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零距离采访王光美：“文革”爆发与毛、刘分歧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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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采访王光美："文革"爆发与毛、刘分歧 Nov 13th 2013, 13:17, by 明鏡雜誌 　　一位非凡的中国女性——王光美，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 　　我曾深入采访王光美。有许多令我惊愕、感慨并难以忘怀的素材，还从未在我以往发表的文章中披露过。我觉得有责任补写一篇文章，既是对那次采访的追记，也作为对逝者的纪念。 　　王光美取消了不见面的决定 　　八年前（1998年），一个泛着凉意的夏日，我在北京一家内部招待所，拨通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住宅的电话。未等我开口，一位操着京腔的年轻女性已在发问："喂，请问找哪一位？""我找王光美同志……"我说明了身份与来意，希望予以通报。然而，令我惊异的是，这位"年轻"的接听者，就是年已七十七岁的王光美本人！ 　　王光美委婉而坚决地表示，她只能在电话里接受简单采访，因为她患肺炎，尚未出院，今天只是回家来取些东西。于是，我便在电话里匆匆展开访谈。 　　"由于刘主席非常喜欢别人称呼他'少奇同志'，请允许我也使用这个称谓，并称呼您为'光美同志'。"我这样开了头。 　　"好啊。多少年没听到这样亲切的称呼了。"王光美高兴地说，"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请您扼要地谈谈，少奇同志冤案的形成和平反，以及您的有关感受……"这是聘我为特约撰稿人的报社，预定的采访题目。 　　"原来你想谈这方面的事儿。"王光美的声音明显地低沉下去，她似乎想回避这个话题，"你的题目太大了，我需要准备一个月。" 　　"那么，请允许我请教一个'文革'史至今没能说清的问题。"我临时放弃了采访提纲，想解开一些历史之谜。"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文革'浩劫要在中国爆发了？" 　　"这个……"王光美犹豫着，没有回答。 　　"当毛主席1962年秋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时，少奇同志是否意识到，斗争风暴不久将在党内刮起？"我追问了一句，搞专访只能这样抓机会。 　　"你对党史很熟悉嘛，还能说出这是在那次全会提出的。"王光美巧妙地绕着弯子，仍然不作回答。 　　"我专程从上海来采访您，当然做了充分准备。"不管怎样，来自王光美的夸奖使我相当惬意。 　　谁知，她马上提出了批评："不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并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这只是一种概括性提法。主席的原话是'阶级斗争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您的严谨使我知道，您当年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是怎样一种工作状态了。"这倒不是恭维话，是我感慨之余的由衷之言。 　　"你写给我的那封信，为什么不用电脑打字呢？"王光美跳换了话题。 　　"手写显得郑重一点吧。您能看清楚吗？"我难以判断她对我那封有些潦草的求见信，是什么反应。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记者手写的信件了。你这封信，写得很认真，在措辞上也比较严谨。" 　　"这是因为，我想认认真真地对您进行一次采访。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文革'，和它留给后人的永久教训……" 　　"哦……你说得对。我接受你当面采访。"王光美改变了决定，"我提前出院吧。我在北京医院已经住了半个月了。我的肺炎其实已经大好了。过两天，就在我家里谈……" 　　王光美与我约定了见面时间。她并在电话中，又兴致勃勃地谈了一些对刘少奇研究的看法。 　　王光美接受采访有交换条件 　　两日后，一个风和日煦的下午，我来到复兴门外一幢公寓楼内。王秘书给我开了门，小保姆给我送来茶水。不大的客厅朝南，布置得整洁朴素。不久，身穿浅灰色竖条棉布便装的王光美便含笑而至。 　　王光美虽然已是黑白参半的头发，仍然洋溢着活力和热情，眼神中露出和善、也透出机警。 　　我看窗外日光角度颇佳，便请她站在摆设着插花与盆景的窗台前，让我拍一张照片。她半开玩笑地说：你得寸进尺啊，这可不在约定的访谈范围内。结果却是我给她拍了照片，她又让秘书给我们拍了合影。 　　秘书告退后，我拿出笔记本。王光美微笑着连连摆手，打断了我的发问。她说：我知道，你着急地要和我谈少奇的事。可我还是要先和你谈谈中国贫困母亲的事。你得答应我，在文章里包含这个内容，让大上海的读者也知道贫困地区的状况。 　　我一边应诺，一边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您支持我们工作的交换条件吧。她笑而不答，径自拿出一份材料，让我"仔仔细细摘录"。 　　原来，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王光美，自1995年起，便担任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为贫困母亲治病、扫盲、脱贫，并藉此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也能顺利参加到各项改革伟业中去，是她余生最大的心愿。 　　虽然王光美的健康被"文革"铁窗生涯严重损害，数年来她却亲自带队，奔走在陕西、云南、福建、四川等省泥泞的小道上、湿冷的山区中。许多昏暗破旧的茅屋，出现过她亲切的身影。许多久病绝望的母亲，曾从她伸出的双手中，得到温暖与救援。无数贫困地区的孩子，记住了"北京王奶奶"盈含泪花的慈祥面容…… 　　王光美唯恐我摘录不详，又把重要数字复述了一遍：全国至少有六千万贫困人口，一千万贫困母亲，温饱难保！而这些贫困地区，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譬如，设立"幸福工程"项目点的陕西省大荔县，就是二十万年前"大荔人"头骨的出土地，还诞生过不少中外知晓的历史名人（笔者注：晚清"同光中兴"时期，以理财著称的"救时宰相"阎敬铭，就是大荔人）…… 　　王光美说：中国人本来是最有恻隐之心的。咱们今天既应提倡市场竞争，也要弘扬同情心，这是弘扬人性善么。何况咱们中国这么大，不走好全国一盘棋怎么行？广大弱势群体、贫困母亲的生活状况，是关系当前国泰民安、关系今后中国社会构成的大问题啊。 　　我后来获知，王光美不辞劳苦地领导"幸福工程"，真正如她所言，是个"义务打工者"，从未领取分文报酬。她还为"幸福工程"，拍卖了娘家祖传的宋代"耀州窑刻花碗"、清康熙"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碗"等珍贵古董，五十六万元拍卖所得悉数捐赠。在她带动下，连她的孙子、秘书的女儿，也为"幸福工程"捐款。 　　我并且获知，王光美接受我采访那天，病体并未完全康复，其后便又为"幸福工程"日夜操劳。三个月后，当她带病飞赴昆明，出席"幸福工程"义演晚会时，竟病得不能开口。而这，不是她为"幸福工程"累倒的仅有一次。 　　就这样，"幸福工程"不依靠国家任何拨款，至今七年来，累计投资三亿元，以赞助发展副业的方式，救助贫困母亲十三万人（家），培训三十多万人次，项目点遍布全国316个县（市、区）。 　　作为前国家元首夫人，王光美在官场与名利场的关系可谓多矣。但她晚年却像普通人一般生活，像"先锋队"那样奉献，直至2005年，八十四岁高龄，才辞去"幸福工程"义务职务。她这种老而弥真的献身精神，足令今天那一大撮以权谋私、欲壑难填的贪官污吏，和巧借慈善活动中饱私囊的伪慈善家无地自容。正因为中国还有王光美这样的楷模，老百姓才对中国改革的良性发展，怀着不灭的信心。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回到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我的切入点依然是：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中，既隐藏着尘封的历史之谜，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王光美回答这个问题时，激动的情绪难以掩饰："'文革'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这一说法使我十分惊异。须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倘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情况紧急时，可相机进行终结决断）。 　　王光美对我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么。"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的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便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人"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嘛，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笔者注：从未以第一夫人身份正式出访的江青，在"文革"中带着哭音咒骂王光美：我叫她出访四国不要戴项链，她偏要戴项链，一点不听我的！其实，江青那次在上海，只是劝告王光美不要别胸针，并未提及戴珍珠项链的事）。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经如何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著名左翼作家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可怕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 "听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给我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 　　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了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到菊香书屋去给毛送文件。小李将离去时，毛泽东问她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便在地理书的空白处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江青"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服很讲究的"。 　　江青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 　　以后，江青便经常穿着崭新的军装出入中南海，并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军装上没有帽徽和领章——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限制。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由于"听了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么？王光美讲述的这个历史小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而国防部长林彪也在江青要求下，于"文革"前夕介入对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大批判。 　　时至1966年8月，"文革"风起云涌之际，建国后首次穿上军装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 　　刘少奇不留情面批评江青 　　王光美接着向我讲述了江青以"文艺哨兵"的名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曲折经过。 　　为了理解王光美作为历史亲历者的简要叙述，必须对历史背景作些介绍。 　　史料证明，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发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静悄悄地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如果把政治玄机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去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给改了（笔者注：王光美这样讲，大概由于刘少奇1963年曾应周恩来之请，对哈尔滨根据长春电影厂影片《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过史实修改意见。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改成京剧《红灯记》。江青只不过是看了，听了，她就把这个作为她的本钱"；"江青也许改了一两个字，因为她会京戏啊。" 　　王光美告诉我，由于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 　　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由于没有留下记录，如今已无案可查。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刘发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他却不表态。" 　　刘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那次"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有不少史料。 　　虽然这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史称"第一个文艺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法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周扬，对江青已数次要求批判、并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很坏"的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被江青指控与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等有关），依然采取顶着不办、"欠债不还"的态度。而毛泽东对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艺"，召集部领导开会，早已对周扬发过话："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当面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中宣部一再表现出的强硬，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宣部有恃无恐的感觉。 　　不仅如此。王光美还曾根据刘少奇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在个别场合议论："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来自中央一线最高主持者办公室的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未被毛泽东获知。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有"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江青抢当"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毛泽东并于当年6月27日，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并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就要成为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 　　王光美对毛泽东这个批示（史称"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告诉我，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所以，'文革'后批她想当女皇。她当然听到一点什么新精神了，她就从她个人那里发挥。"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王光美的这一看法非常有见地。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而毛泽东以后多次说，江青对"文革"是有功的，大概首先也是着眼于她开了打破"文革"前政治僵局的这两炮。 　　刘少奇不知道《评<海瑞罢官>》的秘密策划 　　我问王光美：你们（刘少奇和"刘办"）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 　　我再次提出问题：《评<海罢>》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么？ 　　王光美回答得很干脆："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 　　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说明：彭真那时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他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不是有一句话么，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 　　彭真不知道《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毛泽东、江青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虽然这个程序并不完善）。其实，毛泽东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会议承认："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 　　王光美对我说：出现《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因为"主席曾经亲自提倡海瑞精神。""主席还说过，包公许多故事是传说的，真正的清官是海瑞，海南岛人。主席告诉胡乔木，应该写明史这一段。""记得当时在上海或者在杭州，主席提出要看一次周信芳——上海'麒麟童'的戏。周信芳真排了。我们和主席就在上海的锦江小礼堂，看了周信芳演的京剧《海瑞背纤》。在北京呢，乔木告诉吴晗，主席讲了提倡海瑞精神的话。乔木还告诉吴晗应该怎么写……这个事就是这么个周折。" 　　王光美说，当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1961年在北京上演后，毛泽东曾亲自夸奖：马连良演得好，吴晗写得好。 　　王光美感慨地对我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批这个《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写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和上海《解放日报》的姚文元。从要批这个戏，到组稿，到刊登，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来给'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不光《解放日报》影响大，《文汇报》影响也大啊，《文汇报》相当于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那时已经非常敏感。所以，彭真来问过，来问，这怎么没经过中央？这么大的事！" 　　史料披露，当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罢>》时，以十分惊人的勇气和持续性抗争，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罢>》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 　　史料记载：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批发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吴晗于1964年应周恩来要求，写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海罢>》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为副组长。而吴晗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亲密下属。如果彭真对上述背景一无所知，简直荒唐。 　　何况《评<海罢>》临近发表，张春桥为了留后路，已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透过风。而毛泽东也在1965年9月"点"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更重要的是，毛于《评<海罢>》发表后两天，即离京赴沪，于11月17日抵沪，以坐镇沪上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罢>》的支持态度（毛在沪丝毫不曾批评姚文元）。如果彭真至此仍看不出《评<海罢>》后面站着"伟大领袖"，是不能想象的。 　　可以说，由于《评<海罢>》违反中央既有规定，点名批判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诬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争端，而毛又未对此事进行解释，彭真等人便把《评<海罢>》"视为"与毛无关，进行着"合法"抵制。 　　如果彭真至此不能明白毛的态度，毛对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要转载上海地方的文章，就无必要大发雷霆，指责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曾多次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 　　如果毛泽东在《评<海罢>》发表后，仍不想让彭真等人知道他对《评<海罢>》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沪观望中央一线的反应长达两周，更不会允许江青在上海打电话质问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怎么样？"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罢>》，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藉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对彭德怀的批判罢官，导致两三千万人饿死，已成毛的心病），以触动"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如果中央一线顺从，"整风"就和缓些，否则就激烈些。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罢>》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 　　"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 　　王光美喃喃地说了两遍："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确实不知道……" 　　王光美并向我强调："少奇他也完全不知道，《评<海瑞罢官>》就是'文革'的导火线。" 　　我冒昧地再次追问：少奇应该多少知道文革要爆发吧？ 　　王光美的口气十分肯定："少奇他不会知道的呀。'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也是，"文革"并非是预先酝酿好的一场运动，而是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火山爆发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与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对于彭真公开抵制《评<海罢>》，而于1966年制定的《二月提纲》，王光美告诉我："《二月提纲》，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通过，彭真又请示主席同意后，由中央批发给全党执行的。" 　　史料记载：当《评<海罢>》运用诬陷造谣，把批判之火引向"党内走资派"及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又进一步挑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政治翻案时，彭真一边同意转载《评<海罢>》，一边在《二月提纲》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彭真并因吴晗惧怕《评<海罢>》有来头，当众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一致通过《二月提纲》，并明确表态，此次"学术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武汉获知，中央常委已通过《二月提纲》，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被迫做出退让。毛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急忙说："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再次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 　　由于毛没有反对《二月提纲》，刘、周、邓等在京常委讨论或传阅彭真所拟批语后，立即以中央名义批发此件（刘对彭掌握的《评<海罢>》背景了解多少，现在已难弄清。但由邓正式签发《二月提纲》与彭拟批语的2月12日，刘主持了在京常委会议）。正当姚文元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彭真认为"法定"程序已压住风波、分清是非，轻松地对各方面说："问题解决了"，并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线的估计。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决心。 　　我请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说，是彭真等人对《评<海罢>》的有力抵制，导致毛泽东临时决定，把一场政治批判与大"整风"（毛、刘在文革初期都用过"整风"提法），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 　　王光美的回答具有多重意义："'文革'是怎么在1966年突然发动的，你们可以仔细研究。形成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一种'文革'，确实是多种因素叠加促成的。除了《二月提纲》和《评<海瑞罢官>》的对立，还有聂元梓大字报的问世、派工作组的争执等等。当然，阶级斗争学说是个基础。而七千人大会，也早给'文革'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说："我经历的这些事，都可以对你说一说。你要利用年轻、对党史熟，多看一些资料，深入了解那段历史。这样，你对我说的这些事，你就能看明白了。" 　　采访王光美之后，我看到一些资料，颇能说明问题，摘录如下： 　　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关于这件事的原因，他不能讲。彭真至死也未说出这个历史秘密。 　　胡乔木也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作者注：指《评<海罢>》），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他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毛泽东于1966年夏也说过："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 　　"文革"发动于刘少奇出国之际 　　王光美对我说：与彭真起草《二月提纲》同步，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以林彪委托的名义，搞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和题目，是陈伯达修改的。陈伯达是秀才。"（笔者注：《纪要》曾经毛泽东及其政治秘书陈伯达多次修改；题目则为毛定。） 　　王光美说："江青搞的这个《纪要》，把全国文艺界都否定了，说建国十六年来，是一条黑线在专政，现在必须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这样，政治上的问题，就比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大多了。批《海瑞罢官》批不下去，就是因为黑线专政。" 　　我补充道：毛泽东还针对彭真谈党性，在《纪要》上增写了一段打破"框框"的话："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接着说："后来，就在全党发《纪要》；又批彭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是，我们那时已经出访了。回国以后，我看到一些简报，是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少奇出访前，主席曾经在杭州对少奇、总理、彭真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 　　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到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 　　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二十八天，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变，以政治"清洗"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语"文化革命"），被毛泽东初次提出。而刘当时是中央唯一敢于批评、反对毛的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 　　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长林彪，致信中央军委各常委，要求通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纪要》。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报送毛泽东与中央审批。 　　3月28日－30日，毛严厉批判《二月提纲》，赫然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并首次提出中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在《纪要》上批示："已阅，同意。" 　　4月10日，《纪要》由中央下发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并增写震惊全国的话：《二月提纲》"模糊了……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夺取政权"，应立即"清洗这些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4月22日，毛泽东在早已召开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吴晗……朝里有人"，必须发动'文革'。刚回国的刘，被迫接受既定事实。 　　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七十六人（包括非中委；而健在的中委、候补中委约一百六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抓紧最后机会向刘、周提出，删除"赫鲁晓夫……"那句主要是暗指刘的话，但已无可能。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语法也被拒绝后（康生表示：主席定的稿一个字不能动），意味深长地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 　　于是，"文革"由"文革"的第一主攻对象——刘少奇自己拉开了正幕。 　　可是，王光美坚持对我说：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早已觉察毛对他不满（1964年底，毛、刘就有严重争执，毛就说过中央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但毛随即又对大家说：你们今后还是要听刘的话哟！）。 　　刘少奇这样看待他在"文革"初期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他仍然以一线决策者身份出现在各处，一线机制仍然在毛泽东许可下照常运转。刘同时认为，把他定为"错误路线"的"司令"，将很难使全国保持稳定。 　　"对主席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少奇没有精神准备。因为当时还是毛、刘、周、朱……这样排名的中央。是主席在退居二线时，让少奇为首的。少奇做工作时，重大问题还是通过主席的。"王光美对我说，"少奇一直认为，他在一线为首时那样决策，那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后来反对'文革'大乱，目的是让中国稳定和繁荣，可以逐步建成现代化强国，他认为，主席应该理解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非常不同。正如王光美所说，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提出务实路线，随即又提出："'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等等以来，毛、刘裂痕日益加深。 　　毛泽东愈来愈不能容忍一线"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毛泽东愈来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讲了多少年了"，"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他觉得，"需要夺权"，"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 　　而党内对一、二线领导人的权限与决策程序，从来没有制度化的条文规定。中国又缺乏对两种不同政治见解合法制衡、合理化解的政治机制。在个人崇拜盛行、宪政民主法治不健全、民众没有知情权、极左文化占上风的背景下，一场把中国引向十年重灾的"文革"，就这么仓仓促促、不可阻挡地出台了。"文革"浩劫中，数亿生灵涂炭。 　　"文革"结束三十年后，倾听王光美讲述历史，回顾"文革"爆发的曲折过程，使人不禁想到，邓小平说：改革开放道路的主要特点，已经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从"文革"的教训中得到了基本总结。说得多么深刻与中肯！ 　　（相关简介：高建国，著有《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 　　高建国，《领导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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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恩来从未主动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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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从未主动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 Nov 13th 2013, 13:18, by 明鏡雜誌    　许多人用"没有周总理，文革的灾难可能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来为周辩护。首先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历史不能假设。这正如现在有人说汪精卫是因为突然间死掉所以曲线救国的大业没有来得及证明一样。现在学者们能做的只是弄清楚周恩来到底做了什么。 　　对于周恩来所所作所为，是不能用"那是共产党体制"的错，或者是追究罪魁祸首亦即毛的错来为周恩来辩护。如此，周恩来自己亲手迫害、诬陷、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都推到共产党身上、毛泽东身上而一了百了。正如李南央女士在其著作《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所举张志新一案，有人质疑到：割喉管的人无罪，押打张志新的人无罪，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无罪，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对于体制所造成冤案和罪恶，是没有办法对谁起诉的，只能对具体的犯罪执行者起诉，正如二战之后对战犯的起诉一样。因此，对待周恩来的所作所为也应当是如此追究和审视。 　　为了证明自己对于文革是鼎力支持的，周恩来采取了"灭亲"（是否"大义"却难说清）的行动。包括其干女儿孙维世、亲弟弟周同宇等人被捕，都是周恩来亲手签署的逮捕令。其亲属是否真的有罪，则完全是不在周恩来所要考虑的。对于中央定性的坏人，周恩来也就会将置之死地。这本身就是中共党内斗争的逻辑，作为其中的一个螺丝钉，周恩来也必须这样做。 　　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在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说：对周总理，我是衷心爱戴的，但也要实事求是，不能把他神化了。他也作了许多违心的事。总理最熟的钱瑛、荣高棠同志，钱的拘捕，总理批过，荣的叛徒帽子是周总理给戴的。人就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王明当初要没有周恩来同志，王明上不了台。笔者认为，同样道理，没有周恩来，毛泽东能够为所欲为么？ 　　例如周恩来是文革时期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所有重要的大案、要案都归周恩来管，如刘少奇、罗瑞卿、贺龙，以及后来的林彪项目等。中央的要案均需周恩来的签字、批准，诸如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家属探视等，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周恩来对文革中老干部的遭受迫害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中共官方后来为此辩解到：１）周恩来签字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２）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３）更重要的是要看周保护了很多的干部。 　　但是经过具体研究周在项目组的行为后，笔者认为周所有的签字都不是被迫的。对于是否违背周恩来的本意，周恩来从来没有如此表示过。从一开始组织调查到最后结论的出炉，作为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周恩来没有不得不履行的问题。相反，这些后来被认为受到迫害的人，在当时恰恰被定位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敌人。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具体执行人，周恩来恰恰是自觉履行其必要的职责的，是兢兢业业的。周恩来要执行而且要残酷地执行，没有违心不违心之说，只有执行了和还没执行之分。这也恰恰是中共官方所从不提及的事实。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忍让、服从大局的说法是荒谬的。更何况是，周既然签了字就要负责。 　　在文革当中，作为毛的决策的最主要的执行人，周恩来带给全中国的灾难远远大于其行使的正常职能所带给国家的正面作用。这个已经由历史证明。那些以周是违心的，被迫的，本身就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如果周是违心、被迫的，那么数十年下来，周恩来岂不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大的伪君子。而这又是官方所不愿承认的。因此中共在维护周恩来的形像难免顾此失彼。 　　周恩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特殊性。例如很多人的定性都是周最早讲出去的。例如对王任重的定性。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有人表示当时只相信周讲的，周代表中央么，周讲了出来之后，我们的胳膊就轮的理直气壮了！ 　　还有人为周恩来如此辩解到：周不签，还会有别人签，不会改变受害人被打倒的结果。这如同强盗头子逼你拿刀滥杀无辜，你不但去杀，而且还冠冕堂皇振振有辞："我不去杀，还会有别人去杀，我不去杀，同样也不会改变受害人被杀死的结果。"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文革的最大帮凶就是周恩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当中，遭到周恩来点名迫害的人达到２００多名以上。对比当时江青、康生的讲话，周恩来的点名远比这两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对于中共高级将领的往事如数家珍，及时的插话。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到：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插话说：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毛泽东又问到：×××呢？（周恩来回答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何方先生在其《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说》："至于给我个人，九年干校可以说一无所得。人们会说，你总还是读了一些书吧。我却不以为然。如果不是在政治迫害和思想压力下，换一个真正的学习环境，我相信会读得更多更好。" 　同理，如果说周恩来还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保护了一些人，为什么不说如果周恩来能够坚持"反冒进"时敢于对毛泽东说不的精神，那么许多人也就不可能遭受到迫害呢？更不用说，周恩来为了讨好毛，显示自己的"左"性，在外交部大抓特抓牛鬼蛇神、"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对于周恩来的所作所为是应该批判还是存有感激之情，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么？"没有周总理，文革的灾难性可能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来为周辩护。"则是不折不扣的歪理了。 　　周恩来要扮演很多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首要的角色则是要无条件的忠实于毛个人，热衷于吹捧对毛的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折不扣的执行毛的所有指示，大大的扩大了文革的后果。 　"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更大"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了。 　 　　中共建政之后，一旦党内斗争开场，周恩来就决不含糊，立刻就认准了谁是未来的赢家，站在强者的一边，同时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远。事后，周恩来都要痛打落水狗，决不会"丧失立场"，充当毛的第三只手。１９５９年彭德怀一事就为一例，早期王明也为一例，后期"林彪事件"又为一例。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实披露，周恩来参与迫害的事实即使现在官方也不得不含蓄的承认。虽然中共官方不得不用违心、不得不履行组织手续为其辩护，进而提出如果换做他人，只会比周更糟的谎言。除此之外，挺周派退而求次，提出周恩来从来没有主动的害过一个人。但是这也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 　　文革伊始，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 　　自１９６７年夏季开始到１９７２开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则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作战在一个战壕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文革结束后，此冤案因为周恩来的关系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缘起于１９６７年春夏之交的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红卫兵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是这些红卫兵组织在８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镇压。由于周恩来失责，外交部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情。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失控归于"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坏。抓"五·一六"则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从抓捕王力开始，到整肃陈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来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风血雨。外交部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１９７２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个口号。 　　龙门，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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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蔡元培“四一二”政变前后为何主张“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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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四一二"政变前后为何主张"清共"？ Nov 13th 2013, 13:20, by 明鏡雜誌    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不过，你所接受的信息，可能并不全面。比如，书本知识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    假设你现在拿枪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你会怎么样？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此事还要从蔡元培的反共谈起。蔡元培参与过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当过北大校长，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一任监察院院长。史学界都认为他个性忠厚，为人友善，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时很少轻易动怒。他的学生柳亚子就曾这样说过："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可想而知，能够让这样一位"好好先生"也卷进反共的大合唱，不仅成为主持人，帮老蒋决策清党大计，而且还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追捕，这火气还不是一般的大。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3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当然，光是开密会，肯定不够光明正大，凡事都得师出有名，才能理直气壮。于是，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行文至此，有人会问：那蔡元培为什么会一改往日的温柔，如此积极地反共呢？吴稚晖要"清党"，他就要开除中共分子；吴稚晖要"查办"，他就拿出中共的罪状。是因为他个人有私仇？还是上了老蒋的当？    其实都不是。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而且关系还不错，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就在清党开始之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他还带头募捐，帮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和陈独秀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做过炸弹。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于当他去世以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没有被别人灌迷魂汤。君子和而不同。尽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可以兼容，但绝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妥协，不肯附和。那么，何谓"是"、何谓"非"？立场不同，衡量的标准自然不一样。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当然要反对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当然不赞成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以侵犯人权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元培为什么要积极"清党"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批评一部分同志，在"西山会议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后，仍"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的根本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从蔡元培开始说起，是想说明那个被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实在是糟得很，否则为何连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也要"清党"呢？这不是什么一时糊涂，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没有回旋的余地，后退一步就是当顺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须"叛变革命"。    对于"联俄容共"期间我党和国民党的一些纠葛，有些同志完全颠倒了事情的因果。首先，1926年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件，也就是"整理党务案"只是阻止我党党员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部长，但是并不阻止我党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也不阻止我党党员担任国民政府的任何级别的官职。当时我党还能掌握部分军队，也拥有部分政权。而对于国民党而言，本党的高级职务禁止其他党的党员担任，这是政治常理，有什么值得诧异甚至指责的呢？对于共产党而言，道理也一样。    其次，在蒋军进入上海之前，周恩来已经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掌握了民间武装。当时赵世炎同志也开始策划攻击蒋军，试图让上海成为中国的彼得堡而重演"十月革命"。但是，蒋介石因为我党发动的第一次南昌暴动和南京事件而忽然醒悟，比我党快一步去抢夺上海的民间武装。在这次突击中，白崇禧的部队和青帮分子共杀害了一百二十名反抗的工人纠察队成员（其中大部分不是我党党员），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大屠杀。    第三，蒋帮的"四·一二"其实没有获得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完全授权，因此我党在武汉还是掌握着控制权。至于汪精卫为何"七?一五"和平分共，这里就不再啰嗦，看看当事人汪精卫和陈独秀的回忆文章就知道了。    常青，九个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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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苏共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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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会破产？ Nov 13th 2013, 13:21, by 明鏡雜誌  　　在前苏联的社会制度中，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苏共的执政发挥着重要的 "解释学"功能。苏共在其七十四年的执政历史中，正是通过那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向苏联人民宣传灌输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教育和培养民众的服从意识，让民众通过"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自觉为未来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奉献一切。 　　因此，意识形态确实事关苏共的前途命运，同专政机器一样，是维护苏共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石。 　　一、苏共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正是鉴于意识形态的如此重要性，因此在苏共九十多年的历史中，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等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有一句名言："当前的任务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掘矿石，提炼生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 列宁要求定期对"一些教授和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检查，并痛斥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论调，指出，给敌人以出版自由就是给敌人"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按照列宁的旨意，"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了《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自已此前曾强烈反对过的书报检查制度，直至1988年方予废除。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苏共的书报检查制度时谈到，"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 　　斯大林时期，则针对"人民敌人"对苏共意识形态和斯大林领导体制的 "猖狂进攻"发动了大肃反，在清除大量 "人民敌人" 的同时，为消除"人民敌人"对人民的毒害，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刊的清单。其中政治上反动的图书有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同时还有55514种外文报刊。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虽然推行了一些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的"修正主义"举措，但对意识形态工作并没有放松。1958年苏共中央成立了意识形态委员会，并在1960年决定调整完善克格勃的组织职能，让克格勃介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充分发挥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检查方面的监督作；1962年7月，苏联在《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中现定了"反苏鼓动和宣传罪"，触犯这一条将被处以6个月至7年不等的监禁。此后又于1966年9月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中增补了第190条，规定"对于经常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或印发诋毁苏联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作品者，处以三年监禁或劳改一年或罚款100卢布的惩罚"。 　　而且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又重新开展了反宗教运动，继续大量地关闭现存的教堂、清真寺、祈祷所，把所谓的"宗教狂热分子"关进集中营进行劳动改造，取消宗教组织的注册。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于1966年11月10日，召开了由勃列日涅夫亲自主持的专门讨论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我们不能吝惜钱财……也不能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 　　1967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从此，整个七十年代，全苏理论界和报纸、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中都在连篇累牍地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赞颂勃烈日涅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新。1977年，"发达社会主义"被正式写入了苏联新宪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开辟了后世领导人思想观点入宪的先例。 　　1969年1月7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下达了《关于强化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对于出版物、剧目思想政治水平的责任的秘密决议》，进一步强调了"在意识形态斗争极其残酷的形势下……各组织、部门和编辑部领导应对出版物的思想倾向负直接责任"。 　　安德罗波夫虽然担任苏共总书记只有不到两年，但他在之前任克格勃主席期间对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正是安德罗波夫在1967年担任克格勃主席后，他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专门报告，汇报了苏联国内种种反苏活动情况，建议在克格勃成立专责意识形态反颠覆的第五局。安德罗波在同第五局首任局长谈话时强调，"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渠道，既要利用合法的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出版的信息，也要利用我们的特工机构，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 　　1975年10月31日克格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预警行动组织的几点总结》中提到，为了意识形态监控而对一些苏联公民进行了侦查。从1959-1974年有约6万公民受到"预防警告"。其中近3000人是因参与反苏宣传鼓动活动——主要是阅读和传播"地下出版物"和其他"反苏文艺作品"。 　　二、苏共意识形态在强力加持下破产 　　尽管苏共历届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视，为维护苏共意识形态采取了占领阵地、灌输宣传、禁堵外来思想文化和专政机关打击等手段，但并没有能维护其意识形态的真正"主流"地位，没能使其意识形态真正为苏共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所接受。据莫斯科《接班人》杂志1987年12月号披露： 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成员；另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90年10月的问卷调查，30%的被调查者直接宣布，对共产主义思想失望；大约每5名苏共党员中就有1对党的纲领目标持否定态度（陈爱茹编译《苏共解散前夕共产党员的情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年12月22日）。 　　不但苏联的老百姓对苏共的意识形态变成了"老不信"，即使是苏共党内高层，对自已所宣扬的那套东西也不是真正相信。 　　就在宣传"发达社会主义"最起劲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苏共总书记却对他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都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空话"。 　　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书记、中宣部长雅科夫列夫也谈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 　　即使对原苏联霸权地位十分怀念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1999年12月发表的《21世纪的头十年》、《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两篇文章中谈到，过去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的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可以说，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首先是因为苏共意识形态的破产，使苏联各民族人民失去了共同的信仰，失去了维系苏联存在的精神纽带。 　　三、 苏联的"社会存在"颠覆了苏共意识形态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按照这一原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并不在意识形态本身，不在于你的意识形态宣传得怎么样。而在于你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内容落实得怎么样，在于你的"社会存在"。 　　事实正是如此，苏共意识形态的破产，并非是因为苏共领导人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是因为理论宣传部门和克格勃没有尽职尽责，丢失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更不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渗透、和平演变。而是因为其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套"科学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东西货不对板，自已砸了自己意识形态的金字招牌。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说，苏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际上变成了"官有制"，计划经济变成了为官员争政绩、为国家争面子的官僚主义经济。不要说广大苏联民众对生产资料没有什么所有权、支配权，就是各加盟共和国地方政府也要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计划，在生产安排和产品的销售、分配上根本没有什么自主权。 　　以按劳分配来说，苏联的按劳分配早在卫国战争之前的三十年代就变成了按权分配。从那时开始，党的领导干部，从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一直到集体农庄的主席，每一级都有相应的特权。50万～70万苏共中高级领导干部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和舒服的交通工具，其实际收入是普通民众收入的30~44倍，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而绝大多数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却只能拿微薄的工资，终生为生活必需的住房和面包而辛苦劳作与排队等候。 　　以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真正民主"来说，由于苏联在苏共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均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横向与纵向的集中，将国家内外政策的大政方针乃至具体政策的决策权都集中到了政治局那几个寡头那里，甚至是在总书记一个人手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上级任命，各级苏维埃代表由苏共同级党委提名、上级党委决定后进行等额选举。因此，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使是一般党员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治权利，没有机会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稍有不满，还会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作为"反党分子"或"人民的敌人"予以惩处。 　　以"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它在苏联实际上变成了无产阶级被专政。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就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即令人闻之色变的"肃反委员会"--"契卡"。除了肃清"反革命"外，还要肃清所谓的"怠工"者和罢工工人。由此，俄国工人阶级在沙皇时代还可以频繁罢工的权利被彻底剥夺，俄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工人罢工的"工人阶级政党" 　　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工人罢工，列宁立刻下令把罢工工人当作流氓处理； 1919年3月16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发生罢工，俄共立即进行镇压，逮捕900人，并将其中的200人未经审判就加以处决。 　　从1919年4月到1921年11月，俄共在全国 21个城市先后建立了122个"强制工作营"（集中营），其中关押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 　　而斯大林掌权后，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又先后开展了多起"大清洗、大肃反、大镇压"运动，平均每两年就制造一起大冤狱。如果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例如，在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248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45人外，剩下239人中，有8人自杀，22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88人被枪决或死于狱中，只有21人得以幸免。 　　据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2000年根据叶利钦当局解密的国家档案资料统计，整个苏联时期（1917—1990年），先后有1575295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 　　这些事实证明，正如诗词的创作功夫在诗外一样，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和重心也在意识形态之外。如果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不能发展经济，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能消除腐败，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的形象。那怕其意识形态用什么华丽的词藻包装，那怕其占领和控制所有的意识形态阵地，其意识形态也必然要遭到破产，受到人民无情的嘲弄和唾弃。 　　2013-11-10 　　参考文献： 　　1. 徐元宫《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2011-12-25 　　2. 金  雁《革命与变形》经济观察报2012-06-08 　　3. 王晓夏《苏联人追求言论自由的历程血色抗争》共识网2010-01-20 　　4. 李奉先《关于斯大林大清洗运动最新数据之反思》作者博客2009-04-28 　　冯全民，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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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我为在五七干校打人深感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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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在五七干校打人深感愧疚 Nov 12th 2013, 19:28, by 明鏡雜誌 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级，随父母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那里的子弟斗殴之风正盛。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成为时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斗狠也成"战斗精神"的标志。斗殴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 我自小生性怯弱，没有动手打过架。到了文化部五七干校后，混迹于这群同学间，也不得不靠拳头来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了。与同学斗殴，与外单位的孩子们斗殴，一次次斗殴接连不断，成了我们枯燥生活中富有刺激性的"业余娱乐"了。有一次，我与一个同学打架，抄起铁锨朝他劈去，幸亏他躲闪得快，否则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好友宓乃责备我："你简直是疯了！把人劈死怎么办？你知道吗？杀人是要偿命的！"我却嫌他嗦，回应道："不是没劈死吗？废那么多话干吗？" 疯狂是能够上瘾的。当人的那些粗野劣根性泛滥开来时，则再难以抑制向残忍暴虐发展。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家属子弟任谅也过来上课了。我与他已经相识，彼此相处还可以。可是，那时商务印书馆的家属子弟极少，十四连的一群男孩子仗着人多势众欺侮他。上课时，常有男生在背后突然打他一拳，他回头张望，大家却装得若无其事模样。任谅孤零零一人，也无其他同伴相助，只好忍气吞声。而我们这群男生则以欺侮他为乐趣，动辄拳打脚踢，找个小借口就将他围殴一番。 一天下午，我们这群中学生从湖里下工回来。我不知从哪儿捡到一根铁链子，从后面用铁链子抽打他。抽打一下，他的后脊背疼痛地一痉挛，同学们一阵哈哈大笑。我也更得意洋洋了。又狠抽一下。他仍然没有回头，仅用手捂住肩膀往前走。 "哈，你可真是经打又经踹！你是个木头人吗？"我说着，又抡起铁链子抽他一下。 他猛然回首，用一双发亮的眼睛盯住了我，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我的手颤抖了，再也举不起铁链子。我虚弱地喊一声："你，你干吗？"我的心中却有着难以言说的颤栗。 以后没两天，任谅再也不来这个课堂了。他的父母想办法又把他送回北京上学了。 几十年过去，许多人与事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忘却了，唯有任谅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我却永远难以忘怀。想起此事，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之感，想悔恨地说一声：任谅啊，请你原谅我吧！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人类间的许多罪恶，譬如恐怖主义、凶狠的暴力行为、兽性的残杀等等，其实与人的思维是无关的，只不过是瞬间的手足活动。因为，邪恶就隐藏在人性之中，互相残杀是人类无可躲避的宿命。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这岂不是说人的本性中，兽性还是终将会战胜人性？即使文明发展也无济于事？但是，回想起自己少年时代那一段日子的嗜好暴力、野蛮残忍的种种行为，我悚然心惊，又给自己设立一个假设，如果我也是"红八月"中的红卫兵，手里也有一根军用皮带，会不会就把它抽向所谓的"牛鬼蛇神"老人们头上呢？ 我必须痛苦地承认，会的。 到了春天，原住咸宁县城共产主义学校的大批小学毕业生回来了，向阳中学也扩大了，有了近百名学生。我们被交给了文联管理，新转学的那批学生们无处上课，在大队粮仓隔出一个角落当教室。而初二和初三年级的教室，也只是20来平方米的两个房间，自然比不上大城市的教室，甚至比乌龙泉公社的农村学校教室还要紧巴一些。 我被学校任命为排长，成了学校的小干部。还主持出版红卫兵壁报、黑板报，经常主持各种批判会与讲用会。我变成了一个"好孩子"，脑袋里的政治意识又强烈起来。其实，由于时代氛围的浸染，自己思想深处的极"左"影响一直存在。我在乌龙泉公社中学也当过学生干部，还成了公社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我经过一番讲用后，主动转变思想，不再参与打架斗殴，可又陷进流行意识形态的偏激情绪中。 那一年"双抢"时，农活非常忙碌，向阳中学的一批学生们也成了各连队觊觎的好劳动力。但是，向阳中学既然归文联管理，虽然也轮流去各连劳动，还是帮助文联干活儿更多一些。这自然引起其他连队的不满。父母的情绪多少也影响到了孩子们。一天，我们又去帮助文联的大人们插秧，午餐仅每人两个馒头，一些熬白菜。与其他连队招待学生们的丰盛午餐差别太大了。同学们趁机发泄了不满情绪，将馒头咬几口乱扔，故意把没吃完的剩菜倒掉。收工时候，校长向全校同学讲话，很生气地批评了这种现象。同学们不满情绪却更高，下面一片乱糟糟的议论。 我的同学王岗，他的父亲是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先生。他在壁报上写了极短的一篇小文，大意是讲那天同学糟蹋饭菜是一种情绪的反映，校长为何避而不谈这种情绪呢？我们这批学生归文联管理，但不是供文联驱使的劳力。这就把窗户纸捅破了。学校管理方面挺恼火，要各班讨论此事，实际上是发动批判王岗。 我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与另外两个同学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此文由我执笔，对王岗的那篇小文上纲上线，什么"浪费粮食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啦，"为这种可耻行为辩护就是更加可耻"啦，还指责那篇小文含沙射影攻击学校领导，是何居心？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学校领导当然是很高兴，几次在大会上表扬我们。多数同学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但是，这场不大的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大队领导决定，全体学生都放农忙假，回到家长所属的连队去干活。大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就缓解了。 但是，我与王岗却产生了芥蒂。我的思想里有某种偏激成分，认为同学们浪费粮食本来就是不对的。我自己是坚持原则，不怕别人议论。其实，自己内心深处也有功利性目的。我是学生干部，倾向性地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带有某种迎合的意味，却伤害了自己的小伙伴。在某种程度上，我自愿地成了小小的"政治打手"。 父亲施咸荣对此事很不以为然。一天吃晚饭时，他脸色阴郁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写的这张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咱们十四连很多人跟我提起这事，不赞成你的做法呢。"他又叹一口气说："唉，我跟王士菁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让我怎么面对他呀？" 我一梗脖子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摆出一副很"原则"的脸孔说："王岗还是我的同学哩。哼，跟不良现象就得斗争嘛！" 父亲瞪了我一眼，还想说些什么，可又把话咽下去。他阴沉着脸不再搭理我。 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件愧疚之事。它也是极具有时代色彩的，可说是又一种"疯狂"吧。那时的人际关系，不是提倡宽容及与人为善，而是以所谓"革命"的名义，动不动就来一场斗争批判，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斗来斗去的政治疯狂病。我也是不自觉地成为这种"政治疯狂病"的感染者，以至于不惜向自己同学发动"批判"。 我以后也曾经有过假设，倘若自己年长10岁或20岁，恰好有一位极有权势的大人物看中了我，命我去写那些具有政治杀伤力的大批判文章，那么，我是否就会很高兴地应命去写呢？我会不会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仅为自己的飞黄腾达，就像姚文元、戚本禹那样用笔去杀人呢？ 我也必须痛苦地承认，我也会的。  （作者为北京作家） 施亮，《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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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黄炎培与孙中山的四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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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与孙中山的四次相遇 Nov 12th 2013, 19:31, by 明鏡雜誌 　　黄炎培，民主建国会创始人，著名民主人士。他一生追求民主，曾与孙中山在上海有过四次"相遇"。 　　第一次。1903年初，孙中山应蔡元培的邀请，到蔡元培创办并亲任总理的"爱国学社"（在上海的张园，也叫味莼园）作题为《推翻清朝政府，进行民主革命》的演讲。黄炎培此时就在"爱国学社"任教员，黄炎培聆听了孙中山这次演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初期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思想的灌输，使他两年以后真正成为革命党人。对此，1961年10月7日，黄炎培曾作七绝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追怀孙中山先生》纪念，抒发了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 　　味莼园里吼狮声，最早词坛识伟人。 　　听取批评清政治，大群革命种深根。 　　第二次。1905年的一天，黄炎培和杨斯盛在上海广明师范小学谈校务，一名巡捕持法租界总巡捕麦兰的名片来学校，对他们说麦总巡请黄炎培先生去一下。杨斯盛怕黄炎培会有什么麻烦，就向巡捕说等会儿他去。当晚杨斯盛回来后说，麦总巡只问黄先生为什么不来？不来就算了，其它也没说什么。第二天，黄炎培去见麦兰时，麦兰问，昨天为什么不来？孙文坐法国兵船来召见你。黄炎培急忙问孙文现在哪里？麦兰说，今天一早就走了。黄炎培听了后悔不已。后来他打听到，原来孙文到上海后，通知有关人员见面，如柳亚子得到通知后，约了陈陶遗、高元梅等几人，坐小划子到吴淞口外兵舰，见到了孙中山，而他却错过了这个机会。五十多年后，他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追怀孙中山先生》中，对此次"失之交臂"，表达了遗憾之情： 　　加盟十六字心传，呼吁平均到地权。 　　一片麦兰传口语，失之交臂浦江船。 　　第三次。1917年，孙中山住在上海香山路7号，闭门撰书（后定名为《孙文学说》），书稿才写到一半，请黄炎培去交谈。孙中山拿出初稿，说：现在一般同志，对于革命，虽杀身成仁在所不惜，该说是能"行"的了。但为什么革命？怎样革命？未必尽"知"，还提不出办法。因此，我想到"知"是难的，"行"是易的。为了说清这些道理，唤醒一般同志，写这本书，愿向你请教。你的文章文采斐然，笔力雄健，给提提意见吧。黄炎培答道：先生深邃之至，令我敬仰。我读旧书时只知"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先生见解深刻，难能可贵。多少年来，为革命而死，包括杀人自杀，我所联系的这些同志，也已着实不少。可是涉及到怎样救民、怎样救国这个关键问题，确要切实地提出计划办法来。先生写这本著作，一面唤醒，一面号召，在今天说来，确是切中需要。我要认真学习、体会。孙中山说：那就让我写下去。但我不长于写文章，这已写的请你看一遍，字句上有须斟酌的，请你动笔。黄炎培就不客气地照办了。直到中午，和孙中山、宋庆龄三人共进午餐，餐后告辞。该书出版后，孙中山亲笔题签，赠送给黄炎培，黄炎培一直珍藏几十年。对这次相遇的记述，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追怀孙中山先生》中写道： 　　立国端宜订大纲，知行难易费商量。 　　虚怀前席从容问，欢聚家人进一觞。 　　第四次。1922年6月后，黄炎培在上海又一次见到孙中山，孙中山问黄炎培对以后工作有何意见，黄炎培说："先生原有周游、考察全国的计划，也走了许多地方，今后宜继续进行，使全国民众都能站起来，更普遍更亲切地接受先生的领导。"孙中山说："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侵略，敌人一步一步紧逼，不容许我们准备。"这时黄炎培已在上海的《申报》馆工作较长时间了，黄炎培请孙中山给他主编的《申报》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写篇文章，孙中山欣然应允，写了《中国之革命》一文发表于该报。后来黄炎培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追怀孙中山先生》中写道： 　　联俄联共助工农，都在先生理想中。 　　狙击去奸宁得已，那堪向内逞凶锋。 　　周兴龙，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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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泽东传》作者：毛晚年曾考虑让江青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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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作者：毛晚年曾考虑让江青继位 Nov 12th 2013, 19:35, by 明鏡雜誌 　　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193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70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已出版数十部著作，其中大部分有关中国，1980年出版《毛泽东传》，被翻译成中文等多种语言，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原标题：特里尔 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是影子式的 　　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毛泽东的话题在中国大概还不会过时，特里尔的名字也将被更多中国人记住 　　作者：本刊记者 张雄 实习记者 姚梧雨童 发自北京 　　罗斯·特里尔在我们会面之初就准备感慨他在2011年见到的济南与这个城市在70年代时的巨大反差，高铁，大楼，车流，他很自然地要一路说下去。似乎从这个熟悉的开头他可以轻易抓住主动权，然后说满两小时，宾主皆大欢喜。在谈话即将滑入这种模式前我不得不转移了话题。投人所好也算不得罪过，从过去特里尔（也许包括很多外国人）在中国接受采访的情况看，请他评价今昔对比一直是中国人的爱好。 　　有段时间特里尔曾宣称自己对中国已经没有太多兴趣，在他写完《毛泽东传》还有其他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之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时期，他是西方世界的亲华派；冷战结束后，他的态度反倒起了点变化。近些年他几乎年年都从波士顿飞到中国，一般他会用美国护照，有时是澳大利亚。这个拥有双重国籍的75岁作家（他名片上的头衔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精力旺盛，在学校、书店演讲、签售，"我希望了解中国在发生些什么。"他说。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官方数据显示，他们在2006年取得《毛泽东传》中文版版权后，这本书卖了七十多万本。如果算上此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引进版，特里尔已经至少有几百万中国读者了。 　　我做过一个试验，在人多的地方拿出这本猩红封面、印有毛泽东头像的500页厚书，引发围观的几率很大（受过高等教育者一般不围观陌生人读书）。实际上这并非一本褒扬的传记，2012年一位台湾研究者采访特里尔时，后者主动提起毛泽东惟一的孙子毛新宇读过这本书后说，"不好。"豆瓣上50%的读者给出了4星评价（5星满分），但一些排名靠前的书评显示，中国读者对后半部分——也就是1949年后的接受度不如前半部。"49年后的部分不值得一看，"一位读者写道，他抱怨此书"津津乐道于一些鸡毛蒜皮"，"我看西方人也有立场。将毛泽东从'神'变成'人'就是更好？" 　　我问特里尔美国人对这本书怎么评价。"你指的是普通人吗？"他反问，"他们不关心毛。"跟中文版相比，英文版的销售状况可谓惨淡。美国亚马逊上，《Mao： A Biography》2000年后就没有再版，只有6个打分。34页近千条引用记录显示特里尔的这次写作颇下了番功夫，他的朋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章认为这本书是特里尔最用心力的著作，但它在西方世界受到的关注远不及他在1970年代的那本《八亿人》。那本书的稿费让他在波士顿买了一栋住房。 　　对中国认识的转变 　　特里尔生在澳大利亚农村，父亲是小学老师。在小学时他曾有个华人女友，这大概是他跟中国最早的渊源了。1962年在墨尔本大学拿到历史政治科学一级荣誉学位后，他获得奖学金去哈佛大学深造，并于1970年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1964年第一次到达中国之前，特里尔尚不知道那将是他走运的开始。他顺利地在哈佛留校任教，又作为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随员访华，见过周恩来和郭沫若，趁着尼克松访华在美国掀起的"中国热"，他用三四个月的时间赶出那本《八亿人》，这本书直到1980年代依然畅销。尼克松访华期间，因为特里尔的中国经历，电视台请他做点评嘉宾。"中国完全征服了美国人，（尼克松）随行的人个个兴高采烈。"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总体而言特里尔不算很有幽默感，但在这场20世纪的大事件面前，他没有浪费揶揄美国人的机会："那时如果我告诉美国观众，每一个中国小孩都是天使，毛泽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们也会深信不疑。" 　　早在60年代，特里尔便一直主张美澳应尽早与中国建交。那时候他还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我对中国的革命有些同情，"尽管他不怎么相信辩证唯物主义，但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很吸引他，"我想我确实相信过人类是要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的。" 　　在回忆录中，特里尔没有详细说明他为何放弃哈佛的教职。实际上他从助教循例升到副教授，但在1978年合同期满获取终身教职的投票中落选。有人说他风头出尽，引人嫉妒；也有人认为他亲华亲共。某种程度上这也不无道理，在70年代的中国，他可以四处行走考察（有人陪同），所有人都明白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何种意味。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我与中国》中，依然很少看到特里尔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批评。 　　哈佛时代的终结让特里尔经历了一个特别的阶段。"很难解释，有著作的成功，也希望自由，也许也有一些（对哈佛的）不满。我开始思考，我是要做一个学院里的教授呢，还是要做一个四处旅行演讲的作者。"特里尔说，"教授最开始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但在学校里教30年，重复一套东西，我想这不是我的天性。" 　　1976年对于特里尔是个重要年份，不仅仅因为毛泽东去世。这一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后，邓小平被撤职。特里尔跟一位中国外交官发生了争论，原因是他不认为邓是中国官方定性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你不能理解邓是反革命的话，你就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那位中国外交官说。 　　"他促使我对社会主义有了一些反思。"特里尔说。在70-80年代，西方世界工党政府上台推行的扩大公有制的经济政策，"并没起什么作用，这给了我一个教训，私人企业往往比政府企业更有效。"这位政治学博士说道。 　　离开教职后的10年里，特里尔把时间基本都花在两本书上——毛泽东和江青的传记。"坦率说来，在我开始研究之前，我并不知道毛这么有意思。"在书里他将毛比作"一半老虎和一半猴子"："他喜欢西游记，那是猴子部分。老虎的部分是列宁主义（武装夺权）。老虎拿到权力，但猴子并不确定该怎么用。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得再做一遍——这就是'文革'。" 　　特里尔保持了这种快乐，每本书都能让他忙碌3到4年时间，尽管它们已经没有《八亿人》那样畅销。"每本书都是生命的新阶段。"他说。 　　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毛泽东的话题在中国大概还不会过时，特里尔的名字也将被更多中国人记住。上了年纪之后，忆旧和对比恐怕已经是特里尔不能自抑的本能。2011年，他受邀到山东大学讲了两周的课。"跟1971年相比，完全是两个国家。"他说。 　　在毛的影子下 　　人物周刊：在写出《毛泽东传》之后，美国人问你的关于毛泽东的问题，最多的是什么？ 　　特里尔：学者还是老百姓？老百姓不注意毛泽东，他们没有意见，对邓小平也没有意见。学者的意见非常简单，他们还是很疑惑毛泽东和苏联的关系破裂，很多人问我这个。这些人对国际事务有所了解，他们知道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些事情，但他们仍然感到非常困惑，两个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走向了破裂。 　　人物周刊：你在中国接受访问或讲话时，会给自己设置一些限制吗？ 　　特里尔：不会。 　　人物周刊：你知道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有一些删节吗？ 　　特里尔：知道，有一点点。引言部分被拿掉了。 　　人物周刊：你本人认同这些妥协吗？ 　　特里尔：我觉得为了出版，做出妥协是应该的。在介绍的那个章节里，我写到西方社会怎样看待毛的问题，编辑可能觉得不要一上来就谈这些，而是直接进入毛泽东的生活。我觉得作者应该给编辑一些改动的权限。 　　人物周刊：毛泽东去世将近四十年了，对其评价仍存在争议。你认为原因何在？ 　　特里尔：毛泽东对中国现实的影响未必是直接的，而是影子式的（shadowed the situation not influenced），因为党的政策的制定需要平衡他的错误和伟大之处。 　　人物周刊：但是毛的错误跟现在的执政者关系已经不那么密切了。 　　特里尔：你说得对。但是，还有一个危险，如果你攻击毛，会有一种危险，就是重新走上当年苏联对斯大林的那种攻击的路线。而这对我们政权的合法性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文革"最基本的错误是个人崇拜 　　人物周刊：你觉得毛泽东有"敬畏"吗？ 　　特里尔：他说他是无法无天的人，他只信仰自己的意愿。他曾经敬畏很多人，但都是仰望他们，然后推翻他们，然后又重新回来敬仰。包括孔子，包括他的父亲。当然，他的这种态度也延伸到了刘少奇身上。60年代，毛泽东有一种非常厌恶政权的想法。当时他不愿意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不愿意跟其他国家的人握手。在刘少奇当主席后，有人称刘为"主席"，但毛泽东身边的人，或者就是他本人说：不能有两个主席。1965年，接见文化部长的时候，刘少奇就在毛旁边，但刘少奇一句话都没说。毛泽东对部长说：人民喜欢我，但是我没有继承者。我不知道刘少奇对此怎么想，但对于你的问题，当毛泽东说自己没有继承者的时候，这就是表现他没有任何敬畏。 　　人物周刊：毛身上有哪些东西是你至今仍感到困惑的？ 　　特里尔：很多。比如他和杨开慧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74、75年的时候，他在江青和邓小平两个继承人之间摇摆，一直不做决定。有些人觉得这是一种策略，我不是很认同。我很疑惑的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一直在绕圈子是为了什么。我还很想知道，江青的女性魅力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为什么把莫斯科和华盛顿两方都得罪了。因为他是一个领导者，但在这方面他的做法不像政治家，可能做了些对国家不利的事情。以后如果地下遇到毛泽东，我想我可以问问他。 　　人物周刊：现在有些中国人似乎希望回到文化大革命，你怎么看？ 　　特里尔：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中国很大而古老，总是有人想回到过去的传统中。在毛的时代，很长时间内鸡蛋都是一角一分钱，其实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80年代经济出现一些波动（鸡蛋涨价），有些人想回到过去，可能就是因为物价问题。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知道一点，但不是很多也不深刻，我可能会想回去：不上课啦，跳上火车去北京啦，为什么不呢？但所有的中国人应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本质，那时毛泽东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神。他甚至自己要求成为神。这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行为，这也不是一个正义的行为。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基本的错误，就是个人崇拜。那些想回去的人，认识到了这种错误吗？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有一句话，"对于毛泽东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不允许在最后的胜利中被扭曲。"这句话怎么理解？ 　　特里尔：关于毛泽东有件有趣的事情，毛对斯诺说他从8岁就讨厌孔子的思想，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道德式"的。他也认为社会和国家都需要社会主义的模式。因为孔子提到"大同社会"，这是一种很道德的方式，虽然毛不赞成。西方的社会主义浪潮认为社会的统治应由一个阶级，或者很有效率的政府管理方式来进行，不像中国这样道德性的大同社会的方式。 　　人物周刊：毛泽东到底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还是没有？他发起了很多运动，总觉得周围有敌人。但1948年他在河北，部下报告他的住处即将被轰炸，他完全不以为意，最后被部下抬走的。 　　特里尔：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点。在河北事件之前，1920年代的时候，也差点被人抓住。毛泽东恐惧的地方主要在于被别人挑战，挑战权威性。 　　国家不能完全没有理性 　　人物周刊：你觉得毛在临终时对当时国内的状况满意吗？ 　　特里尔：不满意。他说他只有两个成就：战胜蒋介石和日本，以及文化大革命。他在以前总是频繁地说，自己有很多没有做到的事情，他很不满意。但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是满意的。 　　人物周刊：他对哪些不满意呢？ 　　特里尔：改变中国的方面。 　　人物周刊：他已经让中国翻天覆地了呀。 　　特里尔：他如果真的像他想象中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话，他不会在中途停留。那也是一个谜，为什么他半途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也觉得不是像他想象中的那么满意。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去见毛泽东，提到文化大革命应该像法国的巴黎公社那样，建立"上海公社"。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主意，他说我们如果像法国大革命这样，国家完全没有理性这是不可能的。他不愿意再往前走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他的变化有原则的吗？ 　　特里尔：在面对苏联的问题上，他提出过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等等说法，这些词凭空出现，后来又凭空消失了。这种跳跃性思维也让他取得一些成就。比如在井冈山，他为了鼓舞自己的势力，或者说有一个自己的地盘，他甚至会和当地的一些军阀联合。 　　人物周刊：你觉得如果毛能看到现在的中国，他会对哪些地方满意？ 　　特里尔：我写少年毛泽东时也提到，毛泽东是非常喜欢日本的，他说我想把中国建设成日本那样现代化，但他为了实现现代化，用了25年来打这个基础，就是统一问题。他做了这样一个准备，但在摧毁旧社会之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做。我想他如果能看到现在，他会觉得实现了现代化。因为他本人不知道怎样做得到。 　　张雄，《南方人物周刊》 201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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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採納江青建議，親自改動周恩來草擬的常委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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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採納江青建議，親自改動周恩來草擬的常委名單 Nov 12th 2013, 19:46,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18）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本來，這一名單草案已經初步敲定下來，但後來卻節外生枝，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卻以文革"女掌櫃"的身份插手這件事，提出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麼反而在名單的排列中從原來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應該往後排。她又向毛澤東反映陳伯達太老實，怕壓不住鄧，陶鑄為人厲害，建議把他調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壓壓鄧。毛澤東隨即採納了江青的建議，親自在周恩來草擬的送審名單上，將陶鑄的排名從原來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這樣一來，又完全打亂了原來正常的黨內排名順序，出現了令人棘手的問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兩員幹將陳伯達、康生在名單中分別排在黨的副主席劉少奇、朱德、陳雲的前面，而只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陶鑄卻排在總書記鄧小平的前面，因而整個名單顯得不倫不類，不好拿出手。最後，還是周恩來找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提議只保留林彪一人作為黨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後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義見報。 由於周本人身為黨的副主席，這樣的提議由他帶頭提出，不僅易於擺平黨內各方關係，而且也容易說服其他人接受。這和他當年在遵義會議上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職務，從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樣。 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領導機構大調整的同時，周恩來還抽身參加了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所通過的主要文件《十六條》的最後修改。他和陶鑄商量後，刪掉了原來其中"黑幫"、"黑線"一類含混不清而又打擊面過大的提法，同時加入了某些限制規定，如﹕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必須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幹部隊伍中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不要把運動與生產對立起來，保護科技人員等。 很顯然，周恩來此時已經嗅出了文革這場政治風暴所挾帶的暴戾之氣，小心翼翼地試圖對它加以某種約束。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還心存僥幸，想遠事避禍的話，那麼當他發現自己已經身不由己地置身於這場風暴的中心，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狂飆而無處逃遁時，他的態度發生了某種不易覺察出來的變化，那就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儒家的那種積極入世的思想佔了上風，由被動捲入轉為積極投入。 周恩來的這種心態從鄧穎超身上也可以看出來。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給自己約法三章﹕不會客，不寫信，不出門看人；另一方面又通過電話分別給一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許廣平、史良、劉清揚、羅叔章等人打招呼，告以這場運動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這場考試。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老練的政治家，周恩來深明"只可順守，不可逆取"的道理。這句話是他在六十年代初託人傳話，送給他在國共合作時代的老朋友、國民黨副總統陳誠的箴言。當時蔣介石年事已高，急於安排後事，把權力交給蔣經國，導致陳誠與二蔣的關係日益緊張。周獲知這一情況後，傳話給陳誠"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八個字，勸他不要與蔣氏父子鬧得太僵。 實際上，這句話也是周恩來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學。在天下大亂，滄海橫流之際，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觀，聽任事態的發展而無所作為，也不想正面與之硬頂，被來勢洶涌的狂潮所吞沒，而是像他後來多次所說過的那樣，積極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兒"，站在潮頭上，因勢利導地迎接它。 正是懷著這樣一種想法，周恩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走馬上任，在天下大亂之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開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後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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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胡績偉三句話搞定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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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績偉三句話搞定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Nov 12th 2013, 20:33, by 明鏡雜誌 《名星》陳小雅 專稿 胡績偉先生想到寫自己的傳記，是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他因"八九風波"與幕後中央沒有保持一致被"留黨察看"；被撤銷了1983年六屆人大以來擔任的人大常委會委員、人大教科文委員會副主任職務；之後又"被退休"。而且恰在此時，與他情深意篤60載的妻子撒手人寰…… 鄭仲兵先生帶我我見到他時，他剛剛做了一個眼科手術。按待遇他本可以享受的閱讀文件和大字內部參考資料已停止發送，很多消息，這位曾任中國"第一大報"的主編，只能從"小道"獲得。 可以想見，他剛剛度過了一段多麼暗無天日的時光！ 胡績偉。（高伐林攝） 但要說這一段日子比"文革"還"暗無天日"，那倒不見得。 首先，就拿他的黨籍去留來說，他的人事檔案所在的單位——原《人民日報》黨委確實早就想拔掉他這顆"眼中釘"，但他們擬好的"開除黨籍"的報告送到中紀委，卻遭到激烈的反對。其主要人物竟是一批軍隊高級將領。正是在他們的力阻之下，胡老得以保全黨籍。在中組部的批文中，給予他的是"留黨察看"處分。 我們見面不久，胡老又接到通知：他的留黨察看兩年處分業已期滿，只需他本人寫一個書面意見，即可解除處分，熟悉中共黨內生活規則的人判斷，這裡所謂的"書面意見"，其實指的就是一紙檢討。有人估計說，現在提出此事，並不是胡個人所謂察看"期滿"的問題，而是中央意欲在下屆人大期前，了結一批類似人物的問題。據悉，有同類問題的李洪林也接到原單位通知，只不過，給李的通知內容中，要求寫"書面意見"一項，直言不諱地是要其寫"檢討"，據說這樣就可以滿足他出國的要求。李洪林公開拒絕了作這樣的檢討。 胡老對此事的態度是樂觀而不積極。他回答《人民日報》黨委的要求說："你們決定要開除我的時候，我說了三句話作為答覆。你們要給我留黨察看時，我仍是這三句話。現在，我還是那三句話。"至於是三句什麼話，在這封信上，他沒有重複。這封信並無一點檢討之意，但也應算作是一份"書面材料"了。 說到這裡，大家一定都很想知道，胡老當年究竟以怎樣的"三句話"搞定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筆者請他略透一二，胡老爽快地交出了"謎底"： 【一是《人民日報》據以做出處分的事實根據不真實，為此，我已申訴多次。 二是你們願意根據那樣的材料對我做出處分，我沒有意見。 三是相信歷史一定會做出公正的評判。】 當時，顯然還不是對胡老一類問題做出"公正平判"的時候。但是，從各種跡象看來，中共的"轉彎子"可能已經開始。 https://blogger.googleusercontent.com/img/b/R29vZ2xl/AVvXsEj19JOmvQmUkQbMQPf7rEXVwsPvBZN99gsX5xNhhAGrA4gXVms8BQgcae4XVqG105O2QLVPTe-xVUIxooLzOHQtxQuWQmGEbFeBk-66wzAlFeTmFWN0INW7D63gyTkW38KYQZYpafxnDpM/s1600/002.jpg 胡績偉為寫回憶錄準備了很多資料。 名不見經傳的小報 更有意思的是，"罷免"胡老人大代表資格的四川人民，向胡老伸出了情深意長的手。 胡老從1964年三屆人大當選為四川的全國人大代表開始（"文革"中的四屆人大被"取消資格"，1978年五屆人大恢復代表資格），到1990年被"取消資格"，歷任人大代表前後有20年經歷。胡老說，雖然他深知，中國的人大代表從來都不是人民選出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都是經由黨中央的事先批准，才由各地區各方面按中央決定的候選人名單選舉出來的"。但他自認為，自己還算得上四川人民培養出來的"比較冒尖的人物"；"是一個決心為家鄉、為祖國謀福利的人"。正因為如此，被當選人民代表，對於他來說，既不感到特別光榮，也不認為自己名不副實。他只有一門心思：不辜負"人大代表"這個稱號。 胡老的忠心，逃不過家鄉人民雪亮的眼睛。這次向他伸出溫暖之手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報——《廠長經理日報》。它是由胡老的家鄉一批企業家創辦的。該報宗旨沒有一點冠冕堂皇的語言，言之灼灼是"體現廠長經理意志，反映廠長經理呼聲，頌揚廠長經理業績，保護廠長經理權益"。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問題上升到理論來說，都是民主問題的一部分。所以，胡老也不客氣，在此發表了題為《創立中國民主理論 推進中國民主建設——同企業家們談我的民主觀》的長文。 此文傳到海外，有些媒體做文章說，胡績偉這是有要和鄧小平"對著幹"。但胡老表示並無此意。他說，在著文時，他有意識地儘量避免了使用"辯論"這樣的詞，至於說他刻意要"闖禁區"，重新"挑起"爭論的猜度，也不太準確。因為，這幾年來，他一直在從事民主理論的研究，並且與常大林合作撰寫《民主論》。這篇長文，只是這部著作中一個小節罷了。 顯然，中共既然並沒有說不要搞民主，當然也不能公開把民主理論作為"禁區"。只是中國的報人們習慣於按"精神"辦事，"過去幾年很少上門求稿。現在形勢明顯地變得寬鬆，"胡老是這樣看的。 此前，胡老還連續在《歷史的潮流》和《防左備忘錄》兩書中撰文。而兩書的洛陽紙貴，不脛而走，反映的正是中國的民心！（《名星》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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