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嬗变的逻辑轨迹
一代强人自然生命的结束，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也可以视为党专制语境内社会变迁的特征之一。我们不妨就此转入对党专制之下一个发展阶段——威权主义阶段——逻辑特征的讨论和刻画。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3：威权主义是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党专制的传统与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构成威权主义时代最深刻、最根本的逻辑悖谬。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党专制语境内的极权主义意味着一个异化了的公共权力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生活的全 面控制。从本质上说，这种控制既是实现党所憧憬的乌托邦社会改造目标必须倚仗的手段，又是这个目标本身的一部分。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容 身之地，因为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前提和动力机制是完全有悖于乌托邦社会改造目标的价值预设的。
然而，正是毛式乌托邦追求与制度设计的空想性，特别是这种追求在实践中的彻底失败，为历史走向新的、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也就是重新承认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能。
值得沉思的是这种"重新承认"所采取的历史形式。事实上，邓小平所代表的"改革派"领导人对市场经济的最初认可，乃 是极权主义乌托邦毁灭民生的不得已反应，而绝不是对市场经济之制度含义的自觉承认。基于传统意识形态而发生的这种认知意义上的迟滞，曾一再阻遏人们从科学 层面认识市场经济的制度现代化内涵，也限制了人们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理解"市场"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影响。
更重要的是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系。从制度现代化的规范意义讲，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政治结构应当是 民主政治，二者在建构一个合理、健康的社会方面，有着结构上的相互需要。但民主政治却是中共党专制的死结。本来，毛泽东的极度专权和文革这样悲剧的发生， 数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和导致此类悲剧的最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存在，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证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政治民主化在逻辑上应该与经济市场化并辔 而行。问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走向对党专制自身的否定，而这是与当权者的利益相矛盾的。所以，尽管历史终究会提出、且已经提出这样的要 求，但当这样的要求被固守陈旧意识形态的党的当权者所拒绝时，中华民族将不得不遭受更多的苦难。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可以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 点"这类问题上互相角力，但在维护党专制这个根本点上却高度一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注1）的口号下，毛以后的中共当权者明确 表达了党专制的根基不能碰这个根本原则。这样，从逻辑上讲，改革年代中共当权者制定的基本国策（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其 "两个基本点"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且这样的冲突必然是无解的。
继续保持极权主义政治前提下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是健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它最终将发展为权贵资本所主导的扭曲的市场 经济。极权主义政治+扭曲的市场经济遂成为开放年代党专制体制特有的社会结构格局。这是一个在精神上继承了毛式极权主义精髓，但在内容、外部条件和内部张 力上又迥然不同于毛式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格局。威权主义时代所有新的病症、所有新的矛盾展开、所有新的社会罪恶都可以籍此获得解释。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4："老人政治"、"垂帘听政"式的新的独裁形式和陈旧的政治思维，构成毛以后最高权力的显著特征。它的内在的保守性可能葬送民主化改革的历史机遇。
在党专制语境内，掌权者对权力的独裁这一点是不会有变化的。变化的只是独裁的形式。假如说，毛泽东代表了独霸天下、 一人定乾坤的最典型独裁特征，那么毛以后实际掌握最高权柄的中共元老群体则代表了对独裁的某种集体分享，在这种分享中，元老中最孚众望者将在权力的使用中 占有最大的权重。从逻辑上讲，这是党专制体制内最高权力演变的一种重要现象。它代表着某种过渡，从强有力的领袖个人独裁向带有寡头特征的集体独裁的过渡， 从"开国元勋"向新生代执政者的过渡，从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的过渡。
构成"第二代"领导主体的党的元老本来都是"第一代"革命者，是经过文革洗礼后的建国领袖群体的遗存。这个事实赋予 该群体以双重含义：一方面，多数元老仍然认同信仰了一辈子的"革命"理念，这种认同是真实的，并非虚假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党"和领袖犯过的错误痛心 疾首，希望改弦更张，找到某种发展的新路，但认知、能力和魄力上的局限，使他们无法突破现存体制的狭隘眼界。他们既是党专制体制的受害者，又是这个体制的 坚定维护者。维护的动机开始时可能更多是认知上的（巨大的传统意识形态思维惯性构成这种认知的基础），但随着新的权力机构的确立，随着权力结构与市场力量 的结盟，这种动机会逐渐向利益维度转化。总之，中共元老群体本质上是保守的，或者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改革所触及的矛盾的尖锐化，它会越来越趋向于保守。 元老们可以在经济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上各有主张，乃至互相矛盾（譬如邓小平和陈云），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却共守一条底线，那就是绝不能动摇"党的领导"。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比如——为什么邓一代领导人不能彻底清算毛泽东掌权时期犯下的过错乃至罪行。邓可以"彻底 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对毛却丢弃不得，必须永远供在台案上，因为"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注2）。元老们更不可能承认过去半 个多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乌托邦追求在根本路径选择上就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路径选择上的错误，使中国人在一个美梦的感召下真诚地干了许多蠢事，使作为民主化转 型进程的20世纪中国史几乎丧失了时间意义（就该进程从一个起点开始，却又在奔跑一圈后回到了原点而言）。我相信，除了现实利益考量外，对上述历史悖谬的 深深恐惧，乃是中共掌权者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的真正原因。
基于同样理由，元老们对任何表现出"自由化"倾向的党内新生代领袖不能容忍，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在元老们的"支 持"下成立中共中央工作班子，这种一、二线分立虽然带有最高权力过渡的临时性意义，但仍然具有"垂帘听政"式的控制功能。一旦元老们认为前台工作的新生代 领袖"不听话"，则随时可以拿下，并用"合适"的人取而代之。这种渗透了前现代皇权专制色彩、又极富"现代"特征的党专制独裁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和 阻遏是灾难性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本来拥有民主化改革的强烈时代需求并正在创造相应的历史条件，或者说，历史曾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使中华民族面临 多种不同路径选择——包括选择这样一条路径，即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走向真正的宪政民主——的机会和可能。党内民主派和民间自由力量的生长正在创造这样 的条件。然而，由于党专制语境内元老派的力量高于改革派的力量，由于这个体制赋予元老们权力的最终支配地位，改革的机会终于与历史擦肩而过。这个机遇的丧 失再次证明党专制的独裁力量所具有的顽固性和巨大使动性，它仍然可以拖住历史前进的步伐，影响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历史的走向。而当这种阻遏 是借助血与火的文字写成时，"党"的自我意识和"党"在臣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将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注释：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出自邓小平本人。邓1979年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内容包括"必须坚 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 版，页164）
2、引语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页298。
（未完待续）
张博树，中國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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