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不过，你所接受的信息，可能并不全面。比如，书本知识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
假设你现在拿枪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你会怎么样？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此事还要从蔡元培的反共谈起。蔡元培参与过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当过北大校长，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一任监察院院长。史学界都认为他个性忠厚，为人友善，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时很少轻易动怒。他的学生柳亚子就曾这样说过："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可想而知，能够让这样一位"好好先生"也卷进反共的大合唱，不仅成为主持人，帮老蒋决策清党大计，而且还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追捕，这火气还不是一般的大。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3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当然，光是开密会，肯定不够光明正大，凡事都得师出有名，才能理直气壮。于是，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行文至此，有人会问：那蔡元培为什么会一改往日的温柔，如此积极地反共呢？吴稚晖要"清党"，他就要开除中共分子；吴稚晖要"查办"，他就拿出中共的罪状。是因为他个人有私仇？还是上了老蒋的当？
其实都不是。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而且关系还不错，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就在清党开始之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他还带头募捐，帮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和陈独秀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做过炸弹。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于当他去世以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没有被别人灌迷魂汤。君子和而不同。尽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可以兼容，但绝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妥协，不肯附和。那么，何谓"是"、何谓"非"？立场不同，衡量的标准自然不一样。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当然要反对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当然不赞成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以侵犯人权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元培为什么要积极"清党"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批评一部分同志，在"西山会议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后，仍"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的根本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从蔡元培开始说起，是想说明那个被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实在是糟得很，否则为何连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也要"清党"呢？这不是什么一时糊涂，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没有回旋的余地，后退一步就是当顺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须"叛变革命"。
对于"联俄容共"期间我党和国民党的一些纠葛，有些同志完全颠倒了事情的因果。首先，1926年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件，也就是"整理党务案"只是阻止我党党员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部长，但是并不阻止我党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也不阻止我党党员担任国民政府的任何级别的官职。当时我党还能掌握部分军队，也拥有部分政权。而对于国民党而言，本党的高级职务禁止其他党的党员担任，这是政治常理，有什么值得诧异甚至指责的呢？对于共产党而言，道理也一样。
其次，在蒋军进入上海之前，周恩来已经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掌握了民间武装。当时赵世炎同志也开始策划攻击蒋军，试图让上海成为中国的彼得堡而重演"十月革命"。但是，蒋介石因为我党发动的第一次南昌暴动和南京事件而忽然醒悟，比我党快一步去抢夺上海的民间武装。在这次突击中，白崇禧的部队和青帮分子共杀害了一百二十名反抗的工人纠察队成员（其中大部分不是我党党员），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大屠杀。
第三，蒋帮的"四·一二"其实没有获得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完全授权，因此我党在武汉还是掌握着控制权。至于汪精卫为何"七?一五"和平分共，这里就不再啰嗦，看看当事人汪精卫和陈独秀的回忆文章就知道了。
常青，九个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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