註21。  37楊奎松：《四份相關的材料：與外蒙古有關》，見"萬維讀者網"（http://bbs.creaders.net/history/bbsviewer.php?trd_id=426811）。  38參看康正果：《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見所著《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一書，聯經出版社，2011，頁119-237。  39同註31，頁167。  40參看《變奏》一書頁56-57：斯大林指令中共在各省開展土地革命，"一切權力歸農會和村委會"；"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堅決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聯共（布）中央致電要求汪精衛"支持土地革命和農民"，建議汪從"下面農民運動首領中"找人幫助政府工作。 41同上，頁158-159。 康正果，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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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康正果：時勢激蕩中的革命逆流（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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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時勢激蕩中的革命逆流（上） Nov 3rd 2013, 17:00, by 明鏡雜誌 ——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述評 一年以來，國中有兩大勢力，常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會之腐敗的勢力，二曰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我共和黨既以改良政治為惟一之職志，非將此兩種勢力排而去之，則目的終不可得達。——梁啟超 一 1913年，宋教仁遇刺後，梁啟超在共和黨集會上曾發表題爲《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的演講，以上引文即他那次演講的要點。他所說的"腐敗勢力"係指以袁世凱爲首的北洋集團，而所說的"亂暴勢力"則指包括陳其美、孫中山在内的革命黨。至於受到這兩大勢力阻撓的"改良政治"，可以說，首先讓人想到宋教仁竭力倡導，卻功敗垂成的議會政黨責任内閣制。宋教仁主張責任内閣制，目的在於限制大總統的專制獨裁，自然為袁世凱所忌恨。而議會政黨體制更容忍反對派和不同的意見，承諾以公平競爭和協商的方式解決各種糾紛，明顯使革命黨好強的暴烈手段英雄無用武之地。宋教仁若組閣成功，出任總理，對兩大勢力均有不利，宜乎他遇刺的種種跡象讓兩方面的人物都捲入了涉案的嫌疑。但就梁啟超講話中所主張的"改良政治"而言，則是強調這兩大勢力之得勢緣於中國當時惡劣的社會環境，其中尤以"亂暴勢力"爲害最烈。因此梁倡議共和黨先與執政當局妥協，通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的途徑對袁世凱施加影響，等清除"亂暴勢力"之後，再引導袁步入憲政軌道，逐步實現議會政黨政治。對宋案的處理，他也力主以法律解決，堅決反對南方的興師討袁之擧。 不幸梁啟超發表演講不久，袁世凱即向五國借款，擴充軍備，孫中山在南方挑起各地軍方，發動"二次革命"，他所呼籲的政治改良最終在險惡的形勢下遭到"不適而宜劣敗"的下場。梁所謂"革命復產革命"的亂象從此成爲時勢動蕩的大潮，民初的憲政夢徹底破滅，他所代表的保守主義勢力退出政壇，保守主義的聲音從此淹沒於革命的喧囂。侈談革命者一是把革命視爲救亡圖強的唯一出路，拒不走漸進改良的途徑；二是在改造中國的目標上急於求成，企圖用"畢其功於一役"的方式徹底解決問題。這一思潮後來也波及新民學會的多數成員，其中持論最偏激者要數蔡和森其人。  蔡和森與毛澤東同在一師讀書，該校教師楊昌濟曾寫信向章士釗推薦他這兩個得意門生說：" 二子海內人才，前途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從毛蔡二人的通信來看，蔡的筆鋒尤爲雄健，他1918年赴北京途中所寫的那首五古《少年行》也比毛澤東早年的幾篇習作顯得底氣渾厚。1 無怪乎蕭瑜和新民學會同仁都公認，與蔡相比，毛明顯略輸幾分文采。可惜蔡職場上運氣不佳，據蕭瑜所敍，他遇事不願有求於人，高等師範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致使家境困窘，曾一度潦倒到擧家斷炊的地步。2 因此他憤世嫉俗的情緒特別緒強烈，發言之驚世，立論之駭俗，直令毛澤東瞠乎其後。後來他迫於生計，只好帶上母親和妹妹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自踏上赴法之旅，就沒把讀書求學和拿張文憑太當成一回事。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名為留學，實際上更偏重藉機去國外尋找新的出路。在一戰後的歐洲，左傾的激進思潮在社會上和知識界急劇高漲，對蔡和森這類本來就很想闖蕩一番江湖的失意者來説，動蕩中的歐洲正好為他們建立國際範圍的聯絡開啓了方便的通道。在寫給毛澤東等人的一封信中，蔡和森認爲"往京考公費學校"和"往西洋進大學"都是"隨俗迷夢"，勸他們不必在那條路上徒勞。連提說到恩師楊昌濟 "東奔西走，走了十年"的求學經歷，蔡都以輕視的口吻說，楊師"仍不過是能讀其書而已，其他究竟何所得！"對新民學會中更想走"教育救國"或"實業救國"道路的成員來説，蔡和森這種不無"酸葡萄"味的高姿態言論，不啻為當頭潑下的冷水，而對本來就不耐坐冷板凳苦讀的毛澤東來説，無疑起到了有力的鼓舞作用。蔡和森自以为是地說，赴法勤工儉學，只要能"通其語文，悉其種種之真相"，就算達到了留學的目的。接著他向諸友人高調發佈要與諸惡纏鬥，乃至不惜作惡的宣言： 弟覺立己立人，劃分先後者，謬也！為學爲事，劃分先後之階段者，尤謬也！謬之實例，就在前輩之空疏無用；謬之影響，竟使小人盡進處於有權。……曰鴻爐大冶不可入，曰鳥獸不可與同群，皆惰性無能之遁詞，經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据据"而不自覺者也。……弟願今日之中國多出做事之人；其為做事時，穩立做事之根基，不妨與雞鶩爭食，不妨與豬狗同槽；對於首惡則奮鬥，對於從惡則收容，以萬惡為肥料，為化學原料，而我輩為農夫為化學家；失敗則與志無傷，成功則萬世蒙其利。持論固是太激，倘亦時勢之所要求乎？3 蔡和森這番激越的議論很有代表性，可謂發出了當時很多無業的或未能造就成專業人才的小知識分子之心聲。這類人多因受家庭經濟條件或個人能力的限制而在升學和就業上踫到種種障礙，遂不屑認真考慮現實謀生的俗務，很想投入亂世的革命大潮，另做一番理想的事業。明確地說，蔡希望更多湧現的"做事之人"，即蘇俄模式的職業革命家。要成爲這樣的職業革命家，按照蔡的説法，就得具備"與雞鶩爭食，與豬狗同槽"的勇氣。他理直氣壯地宣佈，像他們這些"本來痛恨萬惡" 的"正人君子" ，完全是迫於時勢，才不惜自髒其手，去從事"公然為惡"的事業。在另一封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蔡和森以更加出格的酷論把毛僅作過片段論述的"惡人哲學"發揮到肆無忌憚，淋漓盡致的程度。他說： 弟嘗慨世之君子，為種種的輿論律道德律所束縛，只能為偽善，不能為偽惡，是以使小人得積極橫行。……竊以為人不能有善而無惡，正人之惡，即是善之變相，求全則難免不為鄉愿。弟……自信其心既正，將來有惡當前，必不少避而勇為之；惡經正人君子為了一回，則其階級，就要演進一層。……現為一惡，而將來能得十善之結果，何所顧恤而不為之！吾人若從一身之利害及名譽計算，誠有不宜屈節者，若從全體之利害計算，可以殺身成仁，況不可行偽惡以得權乎？（兄以時未至為言，我以為此正其時，此時稍微一枉，其所直不知幾萬萬也。）……弟意現在當得一班正人立惡志（殺壞人），說惡話，行惡事，打惡戰，爭惡權，奪惡位，加入惡界，時時以惡為緣，時時與惡戰，時時與惡和。操而縱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進之，使自我發。然後將萬惡納入袖中，玩之掌上。……果為君子，無善不可為，即無惡不可為，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已之利害。4 蔡和森與毛澤東先是同學，後為同志，他授毛以馬列主義綱要，開啓毛投身階級鬥爭的門路，在先知先覺上堪稱毛的理論教頭。他所發的"正人勇為偽惡"之說比起毛的"惡人哲學"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其露骨的"惡行善果頌"滿口敢於擔負天下罪惡的氣勢，為中共此後不擇手段的奪權鬥爭奠定了蠻橫的"惡行倫理學"基礎。蔡當時對列寧的暴力陰謀策略尚無詳盡的了解，但從他那"全稱肯定自己"和"全稱否定敵人"的獨斷文體已可看出，他與蘇俄職業革命家情意結構上靈犀相通。難怪他一到法國，便與共產國際前來策劃中國留學生的特派員掛上了鈎。 蔡和森筆鋒雄健的文字更多地得益於他的舊學根底，而非一般的留學生到歐洲銳意鑽研的新學——從人文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他與毛澤東另有一相近的短項，倆人都缺乏迅速掌握一門外語的能力。據同時赴法勤工儉學的李維漢回憶說，蔡和森法文並不好，但他勇於躐等而上。自入學他就輕視學校的課堂教育，仍沿襲新民學會成員那種散漫無序的自學風習，"日惟手字典一冊，報紙兩張，以蠻看報章雜誌爲事。在短時間内，他收集了大量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各國革命運動的小冊子，擇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譯。" 李維漢特別指出，"和森是學會領導者之一。他到來後，新民學會在法會員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達尼。他和在國内的毛澤東同志有密切的通信聯係，使國内國外兩部分會員連成一個整體。"1920年6月，學會成員在蒙達尼就"改造世界與中國"的議題進行討論，與蕭瑜所主張的溫和革命針鋒相對，蔡和森"主張激烈的革命，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仿效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和森在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詳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組織共產黨的主張。"5 這幾封長信都收在毛澤東所編的學會成員通信集中，毛當時僅有的馬列理論知識和蘇俄革命綱領，應該說多得自蔡和森"猛看猛譯"法文小冊子所做的粗率轉述。故在學會成員中，一時有"和森是理論家，潤之是實際家"之稱。也正是靠這位理論家書信中那些囫圇吞棗的零星介紹，實際家的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1920年前後，他"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已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二 當時赴法留學者數以千計，爲什麽其中多數人能學有所成，海歸後均得以發揮各自的專長服務國家和社會？但爲什麽會另有少數人——特別是來自湖南和四川的學生——既不安於勤工，也談不上儉學，結果走上在當時被社會和家人視爲"亂暴勢力"的歧途？ 來自四川的青年黨創建者李璜當時也在法國讀書，他的回憶文字至少有助於我們站在蔡和森及其同夥的圈子外另換一個角度，對他們遺漏或迴避的某些真相作出應有的審查和評判。6據李璜的統計，在當時來自各省的留法學生中，廣東和北方四省的學生均得到本省公費資助，因而畢業後事業有成，回國服務社會者居多。四川因軍閥混戰，湖南則因先驅張（敬堯）後反趙（恆惕）而長期内亂，致使兩省學生都得不到公費資助，其中有很多人來法後不久即陷入貧困。李璜又將這兩省的窮學生分爲三類：第一類學生能較快地掌握法語，他們連翻譯帶寫作，投稿國内，靠賺取的稿費得以維持在法的生活。第二類學生勤於打工，很快轉爲技工，有了豐厚的收入，最終多在法國定居下來。第三類投靠共產國際的學生可以周恩來為例作一跟蹤説明：周恩來先是赴日本留學，報考日本高等學校，連續幾次落榜後敗退回國，繼而又轉赴法國另謀生路。周於1920年抵法，旋即入爾維特工廠去做粗工，他只做了三個星期，便跑回巴黎，見人就說吃不消，認為那是非人的生活。周自從放棄做工自給，便再未潛心學業。在一次聚會中他發言說："途窮了，終須改換方向；勢單了，力薄了，更須聯合起來。"從此他開始四處網羅留法學生中憎惡資本主義社會的憤怒青年，代表他們與俄共特派員——用中共今日習用的指稱來説，在那時候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外敵對勢力"——接頭，從中領取活動經費，建立起中國留學生旅歐的共產黨組織。這些人有了活動經費可解決食宿問題，過上了出入咖啡館，集會公園内的生活，也就有了空閒和精力在組織的指令下發起各類抗議活動。他們扭成一股，在留學生群體中大搞派別對立的鬥爭，最後閙到與法國警方發生衝突的地步，致使蔡和森、李立三一干人被驅逐出境。 我們固然不能說，這一群救亡意識強烈的青年人完全是為領取幾個盧布才投身共產國際，按蘇俄方面的指令去搞活動的，更無意徹底否定他們那曾經幼稚的理想和比較單純的熱情。但要解釋爲什麽唯獨他們這類陷入貧困的人甘願聽從蘇俄的召喚，最終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就不能不對他們那種彆扭的失意者（misfit）情懷作進一步的分析。與其他兩類勤奮的窮學生能保持自足心態的情況有所不同，失意者為祛除焦慮和空虛，最需要在氣勢洶洶的群衆運動中找到精神上的庇護。加入群體，他們就敢去做獨自一人不敢做或做不成的事情，經過在群體中互相感染，最終便爆發出周恩來所謂"聯合起來"的力量。這就是失意者加入群體後獲得的"集體心理"。正如研究革命心理學的勒龐所說，這種集體心理"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爲變得與他們單獨一人時頗爲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個群體，有些念頭或感情在個人身上根本就不會產生，或不可能變成行動。"7 俗話説，"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提起此經典的陳言，論者多好持孰先孰後的循環性爭辯，卻很少能撤銷"英雄"這個事後按成敗定位的光圈，返回當時的動蕩局面，追蹤其間複雜的動力關係。被毛澤東描繪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那個時勢，其實並非後來所頌揚的那麽氣勢雄偉。首先應指出，十月革命傳送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已遭到了列寧的扭曲和篡改，它更多的是李大釗曾撰文歡呼其勝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諷刺的是，這位北大教授雖率先報導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卻對自己所評介的"主義"僅知皮毛。在那篇文章中，他用"這個主義，是怎樣的主義，很難用一句話解釋明白"的泛泛之詞在文中一頓，隨後即轉入散漫的描述，說這個主義"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裡做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8 經這一連串"沒有"的反面界定勾畫出粗略的虛綫，所傳達給讀者的信息，便很容易與當時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混爲一談了。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他在北京認識李大釗，初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讀物，但同時還"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由毛在當時的知識水平，我們不難想見李大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宣傳效果。其實，蘇俄的巨變在當時最能引起國人關注的並非其偉大的革命成果，而是它與列強截然不同的對華政策，其中影響最大者便屬口惠性的《加拉罕宣言》。9該宣言宣佈要廢棄沙俄強加給清政府的不平等條約，消息傳來，在知識界曾一度贏得普遍的輕信和好感。包括新民學會的成員在内，不少激進的青年都對蘇俄發生的巨變心懷嚮往之情，滿以爲要改造中國的社會，最可取的捷徑就是蘇俄的革命方式。這樣看來，十月革命給予國人的歡欣鼓舞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不如說只是那個後來才發現純屬一紙空文的《加拉罕宣言》。至於阿芙樂爾號巡洋艦轟隆砲聲送來的東西，恐怕除了逃到上海的大批白俄難民為國人有目共睹外，就再也看不出什麽值得稱道的好事情了。沒有人全面了解那砲火彌漫下的内幕和實況，包括孫中山在内的很多革命者都是在時勢的激蕩中見機行事，趁勢弄潮，實在顧不上深思"以俄為師"的決策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 直到蘇聯解體二十年後，普京建議把安德列?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一書定爲今日俄國學校的歷史課本，列寧及其蘇維埃國家的罪行才初次全面揭露，我們才從中清楚地看出，受十月革命鼓舞的蔡、毛諸人所決意去做的"正人之惡"到底都受到了蘇俄的哪些影響。2010年6月，參與編寫該書的俄國史學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專家陳鐵健和北京市委黨校黨史研究室前主任吳家林等6人曾兩次與之品茗敘談。他們所做的採訪記錄隨即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玆摘要轉述該文如下： 據德國外交部公佈的檔案所載，爲了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勢力，德國威廉皇帝一直謀劃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列寧正好充當了這一人選。他自1915年即受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列寧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鬥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在德國特種兵幫助下順利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紀俄國史》上冊，127頁）。強調上述事實，並非硬要給列寧扣上德國間諜的帽子，只是要表明，他曾利用德援達到他在俄國掌權的目的，乃是一不爭的事實。這個目的就是回到俄國發動社會主義政變。在其著名的《四月提綱》中，列寧宣佈布俄國第一階段的資產階級革命已告結束，接下來的任務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做好準備。列寧的計劃得到德皇的"堅決支持"，德國一共撥出5,000萬金馬克資助列寧領導他的布爾什維克武裝推翻臨時政府，建立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一黨專政。（同上，405頁） 《二十世紀俄國史》的作者把所謂的十月革命定性為政變，關於這場血腥的"革命"，他們如此評估： 一、 布爾什維克一反俄國社會尊老愛幼的傳統，以徹底砸爛父祖輩的"舊世界"為務。 二、 與"熱愛祖國"的傳統觀念相左，布爾什維克提倡"無產階級無祖國"。 三、 反對偷竊和搶掠本為公認的社會道德，布爾什維克卻主張廢除私有制，發動窮人從富人手中"把被搶走的東西搶回來"。 四、 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和諧社會的基本準則，要領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做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同 上，478頁）。 列寧因而指令，"在'無產階級'勝利後，被打敗的階級應當受到奴役和從肉體上消滅" 。（同上，129頁）蘇維埃政權不但殺害了沙皇全家，而且建立契卡，掀起全國範圍的紅色恐怖，僅在1918年到1922年間，便殺人200多萬。按照列寧的説法，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不受任何絕對的法規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列寧認爲，只有建立這個專政，才能保證蘇維埃政權永立不敗之地（同上，561頁）。10 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列寧隨即把德國用在他身上的那一套做法轉用於中國，但列寧與他的布爾什維克們那時候搖身一變，已不再是自己國家的失敗主義者，而是在不擇手段地壯大他們掌控的蘇維埃政權了。1219年3月，列寧指示建立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總部就設在莫斯科。這個共產國際完全受克里姆林宮控制，它一方面向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灌輸"無產階級無祖國"的觀念，另一方面卻利用此觀念為他們蘇維埃國家的利益服務。共產國際與蘇俄政府就這樣雙管齊下，打入中國，不只在旅歐的華人留學生群中收買像周恩來這樣的代理人，同時也爲維護其國家在遠東的利益，派出專員與中國最有實力的軍閥暗中掛鈎，洽談交易。在北方，有維經斯基經李大釗牽頭與吳佩孚部下接觸，而南方則由馬林出馬，直接去找陳炯明商談。直到馬林認爲軍閥們難以合作，無機可趁，轉而試探性地拜訪孫中山，考察了廣州方面的形勢，發現國民黨並非西方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多階級聯盟"的鬆散組織，這才向共產國際提出他的"斯内夫利特戰略"。馬林認爲，像陳獨秀、李大釗諸人僅停留在寫文章、辦刊物和理論探討階段的共產黨組織，可能造成的影響微乎其微，終究難成大事。他指出， "這些共產主義小組若不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他們的宣傳前景就很暗淡了。"因爲他發現，國民黨的黨綱為"各個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國民黨領導層中有一些具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人，他們決不比我們共產主義團體中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遜色。" 馬林因而建議立即著手幫助國民黨發展壯大，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内實行國共合作，從而在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内部發展共產黨的組織。馬林當初提出他的建議時未嘗不想建立國共的黨外合作，無奈孫中山不接受共產黨與國民黨對等合作的做法，只許中共黨員及共青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孫中山這種形同吞併的容共方式結果卻事與願違，反倒給他們"本黨"内部拉進了大量的木馬。 對這種屈就他黨的合作方式，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起初均有抵觸情緒，因此中共内部對此事一直都爭議很大。但爭論歸爭論，作爲共產國際的下屬黨組織，中共只得絕對服從上級的決定。1923年1月，蘇俄代表越飛與孫中山談判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宣言的内容與共產國際通過的決議並不完全一致，它更重視中俄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非世界革命，因而更關注俄國與國民黨的關係，扶植中共的任務僅處於從屬地位。雙方認爲，"中國最急之問題，乃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並同意孫中山堅持"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然而共產國際的運作卻與蘇俄政府的外交辭令有所衝突，兩者雖都肯定國共合作的現行方式，但共產國際自有它長遠的的戰略佈局，其終極目標乃是在幫助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壯大中共的力量，在推翻北洋政府後統一中國，"建立一個有工農社會基礎的、將發展成爲布爾什維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親蘇政權。"11 這個分兩步走的謀劃不難令人聯想到列寧領取德國金馬克回國竊取二月革命勝利果實的步驟。在共產國際擬定的棋局中，國民黨暫時還有很大的利用價值，等到它被用到像一顆搾乾的檸檬，莫斯科自然會毫不吝惜地將其丟到局外。國民黨内的老派人士不是沒警覺到容共之擧的危機，無奈孫中山乾綱獨斷，執意要把那班激進的年輕人收羅進來，自以爲國民黨陣營龐大，很容易就會將他們消化吸收。孫當初手中沒有槍砲，只是光杆司令一個，他本想借助陳炯明的勢力在廣東落腳，建立營盤，不料雙方不但沒能搞到一起，反而踫撞出敵對的衝突，弄得他在突發的砲轟中倉皇逃出廣州。四顧無援的孫中山為儘快組建黨軍，盡量吸收可徵集到的力量揮師北伐，只好放棄一直對美、英、法等國所抱的幻想，在別無選擇下轉而聯俄。我們甚至可以說，是看重眼前利益的英美政客對孫中山的籲求一推再推，最後把孫推進了蘇俄的懷抱。《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發佈後，孫中山收到蘇俄200萬金盧布和一整船軍火的援助，同時接受了莫斯科派來掌舵的顧問，並放手利用中共跨黨人士融入的活力重組國民黨和建立黃埔軍校，但對兩黨混合過程中已經出現的麻煩問題，他一時還無暇作深遠的考慮。不幸他出師未捷身先死，抱憾而終地走了，卻把那致命的後患留給了他身後"仍需努力"的同志。 三 縱觀毛澤東早期的黨務活動，可以說他大體上仍在做他專長的文牘工作。比如在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集會中，張囯燾、李漢俊和劉仁靜等代表各抒己見，爭論不休，都能講出一大套理論，毛澤東卻始終插不上嘴，只是在一邊操筆做他的會議記錄。這幾個活躍在會上的代表或與陳獨秀曾經共事，頗有資歷；或留過學通外語閲讀面廣，且能與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或維經斯基直接交談；連正在休暑假的周佛海都以其留學日本的學生身份得以暫代缺席的陳獨秀任書記之職，在與會的代表中形成其圈内人的優勢。與他們相比，毛澤東則顯得置身圈外，在某些人的眼中，他甚至被認爲有幾分土氣。12毛陪同比他更有資歷的何叔衡（謝覺哉在他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中明確記錄："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從長沙遠道趕到上海赴會，似乎仍拖著當年從湘潭到長沙讀書時遲滯的鄉下人身影，起點低和搭車晚於是成爲他出頭的阻力，在入圍的進程中一直拖得他絆絆磕磕。但不管怎麽說，他在長沙辦刊物、搞活動，畢竟做了好幾年的實際工作，一待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毛澤東立即受命負責湖南分部。 毛回到長沙，借用船山學社的社址辦起湖南自修大學。這個"自修大學"的名稱顯然襲用了胡適的構想，但毛是假其名而無其實，他自己僅有師範畢業的程度，卻擅自擔任住持，以"大學"為名招收前來報考的學員。這所掛大學招牌的學校無需考試，也不發文憑，根本談不上什麽知識傳授或技能培訓，基本上是個為方便黨團活動而特設的掩蔽場所，可謂中共後來所辦各類幹部培訓班的雛形，應算是毛澤東一個大膽的創舉。那一年周佛海帶上活動經費，去長沙召集赴俄參加遠東弱小民族會議的湊數代表，就是在船山學社找到毛澤東，在那裏確定人選，發放了川資。周走進自修大學的一幕，讓我們一瞥到毛澤東一個有趣的側影。周說："我進去後，遠遠看見他在燈下看書，原來是用紅筆圈點李後主的詞。他看見我忽然進來，駭了一跳"。13 毛這個自修大學的名聲一度傳到梁啟超的耳中，梁當時正好在上海辦起著名的中國公學，由張東蓀具體負責，教員中一時間名家薈萃，聚集了知識界保守派的一批精英。毛澤東在一師的同學舒新城此時在該校附中負責校務，當梁啟超問及湖南自修大學的情況時，舒回函告訴梁說："函詢湖南自修大學，此事全由毛澤東一人主持，毛與獨秀頗相得，且只在第一師範畢業，未必能來，即來亦無何種效用也。"14短短幾句話，可反映出當時知毛底細者對毛的客觀定位。像中國公學那樣培養精英的學校，聘教員和收學生自然有他們嚴格的標準，舒新城含蓄的答復明顯把毛劃到了界外。但毛是膽大而不拘一格的，他明知自己不具備符合那些外在標準的能力，卻勇於帶領與他類似的以及比他更差的人群自樹其標準，"大學"的冠冕就這樣讓他向低處硬拉，戴在了他們同夥的頭上。那是一個社會失序，身分趨平的年代，不斷引入的新名詞、新概念常被好事者用作堂皇的貼面，刷新了不少冒牌事物的面貌。"革命"恍若一件公共的迷彩服，很容易披掛在"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年輕人身上，武裝得他們在很多方面都不夠格的半吊子作風反得以派上歪打胡鬧的用場。15（未完待續） 注釋： 註 1玆錄該詩如下："大陸龍蛇起，乾坤一少年。鄉國騷擾盡，風雨送征船。世亂吾自治，為學志轉堅。從師萬里外，訪友人文淵。匡復有吾在，與人撐巨艱。忠誠印寸心，浩然充兩間。雖無魯陽戈，庶幾挽狂瀾。憑舟衡國變，意志鼓黎元。潭州蔚人望，洞庭證源泉。" 2 見蕭瑜：《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明窗出版社，1988，頁68-69。 3見《新民學會文獻彙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頁10-11。 4同上，頁16-17。 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15-16。 6李璜的回憶文字為《學鈍室回憶錄》，原載《傳記文學》1970年總97—100期。以下轉述和引文均出自該文。 7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衆》，馮克利譯，廣西大學出版社，2007，頁48。 8參看李大釗：《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 9《加拉罕宣言》是指蘇俄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對中國的外交宣言，歷史上共有三次，分別發佈於1919年7月5日、1920年9月27日和1023年12月。其中許諾歸還帝俄所掠奪中國領土等慷慨陳詞完全是對中國政府的愚弄，後來不但未兌現任何許諾，斯大林還以法文譯本誤譯為辭而否認宣言中的諸多許諾。 10轉述改寫自署名得瑟的文章：《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其實羅仁早在1967年於華盛頓採訪克倫斯基的一篇報導中已詳盡講述了有關事實。見"博訊網"中"析世鑑"，《俄國 "十月革命"究竟是怎麽囘事？》（http://blog.boxun.com/hero/xsj5/2_2.shtml） 11以上轉述可參看張玲：《變奏——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頁11-15。 12張囯燾回憶說，"毛澤東也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叫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見張著《我的回憶》第一冊，東方出版社，1980，頁135。 13《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合編》，春秋出版社，1967，頁126。 14包括以上所引謝覺哉日記及此處引文，均出自顧則徐：《當毛澤東出現在梁啟超視野時》。見"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2122373496.html ） 15王奇生在其《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式》（華文出版社，2011）一書中說："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中小知識分子人數最多而境遇最差。……他們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會地位不穩定而產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時又因目睹整個國家與社會的敗落和衰頽而心懷焦慮。這雙重的失意、焦慮、無望乃至絕望，使他們很容易被某種意向高遠甚至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識，自然也最容易在這一處於游離狀態的知識青年群體中孕育發生。……因此，真正積極主動投入革命黨懷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青年。"頁36-39。毛澤東及其同夥在當時正屬於此類"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青年。 康正果，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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