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3日星期日

明镜月刊: 華裔一直不被緬甸政府所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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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一直不被緬甸政府所承認
Nov 3rd 2013, 08:55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朱諾

李老闆說,他和當地一些華人正在籌備華文學校,老師已經找好了,地方還在落實,他們這些 老人都盼著華文學校能盡快開學。不過,他還不無遺憾地搖搖頭,"現在華人後代都不願意學中文嘍,這太不應該啦。"他一再說起緬北的毒梟羅星漢,當年 要不是他從政府那裡力爭保留下來了八所中文學校,後來緬甸的中文教育恐怕就會青黃不接,甚至徹底消失了。

我在品烏倫見到了廣東台山人、客家人、雲漢人、潘泰人,經營著自己的生意。當地的緬族人並不認同李老闆的說法,他們告訴我,現在,學習中文在緬甸炙可熱,很多緬甸其他族裔的家庭都把孩子送進中文學校,中國現在的經濟崛起使他們意識到學中文大有"錢"途。

不過,對於大量華人新移民的不滿和抱怨也在緬甸百姓心中滋生,這種逆已經從緬北散播到緬甸其他地區。我後來去了蒙育瓦中國萬寶公司經營的萊比塘銅礦地 區,當地農民對銅礦的抗議尚未結束,那種抗議的原動力難免不帶有針對華人經濟擴張的牴觸。好在緬甸還有各種各樣的民族問題,克欽人、克倫人、撣族,最近的 一波反印度穆斯林的浪潮為目前緬甸境內最棘手的民族問題。在這一切問題的背後,我不禁為緬甸的華人擔心,有一天,不管是因為什麼原因,當中國的國力不再 支持自己的海外僑民時,又一輪的反華運動會不會就要到來呢?

某日,當我看到溫艾的時候,她正在一個碑刻佛寺的走廊裡與兩位荷蘭遊客聊天。見我在一旁立定聆聽,她招招手示意我坐下。"來加入我們的聊天吧?"

寺廟的地板上落著一層灰塵,其他幾個人都席地而坐,看來我也不能例外,於是我就盤腿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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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魯緬甸混血兒溫艾。

她先做了自我介紹,名叫溫艾,然後,劈頭便問:"你從哪裡來?"她的英文也相當純正,幾乎不帶一絲緬甸口音,和潘茜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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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南海牙医自述:江青说我给她吃了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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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牙医自述:江青说我给她吃了毒药
Nov 3rd 2013, 12:59, by 明鏡雜誌


  曾家信,195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1958年调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重点负责南楼首长保健工作。本文根据她的口述整理而写成。

  为林彪治牙

  "文革"开始不久,我第一次给林彪看病,当时林彪还没有成为"副统帅"。林彪的医疗保健任务原来由北京医院负责,因为看牙,就请了我们301医院口腔科主任洪民和我。事前我们开了一个会,从各个医院请来一些内科专家、教授会诊,商讨医疗方案和细节问题。他们对于给林彪看病都有些发憷,因为林彪不愿意看医生是有名的。据说,在他精神状态不好时,生了病,医生无法接近他。

  那次去给林彪看牙病,他出来时面无表情,也不和我们打招呼,洪主任给他先做了消毒、麻醉,没想到一切还颇顺利,只是一颗松动的牙需要拔除,十几分钟手术就完成了。洪主任将几个带血的棉球用纱布盖上,台子上干干净净。可是,到晚上有了点情况,保健医生打电话来说:"首长拔牙创面出血了。"我们立刻去看了,原来只是林彪在一张洁白的纸上吐了一口唾液,内有几丝血迹,不是血管出血,他才放心。

  另一次是林彪当"接班人"以后,他的一个牙套坏了,要重做。并请了上海华东医院的孔新民医生来,孔医生在制作义齿方面很有经验,由他操作。后来又请来了北京医院的朱希涛教授,每次由30l医院的曹根慧副院长陪同,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医疗组"。林彪病牙是在上颌第一前磨牙。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全套冠",在颊面"开窗"加上一个白塑胶面,工艺精雕细刻,前后修治了一个月。最后,难得林彪满意地说:"很好,很好,很好。"并且面带笑容和我们一一握手。


  为江青治牙

  给江青治牙,其艰巨性、危险性是从未想象过的。

  有次,江青左上第三磨牙发炎,疼痛。我们去时,急性炎症已消,是慢性牙周炎。我们给她局部冲洗上药时,她指定我们每人轮流给她治疗,看来是为试试我们各自的手法轻重。她的牙已松动,需拔除。为慎重起见,我们先拍X线牙片。拍片时,我按常规用手指将X线片送入她的口中,碰到了上腭,她本能地恶心反射,我立即将片退出。她生气地说:"你不果断。"第二次,我便用止血钳夹住片子放入口中,避免触及上腭。片子拍好后虽比实际放大了一点,但尚可供参考。这是第一次碰到的矛盾,我也没太重视。后来她说要洗牙,牙医所讲的"洗牙",是清除牙结石,我将她下前牙侧结石清除了。谁知第二天她却说:"你犯错误啦,我的牙齿很薄,你把珐琅质刮去了,现在酸痛、过敏。"我也未加以解释,幸好以后她再未提起此事。

  后来有一次给汪东兴同志看牙,从他的话语里,我才觉察到一些不寻常的"口风"。汪东兴待医生如客人,十分客气,总是先坐下陪我们喝茶,聊一会儿天。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医生犯错误是有的,但是不会害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刘院长调离301医院前,他才告诉洪主任:江青说,我和洪民给她吃了毒药,叫"总后"领导处理。"总后"将此事压下了,刘院长也将此事压下来了。据说是汪东兴保了我们。好在我们懵懵懂懂、糊里糊涂过来了。


  为华国锋、聂荣臻、胡耀邦、罗瑞卿治牙

  第一次给华国锋看牙时,他还未当主席,经常独自来到30l南楼。华国锋当主席后,他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有一次注射麻药后发生晕厥,据说是进口麻醉药剂量问题。后来汪东兴决定,看牙转到301,我们也开始到他住处出诊,有时还请北京医院韩宗琦副院长会诊。华国锋为人厚道,每次去出诊,等候他的时间不长,他来总是面带笑容,简单地寒暄几句。他对医生没有什么挑剔,我们也比较放松自如。

  最后一次出诊,我们已听了关于"两个凡是"的文件,他也知道我们已听过文件传达,但他的表情仍一如既往,大家都很自然。这次看完牙以后,他还陪我们一道出门,接我们的车离门廊有好几米,他看我提着的出诊包比较沉重,就说:我来替你拿。我连客气的话还未说完,这位前主席就将出诊包提起送到车上了,令我感慨不已。

  聂荣臻外表较严肃,在口腔科看牙时,他却比较和气。有一次,聂荣臻因全身多系统病住院,也有牙周脓肿,口腔霉菌感染。当其他急性病情得到控制后,开始口腔科治牙,做"根管"治疗。他怕用涡轮磨牙机,故一次注射麻药后,将需要磨牙的手术做完。那天在内科心脏监护下,我给他注射下颌传导麻醉,手术虽然比较复杂,但开髓制洞、封药一切都很顺利。事后我看了一下,周围约有30多人在场,见到这个阵容,护士小刘笑着说:"你到底是久经沙场的,那样从容不迫。"

  胡耀邦很随和,也很宽容。有一次我给他做"根管"治疗,应逐段清理根管,开放引流后封药。我们的操作却有点失误,错在清理根管后引流时间不够,没有将脓液引完,3天即封药。开始还无不良反应,封药后第4天就发生牙根尖红肿,根管内有脓。胡耀邦却没有怪罪我们。我们马上给他引流后就不痛了,又经多次换药才重新封口。

  罗瑞卿看起来很严肃,但在为他诊治过程中显得很和气。他患下颌关节僵直,口张不开,看牙有些困难。我给他补过一颗牙,牙钻伸不进去。洪主任临时设计了一个小而有角的充填器,又借用耳鼻喉科的喉镜代替口腔镜,选用最小的刮匙,从牙间隙处进入,去龋、充填。边做手术、边照X线牙片、边纠正。费了好长时间,终于圆满完成了手术。

  "文革"中罗瑞卿被"打倒"时,曾来301门诊看过牙,病历上用的是他夫人的名字。看牙时我除了问问病情,彼此什么话也不说。但我的治疗还是像过去一样认真,有一个坏牙按常规照了X线牙片。后来他被"解放"后复诊时,他夫人便问照X线牙片没有?我奇怪,她对此事为何如此重视。后来听别人说罗瑞卿做截肢时,术前未照X线片,不知确否?罗瑞卿刚平反后,一次我去南楼为他会诊,我问护士怎么称呼,说是称"首长"。见面后他满面笑容,说了许多家常话。

  总之,"文革"中给"走资派"看牙,我的原则是:不管什么人,高高在上的,"打倒在地"的,都是我的病人,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从不马虎。

  曾家信,《郑州日报》2010年01月14日,原标题:走进中南海的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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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严泉:军阀曹锟的总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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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泉:军阀曹锟的总统生涯
Nov 3rd 2013, 13:01, by 明鏡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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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

  直系军人曹锟贿选总统事件,一直是后人抨击北洋军阀乱政的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在人们关注总统选举合法性的时候,却忽略了对曹锟当选之后总统生涯的了解与评价。作为一个布衣出身,粗通文墨的赳赳武夫,时年已过六旬的大总统曹锟执政能力如何?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呢?

  曹锟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布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支持国会制宪是曹锟在贿选之前与国会多数派达成的协议。曹果然没有食言,在10月10日国庆节就职当天,也就是宪法通过后的第二天,就正式宣布颁行宪法,历经十年风雨的制宪大业终于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单就内容而言,这部宪法注重对民国建立以来宪政制度实践经验的汲取,特别是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原则下,遵循联邦制度原理,在政治、行政、财政等方面,尝试构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型合作关系,创设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后来有学者认为:"但就该宪法本身而言,它综合体现了西方近代宪法理论和宪政原则以及中华民国十年共和历史的政治实践和立法经验。"

  在政体运作方面,依照1912年临时约法的规定,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所谓责任内阁制是以国务院(内阁)作为行政中枢,国务总理(首相)作为行政首长,通过国务会议处理重要国务,对国会负其责任。所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虽然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但并非实际的行政首长。不过,由于临时约法在责任内阁制度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关系,所以这种政体制度从一开始运作就困难重重,经常引发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冲突,此前北京政府领导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均概莫能外。然而,曹锟却是一个例外。他在登上总统宝座以后,并没有执着于大权独揽,而是按照责任内阁制度的规定,赋予总理相当大的行政实权。曹在一年任期内先后任命过四任国务总理(代总理),基本上能够做到府院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此间内阁的倒台往往都是派系黨争的结果。

  议会政治在北洋时期命运多舛,第一届民国国会先后两次遭到非法解散。1922年8月,正是在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支持下,国会得以第二次复会。此次国会复会后存在时间最长,历时二年多。总的来说,此时国会由于内部派系争斗不断,已经呈现出衰亡的迹象。但是在曹锟执政期间,国会仍然以临时会议形式存在,并发挥了一定的监督功能。而曹锟也比较尊重国会的立法权,即使是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与国会产生意见分歧,一般也只是采取协商方式,并在必要时作出妥协与让步。1924年元旦,考虑到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任期已经届满,曹锟政府还正式颁布下届众议员改选令,规定各省众议院议员在4月中旬举行初选,5月中旬举行复选。民初宪政最后的不幸中断,主要是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与第二次直奉战争影响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否则以曹锟等直系人物坚持宪政制度的政治立场,宪政体制至少在形式上勉强维持下去的可能性是有的,中国过渡到初级或有限多元政治模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曹锟在外交事务上,特别是在中苏关于外蒙问题谈判中的表现,非常值得一提。苏俄在成立后不久,在两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及一切特权。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巩固,在外蒙问题上却不愿公开承认中国的主权,致使中苏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停顿。曹锟当选总统后,立即任命王正廷为中國政府的全权代表,重启中苏谈判工作。在经历5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后,王正廷未经北洋政府的同意,擅自与苏方代表加拉罕妥协,于1924年3月签订了中苏协定大纲草案。草案在涉及外蒙的条款中,给予了苏方一定的特权,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国家利益。北京政府在获悉草案内容后非常不满,认为王正廷的行为超出授权,属于严重的失职。外长顾维钧将内阁关于草案的反对意见呈交曹锟,曹锟很快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并下令停止王正廷督办中苏交涉,由外交部来接任。曹锟的这一决定立即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对,加拉罕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國政府不在48小时内接受原先的协议,那么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是曹锟不为所动,坚定地支持顾维钧的正确意见。后来苏方被迫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中苏才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与直系大将吴佩孚相似的是,曹锟也是一个支持中央集權的武力统一论者。但是由于实力不逮,以及忙于对奉系张作霖的备战,他对当时日益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省宪运动)只能持容忍态度,放任其自流,这样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自治运动的蓬勃发展。联省自治运动高潮期正好出现在曹锟执政期间,当时"省宪运动的潮流,可谓激荡全国。"浙江、云南、四川、广东先后制定出省宪,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由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人民积极运动制宪,联省自治运动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为现代中国国体变革提供了丰富的制度实践经验。

  此外,曹锟对专业人才亦相当重视与尊重。时任外长的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曾提到曹锟在召开内阁会议时,强调顾总长办外交有经验,反对其他直系人物干涉顾的人事任命权。为此,顾给曹锟很高的评价,认为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具有领袖的品格。北洋时代另一位著名职业外交家颜惠庆也在回忆录中指出:"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蔑视,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识才干贫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曹锟。而颜本人就颇受曹锟的重用,在其总统任期内先后出任过农商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要职。

  从曹锟的种种执政表现可以看出,同样是军阀,曹与袁世凯、张作霖的风格截然不同。袁、张同属崇尚威权统治的政治强人,习惯于军人獨裁统治,对宪法、国会缺乏兴趣。曹锟的执政方式却是比较温和,也愿意接受民初的宪政体制。正如他在当选宣言上所说:"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虽然曹本人并不一定真正明了宪政法治的要义,但是至少在短暂的一年任期内,他还是基本遵守了自己当选时的诺言,这一点是后人在对其作历史评价时所不能忽视的。

  严泉,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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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驶进校园的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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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进校园的囚车
Nov 3rd 2013, 13:07, by 明鏡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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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六七年的大圃和可心。他们的妈妈王佩英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


一九六九年是文革祸乱的第四个年头。那年年底在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操场上开过一次震慑群众的"镇压反革命大会",押送犯人的囚车曾驶进校园。

那囚车是辆人们俗称为"闷子车"的庞然大物,车身玄青,不带窗户,驶入五十七中后停在了校门的里侧。车里囚禁着六、七个将要批斗示众的犯人,其中戴镣铐的重犯是位女性。

那是个午后,日光毫无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师生、附近的翠微路中学、玉渊潭中学、羊坊店中心小学、铁路七小、铁路五小等校数千名中、小学生列队进入会 场后在严寒中席地而坐。除了他们,现场观众还有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职工、北京铁路局职工以及羊坊店地区的街道居民,人数多达一万余。

五十七中的语文教师杨秀媛那时二十八岁。上午她已得知被批斗的重犯是班上的学生张大圃的妈妈。"镇压反革命大会"时常发生,她熟悉其阵势,痛苦便袭 上心来:大圃聪明懂事,处处要强,他还不到十五岁,怎能目睹那种现场?又怎能那样与母亲生离死别?慈悲的杨老师决定,由同班的两个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 在家里"复习功课"。

可是,在进入会场的小学生队列里却有大圃的妹妹张可心。
可心才十二岁,是铁路五小的学生。那天上午第四节课老师没有让她上,在教师预备室里,她得到了专门针对她的通知:"下午在五十七中开会批斗你妈妈,全年级都去参加,你也要去,要站稳立场,跟你妈妈划清界限。"说话的是一位中年女教师,她是可心的班主任。

世界在可心的眼前土崩瓦解!为什么老师这样冷酷?为什么召开可怖的大会?妈妈,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他们给你加上"反革命"罪名?

大圃和可心的妈妈叫王佩英,她曾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工作。在五十七中会场上有不少孩子认识这位身材不高,面容和善的邻居、阿姨。初一的小瑜 (化名)想起以前自己的妈妈和王阿姨说说笑笑常来常往的情景,又想起王阿姨对自己的亲切和慷慨,她在"三年困难时期"吃过王阿姨给的包着玻璃纸的牛奶糖, 家里还有件王阿姨送的礼物,是个漂亮的纸制小手风琴……

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会场上秩序森严,杀气熏天。犯人们都被押上来了。

大圃和可心的妈妈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军警扭着、拖着。她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写有名字,名字上打着血红的叉子。她不服,被强摁着头与其他犯人排成了一 溜。发言人宣布他们的"罪状",喊到"王佩英"时,押她的两个人突然从身后凶狠地揪住她的头发,猛地将她的头扯起,向观众扬了一下。

杨老师看清了大圃的妈妈那张惨白、消瘦的脸。一条肮脏的宽带子紧紧地勒着她的下颌,把被蒙住的嘴勒得现出凹陷。她不肯低头,分明是在抗议,挣扎着要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镣铐"哗啦"一响,杨老师的目光又落在她的脚上,她的一只脚上没有鞋,冻得通红。

恐怖大戏就这样在众多中小学生眼前继续。会场上口号震天。犯人们被押下去时,镣铐"哗啦、哗啦"的声音令人闻之悚然,全场突然鸦雀无声,一片寂然。

可心抱住双膝埋着头,一直在屏息静气地忍耐。听见镣铐的声音,她知道亲爱的妈妈走了,越走越远,她再也不可能见到她了……这纤弱的女孩一动没动,悄无声息的泪滴滴落在地上。

散场时,五十七中的学生们排队返回教学楼,外校的学生们也都排队走回自己的学校。那辆囚车从校门里驶出,在他们身边扬起一路烟尘,消失在街道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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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人民铁道》第三版

元旦过后不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羊坊店铁道部宿舍一带贴出了毛泽东语录当头的布告: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年以后,这一冤案得到平反。

补记
王佩英女士因言获罪,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被杀害,一九八〇年四月平反。她是七个孩子的母亲,文中的大圃和可心是她的六子和幺女。

王佩英女士的事迹详见《炎黄春秋》二〇一〇年第五期《寻找王佩英》一文(作者郭宇宽)以及中共党史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第八卷、河南党史回忆录专辑《没有枪声的战斗》等文献。

二〇一〇年王佩英女士遇难四十周年。三月二十七日,她的三子张大中先生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有五百余人前往参加。

本文根据笔者二〇〇九年对多名当事人的采访而作

童话,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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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吏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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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吏治危机
Nov 3rd 2013, 13:09, by 明鏡雜誌


  清代嘉庆道光两朝,如果从嘉庆1800年亲政算起,到1850年道光逝世,正好是50年。清嘉庆道光时期这50年,其吏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包括官场道德危机和官场人才危机,我把它概括为吏治危机。

  吏治危机,其意义在于此时吏治不但极其腐败,而且极其无能。腐败不仅仅是个别的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而且还表现在官场道德的整体堕落、全面而严重的官场道德危机;而无能不仅仅表现在官员不干事,不想干事,干不了事,还表现在昏庸、平庸和无知者充斥官场,奴才充斥官场,出现了官场人才危机。

  官场道德危机:集中表现在官场贪污腐化、欺骗蒙蔽、消极怠工等方面

  在清嘉庆、道光时期,像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是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即仁政爱民、忠君爱国、廉洁奉公、公明勤俭。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官场道德危机,也就是作为指导和规范封建官员为官从政的道德准则的危机。这集中表现在官场贪污腐化、酷烈虐民、欺骗蒙蔽、消极怠工和漠视民生等方面。

  腐败是中国历代专制政体下官场的一个毒瘤,应该说是自古有之,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清朝后期那样,到了无官不贪、有吏皆污的程度。

  清嘉庆、道光时期官场的唯利是图已成风气,封建官员那种必须遵守的廉洁奉公的道德准则,对大多数官员来说已形同虚设。做官必先问肥缺,"出任之始,先论一利字"。嘉庆初年,洪亮吉说官员上任前都要分析各种官位能够捞多少油水:"各揣乎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之赢余若何,不幸而守令屡易,而部内之属员、辖下之富商大贾,以迄小民,亦大困矣。"

  官员的唯利是图达到了毫不隐讳、明目张胆的地步,有些记载十分生动形象,如京官刘彬士到浙江任巡抚时就公开说:"穷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负欠不少,今番须要还债。"人们都说他如"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最典型的例子要算震动一时的杀官灭口案了。

  按照清代规定,凡赈灾,一般要派官员查赈,以防地方官趁办赈之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嘉庆十三年(1808)夏,江南淮安山阳县暴雨成灾,朝廷派知县李毓昌前往查赈。李毓昌率家人到受灾各乡村查点户口,查出山阳县县令王伸汉捏报户口浮冒赈灾款近30000两。李毓昌准备揭发到府。王伸汉探知后,重贿求情,但都为李毓昌拒绝。王伸汉又恳请自己的上司淮安知府王毂向李毓昌说情,王毂对李毓昌说:"吾辈皆同官,谁无交谊?古人有言: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不然,是毁王(县)令之家,而蹙其命也。彼岂能甘心于君者?"

  王毂的求情,其中一句话很有意思,"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他还说这是古人说的,真是令古今的官员大开眼界。当然,这同样遭到李毓昌的拒绝。于是,王伸汉贿赂李毓昌的家人,密谋毒杀李毓昌,并焚毁户口清册,又用2000两银子买通知府王毂。这就是震动当时的山阳县令杀官灭口案。

  事后还得知,先后派往山阳查赈的官员共有10人,其中除教谕一人没有收受贿赂和李毓昌被杀外,其余8人都收受了贿赂。从这个典型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当时官场的贪婪之风,而且这种贪婪带有非常野蛮和残酷的色彩,从政清廉、仁政爱民的道德准则,在这些官员中起不了什么规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大批官员不顾朝廷禁令,以身试法,带头吸食鸦片,甚至贩卖鸦片,从而使这时的官场腐败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嘉道时期,由于贪官、庸官和昏官充斥官场,从而导致这时另一官场病态的产生和泛滥:书吏的权力膨胀,差役的横行霸道。

  书役是书吏和差役的简称。从整体上说,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等方面,两者有共同之处,但手段各有不同。书吏有文化,有官场办事经验,大多贪婪而狡诈;差役大多没有文化而有办事经验,大多贪婪而残忍。最可怕的是他们往往狼狈为奸,这就使得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的书役横行的时代。

  在清代,高官中满人居多,中低级官员中汉人居多。满人官员中有的连汉文都不懂,但权大位高,而汉人官员升迁的机会少,怨气大。这样导致清代的官员中大多依赖书役办事,书役的权力逐渐扩大。清代的许多官员本身腐败无能,又任意放纵书役,加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致使书役横行无忌,目无法纪,而清政府又无力加以整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吏治腐败和道德危机。

  这时的官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酷烈虐民

  本来,仁政爱民是封建官员为官从政的道德准则,但往往并没有切实履行。清朝到了嘉道时期,私创非刑和广设班馆弥漫全国,其残酷性暴露无遗,酷烈虐民、草菅人命,反映出此时严重的司法腐败。

  所谓非刑是指律典未载而私造酷虐刑具及私施酷刑而言,即非法酷刑。非刑从清法律条文上看是严加禁止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当时私创滥用非刑的惨酷情况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论地域之广,非刑遍及全国;论行使非刑之官,有刑部官,有督抚、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州判、县丞、巡检、佐杂吏目及各种杂役,其中又以知府及以下一些小官和杂役为甚;论名目之多,仅嘉庆道光朝实录所载的非刑就有五十多种,这是很不完全的统计。论非刑之残酷,更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程度,不知有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刑有人说是自"嘉庆以降,一时之创刑"。这说法虽然不一定准确,非刑不一定都是嘉庆以降的事,但嘉道时逢衰世,皇权失控,官场道德败坏,大部分非刑创自此时并泛滥起来则是可信的。皇帝虽下过不少禁令,禁止非刑,但大多是官样文章,无效果可言。儒家所谆谆教诲官员的仁政爱民的道德准则,已经被大多数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与非刑配套的是血泪斑斑的班房。这里所讲的班房是合法或非法设置的监狱或拘留所,有差馆、卡房、土地寺、班馆、带候所、私馆、羁候所等,名目繁多。这时的班房像非刑一样,具有普遍性、残酷性及繁杂性等特点。

  此时的官场还有一大弊端就是欺骗蒙蔽。欺骗蒙蔽在清乾隆晚年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风气,清嘉庆道光之世,其弊更甚。洪亮吉说:"州县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抚,督抚以蒙皇上。"层层欺骗,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皇上。

  粉饰太平也是欺蒙的一大表现。大多官员不深入了解实情,虚文往来,敷衍塞责,专做官样文章。欺蒙又一表现是官官相护。官员互相庇护,互为羽翼,共同欺蒙皇上,又是此时官场的一种风气。这种官场中的庇护网,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网和人情网,是官员们的私利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结成攻守同盟,共同对付上司,直到皇帝。而且往往在一些公务活动中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徇私枉法,这不仅使各种冠冕堂皇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也败坏了官场道德,并且使社会呈现出阴阳两面性:阳面的制度条文成了官样文章,而阴面的互相庇护的关系才是万应灵丹。

  在专制政体下,官场还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消极怠工,它是专制政体的产物,也是官员明哲保身的手段。这使得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运转失灵,政权处于慢性自杀之中。清嘉道时期官员消极怠工已成一种官场风气。各级官员自上而下,自内而外,遇事或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或碌碌中庸,模棱取巧;或官官相护,消弭事端。

  嘉庆初年洪亮吉对当时官场这种风气作了一番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类型。道光末年,曾国藩谈到官场的状况时,也有同样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官员"大抵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有退缩和琐屑两大通病,外官也有敷衍和颟顸两大通病。这些官员只求苟全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更有甚者,当时许多官员认为皇帝和一些官僚呼唤道德来拯救官场风气是迂腐之谈。嘉庆一次对贵州巡抚颜检说:"清洁立身,汝之长处,刚方御下,汝未能及,故被人欺侮。今世小人多于君子,一味厚道,断乎不可!"

  清廉之官不但不受人尊敬,反被人愚弄,而嘉庆也告诫他一味厚道不得,如今之世是小人多于君子。道光时,浙江学政主张进行教诲劝导,道光斥他为徒博宽厚,"空言教诲,何益之有!"这是嘉庆、道光的一种矛盾心理,缺乏治国新方略,在道德万能的治国理念局限下,只能依靠道德来治国,但又对道德的救世作用深表怀疑。

  官场人才危机:真才失意,贪才、庸才、奴才得志

  清嘉庆、道光时期,时逢衰世,皇权专制和为专制服务的纲常名教进一步暴露出它的落后性和腐朽性,严重地抑制和扼杀了大批有创造力的人才,在官场得志的大多是一批奴才、庸才甚至贪才。

  在嘉道两朝因礼仪不慎、个性鲜明,不畏权贵、得罪同僚,察吏严格、嫉恶如仇,敢于直言进谏而被罢黜革职、坐牢、流放充军和被杀的官员共有450多人。这些官员,京官从大学士到编修,地方官从督抚到道员知县,武官从将军到参将总兵都有。从史书所载来看,他们大多是有才有德的官员,但是他们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才不竟用,壮志未酬;有的半途而废,含恨而殁。

  清嘉道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贪才、庸才、奴才得志,官场出现人才危机。

  好官难容于世,嘉道官场上必然生出另一些官员:这些人第一个特点是八面玲珑,模棱两可,圆通浮滑,是一些未必有才但无懈可击的"完人";第二个特点是这些人知道,不要把封建官场道德看得过于认真,不要那样愚忠愚直,那样嫉恶如仇,好歹弥缝弥缝为妙,但又要天衣无缝。如此,任凭宦海浮沉,也可稳坐钓鱼台。曹振镛就是这样的典型角色。

  曹振镛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从这一年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死去,五十四年的宦海生涯,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他官场得志的情况,即:生极恩宠,死备哀荣。

  曹振镛在半个多世纪的官场中,担任过工部、刑部、户部、吏部等中央主要部的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直讲官、上书房总师傅,入直过南书房,三次任学政,五任殿试读卷官,四任乡试正考官,五任会试正考官,充任过实录、文颖、会典、国史等馆正总裁官,衔至三师三少,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皇帝遇有巡事、木兰秋狩,都留他在京办事,备受重用,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罕见的位极人臣之臣,半个多世纪的"不倒翁"。

  曹振镛历事三朝,遍历要职,官运亨通,福禄寿三者兼得,不但清代无此二人,即中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那么,他官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在:小心谨慎,遇事模棱;多磕头,少说话。

  清嘉庆、道光时期,由于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作保障,贪婪之辈、无能无知之辈、野蛮残忍之辈,还有敷衍塞责、唯唯诺诺之辈充斥官场。对官场来讲,可以说此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无能、最平庸昏聩、最酷烈残忍,也是最漠视民生的时期之一。

  治国就是治吏。此时吏治危机,已经全面而严重地侵蚀着大清王朝,使大清的统治岌岌可危。清嘉庆、道光时期吏治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道德文化共同结下的恶果,是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结果,是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保障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

  张国骥,《人民论坛》9月上(总第4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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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鄧小平在高饒事件後飛快攀升,原因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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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nd 2013, 17:12, by 明鏡雜誌


《新史記》司馬清揚



建國伊始,毛澤東調鄧小平(注21)進中央的目的之一就是取代周恩來。對此筆者曾經在《新發現的周恩來》中做過初步探討。(注22)根據1953年3月10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以及5月15日政務院發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經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知》,鄧小平負責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以及鄧小平受命領導鐵道、交通和郵電部。毛澤東還曾在3月3日特別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請小平多管一些。"(注23)全國財政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鄧小平兼任中財委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長;免除薄一波財政部部長職務。

但是毛澤東的一些做法在客觀上卻導致了高崗和鄧小平的衝突。全國財經會議結束後不久,針對是年財政已出現不小額度的赤字的情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高崗在會上介紹了東北過去為因應財政困難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經驗與成果,毛澤東對此表示贊許,主張下次會議專論此一問題,並主張會議就在高崗住處舉行。數日後,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饒漱石等中共大員皆前去開會。相關的財政問題,本來是屬中央主管財經工作的陳雲、以及新任財政部部長的鄧小平的管轄事務範圍,但是毛澤東卻示意由高崗主持解決。(注24)鐵道部修建鷹廈鐵路,本應也是鄧小平主管的工作,因其中涉及軍事方面的問題,毛澤東也批給高崗處理。(注25)鄧在1980年回顧"高饒事件"時說高崗"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注26)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attachments/2012/04/30/175_2012043010573814ukq.jpg 
本書作者著有《周恩來與林彪》(明鏡出版社)。

12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並討論毛澤東離京之後由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散會後,高崗對鄧小平說:"少奇政治上不穩,不宜主持中央的工作,還是輪流好。"他還提到,周恩來把握政策比劉少奇穩。鄧小平反駁道:"少奇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應該由少奇主持。"(注27)事後,鄧小平很快向毛澤東做了揭發。(注28)12月19日,鄧小平同毛澤東談話後的當晚,就奉命去做彭德懷的工作。(注29)約在此前後,鄧小平亦曾前去看望羅榮桓。(注30)相關傳記僅著重鄧小平在這次探訪羅時所流露出來的戰友情,特別是其注意到羅住家擁擠、狹小的狀況。然而,鄧此行亦甚有可能負有傳達高崗問題的重要政治任務。因為羅榮桓同彭德懷一樣,都屬於同高崗關係密切之人:彭德懷曾經向毛澤東推薦高崗出任總參謀長甚至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羅榮桓同樣也推薦過高崗。(注31)毛澤東曾經詢問羅對中央工作分作一、二線問題的看法,羅推薦高崗,毛以"高聽不得反對意見"提示羅。(注32)由此已經預示到當毛澤東轉向處理高崗時,鄧小平必然是另一關鍵人物。

1954年初,高崗亟思與駐留杭州的毛澤東一晤以當面解釋,但其要求並沒有為毛所接受。毛澤東在1月22日致電劉少奇:"他(高崗)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注33)1月25日與2月5日,鄧小平與劉少奇、周恩來一起找高崗談話。2月3日,鄧小平也與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一起找饒漱石談話。

鄧小平亦積極參與組織、籌備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為了說明查處"高饒問題"的進度或趕在全會召開之前統一黨內高幹對此問題的思想,鄧小平就"高饒問題"分別再次探訪彭德懷與羅榮桓。1月24日(或25日),鄧小平向彭德懷談"高饒活動"。(注34)1月底或2月初,鄧小平造訪羅榮桓,通知他中央許可其視自身身體狀況決定是否出席,或也告之行將在四中全會中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內容。(注35)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題為《驕傲自滿是團結的大敵》的發言。

鄧小平由此在"高饒事件"之後脫穎而出。原因有三:

一是毛澤東在失去高崗之後,仍然需要一政治人物為其所信任,作為平衡劉少奇、周恩來的政治力量。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不二人選。毛澤東不僅讓鄧小平接掌中箭下馬的饒漱石原任的中央組織部部長之職,更任命鄧小平出任"中央的事由你們做,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的黨中央秘書長。(注36)此一職位及其領導的中央秘書處,即是兩年後中共八大中央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的前身。對此,陳伯達晚年曾評論道:"中央發表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實際就是總書記,只是那時還沒有用這個名稱。鄧小平同志代替高崗過去的地位。"(注37)實際上,在毛澤東的安排下,鄧小平得到的是高崗生前竭力追求而仍未得到的政治地位。當周恩來受到毛澤東批評時,鄧小平更成為毛澤東用來批判周恩來的重要工具。(注38)

二是鄧小平的表現被劉少奇所認可和接受。劉的遺孀王光美晚年時亦對鄧小平在相關事件中的表現甚為激賞並評論道:"你要問我劉鄧共事有什麼特點,我覺得'高饒事件'對他們是個考驗,七千人大會是一個,後來就是'文化大革命'。"(注39)雖然鄧小平的權力提升,對劉少奇可能產生分權的後果,但劉少奇第一是不可能改變毛澤東的這一人事布局,另一個則是鑑於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對自己的支持,他顯然是樂於接受鄧小平的崛起。因此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挺劉少奇的決定與表現,既消弭劉對地位竄升的鄧的懷疑,也奠定了鄧、劉兩人在其後中共政治中合作的重要基礎。

三是毛澤東起用在國共內戰中立有彪炳戰功的鄧小平,可以稍平軍中不滿的心理。

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上最重要的政治得益,是更進一步地獲得了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林彪與鄧小平一起,在1955年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隨著中共政局的進一步演變,鄧小平與林彪先後進入毛澤東的接班人序列。直至"文革"初期,在毛澤東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毛澤東希望繼續用鄧,並希望鄧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和林彪搞好關係。但是林彪和鄧小平談了一次就談崩了。(注40)由此可以說,"高饒事件"為鄧小平的崛起提供了最佳機遇,而這種崛起又為以後林彪與鄧小平之爭埋下了伏筆。

"高饒事件"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後來發生的幾次重大的黨內政治路線鬥爭,都與此息息相關。"高饒事件"造成了巨大的黨內裂痕,影響至深至遠。(原文有大量註釋,有需要者請參看《新史記》雜誌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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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二百年孤独的爵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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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孤独的爵士乐
Nov 2nd 2013, 15:20, by 明鏡雜誌


    许多年之后,面对电视剧中伴随贴面舞的爵士乐,《百年孤独的爵士乐》的作者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扛着凳子去见识露天"毒草"电影中伴随摇摆舞的爵士乐的那个遥远的傍晚。

    爵士乐在中国基本上经历的是百年孤独,如同本人也是百年孤独的大陆和《百年孤独》的小说的文化产物一样。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上海滩曾经绽放辉煌,毕竟昙花一现。此后便风光不再。

    作为超级乐迷,本人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爵士乐情结。

    爵士乐早先是来自一些电影的歌舞场景,后来就有了一些电视剧的类似场景。它们往往是模仿所谓"冒险家的乐园"的老上海"百乐门"、"大世界"的舞厅场景设计的歌舞场景。百乐门作为综合娱乐场所,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号称"东方第一乐府"。它极尽洋场气派,大舞厅配小舞厅,就是千人舞场,加上宴饮住宿会客休闲等多种功能,店名招牌装置也很讲究。霓虹灯豪华装饰的是竖写的繁体中文"百乐门"巨型招牌,大门的上方还有横写的"Paramount"的英文。其原意是"至高、最大"。1932年营建时,主要目的是扩大1929年建的所在地段上的大华饭店的舞厅功能。当时已经使用了英文招牌,就为了突出它的高档洋气,并以其谐音取了中文名。中文名字似乎俗不可耐,但是仔细琢磨,还是大俗大雅,因为富贵吉祥幸福快乐人人有份,也是一种豪迈气派。而对于四大好莱坞电影公司之一,上海人干脆直接取其谐音命名为"派拉蒙"。彰显舶来洋名的"正宗"风格。这个洋名使用至今。电影观众都耳熟能详。

    当年号称"远东第一俱乐部"的大世界,是1917年开业的,距今已将近100年。这是一个刻意汇集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游乐中心,构成"十里洋场"的枢纽部分,这是无数有关上海滩的年代剧、警匪片和黑帮剧的桥段和经典所在。没有多久,爵士乐在它的西外中内的炫目舞厅中,便绕梁三日地、不知肉味地徘徊回荡起来。它在声光电中,集演出、娱乐、观赏、竞技等为一体,这似乎构成了爵士乐演奏的室内娱乐文化环境。可以说,爵士乐在中国出现之初,就带有浓厚的海派文化色彩。

    要说爵士乐,其实也不是那么悠久古老。即使从它的故乡美国南部港口城市新奥尔良的诞生开始算,也就是大约120年左右的历史。要是从1917年第一张爵士乐唱片算起,则100年还不到。100年,对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而言十分短暂,但是对于美利坚历史,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来说,尤其是对于爵士乐等流行音乐来说,已经十分悠久了。在当今世界范围中最为流行的几种音乐中,爵士乐算是比较悠久的了。100年,算是美国流行音乐比较早期的一个时间概念。对于来自西方和日本等国家的"舶来品"的中国流行音乐来说,更是如此。作为美国的民间音乐,爵士乐从美利坚出发,很快蔓延到欧洲乃至世界各国。

    我们回首爵士乐在中国的兴盛演变,要说比美国的爵士乐历史也少不了多少年,但是中国的爵士乐的音乐文化高度,相比之下却十分有限。有限到什么程度呢?"无与伦比"。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即使是中国爵士乐黄金时期的发展阶段,爵士乐也只是对中国流行音乐发生一定横移的、模仿的影响而已。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流行音乐和大众文化的创新力、创造力的发生。其深层原因,就是缺少深厚的文化根基和音乐土壤。具体分析,恐怕要从中国近现代的经济和文化的城市环境、作为新兴都市市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形态中去探究追问,从中国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历史根源当中去寻找渊源,还要从现代大众文化的接受主体即中国有关阶层的基本特点去发现。

    在半殖民地的上海,文化经济情况特殊些,但爵士乐的生存容易,发展却难。当美利坚的民间音乐转化成爵士乐之后,它包含着多种音乐要素和成分,特别是拉格泰姆和民间蓝调,构成了早期爵士乐的音乐文化之根,也塑造了爵士乐的基本文化形象及其魅力。要说它的"根",也还是有多元文化的渊源。比如民间蓝调的早期文化内涵就包括了欧洲教堂音乐、美国黑人小提琴和班卓传统音乐,同时融合非洲吟唱和美国黑人劳动号子。它特别喜欢和讲究即兴表现,以具有摇摆特点的节奏为基础,结合了拉美动感音乐风格、非洲黑人文化和欧洲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融合了非洲音乐元素,如蓝调布鲁斯、灵歌、拉格泰姆,使它迸发出灵动的民族音乐活力,摇荡的节奏,变幻的和声色彩,忧郁的迷离,充满激情的即兴演奏,使它迅速流传到世界各地,30年代末的百乐门等夜总会,几乎突然就开始了爵士乐表演的历史。还有,爵士乐是一块巨大的分裂的文化海绵,在演变中,需要不断吸收时代精神、各种文化养分和异质因素。所以在美国,它能形成无数流派和群体。在上海,或者是在中国,这样的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十分有限,历史文化之根又极端浅显,这样,它的自由流行和爆炸式发展演变的空间,自然也就极其有限。近百年来,爵士乐在中国此起彼伏地、断断续续地流行,至今仍未蔚为壮观,但是其影响依然十分广泛和深远。爵士乐,基本可作如是观。

    马相武,《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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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澤東經試探認定對劉少奇動手時周恩來會跟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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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nd 2013, 15:40,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8)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的下台,令毛澤東著實興奮了一陣子,愈發相信他發動批判以赫魯曉夫為頭子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先見之明。這在當時自然也給正在急劇惡化的中蘇關係帶來一線轉機。中國方面為此派出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藉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慶祝活動之機,對蘇共新領導進行試探摸底。

結果雙方正式會談還沒有開始,就因國宴上的一場風波不歡而散。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藉祝酒的機會,先是向周恩來表示﹕蘇中要友好,不要讓任何魔鬼來妨礙我們的關係,不要毛澤東、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周見來者不善,避免與他糾纏,表示﹕我不懂你的話,馬上轉身離去。但馬利諾夫斯基不依不饒,又衝著周背後喊道﹕我們俄國人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要搞掉毛澤東!經驗老到的周其實當時聽到了這句話,不過鑒於是在外交場合,話題又這樣露骨和敏感,於是裝著沒聽見。馬氏見周沒理他,又對賀龍說了同樣的話。賀龍當面駁斥了他。

由於當時有許多西方國家使節和記者在場,這場風波立刻被報道出去,並添油加醋地渲染說,據蘇聯權威人士透露,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中國也將讓毛澤東下台,改由周恩來任中共中央主席。這樣一來,事情鬧大了,已經不是不予理睬就可以了結的了。深知其中利害的周恩來當機立斷,決定對蘇聯方面這種公然策反的舉動提出正式抗議。

第二天,周恩來向回拜的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等人進行了嚴詞反駁,指出這是"胡說八道",這件事的問題很嚴重,連赫魯曉夫在位時也未曾發生過,不能用"酒後失言"來解釋,而是"酒後吐真言"。他表示﹕中蘇原則分歧並不是個人意氣之爭,要煽動反對毛澤東同志,這根本是妄想,絲毫不能損害他在中國黨內的崇高威望;並斷然表示﹕必須先解決這個問題,才能談其他問題。 在勃列日涅夫一再以蘇共中央的名義表示道歉以後,周仍決定提前回國。

周恩來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如此強硬,毫不含糊,固然是出於維護中共和國家尊嚴的需要,同時也有著個人在政治上的考慮,那便是給毛澤東吃一顆定心丸。他非常清楚擔心被人搞掉是毛的一大心病,眼下在黨內分歧日深的情況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如果在這件事的處理上不斬釘截鐵,旗幟鮮明地反擊蘇方的挑釁的話,就會犯毛的大忌而災難臨頭。事實上,後來也印証了這一點。毛在文革中之所以聽信了林彪對賀龍的誣告,決心拿掉賀龍,不能說與這件事沒有一點關係,儘管賀龍當場進行了反駁,但毛還是疑雲難消。不過,毛當時對周的這種處理方式還是滿意的,所以在他回國時,特意破例親自前往機場迎接。

在一九六四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發展到公開爭論的地步。毛在會前已經為劉在動員黨內領導幹部下去指導四清運動的問題上講話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範圍的會議上大發了一通,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不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會前,主管會務工作的鄧小平本來是出於照顧毛澤東身體的好意,勸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參加會。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來,毛在會上講話中強調正在進行的"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在毛講話時插話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會場上的氣氛相當緊張。

毛澤東對劉少奇竟敢當眾頂駁自己大為光火,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氣衝衝地進來,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當場質問劉少奇、鄧小平二人﹕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不僅如此,自覺顏面大失的毛還執意要讓劉少奇檢討認錯,示意陶鑄、謝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壓力。 但劉少奇一開始相當固執,拒絕低頭認錯,弄得毛一時下不了台。

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長調解黨內矛盾的本事,從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議召開政治局生活會,對劉少奇進行批評幫助,以平息毛澤東的怒火。 另一方面,他又親自出面,與賀龍一道找劉少奇個別談話,勸他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的"態度"問題而迴避政治上的爭論,無論如何要給毛一個台階下。 與此同時,中組部長安子文請出黨內老同志出面做勸說工作,要他維護毛的威信和黨的團結。在各方壓力下,劉少奇只好顧全大局,被迫喝下了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

周恩來的調解雖然暫時化解了這場風波,卻無法彌合毛、劉之間在政治上愈來愈深的裂痕。而且這種明顯"拉偏架"的做法和黨內一邊倒的形勢,使得毛澤東更加無所顧忌,自認有"理"而不肯善罷甘休。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非但沒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不僅如此,經過這場風波,一直在評估形勢的毛澤東也達到了試探虛實的目的,認定日後在對劉少奇動手時,不僅周恩來會跟著他走,而且在黨內也不會有什麼人敢於公開站出來作對。這樣一來,讓毛大大放了心,根本不想轉圜,對劉少奇作點團結和解的表示,相反卻愈發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此後,毛開始認真考慮發動文革的問題,並為此做了多方面的準備,將其付諸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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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巴蜀学校八十年辉煌背后的那个创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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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巴蜀学校八十年辉煌背后的那个创建人
Nov 2nd 2013, 15:55, by 明鏡雜誌



 "公而忘私,正大光明,诚实毋欺,朴实无华",即为"公正诚朴",在这一校训下,重庆巴蜀学校走过八十载光辉岁月。

巴蜀学校八十载辉煌背后,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便是创建人、乃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先生。在巴蜀学校八十年校庆北京校友庆祝会上,王缵绪重孙女、新华社主任编辑郑纪(原名王宇知)接受了中新网记者采访。

郑纪向中新网记者简明扼要的介绍王缵绪情况: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别号至园居士,四川西充人。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爱好收藏,喜好书法,善作绝律。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军"。1908年,王缵绪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窗。1928年任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

1932年8月,刘湘同刘文辉的"二刘大战"爆发,到1933年12月结束。王缵绪于1932年出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四川。郑纪表示,"在军阀混战时期,他以智慧与勇气平息了军阀内战,统一四川。从此消除内战,利于国计民生,使百姓能安居乐业,为后来四川成为了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奠定了基础。"

1937年,抗战打响第一枪,整个川军冲在了抗战的最前沿。郑纪介绍说:"1937年6月28日,王缵绪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同年,王缵绪率第44军(编入第23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后将第44军从第23集团军抽出,同第67军合编为第29集团军,王缵绪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王缵绪是携长子王泽濬率领集团军奔赴前线与日军作战。"1942年,王缵绪的长孙王复加正在读高三毕业的最后一学期。此时,王缵绪在战场受了重伤被送成都抢救,当伤未全愈而再次赴前线时,便亲自带着自已的长孙去河南内乡。一路上,他的长孙闹情绪,王缵绪告诉长孙说:"当前战场上更需要你,你的外文好,就要为国家做贡献,要向他父亲王泽濬一样和他共同并肩在战场上保家卫国。"一到前线,王缵绪安排长孙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安排他去了军部军医处,管理药品和医疗器械,并按处方给伤病员施药。军医处长也正是他的姑父熊觉梦的堂弟,在实地操作中对他指导有加,很快学会皮下肌肉和静脉注射。当时,前线很少有阿司匹林、奎宁那样的成药制剂,大多数是粉剂,要在天平上调整砝码量取,再分包或调成水剂、酊剂给药。这些事情也正好是王复加在化学实验课上操作过,只要有英文基础,认识拉丁文药名也不难。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而王缵绪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四川民众不接受国府指命川府主席。后来,蒋介石二次急电召回王缵绪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郑纪表示,"就任以后,他殚精竭虑推行新政,扭转危局,使抗战后方渡过了最为艰难困苦的阶段,是他承担起全国抗战后方的职责。"

在采访中,郑纪还向中新网记者表示,"王缵绪身为国军上将,从事军政40年,他不仅是保家卫国,还大搞国民建设,修街建站、建设公园、体育场,修水堤、建大坝,早在1926年初,就创建了成渝公路首段通车的纪录。"

当时,王缵绪驻守资中三年,在资中川主宫设立了"资(中)内(江)马路局",自任总办。任何庆延(留法学习土木工程)为坐办。他集得股款20万元,发放占用田地的田户临时股票,先是修筑武陵井至银山镇路段。第二年又修筑了资中至资阳碑记沟路段,全长60公里,宽5米的泥碎石路面。为庆祝成渝首段公路,剪彩那天,用木船从沪州运了一辆旧汽车到银山镇,王缵绪身着戎装,坐在正中,两边坐着议事会、参事会议长刘耀南、余定帮以及许多头面人物。汽车从银山镇出发,徐徐行驶,马路两边欢庆的民众连绵不绝。当车驶到武陵井的时候,锣鼓声、鞭炮声,人山人海欢呼如雷。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将完成和记录下了我国成渝公路首次通车典礼。当年,有媒体报道这项工程仅是王缵绪师长颇为得意的工程之一。与此同时,还有两项工程:一是他用驻军护商款对西门外大堤进行培修工程,防治了洪灾;另一工程,是他督办马路局,建了一个蒙溪河浚导处,对蒙溪河进行疏浚,免除了灾情。

郑纪向中新网记者表示,王缵绪是以教兴国,他无论是到了那里都要大力发展教育。巴蜀学校是在国家最为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他不顾刘湘反对,在身兼军政要职的同时,坚持创办下这所巴蜀学校,并担任学校董事长职务整整18年,为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注入了大量物力、财力和心血。几年以后,学校将占领整个西南地区领先地位,国府主席林森为肯定王缵绪办学义举,特题赠了"成绩斐然"金字匾额(现依然存在)。刘湘在王缵绪公开申请辞军职从教的威逼下,也不再干预,但王缵绪为了感动刘湘,还在巴蜀学校园区所指一园命名为"湘园"。


巴蜀学校原校门

1949年,王缵绪拒绝跟蒋介石去台湾,同年12月24日率军起义,使四川取得和平解放。此后,中共中央先后任命王缵绪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等职。

记者还了解到,1950年,王缵绪将巴蜀学校及西充分校捐献同时,还有王缵绪所珍藏的大量珍贵文物,价值连城,也捐献给国家,目前由西南博物馆收藏。郑纪对此肯定并表示,"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还来不及建都,王缵绪将自已的居所贡献出来,作为'抗战陪都'。现如今《重庆抗战遗址文物保护点》王缵绪旧居,是国家保护建筑文物,为后人留下历史见证。"

记者郭思远,中新网,原标题为:《历史见证——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一手创办的巴蜀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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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重慶低調返還部分涉黑資產,當事方簽保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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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低調返還部分涉黑資產,當事方簽保密協議
Nov 2nd 2013, 21:41

10月25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薄熙來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二審公開宣判,裁定駁回上訴,維持一審無期徒刑判決的原判。

而在千裏之外的重慶,慶隆南山高爾夫國際社區打出了「再塑別墅影響力」的廣告。作為涉黑資產被處置兩年之後,慶隆南山高爾夫國際社區終於返回了樓市江湖。10月25日,銷售人員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將會推出20棟別墅,起價在280萬元。

本報繼10月14日刊發「涉黑資產」僵局專題報道之後,繼續追蹤事態進展。

高院裁決資產劃分

對於涉黑資產的處置,重慶市采取了極為低調的做法。當事各方甚至簽訂了保密協議,對於相關涉黑資產的歸還,慶隆屋業和代理律師都不願談及此事。

公開的資料顯示,2011年5月4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了一審宣判,重慶慶隆屋業和重慶眾誠物業等八家公司的實際持有人彭治民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不過,記者從重慶市外經委獲得的一份文件顯示,早在2013年5月13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下達執行裁定書(〔2011〕渝高法刑財執字第 1-4-1號),載明彭治民持有重慶慶隆屋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重慶慶隆屋業」)28.6%的股權。重慶高院還裁定沒收彭治民名下14.3%的股權 上繳國庫;將彭治民名下另14.3%的股權變更登記至陸紓(彭治民妻子)名下。

該文件還顯示,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另下達協助執行通知書(〔2011〕渝高法刑財執字第1-4-1號),規定將沒收的彭治民名下14.3%的股 權變更登記至重慶市財政局。而在重慶市高院做出裁決之後,重慶市外經委也發文同意重慶市財政局持有重慶慶隆屋業14.3%的股權,陸紓持有重慶慶隆屋業 14.3%的股權,公司其余股東及持股比例保持不變。

根據重慶市政府文件,2013年6月8日又依法解除了重慶國地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托管重慶慶隆屋業、重慶眾誠物業等8家公司經營權及股權,從而這些公司的原有管理團隊重新掌握了公司的運營權。基於這樣的變化,才有了停工三年之久的慶隆高爾夫國際社區重新開盤。

負債陡增

記者輾轉從各種渠道獲得了彭治民旗下資產的情況。其中,相關公司內部人士的說法是彭治民旗下主要資產高達70億元,在彭治民被抓之前負債為10多億元,資產返還之時負債增加了20多億元,總負債達到了近40億元。

彭治民旗下八家公司中,最主要的重慶慶隆屋業和眾誠物業兩家公司。工商登記資料顯示,1993年6月18日,遞交工商局的申請中,載明該公司香港賴 福允先生投資500萬美元,注冊資金250萬美元。重慶慶隆屋業成立之初,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長均由彭治民擔任。隨後,該公司股權結構又發生了一係 列的變化。但是,截止到2008年,賴福允依然是第一大股東。2008年8月,賴福允簽署協議,將持有的重慶慶隆屋業46.49%股權(原出資額 9329.422萬元)轉讓給注冊地為香港的華輝投資有限公司(記者未能在香港公司注冊處查詢到該公司的信息)。由此,股權結構變更為華輝投資有限公司占 46.49%,彭治民占28.60%。四川廣安陽光發展有限公司為24.91%。公開的信息顯示,四川廣安陽光發展有限公司係彭治民夫婦掌控的公司。因 此,此時彭治民成為了重慶慶隆屋業的實際持有人。

而彭治民旗下的眾誠物業則成立於1998年,該公司初始股東由彭治民、彭國榮、陸紓三人構成,其中彭治民持有76%的股份。

重慶慶隆屋業遞交的年檢報告書中顯示,彭治民被控制之前的2009年重慶慶隆屋業資產總額為201255.66萬元,負債總額為 206128.67萬元,其長期負債更高達133765.61萬元,該公司淨利潤為負5722.48萬元。而該公司2010年的年檢報告書中則顯示,該公 司的資產總額為230096.68萬元,負債則陡增到271908.53萬元。

如果按照相關公司遞交給工商局的經營情況表和資產負債表,計算2010年年底為止的重慶慶隆屋業和眾誠物業的總資產約為77億元,總負債約為83億元。

對於工商登記資料中顯示的眾誠物業的負債和資產總額情況,接近彭治民家人的關鍵人士並不認同。該人士表示,包括專案組和審計所,反反複複對相關 公司的資產和負債進行過測算,由於眾誠物業主要是進行慶隆南山高爾夫項目的開發,負債並不高。截止到記者發稿時止,相關各方對於眾誠物業的負債情況尚未予 以公開回應。

托管之謎

年檢報告上的總資產大致與相關人士的估計相符,然而總負債卻遠遠高於任何一方私下透露或者公開的數據,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變化呢?

這不能夠不提到重慶打黑期間創造的托管模式。彭治民尚未被法院審判之前,重慶市就迫不及待介入接手彭治民控股和參股企業。重慶官方公布的信息顯示,重慶國際信托有限公司受重慶市公安局專案組及重慶渝中區、南岸區政府委托,於2010年9月4日正式對重慶慶隆屋業進行托管。

而在托管期間,彭治民家人和公司的其他股東被排斥在外。重慶慶隆屋業的股東結構中,華輝投資有限公司係第一大股東。而眾誠物業在成立之後,經過 多次變更。2010年5月10日,變更登記之後眾誠物業的第一大股東為向勇,其持股比例為41.69%,而第二大股東為華輝投資有限公司派出的代表傅世 瓊,持有35.86%,而彭治民控制的重慶海客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僅為13.79%。顯然,彭治民被抓之後,其參股企業的其他股東可以在法律賦予 的範圍內進行管理層調整,並合法管理企業。但是,彭治民尚未被法院宣判之前,重慶慶隆屋業、眾誠物業等八家公司就悉數被重慶國際信托有限公司托管。

正是在這個特殊的公司操盤下,彭治民控股和參股企業債務陡增。其中重慶慶隆屋業,從2009年的債務總額20億元出頭,陡增到了27億元。公開 資料還顯示,重慶國際信托對慶隆屋業托管之後,雙方還發生了諸多的借貸關係。2011年8月19日,重慶仲裁委員會就做出裁決,重慶慶隆屋業償還了重慶國 際信托4.5億元借款。

2011年12月5日,重慶國地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又成為了新的托管者。根據記者掌握的一份「罰沒資產托管協議「,重慶市財政局委托重慶國地 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對重慶慶隆屋業、重慶眾誠物業等8家公司全權行使股東權利和公司經營管理權。而在另一份說明中,還進一步明確了由國地資產經營管理有 限公司全權負責相關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而且,國地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還向重慶國際信托募集了約14.8億元信托資金向重慶國地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發 放貸款,用於該公司對「慶隆係」公司在金融機構的債務進行重整。一般而言,信托貸款的利息遠遠高於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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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恐襲向東蔓延 成中國崛起新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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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襲向東蔓延 成中國崛起新難題
Nov 2nd 2013, 21:44

10月28日發生在中國政治心臟北京天安門廣場金水橋邊的汽車衝撞爆炸案,北京官方已定性為「經過嚴密策畫,有組織、有預謀的暴力恐怖襲擊案件」,並直指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為幕後指使者。警方逮捕五名涉案嫌疑人,並查出車內三名死者身分,八人均為新疆維吾爾族。

「10.28」天安門 恐怖襲擊,是近年首次在毗鄰中國最高領導人辦公地點附近惡性治安事件,充分暴露大陸防範恐襲仍有漏洞。事件造成中外遊客與執勤人員48人傷亡,因而再次繃 緊中國反恐神經,以致國防部也出面表態,稱必要時軍方將參與反恐。不難預料,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新一波高壓行動或將展開。

據媒體披露的案 情,參與襲擊行動者,來自新疆中部的鄯善。從今年鄯善魯克沁鎮發生多起維族攻擊事件,不難發現蛛絲馬跡。今年3月,魯克沁鎮因商店糾紛導致警民衝突,釀成 6月26日暴力恐襲案,多名暴徒先後襲擊魯克沁鎮派出所和鎮政府等,造成24人遇害,參與襲擊者11人被當場擊斃,被捕的三人9月被以參加恐怖組織等罪名 處死刑。被處死者中,據稱有一人就是此次襲擊天安門三人的親屬。

類似的「冤冤相報」,惡性循環,已成當局在新疆處理維漢矛盾難以解開的死結。北京自王震、王樂泉治理新疆多年,採取高壓和封鎖政策,對槍枝武器嚴厲管控,使襲擊案局限人口不稠密的新疆地區,影響面也不大;使用的武器也僅限大刀、土製炸彈等,傷亡相對較低。

但 情況似乎在變。天安門襲擊事件有不同象徵:地點就在首都的政治中樞、國際觀光著名景點;襲擊行動向人口密集的東部大城擴散,一舉迫近中南海國家領導辦公 地。一方面說明大陸嚴密的人口流動管理防線已失靈,另方面也表明,恐怖組織認為在東部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口密集地發動攻擊,代價更小,「效果」和國際 視聽影響更大。這樣的「質變」顯然將加重今後維穩的負荷和難度。

由此看來,北京「圍堵」式維穩和反恐思維,面臨兩重困境:一,實質層面上, 試圖把維吾爾人積怨「封鎖」在西部,可能導致疆獨團夥改在東部城市發動恐襲,且所獲「收益」越高。今後恐襲如蔓延東部都會,遍地開花,當局將疲於應付;再 有恐襲事件,將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也多少影響外資信心。

二,政策層面上,「治本」比「治標」重要而有效。外界認為此事或再暴露北京的治疆 政策、漢維關係都有缺陷。過去數十年,當局在新疆嘗試推動經濟振興方案,但說突厥語的穆斯林維吾爾人似未全獲益,始終是中國肌體內的一根肉刺。中國政府一 直認為宗教極端主義是新疆動盪主因,譬如這次參與恐襲的三家八口人就是一起觀看東突組織的暴力恐襲光碟,產生極端思想,才作自殺攻擊。專家也認為,經濟不 平等、當地族群關係不和睦,也是助因。

事件讓新疆自治區區委書記張春賢的「柔性治疆」策略面臨新考驗,大陸輿論已出現改變「柔性」策略,強 硬鎮壓的聲音。但實際上幫助新疆發展經濟,縮短新疆和東部沿海地區差距,大方向並沒錯,需再加強而不是削弱。應檢討的是,實施過程是否讓維吾爾人真正獲實 惠,如果新疆經濟發展好了,卻只是極少數人先富,貧富差距反而拉大,可能無助穩定和諧。

這次恐襲勢將成中國反恐戰略的新轉折點,迫使當局全 面檢討所有防範措施。中國維穩預算龐大,甚至已超過軍費開支,但基本仍靠人為的「軟件」措施,譬如動輒盤查證件、出動大批軍警造勢等,但這起爆炸案靠的是 隨處可取得的400公升汽油、大刀和不怕死的人,恐襲花樣翻新將像美國一樣,讓政府防不勝防。

習近平治國以「中國夢」為號召,但新疆、西藏 問題若得不到妥善解決,強國夢就難以真正實現,中國崛起的步調也會受拖累。打擊疆獨、藏獨勢力的同時,須留意對偏遠地區的經濟扶持,鐵腕打擊所謂「三股勢 力」,絕不能針對整個維族。只有恩威並施、教化防範並重,才能鏟除恐怖勢力孳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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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第二十七届达赖喇嘛与科学家对话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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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届达赖喇嘛与科学家对话闭幕
Nov 2nd 2013, 21:47


今天是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只有上午一场讲座,主讲人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和行为学副教授莎拉·波温。

波温副教授是南传佛教修练者,有十多年打坐经验。她主要研究如何将冥想和专注练习(Mindfulness practice)与西方传统的心理疗法结合,用于防止初步脱瘾者复发(Relapse)。毒品、酒精上瘾的特征之一是反复。成瘾者经过一段时间的脱瘾治疗后,往往会复发,而且复发者的比例相当高。莎拉说,所谓"成瘾",其核心就是对特定物(毒品、酒精、以及其它成瘾行为如性、工作狂、购物狂等等)的反复发作。她的工作之一,就是借鉴冥想和专注练习来帮助已经经过脱瘾治疗的人,使他们不再复发。

莎拉首先解释上瘾者反复发作的心理学和行为学模式:首先是"诱因"(Trigger),"诱因"引起某种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不适感"(Discomfort),"不适感"引发对成瘾对象的"渴求"(craving),为了满足"渴求",再次使用毒品。从"不适感"到"使用毒品"这个过程,就是"复发"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这样的反复就形成了专业领域中称之为"反复循环"的成瘾模式。这个模式显示,"诱因"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反复",初步脱瘾者如何对待"诱因"才会导致反复。统计数据表明,虽然有近一半的脱瘾者会出行反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另一半脱瘾者没有反复,也就是说,至少有差不多一半的"瘾君子"能够成功的脱瘾。使脱瘾者彻底远离"诱因"是不可能的,就像酗酒者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无酒精饮料的环境中,使初步脱瘾者学会如果应对"诱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她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主持一个以冥想方式来帮助初步脱瘾者避免复发的治疗项目。

   这套方法的核心是教会初步脱瘾者当"诱因"出现时,自己将会随之出现的一整套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每个初步脱瘾者学会认识自己面对"诱因"时的反应,理解这些反应只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不必为此产生羞耻、愤怒等情感。然后,初步脱瘾者学会"观望"这种反应,把注意力从"渴求"转移到自己的心理和身体感觉上来,让"渴求"感逐渐消失。也就是说,让初步脱瘾者理解"渴求"只是一种正常的心理上的感觉,这种感觉的强度会随着时间逐渐降低,在"渴求"感产生时,通过"专注冥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心理活动形成、发展、降低、消失等等,而不是与"渴求"这种感觉对抗。

   这套方法目前还处在起始阶段,莎拉和她的团队将这套方法用于法庭强制的戒毒者、监狱、青少年罪犯等人群中,研究显示,这套方法与目前美国心理学界采用的标准脱瘾治疗方式比较,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莎拉说,目前这套治疗方式规模还不够大,她和她的同事们还在继续研究,包括研究训练更多的治疗师的方式,希望能把这套方式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莎拉 ·波温讲完后,主持人理查德·戴维森请达赖喇嘛评论。达赖喇嘛认为,和传统修行相关的这一些救助方式,在预防成瘾方面更为有效,而在吸毒或酗酒等方面已经成瘾以后,由于成瘾已经对大脑造成了物理性的伤害,冥想修行等技术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相当于止痛片的功能,它可能缓和或减轻成瘾者的痛苦,减少戒瘾复发的可能性。冥想修行等技术在提高人的身心健康、从而预防使用毒品成瘾方面,会更有用武之地。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具有健康的精神状态的社会,更依赖于教育,依赖于所有人都认同的价值。

对此,好几位科学家都有不同看法,他们说,虽然这些救助项目只是止痛片,但是没有更好的在心理上精神上帮助成瘾者的当下,止痛片也有广泛的用途,而且,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把止痛片做得更好。

达赖喇嘛表示并不反对用冥想修行技术来帮助成瘾者戒瘾,但是再次提醒科学家们,冥想修行技术最有意义的是在预防,即提高人的整体精神健康水平。在这方面,有足够的事实资料证明,传统的冥想修行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达赖喇嘛尊者以经受过"中国古拉格"的西藏僧侣为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藏区的寺院普遍被摧毁,大量藏传佛教僧侣被关进了监狱或劳改营,即"中国古拉格"。很多僧侣在中国古拉格里监禁或劳改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释放。这些喇嘛后来又回到了寺院,很多人来到了印度,加入了流亡社区。在经历了二十来年的古拉格以后,西藏喇嘛们没有出现普遍的遭迫害后的后遗症,几乎没有出现精神病。这是因为西藏喇嘛从来就重视冥想修行,精神健康水平比其他人更高。有一个喇嘛后来告诉达赖喇嘛尊者,在劳改营里他被迫做苦工,他就把苦工作为一种修行来做,用以前的冥想和注意力专注来对待苦工,来观想苦工带来的肉体痛苦,在精神上提高自己。还有一个喇嘛告诉尊者,在中国古拉格监狱里度过的二十年,是他修行功课做得最好的二十年,他把监狱的环境当成了修行的环境。

达赖喇嘛尊者讲到一位著名的仁波切,这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喇嘛。他在监狱里度过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初被释放后,立即步行来到印度。达赖喇嘛尊者了解他在监狱里经历过很多折磨,见到他后问他,这二十多年,你在监狱里是否曾经害怕?这位喇嘛回答说,有那么几次,我真的害怕了。尊者问,他们是不是要杀死你?这位喇嘛回答说,不是,有那么几次,我害怕的是我快要失去对那些施害者的慈悲心了。

下午是一个简单、非正式的结束仪式。主持人戴安娜·沃尔什博士请本届研讨会的参加者分享自己的心得。第一次参加心灵和生命研讨会的诺娜·沃尔科夫博士首先发言。她说,在这次会议上她学到了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表达不同意见,学会怎样简单、真诚地表达不同意见而不造成一种紧张气氛,因此,尽管意见不同,大家还能继续交流,这对于她是十分重要的一课。

这次对话会的所有主讲人和主持人都作了简短的讲话,每个人都表示非常感激尊者组织了这样的对话会,都对自己能出席这样的交流感到非常幸运。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从这样的对话会里学到了那么多,收获是那么丰富,要回去后好好回顾,才能完全领会,而这些收获中最重要的是看到了这样的对话本身,亲自见证了达赖喇嘛倡导和引领的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如何对话。我们所有旁听者也深有同感。这五天的会议是非常紧张的,无论是科学家的主讲,还是佛教方面的阐述,内容都很专业,有些相当深奥,听起来十分费神,但是在这样的会场上,聆听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个对话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理解和达成共识,是可能的,达赖喇嘛正在这样做。

李江琳,《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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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中美处理“恐怖事件”方式绝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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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处理"恐怖事件"方式绝然不同
Nov 2nd 2013, 21:49

然而,官方公布的版本从一开始就引发海外观察家以及中国网民的诸多疑问。记者不禁联想起另一起恐怖攻击事件,今年四月发生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赛场的爆炸事件。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中国警方对天安门爆炸事件以及美国警方和美国情报机构对波士顿事件的绝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美国:警方征询目击者图片 中国:警方删除目击者图片

记得波士顿事件爆发时,记者正好在美国,美国警方立即在网络,报纸,电视刊登告示,要求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将他们所拍摄的图片以及录像发送给警方,以帮助警方寻找线索。警方公布了当时街头监督视频中所拍摄的内容。波士顿当地民众踊跃向警方提供视频以及图片。

令人费解的是,天安门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北京警方在第一时间着手处理的却是如何封锁信息,警方不仅删除了当时真在场的法新社记者所拍摄的图片,而且 封锁删除了微博上有关此一事件的所有目击者的照片与评论。网络管理人员甚至警告目击者不得再度在网上发表类似的消息。不能理解,中国民众以及海外的观察家 们会对官方公布的版本提出质疑。

事实上,中国的网络封锁并非滴水不漏。有网民在微博上透露说,虽然爆炸事件发生在12点05分,但是,早在事发之前,警方已经对相关入出口进行了封 锁管制。有网民抱怨上班迟到发表微博说:"早上9点不到,无缘无故地铁2号线前门站东北口采取封闭措施,莫名其妙!" 前门站东北口是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出口。这是否意味着北京警方对此早有所闻?另外,一名当天参观故宫的法国游客也向法国媒体表示,在事件发生之前,故宫就 已经通告将提前关门,当然,博物馆并没有解释提前关门的原因。另外,这名游客也表示出事时,听到了汽车的声响,不过,他并没有明确他所听到的是汽车喇叭声 还是别的声音。一名在现场受伤的菲律宾女学生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向南都记者描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她说,一辆汽车飞速向他们驶来,她听到了汽车鸣笛,之后, 脑中就一片空白。醒来时已经躺倒在地上。当然,南方都市报的这条微博也被迅速删除。但是,这名菲律宾女学生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听到喇叭声的目击者,人们很自 然会提出疑问,如果是有预谋的恐怖攻击,攻击者又为何要鸣笛发出警告?恐怖攻击的目的不就是要制造声势吗?死亡的人越多,造成的影响就越大。另外,有目击 者声称,看到警方在追捕这辆白色的吉普车。这到底是蓄意谋划的自杀性攻击还是警方追捕下的一起意外事故?

美国:媒体追逐报道嫌犯家属 中国:当局禁止外媒采访 中国媒体一律不报道

同样,波士顿爆炸事件调查人员首次披露警方锁定的嫌疑犯的身份之后,美国各大媒体立即对嫌犯的亲友进行了采访,美国的各大网络社交网站不断出现与嫌 疑犯有关的同学,教授以及家属的评论以及介绍。而中国媒体虽然公布了撞车事件主犯乌斯曼•艾山的名字,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有关嫌疑犯的身份的报道,所有 报道的内容都引自中央电视台,就连信息灵通的香港凤凰台对乌斯曼•艾山也没有任何好奇心。

日本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前往新疆嫌犯的家乡采访,但是,记者在通往自治区鄯善县鲁克沁的山路上遭到七名警察的盘问,警方的口气强硬,以追捕嫌犯为由禁止记者采访。并且删除了记者在现场拍摄的照片。

不过朝日新闻记者在新疆的伊宁市找到了被中国警方逮捕的嫌犯之一的玉江山•吾许尔(36岁)的老家,根据警方公布的消息,玉江山•吾许尔是天安门爆 炸车辆的车主,据介绍,玉江山•吾许尔在家中七个兄弟中排行老六,2003年离开家乡来到乌鲁木齐,曾做过司机等工作 维持生计。对他的父母来说,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孝顺孩子,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绝对没有关系。

另外,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天安门爆炸的车辆拥有三个牌照。就此,香港苹果日报分析说这可能说明这是一辆新疆驻京机构的车辆,因为只有这种车辆才可能一车多牌。苹果日报引述熟悉北京车辆管理的人士指出,外地到北京的车辆在入城时间以及滞留长短等方面都受到严格的控制。

上述报道显然同中央电视台英文台昨天在官方微博上公布的恐袭事件的细节难以吻合。因为,央视透露周五晚间透露的事件细节中包括:涉案八人来自三个家 庭,于9月成立恐怖袭击小组,筹备了4万元人民币作经费。小组中的七人早于10月7日驾犯案的奔驰SUV车抵达北京,另一人则乘搭火车抵达。

如果嫌犯确实是10月7日驾车至京,按照规定,北京车辆管理部门应该对此有所了解。然而,外界却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消息。中国媒体也没有人有兴趣去北京车辆管理部门调查。

最后一点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官媒在公布有关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新闻时,无论是环球时报,还是中央电视台,都首先通过英文版公布消息,然后才发表中文版,莫非对这些媒体来说,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有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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