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新闻: 10/16/13

2013年10月16日星期三

明鏡歷史網: 五十年代的饥荒从个别地区向全国的蔓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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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饥荒从个别地区向全国的蔓延过程

Oct 16th 2013, 13:54, by 明鏡雜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悲剧，当然也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之恶果。在编撰《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的四年中，我有幸认真地阅读了中共的内部资料和档案，发现1959-1962年的大饥荒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950年代初就开始，由小到大、由个别地区到全国蔓延，最终酿成全国性灾难。这一灾难的起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于1953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顾名思义便是国家统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销售，由国家而不是由农民来决定他们必须交给国家多少公粮和余粮。如果政府有需要，农民会被迫将其全部收成销售给国家，而他们赖以存活的口粮，则要等到国家收集了公粮和他们的余粮以后再恩赐给他们，即所谓"返销粮"。这样，中国农民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了：作为粮食生产者，竟与其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产出粮食的广大农村，竟成为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统购统销"方法的陈云，其实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也一直是非常犹豫不决的。他在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报告中还自问道："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10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致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然而，毛泽东却比陈云坚决得多。早在这一年的10月2日，毛就以战争指挥员的姿态决定"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付出粮的，一面是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他还为自己的决定找到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他还宣称，"粮食征购"其实是"对农民的改造"。对此，邓小平说得更为明确，统购统销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次很大的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党和政府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

本来，统购统销要征集的是农民的"余粮"，而"余粮"应当是交了公粮 (农业税)并扣除了种籽、饲料、口粮等"留粮"之后剩余下来的粮食。但事实上，农民能有多少"留粮"完全是由政府说了算。因为种籽、饲料等作为再生产之必需属于硬指标，政府难以随意裁减，因此"统购"的活指标实际上就变成了农民的口粮。换句话说，征购越多，农民的口粮就越少。但又因为征购越多，政府干部的功劳越大，各级党政府部门就必然用各种手段来压榨农民的口粮，以"超额完成"征购任务。

1954年，就在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实施的第二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承认："(1954年)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以至有些地方硬挖了农民的口粮"。在这样的情况下，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人为制造了饥荒和死亡：不少农民或因为口粮全部被争购而饿死，或在被逼交余粮的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或者，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公开反抗，则立即被作为"破坏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反动势力"，被公安机关逮捕枪决。在1953-1954年，第一轮的统购统销就充满了血腥味。虽然在公开报章如《人民日报》上从没有关于饿死人或"非正常死亡"的任何报道，但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这一年就有数十篇的相关报导。据海外学者丁抒初步统计，1953-1954年间就有数万农民在以"统购统销"为标志的"粮食战争"中"非正常死亡"。

众所周知，四川、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都是重灾区，饿死或"非正常死亡"的农民数以百万计。但认真阅读1950年代统购统销史料的读者还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同样是为党国发动的第一场"粮食战争"的重创之地，其区别不过是灾难的规模大小，这恰恰体现了从小雏形到大浩劫的恶性发展过程。例如，四川温江地区是富饶的产量区，但在大饥荒中饿死达百万人。自统购统销政策出台，那里便出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场饥荒。当老实的农民或被逼或自愿地把几乎全部余粮交给了统购统销工作组后，就突然被告知政府不会提供"返销粮"了。于是，浮病流行，饿孚遍地。农民因缺粮求救的所谓"闹粮事件"却被四川主要负责人李井泉等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活动"，116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和破坏分子"被中共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关、捕、杀。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下去调查吃惊地发现："统购过头，农民缺粮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地富反革命煽动闹粮难以自圆其说。崇庆县羊马乡白庙村患肿病七十一人，６月１５日至７月３１日一个半月中死亡十八人，均为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和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全村七十八户贫农，死亡五人；五十五户中农，死亡八人；十四户地主，死亡五人。从死亡比例看，地主最高，中农次之，贫农最低"。

这样的情形绝非孤例于温江。从1953年冬到1954年春，四川全省至少处决了512名"破坏统购统销"的"反革命分子"。胆小怕事者惟有自杀，例如在开始实施统购统销的一个多月里，涪陵地区有17人自杀身亡。山东省莱阳专区平度县十六区，在1954年2月25日到28日，"四天中，因干部强迫农民卖粮而被殴打、绑吊、挨冻的有九十九人，其中打死一人，有四人因被打而自杀(一人自杀未遂)"。山东济宁、德州、昌潍、泰安、章邱、泗水、临沂、广饶、苍山等地在夏粮征购工作中，"因干部强迫命令自杀已死的计二十八人，自杀未遂的二十人。如滕县四区区委组织委员朱惇华在夏征夏购中诬称中农李仲凯(工属)破坏统购统销，把李仲凯绑到乡政府押起来……李仲凯吊死于乡政府内。" 安徽在1953年年底就完成了征购任务的八成,但却"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卢江县三个、望江县三个、六安县两个、湖东、潜山、当涂、绩溪、阜南、阜阳、滁县各一个"。从1954年12月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到1955年1月28日止，又"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死人二十九名……从死人的原因来看：因统购统销宣传的不深不透，政策交待不清，并向群众胡说乱讲，甚至说些带威胁的话，而促使自杀的有十二人。因干部强迫命令，硬性的派任务，定产量定高了不予核减，甚至挟嫌报复等而促成自杀的有十三人。有些是余粮户，懂政策，但抗拒不卖，并企图破坏统购统销工作，经揭发、检举畏罪而自杀的有四人。"

又如，1954年6月30日，甘肃省民政厅长李培福和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马青年向省委报告临夏专区发生的饿死人现象如下：

临夏农村缺粮、断炊、逃荒、饿倒、疾病现象很严重，癿藏桥头乡三百八十八户中，饿倒在炕的有三十八户，一百四十多人，有二十户人饿得走路东摇西摆；石头湾村十五户中有十三户已将牲畜卖光，卖地、典地的有九户。……吹麻滩区吹麻潍乡第一行政村一百五十二户，逃荒的有三十八户八十九人，出卖和死亡的大牲畜共五十多头，病死七人；癿藏回族自治区吴家堡乡今年死亡四十二人。东乡、临夏、永靖三地逃荒的有一千二百多户，五千一百多人，从临夏到和政的路上，有一天即有逃荒男女约四千人。

东乡、永靖、临夏县不完全统计：今年一月份至五月份非正常死人共六十四个，其中有二十六个系因缺粮吃而饿死。临夏县多木寺乡马刀刀，五十七岁，因供应的粮食不够吃，上山打柴饿死山上。癿藏马土力卖家中无粮吃，去奔娘家，走到途中，因饿不能行动，怀抱婴儿死在路旁。

发生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干部对去年歉收情况估计不足，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又发生严重偏差。统购时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非余粮户也出卖了粮食。据中央民委马杰同志反映，临夏马莲滩关家村二十七户，只有两户有余粮，有些还是缺粮户和应该救济的户，但在统购时除三户外，都卖了粮。其次是在统销中，有些地方严重地违犯了供应政策……特别是违背了以吃饱为原则的政策，层层控制，扣得太紧，临夏县五月份突然停止和推迟了二万余人的供应；供应者每天每人只有十两至十二两原粮，后来又压缩为半斤至五、六两。居家集、癿藏、吹麻滩三个区有十天无故停止供应，北塬区规定每乡每天只供应二百五十斤原粮，马集区规定每乡每天只供应十八户。有些地方并规定有牲畜、有劳力、统购时卖过粮的人等都一律不供给。

因为随着朝鲜战争几乎打成了平手，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袖们觉得他们有了和世界第一强国叫板的本钱。下一步，自然是要更为积极地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参与"冷战"，并积极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实现世界革命的宏图大略。这一想法，在1953年9月毛和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争论中表露无遗。当时梁提出工农之间待遇的差距太大，建议缩小。毛批评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由此可见，毛和中共领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对农民的口粮剥夺其实并非"仁政"；但在他们看来，这服从于他们坚信的打赢"世界大战"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从这一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及中共在1953-1955年间大力掀起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热潮"，拨开"社会主义道路"等官方宣传的美好词藻，其本质不过是更有利于党国直接剥夺农民粮食的一种战略战术而已。因为合作化了，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及其干部。这样，整个中国便完成了一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为党产"的转变，粮食的统购统销自然就容易得多了。这一点，连中共的党史学家都看出来了："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全国1.1亿户个体农民，被组织到了约100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就不需要再直接与农民发生联系了，统购与统销都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进行。" 就这样，农民作为生产者，和他们生产的粮食完成了彻底的剥离，彻底地失去了对粮食的支配权。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全国农村完成了合作化的1956年开始到1958年更为狂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之前，饿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件就以相当规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央绝密文件的记载，便有几十次之多。例如，广西有过较大规模饿死人的"临桂事件"和"平乐事件"。1955年7月，"广西省桂林专区临桂县，由于粮食统销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在七月二日前，已饿死五百三十一人，身体浮肿的达六千人"。 1955年，在平乐县，政府"普遍购了农民的口粮"，"平乐县二塘区除交公粮、卖余粮外，平均每人全年只有口粮253斤，个别乡每人平均七、八十斤。"1956年春，没饭吃的农民只能大批外逃。据内参资料反映：

平乐全区因灾死亡的共1,095人(饿死的323人，与缺粮有关而死的772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5,885人，出卖妻子、改嫁的1,363人，逃荒的8,415人，卖家产渡荒的15,776户。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钟、贺县最多。

另，横县因缺粮致死的434人，自杀的38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38人，卖妻子儿女的105人，逃荒的3,734人，患浮肿病的9,350人。

地委书记杨林对严重饿死人的问题不但不正视，反说：我区灾情不大，死人不要背包袱。平乐县民政科写了一个灾情报告，被县委副书记批评为：上报灾情，是想得奖赏么？在一次会议上，曾有人反映下面有饿死人的现象，该县县委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说饿死人，我问你破开肚子看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因此，灾情越发展越严重，直到去年7月省委救灾工作组下去后才得到制止。

甘肃的情况更为糟糕。据该省财贸部的一个绝密统计资料《甘肃十六个县人口死亡、疾病、外流情况表》（1957年12月至1958年5月），通渭、武威、张掖、平凉等十六个县在5个月内共有44,454人因饿而患肿病，3,194死亡；加上其他非正常死亡6,439人，死亡人数已接近万人；此外，还有17,475人外出逃荒。另一份资料显示，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天水地区徽县全县外流人口达1185人，在少数缺粮和疾病严重的农业合作社，生产几乎陷入停滞。"据统计，从1958年1月至4月26日止，全县共死亡3139人，其中死于肿病1113人，黄瘦病327人，流行性感冒565人，其他疾病1134人。由于粮食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有的农民不满地说：'共产党一切好，就是这回不给粮吃。使人信不过，想不通'。"

又如，云南曲靖专区也有过一个"陆良事件"，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的规模已近两万人。起因是1957年公粮征购过头，县委被迫给闹粮的农民放了一部分粮，结果被云南省委定为对"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反扑"的"严重右倾"，县委第一书记遭到撤换。1958年初，同样的事情发生，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便死也不肯再放粮。结果造成肿病流行，饿孚遍地。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仅陆良县就死了12,912人，占整个曲靖地区死亡人数19,072人的67%，全县人口的5.6%。

值得一提的是，在"陆良事件"之前，云南临沧县在1956年3-9月期间，也发生过因合作化后粮食高征购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根据云南临沧地委的机密报告所述："事件发生于三个区二十六个乡的范围内，共因饿致死的有110人（其中以四、五两区为严重，在两个区二十五个乡中共饿死108人）"。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是:

"三定"时执行政策有偏差，多购了农民粮食而供应又未及时跟上去……五区区长马文庆同志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因县委原分配给四区的任务，四区完不成，县委即两次口头上加给五区781，570斤），曾向县委提出"五区任务原已较重，这样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口粮标准，要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县委书记董存忠同志对此意见并未加以认真考虑，而表示："口粮标准不能压低，任务也要完成，如不执行口粮政策叫你负责。"由于县委对来自下面的意见不加以认真的分析，帮助下面解决困难，而是对下采取强制手段，形成了层层施展压力，致使农村中强迫命令现象严重，"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做法在在皆是，不仅对地富如此，对农民也如此。

到1958年10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已经成为整个云南省的问题。中共云南省委的报告透露，"据最近核对的数字，至十月十日止，全省累计发病三十八万八千多人，死亡三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的占半数。"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下列有意义的结论： 1）虽然诸多事件发生时间不一，但起因是一个，即国家对农民粮食的高征购； 2）人造饥荒波及的地域，在短短两年内，从临沧一个县的某几个区迅速扩展至陆良全县，乃至曲靖整个专区和整个云南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对农民口粮剥夺的普遍性；3）饿死人数目急剧上升：1956年还只有108人，两年后至少达到了19,072人，剧增了近20倍之多！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从合作化到大跃进运动，中国农村正从一个深渊走向另一个更大的深渊。

注释：（略）

宋永毅，《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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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户口册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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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册上的中国

Oct 16th 2013, 12:41, by 明鏡雜誌

　　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并禁止民众自由迁徒，"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块治罪。通过建立严密的户籍制，秦国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与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战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入咸阳，诸将忙着抢金银财宝，抢美女，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这体现了他过人的政治远见，后来"汉王（刘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也，以（萧）何具得秦图书也"。

　　户籍制度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保障征税征役，二是实现社会控制。历代王朝建政之后，首先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统计、登记全国人口。

　　汉代：从私民到公民

　　大汉王朝的某年仲秋（八月），西北，万里晴空。张掖郡居延县的县衙门口，排了长长一大溜人，那是居延县的居民，他们按照国家的法令，扶老携幼，前来县衙登记户口，并接受官府的验查。这个过程叫做"案比"。

　　居延县西道里的一名燧长（边疆哨所所长）徐宗，也夹在人群中。他今年五十岁，家有七口人，家产（包括住宅、田产及耕牛）共值一万三千钱。这些户籍信息，他必须如实报告衙门，由衙门登记造册。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农、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这叫做"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一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登记的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及其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请注意，"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已经出现了，意为"国家的人"，与隶属于贵族的"私民"相对），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算赋"（向15岁至56岁的成年人征收）、"口赋"（向未成年人征收）和"户赋"（按户征收）。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还必须为国家服"正卒"役二年、"戍边"一年，并在本县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徐宗所担任的燧长，应该就属于"戍边"的徭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户籍，须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所有赋税与徭役的征收及社会控制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发达的户籍制度来支持。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封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周天子是管不着的；同样道理，各大夫封邑上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味着将国民从隶属于贵族的人身依附状态中释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当汉王朝的居民徐宗在排队申报户口的时候，他应该想不到户籍制度背后的深刻历史变迁，但他一定知道，如果他漏报或虚报户籍信息，将受到官府的惩罚。两千年后，在中国西北居延等地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便有徐宗的户籍档案。感谢这批在两千年的风沙中保存下来的文物，让我们今日仍有机会见识一下汉代户籍档案的面目：

　　"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

　　唐代：良民与贱民并立

　　如果徐宗生活在唐朝，那他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还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团貌"，继承自隋朝的"貌阅"制度，意思是说，县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验查户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虚报年龄或假冒残疾来逃避赋役。验查无误之后，便根据年龄大小在户籍档案上注明"黄小中丁老"，按唐朝的法律，男女3岁以下为"黄"，15岁以下为"小"，20岁以下为"中"，男性居民21岁以上为"丁"，60岁为"老"。成丁即意味着要承担赋役。

　　包括"团貌"在内的户籍登记，每三年举行一次。因为有了"团貌"的程序，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身高﹑面部有何特点。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账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古代没有照像技术，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这也显示唐代的户籍制度已发展得更加严密了。

　　唐朝因承创自北魏的均田制，国家要按照户籍上的丁口向每个家庭授田，18岁以上的男丁每人授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受田之人去世之后，则由国家收回；另外20亩为"永业田"。口分田与永业田原则上都不允许自由买卖，只有在户籍迁移或无力丧葬时，才准许出卖永业田。女性一般不授田，只有当户主时才得授田50亩，寡妻妾也可授田30亩。商人的授田数量是平民的一半。贵胄与官僚则可以拥有从200亩至100顷的田产。获得了国家授田的百姓，需要为国家纳税和服役。唐朝的赋役也属于人头税，每丁每年纳粟二石，叫做"租"；输绢二丈，叫做"调"；每年服徭役二十日，若不应役，则按每日三尺绢折纳，叫做"庸"，合起来，就是"租庸调"制度。

　　均田制是一种比较均平的财产制度，大体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抑制了土地兼并。但农民也因此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老百姓要出个远门，需向户籍所在地的官方申请"公验"（类似于通行证），才可以出入关津。我们以为长安城可以来去自由，那是浪漫的想象。守城的门卒若放了没有"公验"的人入关，要被罚服一年苦役。

　　但唐代户籍制度跟秦汉时期的最大差异，并不是增加了"团貌"的程序，而是形成了"编户"与"非编户"两个不平等的阶级，编户为良民（自由民），非编户为贱民（非自由民）。换言之，国家的编户齐民只覆盖一部分人——良民，另一部分人则属于贱民，没有资格编户，只能附籍于主家。唐代的贱民主要包括给官府服役的官贱民，如工户、乐户、杂户；以及依附于门阀世族的私贱民，即部曲、奴婢，他们是属于私人的财产，可以像货物畜产一样交易。

　　唐代良贱制度源于魏晋南北朝的"第二次封建化"：一批士族慢慢演变成垄断了政治权力、经济特权与社会地位的门阀世家，他们十分重视谱牒的修订，并只在豪门中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而另一批失去土地与财产的平民，则成了依附于门阀的部曲、奴婢，丧失了独立的法律地位。这有点像先秦的贵族与私属的关系，不过魏晋以降的"封建"并不是国家建制，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想穿越到唐朝，那请先祈祷：别降生在贱户之家。

　　宋代：迁徙的自由

　　由唐入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拉开中古与近世的历史分期。我们这里只介绍与户籍制度有关的变迁：经过五代的厮杀，门阀世族土崩瓦解，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原来的部曲也得以摆脱人身依附状态，获得良民的身份，纳入国家的编户齐民。即从前的贱民，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或者说，都成为自由民了。

　　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市民阶层已然形成。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户籍档案叫做"五等丁产簿"，每隔三年编造一次，虽然带着"丁"字，但实际上五等户的划分跟各户人丁数目毫无关系，而是以各户财产多少为标准。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待清楚：中唐之后，均田制已经解体，宋朝立国，即承认土地彻底私有的现实，允许产权自由流动，不抑兼并，于是贫富分化并经常互相转换。汉朝的那位徐宗，家产只有"一万三千钱"，按宋代的标准，最多只能混个下等户。当然，如果他辛勤劳作，积累财富，购买田地，以后上升为上等户也并非不可能。要知道，"贫富无定势"，乃是宋代社会的一个特点。

　　按财产划分户等，是出于征税、征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建立在"均产"理想上的"租庸调"此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因宋朝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国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剩下差役，从前的徭役是按人头摊派的，宋朝则出现了以钱代役的趋势，并且跟户等挂钩，即富户要承担更重的服役义务。从人头税到财产税，正是社会从中古进入近世的特征。

　　户籍对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也正在减弱中。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来自商业的税收与征榷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这是史无前例的），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离开，地主是不可以阻挠的。客户因其飘浮不定，又被称为"浮客"。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连户口登记都出现困难。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

　　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今日在京城流浪多年仍未能取得一纸户籍的"北漂族"，看后会不会生出几分"羡慕嫉妒恨"呢？

　　宋代社会因其显著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而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一位宋朝人感叹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

　　明代：职业户制的建立与瓦解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向前进步，有时也会倒退。宋朝时，农民抛弃田产，外出经商，地方政府提出将这些田产收回，而受到户部的批评和拒绝。也就是说，农民的产权与经商权利，得到朝廷的承认。到了明朝初期，农民就没有这种择业的自由了，朱元璋严禁农人弃耕从商，令民专守田业，"市村绝不许有逸夫"。

　　开创明王朝的朱元璋重建了一个以小农为本的宁静秩序。体现在户籍制度上，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民户务农，并向国家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军户的子孙世代从军。

　　这一职业户制度，继承自元朝的"诸色户计"。元人入主中国之后，为强化国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设立富有草原特色的"诸色户计"制度，境内居民被划为民户、军户、站户、灶户、匠户、儒户、医户、阴阳户、打捕鹰户等近百种户籍，职业一经划定，代代相承，不得随意变动。"诸色户计"的本质是"全民服役"，各色职业户均要向官府提供不同的劳役，比之宋代出现的赋役向财产税转化的近代化趋势，"诸色户计"无疑是历史的逆转。

　　朱元璋以明代元，于洪武二年下诏："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户籍登记完全照抄元朝的"诸色户记"。次年，朱元璋下令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登记造册，一册两份，户籍保存于官府，类似于今日的户籍档案；户帖交给居民，类似于今日的户口簿。这一户籍制度还是沿习元朝"诸色户记"，分为各色职业户。同时，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控制也进一步加强，明政府规定农民的活动范围限于户籍所在地的一里之间，做到"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即验文引"；商人外出经商，也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类似于介绍信），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人户籍所在地的邻里被要求务必知道外出经商之人的归期，若两载不归，要向官方报告。

　　明初的户籍制度，有利于建立一种井然、安静的社会秩序，但居民的人身被紧紧束缚在户籍上，不得自由流动，社会的活力也因此丧失殆尽。直到明代中后期，随着职业户制度的松懈，商品经济的兴起，明朝社会才恢复了两宋时代的开放性、流动性及近代化色彩。

　　清代时，朝廷宣布"摊丁入亩"，户籍不再作为征税的依据。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还是一直保留着。这里不展开细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遍从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的户籍制度变迁，将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如一些历史学者所说的，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是一段"停滞"的历史，而是一直变动不居，曾经自发演进到近代的门口，又阴差阳错出现倒退。大历史的得失，也能从户籍制度这个小小窗口，略窥一二呢。

　　吴钩，《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8期

明鏡歷史網: 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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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Oct 16th 2013, 12:38, by 明鏡雜誌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uthur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虐。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

　　筋力新来楼懒上，
　　漫言高处不胜寒。

　　这是他的"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六四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文》卷二十)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余英时，新浪历史

明鏡歷史網: 文天祥——英雄被自己人“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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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英雄被自己人"劝死"

Oct 16th 2013, 12:40, by 明鏡雜誌

文天祥

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元的残酷和他的不屈和节烈，而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终被押上刑场。

　　文天祥从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服毒自杀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广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就决心开始绝食，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为不食周粟的伯阳、叔齐一样饿死守节，"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在饿了八天后，却没有饿死，由于家乡已过，押解人按着鼻子灌食，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他希望能够有机会逃脱，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岭中，而要世人关注下悲壮而殉节。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军，继续北上。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担心他投降，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

　　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旧中国"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已经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甘愿接受异族统治，但他们自己不原意牺牲，那是"肉食者"当大官者们的事，但他们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别人为"旧中国"守节殉难。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也许，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事业，作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很快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将《生祭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知，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发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传世千古，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中国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却掩盖不住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半多的时间。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为挽救南宋做出卓越功勋的文天祥能够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们的心恐怕都不会安。王炎午们的心一直会为文天祥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敢于牺牲自己而担忧吧。

　　让王炎午们失望的是，文天祥并没有看到他"好心"的劝死文；王炎午们也可以宽慰的是，他们显然低估了文天祥的节气，不用他们的"督促"，文天祥自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和决心。

　　1282年十二月初九，当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是悲痛，也许更感慨，其中带着心安之情，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被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终结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

　　李万刚，新浪历史 2013-10-11

明鏡歷史網: “文革”中广州两派上京告状，周恩来主持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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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广州两派上京告状，周恩来主持谈判

Oct 16th 2013, 12:37, by 明鏡雜誌

1967年8月中旬以后，两派群众组织赴京谈判，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两派群众组织，对谈判的意义，其实并不明确，都是抱着向中央告状的心理。从一开始，两派就代表名额的分配，已经争论不休。

当时在军管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的军队干部迟泽厚回忆说："从两派上北京谈判，可以看到周总理处境的艰难。大概在8月十几号，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的时候提出了，你们两派到北京来解决问题吧。你们来多少人呢？造反派就报了，这个组织要几个人，那个组织要几个人，一算要56个人。总理说可以。那你们的对立面呢？东风派来多少人？造反派要在气势上压倒保守派，说给他28个就可以了。那不正好是二比一吗？造反派讲的是歪理，他说他们（保守派）的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其实都是一个，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像八一二公社和红一司都是一家。你说总理会糊涂吗？不可能！但那时的气候正是七·二○事件以后，打击保守派的时候，那就好吧，（总理）同意了，东风派来28个吧。"

8月16日上午9时50分，北京来电话，传达周恩来指示："一、总理指定四名代表去京：高德田、杨横、罗兴洲、6869部队驻水泥厂军代表严政委。这是除原定名额以外特邀的。原定名额中还有白玉礼。二、有人反映，工联在文德路69号的大楼被炸了，望了解一下，下午报告这一情况。三、通知各医院，对各派伤员不要歧视，都要给予治疗。四、告人民书是否已经发了？"军管会答复，告人民书已经发了。

上午10时30分，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又打来电话："根据总理和在京的广州各革命组织同志商量，确定了去京参加谈判的名额，今晚就要到北京。有些在京的同志不是头的，谁参加谈判不好定，他们只提出建议，请各组织领导最后定。"

下午1时40分，双方代表到达机场，但都超过了原定人数。在候车室外面，两派在汽车上架起了机枪，所有人员都是全副武装，但表示不开第一枪。这时总工会被围攻的消息传来，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东风派的代表拒绝登机，要求增加东风派代表名额，要求旗派将武装撤离机场。省军区一名副参谋长到现场主持谈判，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到机场。

晚上11时40分，军管会接到民航支左办公室汇报，据说从下午3时到现在，未达成协议，原因是地总对名额有意见，认为太少了。为此，发生争执。所以飞机一直没起飞，现在未达成协议。地总内部也认为去北京，有的不认为要去，不同意去的人就往外打电话要工人赤卫队支援，形势十分危险。

8月18日，两派代表仍然僵持不下，未能启程，北京方面开始急了。军区阎仲川副参谋长从北京打电话回广州指示："一、要做好东风派去飞机场的准备工作，去时不要到机场集中，最好在军管会集中，要分两批送往飞（机）场，要把旗派和东风派分开送往，军队要派武装护送。二、机场内也要做好准备工作，两派都不要派武装护送，如有护送，也不能进入机场，请把机场守卫好。三、来广州接代表的飞机已准备好，待代表基本定下来即报北京，北京即起飞来穗。"周恩来对解决名额问题，有两条指示，一是东风派可增至不超过40人（但据工交组称，最后东风派真正赴京的是51人）；陈郁、广州工人去一人，八一战斗兵团负责人去一人。

接送赴京代表的703号民航机，晚上7时许，由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阎仲川随机南下。白云机场的军事指挥所提出下列意见："一、今晚703号民航机降落的时间有柬埔寨国际民航机降落。我们意见为了国际影响，把国际民航机的乘客停在新修候机室。东风派赴京代表703民航机停放旧候机室。二、东风派赴京代表进机场前要组织好，用车送进机场。三、为免混乱，派部队维持机场秩序。"

阎仲川抵达白云机场后，即随同旗派代表先行赴京。8月19日傍晚，陈郁、王首道登上东风派代表的专机，7时03分，引擎轰鸣，大地颤动，飞机冲破暮霭，飞往北方。

8月22日凌晨，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州两派赴京谈判代表。谈判在激烈的吵架中开始。双方争着背诵毛主席语录，指责对方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广州的每一场武斗，都是对方先挑起来的。

周恩来听过双方的陈述后，不满地说：我知道你们的武斗也动用枪了。枪是从哪里来的？是抢解放军的吗？我告诉你们，国防仓库的武器，是绝对不能动的，解放军的武器是绝对不能抢的。这是一条死命令。我昨天才说过，不准任何人抢夺炮艇，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这像什么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周恩来要求双方立即就停止抢夺并归还解放军武器装备，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达成协议。

为了迅速恢复和安定广州的秩序，周恩来提出了四项紧急措施：一、各派组织立即停止夺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物资、装备、粮秣和车辆；二、各派组织所持有的武器、弹药和车辆，立即封存，准备交还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抓、抄；四、立即释放一切被扣人员。

两派代表表示完全同意，在文件上逐一签名。但谈判还没结束，广州又发生一起更大的武斗了。

叶曙明，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明鏡歷史網: 中國是舉憲政大旗還是走紅色帝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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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舉憲政大旗還是走紅色帝國之路

Oct 15th 2013, 20:17, by 明鏡雜誌

北京知識界人士紀念朱厚澤發言紀要（10）

《新史記》雨蒙記錄整理

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病逝三周年，一批知識界人士自發在北京舉行紀念沙龍，每個人的發言都是對當今權貴資本主義壓制思想自由，泯滅真理和真知的聲討，是對新"文革"的範本——中辦9號文件的聲討。

《炎黃春秋》要舉憲政大旗

胡竟成（《炎黃春秋》社長助理）

德華在《炎黃春秋》的一個講話，反應非常強烈，他用簡短的語言和鐵的事實，講清了當前大家關心的問題。開始我們還有點擔心，在內部的講話，怎麼傳出去呢？正好，他自己整理出去了。這個講話，實際上是把新春聯誼會的講話和4月17日的講話，兩個合在一起整理出來的，非常好！德華有這個勇氣，在我們不敢往外發的情況下，他主動地發出來，感謝德華。

再一個，陶老講的，楊天石是批反憲政的第一人、第一炮。楊曉青反憲政的文章發表以後，楊天石馬上就有反應，他寫的第一篇文章在電子郵件裡發給吳思了，也同時給陶老發去了，給吳思的，我們轉發了，緊接著他又有第二篇文章，所以楊天石確實是維護憲政的第一人。當然了，法學界郭道暉是權威了，他批判楊曉青的更全面一點，他們反駁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有人提出來，憲政這麼大的問題、這麼大的事情，《炎黃春秋》怎麼不站出來說話呀？不是這樣。大爭論起來以後，《炎黃春秋》沒有必要去跟那些人爭論憲政是不是姓社姓資的問題，《炎黃春秋》要紮紮實實地，用每一期高水平文章來說明我們的觀點，第七期已經出來了，發表了一篇文章，原來的標題好像是"二論黨在法下"，後來避免過於敏感，就改了一個題目叫做《憲法視角下的毛澤東與劉少奇》，寫的比較長，請大家關注一下，有什麼意見可以參加討論。

再一個，杜（導正）老的兩本書，應該是啟蒙的書，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我想《炎黃春秋》應該也在這方面下點功夫。

中國要走的是紅色帝國之路

高瑜（獨立記者）

朱厚澤一個大特點，在老一輩中間，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通過e-mail，通過網絡和我聯繫的，是厚澤同志。他用的e-mail是Peoplemail，很特殊，houze31，因此我跟他聯繫得很早，大概在2002年左右就開始了。究竟是怎麼聯繫上的，（對朱玫）是不是你起了作用啊？還是誰呀？我搞不清楚了，雖然我跟他在網絡上聯繫得很早，當時我在加拿大。

我就給胡老補充一點，談的還是胡德華先生那篇現在已經成了網絡熱文的講話，現在把我也攪進去了。

我為什麼會被攪進去呢？陳子明2013年6月17日用長微博把胡德華在《炎黃春秋》的講話上網了，第一天點擊率470萬。我一看呢，好像內容多了；4月13日？日期也不對，我說，應該是2月27日。

4月底聚會見到德華，知道他4月中旬又到《炎黃春秋》開了一個小範圍的會，我想他不會再按照2月27日的講話脈絡重複講一次，所以認定陳子明上網的還是胡德華在新春聯誼會上的講話。就把錄音拿出來了，一句一句對照，隨手就把他講話的錄音給整理出來了，就發給陳子明了。陳子明第二天又給上網了，並說明我的這個是"真本"。下邊的評論又多得很，點擊率兩篇加起來就過了千萬了，我看見賀衛方跟帖："再下載一次，保留經典版。"網絡上也說胡德華講的最帶勁的話，給刪節了，"出潔本了"。當天BBC採訪我，問我整理的是不是"潔本"？我說不是。後來胡竟成先生告訴我，兩個版本都是德華的真本，長的是2月27日和4月17日兩個講話合併的。

胡德華與高瑜在交談。

我總覺得，2月27日的《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在中國史冊上會留下一筆，我昨天剛剛寫了一篇文章，我寫了這樣一句話：知識分子和習中央，也就是民間和新政的蜜月期非常短，要按100天算，標誌就是《炎黃春秋》的新春聯誼會；如果按200天算，標誌是李偉東的微博"午夜政治觀察"。曾經抱有"開明專政"期待的李偉東絕望了：憲政改革，為"六四"平反，這些根本就不在新一號考慮範圍之內。

我認為習近平有兩件事絕不會做，一是憲政改革，一是當戈爾巴喬夫，兩件事做哪一件，一黨專政政權就要完蛋。"兩會"他當了國家元首，拋出"中國夢"，英國《經濟學人》立即（在封面上）給他"龍袍加身"。對於習近平，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當王儲五年的深思熟慮；對於《經濟學人》，也不是聳人聽聞，而是世界一流的新聞洞察力。李偉東是中國難得的一位政治觀察家，同樣有一流的政治分析和判斷力，他出國之前來找我，我就給他做了個專訪，他認為未來習近平要帶領中國走的是"第三帝國"之路，就是要建立一個紅色帝國。這與朱厚澤先生2008、09年的預測完全吻合。可以說我們都是在厚澤先生思想啟發之下，在研究中國。

剛才陶先生說了現在已經接受了G2格局，就是要走這條路。劉亞洲2004年說過，將來地球是"一球兩制"，"一半中國一半美國"，描述的就是這種前景。所以我認為要拋棄"要改革了"、"不會再扣動扳機了"的幻想。我們做什麼？我們就應該像鮑先生講的，做我們每個人的事情，我們今天每個人在這裡發言，就是在做我們自己的事。曉玲這點是最明確的，這種個人主義，是我們建立公民社會，是我們與大自然融洽的基礎。我們熱愛已經被破壞、正在繼續被破壞的山河，我們只能這樣盡我們微薄的個人的力量。（《新史記》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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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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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下）

Oct 15th 2013, 19:58, by 明鏡雜誌

　　及十二月二十日晨，停止进攻之期限已届，余力争展限三日，决偕子文同机入陕，神经兴奋，几不能持。行前最后一瞬间，政府中高级长官群集余所，坚请暂留。亦有余若留京，尚可于委员长未离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之进攻者；余乃自动与彼等约，倘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余飞西安。同时接张学良来电告余，倘不能阻止进攻，切勿往陕。盖彼亦无力护余矣。

　　次日晨，得子文二电：一告委员长平安，一告端纳即日飞京。然是日端纳未抵京，惟由洛阳来电话，据称坐机在黄河岸被迫降落，将于二十一日（星期一）来京。余复接子文电，亦称将于是日到京。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到达，各述闻见。余坚持明晨必偕彼等同机返陕。端纳云："张确有计划，拟于进攻开始后挟委员长乘机离陕他行。"余闻言，自觉能想像张之心理如见其面；因此益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瞢。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时蒋鼎文亦已出陕来京，余念委员长或需军官如彼者为代表，请彼与戴笠偕行，且对西安表示中央之信义，决不一去不回，稍示怯懦之意。然鼎文夫人方喜其夫得离危城，故力请偕行，坚持不让其夫独冒此险。翌晨，余在机场恳切劝之曰："余非强蒋主任为余所不愿为者，余一妇人，所冒危险实较汝夫更大。汝夫为军人，其生命本已贡献于国家，汝为一高级军官之夫人，应鼓励而安慰之，此方是汝之本分。"鼎文夫人乃默许余言，慨然允诺，不复悲戚。孔夫人在侧，亦以温言慰之，携之侧立，余等即登机行矣。人或有称余此行为勇敢者，然余自念，所作所为并无异行之处，二万万中国妇人处余地位，皆必取同样步骤。鼎文夫人经余说明后，竟不坚持同行，而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之安全，即其一例。余登机前，已熟闻各方危险之警告，即余本身，亦详悉西安城中军队之性质。但余启行时，神志清明，镇定坚决，绝无怯意。然冒险而入叛军统制之区域，能了解此危机之巨大者，当时固无人较余更深切也。

　　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然机抵洛阳上空，视机场，轰炸机罗列待发，心坎突增阴影。余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后，即登机，坚嘱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及机启飞，余渐感悬悬，不识前途如何。时飞机正在盖雪群山中循铁路线前进；过华山，远望如晶莹之冰山，闪烁作光；最后见平原，知近西安矣。端纳于白色山丛中遥指一方形城邑告余曰："彼处即为临潼，委员长被劫处也。"此时余万念集，枨触若狂。俄顷，余等似已盘旋于西安及飞机场之上空。余于飞机着陆前，出手枪授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余复筹划，面对劫持我丈夫者，应取若何态度；盖余深知成败契机，全在于此瞬息之间。最后决定余对彼等之态度，即使彼等行动暴戾，而余必须强为自制，勉持常态，只有动以言辞，以达余来西安营救委员长之惟一目的。

　　飞机盘旋机场上空，乃未见机场中有迎候之车辆，只有三两守兵木立于其间。继思我等启行时所发之电报或未送达西安，因此折飞西安城上环绕数匝，引起城中注意。俄顷间，乃见车辆陆续向机场来矣。

　　机方止，张学良首登机来迎，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余仍以常态与之寒暄。离机时，乃以不经意之语气，请其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装，盖惧紊乱不易整理耳。彼即悚然曰："夫人何言，余安敢出此！"时杨虎城亦踵至，余坦然与握手，似偶然过访之常客。杨状甚窘，但见余镇定，又显觉释然。

　　车行街道间，初未见意想中之紧张，及抵张宅，彼即问余是否欲立见委员长。余请先得杯茗，盖欲示意，余信彼为君子，愿以安全寄彼掌握间，此等余忆在京时，曾有人戒余，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余固知张之为人，不至如此，今更得证明矣。时委员长尚未知余至，余不愿其延候焦急，故戒勿通报。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禁卫森严，且多携机关枪者，盘旋于四周。

　　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盖余知此时当努力减低情绪之紧张。时吾夫以背脊受伤，方卧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护，缓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适。此时目睹吾夫，负伤床笫，回忆遇劫当时，黑夜攀登山巅，手足为荆棘与山石刺破，遍体鳞伤之状况，余实情不自禁，对于事变负责者，不能不深加痛恨矣。

　　吾夫言曰："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读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我夫历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余告之曰："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吾夫屡言，苟利国家，愿以身殉。余告以自彼被困之后，全国民众，忧疑惶急，向所未见；即平日反对其政策者，亦抱同感，祈祷其出险者，遍布全球；稚龄学童，号哭如丧考妣；兵士闻其不讳之误传，竟有自杀者。因劝之曰："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君之责任乃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愿君自慰，上帝常伴我等。余此来，分君苦厄；上帝愿余死，死无悔；若愿余生，亦当保此生命，与吾夫共为国家努力也。"余复告以感觉劫持彼者已萌悔祸之意，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畔诵读者有顷，始见其渐入睡乡。

　　余今又来西安矣。西安本为我中华民族产生地之摇篮，今岂将变成其棺木欤！倘委员长不获生还，中国之分裂与灭亡立见，此后不幸之变化未易测也。若幸而脱险，则国家之团结益固，可怖之祸乱或将蜕变而为国家之大庆。余之心头似嘤鸣"祸中得福"之颂辞，余深信之。然到此关头，需具信心与智慧，偶一错失，立入死亡之陷阱。我等处境，实遭大难；四周军队皆整装待发，叛军之后，复有共军，此又为委员长多年剿讨之寇雠也，凡此各方，皆屏息以待，立可爆发。而中国境外，复有各国静观此间之结果。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之计划，即以后方之共军为其惟一之后盾；万一战争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其活力之时，则其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酿成空前之内战，召致不可预期之浩劫。而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俾得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凡上述之危状，皆为日来缠绕我心坎之魇影，自闻军事长官坚决主战之论调后，未能一日忘怀者也。

　　余见委员长后，再召张来见；彼或因余未加斥责，显有快慰状。余立以镇静诚挚之态度与之商谈，告以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属错觉；今大错已成，若何补救，实为当前惟一问题。并语之曰："汝若向余问以后之方针，余可以诚意告汝，尔等欲将武力以强迫委员长做任何事，皆无成功之希望。"张曰："夫人如在此，决不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此语殊出余意外，骇然久之。张续曰："我等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当；惟我自信，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然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余表示深信其言之由衷，不然，则彼等行径又何异于旧时军阀。惟目前欲示世人以无他，应放弃胁迫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因复语张曰："尔性太急切，且易冲动。尔当知世上有许多事，皆非躁急之举动可以成功者，惟步骤一致渐进之行动，乃可得真正之进步；换言之，即全国人民程度进至适当之水平线后，仍将感效果之迟缓。然余之经验告余，躁急者百分之力量，只能得一分之收获；而徒求快意一时之举动，决不能致中国于富强，惟坚忍卓绝之苦干，始能得理想中之成功。"张闻言，颇感动，诚挚言曰："夫人，余已觉悟此举之不当，决不愿托辞掩饰。惟自信动机确系纯洁。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员长同来者，余敢断言，决不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变。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能了解委员长也。彼所斥责者，每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对汝鄙为弃材，则决不再费如许精神对汝斥责矣。汝每称事委员长如事父，彼信汝此言之诚，故不假颜色。"

　　张应曰："夫人应信我敬戴夫人之诚，即余部将亦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彼等搜索其文件，得夫人致委员长函二通，拜诵之余，益感夫人之伟大。盖此二函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之至诚毕露，故深信夫人此来必可调整现局，使委员长早日离陕之热情初不后人，盖我等不独不愿阻碍其政治上之工作，且一致推崇彼为我等惟一之领袖。今但求向委员长面陈款曲，一切皆无问题，深信夫人必能助我了此危局。"余骇问所称二函究竟何指。张曰："一为请筹援绥经费与补充空军事宜；在另一函中，夫人缕述救国感想，实足动人。夫人告委员长，有'深感我二人共同救国之事业，未能尽责之处甚多，此后当加倍努力，一方面不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一方面不背我二人结婚时为民服务之誓言'之语。我等读此二函，实感动万状。"余即乘机向彼劝导："汝当更忆及函中之又一语，即谓我等救国之努力，乃随时默祷圣灵之启导，始能免于错误。汝若诚意欲有所建树，亦应随时祈求圣灵之向导也。"盖彼此次举动，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毁灭纲纪如此之甚。更可痛者，数年来辛苦经营之统一，幸告完成，正足增进中国之信誉，造成万世之福利，今竟为彼等毁其垂成于一旦。余复令追忆彼欧游初返时余向彼告诫之言。余当时之言曰："活动能力之强盛，若不能纳之轨范，危险实大。"曾嘱彼处事要随时谨慎。至彼称无伤害委员长之意，余又告之曰："十二日事变发生之晨，枪声四起，委员长未衣棉衣，备受严寒之侵袭，且流弹飞舞于四周，若未获上天之默佑，彼不饮弹而亡，亦将罹肺炎而死矣。然而已过者今勿再提，目前应讨论者，如何可使此事件迅速结束；盖委员长留此间愈久，国家之损失亦愈大。汝意以为如何方可收拾此危局？"余复述前言，促其速自悔悟，力图善后。张屡颔其首，并言彼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惟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余因促之曰："然则速将余意转告彼等。倘彼等欲与余面晤者，可遣之来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余留此候汝复音。"我等谈话至此告一段落，时夜已深矣。

　　余坐候至十一时，张尚未至，以电话询其行踪，据答称，彼尚在开会。因留语，散会后嘱其来我所。及清晨二时，仍不至；复以电话询，越数分钟，始至，目光疲倦，为状惫甚。彼言散会过迟，料我已入睡，不愿扰我，故未来。余急问："彼等何言？"张曰："杨及其部将不愿释委员长回京，彼等言，子文与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牵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明日将再开会。"余见其疲惫不支，知多谈无益，因曰："已将三时矣，明日可继续再谈，汝当去休息。"

　　此后数日，令人焦悚之问题益多，盖疑惧之军官，因急欲保证其本身之安全，随时有囚禁我等之可能。因此人抱不安，空气益呈沉默之紧张，剧变之发生，固意中事。即屋外监视之卫兵，似亦受此种心理之影响，盖当子文与余往来各室，与诸人会晤时，彼等咸现探询究竟之目光。余与子文惟一可以暂弛神经之法，为散步于积雪之前院中。院中各处皆有荷轻机关枪之守兵，日夜巡逻，以防外人之擅入；而院墙之外，更有大队之守兵，以防委员长之出走。仰首上瞩，天宇清朗，白日行空，此昭昭之青天白日，殆为此间惟一具有光明之物象。余二人绕院行，周而复始，守兵皆作怪异状，不辨我等有无用意；及闻我等发笑声，骇怪益甚，殊不知我等故意纵笑，以减去紧张空气之压迫也。

　　是日，子文正往来各将领间，作多方面之接洽。各方说辞纷至叠来，所谓"最后要求""最后论据"竟层出不穷，说服其一，第二第三乃至十余种之"最后"与"不可能"者接踵而来。然就西安军人之心理观察之，盖皆惧遭国法谴责之闪避行为耳。我等此来实已造成彼等内部之分裂，端纳入陕，张学良即招群疑；自子文及余与彼谈话后，张坚主立释委员长，西安将领竟目彼为"我方之一分子"矣，于是欲将彼与我等一网打尽之危机益迫。此所以各将领每次开会议决之办法，散会之后，突起疑团，于下次开会之时又全盘推翻，坐致一无成就。怀疑顾虑，笼罩一切，似已无止境可寻。余告委员长曰："此中央军日迫西安之故也。"然此时之委员长，对于事件之开展，已不感关切，彼厌见周旋，厌闻辩难，尤厌倦与周遭疑虑之空气，出陕与否已不在彼顾虑之中。曾语余曰："事态既继续如此，余决不作脱险之妄想，望吾妻亦不枉作匪夷所思矣。"然余深知在此重要关头，惟忍耐自制为成功之要素；我等当使叛变诸将领深信我言之诚挚，彼等若能悔祸，我可劝委员长呈请中央不究其既往，决不兴师讨伐，以造成内战之危机。

　　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为，今虽一时沉默，乃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我等不惟自警，且警戒西安人士，告其勿中彼等之诡计也。

　　余全日出入室中，每有新转变，辄报告委员长。某次，余正与委员长谈话时，余之侍媪忽牵余入邻室，耳语余曰："夫人出言务请谨慎，窗外守兵正在门隙窃听，幸余及时阻止之。"余问如何阻止之，彼曰："余瞪视之，并告之曰：'尔必听有趣新闻，余愿伴汝同听之。'因是坚留不肯远离，彼始悻悻去。"

　　时张学良正竭力解劝疑惧中之各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溯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述其对于国防上所抱之杞忧，亦喟然曰："我等并非不信委员长救国之真诚，惟恨其不能迅速耳。"余俟其言竟，然后温语慰之曰："青年人血气方刚，每病躁急。中国为一古国，面积之大，人口之众，领袖者欲求成功，理当做合理之进步，安可求快意于一时。更有进者，领袖之实行其理想，决不能超越群众之前而置群众于不顾，尤当置意于经济问题之重要。"彼言经济实为国防最重要之部分。余复言："汝等若真信委员长为全国之领袖，即当遵从其主张之政策；不然，则混乱扰攘，国家与民族更受巨大之损害。若欲达同一目的，固可遵由不同之路线；然既择定一途，即当坚持不舍。不负责任与不重程序漫无计划之行动，必无达到目的之一日。我人对领袖既信任其有达此目的之诚意与能力，则惟一之道，即矢我等忠诚，步其后尘而迈进。"彼又言，此次兵变实出意外。余又告之曰："如此小规模之政变，彼等尚无力阻止其流血与暴行，又安能自信其有主持国家大政之能力耶？"彼又言，彼等崇敬委员长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奈委员长始终不愿听彼等陈述之意见何！谈话结果，彼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并约次日再见。

　　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免之史实。倘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今日此等举动，徒增加人民之痛苦与彼等个人之罪戾，应及早悔悟。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此为委员长一贯之主张。即对共产党亦抱此宽大之怀，故常派飞机向共产党散发传单，劝告彼等，如能悔过自新，作安分之良民，决不究其既往，一念从善，即可为中国造福，……国难如此，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

　　圣诞夜转瞬至矣，是日一日间之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此外，正如孔部长在南京所言，若于此日恢复委员长自由，不啻"赠国家以无价之圣诞礼物"也。张闻言，状甚踌躇，惟允当勉力达我期望；但彼既无多数部队驻于城中，城门又皆为杨部所把守，此为难耳。彼又曰："如杨部反抗，我等固可与之抗战；然夫人为一女子，则处境极危。或者夫人与端纳先飞洛阳，余再设法潜偕委员长出城，此计如得售，则大佳。余可向彼等托词，请夫人再赴南京交涉罢战言和；一方面暗中将委员长化装载以汽车，混出城门，径赴东北军所驻营内，再派车送赴洛阳与夫人会合。"彼并以此计告子文，谓最后办法，只可如此。子文亦以为一切计划失败后，不妨留此作最后之尝试。然余坚决反对，不独委员长背伤不能受汽车长途之颠簸，且如此鬼祟行藏，亦决非委员长所愿为。余曰："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余知张及子文咸憾余不屈不挠固执之态度，不能稍为彼等移易委员长之决心；然余已具决心，不能妥协。张将出，余又语之曰："汝当劝告彼等，应立即释放委员长，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皆向汝等作此要求。全球各处之中国人皆纷纷通电要求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斥汝等为卖国贼，汝等知之否？"张曰："余知之，彼等亦有电致余，然彼等实未知余无加害委员长之意也。"

　　子文与张之努力，益增沉默中紧张之程度，正不知圣诞日将发生如何之景象；然就现状观之，乐观成分实甚少。余频频警告彼等，停战之限期已届，余深知南京掌军权者之感情与心理，过此限期后，大规模之进攻即行开始，无人能挽此浩劫，尔等亦不能幸免此巨祸之临身。西安将领所惴惴者，实只其本人之安全。余因告之曰："尔等如真能悔过，个人安全决无问题；若不知悛改，任何人决不能保证尔等之将来。委员长平素之大度容人，为尔等所深知，今日即当信任其度量。"时张已躁急不能自持，向彼等声称，倘彼等不即"改变旧态"，彼将自取适当断然之行动。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之征象，足令人认此实为最后一次叛变之史实。就事实言之，中国将领所主张之种种要求，委员长亦早有加以详讨者；彼等读其日记及私人文件，已稔知之。委员长之性情，每有计划，非俟其成熟，不愿告人；遇他人向其陈述意见时，或有不容异议之见，而以对其部下为尤甚。盖彼以为服从命令为军人惟一之天职。委员长为主张厉行纪律之人，见其部下将领有违反军人基本信条之举动，自将深嫉痛恨。彼所期望于部下者，为军人惟有严守命令，战死沙场，不能擅加探讨。然深蕴于委员长心底之惟一信心，则永远为求人民之幸福，以完成真正足以代表民意之三民主义，为其努力之标的，不惜竭全力以赴之。当其推进剿共军事之时，仍注重于招抚投诚，开其自新之路。……使了解行政上种种革新，实皆为大众求生活之改善。此即新生活运动之所以能奠定广大之基础，而赣省农村运动之所以有今日显著之成效者也。……即开始恢复地方之繁荣，重奠人民生活之基础，先于各处成立组织，指导民众自力更生之方法；复经赣省教会之合作，成立"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继续发起新生活运动，使人民得精神生活之信条，教以家庭卫生，自力工作，与合作服务，以及其他新国民应有之常识。此项运动今已遍布全国矣。

　　圣诞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直至深夜，谈判尚无结果，于是圣诞日至矣。每至圣诞日委员长即于被褥深处，呼"圣诞快乐"。余对此寒冷清晨，颇感不怿，然仍抑此情绪，欣然应曰："祝君圣诞快乐。"时余不睹圣诞树，心殊怏怏；然深知在此颠危中，何来圣诞树？圣诞老人即过西安，亦将望望然去之矣。此念闪过我心头尚未消失时，忽见室门顿启，以委员长卧室之外，监视者始终看守，无论昼夜，不能锁门也。二仆人相随而入，每人手中各携一沉重之长物，酷似巨大的圣诞袜。审视，果为袜，惟为"高尔夫球"置棍之长袜，先见一袜，系一手提打字机，并系片祝余夫妻圣诞快乐；另见一袜，系一厚暖之旅行毯，是为致委员长者，盖余夫旧有旅行毯已在兵变时遗失矣。噫！圣诞老人竟来西安耶？而此老人竟与余等共居一屋中！彼昔为我先父之友，现常为我家之宾，亲朋皆呼为Gran，或呼为"端"。委员长仰首笑曰："真老人至矣。"此为余首次在西安闻委员长之笑声。

　　圣诞阳光挟希望与快乐而俱来，然在上午，疑云仍未去。叛变者仍要求于释放委员长前必得其亲笔签字之令，而委员长坚持不愿落一字，且亦不愿发一言。余为助长勇气计，开始整理行装，希望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如以此作标准，则必于十一时半启行；及至十时，结果杳然。俄十二时半过矣，张来言："飞机已准备，然一切仍未决定。"至一时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愿放弃。有人言曰："我等可先飞洛阳过夜。"余急应曰："然，余等万勿失望，若诚挚祷告，必能达我愿望。"时诸人皆奔走往来，状甚混乱。子文入新城访杨虎城，其他各人亦分头疏通，求解此结。然午后二时又至矣，仆人告曰："午饭已备。"但并无人来报消息，希望似绝，然我等仍进餐；既饭，希望似又复生。即有人建议曰："即四时启行，我等亦可于日落前抵洛阳。"因此我等决定下午四时为最后关头矣。三时响未既，见张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断，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滞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有未知，苟飞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余呼曰："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足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令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此行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后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

　　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杨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

　　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谈话约半小时始毕，时已四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祝颂圣诞佳节。此日之纪念，不惟恢复委员长与余之自由，而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共识网书摘，摘自袁伟、王丽平选编：《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明鏡歷史網: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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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Oct 15th 2013, 20:05, by 明鏡雜誌

图：北大图书馆南门的东墙上，嵌有历届馆长的浮雕头像。向达自1949年担任此职。他在任期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收藏，对馆藏建设有重要贡献。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撤销馆长职务。向达性格倔强，浮雕的艺术表现力差强人意。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乃至一些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了"反革命黑帮"，各系的名教授，统统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学生和校外来人辱骂批斗。校园钟声从此常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声声相连。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藉由北大一块学术殿堂向全国推开，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播出，即1966年6月1日以后，北大历史系就有系主任翦伯赞等9人被批斗①，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代行管理职权，局面得有一些控制。到7月下旬，毛泽东说"工作组"实施的是"白色恐怖"，此言一出，"工作组"懵懵懂懂，卷铺盖走人。这时候，历史系又揪出18个人②。两年之后，即1968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等5人③。历史系的"牛鬼蛇神"，总数达到了32人。那几年，历史系（包括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尚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稳定在100人上下④。揪出来的人，接近三分之一。

各系的"牛鬼蛇神"，常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带，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里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展览台和批斗场。当时的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校文革的机关报《新北大》报导，自7月29日至8月22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多达212万人次⑤，平均每天8万余人。我们被斗的，每人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某某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团团围住。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还在三院。这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两层小楼，红柱青砖。从对开的朱漆大门走到小楼，是一条仅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上面长有青苔，十分幽静。此时，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张又一张，有的前一张未干，后一张又糊了上去，就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长青藤还透出一丝往日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还有谁去理会它呢。

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学生押着我们去校园劳动，还没有走出大门，就被迎面涌来的串连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墙头上都站上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行进队形早被打乱，压缩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中间唯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体弱的杨人楩和邵循正挡在后面，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当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读者朋友您不知道，我们被斗一个多月了，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什么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三院的患难相扶，倒让我们个个豪气填膺，不仅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我们平庸的一生，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晚年回忆起来，足可以自安自慰，您说，谁能够淡然忘怀呢！

图：坐落在北大静园西侧的三院。文革前，这里是历史系和图书馆学系（现今的信息管理学系）共用的办公场所。庭院里，苔痕上阶，草色青青，十分幽静。1966年夏天以后，历史系的"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要到这里报到、列队、听训，然后有学生押着走出这个门，去拔草、打扫厕所、挨批斗。

还说当时的三院。院子里，这个时候已经是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没有任何空间、也就是没有人身界限的尴尬场面。连我们本该弯下来的腰，也早被挤得直起来了。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三院的二楼有个阳台，座西朝东，也算宽敞。其实，这时的阳台早已被腿快的人占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儿来。我们踉踉跄跄，被推上阳台，一字排开，挨个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 "帽子"等等。阳台上下也都安静下来。其时，约在1966年8月下旬，正是在毛泽东8月18日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扶栏杆、面向小将的大幅照片，随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见我们站在高处，身前还有一道水泥栏杆，他们却要仰头观看，大概就联想起"八.一八"的大检阅来。这时候，阳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外边来！"栏杆的高度接近一米，可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70公分的排水沟，中间凹下去，还铺着碎石子。我们无奈，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我的脚尖距离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十几公分的样子。不想，台下人又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从院子里的推推搡搡，拉上阳台挨个斗过一遍，已近一个小时了。烈日之下，人人头晕脑胀。我暗自提醒自己，这里只有一膝之地，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平衡，要是一头栽下去，虽说不是很高，也难免残废。那一年，我32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66岁了，杨人楩、商鸿逵也60岁开外了，他们能撑得住么？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看押我们的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时，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

图：北大三院二楼阳台上的栏杆和栏杆外的排水槽。1966年8月，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0余人，在这条70公分宽的排水槽上成排下跪，膝头跪到槽边。庭院里挤满了人；下跪的人要称："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批斗结束时，66岁的向达和63岁的杨人楩仍然跪着不起－－他们一时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细说起来，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羞辱和压力，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准确之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迫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精神优雅的俞先生，视尊严重于生命。这个世界如此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回到家里，她便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传到我们的耳朵、还在心头震荡的时候，不想我们也遭遇同一命运。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受得了这份屈辱么？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还好，他是最后到来的一个。站在队里的我们，互递一个眼神，替他庆幸。后来，我冒出一个想法，多亏那天是齐齐唰唰的一排，跪满了三院的阳台。屈辱、压力虽大，可"牛鬼蛇神" 的人数也颇众多。力学上有一条定理：底面积越大，单位面积的压力越小，两者成一反比。这就是"独跪"与"众跪"的差别之所在吧！那天，假如是向达先生一个人当众"独跪"，他还受得了么？您别说，这一跪，对我们的日后，也有某种预热的作用。毛主席教导红卫兵小将："到大风大浪里去游泳。"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罢了。

连下了几天雨，我们改去打扫楼道和厕所。在楼道里干活，有个遮挡，不再暴露于外来串联的人群之前，可以免去他们的追逐和辱骂。可是，走在楼道里，磕头碰脑的，全是同事和熟人，受辱的感觉更甚于陌生人前拔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呢？他们碰到的全是自己的学生和晚辈，此情此景更何以堪！有人进了厕所，见我们在那儿干活，扭头出去，另找地方了；也有人情急，或属豁达之士，能够放得开、便得出，那就是我们干我们的，他干他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没有几天，小便槽里多年积垢的尿碱，一层又一层，让我们刮了个干净，露出了多年不见的水泥本色。可是，向达先生，还有邓广铭先生，他们两位的脸上，却像挂了一层厚厚的霜。说起来，倒是商鸿逵先生尚能坦荡对待--这固然是商先生的豁朗和涵养，可您知道吗，早在1952年，他的头上，就有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算来，他磨练十多年了，多年的逆来顺受，想不到却有今朝之用！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文史楼打扫楼道，忽然一声喝吼，来了两个学生，把我们集合在一个房间里。"向达！"其中一个喊道："你竟敢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向达教授被打入"牛棚"，因为他是"反动权威"和"右派"，这是尽人皆知的老账和明账。对领袖有什么不恭，可从来没听说过。不过，一听到"领袖"二字，我的神经先绷起来，因为我头上的罪名正是"反对伟大领袖"。当时的批斗，常用一种代数学上的"同类项可以合并"的办法，能一锅煮的，全都放进去。向先生有罪，按律如何，我也就难免。此时的我，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一个学生说："向达！我们刚刚对你的狗窝采取了革命行动，铁证如山，你要老实交代！"－－所谓"革命行动"，那就是向先生的住宅燕南园50号被抄了。听口气，像是抄出了什么犯禁的东西。这种喝问接连几次，但见向先生的脸上全是茫然和无奈。他回答不出什么，也分辩不了什么。一个学生开了口："你的茶几上是不是有毛主席瓷像？"向先生答："有。""对面桌上有什么？"向先生答有闹钟、茶壶之类。两个学生很光火，大喝："不老实！"僵持了好一阵，最后还是学生说："对面桌上一只老虎，张开大嘴，冲着毛主席！向达，你真是费尽心机，发泄你对伟大领袖的仇恨！"

图：北大校园里的燕南园50号，独门独院。1952年以后，向达先生在这里住了将近14年。每天他都从这个小门走出来，去上课、去图书馆、去挨斗。1966年夏天，历史系文革委员会勒令他腾出大半住房，他和老伴儿只能蜗居在东厢房中。抄过家之后，他心爱的藏书和手稿散落满地。

听到这儿明白了：那只老虎该是一件工艺品。向先生没再作申辩。事情怎么了结呢？这时，学生看到墙上有一张毛泽东的"标准像"，就喝令向先生在像前下跪"认罪"，向先生也照办了。这是他第二次屈膝。
向达是什么人呢？他的身世和学问此处不论⑥，只谈一件事即足可见其品德为人。1946年的平安夜，驻北平的两个美国大兵强暴了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女学生沈崇，沙滩红楼贴出抗议美军的大字报，号召学生抗暴游行。12月30日，不知几个什么人，去撕扯红楼大钟上贴的罢课标语，正被向达先生撞见。向先生一人面对几个，竟然走上前去，怒斥他们："你们有道理，也写大字报贴出来！撕人家的不是本事！"短短几句，义正词严，声震楼宇。那几个人对向先生推推搡搡，这一下更惹恼了他。向达认为，大学的校园里竟有这种侵犯人身的事情发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向校长胡适提出辞职，一时间有多少学生社团和教授出来安慰他、挽留他。学生的抗暴游行过后，北平警察当局实行"户口大检查"，夜入民宅，捕去无辜市民多人，向达先生又同12位教授一起签名⑦，发表《保障人权宣言》。向先生的名字因此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中，他却全然不当一回事－－这就是当年的向达！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向先生，他无言，没有分辨，没有反抗，只见他双膝屈倒，跪在毛泽东像前，按照学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唸称："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今天说起这段往事，您也许会问，是这两个学生智力低下吗？是他们无理取闹吗？我可以断然回答：都不是。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包括向达先生，凡是亲临其境的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很有一股堂堂乎正义之气。对当时的大局，我们人人都有困惑和迷惘，百思不得其解，而面对这两个青年学生，对他们的作为，我们却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深知，这不是个人行为。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全校的学生，乃至千百万同龄的青少年。小孩子缺乏识别能力，本属与生俱来的欠缺，关键在大人如何对待和引导。可在那个年代，当愚昧与真诚并于一身，非理性的温床已经形成之际，偏有那么一些人，偏有那么一些以为"民心可用"的权术之士，从中操纵、运用。这种人，大至国家高层，小至某个学校、工厂、幼儿园，几乎个个单位都有。您想，这还能有个好么？他们的推波助澜，成就了"伟大战略部署"的实施。于是，社会瘟疫流行，害得整整一代青少年染上了恣意追求情绪和暴力的群体性症候。
此时的觉明先生，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他历经清末、北洋、民国、共和国几个历史时代，还当过一回"右派分子"；他到过英国、德国和法国，什么没有见识过呢？说他走过的桥比那两个学生走过的路还多，恐怕也不为过吧！还有，向先生是个很有脾气的人，说话行事，一身湖南人性格。1948年，北大校长胡适，在办公室正同几位教授聊天，时任历史系教授的向达走进来，当面提出质问："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乎没有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么？" ⑧他的表情相当严厉。刚从美国回来讲学的邓嗣禹教授当时在座，邓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一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⑨，连忙起身告辞。向达的质问并非过分，就是胡适也承认："《水经注》大典本（后半部），北大买价为九百六十万元法币，说来真有点骇人听闻。" ⑩

图：向达手记，1935－1938年，向达先后在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不列颠图书馆以及法、德等国图书馆中抄写东方善本中的珍贵资料。1938年携带数百万字手抄资料回国。这是向达从巴黎国立图书馆抄回的明刊本《熙朝崇正集》（两卷）。

说到这里，您不免要问，见识、阅历和性格如此的向达先生，在两个学生面前，没有半句的辩白，就屈膝称罪，该作如何的解读呢？朋友！这真是一个难题。四十年前，事起突然，懵懵懂懂，四十年后的今天呢？四十年后的今天，好像没有明晰多少，依然如同隔雾看花。

话说1966年的国庆节快到了，我们心里升起一线希望：如果监管学生也放几天假，我们就能喘口气了。

9月27日上午，正在校园里劳动，历史系文革来了通知：两个小时以后，各带行李和"毛选"，原地集合，不得有误！

时届深秋，衣物不能少带，可背着行李走路，又不好多带，真是左右为难。住在集体宿舍的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很快打点完毕，到达集合地点的时候，看见向先生已经先于我们而至。接着几位老先生的家属，也用自行车，一个一个推着行李陆续到来。邓广铭先生家住朗润园，比杨人楩先生住的燕东园、邵循正先生住的中关园，都近许多，可独独不见他的影子。直到监管的学生发急了，他才姗姗出现。我们"黑帮"一伙，两个月来，整天苦脸相对，哪曾有过笑容？这个时候，一见邓先生的样子，都有点忍俊不禁。原来邓先生带的是一床鸭绒被，捆打的时候，没有挤压出空气，好大一个团团，他老人家头顶肩扛而来，绳子渐松，鸭绒膨起，里面裹的衣服也快掉出来了。邓先生体躯伟硕，此时虽是凉秋，头上已经冒出汗来。监管学生见此情状，破口大骂。我们试着凑上去，重新捆绑一回。鸭绒被不同于棉被，压住一头，膨起一头，两个人四只手，捆绑起来也很费力气。

我们排成一行，随即上路，前后有人押着。出了东校门，来到京包铁路线上的清华园站，登上北去的火车。在车上，我们面面相觑，此行何去？这真叫做前途未卜！当火车停在南口站时，我们被喝令下车。出了站台往东一走，大概是徐天新首先作出判断："是去太平庄！"就像夜行军中小声传递口令一样，没走多远，除去耳背的向达、杨人楩和杨济安，大概都知道要去哪儿了，我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面，两者相距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新辟的一个林场，砖房几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上。附近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名叫太平庄。当年绿化大队初到，这里荒芜一片，没有地名，也就随它叫了"太平庄"。

此前一年－－1965年，历史系按照上面的意思搞半工半读试验，昌平县把这个林场连房带地，交给了北大。历史系一、二年级（64级、65级）的学生来到这里，兴致勃勃，像是走出了象牙之塔。在太平庄的开学典礼上，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邓拓曾来出席，还讲了话，表示市委很关注这个试验的成败云云。没有几天，他用"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杂文《燕山夜话》，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批判文章越来越多，标题的字号越来越大。学生们坐不住了。"太平庄"是一家"黑点"的流言不胫而走。几位班主任深入学生宿舍多方解释，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彭珮云，时在北京市委大学科学部任职，时常往来于市委与太平庄之间，一住十天、八天，也是常事。等到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播出，彭珮云的大名反复出现，学生们听了，当夜就打起行李，坐了一夜，争论了一宿。次日清晨，汽车一到，二百名学生如同提开闸门的洪水，直从太平庄头涌泄下来，脱离"黑点", 一口气奔回北大。太平庄只留下两、三个人看守。

我们到达了太平庄，那儿的一切都是现成的。我们住进可容24个人的大房间。学生原来睡的是上下两层床，我们年轻的，自动把行李放到上铺，下铺留给向达、杨人楩、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阎文儒、宿白等年长的人。由此，开始了第一期六个月的集中营生活。不过，向先生在这里只住了一个月。

图：阎文儒（1912－1994年），满族，字述祖，号真斋主人。北大历史系教授，一生从事考古学研究，专攻石窟寺艺术，著有《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龙门石窟研究》、《唐代贡举制度》等。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对后辈晚生尤其和蔼可亲。

次日宣布了作息制度和管理制度。起床盥漱之后，"天天读"一个小时，而后早饭；上、下午各劳动四个小时；晚饭后，学习"毛选"，写交代材料。只有星期天的下午免除劳动，可以洗洗衣服、相互理发，或到附近村里的小卖部买邮票、发信。在这里监管我们的学生，多的时候三、四个，少的时候只有一个；另有因神经衰弱、睡眠不好，遵医嘱在这里疗养的两个学生。这样一来，太平庄上就成了牛鬼蛇神"十万户"、革命群众"两三家"的局面。不用说，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可监管的学生又想出了新招儿。

我们一日三餐，餐前要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背诵"语录"，而后齐声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分别报出自己的姓名，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我的帽子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向先生有两顶："反动学术权威"和"大右派"。周一良先生，起初是两顶，后来给他加到了五顶。这种规定让我们受辱难堪不说，一个上午的活儿干下来，正等两个窝头进口，可还没有吃，就先来一通"请罪"，真是让人恶心欲呕，眼前摆着窝头也不想吃了。不过，肠胃很有适应能力，这种感觉，两三天后，渐渐地淡下来。我们顿顿"请罪"如仪，顿顿窝头照吃。

学习"毛选"，互讲"认罪"的心得，也算是一招儿，时不时的就来一次。一天上午，太阳出来暖洋洋，监管学生高海林让我们围坐在屋前背风的地方，座谈"认罪"心得，几只小鸟还在身边跳来跳去。可在这种场合，不开口不行，开口，也只能说"我有罪"、"我要脱胎换骨"之类的话，无非是身体受过折磨之后，还要让你从心理上再自戕自虐。每逢这种场合，人人都求靠后，不愿争先。不想刚到太平庄，向先生就抢先发言。他说："我这次出来，跟老伴交代过了，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搬到燕生那儿去。所以，我到了这里，没有什么牵挂，能跟大家一块儿安心学习。"向先生说到这里，高海林跳了起来，喝令向先生站起来、低头弯腰，大骂他"反攻倒算！"

向先生说的燕生，是他的儿子向燕生。他嘱老伴万不得已之时，惊吓老病之身能有个安顿，应是肺腑伤恸之言。向先生何以要在这个场合重复这番话，笔者当时三十出头，年轻力壮，听了也就过去了，并未深加理会，直到后续的事情发生了，才把他当时的那一番话语，陡地回想起来，出了一身冷汗。

图：崔师傅，北大食堂炊事员。1966－1968年，在昌平县太平庄，他为关押在这里的历史系"牛鬼蛇神"做饭。寒冬之际，他常烧锅热水，让我们烫脚。烧水不属他份内的事，他给了我们温暖。2008年，他整80岁。祝愿这位好人长寿！

炊事员崔师傅待我们不错。只要我们下工的时候，能从山上捎带回足够的柴禾、树枝，他就会隔个两、三天烧一锅热水，让我们睡前烫烫脚。可打洗脚水，要从我们住的河滩，爬上一个小山坡，才能到伙房。黑灯瞎火，顶着北风，热水端回宿舍，也变成了温水。我常常一懒，就免了，躺进被窝慢慢地温被子。这个时候，我看到阎文儒，拿起向达的脸盆，给他打回热水，放在面前，然后再拿起自己的脸盆去打水。向先生洗完脚，阎文儒还是一声不响，端起水盆，走出房间，把水泼到老远的河滩。碰到监管学生进屋巡视，他就作罢。后来，阎先生不只打水、倒水，还给向先生脱鞋、脱袜子、穿鞋、穿袜子。向先生平时就是一脸的严肃，很少表情，这个时候，阎先生伺候他，他好像也都当得、受得，安之若素。我在一旁看了，有点诧异，邓先生向我努嘴示意。我从床上往下一看，见向先生的双脚肿起来了，肿得很厉害。第二天在山坡上，得便的时候，邓先生又悄悄告诉我："这不好！'男怕穿靴，女怕戴冠'，他怕是穿靴了！"邓先生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比向先生的还严峻。"穿靴、戴冠"，这是生活经验的概括，我第一次从邓先生口中学来。又过了两天，午饭前列队"请罪"的时候，不见了向先生；回到宿舍，却见有他的行李和用具。听人说，准许他回学校看病去了。

转过年，1967年3月，包括我在内的5个人，最后一批被允许回到学校劳动，太平庄没有历史系的人了。我们把向先生的行李一起带回，交到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不久，慢慢的听说，向先生被诊断为尿毒症，入院的时候已成不治之势，医生也无力挽回了。1966年11月24日，向先生离开了这个吵吵嚷嚷的世界。还是听说来的，先生的丧事草草－－那个年月，"黑帮"死了，谁敢哭出声来！

话说回来，阎文儒何以侍奉向达先生如此，如同至亲一般？这应当是一段师生的情义。

1939年，设在西南联合大学之内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第一次单独招生。史学组录取了三名学生，阎文儒是其中的一个。向达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也是文科研究所史学组三位导师中的一位。阎文儒就是向达指导的研究生。1942－1944年，向先生两次参加中央研究院西北考察团，担任历史考古组长。他赏识阎文儒的诚朴好学，推荐他加入考察团。阎文儒在考察团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参加了民勤、武威、张掖的古墓发掘。距我给您诉说的阎文儒为向达端水洗脚的时刻，二十多年过去了，向先生66岁，阎文儒54岁，都是半百以上的老人了。笔者不才，我是关在"牛棚"里，才学到"一日为师" 这一课的。

我所知道的向达先生，平日说话行事，了无情趣，讲起课来也是干干巴巴。我毕业的第二年，在32路（现在的332路）公车上远远看到他，赶紧多买了一张票。下车之前，挤到他面前，举起手里的两张票，不料他说："我有月票！"脸上没什么表情。下车之后，我赶紧告别，自觉没趣不说，心里可惜的还有那一毛五分钱！我同向先生是隔了两辈的人，总是从远距离看他，他也总是那么冷冷的。倒是在"牛棚"里，阎文儒先生的行动间接而实在地告诉我，向达先生自有他的人格魅力，这一点让我至今服膺不疑！

注：

①另8人是：许师谦、周一良、徐华民、汪篯、徐天新、吴代封、范达仁、俞伟超。此外，还有当时在历史系协助工作的张胜宏（党委研究室）也被批斗。

②这18人是：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邵循正、陈芳芝、商鸿逵、阎文儒、宿白、荣天琳、陈仲夫、田余庆、高望之、杨济安、张注洪、李开物、夏应元、孙机、郝斌。

③另4人是：罗荣渠、谢有实、李原和吴维能。

④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

⑤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764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⑥向达于1955年被首批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当时的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

⑦另12人是：陈寅恪、汤用彤、徐炳昶、朱自清、俞平伯、张奚若、金岳霖、吴之椿、钱端升、陈达、许德珩、杨人楩。

⑧邓嗣禹：《北大舌耕回忆录》，见《传记文学》第46卷第一期。亦见《我与北大》，541页。

⑨同上。

⑩见《胡适书信集》中卷，第1085页，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郝斌，《万象》2009年第6期

明鏡歷史網: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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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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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上）

Oct 15th 2013, 19:58, by 明鏡雜誌

　　本文摘自袁伟、王丽平选编：《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宋美龄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之一。此文是她随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所写的回忆录。该文一经发表，就有人看出其与蒋介石所发表的《西安半月记》有许多矛盾之处。该文的价值在于，其所记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利用此事进行的权力之争，及宋美龄极力斡旋以求和平解决的经过，基本上是可信的。但文中也有许多歪曲史实的记载，其目的不仅是宣扬她个人的功劳，而且更重要的是为蒋介石辩解和争取声誉进行政治宣传。

　　外国作者有视西安事变为一滑稽之喜剧者，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盖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半个月内，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足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张"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实际注重于"剿共"军事）；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实行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惟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前一般人亦多作如是观。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份谈判时之借口而已。主张讨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坚其主张欤！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词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端纳于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释然矣。

　　时军政部长已受命，在委员长未回京前，执行指挥调遣全国军队之职权，空军亦归其统辖。然余仍继续进行"全国航空建设会"改组事宜，盖不独事务本身之重要，未容诿卸；且努力从公，亦暂时可使身心得所寄托。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且谓即幸存，亦无生还望。诸人于面对时，未尝不表示同情与慰藉；然一转背间，即充满悲观之空气，而全国斥责西安叛将之怒焰，则已蓬勃不可抑止矣。然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至咒诅谩骂，则非所愿为。盖余深信，惟诚挚与真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础。此为余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变而益坚。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委员长若欲不愧为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划其安全者，实非委员长分内之计，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惟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惟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挚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作不必要之牺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黯淡凄怆。尝自反问曰：岂我等求出生民于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后绝望时期耶！岂我等复兴民族，建立国家之计划，果将从此毁灭耶？深思终不得解，然余终坚持我信仰不舍。于是迷梦渐去，始恍然惟"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惟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烦扰。而群集我室者，宾朋如云，或进同情之辞，或索时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报告者，扰攘终朝，益增我之烦恼。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作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藉。继复诫之曰："委员长统一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惟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惟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且应恪遵其信条为终生之圭臬。余深信西安叛变者，目睹其妄动所引起之全国反响，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诚意悔悟者，应开其自新之路，则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诚，我黄埔诸生当宽大为怀，迎其来归，不究既往。"继余复言曰："凡余所言，绝非为叛逆求开脱，盖其妄动无开脱之可言；余所努力者，欲令叛逆反省其妄动之影响国家者为如何可怖，求其及时悔悟，自赎其罪谴而已。"

　　当余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然西安真相仍笼罩于消息沉寂之中，悲剧之阴影，紧依彼等心头，则其慰藉之辞，亦黯淡甚矣。最可感者，孔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之职，既代委员长为一国行政之首领，所处地位备感困难；然彼于谨奉职守之余，仍能充分同情余所坚持之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致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

　　时论忽有致疑端纳来电者，余闻之骇然；盖南京一部分人士，咸认叛部计划异常险恶，以为委员长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对于与此歧异之消息，反不愿轻予置信。彼等之言曰："端纳来电，实近合西安心理，欲诱孔部长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至张学良致余电，用意亦同，亦欲诱余入陕而加以拘禁耳。"凡此种种推测，皆不足以动摇余之初衷，反令余信念益坚，知避免战争之奋斗，更有努力推进之必要。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之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终未为所动，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是时西安电报交通虽已中断，不料余于星期二（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欲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的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辞，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而德与彼同机出陕，将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述经过情形；并嘱携一函致我，补充未尽。

　　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势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且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已决心飞陕。余复告以外间传言，彼有袒护张学良之倾向，询其曾否发送新闻电。端纳答称，彼曾发二电：一为新闻之概述，一为答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阿朋之询问。

　　是日，适有人以端纳致阿朋电示余。电中略述委员长健康如恒，张学良已承认劫持领袖之错误，惟自称其动机为爱国。来人即持此为端纳捏造消息，袒护张学良之确证。此种推论实难理解，或者军人为情绪激发，应作如此想像。余因即电端纳，嘱其此后勿再拍发任何新闻电报。端纳昔随委员长赴边远各处，各报记者每去电探问真相，端纳辄一一致答；今突守沉默，各报记者骇怪之余，当不免武断西安局势之恶化，以为端纳亦已被扣，不知彼处发生如何不幸之变局。此时实施检查之影响，更使消息沉寂，而谣诼亦因以丛生。盖此时之西安，就新闻观点言，已成死城矣。

　　星期三晨，余乘端纳未启行前，复与通话一次。余嘱端纳告张学良，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则护送委员长返京，并请以目前余所处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努力阻止战争之经过。余复嘱端纳抵西安后，应速乘机返京。彼答曰："否，我愿留西安。"余最后曰："余若不阻止战争，则尔在西安或有生命之危险。"彼答曰："或有其他办法，我今不能多言。"时孔部长在余旁，即接电话机继续向端纳说话，嘱其转告张学良：彼即不计令誉，当知彼之生死存亡，亦将以能否确保委员长之安全为断，彼欲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当以飞机护送委员长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此后余即运用我忍耐之全力以待爱而德所乘由洛来京飞机之到达，该机在蚌埠被迫降落，又向南飞一小时，故爱而德于午夜始来见我。据彼诉述：委员长失足倾跌，今尚负伤；事件发生，实属意外，当日天明时，西安城中张学良部队已为杨虎城缴械，杨氏统制全城，即张学良部下出入城门，亦必先向杨氏领取通行证；张学良部队在城中者，只有卫队四百人，在城外者亦只六千人，是即驻守飞机场之防空队也。其被缴之枪械，至是日下午始得发还。当日并有杨部兵士一队赴飞机场，初意欲将停留该处之中央飞机，捣碎油箱，击毁机身，后经爱而德劝阻，仅倾倒其箱中储油而去；高射炮皆经封口，严禁使用；飞机场职员皆经遣往他处，只留若干哨兵看守。黄仁霖已于昨日晤委员长，惟因委员长嘱其携亲笔致夫人之函，故被扣不得来京。但委员长草毕此函时，曾当众高声朗诵，故爱而德犹能忆其概略。据称："委员长函中表示宁死不受挟持，且以身后事向夫人叮咛嘱咐，足证其已抱牺牲之决心。"

　　端纳在洛阳电话中之最后一语，所谓"或有其他办法"者，犹震荡余之耳鼓而不能去怀，因询爱而德以张学良自备之鲍音飞机今在何处，爱而德称该机尚在西安。余又问曰："倘攻击开始，张学良有否挟委员长乘此机离陕他去之意乎？"彼曰："颇有可能。"余因作推测曰："此殆准备中之计划欤？"又询："张学良之正驾驶员巴尔安在？"答："在汉口。"余愕然曰："然则鲍音机将由何人驾驶耶？"曰："将由其副驾驶员李奥那任之。"余托其邀巴尔由汉来京见我。爱而德诚挚言曰："我等皆愿为夫人效忠，当立电巴尔，想彼必乐受驱策也。"因嘱其速招巴尔来。

　　凡上事实，皆为余等以前绝未闻知之真相。今则危机毕露，明示其他部队哗变之时，张学良实无保护委员长之能力。因此余阻止进攻之决心益坚。在委员长固公忠为国，不计个人生命之安危，亟盼挞伐之实现，余则未愿作如是想。委员长致余函之内容，余亦未告军事长官；盖深知此函立意之宣露，更将影响彼等之心理，益艰余之处境。余知轰炸西安必置委员长于死地。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此为余始终坚持之信念，故愿决死为和平奋斗，以期其成。因此余决意立赴西安。此时虽张学良在城内无甚部队，其在城外之兵数亦甚寥落，明知事态异常险恶，然余亦不愿多加考虑矣。

　　已而避免武力以求和平解决之希望，又微露其一线光芒；盖是晚接端纳来电，称已抵西安，向委员长及张学良转达我电话中之意旨，今西安将领已欢迎子文与顾祝同之入陕矣。于是余以和平方式营救委员长出险之主张，始得第一步事实之佐证。然此后数日，焦虑奔忙，困惫更甚。因潼关以西之军事，业已发动，虽幸飞机为雪所阻，不能超越华山而向西安轰炸，然洛阳与群山间沿路各处，被轰炸者已不胜数，又安能保证群机之无冒雪西飞径向西安投炸者也！后来端纳来电，称委员长已遣蒋鼎文主任飞京，携其亲笔致军政部长函。不料政府中人闻讯，声称彼等不独不愿与西安作谈判，且亦不愿在委员长离陕前，接受任何命令，盖此书即出委员长手，又安能确证其为出于委员长之本意者。诸公竟测其领袖将屈服于劫持之下，宁不可异？余因直告之，并叹曰："诸公与彼共事多年，竟未能了解其真性格至此耶！"二日后，蒋鼎文果来，彼等闻其面述委员长令，始服从无闲言。蒋鼎文并恳切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论文，皆以中止为佳。同时其他方面阻止冲突之努力，亦在进行中。孙科、王宠惠等诸先生访余，拟商请阎锡山主任出面调停，营救委员长出陕，因决定由党政领袖联名电阎，此电亦经拟妥发出。

　　巴尔由汉来，余即与研究张学良是否有挟委员长同乘飞机出陕他往之可能。余昔日飞行曾深入西北边省，故详知彼间地形崎岖，人烟寥落，难觅飞机着陆场地之情况；余更预料凡有中央军驻守之机场，必为张学良所不敢去者，则其目的地点当在共产军阵线之后，或者即在新疆。余问巴尔："倘鲍音飞机满载其携带油量，足敷飞往新疆之用否？"巴尔答曰："可。"又问："张学良曾提及乘飞机往新疆否？"巴尔答曰："曾言之。"余因与再研究地图，倘张迫于环境，须乘机出陕他去时，张挟委员长至何处最为可能。余并告以张学良若真挟吾夫他飞，余必跟踪往探；故余愿深知何机所携油量，足达鲍音机满载后中途不再添油而可往返之地点。巴尔答曰："德格拉斯机如只有夫人一人乘坐，舱中储油，足应长途之用。"余因嘱其留待后命，倘余不能阻止进攻西安，乃有飞行之必要也。

　　委员长被禁后一星期，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未完待续）

　　共识网书摘，摘自袁伟、王丽平选编：《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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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判决书》每页都是现实警世钟

Oct 15th 2013, 19:55, by 明鏡雜誌

　　今年是东京审判宣判65周年。1948年11月4日至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了法庭判决。《判决书》不仅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作出罪状认定和量刑，而且用很大篇幅阐述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膨胀的过程，今天重读仍深受震动！

　　根据《判决书》，可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作为"梳理如下：

　　一曰"造神"。1920年前后以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为代表的"理论家"，大肆鼓吹"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原则，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八纮一宇"出自中国古书，"皇道"就是"天皇之道"，他们解释为"把世界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大川曾出版一书，狂妄声称日本是大地最初成立的国家，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天命，并预言1925年前后东西方将发生战争。另一名狂热鼓吹者是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他还是个阴谋实干家，他建立的"樱会"，就是一个中佐以下现役军官的激进组织。《判决书》判定"他是建立阴谋的首谋者"，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这种带有邪教色彩的"造神"蛊惑，煽动了狂热的狭隘民族情绪，产生了自杀"神风队"这类怪胎。

　　二曰"滋事"。1930年前后，激进分子还是以中下军官为主。他们阴谋制造事端，造成既成事实，从而逼军部高层和政府就范。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的罪行自1928年始，原因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判决书》指出："一个日军大尉在地雷周围埋伏兵士，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的列车到达那里时地雷爆炸，日军向张作霖卫队开火。"当时田中义一首相并不知情，向天皇报告后准备将责任者交付军法会审，但在陆军部干预下，不了了之。此次滋事成功助长了军国主义者的气焰。1929年7月1日田中内阁被迫辞职。不久，军国主义者再度滋事，包括1931年7月1日的"万宝山事件"，1931年7月17日的"中村事件"，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当时仅是一名陆军大佐，《判决书》第五章详细叙述了他和石原莞尔以及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等人阴谋策划的始末，认定："大量可靠证据表明，'沈阳事变'是由参谋本部将校、关东军将校、樱会会员及其他人事前周密计划的。"最会滋事者，当推送上绞架的另一名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前后土肥原以特务机关长的身份供给参谋本部有关中国的秘密情报。为诱骗胁迫溥仪从天津到沈阳，土肥原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包括向溥仪送藏有炸弹的水果篮，寄恐吓信等。"1931年11月10日晚上，土肥原秘密将溥仪押上一辆有持枪队伍保护的汽车，从住处转移到码头，上了一艘小型日本游艇"；土肥原还策划成立傀儡政权"内蒙自治政府"和"华北自治政府",并多次转移汪精卫等等。正如《判决书》第十章所述："土肥原凭借政治谋略、武力威胁和武力实施，在促进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侵略事态进展上担任了显著任务。"

　　三曰"逼宫"。政党内阁是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一大阻力。为扫清障碍，军部对内阁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针。1932年1月17日桥本著《议会制度的改革》一文，文中说："责任政府——政党内阁制度——完全与宪法背道相驰。为了建立全新的日本，我们认为紧迫要做的是让现有政党当替罪羊，摧毁他们。"从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中，日本内阁竟换了17届之多，政党出身的首相仅7名。1934年到1936年的冈田启介首相本是军人出身，但因不满过激派的武力扩张而招致嫉恨。"1936年2月26日，由一群青年军官企图暗杀冈田本人而达到顶点。22名军官和1400余名士兵叛变政府，占据了主要官厅，使东京处在恐怖状态中达三天半之久。大藏大臣高桥和内务大臣斋藤被恐怖分子暗杀。十天以后，冈田因不能控制军部而提出内阁辞呈"。文人首相中除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和近卫文麿赞同军部方针外，田中义一、若槻扎次郎被迫辞职；滨口幸雄和犬养毅遭军人少壮激进派暗杀。1937年到1945年的9名首相中居然有6名军人。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首相时，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等要职，集大权于一身。他当然没有想到，4年之后成为阶下囚，7年之后上绞架。

　　四曰"愚民"。为了欺骗和绑架民意，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实行疯狂的愚民政策。1933年6月，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发表谬论，例如"日本天长地久，命定要扩张"，"国民应走的道路就是'天皇之道'，日本军队就是天皇的军队。凡是反对宣扬'皇道'使命者，陆军就要和他作战"。日本所有学制都强迫实行军事训练。"九·一八"发生前不久，日本就以满洲是日本"生命线"来教育学生，"九一八"之后，则完全是极端国家主义的"新精神"。1938年5月荒木转任文部大臣，上任即发布新训令，学校完全处于陆军省所派军事教官的支配之下。荒木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日本军国主义在控制舆论上也不遗余力。1936年5月20日陆军部成立情报局，控制面向公众的一切通讯。《判决书》指出："出版自由在日本是经常受限制的。一切演说和公开发表的言论事先都必须经警察核准。""1931年之后，特高警察对凡是反对现政府政策和公开发表意见的人，都加以监视。"

　　五曰"扩军"。实现侵略野心必须扩充军备。《判决书》历数了日本各届政府发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实施。例如："1936年5月29日，为充实国防和本国工业，以建立汽车制造工业为明确目的，特别制定了法律。""1936年底，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已具有最现代化的商船队。"1937年5月29日林铣一郎军人内阁通过陆军部提出的五年产业计划，"选定十三种产业优先发展——兵器、飞机、汽车、工作母机、钢铁、液体燃料、煤、通用机械、铝、镁、电力和铁路车辆。"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不隐晦扩军的目的是备战，不仅针对中国，而且以苏联和英美为目标。"这些计划是为对抗苏联的五年计划而制定，为了想使日本的国力较苏联更为优越。陆军认为苏联是亚洲政策不可避免的敌人。"1936年8月15日五相会议决定"海军军备必须加强到足以保持西太平洋制海权而与美国抗衡的程度。""同一期间，桥本公开主张向南方，尤其是向荷属东印度方面进行扩张。他认为英国海军是此计划的主要障碍，要求建立无敌空军为中心来扩充军备。"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掠夺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资源。

　　六曰"毁约"。军国主义扩张另一障碍是国际条约的约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政府签署了许多国际条约，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独立的《1922年华盛顿九国公约》，禁止生产、运输和使用鸦片及类似毒品的《1931年鸦片公约》，尊重太平洋地区各国领土利益的《1921年四国条约》，保持中立国领土不受侵犯的《1907年海牙第五公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1928年巴黎条约》，战争状态下人道行为的《1929年日内瓦红十字公约》、《192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等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李顿调查团对日本侵略扩张予以谴责，使军国主义者十分恼怒。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日本的发言人说：日本再不能与这种组织合作。"对于前述各种条约也陆续退出。1933年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公开说："就华盛顿条约而言，这是十二年前签订的，由于国际形势与那时完全不同，早已不适合保障日本帝国的安全了。"华盛顿公约规定缔约国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总吨数，以防御之需而定；对舰艇的大炮口径也有限制。按条约日本的数量在英美的70%左右。1934年12月19日日本枢密院一致通过废除华盛顿条约的政府决定。日本摆脱各种约束后，践踏亚太各地，肆无忌惮，猖狂施暴。《判决书》第八章整章都是揭露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仅列举一些小标题即可见其手段之残酷，人性之灭绝："杀害被俘飞行员"、"死亡行军"、"解剖活人和吃人肉"、"对俘虏及被拘平民的非法使役、饥饿和虐待"等等。笔者想特别提一下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期间检方提出大量人证物证，光出庭作证的证人就有8名之多，包括侥幸逃生的受难者代表，杀戮奸淫的中外见证者，特别是美国神父玛吉拍摄了一百多分钟的纪录片，日本令人发指的罪恶震惊世界！这些证人的发言连同大量书面证据在《庭审纪录》中有493页之多。《判决书》又有9页对南京大屠杀做了专门阐述，明确指出："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7名战犯中的两名——松井石根和武藤章曾经指挥和参与南京大屠杀。

　　七曰"结盟"。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的"轴心国"联盟，是战争罪恶的渊薮，世界人民的公敌。日本在建立三国同盟中非常主动。1937年11月6日日本枢密院批准了"德意日防共协定"。1938年秋季三国同盟条约的文本由日本驻徳大使大岛和德意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齐亚诺草成。虽然遭到有田等人的抵制，由于陆军坚持，1940年9月27日缔结了三国同盟。

　　中国法官梅汝璈和顾问倪征、秘书杨寿林等法学家参与《判决书》的撰写。梅汝璈曾高度评价《判决书》："上部事实部分，确极详尽，不啻一部翔实之二千年来远东关系史或日本对外侵略史。就历史学术言，将为一不朽之贡献，有重大之价值。"1948年11月11日法庭对甲级战犯宣判前夕，梅汝璈再次致电外交部："判决书长计千二百页，约六十余万言。对战前日军阀专政与备战以及逐渐遂行侵略之经过，均有翔实之叙述与明快之论断。日军在各地之暴行则另列专章。（南京屠杀为该章中最特出之一节，占首要地位）在叙述日本对外侵略事实经过之四百数十页中，'对华侵略'部分为璈所亲自交稿提出，约二百五十页，占篇幅半数以上。对于十七年来交综复杂之中日关系，论列甚详。是非曲直所在，将可大白于天下后世，私衷引为快慰。"

　　总之，《判决书》每一页既是历史教科书，又是现实警世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比今日日本当权者的言行，似乎看到当年军国主义者的阴魂：到靖国神社"拜鬼"；在钓鱼岛滋事；频繁改换内阁首相；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否定二战后世界格局；修改教科书，误导青少年；扩充军备，建造航母规模的"驱逐舰"；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甚至放言效法纳粹；拉拢一些国家组成反华同盟……真是何其相似乃尔！难道日本当权者还想走军国主义前辈的老路吗？警惕啊，人们！

　　向隆万，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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