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誰是薄熙來的“駐京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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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薄熙來的"駐京辦主任" Sep 1st 2013, 13:54,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陳亦凡 美國彭博新聞社詳細列舉薄熙來家族與其他太子黨的利益和交往網絡，其中兩次提到薄熙來的弟弟薄熙成：薄熙成曾在王震的兒子王軍任董事長的中信集團的分公司任獨立董事，曾在陳雲孫子任經理的金港信託任獨立董事。 據《臉譜》雜誌報導，薄熙來的弟弟薄熙成早年染指北京旅遊局下屬的國有酒店改制，以很低的代價獲取了不少酒店的控制權，其中不少酒店上市後，又為其帶來可觀利潤，成為薄熙成下海經商的"第一桶金"。 哥倆好。 薄熙成還利用薄熙來的關係，在大連、重慶經商，國有企業大連顯像管廠在1993年改制為大連大顯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在這個過程中薄熙成已持有該公司近一百萬股的股權，市值120萬美元。 薄熙成的樣子與氣質在其幾位兄弟中跟薄熙來最為相像，而且跟薄熙來一樣妒忌心強、器量不大。 1980年代初期，北京有四位年輕經濟學者翁永曦、朱嘉明、黃江南和王岐山，在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時，因上書中央書記處痛陳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得到重視。被胡耀邦叫去專門給書記處講課兩小時。 當他們1981年畢業後，都先後受到重用。特別是翁永曦，被直接安排到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當副主任，官拜副部級。 當時薄熙成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辦事員，妒忌成性，看不得其一步登天。他在1976年的《人民日報》上發現了翁永曦批判鄧小平的文章，就將文章直接送給鄧小平看。鄧小平勃然大怒，儘管有胡耀邦和趙紫陽力保，翁永曦還是被下放到地方擔任縣委副書記，前程被薄熙成毀了。 80年代中期，薄熙成在北京市旅遊局任職。他找上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北京投資建立"白孔雀公司"。不久後，北京旅遊局的局長揭發白孔雀公司有重大貪汙。經公安局調查，此案最終僅判了副總經理的徒刑，薄熙成因父親的原因毫髮無傷。薄熙成懷恨在心，到處搜集證據後，告旅遊局長收受禮品不上繳構成犯罪，最後被判刑。而薄熙成則因"檢舉腐敗"有功，升任北京市旅遊局長。 不過，在1992年北京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5次會議時，薄熙成被免去北京市旅遊局長職務。隨後，薄熙成擔任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北京六合興科貿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六合興飯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興大助學基金會理事長。 薄熙來落馬後，薄熙成變成了薄家的"發言人"。2012年4月初，薄熙成曾發手機簡訊給各好友說："（薄熙來）案已被中央做實，大家各自保重，不必再努力。" 據報導，薄熙來在落馬前的幾個星期，揮毫稱讚重慶水利資源管理公司，支持該公司的運作；而薄熙成已經取得了這家水公司的子公司股權。 明鏡新聞網指出，薄熙成一直是薄熙來的"駐京辦主任"，負責打點薄家政、商、學關係，更和令計劃等人結成"山西幫"。令計劃當時是胡錦濤大秘、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辦公廳主任，其子駕駛法拉利發生車禍死亡。薄熙成曾對人吹牛："我製造了山西一百個億萬富翁。"（《新史記》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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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王立軍早就投靠到李克强的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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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軍早就投靠到李克强的門下 Sep 1st 2013, 13:07, by 明鏡雜誌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雖然王立軍和薄熙來，周永康有多年的關係，也是周推薦他去的重慶並助他得到火箭式提升，但副總理李克强才是王立軍真正的後台老闆，"知情人說："早在李克强擔任遼寧省委書記期間，王立軍就投靠到他的門下了。" 　　"對待薄熙來的問題，李克强與態度微妙的習近平截然相反，不但積極支持胡溫拿下薄熙來，而且在關鍵時刻態度極爲堅定。"     據消息人士透露，習近平出訪美國回到北京後，胡錦濤召集政治局九名常委，討論對薄熙來的處理意見。溫家寶首先提出意見要法辦薄熙來。按照當時習近平的建議，由於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在即，爲避免對兩會造成衝擊，關於薄熙來的問題在兩會閉幕之後再做決定。 　　但李克强在常委會上提出，既然已經決定免去薄熙來的職務，就應該快刀斬亂麻，儘快公佈這個決定，以免夜長夢多，誰也說不準薄熙來究竟會再幹出些什麽事來。而且，推遲宣佈免職決定，就意味著要讓薄熙來出席兩會，就要按照政治局委員的待遇坐在主席台上，就有可能會面對記者的一系列追問。誰也不能保證薄熙來能够保持低調，不對外信口開河。 　　據說李克强的態度得到了部分常委的認同。後來有分析指出，李克强是爲了保證薄熙來不會成爲未來"習李體制"的麻煩，才支持溫家寶的意見，主張法辦薄熙來。正是由於李克强主動表態支持嚴辦薄熙來，讓習近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 　　那麽，李克强爲何要在倒薄問題上態度如此堅定呢？因爲李克强對薄熙來在遼寧的所作所爲太瞭解了，一直以來對薄熙來都有意見。 　　李克强是1970年代末高考恢復之後第一批北京大學学生，在北大上學期間，曾任北大學生會主席，畢業後在職獲得經濟學博士。1982年起，他先後擔任北京大學團委書記、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1993年至1998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1998年至2002年任河南省省長。2002年至2003年任河南省委書記、省長。2003年至2004年任河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04年，薄熙來前腳離開遼寧返京，李克強後腳北上接管遼寧，出任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一直到至2007年。 　　李克强主政遼寧的這幾年，對遼寧的情況熟悉起來，也瞭解了衆多薄熙來在遼寧、特別是在大連任職期問的胡作非爲。他開始不敢相信薄熙來如此膽大妄爲、無法無天。據說後來他悄悄派人暗中調查核實，發現薄熙來的問題遠比外界傳說的嚴重。 　　港媒描繪稱，李克强拋開"政敵"可能存在的偏見，只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判斷認爲，薄熙來本質上是一個窮兇極惡的陰謀家，一個不講任何道德良心的無恥政客，一個心狠手辣的惡棍歹徒。所以他認爲，對於像薄熙來這樣的人，只能把他送入監獄，不能讓他自由自在地害人，更不能讓他成爲共産黨的高級幹部，爲害一方。     而當時還是錦州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和他有了交集。 　　在胡錦濤的鼎力栽培下，李克强2007年10月進入中央政治局，並不經政治局委员級别，直接高升常委，成為中國最高決策層之一，接班勢頭迅猛。 　　李克强手握薄熙來的第一手"黑材料"進京，後來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深知薄熙來底細的他，不肯支持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更反對他晉升政治局常委。但是，當時李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太大的發言權，他的態度未必會影響習近平和胡錦濤的立場，可是他卻有向胡習二人披露薄熙來"黑材料"的主動權。 　　同時，李克强不認同薄熙來的執政理念，不認同他試圖復辟文革的作法。所以，自2009年開始，儘管政治局常委中多數都已經表態支持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但他仍然公開表示反對。     正因爲李克强掌握了薄熙來在遼寧和大連期間的"黑材料"，薄熙來對李克强的態度也極爲蠻橫。在2009年7月10日至11日，李克强赴重慶考察時，據重慶網友披露，薄熙來故意怠慢這位國務院副總理，竟然沒有安排當地要員陪同。當天中央出面給薄打去電話，後來才有了薄陪同李看望危舊房住戶的照片。 　　"而看到李克強的躍升，王立軍或許早已經認清哪棵才是自己真正能背靠的大樹，"知情者説："尼爾·伍德案發生後不久，王立軍就把掌握的情況和薄熙來薄谷開來的問題通過李克強報告給了胡錦濤。"（《調查》第5輯）  　　 訂閱《調查》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store/115484?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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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李學明”究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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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明"究竟是誰？ Sep 1st 2013, 12:32,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陳亦凡 住在香港半山公寓的李學明不接受記者採訪，中國光大集團也不願證實薄熙永和李學明是否是同一個人。但是，熟悉李學明簽署文件的人士證實，李學明和薄熙永兩個名字確實是同屬一個人。 在香港和中國，有另外一個名字並不違法。據官方文件，薄熙永僅用本名擔任著一家香港公司"高科技與經濟發展公司"的總裁。而公開文件顯示，"李學明"這個名字在香港有著更多的商業利益。 薄熙永（李學明） 關於辭職理由，李學明在4月25日的光大國際公告中表示，從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出發，已經決定辭任董事會及其執行董事委員會職務，以儘量減少近期媒體發表的關於其家庭背景的某些報道可能對本公司造成的任何負面影響。 而光大國際公告顯示的最新董事會名單，除了李學明，幾乎未動。執行董事六位：唐雙寧為主席，臧秋濤是副主席，陳小平仍擔任行政總裁，王天義是總經理，黃錦驄為財務總監，蔡曙光擔任副總經理。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鶴，獨立非執行董事有三位：馬紹援、李國星和翟海。 李學明究竟是誰？追蹤溯源，據香港媒體報導，稱"據本報翻查資料，發現薄熙永現以'李學明'名義，於香港報住西半山嘉兆台高層面積1200方呎的單位，屬光大集團的物業"。 此外，香港媒體還報導，自1992年至今，薄熙永於該公司的註冊登記，仍報住北京市西城區南沙溝社區的一個單位。中國大陸《時代周報》記者為此查閱了光大國際的"周年申報表"，有關薄熙永的信息赫然在列： 【薄熙永（英文名Bo Xiyong）， 住址：No.7，Gate1，15floor，Nanshagou，Xicheng district，Beijing，China】 ——正是香港媒體所稱的北京地址，而薄熙永身分證和護照一欄，則無信息。 經 《時代周報》記者查證，1996年4月5日，李學明加入了中國航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簡稱"航天國際"），職位為執行董事。1998年12月15日離 職。該公司成立於1975年7月25日，原名為康力投資有限公司（英文名ConicInvestment CompanyLtd，下簡稱"康力投資"）。 三年後，李學明來到香港。從1999年3月2日到2004年8月1日，李學明擔任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下簡稱"熊谷組"）的副主席，隨後他成為非執行董事兼副主席，一直任職到2011年6月1日。 熊谷組在香港首次註冊於1973年10月12日。1999年2月12日改名為香港建設（香港）工程有限公司（英文名Hong Kong Construction Ltd.）。2006年，該公司改組，現為香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在百慕大註冊（英文名HKC）。 在熊谷組期間，李學明和王明權（2000年6月15日至2001年7月6日任光大集團董事長）結識，開始為光大集團工作。王明權退休於2007年7月16日。 2003年6月25日，李學明被任命為光大國際執行董事和副主席。根據新聞稿，他此前擔任過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副總經理，據新聞稿，1998年李在光大集團已經開始工作，但職位不清楚。 在李學明開始進入光大系之後，其在海外的疑似關聯公司，仍不時隱現。據記者查證，1994年9月8日，李學明和戴公正一起成立明隆公司，李學明身分證號為P332622（9）。公司2002年2月22日被解散，註冊地址在香港新界葵湧。 戴公正畢業於浙江大學，之後赴香港工作，他曾是世界養生大會會員，當過香港養生會會長，經常住在北京友誼賓館四號樓。2009年病逝於香港葛量洪醫院。 1989 年，戴公正和施展熊成立了Grand AseLtd，地址在香港海港城。兩年後的1991年10月31日，薄熙永首次在香港公開記錄出現。彼時，薄熙永和李蔭寰、施展熊、戴公正、張俊覺成立 Twinkle PearlLtd公司。此後的1993年，張俊覺在深圳成立深圳永林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此外，在中國香港和內地之外的國家，亦有李學明註冊的公司隱現。《時代周報》調查獲悉，2011年8月7日，李學明在蘇格蘭格拉斯哥，成為Calston Commercial的財務總監。 2011年3月3日，Martin Williams（1983年1月出生）成立該公司，公司"虛擬辦公室"Blue Square Offices。在《時代周報》記者電話採訪時，Blue Square Offices公司否認認識李學明或唐雙寧。 2011 年4月1日，Martin Williams辭職後，Peter Derbyshire（生於1980年）成為董事。經《時代周報》查實，在英國社會媒體只有一個該年齡的Peter Derbyshire，他是摩托車修理工，2006年到2012年3月13日在英國肯特郡擔任21stMoto有限公司董事。（《新史記》15期）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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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马勇：放下历史的包袱——《坦然面对历史的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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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放下历史的包袱——《坦然面对历史的伤》序 Sep 1st 2013, 12:28, by 明鏡雜誌 摆在各位面前的这本《坦然面对历史的伤》，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纯粹是"我的朋友"余玲小姐、赵省伟先生以及时代书局各位出版人的奉献。只是因为我是这本小书的"原创作者"，因而有责任做一点说明，说说我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点浅见。 之前的那本《容忍历史不完美》也是时代书局各位朋友的奉献，是他们从我已经发表或已写好而尚未发表的文稿中选编出来的，由于各位创造性的理解市场，因而那本小书的影响取得了远远超乎我个人的预期，许多朋友渐渐能够接受"容忍历史不完美"这样的概念，慢慢愿意用一种理解与同情的立场看待自己国家过往的历史。 《容忍历史不完美》出版后，余玲、赵省伟两位希望能从我的文稿中再选一部分，他们提出了几个方案，最终选择了这样一种模式。我的理解，就是用传统的框架装进我的一些思索，既不是原文全篇移植，也没有让我重写，或赶写任何一篇。我原本对这样的结构并不在意，因为在我的规划中，确实准备再进行若干专题研究之后，尝试着重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现在，余玲、赵省伟帮我进行了一个初步清理，使我看到了自己已有研究的薄弱、问题及细微的贡献在哪里。 近代中国历史虽然为时甚短，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过短短的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中国人究竟是怎样度过的，是不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描述的那样简直就是一部挨打的历史？悲情叙事？中国与世界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是不是就是一部不断沉沦然后再慢慢爬升的历史过程？凡此，都涉及历史表述的大关节，当我们几十年如一日习惯于一种近乎惟一的表达模式后，任何不一样的言说，都很难被理解，很容易被视为异端，视为邪说，视为历史唯心主义，或最难确解的"非历史主义"。 其实，真正的历史主义应该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应该承认历史理解多样性的合理、可能及必要。历史是已消逝的过去，没有办法"复盘"，没有办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重复试验，验证数据。我们没有办法让逝者重起九泉，回答我们的困惑，解释我们的质疑，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充分占有史料，重建历史的逻辑，理解古人的处境，善意而非恶意猜测古人的言行举止。 按照这种思维原则，我不太愿意先入为主为历史人物划成分，不愿用既定的阶级立场去说明复杂的历史行为。相反，我愿意以一种善意的立场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我相信历史人物和我们一样，面对各种选择时，在主观意图上一定是选择最好的，尽管结果并不一定。 依据这种"日常情理"，我不愿将古典的中国描绘的那样阴冷、灰暗。古典中国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惬意、悠闲、舒适，但肯定不像当代不少史家所描述的那样紧张，那样窘迫。假如中国人一直那样紧张、窘迫的过活，不要说精神的创造，即便活着，也只是苟且。 古典的中国，我比较倾向于一种"文明早熟且精致"的描述，甚至更愿意认同"超稳定结构"，以为假如不是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不是大航路开辟，中国文明必将长此终古，"历史终结"。这就是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一般看法。中国在那个时代确实就像今天中国人看美国，第一，羡慕；第二，学习。 然而，中国的问题就出在了这里，一个早熟的文明成了中国历史的包袱。当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时候，各种机缘巧合使中国错过了不少机会。 按理说，中国文明自始并不排斥外来的东西，原初意义上的中国文明如果执意排斥外来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中国文明现在还应该在黄河中下游那个逼仄的地域。中国文明从黄河流域走到淮河流域，再走到珠江流域，北上甚至越过贝加尔湖。中国文明的包容性超强，今天的中国文明，有多少保留了黄河流域特别是齐鲁文明的风味？ 不独今日中国境内的各种区域文明逐渐融入中国文明的大熔炉，而且更值得关注的印度佛教翻山越岭进入中土，不仅在中国赢得了无量数的善男信女，而且经过不到一千年的融合发展，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更厉害的是，中国人甚至创造出了一个"中国佛教"。所以，在我的研究中，我一直在想，中西文明过去一百多年的冲突与中印文明千年冲突、融合相比还是太短暂了，西方文明不仅会融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而且，中国文明一定会创造出一个"中国西学"。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文明才能在已有成就基础上再创辉煌，一个全新的中国文明形态才会像宋明理学那样呈现出来。 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面对西方的困惑、犹豫，不是因为没有看到西方文明的好处，也不是坚定拒绝西方，而是中国人面对西方文明，总是以一种阴谋论、怀疑论的眼光进行打量，没有弄清西方文明对于中国文明来说只是"加法"，是中国农业文明怎样借鉴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因素，而不是用西方文明取代中国文明，用工业文明替换掉农业文明。不是的，而且根本做不到。中国文明就是中国农业生活方式的结晶、恩赐，中国的农业无论注入怎样的西方因素，农业还是农业，东方还是东方。工业化、商业化要素可以提升中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可以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中国的农村一定还是农村，农村并不会被城市完全"覆盖"。 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准则，中国面对工业革命无路可绕，除了亦步亦趋地追赶，不存在另外的可能。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的传统不会刻意区分西方的或东方的，中国人应该大胆地拿来为我所用。中国能现代化吗？就是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主题，而这个现代化，其实就是步趋西方，追赶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路。 在整个近代，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从大体上说不屈不饶地学西方，尽管在方向上有过调整，在方法上有过变动，但中国必将走上西方的路，则是近代中国各家各派的共同选择，不论是晚清的变革，还是民国的共和，抑或是共和国走过的路，学习西方的主线始终如一。中国能现代化吗？一直像警钟一样在中国人耳边长鸣。 "容忍历史不完美"。同样，我们还要"坦然面对历史的伤"。过往百年，中国人在艰难的探索、转型中有过许多挫折、彷徨、失误，也遇到过外来的、内部的战争、冲突与较量，认真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记住历史，忘掉仇恨，是为了开辟未来。这，或许是余玲、赵省伟下这么大功夫编辑这本小册子的目标。 马勇，2013年6月10日星期一。 马勇，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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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文革”漫漫何处逃——浩劫逃生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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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漫漫何处逃——浩劫逃生记（上） Sep 1st 2013, 12:24, by 明鏡雜誌 《温故》编者：曾庆斯，1936年生于上海，1960年从北京医学院（即今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医学院任助教。"文革"爆发后，因宗教信仰、海外关系以及只专不红等"罪名"，被批斗抄家，备受凌辱。在极度精神压力下，被迫铤而走险，逃至越南北方，流亡达七年之久。1975年被遣送回昆明医学院，经劳动、审查，后恢复工作。1983年11月移民美国，从事医学研究与临床工作。本篇节选自其晚年所著《浩劫逃生记》一书，记述了作者首次逃亡的经历。 跑回广州老家 "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的态势越来越高，连省一级也不是重点，大家更感兴趣的是北京和各大行政区大头头走马灯似的上上落落，今天还是备受鼓掌欢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明早醒来便成过街老鼠。昨天还在指挥批斗别人，今天却被另一派揪出来批斗。真是群魔乱舞，变幻莫测，看得人眼花缭乱。红卫兵各"战斗队"大联合，分别和某一、二个头头勾结，最后形成两个势不两立的"司令部"，彼此攻击，火药味越来越浓，流血事件差三隔五发生，是后来发展成大规模武斗和屠杀的滥觞。 红卫兵到处串连，学校、街上、火车站、汽车站，都是外地来或本地的红卫兵。 医学院的当权派已被打倒，红卫兵各派系头头虽然组成所谓"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在搞各自"攻""保"的派系斗争。医学院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我决定这时候跑回广州。 此前，我已交过几次病假证明给科主任，这次我把一张病假证明和一张字条留在宿舍房间的桌子上，说要回广州继续医病，并要求退职。不辞而别。 我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悄然上了昆明到广州的列车。我担心半路就被追回，一路提心吊胆，有列车员走过，都担心会不会叫我跟他去。听人说过在火车上抓人，就是被列车员先叫去的。 三天后，终于安全回到家里。母亲又惊又喜。她想象得到我受了很大冲击，但是不愿意多问，私下庆幸我能安全回来。 父亲在佛山做医生，平时每周末回来一次。他敬业乐业，与任何人都友善，只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臭老九"，不可避免地挨批斗，每二三星期才给回家一次，后来更被关入"牛棚"。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屡屡受到宗教事务处的滋扰。小弟念初中一，学校停课，仍抓紧时间看书自学；妹妹们读初中高中，没有参加红卫兵各组织，只当"逍遥派"。后来都被迫下乡当"知青"，分散在几个县的公社。他们跟其他知青一样，一有机会就跑回广州，但又不敢常住家里，查户口风声一紧，便被迫在没有知青的亲友家东住一晚，西歇一宿。 晚饭时，两个妹妹回来了。以前我这个当大哥的假期回家，她们都兴高采烈，问这问那，谈天说地，但是现在见到我，稍为惊喜问了几句之后，便陷于沉寂，似乎各有心思。谈到偷渡的事，都说听过不少，可是具体如何进行，却没有头绪。 第二天是星期六，一早，四妹带我去看小萌。玉鸥（作者妻子的化名－－编者）偷渡香港之前，把小萌托给殷姑照顾。殷姑一家四口，住在一间约八平米的房子里。小萌一岁多一点，正是逗人喜爱的年龄，我见了，又爱又心疼，连忙抱起紧搂胸前，她对素未谋面的爸爸显得陌生。我忆想到她母亲当时把她交给殷姑，生离死别撕心裂肺而又忍着泪水的情景，不禁凄然泪下。 我把刚买来的蛋糕西点拿给她吃，她吃得满嘴都是，殷姑帮她抹抹嘴，她靠在殷姑身上，怯生生地盯着爸爸。 我问了小萌的近况及玉鸥偷渡前的一些情况后，不可避免地谈到偷渡问题。殷姑说她试帮问问。 我与玉鸥原是高中同学，也是同一教堂的教友。我个性内向木讷，专著学业；玉鸥则外向活跃，爱好文艺，是圣歌班成员。1954年高考，玉鸥因"政审"不合格，被排除在大学门外。玉鸥家人都在香港，她1957年申请赴港。1950年代，全国大规模取缔、整肃各种宗教，许多教友受到牵连。我可能因为从家乡兴宁迁到广州时间不长，在教会里参加活动少，得以幸免。1958年初，玉鸥在广州的姨妈过世，她与姨妈关系密切，回广州奔姨妈丧。那时政府发动天主教及基督教"三自革新"，组织"爱国会"，她与亲友很自然地谈及香港教友神長反对三自革新及爱国会的态度，因此被定罪为"传达反动指示，进行反动宣传"，坐了五年牢。我家初到广州时，玉鸥及其他教友对我和弟妹转学及生活安置作了不少帮助，我转学市四中，与玉鸥同班，彼此接触多一些，我始终认为她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姑娘。我在医学院快毕业时，开始考虑婚姻，使得早先萌芽的情愫由朦胧逐渐明朗。玉鸥出狱一年多后，我和她结婚，是经过正式手续，由医学院出具证明，政府的婚姻办公室登记的。因为与玉鸥结婚，"文革"中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玉鸥"文革"一起，不堪折磨，历尽艰辛逃到了香港。 晚上，父亲从佛山回来。比上次相见，显得苍老许多。我没有问爸爸在佛山的情况，爸爸也没有问我在昆明的情况。 我跟爸爸妈妈说：我今年三十，不是破，就是立。 爸妈很忧心，没有多问，但显然理解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报户口 我虽然回到家里，户口却在工作单位，因此在广州是"外来人口"，首要的事情是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报在什么地方？是很伤脑筋的问题。如果报在父母家，我回来的目的是要偷渡港澳，事发之后，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会影响到两位老人。我结婚后，前两年回来，都是到南街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到妻子处，可是现在妻子已偷渡去了香港，家也被抄了，门上贴着大封条。考虑再三，还是试着去问了问。派出所推说是红卫兵封的，不能开封。我请求与前屋的住客共住（前屋一个房，一直借给朋友居住）。还好，派出所没多问，给报了两星期。回来告诉父母和弟妹，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最初，我抱着幻想，希望偷渡能够迅速成行。妈叹了一口气，说哪里有那么容易啊！ 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弟妹加上亲友帮忙想尽办法，还是毫无头绪。不得已，我只好拿着医院看病证明，再去南街派出所要求延期。办事人员没说什么，又给我延长了两星期。 开头几个星期，我心虚得要命，老是担心派出所怀疑我要偷渡，更担心昆明那边已向这边的公安打了招呼，秘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跟人联系门路，尤其去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各地接头，都疑神疑鬼，担心有人跟踪，有时紧张到手发抖。但是，我没有其他选择，不能束手待毙，怎么都得拼出一条生路来，渐渐地，感觉也就麻木了。 转眼两星期又过去了，依然毫无头绪，南街派出所不可能再给我延期，只好改报在父母家里。也是先报两星期，又延了两星期。后来没法再延了，变成无户口居留。一听到什么地方查户口，一家人都提心吊胆，母亲是户主，受到的压力最大。 查户口通常在半夜，突如其来。街道委员会往往先注意到哪家有陌生人，报派出所，接着就是"有吏夜拍门"。"不合法居留"的人便被带走，送收容所拘留，查清地址后，遣返原地。由于农村经济凋敝、政治迫害等原因，流入城市的人口与日俱增，被称为"盲流"；后来更加上被赶离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流"，往往一抓便是一大批，收容所容纳不了，临时拘留于学校礼堂等处。风声紧的时候，很多人逃往越秀山、白云山，甚至郊区农田甘蔗地露宿。即使这样仍然不得安宁，有时公安带民兵搜山围捕，风声鹤唳，鬼哭神愁。常听人哀叹：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却有家不得归，有国不能投！ 我们家也被查过一次，那是我回来几个星期的一个夜晚。我镇定地出示昆明医学院工作证和几次去医院看病的证明。由于他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只是打官腔说要我尽快回去"搞革命"，不能继续留在家里。 红卫兵串连 无证居留，每天都有被查户口的危险，我既然报称回广州医病，就得有看病的证据，万一派出所查问好有所交代；同时，昆明医学院那边也要陆续有病假证明寄去。因此我每隔一段时间便去医院看病。 一次，我去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看门诊。一位中年医生刚给我量完血压，门突然被推开，两个红卫兵冲了进来，喝令医生："走！" 医生小声问："可不可以看完这个病人？" "不要你看！" 医生站起来，默默地跟着红卫兵出去。我吓呆了。接着另一位医生进来，坐下，没说什么，继续给我看病。我不敢多说什么，拿了处方就走。 在市区中心地段的中山五路不时会遇到载着"牛鬼蛇神"的车队游街。中央公园、人民公园、中山纪念堂贴满大字报。有一次在中央公园门口，横掛一幅大标语："革命就是要搞红色恐怖！"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挂的。 到处都是南下的红卫兵，他们说普通话，与粤语格格不入。一些北方来的中学红卫兵，高干子弟，自恃"自来红"，"老子英雄儿好汉"，趾高气扬，对广州的很多事物都看不顺眼，要彻底"砸烂"。引发广东人不同程度的排外情绪，闹出不少矛盾。其中闹得最凶的一次，起因竟涉及孙中山先生。 广州市区横贯东西的大道叫中山路 （一到八路），市北边有中山纪念堂、孙中山铜像、中山纪念碑；广东首屈一指的大学叫中山大学，还有中山医学院……南下红卫兵很不满意："孙中山算老几？"必欲除之而后快。有一天他们聚集在中山纪念堂前，公然把孙中山铜像拆下。正要搬走，本地红卫兵闻讯赶到，坚决要把铜像竖回。两边对峙，场面火爆，后来据说是电话请示远在北京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指示立刻把铜像复原。于是在惊天动地的欢呼和嘘骂声中，南下的红卫兵灰溜溜地狼狈鼠窜。 另一个是关于取缔茶楼的纷争。广东天气炎热，当地人有"饮茶"的习惯。商业服务性质的茶楼、茶居，遍布广州、珠江三角洲。南下红卫兵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彻底取缔，当地人为之哗然。一天，南下红卫兵想去冲击一间大茶楼，广州市的工宣队出面阻止，双方都戴着红袖章，挥舞着红旗，一边自称是红五类，天生的革命派，另一边则说是工人阶级应该领导一切，各自引用"最高指示"，唇枪舌剑，互相对骂，结果不了了之。 广东的逃港风 自1950年边界封锁以后，偷渡港澳之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演越烈，特别是经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几年下来，靠近边界或沿海的青壮年，大都跑了出去，剩下所谓"女儿国"，"老人村"。最接近香港的宝安县（今属深圳市）边防一带，甚至出现"无人村"，一个曾被树立为反偷渡模范的"红旗村"，人也先后全部走光。不靠边界或沿海的，则千方百计寻找门路出走。外省取道广东出走的也不在少数。 偷渡的方式大致有三种：步行、游泳、坐船。不管什么方式，首先得想办法进入"边防区"。政府严格控制人民流动，任何人买长途车票、船票，都要所在单位或公社、大队出具证明，进入"边防区"更需要公安部门核发的边防通行证。边防区从边界到内地分为一、二、三线。偷渡人通常先用真或假的普通证明，搭乘车船到接近外三线，然后趁夜间潜人山里，认定目标向南走。拂晓时分，藏身低洼地或山沟旮旯处休息，要连续走几个晚上。其间，不仅要随时防止被巡逻民兵抓住，还要避免被打柴、采药或过往行人发现，提防蛇虫咬伤，提防从悬崖或深沟摔死跌伤……如果一切顺利，就能到达边界或海边，最后还要想办法躲过巡逻或潜伏的边防军，翻越铁丝网越界或下海泅渡。 边界的铁丝网是滚筒状或多层次的，比人高出很多，有些地段还加设了电网。接近铁丝网的地段往往暗置有细绳或铁丝，不小心触动则引响警铃，巡逻的边防军会牵着警犬循声赶到，那时便只有束手就擒，还往往有被警犬咬伤的危险。如果偷渡者幸运地走近了铁丝网，便立即把随带的背包或脱下衣服垫在铁丝网上，迅速爬越，叫做"扑网"。 有幸到了香港那边，还要想办法翻越港英方面架设的铁丝网，一旦被沿边界公路巡逻的港英警察抓住了，就要被递解回大陆。不少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没能闯过这一关而功败垂成，悲痛欲绝。 游泳偷渡只在个别地段海边需要"扑网"，夜行昼伏的行程也短一些，但也有它的困难：首先要根据阴历月亮圆缺推算好海水退潮时间，下海后先要順着退潮游几个小时。被巡逻艇发现抓去，因体力不支淹死，冻死，或被鲨鱼咬死的，时有所闻。侥幸到达了对岸，还要提防港英海岸巡逻人员，要蛰伏到夜间才能潜入市区。 坐船偷渡当然最舒服，但困难也最多。首先要有钱：买船，买用具、食物，酬劳打点……固然是一大笔，但花费更大、陷阱更多的还在联系门路。偷渡客往往要辗转搭线才能联系上边民或船家。这当中经常充满诡诈和骗局。花钱毫无定准，毫无保障，有时花了大钱却连船的影子都见不到。如果误中公安线民的圈套，更是人财两空。即使坐上了可靠的船，也非万事大吉，内河的检查站，海上的巡逻艇，以及水流、风向的突然改变，都足以功亏一篑，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侥幸到达香港海岸，同样不能给港英边防警察发现。 不论步行、游泳或坐船，如果能到达香港并且躲过港英边防警察，进入市区，那就安全了，可以在亲友陪同下到有关机构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居住。边防警察与市内警察是各管各的，边防警察抓偷渡，市区警察管治安。正因为有此一线希望，偷渡客才会前仆后继，不绝于途。 偷渡澳门一般经水路：游泳或坐船。有幸抵达澳门海域便安全了，因为澳葡当局不设边防拦截，不会把偷渡客遣送回来。有些教会或慈善机构常常驾小船出海救起游泳的偷渡客。不过由于澳门就业难，待遇不及香港，多数人会再想办法偷渡去香港。澳门不设边防的情况，到1968年后就改变了，澳葡当局也开始抓偷渡客并遣返大陆，因此偷渡客即使进入了澳门，也必须尽快想办法转赴香港。 据后来官方说法，偷渡成功率大约为十分之一，而实际成功率可能远低于此数。 偷渡失败被抓回来以后，通常面临怎样的处罚呢？广东一带，在历史上就是侨乡，自清代起就不断有人漂洋过海谋生。1950年7月政府封锁边界以后，虽然对偷渡悬为厉禁，但格于民风习俗，对偷渡客动辄判刑仍有顾虑。更因为偷渡的人太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平民以至贫下中农（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整肃运动，有问题或稍有问题的往往都已遭到关、管，很少能自由行动），都抓去坐牢，监狱也容不下，因此对偷渡失败者，一般都不判刑，而是作为"违反边防管理条例"处置：首先是送到最近的收容所，查明身份，若是有案底或其它问题，便由公安带走；如果没有，便转送至户口所在地或单位，自行处理。至于怎样处理，就千差万别了。在农村，送回公社，轻者只是训诫一通，写个检讨或批斗一下了事。如果出身不好，或有其它"犯错误"的案底，可能会遭顿痛揍或其它肉体折磨，然后交回生产队监管劳动。在城市，没有正式工作的由派出所训诫后再交居民委员会监管一段时间。有正式单位的，除了检讨挨批斗外，往往有一段时间的"群众监管"。情节严重或多次重犯的，也会被送去"劳教"。据说，文革某一年，江青来到广州，听了当地偷渡和相关处理情况的汇报后，大发雷霆，说："不行！要严肃处理。"因此曾经紧过一阵，发生过边防军枪杀偷渡者的事件（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就是这样罹难的）。而在广东内陆边远地区或其它省份，由于偷渡客相对较少，处理就严重得多，往往送去劳教或判刑劳改，甚至枪毙。 第一次逃港 我拜亲托友多方联系偷渡门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也花了不少钱，还是毫无着落。我心急如焚，担心查户口，担心昆明派人追我回去。 一天，一位熟人介绍一个姓麦的男子来和我接头。来人大约三十多岁，眼睛出奇的小。他说联系到番禺县靠海小镇万顷沙的一个渔民，方法是：用假证明买车票到万顷沙，再在夜里坐小船绕过关卡出海，如果顺风顺水，天亮前可抵达香港。现在首先要买一只小船。 我问他，既然是渔民，为什么还要买船？麦笑了，笑我不懂世情，说渔民大都是乘坐生产队的船出海作业，只有很少数人家里有小船私用，买船便是向他们买。没有钱，谁肯借船给你用？ 我和母亲对偷渡的具体情节都只听过一些，只能泛泛地提些问题。没有其他选择，只好相信介绍人。母亲拿出一块重一两一钱的黄金－－这在当时已是不小的数目－－交给麦作为定金，静侯消息。不料却是肉包子打狗，从此再也不见麦的踪影。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欺骗，很生气，母亲也心情沉重，但仍安慰我说："算了，花钱偷渡就是这样，没法追，也没账算的。这种事，听得多了。" 堂弟永烈从农村来广州，暂住他三姐家里。他和几个在农场认识的同伴上个月走山路偷渡，快到边界的梧桐山时被民兵发现冲散，几个同伴先后被抓，只他一个逃脱，先后爬过了中、英双方的边界铁丝网，却被港英边防巡逻车发现抓住，关进边防警察站。他托警察联系到他在香港的大姐，他大姐马上带了食物和衣服来见他，说会尽快找人担保营救。不料慢了半拍，第二天他就被递解，他大姐哭得几乎发疯。 他被送回公社。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又是第二次偷渡被抓，一顿痛打之后，再罚他跪碎玻璃，小腿压上一块木板，两名打手跳上木板"踩翘翘板"，痛得他死去活来。 在农村没有生路，伤口还未完全愈合，永烈再度来广州，准备再次偷渡。他知道我正在找门路，于是找到我，堂兄弟相见，自有一番辛酸悲喜。他的表弟何平刚从外省回来，也想参加。于是永烈联络到上回偷渡被抓回的增城某农场的四名知青，筹划新一轮行动。 我平生谨慎怕事，虽然已铁了心要逃出去，但要付诸行动，仍然顾虑重重－－主要顾虑是户口在昆明，一旦失败，被遣送回去，说不定落个"叛国投敌"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我自己毫无偷渡经验，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是堂弟永烈走过两次。然而，未知数太多，失败的风险很高。 永烈说："万一失败被抓，可以报回家乡兴宁县，你和何平离开家乡多年，没有人认得，而家乡对偷渡见惯不怪，很多公社都不认真追究，如果不是出身不好，或没有案底，往往只是训斥几句写个检讨就放人。" 我半信半疑，但也没有其它办法，只好作好万一失败假报户口所在地的准备。而"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批斗打杀时有传闻，听得心头发怵。广州情势日益紧张，随时都可能被查户口，一旦被送回昆明，则万事皆休，今生今世就只能留在那里任人鞭打奴役当牛做马了。 退是死路一条，进还可能搏出一条生路。走就走吧！一切付诸天命，愿主助我。 我们怀着激动而又焦虑的心情积极准备：干粮、水壶和塑料袋……永烈说干粮最好是军队的压缩饼干，他搞到几块，是约二指宽长方形浅黄色的硬饼，有豆香味，掰碎溶在水里吃，很顶饥；又买了饼干糖果及一些高价猪肉干，每人一小袋。永烈说，水很重要，于是各人带一个水壶外，又准备了一个强韧的装电焊条的塑料袋，以备路上贮水。他们又准备了两把小刀和几根绳索。我准备了一个小药包。 估计至少三天爬山路程，按理应该多带食物甚至衣服，但是行装越简单越好，要装扮成知青回农场的样子，不便带太多的东西，以免引起公安和民兵的怀疑。 永烈提到老虎粪，说如果有谁认得动物园的人，搞一包老虎粪，带着在身上，军犬闻到它的气味就不敢动也不敢吠。还说一包老虎粪价钱已被炒到一二百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到六个月的工资），可惜我们没门路。永烈又说最好买点蛇药，可是买不到。指南针也买不到，据说已禁止出售。 几天后，一切就绪，在家人的忧心和期待中踏上了征途。 我们在广州的三个人，坐下午班车到增城，事先约好由农场阿德的妻子到车站来接应，但互不打招呼，只是拉开一段距离跟着她走。走了半个多小时，看见了农场来的四个人了，阿德妻子微扭转头，右手比划一下，就另路走开了。 一行七人装作回农场，有说有笑地走着。尽管已经进入东莞县边防"三线"范围，随时有可能被民兵盘查，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感到很紧张。 我听说阿德有两个小孩，于是问道："撇下老婆孩子，一个人去偷渡，放心得下吗？" 阿德无奈地说："没办法啊！一年没有几頓饱，不闯出一条路怎么行？" 另一个农场知青告诉我，他祖父以前在当地算是有钱的人，到他们父亲叔伯这一代，每家分到的田产并没有多少，但仍然被划为地主。他们兄弟姐妹年纪还小，历年所受的苦难，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待到政府号召下乡"支农"，他们第一批就参加了，一心以为换了环境会好一些。谁知在农场同样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干脏、累活不算，还被污蔑为"狗崽子"，不走不行。 正行进间，大路左边远隔的一坵农田中，有一生产队的社员在耕作，他们显然怀疑我们是偷渡客，似乎在嘀咕什么。一个男的大声喝问："去哪里？" 阿德大声回答："回农场。" "什么农场？" "曙光。"阿德答了宝安县一个农场的名字，那边的人才不再问。 逃亡山路历程 可能因为已进入边防三线，一路上，除了偶尔有过往的自行车或汽车外，没有碰到行人。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走着走着，转过一个小山头，永烈一看前后没人，马上招手各人迅速窜进山里去。我一时还没有意识到干什么，只是紧跟着永烈，找了一个低洼坑半卧着躺下；其余五人也各自找地方躲藏起来。我觉得新奇又有趣，忘记了害怕。永烈小声告诉我，怕有农民收工后上山捡柴，发现我们，所以先要躲起来，等到天黑，便可以开始走山路了。看好对面一个山顶，爬上去后，望见前方梧桐山后远处一片蓝白色灯光，那就是香港；而左边一小块黄暗灯光，那是沙头角（属国境内）。朝着蓝白灯光方向，认定对面一个山头，一路走过去，往往下到半山或上到下一个山头的半山天就亮，要找地方藏身休息，等到天黑再走。通常一个晚上只能翻越一个山头。估计第三夜天亮前，可以到达梧桐山，靠近边界，再伺机冲铁丝网过界。 天黑下来，永烈把手指放在嘴里，轻轻吹了两声，像鸟叫，附近马上有两声回应。这是他们事先约好的暗号，以备万一被民兵发现冲散，可以彼此联络。我们高兴地会合了。 永烈领着我们朝先前选好的山头走，不管有路没路，太陡就蹲着滑下，或往上攀爬；累了就歇歇，省着喝几口水，吃几块干粮。过半夜后，终于登上了那座山顶。果然望见远方蓝白色的亮光映照天空，我们信心大增。 下到半山，天已蒙蒙亮，永烈叫大家分开找低洼地休息。我和永烈一同躲在一条干涸的山沟里，胡乱铺上一块塑料布，轮流睡一觉。尽管塑料布下凹凸不平戳着难受，我俩还是睡了一会。 醒来后，见周围没有动静，站起身松动一下筋骨手脚；又省俭地吃了点东西；小声谈论今晚和明天的行程。 突然听到小径上方有人走路，我们赶快趴下，紧张地注视小径那边。脚步声渐近，终于可以看清人形：是一男一女，大约二十多岁，穿着像我们一样的工作服，各提一个包，默默低头向前赶路－－原来也是偷渡客，不是民兵。我们会心地松了一口气，目送他俩远去。 时间已过中午。我们吃了点干粮喝了点水，小声地谈论着可能在后天天亮前过边界铁丝网"扑网"的办法，憧憬着未来。 好不容易挨到天黑，永烈学了两声鸟叫，同伴们集中下山。山下是一片小谷地，分散着三几户农家。 快靠近小谷地时，突然一声狗吠，接着远近的狗也狂吠起来。很快传来一声吆喝，接着不远处又有另一个人在呼应。我们吓坏了，慌不择路回头往山上狂奔。虽然永烈叫大家不要乱跑，跟着他走，可是四周黑魆魆的尽是林木，如何看得清、跟得上？我跑得慢，待到吆喝声和狗吠声听不见时，我发觉周围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慌了，学不来鸟叫，只好轻声唤，没有回应，只有阵风吹过时树叶飒飒作响。一阵恐惧袭上心头，怎么办？ 很快地我回过神来：没有退路，也不知道怎么退，只有往前。走上山脊或山顶，望见蓝白亮光处，选定下一个山头，下山上山再下山，总会走到梧桐山。走！一个人就一个人呗。 可是我分不清方向，哪一边是朝梧桐山？没有指南针，幸好我小时候读过一些天文常识，知道北极星正对地球北极。于是我快步走出，到一块比较空旷的地段，抬头向天空搜索，果然找到北斗七星和北极星，转过身，往南望去，我很快就找到先前选定的山脊目标。 我正朝那山脊走着，忽然看见两个人影，在左前方也往山上走。我吃了一惊，但很快就认出那是表弟何平和农场的"大只佬"（广东方言，即"大个子"）。我高兴地小声叫他们。两人吓了一跳，转头一见是我，高兴得低声欢叫起来。问起其他人，都不知道，走散了！我们感到一阵难过。 终于走到山脊，果然又看见蓝白亮光，大家都宽心了。我们看准了前方一个山头，便开始下山。 "大只佬"告诉我们，他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旅长，抗战时在薛岳部下参加长沙保卫战受伤，回到家乡后，因父亲思想"进步"，常常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他二姐受父亲影响，也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有一次差点被国民党抓去，幸而躲在夹墙里才逃过一劫。解放初期，他父亲被尊称为民主人士。不久土改，他家被评为官僚地主。就在要抓他父亲的头一天，他父亲得到一个曾被他救过的共产党干部通风报信，连夜坐小船逃到香港。后来主持土改的南下干部把他的同父异母大哥拉去枪毙了。 "那你参加游击队的二姐呢？"平表弟问。 "也被清洗出来，先在花纱布公司（当年为推销苏联过剩花纱布而成立的公司），后来又被赶回农村。"大只佬回答。 "你这次到了香港会见到你爸爸了。"我说。 "他年纪也不小了，唉！"大只佬不胜感慨。 天蒙亮前，我们隐蔽休息。我和平表弟同在一个山沟，大只佬在另一处。我们半睡半醒地休息了好一会，忽然被远处的一阵讲话声惊醒！这时已过中午，我们马上警惕起来，循声望去，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正从山上走下来，大人是约五六十岁的男性，右肩斜搭着一根扁担，扁担后端挂着一个箩筐；小孩约八九岁，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紧跟在后面，像是当地农民回家的样子，正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这时我们才察觉：原来左边不远是一条小山径。那两人是顺着山径下山的。 我们大气不敢喘一口，紧盯着那两人。他们走到离我们躲藏的山沟约三米远的时候，那男人往我们这边瞟了一眼，话音突然变小；小孩则浑然不觉，仍然大声地讲话。他们经过我们躲藏的沟边不远，走下山去了。 我和平表弟缓过气来，彼此看了一眼：好险啊！这两人会不会到下面村里去报告？必须马上转移。我们找到大只佬，远离刚才那条小径，往左边转移，最后在一片茂密的从林里放缓了脚步，找到一个小山沟，特别注意附近没有任何小径经过，也确定从山下没有传来嘈杂声。惊魂甫定，相对舒了一口气，重新隐蔽下来。 我们小声地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那男人肯定看见了我们，但他没有声张，下山后也没有报告民兵来围捕，我们感到一丝安慰。大只佬告诉我们：边防区的民兵和农民抓到偷渡客，可以加工分，甚至得到奖金，而一般农民对偷渡见惯不怪，往往抱有同情心－－事实上，边防区的青壮年，大多数已经偷渡出去，多数家庭都有亲人在港澳。 天剛转黑，我们继续下山。正走着，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箫声。我们不由一愣。仔细听去，箫声鸣鸣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绝不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是什么人？在这个时候还敢吹奏这种背时的歌曲？会不会是站岗的民兵？我们不敢动，直到箫声停了好一会后，再也听不到任何动静，才小心翼翼地继续下山。走近一棵大树前，赫然看见树皮给新刮掉一大块，昏暗的光线下可以辨认出上面刻着两行字：张××偷渡经此。××年×月×日。－－就是当天！看来是刚才吹箫的人刻的！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想不到在亡命途中，还能遇到风流儒雅之士！"天之未丧斯文乎"？ 下山又上山，一路艰苦跋涉，终于爬上预定的山顶，又望见香港那边的蓝白灯光。前面又是一个山头。认定了那山头，继续往前走，快天亮时，找个地方藏身歇息。大家都又累又饿，尽管省着吃喝，剩下的水和干粮都不多了，可是不知道还要翻越几个山头！ 忽然，一阵狂风吹过，满山扑簌簌地乱响。抬头一看：哎哟！乌云滚滚，要下雨了。话犹未了，大雨噼噼啪啪直打了来。我们急忙张开塑料布挡雨。不一会儿，雨水涌流入我们的小山沟。我们狼狈不堪地握住塑布移动到稍高处。还好，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多久便放晴。我们虽然没有变成落汤鸡，裤子和鞋却都湿透了。 看着湿淋淋的山野，忽然想到：何不趁机补充饮水？我们带的水只剩下一点了。我们顺着小山沟走了一段，没有找到有积水的地方。这时山下忽然传来一阵阵喧哗声。我们吓坏了，赶快躲进茂密的灌木丛里。喧哗声越来越近，听去似乎是一群小孩。不多一会儿，有个小孩边叫边向我们躲藏的地方走过来。我们的心仿佛一下跳到喉头，梗着连气也不敢喘一口。小孩停在我们右边的小径上，隔着小山沟，离开我们不到两米。透过灌木丛的间隙，可以清楚看到小孩赤膊上身和脸上的汗珠，只要他一转头，便可能发现我们。幸而他只是朝另一侧叫嚷，招呼他的伙伴们到这边来，好像是为采蕈子。雨过天晴，正是蕈子生长的时候。 又过了一会儿，这小孩被他那边的同伴叫过去了。看着那群小孩渐渐远去，我们抹了一把冷汗：好险啊！过了好一会，心跳才慢慢平定下来。 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大家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好不容易挨到天快黑，大只佬和平表弟都想早点下山，找水塘或水田灌点水，实在渴极了。我建议等天黑一些再走，可是拗不过他们，只好跟着下山。前面有几丘水田，水上漂浮着一两圈反光的油渍。我看着都恶心，可是大只佬他们把油渍吹开，迫不及待地灌水入瓶。 突然，远处有人大声吆喝。我们抬头一看，糟了！一个人正朝我们飞奔过来。我们立刻起身逃跑。那人紧追不舍，很快地他后面又跟来几个人。平表弟招呼我赶快跑，可是我已身疲脚软，还没有跑上山便被追上了，几个人把我包围起来。（未完待续） 曾庆斯，《温故》第2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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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文革”漫漫何处逃——浩劫逃生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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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漫漫何处逃——浩劫逃生记（下） Sep 1st 2013, 12:26, by 明鏡雜誌 《温故》编者：曾庆斯，1936年生于上海，1960年从北京医学院（即今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医学院任助教。"文革"爆发后，因宗教信仰、海外关系以及只专不红等"罪名"，被批斗抄家，备受凌辱。在极度精神压力下，被迫铤而走险，逃至越南北方，流亡达七年之久。1975年被遣送回昆明医学院，经劳动、审查，后恢复工作。1983年11月移民美国，从事医学研究与临床工作。本篇节选自其晚年所著《浩劫逃生记》一书，记述了作者首次逃亡的经历。 被抓 我这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也想不到害怕。那个民兵队长模样的人下令把我绑起来，麻绳捆住两上臂还套住前颈。很快就围起一大堆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簇拥着我回到似乎是生产大队部的一间小房子里，门口堵满看热闹的人。 我要求给点水喝。一位老妇人很快拿了一碗热汤给我，她注视着我，眼神似带同情和无奈。接着，那个像民兵队长模样的人叫一个民兵给我解了绑，又搜了一遍身，翻检了我的随身背包，还好没有叫我脱鞋检查，因为我把两块钱分别藏在两只鞋垫内－－把鞋垫拆下，藏进一块钱再粘回去。这也是永烈教我们的办法，有机会出来或逃跑，一文不名寸步难行。 没查到什么东西，民兵队长叫我坐在一条木凳上，他和另外一个民兵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开始问话和记录。问话很简单：姓名、年龄、地址、阶级成分，为什么要"逃亡"（不说"偷渡"。我第一次听到这名词）。我按照永烈事先教我的一套，编了个假名：陈江；地址－－报回家乡的一个公社：大石，一个离城较远的公社，永烈说那里对偷渡的人"比较宽容"；阶级成分－－中农；至于"逃亡"的理由，就说是家里不够吃。那民兵队长瞄了我一眼，讥笑我说不像吃不饱的人。过一会儿，他以嘲弄的口吻问我饿不饿？我说几乎两天没吃东西了。民兵队长叫人送来一碗稀饭和两根蕃薯。我狼吞虎咽地吃了。那人又叫一民兵带我去茅厕小便，然后把我关进一个小牢房。里面只有一张窄窄的木板床和一张破席子。我坐在床上，垂头丧气，百感交集。 我最担心的是被遣送回家乡不能蒙混过关，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明天会被送到哪里去？会遇到什么情况？他们相信我的假报吗？会不会先发函查询？就算开头能蒙混，送回兴宁还能蒙混么？我离开家乡十多年，一旦问及当地近况，我一句都答不上来。最后，送到公社，如果公社叫生产队来领人，那肯定穿帮，也许会被痛打一顿，甚至像堂弟那样被压跪碎玻璃……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暴露身份，难逃被送回昆明的命运，那就彻底完了！在内陆各省，偷渡等同 "叛国投敌"，说不定等不到判刑，就被斗死打死。 唯一的希望，是能像堂弟永烈说的那样，一路假报蒙混过关。最后送到家乡公社，被训斥几句，写个检讨就放人。可是，能那么侥幸吗？ 恐惧和绝望在我脑海中反复折腾，但我已经累极，后来还是昏昏沉沉睡着了，直到早晨被人开门叫醒。起来后，没吃任何东西，被反绑双臂，押送到一个小车站。路上，我问民兵这是什么地方，民兵不答。我跟他上了车，车上其他乘客见惯不怪。下车后，走了一段路，押送到一间大屋子，民兵把我交给值班人员，得到回签，解开我的绳索，放回他自己的包包里，便离开了。 樟木头收容站 值班人员又来搜身和检查背包，这次还叫脱鞋，我紧张了，那人拿鞋子看了又看，又在鞋垫上按压了两下。糟了！我想。但是那人看了我一眼，把鞋子丢还给我，居然过了关！ 我想他大概是故意放我一马吧。 值班室的长板凳上已经坐着几个人。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坐下，开始逐一问话。那人粗声粗气地威胁：你们要老实交代，如果报假，小心剥你的皮！ 我心中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强自镇定。轮到我时，照前番编出来的话报上，那人没有多问。 问话完毕，我们被带进一个方形的泥地大操场。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一群一群分散站在各处，对我们这几个新来客没怎么注意。操场四周，是一间间低矮的仓房，我们被带进其中一间，有门没窗。右侧地上铺着一排木板，木板下横放几根木棍垫着，木板上没有席子。有几个位子已有人。仓房左侧正对门的墙角，放着一个便桶，没有盖。我们刚到时，先来的一个人问我们要报纸，我顺手给了他半张，后来我才知道，报纸是用来作便纸的，收容所不发便纸。没有纸揩屁股，就自己找小竹枝，小瓦片，或任何可以刮、擦的东西。各人占好铺位后，一人（后来我知道是"监趸"－－遣送不出去长期留在收容所的人）拿了几个旧铝碗进来，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没有筷子。我问那人，那人说："自己想办法"。我不知道怎样想办法，先来的难友告诉我：每天都有人送走，可以问他们要；也可以托出去劳动的人找两根树枝给你。 这里是东莞县樟木头收容站，是这地区的主要收容转送站，经常收容好几百人，每天都有一批一批人送进送出，几乎都是偷渡客，很少有流浪汉，因为属于边防二三线，流浪汉很难来到这里。每天早晨六时起床，大家拿碗争着去有限的几个水龙头盛些水，刷牙洗脸后，集合整队绕圈跑步，老弱的不跑或中途退出也可以。然后在广场上排队就地坐下，学"最高指示"和听训话－－训话人往往是军代表，说普通话，听者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半懂不懂，其实也无心听。可笑的是：去厕所要先起立报告，白天使用操场旁的公共厕所，军代表批准才可以去，因此"报告"声此起彼落，军代表讲话频频被打断。有一次军代表火了，气汹汹地连说"不准"。但过一会"报告"声再起，"人有三急"，难道就地拉不行？军代表也无可奈何。一次有人拉肚子，报告去厕所不准，结果拉了一裤子，而且就在军代表跟前，弄得臭气熏天，军代表掩鼻不迭，全场难友无不窃笑。 训话前后，不时见有从外地来搜寻失踪外逃人员的官家捕快，虎视眈眈在人群中打量辨认，一旦发现搜寻对象，一顿拳打脚踢，随即绑起押走。每次见到这种情况，我便头皮发麻，心惊胆战，生怕昆明来人抓我。 训话完毕，便有管教员（各收容所叫法不同，姑且都称为管教员）来点名，分批遣返原居地。 有些人被叫去劳动，多是一些报较偏远县份，因人数不足等待遣返的人，被带出去附近公社生产队做工。有些人争着要去，因为可以吃饱一些，虽然抵不过劳动消耗，也可骗骗一时口腹。如果被叫去帮厨，则是件肥差，不仅自己可以吃饱，还可以偷出一些给自己相熟的人。 收容站一天吃两顿：上午十点和下午五点。每人每顿定量三两（150克），难友们戏称"叹（广东方言，享受的意思，这里是反话）三两"，实际连三两也不够。菜是几箸不见油星的水煮瓜菜或菜乾。狼吞虎嚥，一扫而光，不到两个小时，肚皮就贴著脊背，咕咕直响，那种难受，没有经歷过的人难於体会。 饿是收容人员的梦魇，而谈论美食，成了收容人员最热门的话题。"望梅止渴"，古而有之；而谈食疗饥，则绝无可能，只会越谈越饿，可是仍然乐此不疲，谈论不休，也许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吧。偷偷买卖个人的份饭，或以衣物换饭，是时有发生的事。一份饭五毛钱，差不多是外面价钱的五、六倍，也可以买半份。问题是钱大都被抄去了，即使有些许漏网，又买得多少次？ 一开始我看见有人卖饭，觉得惊奇：自己都不够吃，还卖？后来才知道：有些人，主要是外地逃荒的所谓"盲流"，为了被送回原地之后身上能有几文钱，情愿忍饥挨饿，把自己的份饭卖出。听了真是令人心酸！ 早饭后，如果没有被叫到名遣送或问话，便没事干了。难友们可以分头聊天，下棋，或打扑克（有时不准，要随管教员高兴）消磨时间。不少人趁此机会悄悄交流偷渡经验，寻找新门路，结交新朋友，并偷偷交换地址，写在衣袖或裤腰里面或其他地方。交换地址可是一件冒险的事，一旦被查到，少不了一顿痛打。有个年青人，白白净净，像是中学生，人们说他偷渡过六次都没有成功。他性格开朗，天不怕地不怕。好些人都喜欢找他聊天，也是向他"取经"。 可是我一直忧心忡忡，不能暴露身份，也不敢随便留给人地址，因此难于跟人沟通，显得格外孤寂。送回乡下后能否蒙混过关？心头仿佛插了一根刺，白天黑夜难得安宁。睡觉常常恶梦连连，一天夜里我睡梦中被人摇醒，问我为什么突然惊叫？ 一次，我们看见两人被一副手拷单手连拷在一起，蹲在操场中间示众，罪名是假报地址。我又是心头一紧，看那两人像是农民，可为什么也要假报？有经验的难友告诉我，不一定是假报，管教员为了杀鸡儆猴，随意抓两个来整整。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这样拷起来？ 收容人员多而杂，难免会有摩擦冲突，但是一般不敢打架，因为管教员往往不分青红皂白，给双方一顿毒打。管教员打人是家常便饭，收容人员排队不整齐都可能挨上一棒。不过据我后来比较，广东的收容所随便打人比内地一些省份还算是少的。 押送回乡 这样过了十多天，一天中午，我正在广场上跟难友闲谈，忽然一个管教员进来叫名遣送，听到喊"陈江"，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叫第三遍才答应。管教员一脸狐疑，喝问我："是否报的假名？"我吓得心怦怦直跳，嗫嗫嚅嚅地连说不是。 被点到的一共十几人，都是同一条路线的，由两个管教员一前一后押上汽车。 汽车开到海丰－－一个讲潮州话的海滨县份，我们被送进第一个中途收容所，逐一问话登记，还要打指模。我指模按得不深，管教员恶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喝令重按。登记完毕，女的被送进楼下小房间，男的到楼上一间仓房。 仓里已有两个人，一个坐着，脚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绷带，渗有血迹。我听不懂潮州话，后来知道那人是渔民，用小渔船带人偷渡，出海不远就被巡逻艇逮住押回，快到海滩时跳船逃跑，不幸跳到牡蛎壳上，脚底划破一个大口，出了很多血，还挨了一顿打。 我在木地板上找个卧位，走近外墙的小铁窗，望出去，远处是大海，几只海鸥在蓝天下翱翔。我感到不是滋味：人啊，是谁把你困在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像海鸥一样自由飞翔？ 窗的左下边是个粪槽，槽底斜向外面。我突发奇想：钻粪槽逃跑？但目测了一下粪槽宽度，恐怕不够，万一给卡住就糟了！ 一天两顿饭还是"叹三两"。海丰是个穷县，管教员的态度很粗野。我们待了约十天，随后同一路线的六七人被点名，押上长途公车，继续往下一站送。 下一站是汕头，收容所也不大。几天后，我和五六个人被押上长途公车，转送家乡兴宁县。 我离开兴宁已经十多年，没想到是这样狼狈还乡！经过的街道已印象模糊，只觉得比以前更残破、拥挤。 同行的人告诉我，收容所在陈家祠。 "陈家祠？"我还有点印象，"前面不是有一口塘的么？" "早就填了，你看不是乱七八糟地盖了好些木屋么？" 我记得不多远就是我以前的住宅，怅惘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紧接而来的是阵阵强烈的恐惧感：最后关头终于来到，是吉是凶，就在这几天了！ 我们被关进一间房子，原是祠堂的上厅，历代考妣宗亲的神主牌早被拆掉，正下方是一个马桶。两边是木板铺位。远离马桶的位子已被先来的人占了，我们只能睡靠近马桶边。 刚歇下不久，突然听到管教员叫"陈江"。我吓了一跳：啊！这么快就问话？还没有回神过来，便听见前门有女人叫唤。隔着天井和大厅望去，原来是我的四婶。她手里举着一袋东西，管教员接过那袋子，示意她离去，然后把袋子带进来交给我。打开一看，是几块糕饼和一包糖果－－都是在收容所难得见到的东西。感谢四婶，她担心我在收容所饿坏了，所以急着送些吃的来。我把糖分给各难友，每人两颗。其中一个像是走惯江湖的人，称赞我"懂世道"。 但是我很纳闷也很困扰：四婶怎么知道我到了？她来见我，假如不是报我的假名和假地址，而是报真名，岂不坏事？此外，她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假如管教员追问我她是你的什么人，家在何处，我该怎么回答？怎么可能跟四婶说的对上口径？会不会被顺藤摸瓜？若因此穿帮，岂不糟糕？不过我想起那管教员是叫我"陈江"，因此四婶应该是报的我假名、假地址，而她自己也可能瞎报一个大石公社的地址。这样一想，我又放心了一些。 正在胡思乱想间，唱名问话开始了。先被叫到的是一个高个子，像个知识分子，在海丰和汕头收容所的时候，就和我们在一起。他说话不多，也不像其他人忧心忡忡。他几分钟便回来了，提起包包，跟大家挥一下手表示再见，就出去了。 有人悄悄说，他是收容所所长的亲戚。 我顿时感到失落，后悔早前没跟他多联系。由于自己胆小怕事，怕暴露身份，不敢跟人多谈，错失了一个交朋友找门路的机会，假如能通过他跟收容所所长挂上勾，也许"有钱能使鬼推磨"。 恐惧加胡思乱想，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终于叫我去问话。我的心怦怦乱跳，强作镇定走进问话室。 管教员四十多岁，微胖，看来还算和善。他循例询问了姓名住址之类。我像前几次一样照编好的一套回答：陈江，大石公社××大队××生产队。 我真担心管教员再多问我几句，例如大石公社或生产队的任何问题，我肯定答不上来，那就完了。还好，他没怀疑什么，或者说不想怀疑什么，也许他早已习惯了，管你是真是假，只要送你到你报的原住地有人签收，以后怎样不关他事。 他叫我回去收拾东西，马上走。 不管怎样，又过了一关。但最关键的一关还在后头。 送大石公社 我拿好自己的包包，忐忑不安跟着管教员走。我注意到管教员穿着木屐，好歹是地方小吏，难道穷得连鞋都没有？ 到了汽车站，开车时间还不到，管教员叫我站着等会儿，他要上厕所。 "不要走啊！"他警告我。 我看着管教员走进车站那几十米外的厕所，心中一阵冲动：逃跑？望了望厕所，好像没有动静；看看周围，人不多，走吧！可是人生路不熟，往哪里走？正犹豫间，管教员出来了，抬头看见我，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这时又是悔恨，又是未做贼先心虚的恐慌，不能当机立断，机会稍纵即逝。可是那么短的时间，能逃出管教员的视线范围吗？ 事后我才知道：四婶和我堂弟永馀，是安排了人到车站伺机营救的，可惜当时那人也是不够机警，没有马上带我逃跑，坐失良机。 到了大石。下车步行去公社委员会的路上，忽然有一个年青人走过来跟管教员打招呼，请他先去茶楼"饮茶"。我看了那人一眼，不认识，但我知道一定是自己人。可惜那人邀了几次，管教员就是不同意，只是说到公社后再说。 到了公社委员会，一个中年人走出来，和管教员打了声招呼，拿过纸张一看，问道： "你是陈江？" "是。" "是？" 我胆怯了，小声答："是。" 那人哼了一声："好吧，那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我根本没有准备这一条，只好胡诌一个。那人生气了："岂有此理，你偷渡还要假报？"－－后来我才知道：我假报的"陳江"，与那人是中学同学。竟会那么不巧，岂非天亡我也！ 我担心他打我，幸好没有，只是将递解纸交还管教员。管教员倒没说什么，只是催我："回去，回去！" 我被管教员带出来，一时觉得天旋地转，机械地跟着管教员后面走。走着走着，我已经乱了方寸，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冲动，我拔脚就逃，往一条岔路奔去。 管教员没有料到我会逃跑，穿着木屐马上追过来，走几步后脱下木屐，边叫喊边追赶。我又饿又累，能跑得几步？很快就被追上。 管教员反扣着我的右臂，向围观的一大群人说我是小偷，我急忙辩说我是偷渡的。因为我知道，在广东，群众对小偷跟偷渡的看法完全不同，对前者人多痛恨，对后者司空见惯，甚至多抱同情。 我被押上车，带回收容所，垂头丧气。同仓的人吃了一惊，知道是假报地址，都以同情的眼光望着我。 我被送进天井旁的一间小室单独囚禁。 怎么办？怎么办？心乱如麻。恐惧令我无法冷静下来思考下一步。 我胡思乱想地想过逃。怎么逃？从以前读过的小说想到挖地道，可是用手摸了一下地板－－是大青石板。手无寸铁，怎样能挖掘得开？就算有工具，给我挖通了，这房外还不是祠堂里的另一间房？离开祠堂外墙还不知道有多远，根本不可能。 我颓然坐下，又想到下一轮的问话，怎样回答。昆明是绝对不能报的，可是还能报哪里？我对家乡的情况早已不熟悉，公社生产队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再胡诌地址，免不了挨打。最恐怖的是被捆绑吊打到最后供出昆明，再戴上手铐押送回那个"革命"气氛高涨的城市，打成"叛国投敌"，在斗争大会上被"群众专政"……我惊惶得不敢再想下去。 在绝望中迎来了第二天，从一睁眼就提心吊胆怕听到我的名字被叫，连平日最渴望的吃饭时刻，也心神不定食不甘味，仿佛被捉离水面的鱼，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吃晚饭时都没有叫我问话。 然而，问话固然是大难临头，不问话也是另一种煎熬，仿佛待决的死囚，只是等时辰的到来。 绝处逢生 晚饭后不久，我似乎听到外面有人在叫我的真名，"庆"字是听清楚了，但后头那个字又不像是"斯"。正犹豫间，房门被打开了，有两个人出现在门口，前面是管教员，后面一个，我不认得。 后面那人走上前，叫我"庆×"，我还是没听清楚，见他伸手过来，我也下意识地伸手过去握着。那人转过脸，对管教员说："他就是我的堂弟曾庆辉。" 我听出名字与我的不同，似乎是我一个堂弟的名字。这时我才认出，来人是我的堂哥永安，十多年不见，老瘦多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便被带了出前厅，有另外一个小个子接着我们，我不认识他。 小个子随即跟管教员走进侧室，签了字，转身出来，便领着我和堂哥走出收容所。走不多远，那人和堂哥告辞，说他先回去了。堂哥便领着我走另一条路。 我这时真是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只知道自己确确实实是出了收容所，这意味着自由了，起码是行动自由了，一阵欢欣涌上心头，感谢上主！我用力呼出一口气，再深深吸进一口气，再连续深呼吸几次。尽管外面的空气也是严重污浊的，毕竟比收容所少了禁锢的气氛。 两人默默走了一段路之后，堂哥首先开口，说刚才那人是我们公社公安员李富，是他的朋友。四婶日前找到他，说庆斯偷渡失败，假报大石公社陈江，不久会送到兴宁县收容所，要他去和李富联系，设法把庆斯领出来。他于是找到李富，请他一起去收容所将曾庆斯当作曾庆辉领出。庆辉小我几岁，我离开兴宁时他还小，对他没有多少印象。他一向在外打工，去年底偷渡成功，户口还未注销，正好用这个机会冒充。李富并不认识我，但他听他父亲多次说过我的父亲和祖父对他们一家的照顾，便一口答应。 我这才恍然大悟，顿觉人间有情，百感交集，竟一时放慢脚步，不知何以为情。 堂哥见状，对我说："庆斯，走啊！先去西河背吃点东西，今晚回祖屋，在四婶家过一夜，四婶已经托人替你买好明天回广州的车票。" 我似乎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听得好像天方夜谭，而刚才的遭遇更是出奇入化。 我默默地跟着堂哥走过西河桥。这桥啊，我小时候走过不知多少次，现在怎么变得那么残破？石板崩裂缺失，石栏杆多处塌斜，连桥栏正中大石板上的"西河桥"三个字也崩缺一半。 我问："那边不是还有一座上华桥么？" "早就垮了，那是座木桥呀！" "没再修建？" "谁管啊？" 我们走进一家粥面店，叫了两碗肉丝面，一碟咸菜。堂哥问我要不要喝点酒，我说不会喝，堂哥就自己叫了一小杯酒。我知道堂哥很穷，担心地说了声："我没带钱。" 堂哥回答："没关系，我有。" 我想四婶一定给了他钱，于是放心地吃。好香啊！捱了三十多天"叹三两"，这碗平凡不过的肉丝面，仿佛是人间第一美味！ 我们默默地吃完，出来时天已渐黑，我跟着堂哥默默地走着，似乎有很多问题要问，却不知道从何问起。路都不是我小时熟悉的了，沿途多了好些小木屋或茅屋，杂乱无章，往昔乡间那种宁谧祥和的景象荡然无存。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堂哥说：到了。 回到祖屋 我依稀认出这是祖屋后面的空地。  "柏树呢？"我清楚记得祖屋后面有一排高大的柏树，因此小地名称为"柏树下"。 "大跃进时给砍去烧炭大炼钢铁了。"堂哥答。 可惜啊！我回忆起柏树与祖屋后围之间有好几大丛分属各家的竹子，还有一棵忘了名字的大树，小时同屋的小伙伴们在绿荫婆娑中追逐嬉戏，现在是树和竹丛都被砍光，乱七八糟地堆放杂物。 祖屋是一座典型客家风格的大"围龙屋"，宽马蹄形，前面中间大门两侧小门，里面有厅、堂、房、室过百间，屋前是石灰地大晒场，再前面是池塘及围绕池塘的菜地。屋侧隔开还有一排外厢房和外厅室，四周空地，布局完整，是传统宗族聚居建筑。我们曾家是当地望族之一，自高曾祖至我们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但是现在房舍已经残破不堪，人口也被整得七零八落，各散东西。 堂哥领着我走到侧屋近小门的一个窗子外面，轻轻敲了两下。里面立刻有人应声："来了？"我听出是四婶的声音。四婶早就在焦急的等着，马上迎了出来，苍老许多，但行动还很敏捷。多年不见，不禁悲喜交集，感谢上主。堂哥把我交给四婶，便告辞走了。四婶是留在祖屋的仅剩三家之一，其余的都被赶去别处，房舍分给贫下中农。四周耳目多，不便多讲话，四婶安排我洗澡，换衣服，然后领我进一个小房间睡觉，告诉我明天一早要进城坐车回广州。 尽管我有很多问题想问，毕竟心身都疲累至极，于是倒头便睡，很久没有睡过这么舒心的觉了。 第二天一早五点钟，四婶把我叫醒。她已煮好一大碗面条，我匆匆吃完，便跟着她进城去。 路上，四婶告诉我营救的经过。原来，我和永烈等七人出发后，爸妈和弟妹们焦急地等一天又一天，没有消息，知道事情不妙。事先已说好：万一偷渡被抓，就报假名陈江，大石公社××大队。母亲马上跟四婶联系，请她务必设法营救。四婶一时慌了手脚，找谁好呢？先找到侄儿永馀，永馀有一帮难兄难弟，但是没有人熟悉收容所的管教员，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试图营救。那天我被押送大石公社，在车站等车时有人伺机营救，以及后来由车站去公社的路上，有人几次邀管教员去"饮茶"，都是永馀安排的，可惜没有成功。 四婶觉得不保险，又一个一个过滤其他亲友，最后想到堂侄永安。永安出身贫农，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他父亲以前常常得到我父亲的照顾。四婶与永安接触不多，但是知道他跟公社公安员李富常有来往，认定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找到永安，许他事成以后给他一笔在当时农村来说相当可观的报酬（母亲曾对四婶说，救出庆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永安和四婶谈起堂弟庆辉不久前偷渡香港成功，可以用庆辉的名顶替庆斯，于是同去找到李富。李富是李日科的儿子。李日科家里穷，人老实，以前，我祖父曾照顾他，让他做"惠继义仓"（一个赈济农民四月荒的慈善机构，我祖父是发起人兼主任）的管库；我父亲也曾多次替李日科家人看病，因此李富爽快答应。李富跟收容所陈管教员有交情，于是找到陈管教，说他朋友曾永安的弟弟曾庆辉（不说曾庆斯），偷渡香港被抓回来，假报大石公社"陈江"，请他一见到有"陈江"送来，马上通知他去认人。陈同意了，约定到陈管教值班时来办理。 李富得到"陈江到了"的消息后找到四婶，四婶马上买了饼干糖果来探我，却没法说话。李富悄悄告诉四婶，后天晚上陈管教值班时，他会和永安一起去领出庆斯。可惜第二天我就被送去大石，而大石公社通常不是由陈管教送，几乎出了大漏子。 原来如此！ "永安说去广州的车票你已经替我买好了。不要证明能买到车票？"我问。 "你还记得阿鼎吗？" 我说记得，是爸爸的朋友。 "他现在在县××医院做药房主任，跟汽车站票务主任熟悉，打了招呼，永馀昨天就去把票买来了。" 我听了这一串奇事，云里雾里，脑子几乎转不过来。 当天下午我就回到广州，与差点吓破胆的父母家人团聚。想到昨天我还在收容所像等待处决的死囚，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来个奇迹大翻转。 七分之一成功率 回到广州以后，我知道平表弟也被抓了回来。 原来，那天晚上被民兵追捕，平表弟快步逃脱后，与"大只佬"也失散了，只好独自向梧桐山方向走。第二天半夜爬上梧桐山，并在天亮前下了山。看到前面滚筒状的铁丝网，他又紧张又激动，快步冲向前，不料碰触了边防军布置在地上的细铁线，警铃响了，随即传来警哨声和吆喝声。平表弟这时离开铁丝网还远，来不及冲过去，只好跑到就近的一块小岩石后的坑洼里躺下。两个边防军带着警犬赶来，没有发现他。可是警犬还在吠，边防军放开警犬，警犬快速地跑过去，表弟刚站起来，就被警犬一口咬住左小腿，束手就擒。 平表弟被送到深圳收容所。他跟我一样，也是不能报回外省工作单位的，于是假报家乡兴宁县新坡公社××大队。辗转几个收容所后，被送回兴宁，最后被送到公社。同时送新坡公社的有三人，公社通知各大队派人来认领。他们三人被排成一排，平表弟报的那个大队的人走过来一看，不认识，问他到底是哪个生产队的。表弟知道瞒不过了，拔腿就跑。公社、大队的人呼叫着追赶，表弟拼死命逃，把那帮人远远抛在后面，跑到一道宽沟，他不顾一切地跳过去，跌趴在岸坡上，他立刻抓住坡边草爬上去，居然奇迹般地逃脱了。 平表弟拉起裤管给我看那被警犬咬伤的大疤痕，说这是"无法忘却的纪念"，，并告诉我一件前些时发生的真实故事： 广州一位颇有名气的凌姓武功师父，八十多岁了，一向开馆授徒兼卖跌打膏药，多次受政治运动冲击折腾，最后迫而走险，和两个徒弟一起去偷渡，快到中港分界的铁丝网时，被边防军发现，警犬迅速奔过来，凌老师父一看已来不及，立刻叫两个徒弟快跑，他自己转过身掩护。两个徒弟快步向前，把背包丢在滚筒状铁丝网上，迅速爬越。警犬向凌老师父猛扑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凌老师父一伸手，抓住警犬两只前肢，用力一掰，警犬胸肋破裂，登时毙命。凌老师父被赶来的边防军抓住，后来以伤害警犬罪被判刑四年。这件事在广州传开，无不感佩凌老师父的舍己为人。 堂弟永烈是七人中唯一成功的一个，可是也是用性命拼出来的。那天半夜后，他和另外一个农场好友刚爬上梧桐山脊，就被巡逻的边防军和民兵发现。他们立即分散逃跑，不幸跑没有多远便被逮住，双手反绑押着走。堂弟当时万念俱灰，想这次再被送回公社，不被打死也得被打残，不如一死了断。当走近一处悬崖边时，堂弟猛然挣脱，奔到崖边纵身跃下。可幸命不该绝，给树枝七档八挂，落到地上时只是晕厥过去。更为大幸的是那里已经过了边界，随后他被港方巡逻车发现，救醒后带回边界警察站。 一位警察还认得他："你又来了？"堂弟央求他马上通知他的大姐。他大姐得到音信，有过上次的惨痛教训，她发疯似地赶去找在市区警署做事的一位远亲。不巧那天远亲轮休。她又扑到他家里，他妻子说是到海边什么地方钓鱼去了。她又追去海边，终于找到了那警员，一同赶去边界警察站把弟弟接了出来。 四个农场友都被先后抓住，送回农场，批斗以后就放了。农民已经是最底层，还能到哪里去？要改变命运，只有以后找机会再走。 曾庆斯，《温故》第2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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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小鲁一针见血：党领导实际上是寡头政治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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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一针见血：党领导实际上是寡头政治 Sep 1st 2013, 06:25, by 明鏡雜誌 陈小鲁口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5） 　　　◇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中央正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有个同学问我，你想不想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值得参与。后来他就向鲍彤和陈一咨推荐了我，把我从二部借调出来。 　　陈一咨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秘书长，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比较红，思想比较开放，上面也信任他。他跟我谈了话，互相感觉还可以。我的优势是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西方政治毕竟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当时，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1986年9月根据邓小平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记得有党政分开组，党内民主组，社会主义民主组、机构改革组，人事制度组等，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我是1986年10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当时耀邦还在台上。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是赵紫阳牵头，耀邦没有参加，感到这很奇怪。1986年学潮是在12月份，这时候还没发生学潮。等于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中央指定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你想，耀邦是总书记，但是他不管政治体制改革；而赵紫阳是总理，主管经济，他牵头搞政治改革？这个大家马上都感觉到了。 　　赵紫阳开始不愿意干总书记，最后是老邓把他硬推上去了。而且赵紫阳原来还有个想法——这是老鲍跟我们讲的，赵紫阳不主张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块，因为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还很重，要集中力量。但是老邓有这个想法，而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政分开是主要的。我们后来体会，他认为当时扯皮比较多，两套班子掣肘。党政分开，实际上他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老邓最后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分开"，"核心就是党政分开"。按照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党政真能分开吗？挺难的。 　　有句话现在不大讲了，可那一段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共产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后来我们提出过一个建议，就是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社会身份，是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监督政府。我们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好像不应当是党政分开啊，而是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法制。我们当时奉为圭臬的，就是老邓1979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当时他说得很对：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到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儿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李瑞环在天津搞的不错，威信也挺高，他搞一些现在看就叫"民粹主义"的东西，跟老百姓搞对话什么的。但是他是一身二任，书记兼市长，所以他没有矛盾。可是别的地方不行。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要么分开了，书记、省长闹得不可开交；要么分不开，就是书记一人说了算，中间形态都没有。 　　◇　台阶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1972年，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见毛主席，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懂世事，要20年"。对于认识社会，对于人才培养也确实是这样。社会的复杂性，不是初出茅庐就能认识的。 　　我当初在政改办，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台阶。30多岁的人，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的。革命时期可能，因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时期，你一定要走台阶。我们不主张搞"三个梯队"提拔干部，没有意义。人为的，反而会造成坏影响。所以我们讲，干部一定要在基层搞个几年，在县一级搞多少年，然后在市一级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级不能光搞一项工作，不同的部门，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会，才能了解我们这个官僚体制如何运作，然后到省里。说老实话，这样到了省部级，50岁就是比较快的了。中央领导人就是60岁上下，最好干一任，到65岁或者70岁就下来。最高领导到70岁，普通领导一般到60多岁就下来。这是正常的循环。 　　对此，我曾经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我们39军提了一个副总参谋长。他当副团长的时候，我是政治处主任。他资格比较老，当时已经要转业了，要他去搞军史。后来可能是陪过胡耀邦，被发现了就提起来了，提到军长。他刚到总参的时候，你想，他从一个野战军，没有经过军区，直接就提到总参。野战部队很单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就完了。但他对总参的运作、对总参的机构，没有任何了解和认识。这时正好碰上一个事件，一个登陆艇叛逃，跑台湾去了。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怎么安排？他都不知道给那个部门批、批给谁来处理。另外，有没有预案，他也不知道。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说，缺乏必要的经历和台阶。 　　二是我们在英国调查英军干部的提拔，那一定是一级不落，而且在三个部门中转换：一线部队，指挥机关和训练院校。在一线部队，你当连长，当完连长，可能调到司令部当个参谋。以后，你要到军事学校去受训。然后再过来，可能到营里或者团里，再当指挥员。然后你就到上一级机关当参谋。这样子慢慢转到最高的军衔，就是总参谋长或者元帅。你当元帅的时候，你肯定在总部机关，包括军务部门，作战、指挥部门、院校都干过。这样，他不但对作战系统了解，对军务部门了解，对装备部门也会了解，包括训练和人才培养。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20年才能懂事。就是说，你不用20年时间，你怎么去了解国情？怎么了解我们这个体制运作的优、劣？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阅历。这是看书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看中国的报纸和书更看不出来。 　　◇　积重难返的臃肿 　　另外一个是机构臃肿问题。臃肿是怎么来的呢？1949年，我们是全盘接收了国民党的文官系统，曾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大批的旧政府职员，加上我们五百万军队下来，往哪安排？还要把军队转化成工作队，变成干部。然后按照苏联这套系统设这个部门，设那个部门。但就是苏联的机构，也比我们精简。 　　可以说，臃肿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文革时毛主席下那么大的决心，"煤炭部改成煤炭科"，当时真撤掉了，但是后来不是还得恢复吗。我记得薄老听汇报时曾经有一次插话，他特别清楚，说：解放战争时，一个县委就七八个人，带个板凳，就是书记，有一个通讯员，就完了嘛。哪有那么多人啊？他说，外国那些执政党，它都靠党费嘛。他那点儿党费，根本不够开个会。当时大家都笑了。当时薄老爷子还讲，实际上，满清政府的效率很高。县太爷，就管办案治安，不管别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现在组织机构就五大班子，还什么都管。最后弄得困难地区的税收都抵不上开销。 　　军队可以说是最统一、最整齐划一的了。可是老邓搞了百万人的裁军，过两年却又恢复了。你现在看我们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个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你还要考虑一条：我们的兵还并不都在第一线啊。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多少万。这都是吃兵额的啊。还有一个机构，叫"老干办"，干休所，它下面也有些战士，还配了设备什么的。你说你的作战能力还有多少？真正能够在一线使用的有多少？你是"军队办社会"呀。 　　再和外国军队比： 　　第一，我们有一个政治系统，是三分之一这一块的官，这就多大？人家国外没有。中国军队体制最早是学苏联红军的。我们分析过，政治委员制度产生于苏联红军时期，因为当年红军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将领是从白军倒戈过来的。所以说不可靠，需要派一个政委帮助他呀，比如像夏伯阳这样的。军队政治部门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嘛。但后来情况变了，苏军也是"一长制"了，只有个政治副团长，没有政治委员了，也没有政治部的机构了。而我们反而发展成为传统了，所以军队最大的臃肿就是这一块。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得很清楚：基层干部伤亡很大，有的是俘虏的白军士兵，第二天就当班长，一个月以后就当排长、连长。那怎么办呢？他要哗变怎么办？所以要有政治委员，要"支部建在连上"，看住他。就是你听我的，可以让你指挥打仗，你要是有异心，我就可以制约你。但是到后来，这就变成毛主席制约权力的一种方法了。就是说，同一部门他就得放两个人，放一个人他不放心。一个人搞鬼怎么办？你们俩人儿有点矛盾，我才放心。封建社会传统也这样，明代的东厂派监军，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们现在的军官，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制度呢？ 　　第二，我们副职多。国外没有副职，或者只有一个副职。英国部署在西德的莱茵军，5万多人——相当于我们一个军的架子，它只有一个司令，一个参谋长。要是我们得安排多少官啊？其实八路军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解放战争时候也没那么多，就一个副职，哪有那么多副司令啊？哪个野战军，也只有一个人是说了算的。比如三野打孟良崮，有个纵队司令说伤亡很大，叫苦。指挥作战的粟裕是副司令。他打电话，那个纵队司令就不听。我父亲接过电话说："你们几个都上去，要不惜伤亡，损失多少我给你补多少！一定打下来！"他一看我父亲讲话了，就没话说了。我父亲讲，战争年代，基本就是这样。你不行，就被淘汰。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规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制度，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个权力高度集中，慢慢就造成了臃肿，自己就动不了了。几次机构改革，是越改越多呀。当时我们也觉得，整个中央、国务院系统，人并不是太多，但是吃预算饭的加到一块儿，不得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统计说，满清政府，好像是28个人养一个人；到我们，是十几个人养一个人。当然，这个计算包含的人员不一定准确，但是它确实触目惊心。我记得还是10年前在宁夏调查，他们就讲，县太爷的儿子、姑娘，六岁的小孩就是公务员，一个月200块钱，吃空饷。到了这个程度。这牵扯到一个改革的命题，自己改掉自己是很难的。自己砍自己一刀，不容易呀。 　　 　　◇　民主先从1000人开始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共产党的权力从哪里来的？是宪法来的？还是人民选举来的？我提出一点，叫"武装选举"。为什么？天下是打下来的，就是武装选嘛。当时可以选蒋介石，他兵多枪多，甚至有中央政府。为什么选了毛泽东？他就是用枪杆子打下来了。问题是，这个"武装选举"，枪杆子只能选一次。选了22年(1927-1949)选上你了，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远保着你？ 　　改革开放，则是"经济选举"，就是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1976年老百姓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在向领导示威呀！怎么办呢？老邓就得修改，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老邓讲：如果你搞不过资本主义，你的生产效率不高，最后你就垮台嘛！这话是很明确的。我们当年就说这个，现在得还是这个。那么今后呢，这种来自于经济的"选举"，或者这种成就，能够保证你的政权多久？也不是一劳永逸吧？ 　　所以，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就觉得孙中山民主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还真有点道理。关于国家体制，我们可以画个图表示： 　　纵轴是国家体制——目前最高的就是"多党制"，下面是"一党制"。这里头如果再细分，多党里可以两党强，像美国；一党强，像日本自民党那样，一党长期执政，但是其他党骂我都可以。我们名义也叫多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但实质是一党制，而且你不能骂我；你骂我，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再下面呢，是"寡头制"，就是领导集团的几个头目参与。最底下，是"独裁"，就是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纵轴。 　　横轴就是时间。我们这个国家运行的状态，你可以画出一条横向曲线。比如说1900年，肯定是皇权啊，那还是在"独裁"和"寡头政治"之间啊，因为当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慈禧太后，她是"政由己出"，"乾纲独断"。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领导集团。然后下来，到孙中山时代，到袁大总统时代，就稍微宽松点儿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独裁，但是革命党也很厉害啊，他可以公开不听。包括蒋介石时代，他也没有绝对的权力，共产党就不听他的。 　　1949年的中国是什么状态呢？它也不是一个"党"来领导的，它是寡头政治，就是几个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作为一个党员，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普通党员甚至连建议权都很少，只有执行的权利。但是由于从战争年代过来，还有一个民主作风。我看民主这个概念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一种理念；二是一种制度安排；三是一种工作作风。我们通常讲的"民主"是最低层次的民主作风。可以说，1949年在这个图表上，是在一党和寡头之间这么一个状态。慢慢随着权力集中，这个曲线向下走。到文化革命，降到了独裁这条线。就是老毛一个人说了算。等老毛一去世，改革开放一开始，这就不一样了。老邓是强势，但是别的老同志也不软啊，又变成集团、寡头政治了。 　　到现在，我们是在集团和政党之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一个政党统治。政党统治，就是党组织要起作用。现在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选举还是形式，党员和党组织完全是一个人身依附关系。 　　我当时的概念，武装选举不能长久，经济选举也不能持久，必须找到一个治理的方法，才能长治久安。政改研究室当时的结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先从党内民主做起。因为别的不太现实，而且阻力会更大。当然实际上，党内民主也很难！因为我们"一元化"惯了，什么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说行动上保持一致，还可以；但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有意见、有问题不能提呀。这就不好说了。 　　从国外看，要说克林顿是多聪明的人？布什是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实践证明，所有西方国家就是靠制度的力量。我们呢，像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一时之选的人物。毛泽东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出问题？你只能归结于制度，不能归结于个人。个人的缺点，在这里面都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制度在支持他，对他的个人崇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因此，中国需要制度的变革。 　　实现党内的民主，是我一个长期的想法：从党内开始民主。因为"人民民主"这东西是个口号，现在没法实现，13亿人没法实现民主。何况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文化程度问题、政治力量的配比，等等。当时我们设想的是，我们能不能就在中央委员这一级、在1000个高级干部里首先实行民主？不要一讲话，市长就说"我为书记打工"这种话！ 　　13亿人事实上做不了主人，可以先从1000人做起。而且这1000个人，都是共产党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经过考核的，不是从哪个地方蹦出来的。这些干部当部长之前，起码有20年的工作经历，起码15年的党龄吧。他不是老百姓选的，而是共产党自己选的啊，而且已经给了他一定的权力。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提高一个层次，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呢？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现在你看不到这种改变。 　　当然，新的变化也是有的，比如领导人终身制的结束，这是从老邓开始的。这只是进了一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不能总是自我copy（复制）。两个党竞争，它们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们现在是自我copy，这就造成血缘上的"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现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在共产党的体系里，在权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历史的惰性。毛主席讲"最聪明的人是战士"，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地方选拔人才，来打破这种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谓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爷子想要探索出这样一个体系。他当时对官僚体制很不满意了，想改造这个体系，所以他把王洪文从工人中选拔起来。但他不是从搞文官制度、搞政党竞争这个思路来做的。 　　◇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 　　比如，广深铁路Ｈ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 　　◇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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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红二代”的武官训练和外交生涯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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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的武官训练和外交生涯 Sep 1st 2013, 06:22, by 明鏡雜誌 陈小鲁口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4） 　　◇　我眼中的领导人　　     文革一页翻过去40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1938年参加革命，最后是14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陈赓家的小涯子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　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10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8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　反思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矛盾的。在这矛盾中，我取的是传统这边。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总是有些恻隐之心。当然，我也不敢说"同情"他们，只是到我这儿，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他说，哎呀，我咳血了，身体不好。我说，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里反省。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我批准了他，他就躲过了一劫。但是当时毕竟年轻，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不是忽左忽右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都是错误的。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话讲回来，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是中央的政策啊。当然他后来又说了"要武嘛"。我做得对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有些人参加"文革"目的比较明确，"造反"啊、"夺权"啊。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绝对地盲从，还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你讲老师有错误，我承认；你讲他是"黑帮"，我就打个问号。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承认；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当然支持；但是你又说"要武"。这么一来，不就乱套了吗？ 　　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1966年7月底，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造反歌出来了，对联也出来了。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语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杀杀，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就不是这样了，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 　　另外，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政府、法律、监狱，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所谓暴力倾向、弱肉强食这些"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就要限制暴力。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种偏激的态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国，法国"红五月"的青年运动、洛杉矶的暴乱、海地地震后的抢劫，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公安局不进中学嘛，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纵容。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又来一次，台湾叫"族群分裂"，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民族的启蒙，大家讨论可以，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就没办法了。 　　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在研究，在总结文革，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事，是个好事。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还有就是多数人，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伤疤不愿意揭。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还是寻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直到后来，我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体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说1975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 　　◇　武官训练 　　打倒四人帮之后那几年呢，就觉得思想上有点儿开放了，各种思潮也有了，包括"西单民主墙"啦，这些东西都有了，有一些冲击。我这个人比较认死理儿，所以对处理西单民主墙，不大满意。既然是西单墙把你们捧上去的，怎么你后来又把它封掉？这有点太实用主义了吧？如果是我的话，当初你支持我的时候，我就把你封掉，对不对？你不能说，噢，支持你就是好的，不支持你就不好？当时我有这个想法，现在还这么想。这个事情说明，共产党的作风啊，就是马列主义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不过没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了。当时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准备开展军事外交，贯彻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的"团结一条线"，主要是"联美抗苏"的观点。因为文革十年形成一个断档，就从全国调了一批团职以上、比较年轻的部队干部，到南京外语学院学习。然后准备外派武官，开展军事外交。我们等于是调干轮训，除了英文，还有一年的武官业务。当时我们的英文课本，内容还是《为人民服务》什么的，没有什么国外的教材，只能是自己找点书看一看，听听"灵格风"什么的而已。那时候还比较"左"，听"美国之音"还算偷听敌台呢。不过里面教"英语九百句"，我们有时候也听。 　　严格讲武官是代表军队的，而军队是国家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所以也是代表国家。武官业务，就是军事外交，然后就是情报。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武官业务的课，一个是学我们的战争理论，军事知识等等。另外，学一些外军的情况。还请一些老武官给我们讲授一些经验。 　　当时，一个以前驻老挝的武官给我们讲课，讲怎么做工作，特别生动。他正好赶上越南南北统一、老挝革命胜利那一段动荡时期。那时候，美国人已经跑了，老挝的右派势力也衰弱了，大变在即。很多旧政府的老挝军人，属于中间势力，就向中国使馆靠拢。中国的武官工作很方便，想要了解军事部署和动向，人家就把他直接带到作战室里，说，我们这点玩意儿，对你们来讲没什么，随便看。到最后，左派要进城了，这些中间派的朋友感到害怕，就来问他，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要走？他当时劝人家留下。这些中间派的老挝军人在当时权力真空的时候，出面维持了社会秩序，然后把国家政权交给了巴特寮，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后来这武官非常后悔，因为留下来的那些朋友，都被清洗了。他讲课的时候就这么讲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当时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降将还有做政协委员的嘛。老挝革命胜利，也应该这样，这些军人还是有贡献的嘛，也应该善待。他没想到：老挝胜利是越南支持的，越中当时已经有矛盾了嘛。第一，这些军人是旧政府的人；第二，他们是中国人而不是越南人的朋友，人家忌讳。第三，这些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心气儿很高，他也不一定能学习和接受中国的那一套。反过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过河拆桥的事儿还少啊？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整死了一批人嘛，"降将"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所以当时就应该劝他们走，起码能保住身家性命。 　　老武官们的经验之谈，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武官的主要业务则是军事外交和情报。军事外交好理解，情报嘛，我们有个说法，就是"戴白手套"和"戴黑手套"的：白手套就是武官系统，公开的。武官是公开收集情报，通过交朋友，通过只言片语了解点情况。另外就是从他们的报纸等公开资料上，进行分析。黑手套就是谍报系统。谍报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系统，是机密的，需要掩护的，需要以特殊身份进行的暗中收集情报。也包括通过技术侦查，比如监听、卫星。再有就是情报交换。不过这个系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　外交生涯 　　在南京学了三年之后，1981年1月，我抵达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我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当时总参来了一个代表团，和英国一家大公司谈一笔生意。代表团是星期六到的，公司都休假，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去接的他们。寒暄过程中，英国人说到：现在英国在整顿国企，要把煤矿私有化，于是煤矿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煤矿工会是非常凶的，坚决不退让，就和政府顶着。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就有点教训的口吻说：你们要关心工人啊，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啊。人家也不争什么，然后大家吃饭，聊聊天。代表团的领导说，我们明天开始谈判，请你们把合同准备好。对方说，行。星期天谈判，对方就老板一个人，带着合同来了。我们的翻译一看，说，老板，这是谁给你打的，错别字这么多？老板说：礼拜天，秘书休息。没办法，我自己打的。代表团的领导当时就很火：哎，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呀？他们就不能加班吗？老板说：这不行，有法律呀，你们昨天不是也说了，要照顾工人的利益吗？我付他双倍工资，他也不愿加班儿。这是人家的权利呀。所以我只好昨天晚上自己打，很抱歉，我打字技术太差。这件事说明这个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对此，大家深有体会。 　　刚到英国时，他们对中国外交官还是有限制的，不过它是对等的。当时，国内对外国人的限制是开放的城市外围20公里，20公里以外就不能去了。我们是对所有外国人，画一个圈儿。所以英国对我们是对等的，也有限制，不过是35英里，比我们宽得多。出了这个圈，你要写明目的，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住在哪儿？走什么路线？都要报。我们的大使曾经出过一个事。他参加一个活动，于是报了路线，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高速公路。后来呢，中途下高速公路吃了顿饭，再上高速公路回来。人家就抗议，说你违规：为什么不按路线走？中间在哪儿吃饭也应该报告，很严格。但是它并不设禁行的牌子，因为它只是和中国对等限制。 　　我也出过一个事。当时有一个代表团到英国的工厂去。英国国防工业署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工程师，心脏病发了，你们得派人去。其实我们去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怕负责任，万一死在这儿，要出事。所以要我们去。哎哟，我赶快就给英国外联处打报告，说我开车去看病人。获得批准后，给了路条。我车开得极快，就超速了。结果后边来了一辆警车，打警灯，没办法，我靠边停下来。他一看，是外交使馆的车。他说，"你超速了。"我说，"对不起，我有急事。"我赶快把路条拿出来，上面写的是看病号。警察于是说：那你爱开多快开多快，只要安全，我们规定医生是可以超速的。但是这小子不死心，怕我造假，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考文垂的警察局。我刚到，那边就来人了，估计是反谍报系统的。他很客气，一进门就说："中国代表团的人在吗？听说你们有个病号？"我说是啊。"听说还有人来看他？"我说我就是。然后他说，"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愿意提供。"两天后，该代表团经过伦敦回国，就跟我讲，说那个工厂后来被警察局询问，说"为什么共产党中国来了人，你们不报告？"这个厂商也算违反了"外事纪律"，没向有关部门报告。可见，当时的中国外交的确很受限制的。 　　我去英国之前，英国远洋舰队每年都要到远东来训练，一般都在香港停靠。后来英国执行紧缩财政，就取消了远东的军事训练。1982年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打败阿根廷之后，英国、香港就有一派鼓噪："大英帝国还是实力强盛嘛！"军方就筹划恢复远东的训练科目。这时正好赶上中英谈判香港的回归，这就带来个大问题：英国"恢复"远东训练，还要在香港停靠，如果把这个跟中英谈判联系起来，是不是"挟福岛作战胜利之威"，向我们施压？或有点"武力保卫香港"之类的涵义？这是个大事，大使亲自过问了。我的看法是，这是"例行"的，英国军队内部在这次作战之后，发现它这个远洋能力的训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过去就有，所以不好说它跟香港谈判有直接的联系。大使说，那不行，此时此刻，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呀！于是我们开始运作。 　　第一个管道，我正好参加一个英国军方的活动。见到他们英军海外援助——就是管理"军援"的一个少将。我跟他聊起来，我说，听说你们舰队要去香港啊？他说，是啊，要去。我说，"你们的军舰要停靠香港？""当然要停靠香港了。"因为军舰停靠是要交钱的，停靠香港就不要交钱了。我说，"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什么后果？这是例行训练啊。"我说，"可是现在，中英间正在进行香港归属谈判，你们没考虑这对中英谈判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很在乎吗？"我说，"当然在乎啦！"到最后，我讲，"我希望你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你的上级：我们很在乎这个事情，希望你们妥善处理。" 　　这是第一个信息传过去。接着，我们的武官直接找了他们的空军元帅，总参谋长，军职最高的，希望他们不要停靠香港。外交就是要传达信息，缓解矛盾。我们是国家在最前沿的触角，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问题一蹦出来，就会变成势不两立，谁也下不来台。外交是很讲面子的，我们要给人家台阶下，人家也要给我们台阶下。所有的外交冲突、军事冲突，都是一样。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想法找出共同能够接受的台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来好像是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派了补给舰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总之这个事，经过处理，对中英关系和谈判，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未完待续）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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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毅死后儿子写诗讥讽毛泽东：一死何须万岁泪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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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死后儿子写诗讥讽毛泽东：一死何须万岁泪 Sep 1st 2013, 06:19, by 明鏡雜誌 陈小鲁口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3） 　　◇　从监管到入党 　　我刚到部队的感觉，就像到了天尽头了。坐火车到沟帮子，从沟帮子再坐汽车，后来干脆都成了土道。视野所见，只是一片泛着白的、长着野蒿子的大碱滩。团部也只是一些平房，有些连队还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团一共只有10辆卡车，两辆吉普，那时候"战备"，只能让一辆车动，其他车只能定期保养保养。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100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14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200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1970年3月8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就在这之前，我妹妹要入党的时候，人家就问她：你对你父亲什么态度啊？你对"二月逆流"什么态度呀？这些怎么回答呀？这等于逼着你得批判你父亲。所以我们部队还比较好。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　军史和野史 　　我们连是39军115师344团3营7连。7连是在大比武时"突出政治"出的名。大比武中很多人作假，比如从全连各班挑出来的尖子凑成一个班，那比什么成绩都要好很多。当时的指导员比较正派，不搞弄虚作假，在部队威信挺高。他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把连里的炊事兵、号兵、通讯员这些后勤兵组织起来，参加大比武。大比武的时候他不出众，但后来一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化思想，翻过来他就是"硕果仅存"的了，成为突出政治的典型。 　　那时候部队以军为单位讲军史。我们军长讲39军的军史，是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先说一遍我们的历任军长，到当时的朱军长，也不知道是第九任还是第十任了。他数完了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现在好的就剩吴法宪了"。其实吴法宪只当过政治委员，还不是军长，听着挺寒心的。 　　讲完概况后，就要讲一些战斗英雄。我们团最出名的叫赵旺，是一个"孤胆英雄"。他这个人就像农村讲的二愣子，有点缺心眼，一打仗老睡觉。抗美援朝中，我们连有次守一个山头，前面山头还有一个连。晚上大家在"猫耳洞"里睡觉，后来紧急集合撤退。没有灯，也不能出声，大家就是掏洞子，摸到一个洞子里的战士，抓起来，摇一摇，把他摇醒，拉起来就走。到他这儿，一掏，摇一摇，这小子没醒。大军撤了，他还在那儿睡觉。我们连撤得快了点，前面的连还没撤出来，美国鬼子就已经占领了我们连的阵地，把前面连队的后路切断了。赵旺这时醒了，一看不对啊，隐隐约约的光线下有钢盔，是美国鬼子！他拿起枪，乒乒乓乓就打。其实就他一个人，可美国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黑灯瞎火的怕中埋伏，就撤了。前面那个连队一听打起来了，加紧往后冲，就这一会儿工夫撤出来了。 　　两个山头挨着很近，那个连的指导员撤出来说，山上还有我们的人，就带着通讯员跑到山根底下接应。赵旺打了一阵，美国兵一听，哎，没多少人！就又往上冲。这下赵旺就招架不住了，抱着枪从山上滚下来了，正好被那个指导员接住了。回来，他就成英雄了。因为没他，那个连就被敌人切断了，肯定完了。那时领导当然不是这么讲，讲的是赵旺如何是"孤胆英雄"。散了会，就有老兵叫我们："过来过来，给你们再讲讲"，其实是这么怎么回事儿。我记住的，就是这个老兵说的。领导讲的是写在军史上的，老兵讲的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 　　赵旺回国以后，就被提为干部。他没文化，不能带兵，就专门派文化教员教他，可教也教不会。有记者问他："你怎么这么英勇啊？""那怎么了？我不打他，他还不打我呀"。记者问他，你身后有什么？"山呀"。山后有什么？"还是山呀"。记者是想让他说身后是"祖国"，他就说不出来。后来派他去北京参加志愿军英模会。开完会了是宴会，他还跟毛主席碰了杯。回部队后，军长特别问他："你见到了毛主席了吗？毛主席怎么样？""毛主席呀，好胖啊！"他六十年代转业了，他从来没有以英雄自居，就是种地。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农民，中国士兵，中国社会的中坚。 　　我们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个号兵，外号叫"吹破天"。军长不让他转业，说英雄全转业了哪行，"传统"哪去了？他当时是连队的号兵，这个连队全部打光了，他也没有弹药了。他就藏着。鬼子冲到前沿了，他突然就站起来吹号，"哒哒哒"一吹。美国鬼子知道这是中国的冲锋号，突然一下子，吓坏了，马上就退了。愣是一个号就把一个连的敌人给"吹"下去了。吹下去以后，没打呀。鬼子跑了半天，觉得不对，"共军虚张声势"！又上来了，而就这几分钟，我们的后续部队占领了山头，鬼子刚快到山顶，一顿子弹打下来，美国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否则，如果是美国人占了山头，我们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夺回来。多有戏剧性，但这就是真事。 　　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点。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听这些经历，就是传统教育呀。 　　◇　一死何须万岁泪 　　部队都是搞正面教育，就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是团政委亲自传达的。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讲得很严厉，但是政委在我们连传达，就比较委婉，讲得轻描淡写："'二月逆流'嘛，就是几个老同志犯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就是发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这些老同志经过革命锻炼，还是能够改正错误的。毛主席说了嘛，'他们说一说也是可以的'"。 　　后来，1971年传达"庐山会议"，当时有个"二陈合流"的说法。政委传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陈老总爱放炮，他跟陈伯达不一样，他一点火就着。"据说别的部队传达，这两次讲得都比较严厉。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终于在1971年五一节，他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1971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后，一个排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还不赶快回来？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9·13"事件的消息。我们39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所疑虑，但是不敢说。最后说他是因为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怀疑，也慢慢大了。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　部队生活 　　我真正接触工农兵，就是在部队这个时候。当时觉得部队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危急时刻，都能够顶得上。有一次辽河决堤了，我们团去堵口子。平常干活的时候，当兵的扛着锹在水里干，当官的都是指指划划、溜溜达达的。但抗洪救险最后堵口子的时候，军长亲自来了。军长往前一站，师长、团长在旁边陪着。营长以下的，全部一个人扛一个麻包，干部带头上。我想，连长平常那么神气，真到了关键时刻，营长带头，然后连长，再后面才是我们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才是部队战斗力的真正体现，说动就动得起来。 　　再有那时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绝对比现在好。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缸满地光"。另外比较强调官兵平等，我就给新兵洗过衣服，做思想工作什么的，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跑官儿"的。那时候部队整体比较单纯，也还有点民主。1968年12月份，部队搞整党。那些"后进战士""讲评"指导员，真是很厉害。我们指导员当时在营口"支左"，连长主持整党，指导员也得回来听战士讲评。全连都坐在地窨子里头，一个平常老泡病号的"后进战士"说，指导员平常要我们讲自己的思想，都讲得很好，我就想问他一下子：为什么他到营口，要搽雪花膏？为什么在盘锦就不搽？这是什么思想啊？"你知道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讲的一针见血，指导员脸红耳赤，说不出来话。 　　我当了团里的干部以后，政委就跟我讲，你表现很好，就是对部队管教不严。我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儿多了，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也认为你是这样。但是你想，我们团里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小事你都不管，这个部队就不叫部队了嘛。政委讲了以后，我注意了许多，但在实际中，我还是经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处理问题。 　　当时，有一个干部闹家庭纠纷，女方怀疑他有外遇什么的，闹翻了，就告到军里，说他反"中央文革"。上面把这问题交给我处理。我觉得，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很正常。我对女方说，你们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乱告状。我问你：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她说有两年了。我又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告他呀？这些事绝对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的，后来调解调解就算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路过北京，把所见所闻到处乱说，结果把他追查出来了。我找他谈话，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就说你是听来的，不要说是你自己看到的。传谣能把你怎么样啊？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1945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50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64年的兵，我是68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1956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可是我们主任呢，教导员进来，他屁股都不抬。所以军政治部、师组织部来调查的时候，教导员就讲，杨主任不行。你看陈小鲁，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我们到那儿，他都出门迎着我们，非常客气，非常谦虚，而且他能力挺强的。其实，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导员给我出的，可是他说陈小鲁什么事都办得挺好。 　　我当时当了团的干部，我就跟他们说，我当团政治处主任，不见得我比你们就高多少，我是有机遇，我们老爷子或者领导关注什么的，这不等于我的水平比你们高。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关，但是充分表示了对老领导的尊重。 　　后来军区组织部长来考察我，考察完专门跟我谈话。他说，我们在军区调查这么多年轻干部，像你这么反映好的，没有。他说，不但战士说你好，干部说你好，关键是老同志都说你好，这就非常难得。你的老上级、你的营长、你的老连长，都说你好，一般的青年干部做不到这点。军长也跟我说，沈阳军区1976年对全军区的青年干部做调查，你是表现最好的。所有老干部都说你好。 　　◇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1975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1971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未完待续）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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