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十军命运的再思考
如果我们现在再反思一下，就会注意到三十军起义失败的悲剧，与黄樵松本人也有关系，事前他没有做过什么说服沟通的工作，对下级中的关键人物所想并不太了解，平时治军甚严，也引起一些下级不满。当他把起义方案告诉戴炳南时，明知戴态度犹豫不决，却仍然让这个动摇分子去做风险巨大的布置起义的具体事情，后者一旦遇到反对阻力就根本镇不住。黄军长所用非人，谋事不周，与起义失败关系甚大。
三十军的命运，是一个被迫被推入内战漩涡的非嫡系军队的命运。在胡宗南那里，三十军只是蒋介石让他领养的孤儿，他自己的黄埔嫡系军队在八年中甚少与日本人正面作战，而身经百战的三十军，却又不是他的嫡系血脉。他顺水推舟把它抛出去防卫太原城，美其名曰用主力部队的机械化师去支援阎锡山，在蒋介石那里就有了很好的交代。
三十军军长鲁崇义自己不愿意去打内战，就把副军长黄樵松推出来，黄樵松也不愿意去，却顶不住孙连仲、胡宗南、鲁崇义的三重压力而不得不去，胡宗南送黄樵松上飞机时，只说了句"太原易守难攻"这样的官样话。黄樵松到了太原，人员补充与军需供给都甚为困难，写信给老上级南京卫戌司令孙连仲叹苦经，孙也只能劝他向胡宗南求助，胡又推托搪塞。黄军长到了太原后情绪一直十分低落。他是在焦虑心态极为强烈的情况下起义的，事前并没有对起义可行性做过周密的考量。
三十军的命运与东北辽沈战役中的六十军十分相近，后者是云南龙云的杂牌军，在台儿庄也是一线部队，虽然没有三十军如此全国知名的赫赫战功，但也是劳苦功高，内战时也是被推上东北长春最前线。两个军策动起义的时间都是在1948年10月，所不同的是，曾泽生的第六十军起义因谋事周密而取得成功。起义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军，后来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三十军却再也没有机会摆脱在内战漩涡中走向死亡的命运。
戴炳南的命运可想而知，在太原解放后，他化妆逃出，不久后在民居中被捉。两个月后以罪大恶极判死刑。当年此布告在太原街头可谓铺天盖地，现在太原城里健在的老年人都能记得。
台儿庄战役时的师长池峰城过早脱离了三十军，建国后被当作历史反革命送入监狱，五年后死于狱中。1980年代初得到平反，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民族英雄。
台儿庄战役时，三十一师康法如副师长在肠子被打出来的情况下，还带领部下与日军巷战肉搏。抗战后解甲归田。1951年镇反时被捕，他在狱中自信没有什么问题，儿子去看他，他说过几天就可以回来了，然而公审大会后被立即处死，终年52岁。虽然此前有数百居民自发签名保这位抗战英难，仍然无济于事。后来连尸骨也找不到了。他的儿子现在已经八十多岁，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到父亲平反的一天。现在还在争取之中。网上还有他的手机联系号码。
仵德厚本是个台儿庄战役中的民族英雄，但他后来却成为反对起义的强硬派，他是促成戴炳南告变、并最终影响了这一段历史的关键人物，太原战役后，被判十五年，十年后又加刑十六年劳改，在监狱与劳改中度过了二十六年后，才放出来，回村才得知，苦等了他二十六年的母亲与妻子在贫病交加中刚于不久前去世。儿子是穿着白布孝鞋来迎接他的。长期以来，这位陕西汉子一直在砖石场里做重体力活，身无半文，然而在村里他身上总是穿着那件旧而干净的中山装，走路始终如军人那样挺着胸，他在那顶极普通的便帽边缘里塞进一些东西，看上去就像一顶军帽。后来陆续有记者发表了介绍其生平的文章，《南方周末》与《凤凰网》还有专门介绍这位台儿庄战役中英雄的报道，读后令人嘘唏不已。我见到过年轻的武警战士们与他合影的相片，他的军人精神也感动着人们，2007年去世，终年97岁。国民党主席连战曾致电悼念。
三十军的命运，始终与它不得不卷入内战漩涡有关。人们可以从这个军历任军长的命运中隐约感觉到这个军的悲剧性格。三十军自建军以来，有九人做过十任军长。其中因反对内战而被蒋介石处决的竟有三位：张印湘（第一任）、彭振山（第三任）、黄樵松（第八任）。因对抗革命而被新政府处死的一位——戴炳南（九任）。因反革命罪而狱死的一位——池峰城（第六任）。这些死者竟占了九位军长中的五位。剩下四位中，两位去了台湾，他们是孙连仲（第四任），以及当年台儿庄战役时的军长田镇南（第五任）；两位留在大陆，一位早脱离军界，于建国初病死，只有末任中将军长鲁崇义在大陆因起义得以善终，1994年在重庆去世。由上述统计可知，这支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战功的军队——用仵德厚出狱后写的一句诗中的话来说，这是一支在八年抗战中"无日不战"的军队——它的命运也是令人感叹系之。
三十军的历史在这里说得够长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件与共和国历史关系甚大的事，那就是胡耀邦差一点就成为太原起义事件中的烈士。胡当时是华北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他接待了前来密商起义事宜的三十军参谋王震中。胡知道事情重大，向徐向前请示要亲自前去太原城里与黄樵松密谈。徐向前显然具有丰富人生经验，他直觉地感到问题的复杂性，根据《徐向前回忆录》记述，徐向前当时说："那边的情况没有搞确实，去不得呵。"于是改派了另外一个级别更低的参谋处长晋夫单刀赴会，这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型青年干部。关于此事，胡耀邦在1980年代任总书记时，对访问者的回忆也予以证实。结果晋夫代替了胡耀邦成为雨花台烈士。
如果徐向前没有阻止胡耀邦去太原，共和国的历史将肯定由此而改写。四十年后的八九之交的重大事件或许将不会发生，当然，胡耀邦将只是无数为共和国牺牲的普通烈士中的一名，他将不会在中国改革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不会作为中共革命的人文精神的象征资源，在现在与未来始终发出夺目的光辉。
我父亲正是三十军参谋长，命运之神再次让他与厄运失之交臂。由于原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的坚持，也由于胡宗南要保存自己实力的私心，父亲与军长鲁崇义均被允许留在西安，没有参与到太原起义的流血悲剧中去，也没有在后来的太原战役中成为内战漩涡中的牺牲者。如果父亲去了太原，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不可能不让他提前知道，他当时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以他的思想与个性而言，他接受起义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将与黄樵松一样成为烈士，如果他拒绝黄的计划，而去效忠蒋介石的党国，等待他的命运，决不会比戴炳南与仵德厚更好。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而这两种选择的结果都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我父亲去与不去，对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说毫无影响，但对我们家却关系甚大。
一年多以前，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学术讨论会，见到了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我还与他握了手。胡德平当时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座位上。当他发言时，我突发奇想，如果徐向前与胡宗南，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阻止我们两人的父亲前去太原，他们这两个分属不同阵营的、彼此并不认识的人，将都会身处于1948年10月的太原，说不定还会见上面。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我与胡德平坐在一起开会的可能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战争中人的命运，这也是我们复杂而多义的人生。
八、成都起义：父亲人生的转折
太原战役中的三十军已经全军覆没，蒋介石与胡宗南为了安抚尚留在陕西的原三十军的另一部分官兵，把已经改番号为113军的那个军，再改回到三十军的番号。新三十军先是驻西安附近，后来退到汉中，再后来退到成都东郊，此时已经是1949年12月了。
此时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现在看来，毛泽东当年制定对大西南的战略部署，还真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大手笔。毛的部署是，先不打草惊蛇，故意让胡宗南主力十几二十万精兵，留在汉中不动，只要解放军不动它，它就不会主动撤至四川。与此同时，让二野刘邓大军从湖北加紧北上攻入重庆，再向西进，切断胡宗南将来一旦进入四川中部后再进入云南及中缅边境之路。到了这时，才让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从北边把汉中的胡宗南主力一步一步逼进成都平原。此时的胡宗南军队在刘邓的二野大军与贺龙的一野十八兵团的南北两面的钳型夹攻下，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时已经是1949年年末，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全国大势已经相当明朗。胡宗南部从成都向东突围已无可能，因为四川以东地区大多数已经解放，胡部向南走也不行，重庆也已经在刘邓大军手中，且从成都通往云南与缅甸边境的路已经被二野堵死。现在只剩下唯一的路，那就是往西昌与西藏走。但西昌如此荒僻，根本养不了那么多的兵，即使没有追兵，由于一路上缺乏足够的给养供给，从那条路上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都很难说。胡宗南部的困境之深由此可以想见了。
12月初，蒋介石还在成都，他把划归胡宗南指挥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找去谈话，当时的蒋介石给李振的第一感觉是，这位委员长沉浸在忧虑神伤之中，由于睡眠不足而显得很疲倦。蒋介石说的大意是，西昌是复兴基地，到了西昌以后还可步步向云南缅甸转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李振说，如果是一两年前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他肯定会受宠若惊，但这次召见却使他哭笑不得，他觉得，军队上下离心离德，士无半志，全国只剩下西昌与云南一角，想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复国，更是如同说梦一般。回驻地后，他把蒋召见时说的话说给参谋长听，彼此都沉默良久，若有所失，大家都感到前途茫茫。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军官们的普遍状态。
可以说，此时在四川的胡宗南所属各部几乎到了兵临绝境的地步。国民党军内部弥漫着悲观的气氛，高级军官中都有大势已去的感觉。尤其是原先在成都压阵的蒋介石本人也于12月10日飞往台湾。又过了十二天，12月22日，连胡宗南本人都乘飞机逃往海南岛。临走前把军权让给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去指挥，当时军队中的消沉气氛可想而知。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大西南的国军中，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一年前太原起义中的戴炳南这样的人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前途如何，只是不便公开言说而己。
正在此时，衡阳的地下党给祖父与伯伯做工作，让他们去说服远在成都的父亲起义，伯伯带着祖父给父亲的密信，正准备动身从衡阳出发，成都那边就传来了父亲已经成功起义的消息。
原来，父亲在成都已经有了新的历史机遇。他见到了前来秘密见他的老熟人郭勋祺。郭是前国民党属于川军系统的第五十军军长，郭与刘伯承有袍泽之谊，又是我父亲1939年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他在1948年7月在安徽被人民解放军俘获，后来，他欣然接受了刘伯承让他回川联系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他返回成都后与我父亲联系上了。
接下来，父亲人生的关键时刻到了，1949年12月23日下午，胡宗南临走前委托的总指挥官兼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在会议快结束时，父亲提出，现在军队面临着困局，向东、向南、向北突围均无可能，唯一可走的只能到西昌了，即使去了那里，连军需供给都会成问题，前景很是渺茫。他说："到底是战呢，还是和呢？如果要和，我这里倒有一条路。"不过他没有说下去是什么路，因为当时气氛凝重，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此时，前面提到的那位不久前曾受到蒋介石单独接见的18兵团司令李振也在参加会议，他顺水推舟地说，"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双方减少点伤亡，按照北平的办法，还是和好。"此时，五兵团司令李文神色严肃起来，他与36军朱军长、90军周军长三人到另一个房间谈话去了。
我父亲立刻感觉到，他刚才这句话可能说得太突兀了，这样的话，只能在密室里对最亲近的人说的，他却鲁莽地在最高军事会议上，面对最高指挥官公开说了出来，所谓的和，其实就是向共军投诚，在当时绝对是属于反叛言论，他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头。父亲后来告诉伯伯，如果这时，这三个最高指挥官从小房间里出来，李文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他逮捕交宪兵法办，那也是完全可能的。此时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不一会，李文与二位军长从小房间里出来了。他们明确表示反对和谈，说"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不过，他们并没有对父亲采取行动。
此刻，刚才还在会上支持父亲看法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中将，一看形势不对，自己参加会议时带来的随行人员也并不多，用他后来的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改口说，"既然你们讨论的结果如此，本人也放弃刚才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行动"。接着悄悄不辞而别，立刻驱车回自己部队去了。
父亲在散会后，回到自己房间里，一晚没有睡着。他后来对伯伯回忆说，那一晚上随时担心宪兵得到指令后，会来敲门，然后把他押出去枪毙。
第二天，即12月24日的中午，确实有人来找父亲了，不过站在门口的，并不是父亲担心的军统宪兵，而是昨天上午开会时支持他和平起义建议的李振将军。李司令问："你昨天在会上说有一条路，是什么路？"父亲如实回答，他与原50军军长郭勋祺是陆军大学特五期的同学，郭勋祺现在就在成都，与二野有联系。父亲与郭一直保持着联系。就这样，一心想起义而又联系不上共军的李振，经我父亲介绍，与郭勋祺在望江楼上秘密见了面。三十军军长鲁崇义本来就对胡宗南极为不满，如今有了起义机会，当然也积极策划起义。
至于前一天进小房间密商后决定反对起义的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与其他两个嫡系军长，他们虽然反对起义，但他们都已经没有了坚持效忠党国立场的底气，毕竟大势已去。前一天下午会议结束后，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军队向西康方向开拔了。
既然他们反对起义，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对父亲采取"杀一儆百"的行动？因为形势比人强，大势已变，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即使自己要为胡宗南打下去，也不要得罪太多的人，因为当时有像我父亲这样的想法的人，实在太多了。在他们看来，把这个三十军参谋长拖出去杀掉，不但与事无补，而且还有了血债，也让自己以后没有了退路。而他们骨子里也并没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这也让我父亲有幸度过了因自己的鲁莽而造成的危机时刻。他的幸运，与其说是出于偶然，不如说是时势所赐。当然，也正是因为他的发言，后来却意外地促成了第五兵团司令李振找上门来，与三十军联合起义。在此前这两支军队分属不同派系，很少来往。
第五兵团主力开拔了以后，十八兵团李振司令真正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想起义，就是担心受到人多势众的第五兵团精锐部队的夹击，因而不敢有所动作，现在他就不用再有担心了，他立即把军队向三十军驻地靠扰。12月25日，隶属于第七兵团的三十军与李振的第十八兵团联合起来，合计二万四千多人，在成都东郊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发动了成都起义。
两天后，李文带着胡宗南精锐的嫡系残余部队，在新津邛崃与解放军打了一仗。虽然武器精良，但毫无士气，输得几乎毫无悬念，李文兵败后走投无路，也只能在战场上带5万人挂起白旗向解放军投诚。
李文与这些享尽胡宗南恩宠的嫡系将领的心理，说到底，并不是真的认为坚持为蒋介石打仗会取得胜利，只不过心里觉得，打了一仗，算对得起蒋介石与胡宗南了。如此而已。例如，几天后，胡宗南的主力之一38军的军长李振西中将在茂县兵败投降时，对解放军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打过了，也算对得起蒋介石了。"他的直率连解放军指挥员也不禁笑起来了。这句话最能代表此类铁杆嫡系的看法。
胡宗南是12月23日从成都飞往海南岛的，第二天，也就是24日，就有胡宗南系统的15兵团与20兵团等合计4万人起义。25日那一天，就在30军起义的同一天里，成都附近合计总共大约有七万人在不同地点，与解放军各部联系后进行了起义。这一天也成为国军起义人数最多的一天。26日、27日每天起义人数也各有数万人。12月的最后五天，是国军起义的高潮期，起义者人数之多，足以称得上是如过江之鲫了。
为了说明当时的各军内部人心思变的气氛，还可以举一个例子：25日胡宗南的20兵团司令陈克非，在郫县把全兵团所有的少校级以上军官召集来开会，在会上他宣布要进行起义了，这位陈中将当众说，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起义主张，你们大都带有手枪，请对准我的胸膛开枪打死我。听了他的话，整个会场肃静无声。看看大家都没有反应，陈克非接着就说，大家既然对起义没有意见，那就是表示赞同了，于是宣布起义。
陈克非之所以敢于在人数众多的会场上这样说话，是因为他很清楚地感觉到，即使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也不再会有人反对起义。根据我所接触到的文史资料与当事人回忆录，读下来后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当时国军的大多数军官，内心最害怕的，是没有或失去起义的机会。说到底，一场战争打到这个地步，也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了。
当然，也有极个别相反的例子。例如，陈克非的老部下，15军军长刘平中将。众军官都爽快地在起义通电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轮到要他签名时，他却躺在椅子上抱头痛哭，激动得不能自制，于是只能由他的参谋长代签，而他的参谋长由于激动与紧张，忘记把自己的名字一起签上去了。
九、朝鲜战争中的两封家书
父亲参加了解放军，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被分配到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一面进行思想学习，一面从事参谋指挥与团级指挥员短训工作。1950年12月，即起义一年后，父亲随部队从四川垫江出发北上，不久开赴朝鲜战场。
正是这个十二军，接替秦基伟的十五军，担任上甘岭战役后半段的坚守任务，直到上甘岭战役结束。到朝鲜时，原十二军军长王近山已经是第三兵团司令员。军长是曾思玉，文革时很出名的李德生将军当时还是第十二军的师长。上甘岭战役中父亲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担任十二军的教导大队长并从事军部参谋工作。父亲曾向上海姑姑提到过上甘岭战役。姑姑回忆说，父亲告诉她，前线坑道战极端艰苦，最困难时，阵亡烈士的遗体都根本无法运出坑道，发出阵阵异味。看来，这是为了避免显露目标，死者不得不陪着活人战斗。据说，当年，王近山看电影《上甘岭》看到一半就不忍心看下去，流着泪离开，他只说了一句话：当年的战争残酷，比电影中的还要严重一百倍。正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父亲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家里一直珍藏着两封1952年的家书。一封是重庆巴蜀中学读初中的大哥萧功平从四川重庆给正在朝鲜的父亲写的信。另一封是父亲从朝鲜战场发来的回信。在大哥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进步，还提到当时五岁的我：
父亲：
接到你从朝鲜寄回祖国的第一封信，这不但使我高兴而且使我们本班的同学也和我一样高兴。他们知道这是祖国最可爱的人来的信，我在班上读到你来信的第一段时，他们觉得很骄傲，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的部队越打越进步，越打越强"。这大大鼓舞了我们。自从你1950年12月13日走了之后，你在汉口、宜昌、辛集均来了信。去年十一月，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听志愿军战斗英雄的报告，其中一位是你军战斗英雄邹良诚同志，我当时写了封信请他带给你，不知收到了没有。
当我刚进西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我是班上最落后的一个，不爱发言，不爱看报，不参加各种活动，后来开展了反对不过问政治倾向的运动，听了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学习了文件，经过学习，我自问，我这样能对得起志愿军吗，能对得起在前线作战的父亲吗？我简直没话能回答。我一直想了几天，决心改掉这一系列坏毛病，决心要求进步，这学期我被评上了模范，全校共十八个模范，我是乙等，我还在贺模大会上发了言。
去年八月，我到过青木关看过弟弟（功秦），他比以前更胖，更好耍。他的衣服穿得很干净，保姆很喜欢他，给他做了鞋子，对他特别的好，对别的孩子不怎么样，这样这位保姆还受到批评。去年功秦是五岁，应该是乙组，但他的记忆力较强，先生把他编到甲组，先生带我去看他的图画，他画的是一个志愿军用枪对着美国兵，先生说他画的意义很好，并且是他自己想着画的，画好了还能把意思讲出来。他们小孩间还有检讨会，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父亲都在打美国兵，他们也知道为什么打美国兵，我觉得从小向他们灌输爱国主义教育是很好的。我去的时候，他好像是有点羞羞答答，后来和我亲近了，最后他问我母亲的病好了没有，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好像是很高兴，在八一那天，他们还跳了舞，演了儿童剧。……
上午刚把上面的信写完，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到第二招待所去看望志愿军归国代表，有一个叫崔明礼的同志，他给我签了名之后，我请他写了他的通讯地址，他写了他是22部的。我说，我父亲也是22部的，他问我是谁，我说了你的名字，他听了大笑，热情地紧握我的手，他说，你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一起吃饭，你的身体比过去好些了，还能自己背毯子。我当时把我的奖章取下来交给他，请他带给你，
又，昨天我们到汪山旅行，我顺便去看了一下鲁崇义副司令员（时任川东军区副司令员）。他要我写信向你问好，假如你有空也可写信给他，不久后他要写信给你。
预祝朝鲜停战谈判胜利。
功平 于巴蜀 1952年2月21日
下面是我父亲在朝鲜读了上面这封信后给伯伯与全家的信。
大哥：
据功平来信，似乎进步很快，无论他写的信，作的诗，都非常有思想，有战斗性，这出乎我的意料。据现在看来，我们以为功平落后，其实已经赶过功汉了。上次功伟（指堂哥，伯伯长子）来信说，老二（伯伯次子）进步很快，几乎要成为他的学习榜样了，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在这人民世纪进步一定也是很大的，好像长江的波浪，在滚滚激流中不前进是不可能的，青年人真是可畏呵。过去我们家庭分散各地，我提议每个人的信都要相互转阅，这样一来对各人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学习情况，大家都可了解。大家都可帮助，谁人进步得快就向谁看齐，这样就可以无形中收到相互鼓励相互教育之效。
现在政府在搞三反，社会在搞五反，这次运动是广大的，意义是深刻的，不少人是有痛苦的，我们要打通思想，打通思想首先能争取主动，要明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后做小生意的要根绝暴利思想，要根绝发展成私人资本家的思想，小本经营可能比较长期存在，能维持两三个人的衣食住就适可而止，好在现在不需要为儿女筹教育费了，只要能解决两三个人的衣食住，不会有大困难的。
革命的人生观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改良旧事物，并保存旧事物。而新社会的形成，要以革命手段实现之，想通了这些问题，则一切问题都可想通了。生活刻苦是有好处的，态度老实一点是有好处的。
听说亲戚店中有些问题，最好设法帮助，讲清道理，改变作风，但他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清楚，但首先也要打通思想，眼光向前看，向将来看，不要向后看，向过去看。敬礼并请父亲福安。
萧健 1952年3月6日
在父亲的这封信中，他要全家自觉进步，"谁人进步得快就向谁看齐"。他要大家"根绝私人资本家的暴利思想，能维持一家几口的衣食住就可以了"。信中充满着自觉改造的热忱。前面提到过，起义初期，他还是把胡宗南称之为"胡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思想在起义两年多的时间里变化会如此之大。也许我们家庭中的左翼基因，在新生活中重新被激活了，也许，朝鲜战争中军队的集体生活，志愿军的勇敢献身，让他发现了集体的生命力与凝聚力。组织力量与意识形态教化的结合，往往是改造人心的巨大力量。
从这两封家信中可以看出，到1952年，家中洋溢着对革命新秩序高度拥护的气氛，家人怀着新生活即将开始的欣快心情，盼望着一个新世界，一个与百年屈辱即将告别的新时代的到来。
父亲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革命的人生观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改良旧事物，并保存旧事物。而新社会的形成，要以革命手段实现之。想通了这些问题，则一切问题都可想通了。"看来，父亲已经对左翼革命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力量心悦诚服，这种话语的核心就是，只有通过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的方式，才能迎来新世界。个人是小我，在伟大的革命面前，小我要牺牲，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集体这个大我。
1952年父亲信中的这段话，恰恰是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运动以来的左翼革命的价值核心。1950年代以后的好几代中国人，都是把这种激进革命理念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无条件接受的。我们从小受到的也正是这样的教育，这种理念在二十世纪中国人心目中渐渐具有了不受挑战的合法性。
然而，站在新世纪来重新反思的话，这里面确实有着值得警省的地方，所谓的"新"，如果是脱离了、甚至摧毁了千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集体经验，如果仅凭一种想当然的价值理性，作为什么是"新"、什么是"旧"的标准，并把这种价值理性论证为"历史规律"，那么，这种我们所崇尚的"新社会"会不会变成一种想当然的乌托邦？ 当人们用乌托邦的理想标准来改造社会，摧毁旧世界，重建新世界，会不会变成另一种灾难？其次，要建设新社会，要砸掉旧社会，需要的是集体的大我，集体大我总要有代表者，但谁来作"集体大我"的代表者，谁能全智全能地代表集体，这个全智全能的集权者，会不会受权力本身的毒害，而变成以集体名义行个人之私？
如果我们把思想与理念看作改造世界的软件系统，那么，这里就存在着思想上的一些"程序漏洞"。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很少会想到这些问题。父亲是个军人，他更想不到这些，即使是当时那么多的大学者、大专家，他们也都是在真诚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巴金、曹禺、傅雷、周培源、金岳霖、梁思成、陈垣、钱伟长、华罗庚，还有好多其他的大师们，都发表过同样观点的文章，都曾在这种革命大逻辑面前心悦诚服。
西方有句谚语，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有头脑。这句话固然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左派作为多元社会的价值追求，有其合理性，左派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对底层权利的保护，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然而，这句谚语中所指的左派，如果仅仅是追求建构理性主义乌托邦意义上的左派，就具有很强的警示性。它以一种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左派浪漫革命理想所具有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社会良心，人类正是凭这种良心来批判现实、改变现实的，正是以这种良心，作为批判不公平社会时的参照坐标的；另一方面，左的浪漫主义，以乌托邦与"集体淹没个人"的革命手段来创建"新社会"，这就与我们所谓的"左祸"有了不解之缘。当一个民族处于脱胎换骨的新生初期，左的东西天然具有吸引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提供了改造的动力与充沛的激情，但正如一个人总要长大一样，一个民族终究要成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三十岁以前。
1954年是共和国历史上平静的一年。父亲在这一年去世，他没有看到革命的巨大车轮在此后是如何一步一步滚滚向前推进的，他也没有看到，他信中所拥护的那些左的意识形态理念，包括"小我为大我牺牲"，包括"必须以革命手段改造旧社会"，后来带来多么大的灾难与悲剧。1955年的肃反，1956年的告别市场经济的全盘社会经济改造，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到1962年发生的夺去了三千多万人生命的大饥荒，1962年的强化阶级斗争，1963年后的思想肃清运动，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无不与"以革命手段"取代"旧社会"的左的思想的膨胀有关，无不与"砸烂旧世界"、"大我高于小我"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体系有关。到了文革，这两种左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所谓的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谓的"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迎来新世界"，全是这一逻辑的进一步延伸。而文化大革命的逻辑，恰恰是他在信中诚心诚意要大家想通的逻辑。
许多家人都说，父亲一辈子洁身自好，刻苦自毅，有很强的、有时是过分的自尊心，旧军人的习气很重，以他的个性，他肯定过不了后来的思想改造这一关，更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历史变化太快，他肯定会跟不上这个他想跟上的时代。
十、结束语
这篇回忆写得够长了，该结束了。
英国哲学家奥克索特有一句名言，"人没有本质，只有历史"（the man has no nature but history）。人是适应历史环境过程中的产物，本质主义者把所有具体的个人，定性为是具有阶级本性的，历史主义是把所有的人放在其所处的历史具体环境中，去理解其行动与思想选择的。作为历史学者，我更倾向于历史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
其实，书读多了，阅历多了，原来小时候的卡通片式的好人坏人的简单化的界线就模糊了。我自己的藏书中最多的是回忆录，最喜欢收集的也是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读得越多，就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人们总是在自己面对的环境中，适应着这个环境，并根据自己的思想与价值，来追求着他所认为的正确目标，人们总是以此认为体现了个人的社会责任。历史中具体的人，被不同的坐标定义为君子或恶人。当我们脱离了好人与坏人的两值分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可以被我们理解的具体的人，这就让我们可以带着同情心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经历中，从他们与环境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中，寻找出意义来。
也许，多一点历史感，多一点环境对人的塑造与约束的观念，多一点思想对人行动的支配的角度，少一点脸谱化，少一些教条与政治标签，我们看出来的历史，就会比我们头脑中灌输的历史观念要丰富得多。当历史摆脱了刻板教条而变得更有趣味时，它所提供的智慧将更加丰富。我们从中获得的教益也会更多。而所有这些教益，都会转化为我们争取更美好生活的经验资源。
在近百年苦难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有过许多求索者，在我们民族为美好未来所作的所有努力中，也包括所有失败者的求索与努力。当我们更加心平气和地看待过去的历史，我们会变得更加聪明而睿智。
（相关简介：萧功秦，历史学者。）
萧功秦，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3期（2013年8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