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月刊: 周永康又一祕書上任不到一月就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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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又一祕書上任不到一月就被查 Oct 21st 2013, 08:25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劉越聲 　　在短短兩天內中石油就有四名高管集體落馬，這在中共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在中國石油界更是絕無僅有。 　　而剛剛落馬的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李華林，才上任還不到一個月，就轟然倒下了，令外界震驚。尤其是李華林的政治背景極為特殊——曾是中共前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秘書。 　　 　　李華林上任就牛氣十足。 　　中石油高管集體倒台現象，引發外界關注，有評論認為該案絕非尋常。其實，李華林與周永康的關係並不是個案。前文提到2013年6月，四川省文聯主席郭永祥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央視新聞頻道也做了相關報導。這兩個人的落馬，其背後都有周永康的身影。 　　對於公司前董事長李華林被調查一事，崑崙能源上下要麼三緘其口，要麼毫不知情；而業內最擔心的是，李華林在崑崙能源一手制定的戰略是否會因其被調查而放緩。 　　崑崙能源是中石油集團天然氣中下游業務唯一的上市平台，近年來發展迅速，也被視為中石油未來盈利的重要板塊。受益於天然氣銷售的快速增長，該公司2012年獲得收入達329.53億港元，同比增長27.16%，淨利潤為65.18億港元，同比增長15.96%。 　 　被調查前，李華林是崑崙能源十多年來發展的掌舵手。據《第一財經日報》報導，2001年，李華林出任崑崙能源執行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2005年成為行政總裁，2007年1月被委派為崑崙能源董事會主席；同年11月，李華林又出任母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並於2009年出任該公司董事會 秘書及授權代表。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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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阎锡山辞职给蒋介石出了难题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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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辞职给蒋介石出了难题 Oct 21st 2013, 12:28, by 明鏡雜誌  　　1949年，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院长以来，在大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很难要求他有重大作为，但是仍然提出几个方案，如《扭转时局案》、《保卫华南西北案》、《改变教育方针实施方案》等，只是这些方案在旁人看来，类多属空言而不可行。当政府处于一路"转进"状况下，阎内阁尚可维持，一旦稳定下来，阎锡山就面临难有作为的批评。阎内阁中人事亦出现诸多问题，其中副院长朱家骅与阎氏长期不合，决定辞职，辞呈越过阎氏，而直接呈送李宗仁，于法不合，但亦凸显出两人关系恶劣之程度；其他如政务委员吴铁城、张群、陈立夫等相继辞职，似有计划倒阁；部分部会首长滞留香港，迟不来台，职务悬缺必须解决等。加以来台后，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以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与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为主，分别形成的新权力中心隐然出现，再加上与蒋氏的关系仅为表面的和谐，施政得不到支持，使阎氏在政务推动上颇感困难，来台之初就有辞职的念头。而促成阎氏决意辞职的直接原因，则为2月3日出席非常委员会由于右任召集的审查总裁交议《简化中央政府机构办法案》时，感觉过于严苛，尤其对于每月经费仅有三千元的主计处亦不予保留，将使行政院院长亲负各单位给与之核定，认为此必为有计划的与之为难。阎曾自称其处境为"李固怨之，蒋现亦以去渠方有机会复职"；即阎氏辞职，李宗仁必定提名新院长人选，如立法院几次不通过，蒋氏即可复出。另一方面，立法院开议在即，部分立法委员对外扬言对阎氏将有严厉质询等，亦使阎觉得继续留下去，必须忍受更多的怨气，不如求去。乃于2月四日向蒋中正表达辞职之意。 　　蒋中正对于阎锡山决定辞职一事，十分不以为然：第一、阎锡山是向代总统提出辞呈，但是李宗仁滞美未归，按理已不能过问国政，今阎之辞职，是反使其可以在国外遥制国内，所以阎不应向李辞职；第二、阎如辞职，因副院长朱家骅早已提出辞呈，所以没有副院长可以代理，必须提名新的院长人选，以当时普遍不满李宗仁的情况下，他所提名人选，若得不到立法院同意，势必引起政潮；第三、阎曾表示李所提出人选若不得立法院同意，将成无政府状态，蒋即可复行视事，事实上，阎必须待新人产生后，方能卸职，不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对蒋复职一事更无连带关系；因此希望阎不要轻言辞职。但是阎锡山表示其辞职之用意，在使李氏能早日觉悟其违宪失职，不能逃避其责任，辞意甚坚，表示："人事国事，惟命是从；自己出处，应由自主。"又说："现在我团结缓冲工作，已告一段落。" 　　蒋氏为了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立即于4日当晚约集张群、洪兰友、郑彦棻、黄少谷、王世杰、蒋经国、陶希圣等商讨对策，认为此或为解决李宗仁问题之契机，决定至不得已时，惟有复职。党政人士经连日会商，决定以非常委员会委员联名致电方式，促李氏表态。12日，蒋氏召集黄少谷、洪兰友、郑彦棻等研讨阎锡山辞职手续，与非常委员会致电李氏之程序，决定以阎氏向中常会提出辞呈后，非常委员会根据其辞呈电李，要求其限期回国，否则请总裁继续视事之意，希望其能作出选择并予以明确答复。14日，除蒋氏外，中央非常委员会在台的九位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请其于是月24日立法院第五会期开议前返国，如不能返国，则将吁请总裁依照1949年11月27日临时中常会之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电文如下： 　　李副主席德公赐鉴：比闻尊病渐就康复，曷胜忭慰。伏念我公出国就医，承示匝月为期，今忽忽已两月有半，尚未闻返旆确讯。大陆战事屡遭挫败，亿万同胞沦入铁幕，政府处此空前变局，举凡有关总统及统帅之军政措施，必须迅赴事机，而胥苦无所秉承，延搁则误国，处理则违宪。同人等忝与中央决策议席之列，目睹此险象环生之局，对党既无以尽其职责，对国亦无以匡济艰危，旦暮傍徨，忧心如捣。立法院第五会期已定本月敬日开始，现任行政院院长暨副院长已先后向中央常会递呈请辞，意至坚决。中枢现势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感。总裁为非常委员会主席，对于我公苦心孤诣，促归则有涉求全责备之嫌，任之则久陷国家于无元首状态，亦非所安。故每于谈次，辄避免论及。然今事处万难，人民苦于倒悬，国命决于俄顷。同人等佥认为总统及统帅职权，不可再事虚悬，政府更不容长此处于危疑莫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集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蕲；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望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建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以维大局。迫切陈辞，伫候明教。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叩。丑寒。 　　18日，李宗仁复电，仍以"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遽作长途旅行"为理由，无意返国，然在电文中称："国事至此，拯救危亡，维护宪法，至为重要，先生等老成忧国，谅有同感。"此实系针对去电中请蒋中正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所做之反应。对此，吴忠信表示："李代总统既迟迟不返，蒋总统之复职，不仅众望所归，且亦事实所需要。国内政局已届摊牌前夕，蒋总裁复位总统，似已成定局，仅时间迟早问题。" 　　本文节选自刘维开所著《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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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程启光1980年代初谈黄麻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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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启光1980年代初谈黄麻暴动 Oct 21st 2013, 12:32, by 明鏡雜誌 　　2013年暑假，笔者有幸结识湖北省红安县地方党史资料调查与研究者，曾去红安县调访鄂豫皖苏区史料，寻访到颇多基础性档案及调访问资料。其中就有两份程启光以谈话录的方式回忆的黄麻暴动文字，比较有价值。其内容主要从微观细节上关注黄麻暴动的缘起、行进及最后艰难坚持的历程。 　　我们都知道，程启光是黄麻暴动参与者，是徐向前元帅第二任妻子程训宣之长兄，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人。资料显示其1902年7月生，1926年10月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黄麻暴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鄂东北特委小队长、大队长，红4军第10师28团连长、营长、副团长，特务团团长，红25军第73师218团团长，红4军军部科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后西征转战并参加长征。 　　关于鄂豫皖苏区不同阶段革命，建国后其也有单篇回忆文字留世。但相较那些相关书籍中发表的单篇而言，此为亲历者讲述下层革命记录之最原始文字，生动出彩之地颇多。相关内容这里不多做介绍，原始谈话及回忆文字，已经整理并放入附录之中，以作革命史研究者之参考资料。 　　附录一：《程启光同志的十次谈话》 　　调访：惠彤、李东 　　时间：1981年12月8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李敏 　　最近，惠彤、李东访问了程启光同志，八十高龄的程老，连续跟我们谈了十次。每次谈话半天，谈话前用一天半时间认真做准备。他从1926年黄麻地区农民运动讲起，一直讲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入川。程老因为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鄂豫皖后期的几个重大的战斗没有谈完，准备以后再谈。现将他的十次谈话简要整理如下。 　　1925年，黄麻地区就有革命的火种了。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家里穷，给人家打长工混口。没念过书，不识字，从小学了个手艺，会弹棉花。打长工、弹棉花也混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我就到了武汉，想在那里找点事干挣点钱，可是也找不到。怎么办？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一天，我看到湖北军阀夏斗寅的部下在招兵，就想去当兵。当了兵总有口饭吃吧。可是心里又拿不定注意，想来想去下不了决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摆卦的。我很迷信，就去抽了签，问了卦。那先生说："哎呀，你老哥现在不能当兵，一当兵就回不来啦，要当兵得再等三年。"听了算命先生这一说，我就没敢去当兵，想不到过了三年，我真的当了红军。事情就这么巧的很。这次抽签问卦，对我的一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要不，就当了夏斗寅的兵了。 　　一、农民运动的兴起 　　我们黄安的革命火种，是从1925年到1927年的三年中发展起来的，是在统一战线、南北战争中发展起来的。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武汉，革命力量发展比较明显。那时，黄安有共产党的组织，叫党团支部，党跟团合在一个组织，后来才党是党，团是团。当时湖北党的领导人是董必武同志。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黄安在武汉读书的青年学生，一批一批的回来了。这些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有的就是党、团员。青年学生回来，就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农村里组织农会。农村里没有工厂，只有小手工业者，所以，黄安的那个组织一开始是发展农会，强调贫雇农参加，成立贫雇农委员会。 　　组织农会，口号是学习十月革命，学俄国，搞共产主义。农会组织，开始在黄安地区并不普遍，七里、紫云两个区搞得比较好。这两个区离县城远，接近河南，是湖北、河南边沿的地方，因为有了这个有利条件，群众发动的就比较好些。县城附近反动势力大，县城南边离武汉近，反动势力更大。群众发动就比较差些。农会组织起来以后，就公开同地主恶霸作斗争。1927年春天，黄麻群众斗争高潮到了，夜晚群众不睡觉，到处捉土豪劣绅，捉来就斗，那是公开的，开始叫减租减息，没叫分地。有的捉来就杀。一批一批从武汉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不少人自己家里就是地主，他们把本阶级叛变了，斗他们家里的人，杀他们家里的人，他们也参加。比如曹学楷，他家里就是地主，戴季英的哥哥戴季伦，家里也是地主。戴克敏的家里不是地主，但也是幸福人家，有饭吃，有衣穿，比中农高，比富农低，他家有十多口人，他父亲是教书的老先生。戴克敏家跟我家是一个大队，七里区的。七里有个七里坪啊，七里坪在旧社会，是个小汉口，镇子不大，人口不多，但离河南近，做买卖的多，比县城还热闹。农民发动起来斗土豪劣绅，斗地主，他们这些都非常积极，主动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斗争，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有点想不通，他们有饭吃为什么要革命，后来在斗争中证明，这些人确实是好样的。在黄麻群众斗争到了高潮的时候，群众把土豪劣绅吴惠存抓起来了。吴惠存是紫云区最大的地主，这个人善于打官司，造假印，欺骗农民，手段很毒辣，老百姓恨透了他。农友们把吴惠存捉起来后，县里叫往城里送，当时是国共合作，共产党也参加政府，农友们将吴惠存送到半路上，听说他的爪牙要组织人拦路抢，群众怕吴惠存被抢跑了，就在半路上活活把他打死了。 　　群众发动起来了，公开捉了一部分土豪劣绅，偷偷杀了一部分土豪劣绅，又斗了一部分土豪劣绅，这样一来，土豪劣绅们都害怕了，纷纷向外面跑反，有的跑到了武汉，有的跑到了河南。跑到河南的，同河南的地主豪绅勾结起来，组织红枪会和民团，和我们打仗。打红枪会的情况，我们后面再谈。 　　黄麻在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就很注意在农村里发展党，当时党在湖北的领导人是董必武同志，那时武汉回来的学生，有的是党员，他们回到黄麻，一开始就注意在农村里发展党，把在农民运动中斗争的积极分子发展成党员，被发展最早的一批是汪奠川他们。汪奠川后来是农民自卫队的总队长，家在黄安县城附近的汪什边，黄麻起义时，他是农民义勇军总队长，防务委员会总队长，前线总指挥。坚持木兰山斗争后，下山活动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了。在组织农会，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党很注意发展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少量有钢枪的叫自卫军，多数没有钢枪的叫自卫队，同土豪劣绅斗争中，和同红枪会打仗中，又产生了义勇军，除老弱病残外，凡是能出来斗争土豪劣绅的，都参加了义勇军，这个规定的任务，我参加义勇军，当队长。 　　二、与反动红枪会战斗 　　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黄麻地区农民运动的高潮来了。那时，分南北军，南北战争。南军就是革命军，就是北伐军，北军就是吴佩孚的军队，就是北洋军阀。革命军到了武汉以后，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豪绅地主"。北伐军到了武汉，农民运动一起来，地主豪绅就纷纷跑反，有的地主豪绅跑到河南去，同河南的地主豪绅勾结起来，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了红枪会，来打我们。 　　红枪会组织的真是不少，我们黄麻这条线，从东到西一百几十里路长，战争没有时间性，也没有地点，没有个边界。红枪会一来就是上万，或者好几千，一来就是杀人、烧房子、抢东西。麻城的不说，黄安的其他地区也不说，就讲七里、紫云两个区，光房子被他就烧了好几千家，牛拉走了好几百条，东西拿走了不知多少，弄得老百姓没办法，天天在外面跑反。天天跑反，不做庄家不行啊，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老的小的跑反，年轻的守岗，和做庄稼，白天一天换几班岗。 　　红枪会一来就是上千上万，开始你看到就是害怕，害怕他那红枪，他说打不进杀不进。他们穿五颜六色，有穿一身黄的，有穿一身红的，有穿一身兰的，还有白的、黑的，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头上也扎什么颜色的毛巾，他是姓兰的就穿兰，姓白的就穿白，成千上万的红枪会打过来，先是跪下来念经念咒，然后就是大声喊叫着往前冲，一面冲一边念着经，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一看到铺天盖地的扑过来，心里发慌，当时钢枪很少，有几根钢枪，一慌也打不准，心里就更慌，所以，开始打红枪会就吃亏，有的人真的以为他们打不进杀不进。 　　后来，我们看到红枪会他们手里拿的苗子短，不到八尺长，我们就想了办法搞长的，打脚鱼叉，搞到一丈一二尺。哎呀，那个时候把铁匠可忙坏啦，一天打到晚，家家户户的铁都搜出来，让铁匠打脚鱼叉。脚鱼叉，有的两个叉子，有的三个叉子，一根长竹竿。我们有了脚鱼叉，比他的红枪长，他就打不过我们了。有几次我们就把他打跑了，我们的脚鱼叉一叉就把他叉倒了，有时我们把它杀了不少，这样一来，他不是打不进，他骗人骗不了。 　　当时我们没有钢枪，只有少数几条钢枪是指挥部的，我们就想办法去买枪，就通过组织，通过省委，通过董必武同志买，那个时候是允许农民武装起来，买枪是合法的，允许农民组织钢枪队。 　　自卫军开始比较散漫，慢慢地组织起来，村有班，区有排，有领导的进行斗争。用的武器主要是脚鱼叉，配合少数的有大刀、鸟铳，以后又买了一些枪，铁匠又打了一些来福枪、掰把子枪，打一仗有一次经验，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把红枪会打败了，红枪会的总头子叫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了。 　　同红枪会的斗争比较激烈的，光山的地主组织红枪会打不过黄安，就去搞麻城，麻城有个反动头子叫王九聋子，他勾引光山、新集红枪会几千人，把麻城围住了，麻城没有办法，到黄安求救，还不行，王树声就到武汉去找董必武，"王树声搬兵"就是这个故事，省委派警卫团一个营三百多人，开到麻城，帮助农民自卫军把红枪会打败了，把王九聋子打死了，活捉了王治平，这一仗以后，北边的红枪会就求和，就谈判，以后就开庆祝会，把王治平枪毙了。 　　1927年的"七·一五"，汪精卫叛变了，地主豪绅有的就试探着回来想报复，农民就把他们捉住杀了，学苏联的办法，铲除地主豪绅。以后武汉政府就派三十军一个师，分布在黄安、麻城两县，镇压农民运动。武汉政府很害怕农民运动，叫黄安是赤色的黄安，黄梅是小莫斯科。黄安离武汉一百一十五公里，所以他们很害怕。 　　打红枪会时间虽然不长，但锻炼了工农，提供了以后军队干部建设的基础，我们的干部那时都没有打过仗，学生也没有打过仗，但他们都指挥打仗。那时，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只有开会时才知道。我老二启宗是党员，我都不知道，起义后失败了，吴光浩叫他去当侦查员，敌人围上来了，他不朝山上跑，他朝屋里跑，敌人把他围起来，捉去杀掉了。当时战争时间虽然不长，但锻炼出一大批人。黄安的七里、紫云，麻城的乘马、顺河，这些地方青年农民后来大多都参加了队伍，所以后来当了领导干部比较多。当时领导农民自卫队同河南红枪会打的是吴焕先、吴先筹、吴先保、曹学楷、陈定候，他们都是挨着边界，在前线领导斗争，徐朋人在县里做领导工作，同董必武、曾忻水，都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在军队里的是戴克敏、汪奠川、戴学诗、江竹青、戴潜汉，还有麻城的廖荣坤、王树声，陈再道也是比较老的，是麻城的老自卫军，他年纪小，现在七十岁。 　　三、黄麻农民起义 　　省委组织农民暴动，开始是在阳新、大冶，吴光浩在那里领导，暴动没有成功，失败了。省委告诉黄安去的郑位三同志，说汪精卫叛变了，要组织暴动。有了鄂南暴动的教训，很快组织了黄麻武装暴动。 　　1927年10月里，在七里坪文昌宫小学校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听了曹壮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确定秋收暴动，以武汉夺取黄安城。以防务委员会的名义，把两个区农民组织起来，11月13日晚上，进攻县城。先头是两千名自卫军基干、赤色红枪会。自卫军那时没有帽花，穿短装，有的缠手巾，打县城热气很高，城墙有两丈多高，三四个梯子，一扒就上去了。黄安城在山脊上，一条梁下去。我们是从西门北门中间爬墙进去的。打县城并没有费多少力，敌人不到百条枪，我们也不过百条枪，主要是梭镖。县城打下后，开大会枪毙了县长贺守忠，活县长成死县长了。接着成立了工农政府，主席曹学楷。自卫军改成了鄂东军，第一路是潘忠汝兼，第二路吴光浩兼，戴克敏是党代表，汪奠川是参谋长。县委机关都搬到县城里面去了，县委书记是王志仁。 　　黄安打下后，群众情绪高极了，编了一个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1949年解放时，黄安只有二十八万，有的地方是划到别的县去了，死了十三万，这是张体学统计的，他说黄安为革命贡献了十三万。 　　黄安县委迁到县城后，领导农民自卫军打土豪斗劣绅日夜不停。成立审判委员会，审判地主豪绅，但是，当时领导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验，警惕性不高，第一次敌人来了四百多，被打跑了，第二次来的更多，把县城围了起来，潘忠汝不在，只有少数自卫军守城，用的旧武器，后来区、乡自卫队都来了，才把敌人赶跑了。十二月五日，黄安土豪劣绅收买河南地方土匪武装任应歧的一个师，从麻城那边过来，采取突然奔袭的办法，距离七十五里，奔袭来了，我们麻痹还不知道。我们守城的有七八十条枪。潘忠汝从县南回来，脱了衣服去洗澡。敌人的枪响了，他穿了衣服，敌人已从南门攻进来了。在打巷战中，潘忠汝负了重伤，同志们把他抢了下来，抬着从北门走了。抬到七里的檀树岗才牺牲的，埋到了紫云的檀树河。县委书记王志仁也在这次牺牲了。 　　从县城突围出来的两路部队，在闵家冲集合到一块不到百人，九十多条枪，教训就是缺乏农村根据地思想，觉得县城总比乡村好，所以，起义后二十一天，就把县城又丢了。跑出来的人集合起来怎么办？吴光浩讲话，把这个教训提到最高度，敌情观念不加强要吃大亏。讨论怎么办？提出到木兰山打游击。要坚持，只要人在，就要革命到底。把军队改名工农红军第七军。 　　四、木兰山上打游击 　　木兰山打游击一开始我不在，敌人打了县城后，我和老二跑反了，跑到了武汉，我对老二说："你有文化，去当兵吧，还能当个师爷，我算过命，三年内不能当兵。"我们老二是党员，他不干，跑到老丈人家去了。我在武汉，听到我们的部队十二月底到了木兰山，影响很大，武汉那里传说，木兰山发展到了两千人，赤匪不得了哟，一个团打了一整天，也没有打上去。听到这些后，我就打定主意上木兰山。 　　木兰山，东西长，南北像鲤鱼形状，山上有一百多个庙宇，传说有木兰将军的故事。最高的一个叫祈嗣顶，站在顶的高峰上，没有云雾的天气，可以看到玉带般的长江和云烟弥漫的武汉。木兰山和红岗山是连接起来的，红岗山矮一些，西头有长轩岭，从那里坐摩托车，半个小时就到武汉了。 　　1928年阴历二月初八（阳历三月四日），我到了木兰山，见到了曹学楷，我们都是老熟人，他开了个杂货铺。一见我就问：你怎么来了？我说不革命不行啊。他说：好，好！他立即写了个条子，叫我去找徐朋人。徐朋人正在集中部队，叫工农红军第八军，都是穿老百姓的便衣，六七十人，只有一条半枪，怎么是一条半枪？徐朋人有一支手枪，还有一支汉阳造，枪筒被锯掉了一段，所以说一条半枪。六七十个人住在红岗山的一个庙里。戴克敏的叔叔戴老八是这个部队里的医生。我到后的第二天，发两块白洋生活费，大家都一样，吃饭是地方送饭上去吃的，我们那时是天天过年，顿顿吃大米，吃肉。 　　我们天天派人下山打听，有一天打听到第七军到了，大家都很高兴，便到塔耳岗西五华里的陈家祠堂，两个部队住在一起。祠堂很大，一百三四十人，到了祠堂里好像看不到什么人，吴光浩、吴先筹、汪奠川、王树声，都来了。没有见到戴季英，困难时候他跑了，隐蔽起来了，知道我们回到黄安时，他们才冒出来。郑位三也隐蔽了一段时间，我们三个部队在陈家祠堂住了四天，就整编了，一百四十人，四十八支枪，有二十多支步枪。给了我一支德国套筒子，学了三四天才学会用。阴历八日下午吃晚饭的时候，两顿饭，约摸三点多钟，侦查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到了门口。大家一听，饭也不吃，枪也不要，就向外跑，我还继续吃，我看枪没人要，就将枪都背出了祠堂。后来才弄清楚，军阀混战，是敌人追敌人，把我们夹在中间。结果大家又回来找枪，继续吃饭，没碗就用手捧着吃。以后就到离陈家祠堂有一华里的陈家寨集中。 　　这天晚上，吴光浩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边讲边流眼泪。讲农民暴动他经历过两次，鄂南暴动失败了，黄麻起义建立革命武装是不容易的，牺牲了好多同志，现在处在很困难的时期，我们要保存力量，部队要分散，长枪要埋起来，转盘枪也要埋起来，只留二十几支短枪。讲到最后，吴光浩同志说，愿意跟着我打游击的举手。除领导同志外，一百四十个人，只有三十一二个同志举手，我也举了手。吴光浩同志对不举手的同志说，你们愿意回家的就回家，愿意做小买卖的，我们给钱做小买卖。 　　会后，就决定除留下人埋枪，其余二十几个人从敌人空隙插出去，从九点走到十二点，才到了李家寨集合，我到王家河镇装卖柴的，把留下埋枪的同志接了回来。 　　我们在李家寨住了三天，吴光浩几个人开党会，叫我也参加了。有几个不是党员的知识分子不满意，问我会上讲什么，我说记不清，不知道。党会上讲得还是八七会议精神，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是一致的，但又不一样，我们要建立农村根据地，按毛主席指示，建立农村根据地。 　　那时我们打着工农第七军的旗号，军长陈信（吴光浩改名陈信），党代表戴克敏，到处贴布告。三十五六个人，分成三个大队。每个大队编十个人。吴光浩是省委委员，经常到武汉去。确定一队在黄陂木兰山地区活动，二队汪奠川带着回黄安二程、七里、紫云了解情况，三队廖荣坤、王树声到麻城活动。我在一队，在木兰山以南，一个月活动非常频繁，夜里不睡觉，特别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学生，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使我非常感动。我们在木兰山以南活动，杀人放火，烧地主的房子，捉住地主就杀，不晓得向地主要东西，左的很。听说中央不承认我们这支队伍，说我们同土匪差不多。但是，黄安群众积极要求我们回去领导斗争。 　　汪奠川带领二队去汪家河，利用鸦片馆作掩护进行活动，他太麻痹了，有一天他们在鸦片馆里活动，老百姓报告他们，说国民党来了，他们没有动，敌人一个营走过去了，有坏人报告，说共产党在鸦片馆里开黑会，敌人又回来了，把鸦片馆围起来，打了一天，十个人，戴学诗被俘，其余的都牺牲了。戴学诗被俘后是不是叛变了，不清楚，以后组织上再也不让讲这事，党的纪律很严，戴学诗这个人以后再也不听说了。第三队是经过黄安这条路去麻城的。 　　我们在木兰山活动，今天在这个庙，明天在那个庙，第一仗是袭击罗家岗的大地主，他家有钱有粮有当铺，还有二三十条枪，我们袭击了他，缴了十八条枪。袭击以后，我们把粮仓打开，让群众挑，把当铺的东西拿出来，是你的，你就拿走。那时候胡宗铎是省主席，夏斗寅是师长，他是麻城人，徐源泉是黄冈人，他们在木兰山、红岗山跟我们打仗，打了一天，我们的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从敌人的空子里走了。到了黄冈，过了一个小平原，到了回龙山、大岐山，那里有个农民暴动的第六军游击队，二十几个人，不到十条枪，不愿意我们跟他们一起活动，我们就又回到了木兰山。 　　五、从木兰山到柴山堡 　　1928年5月初，我们从木兰山到柴山堡。柴山堡在新集西南，属河南光山县境，紧连着黄安的七里、紫云，麻城的乘马岗，上层封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且山高壁陡，交通闭塞，地形对我们很有利。木兰山到柴山堡有一百华里，路上到处有红枪、民团，老百姓吃的苦不少。下山时我们的队长是戴克敏，副队长是吴先筹，队员有江竹青、徐其虚、戴学汉、郑子黄、郑家楼、邱强合，还有我。 　　我们下山的第一站到了高桥，那时都是晚上行动，白天隐藏起来，住下来就把老百姓封锁起来，怕老百姓出去泄露消息。第二站到向阳沟，这里有个大庙，庙里比较富足，有四十几个和尚，我们去了以后，因为人不多，对我们招待的还不错。吃了饭我们就走了，摸黑到了琉璃河村，离七里坪有七华里。这时敌人来了，把我们吓跑了，我们出了村，查点人数，十个人还剩了九个，徐其虚不见了。戴克敏对我说：程启光，你带个人，去把徐其虚找回来，我们在施家洼等你。我答应了以后，就带了一个人，去找徐其虚。我们顺着原路往回找，找到向阳沟，问和尚，和尚说，他吃了饭在庙里睡觉哩。我跟徐其虚讲，你倒好，吃饱了又睡了，把老子们累苦了，还要回来找你。我们这么一说，和尚赶紧给我们做饭吃，吃了饭我们就去找部队。 　　我们三个人走到了米家集，我认识一个人，过去我们一块给人家帮工的，名叫白义，叫他给我们做了一顿饭吃，我给了他一块钱。吃了饭，我们继续走。那时正是菜子开花，麦子长得很深的时候，下午三点，我们到了王锡九村，碰到了敌人，我们在塘梗底下，敌人在塘梗上面，看到徐其虚穿着大褂，戴着礼帽，还戴着驳壳枪，不象个老百姓，敌人就打枪。徐其虚一听枪响，就拼命地跑，我怕他跑丢了，就跟在后面追，我说徐其虚你跑不了，你跑到哪我追到哪。我们跑了，把那个同志又丢了，他一个人跑错了方向。我对徐其虚说，全是因为你，你看怎么办。徐其虚脸色蜡黄，吃的饭全吐出来了。我一看也就没说什么。我们两个人到了施家洼，那个同志早已回来了。 　　我们又接着往前走，第三站到了陈家冲，只有三家人，茅草房，生活很好，自给自足，我们把老百姓封锁起来，又休息了一天，晚上又走了十来里，到了清水塘戴克敏未婚妻家。我们了解到民团团长，叫郑国桐，坏得很，带二十几个人，住在戴克敏家里。我们就决定消灭这股敌人。 　　戴克敏家离清水塘，说是三里路，山路难走，当十里路走也不够。这点路，戴克敏当然熟悉得很，他带着我们走，一进家门就碰到民团团长，他眼尖子快，机动灵活，一枪就把郑国桐给打倒了，民团那二十几个人，未来得及还枪，我们就冲上去了，敌人有的就跑了，有的就缴了械，一共缴了十八支枪。这次我们是十个人，后来戴克敏的叔伯哥哥也赶到了，共十一人，缴来的的枪后来交给地方，组织自卫队，后来叫赤卫队。 　　后来我们又打檀树岗，民团一听枪响就吓跑了，没有捉到民团的人，捉到了两个坏蛋，一个是上戴家的，就是戴克敏村上的。我们在戴克敏家消灭民团时他跑了，跑到我们村（我和戴克敏家是一个大队的）。我们村名叫程维德，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名字，老祖宗兄弟三个，还有叫程维修、程维善，三个人名变成了三个村名，相距二三里。上戴家的那个坏蛋，跑到我们村的坏蛋程绍林家里。那天夜里我们把两个坏蛋抓住了，我对戴克敏说，我们用刀把两个坏家伙割了吧，戴克敏说，时间来不及，还是用枪打吧。戴克敏就用枪打，黑夜里也看不清，上戴家那个坏蛋被打死了，程绍林没有被打死，只打掉了舌头，后来他跑了。程绍林跑了后，我家可吃了大苦啦，专门找我家进行报复。村上老百姓也埋怨我们，把坏蛋抓住了不该让他再跑掉。我跟戴克敏说，戴克敏说，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我们倒了檀树岗，群众纷纷来向我们诉苦，群众说，天天把眼睛都望穿了，盼望你们回来替老百姓报仇。我们对群众说，回来不仅为老百姓报仇，还要建立政权 。群众看我们人不多，问：你们来了多少人？我们不敢说实话，就问群众：你们听说我们有多少人？群众说：听说你们有好几千人。我们说：不止好几千，到处都是。群众说：听说你们打死好多地主恶霸。我们说：我们就是专门回来看看你们的。 　　我们很快的建立红安第一苏维埃游击队，抓到地主恶霸就用枪毙刀杀，注意发展武装，那时搞到民团一条枪就是一个胜利。原来埋下的枪，我们也把枪挖起来了，埋下48条枪，挖出来32条，步枪都锈成了麻子，怎么擦也擦不好，就那样当时也是好东西，扛着也吓人。转盘枪没有一粒子弹，我们就用套子将其套起来，到处给人家看。群众来看，多远地就吓唬人家，说不能碰，一碰就响，咚咚咚咚。 　　后来，我们到了柴山堡。黄安、光山边界、新庙、河南塆、史家洼、大张家、西张家，过去都是受两面的气，以后我们发展到这一带，成了我们的根据地。敌人来不敢在这里停。有一次，是阳历六月，桂系军一个营住长冲，归紫云区管辖的地方，还有一百多便衣队，都是短枪。当时，我们在河南搞整训，有一百多人。紫云区区长方小亭，是恶霸地主，他给敌人报了信，方小亭亲自带路，突然向我们驻地河南塆奔袭来了。待我们发觉时，敌人已接近我们。我们数十人枪，勇猛地占了后面的高山。接着，趁敌人的阵脚还没有完全摆好，又从山上打下去，把敌人打乱了。我们乘胜追杀，捉了两个俘虏，缴了三支驳壳枪。土豪方小亭逃回去后，被国民党的营长用鞭子揍了他一顿，还骂他：你连多少人都弄不清楚，谎报军情。事后，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唱了好久。歌谣说：工农革命军真勇敢，河南塆一仗，盒子枪缴三管，方小亭挨皮鞭。这一仗缴获虽然不大，但对柴山堡人民的影响却很深。 　　进入柴山堡以后，为了集中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党决定由曹学楷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取得了当地的红枪会革命化。同时，广泛的展开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柴山堡尹家嘴宣布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下分四个大队，一个大队就是一个团。军长兼师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 　　有一天早晨，我们正在驻地新庙，忽然发现敌人一个连向我们驻地前进。我们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 　　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发现了我们，不仅没有开枪，倒有许多人坐在路边休息。我们非常诧异，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后来，一个军官，摇着白手巾，沿着羊肠小道，向山上走来，离我们数百公尺远时，站着一面摇手巾，一面喊"我们哗变投红军来了，我们哗变投红军来了"。 　　开始我们怀疑敌人诈降，吴光浩就派一个人下去，半小时后，下去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是真的哗变来了。 　　原来这是桂系十八军的一个连，其中一个学生出身的排长，受到我党宣传的影响，有进步要求；该连事务长与连长有矛盾，这个排长就和事务长秘密议定把连长打死后，带着队伍投奔我们来了。全连共过来七十五人七十三条枪。 　　不几天，我们对这个哗变过来的连进行了整编。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资遣回家。有三十多人留了下来，补充部队。这些同志都很进步，有一个姓姜的，1931年就当了营长。 　　当时农民对土地要求比较大，要发展武装必须把土地问题解决好。鄂东特委要曹学楷为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曹的爱人是柴山堡胡子树的姑娘。柴山堡有三个反动头子，一个是大地主吴先州，一个是民团头子吴文楼，一个是红枪会头子罗民高。他们三个反动头子统治了柴山堡，是光山最南面的一个区。曹学楷一去就争取这三个人，一谈他们就答应了。我们一进柴山堡就宣传群众，争取群众，搞些建设，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医院，柴山堡工作做得好些，曹学楷是出了力的，他是有功劳的。 　　到柴山堡以后，活动面比较宽了。打的仗也比较多，敌人以来，我们就到七个莲塘、八个稻场，那里人很少，野生作物比较多。后来有些重大的会议也在柴山堡开。柴山堡以后部队就是大发展时期。 　　六、特务队的活动 　　1928年10月间，组织上给我三支驳壳枪，叫我带两个人，成立鄂东特务队，又受到鄂东特委领导，又受军队领导，任务是在京汉路一带，帮地方建党，筹款，打地主恶霸，开仓放粮，发动群众，主力部队来了，配合打仗。就在那个时候，我父亲被方小亭捉去挨了打，用香烧他，烧了四个大花。父亲来找我，说活不了啦，连衣服也穿不了，我也没办法，给他一些钱，叫他找个地方休养。 　　特务队一共三个人，我当队长，后来增加到八个人，江竹青当队长，我当副队长，我们的活动，从孝感到黄陂到黄安，和地方党联系，打土豪劣绅，筹款，解决困难问题。江竹青和我对这一带很熟悉。有一次，我们在十里铺附近的一个小村里，与一百多人的民团遭遇上了，他们在塘上，我们在塘里，我看到民团团长在前面跑，我就一枪把他打倒，把他的枪缴了，民团的一个士兵又给我一枪，子弹打在我的肚子上，我又赶紧还了一枪，把那个士兵又打死了。这一仗我缴了五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后来民团被打跑了，我负伤也不能走了。碰到有顶接亲的轿子，同志们把人家新娘撵走，让我坐在轿子里，抬到一个姓周的地主家里去养伤，并警告他出了事由他负责，地主的小儿子天天跟着我睡觉。肚子里这颗子弹到了1940年129师在太行山活动时，才开刀取了出来。 　　伤好后我又归队活动，到了十二月，快到阳历年了，我们活动到四姑墩。这里有一种反动组织叫仁义会，有武装，经常跟我们捣乱，江竹青通过关系，同仁义会的人拜把子，江竹青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过左了些，打死了一些人。以后，仁义会又勾结红枪会来打我们，有一天，红枪会打来了，把詹才芳的屁股上砸了一枪，砸出血了，我一枪把那个红枪打死了，詹才芳跑了，后面的红枪又来追我，把我的腿上砸了一枪，我腿痛，跑不动，后面还追，好不容易才跑了。 　　到了晚上，红枪会的头子又和江竹青谈判求和，请我们吃饭，我不能走，他们来了个大个子，把我背了去。达成协议，我们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打我们。 　　我们特务队的活动，欢迎我们的人很多，反对我们的人也有。筹的款，都是白洋，白洋多得很，特委同志说白洋不要，不好保存，要湖北票子，湖北票子有的是，又怕靠不住。后来我们把洋钱装在麻袋里，有的放在河塘里，有的埋起来，存放在四十多个村，一点也没有丢。上面一要钱，我们就送去，我一次挑一千块白洋，五十斤。 　　黄文治，共识网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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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史景迁：清朝人在美国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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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清朝人在美国 Oct 21st 2013, 12:34, by 明鏡雜誌  　　当查尔斯·普莱思于1889年底带着家眷到达山西汾州的小宣教站时，他立刻发现那是个无趣的地方，对于未来更是感到茫然。不过他倒是注意到了，虽然汾州居民大多贫病交迫兼而绝望，但对他们倒是非常友善。他在1890年3月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将当地和美国做了比较："他们对我们很好，好像很高兴我们到这儿和他们一块生活，较之有些时候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受到的待遇，显然好得多。" 　　远自16世纪中期佩雷拉开始，西方旅行家就尝试过类似的比较了，但是一直都很抽象，因为西方社会里始终见不到可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到了19世纪下半期，这个现象才开始改变。当时在欧洲，只有零星小规模的中国人社区，反观美国，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至西岸，其中又以男性为主。到了189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出现了"中国城"，华工也散见于全美各处，无论是太平洋西北岸、中西部、南方或是东部海岸，都见得到华人身影。 　　可以想见，美国白人对这批新移民的态度，是好坏参半的。不过刚开始时，容忍度还算不错。就拿容闳这个来自中国东南穷人家的小孩来说，他在商人支持下，由好心传教士带到美国，就读于新英格兰的私立寄读学校，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并娶了哈特佛德当地的女孩，生活上完全没有出现困扰。另外较特别的，像中国连体双胞胎"章和安"（Chang and Eng）（生于1811年，殁于1874年）。这对胸部紧紧相连的兄弟，刚开始时还是马戏团的展览品，后来也过起了几乎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他们定居于北卡罗来纳州，换了美国姓邦克（Bunker），娶了当地的白人姊妹安德蕾·叶慈及莎拉·安·叶慈，成了两个家，兄弟俩两头轮流住，买了地，共享一份结婚礼物，即一位他们称为"葛瑞丝阿姨"的女黑奴，总共生育了21个子女。有些中国人则经营果园，组织慈善机构，捕虾网蚵，在废弃的矿场挖掘剩煤，到制鞋工厂或雪茄工厂做工，开洗衣店或餐厅。 　　到了1860年代末期，查尔斯·普莱思所提及的压力，逐渐开始浮现。此时中国人不再囿守于旧金山，他们开始接触矿工、铁路工等工作，也从美国人眼中的新鲜有趣变成受攻击的对象，动辄遭调侃，经济上受歧视，法律上受骚扰，甚至受到暴力威胁，严重时，甚至遭私刑处死。两位早期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家为布莱特·哈特及马克·吐温。这两位年轻人均来自美国东岸，到西岸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找些故事题材，一方面则想成名致富。他们在1850年代末、1860年代初，在内华达州及加州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第一份由美国人撰写的针对中国城做的详细报道，也许就出自马克·吐温之手。在1861至1864年，他近三十岁的数年间，他居住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并担任当地报纸《企业家》的记者。 　　吐温指出，弗市当时有约一千名华人，多数以洗衣为业，有一些则担任男仆及厨子，他们挤在一个小小的"中国区"里，在"城里一个角落自成族群"。由吐温文中可知，当时在美国逐渐形成的针对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已深深影响到了他： 　　中国人已将城里这一带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他们不用马车，因为他们的道路显得不够宽，无法容纳这种交通工具。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个大约二十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 　　在他为三位中国人所做的人物侧写里，吐温表现了较多的同情心，但是尖刻的论调依然存在。例如，"王安街十三号的阿兴先生，以最友善的方式，向我们表示他的好客。他有各种由中国进口的酒，装在小罐子里，有色无色，说不出名字，他会以精致的小瓷杯装酒，邀我们品尝"。阿兴"店里有上千种商品，模样稀奇古怪，看不出用途，也无法形容"。他还请他的记者朋友吃"小巧的香肠"，但是吐温未加品尝，他怀疑其中"掺了老鼠肉"。 　　"秋秋街三十七号的洪卧先生"，原本是报社的厨子，大家都叫他"汤姆"，当时正经营中国社区里的彩券发行。听过他对彩券制度的解释，吐温讥讽其英语"毫无瑕疵"；事实上他讲的是不折不扣地道的洋泾浜英语。另外，"西亚先生在活狐街经营一家有趣的商店，"吐温很喜欢到店内浏览，"他出售装饰华丽的白羽毛扇子，闻起来像奶酪的香水、毛笔，以及用石子做成的连钢铁也不能刮伤的表链，却磨得像贝壳一样光亮。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西亚还向他的记者朋友展示以金线制成，饰以孔雀羽毛的金翎子。" 　　当地一家小中餐馆也引起吐温极大的兴趣，连用算盘计账也让他神往不已： 　　我们在诗般的餐厅里，以筷子用餐；我们一个伙伴在门口斥责几个眼如弯月的女孩，说她们没有女性的矜持；老板为我们点起保护作用的燃香，我们则就几个小神像和他讨价还价。饭后，中国账房的身手让我们大开眼界。在一个状似烤架，串着许多珠子的机器上，他计算着账目：不同串的珠子分别代表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他以手指拨弄珠子，速度之快，恰如音乐教授弹奏钢琴的手。 　　1870年，吐温由弗吉尼亚市迁往加州，因此有机会对中国人及其生活习惯做进一步了解，并以锐利的双眼，观察到了他们所受的歧视。"我正在写新闻稿，"他记录下1869年发生在旧金山的种族歧视事件，"有新闻进来，指出光天化日之下，有几个男孩在旧金山，拿石子将一名毫无防卫的中国人活活砸死……虽然许多人在旁边围观，却没有人出面干预。"他表示，"在法庭上，任何白种人都可以作证，要了中国人的命，但是中国人却不得上庭指控白人"。他还提到新立的煤矿税，征收对象只限于在废矿坑里掘煤的中国人。而为移民局工作的不肖医生，也会向每一个初上岸的中国人征收高达十元的疫苗费。 　　1870年，洛杉矶发生了排华暴动，至少二十多名中国人遭到杀害，这事深深震撼了吐温，以及其他较敏感的西方观察家。最著名的一首诗《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写于1870年，据其作者布莱特·哈特表示，一切完全来源于巧合。哈特之友安布罗斯·毕尔斯也曾大量撰文支持中国人，他表示，哈特曾告诉他，"写那首诗完全是出于无心"。在1860年代，哈特曾在一些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约翰"等中国人，至于"有话直说"，则是为了总结哈特1850至1860年代间在淘金场度过的艰苦岁月，有感而发写成的几首诗中的一首。 　　不过这首诗会造成巨大冲击，显然与诗作发表时社会上正好出现的歧视与杀戮事件有关。整首诗有着大胆而神秘的开场，老实的詹姆士话正说到一半，紧接着就出现了阿兴和白人矿工赌博的场面： 　　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 　　（平台山，1870年） 　　关于这点我有话要讲，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的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下面我就来说说。 　　他的名字叫阿兴， 　　我不会否认， 　　提起这个人名， 　　意思明显得很； 　　他笑起来也愁眉苦脸，像个小孩， 　　我常向奈比尔提起这个人。 　　那是八月的第三天， 　　天空非常晴朗； 　　或许可以推断 　　阿兴也是一样。 　　但那天他跟威廉赌钱 　　还有我，那副样子我可瞧不上。 　　我们小赌一场， 　　阿兴也加入进来： 　　我们玩的是尤克纸牌。照样 　　他根本就弄不明白， 　　但他坐在桌旁傻笑兮兮， 　　笑得像个小孩，让人不想理睬…… 　　在诗里，老实的詹姆士承认，他和朋友奈比尔拼命作弊，以敲阿兴之杠，因为后者承认自己对玩牌一无所知。让他们意外的是，尽管作了弊，阿兴还是赢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阿兴的作弊手法其实更高明。最后当奈比尔准备将预谋中的牌发给詹姆士时，阿兴巧妙地将牌挡了下来，并成了赢家。双方紧接着打起架来，阿兴袖中此时落出了"二十四张杰克"。老实詹姆士这时以结尾呼应全诗起头部分：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这一点，我还会这样想。 　　这首诗刊于1870年的《大地月刊》，由于其创意及内容，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一家纽约的书店在两个月内卖掉了1200本，好几家知名报纸均二度登出这首诗，另外还出现了两种附带插画的单行本，及两个配有音乐的版本，1871年时，甚至冒出一位"中国异教徒歌手"。 　　哈特曾表示，创作此诗全属无心，但是由于许多美国人认为此诗有排华意味，他不得不挺身而出，为中国人辩护。如果这首诗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也是要指控白人矿工的贪婪，不知廉耻地图利其他种族的人，结果反而被倒打了一耙。尽管许多人误解了这首诗，哈特却乘机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为了替误解提出反驳，他写了更多文章，赚了更多钱，同时还设立了某种道德上的标杆。 　　由于阿兴这个人物获得了相当的回响，哈特再接再厉，又创作了一首诗，《中国人的新怒火》。在诗里，一群粗鲁的白人矿工拒绝支付洗衣费，结果在阿兴领导下，一批中国人突袭了这些矿工，抢走他们的牲畜及其他财物，以抵偿洗衣费。更惊人的是，这些中国人还掳走了一名欺骗他们的矿工乔·约翰逊，并以自己的方法审判他：他们诱惑他吸鸦片，"一剃掉他的眉毛，将他悬在一根竹竿上"，让他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涂上油彩，再将他塞进一个竹笼子，外面放个标签写道"有个白人在此"，他们"任他悬在那儿，像只熟透的果子"。 　　包括吐温、哈特及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在内，他们的作品都混杂了个人成见、对神秘中国的好奇，以及自我满足。一大批有关中国的通俗小说就这么出现了，更精确点，应该将它们称为"中国城小说"。这些小说通常都有基本事实做根据。19世纪末，中国城摄影师阿诺德·根特的作品即清楚显示，即使穿上了西服，大多数中国男人仍蓄着辫子，他们往往将辫子盘在头上，外面戴着一顶圆顶礼帽。有些中国人从家乡带来了抽鸦片的习惯，并将大部分辛苦挣来的钱，都用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通常单独漂洋过海，有时候也与其他男性结伴而行，在纯男性的圈子里，任何能吃的东西都可成为他们的盘中餐，而妓女则是他们唯一的泄欲对象。在复杂的法律网路下，无论是从商、求学或工作，他们都备受歧视，以致他们若欲通过法庭解决问题，均须花费大量时间、巨额金钱，这使他们在中国城里，形成了紧密的社群。而原本的"慈善机构"，也经常化身成为控制集团，除了为他们在陌生土地上提供保护，也提供懂得他们语言的人，作为他们的后盾。不过这些集团却经常会通过保护商家、控制毒品、妓女、赌博等渠道，讹诈金钱，甚至彼此恶斗；有时会拼得你死我活，有时是莫名其妙混战一番。对于中国人的行为，美国社会已从多重的思考线路中建构出了自己的解释。 　　史景迁，摘自《大汗之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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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乱云飞渡”与“无限风光”：江青摄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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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云飞渡"与"无限风光"：江青摄影史 Oct 21st 2013, 12:24, by 明鏡雜誌 　　江青是不甘寂寞的人，爱好广泛，爱动植物、爱打兵乓球、爱打扑克、爱看电影、爱骑马，尤其爱好摄影。我想说说她在学习摄影活动中的一些故事，供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江青。 　　名师指点，悟性颇高 　　江青的摄影指导老师，据我了解有吴印咸、石少华、徐大刚等中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 　　吴印咸是我国老一辈摄影艺术家。生于1900年，卒于1994年，享年94岁。1938年9月，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吴印咸是这个团的技术及摄影负责人。那时候，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在延安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举办了摄影训练班，吴印咸主持，并主讲摄影课程。江青听过他讲课，从此认识了吴印咸。可以说吴印咸是江青摄影的启蒙老师。 　　1970至1972年，江青对拍摄人像着了迷，先后在钓鱼台10号楼、17号楼设了照相室，邀请吴印咸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指导拍摄。那时，她把许多中央领导人请到钓鱼台10号楼或17号楼照过相，其中有周总理、李先念、纪登奎、许世友、谭启龙、谢富治、林彪、叶群、李德生、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江青给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照过相。 　　石少华，1918年生，卒于1998年。他从事摄影工作半个世纪，多次举办摄影作品展览并曾荣获国际大奖。江青1961年从庐山回到北京，决定再次拜师学艺，请石少华当她的指导老师。石少华对她怪僻的个性早有耳闻，以工作太忙为由婉言谢绝了。后来，江青把她的真实心思报告了毛主席。还是毛主席出面，将石少华请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说："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做学生吧。江青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还是毛主席的面子大，石少华同意收这个徒弟了。他给江青的第一课是深入生活，多拍有人的场景。江青很认真地接受了石老师的建议，经常到天安门广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拍摄。后来，石少华给江青调整了拍摄主题，让她多拍些花草树木、庭院建筑等静物风景，重点掌握层次感，注意曝光准确，取景角度新颖等。 　　江青这个人还是比较聪明的，很有悟性，做事专心认真，很快就喜欢上了拍摄风光、静物，像日出、日落，还有湖面月亮倒影等。 　　1964年国庆节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节日焰火时，江青还向时任总理摄影记者的杜修贤虚心求教，如何才能拍摄出焰火的最好效果。杜修贤毫无保留地指导她。结果，当晚她拍摄的焰火效果很不错。我见过几张，确实是繁花似锦、光彩夺目。 　　徐大刚，1926年生，2012年去世。他多年从事摄影工作，被称为"上海新闻摄影界的元老"，1960年被调到中南海，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1961年7月要上庐山开会，由于主席历来不想坐飞机，因此徐大刚和江青一同乘专机前往庐山。飞机上，两人聊得最多的便是摄影。当聊到如何在摄影过程中抓住动态物体的瞬间摄像时，徐大刚根据平时积累的经验，告诉江青如何运用快门速度捕捉动态物体的最佳瞬间，如何拍摄高速物体，如何使用闪光灯等。江青听得津津有味。直到飞机在九江平稳降落，江青才止住询问。 　　上了庐山之后，江青基本上每天都要外出拍摄风景照，并拿给徐看，让他提意见。一天下午，徐大刚正在休息，江青派人来叫他，让他陪着去仙人洞拍照。仙人洞是悬崖绝壁上的天生石洞，洞深约3丈，相传是吕洞宾修仙成佛的地方。那天，徐大刚和江青等人游玩，从山洞出来，走到洞口时，突然看到夕阳初现，远处山壁上的衔碑亭别有一番风姿。江青特别兴奋，立即询问拍摄方法。徐大刚说："拍摄这种照片，一定要运用动静对比的方法，方能显出意境的效果。拍摄时，照相机不能有丝毫晃动，否则会造成被摄的晚霞呈模糊现象。"还说："选择快门宜慢不宜快，速度过快会使原先呈动态的晚霞'凝住'而丧失动感，还应注意陪衬物，尽量加大活动幅度，做到晚霞不动，影像背景模糊，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徐大刚将随身带的两架照相机设置好，让江青从镜头里看整个晚霞映衬的衔碑亭情景。江青在画面里真的看到一幅只有在仙境中才会有的图案。她还叫随行警卫拔掉杂草，砍掉两根挡住镜头的树枝。江青一直等到在画面上看到一缕缕的云雾从远处飘来时，才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在采景、用光和快门速度上都恰到好处。几天后，江青拿着冲洗出来的照片，笑逐颜开。从画面上看，不仅酷似大自然，更兼具常人无法揣摩的意境。于是，她把它称为习作，兴致勃勃地拿给毛主席欣赏，并请主席提出批评意见。起初，毛主席可能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也可能是看了没有想好，一直没有回音。江青等得很着急。两周后，毛主席充分肯定了这幅"仙人洞"照片的意境，表示对这张照片很满意。他还联想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触发诗兴，为此，1961年9月9日，欣然题写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江青拿着这首诗，细细地欣赏和品味，乐得合不拢嘴。以后这张照片连同这首诗，成了她炫耀的资本。 　　刻苦练习，几近痴迷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江青在摄影艺术上取得一定成绩，除了名师指点以外，也和她的刻苦努力分不开。 　　我给她当秘书时，一天清晨，她在钓鱼台10号楼门前摆弄照相机，准备拍摄盛开的牡丹花。我看她情绪不错，就试着小声问："江青同志，您喜欢照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说："是在延安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前线的部队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架旧照相机，交给了主席，主席叫我试一试，看还能不能用，主席、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的时候，在行军的路上，我用这架照相机还给主席照了好几张照片呢。解放战争胜利后，我把那架旧照相机交公了--一切缴获要归公嘛。" 　　江青对摄影达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1971年春天，她为了拍几朵牡丹，不辞辛苦地跑到景山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天坛公园、颐和园等当时种植牡丹的地方，一去就是三四个小时。为了拍出晶莹剔透的露珠，她凌晨四五点钟就赶去了。去后，她精心地挑选花开得最大的，颜色最好的，花瓣层次最丰富的，选好后，她亲自或用手沾上水，挥洒在花朵和叶片上，或用口含上水往花、叶上喷洒。然后，支好三角架，安好相机，对好焦距，调好速度，就开始等阳光、等蜜蜂、等蝴蝶，有时候等半个小时，有时候等一两个小时。江青是个急性子的人，有时急得满头是汗。但是，拍照时她很耐心。有一次，她对摄影师们说："北京的春秋季，色彩丰富。景山就可以拍好多照片，大胆地用逆光，我喜欢用侧逆光、顶逆光，用辅助光，要耐心地等，我拍片就是用心地等……细节有时能画龙点睛。"等到有阳光了，水珠晶亮了，蜜蜂、蝴蝶开始飞舞了，她才放心满意地按下快门。 　　江青为了在钓鱼台拍一张"月夜哨兵"的照片，提前三四天到中央警卫局二处挑选"模特"，精心选中了警卫参谋王进良同志。他身体高大魁梧，浓眉大眼，精明强健。然后，她又到处挑景点，选中了钓鱼台17号楼南侧一棵繁茂苍劲的大松树旁。选中了人，选好了景，就开始等了。等月亮圆，等天气好。所谓天气好，就是无云雾，无风尘，空气爽，温度宜。一天晚上，月亮又大又圆，天空干净如水，无风无尘。江青叫人搬去了照明灯具，一切都准备好了，她才充满信心地按下了等待已久的快门。 　　她为了拍一张满意的"高度警惕"的备战照片，叫一位警卫战士潜伏在一个隐蔽处，手持钢枪，睁大眼睛，聚精会神，目视前方。为了拍摄清楚战士锐利、警惕、有神的大眼睛，一向十分讲究卫生的她先是蹲在地上，后是跪在地上，最后趴在地上拍摄，一拍就是一个多小时。 　　1970年11月，她在海南岛休息，为了拍照鱼雷快艇后边的浪花，在快艇高速行驶时，她不顾颠簸及海风吹打，站在甲板的木凳上，由四个人扶着不停地拍摄。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最近一两年，我从新华社拿的胶卷，冲洗的小样，放大的照片，还没有交钱，你去新华社找石少华，请他帮助我算算欠他们多少钱，我一次性还给他们，欠人家的钱老是还不了，心里不安。"一周后，石少华送来了一张单子，成本费一共3000多元。江青一看这么多钱发愁了，于是向毛主席要了3000元的稿费，才还了钱。1970年代初，3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交了钱以后，江青怀疑石少华敲她的竹杠。有一天，她对叶群说："石少华不地道，敲竹杠，要了我3000多元的照相费用，不少呀！"叶群劝她："我给您在画报上、报纸上多登几张照片，收点稿费，弥补一下。" 　　1972年暑期，江青到北戴河避暑，为拍摄日出，连续四五天凌晨三四点钟就出来爬上联峰山，选好位置，还要等到霞光出现才开拍，一直拍到太阳露点、露边、露脸、海天一色才收场。如果有点儿云雾，遮挡了太阳，她便收拾器材，无精打采地离开，等到下次再去。 　　1973年6月11日，我离开她之前，亲眼看见她自建国以来所拍摄的底片和小样装满三四个大木箱。 　　孤芳自赏，影展梦碎 　　毛主席说，江青没有自知之明，就是批评她缺乏谦虚谨慎的态度，往往对自己估计过高。毛主席批评得很对，切中要害。这不仅表现在她的思想作风上，也表现在她的日常生活上。 　　1972年夏，美国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维特克夫人（比江青小24岁）来我国访问。江青在接见她时说："近几年我拍的照片一万张左右，销毁了三四千张，还有很多要去掉。我对照相是有研究的，也称得上半个专家吧。我是时常发表作品的，当然不是用真名发表，不然又不得了。他们还要为我搞影展，我不要。"江青说的"他们"，一个是指叶群，另一个指姚文元。 　　1973年9月，毛主席接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江青把在京的新闻记者叫到钓鱼台审查新闻纪录片样片，片长只有三四分钟。看完片子，江青对那些摄影师们说："你们，拍新闻纪录片的时间也不短啦，翻来覆去老样子呀！"还给他们放了一场英国的《花园》，江青指指点点地说："人家变化多端，讲究色彩，推、拉、移、摇，活得很啦。你们呢，眼界不广，技术又不全面。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就死啦！" 　　江青到处赠送她的得意之作。她送给维特克一些山水和花卉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仙人洞"照，将16寸大照片的背面用毛体写上毛主席的题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落款"江青摄"。另一张是江青在庐山拍摄的"汉阳峰"照片，在大照片的背面题写了她自己作的一首诗："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落款"江青摄，诗赠维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1973年一天晚上，江青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时，兴高采烈地送给日本剧团领队清水正夫一张风景照。日本客人认出这就是那张著名的"仙人洞"照片，照片背后是毛泽东那首气势非凡的诗，题词是"赠李进"。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三个字"江青摄"。这一大胆的举动，一下子震动了舞剧团，人们目瞪口呆后，这才知道"李进"原来就是江青。 　　江青从开始喜欢摄影，到热衷于摄影，又发展成利用摄影扩大她的政治影响，即从生活爱好逐步发展到想成名、成家，甚至为成为领袖人物捞取政治资本。1970年至1972年，她的摄影范围几乎遍及各个领域，作品包括林彪的读书照《孜孜不倦》，备战照《月夜哨兵》《高度警惕》，工作照《聚精会神》等，登上了《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等刊物。江青从自己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了一百多张，准备展出，展出地方选定在人民大会堂。一切准备就绪，为了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进一步扩大影响，她叫我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请示主席同意不同意举办这个影展。一天后，徐秘书回电话："主席说'习作可以，搞影展不可'。"还叫她立即取消这个计划。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江青又一次萌动了影展的念头，100多幅照片送到大寨，从会议室到客厅都悬挂着江青拍摄的大幅照片。从大寨回到北京，江青又张罗她的正式影展，还想了个主意——和摄影师联合举办展览。结果，毛主席知道后，仍然是两个字："不行！"至此，江青的影展梦彻底破灭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杨银禄，《同舟共进》 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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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高岗家人出席习仲勋纪念会的历史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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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家人出席习仲勋纪念会的历史玄机 Oct 21st 2013, 12:21, by 明鏡雜誌 那些进入政坛的中国红色家族子弟们，在继承父辈政治遗产的同时，也将不得不背负家族的历史恩怨。 在中共党史上，习仲勋是一个特别值得人们敬佩的人，因为他在政治纷扰的一生中，"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而且，无论是在革命阶段，还是改革阶段，他都立下了赫赫功勋。所以，近日中共中央对于习仲勋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如果单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可谓理当如此，得其所哉。 不过，在历史评价之外，因为习仲勋的纪念大会同时也成为各大红色家族公开和集体亮相的契机。他们中的部分人，或公开或隐晦地向外传达出，他们是习近平主政时代，中共政权的核心圈子。所以，此次纪念也对未来的中国政局带有重要的预示作用。 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有过"中国这个国家，究竟谁是接班人"的争论，其中一派主张"血统论"，认为"共产党政权只能由自己的子弟接班"。而四十几年之后，在习仲勋诞辰的百年纪念座谈会上，我们发现，参加会议的各大红色家族的代表人物、当年的那些红卫兵们，如今的确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等领域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接班"愿望。 在十七大之后，随著习近平成为"王储"，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委员（虽然后来被撤职、审判），刘源、刘晓江、刘亚洲等人成为解放军上将，社会主义中国的开国元勋的后人们，纷纷转战仕途，将其潜在的影响力转换成具体的官职，公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而这一趋势，目前来看，还在强化和扩大。 无论是从世界范围内做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范围内做纵向比较，政治家族的后代们，因为从小耳闻目染，的确在某些层面具有平民家庭所不具备的专业优势，所以两代人、三代人乃至更为长远的世系都从事政治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中国的红色家族子弟进入政坛，抛开道德评判，只从专业角度来讲，确实有其优势。但是，他们也存在普通官僚阶层所不具有的麻烦。 在纪念习仲勋的座谈会上，有一对母子格外引人关注。他们就是高岗遗孀李力群及其儿子高燕生。他们与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等同聚一堂。在中共历史上，有过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按照官方概述，第一次斗争是与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间的斗争，最后一次则是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而在这十次之间，有一次发生在1954年，是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斗争。距今已经近六十年，高岗、饶漱石始终没有获得中共平反。 对于习近平来说，从八十年代的从政之初，一步步走到今天，他父亲习仲勋的政治遗产，对于他的帮助可谓至关重要。而他在继承父亲政治遗产的同时，也要继承家族的历史恩怨。所以，虽然高岗还未获官方性质的平反，但因与习仲勋关系密切，其遗孀及儿子，依然得以与会这一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刻。而同样，其他代表家族出席的红色子弟们，因为他们今天的地位得益于父辈的战场厮杀和纵横阖捭，同样也要继承家族的历史恩怨。 正因为如此，在过去一年中，薄熙来系狱之后，据说对他营救最力的人，正是与他父亲薄一波当年同属于一个党内"山头"的"华北局"的干部子弟，特别是与薄一波一道在文革中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那些人的后人。同样，与习近平要实现其父亲为老战友高岗平反的遗志一样，当年作为高岗政敌而打倒高岗的那些人的后人，比如刘少奇家族和邓小平家族，恐怕在今天依然并不乐见为高岗平反。 这便是中国红色家族子弟，跟普通官僚阶层相比，所具有的特殊麻烦。中共从1921年创立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28年间"山头"林立，在对敌斗争的同时，也经历著残酷的内部搏杀。以高岗、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红军"，是其中的一个"山头"，有海外媒体称其为"陕北帮"。 1935年在陕北进行的肃反，差点将高岗和习仲勋等人活埋。而他们当时的对立面，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理治、聂洪钧等人的后人，今天依然活跃于中国政坛。其中，朱理治之子朱佳木，更是现在中共体制内左派的代表人物。 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中顾委工作纪实(1982-1987)》一书披露，陕北肃反问题虽然有中央的多次官方定论，但一直延祸到现在。 1962年，小说《刘志丹》尝试用文学的形式回顾那段历史，结果引发对立派系的反击，习仲勋与同样出身"陕北帮"的贾拓夫、刘景范一道被打成"反党集团"，习近平也从那时候开始经历忐忑与动荡的生活。习仲勋的平反要等到文革结束。到了2009年，《刘志丹》一书试图重新出版，但因人告状，很快便又被查禁。据《中顾委工作纪实(1982-1987)》一书说，这已是第三次被禁止出版发行了。 如果说，中共开国元勋的子弟们，想藉习仲勋纪念大会来集体亮相，彰显他们接班的现实，那么我们抛开道德评判，仅从行政专业的角度出来，也要警惕。他们因为背负了父辈的历史旧怨和"山头"主义影响，会不会干扰国家大政方针的正确实施？ 其实，面对未来，中国人能够抛开道德评判吗？满清覆灭，共和初立之时，袁世凯想复辟帝制，开始他袁家万世一系的统治，结果众判亲离，仅八十三天就"呜呼哀哉"了。百年之后的今天，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更已经深入人心，政权的领导者，只有从人民群众中，才能建立政治合法性。 李永峰，《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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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威斯里安学院的宋氏三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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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里安学院的宋氏三姐妹 Oct 20th 2013, 20:09, by 明鏡雜誌 那一个春深的周五，我们跟随着资深导游我们的老朋友范先生驾车来到乔治亚州梅肯市一个美丽安宁的校园Wesleyan College。一树树白色犬木花在明媚的春阳下迎风摇摆，仿佛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悄悄地走进了图书馆楼，上到二层，大厅里有一些女学生在静静地学习。柜台后的女图书馆员对我们这样十几名华人的来到似乎不是很感意外，听我们问起宋氏三姐妹，更是心有灵犀，轻声地说，请等一会儿，我需要找人来替我的班，才能带你们去参观。 一会儿，另一位图书馆员站到了柜台后面，她这才领着我们上楼，楼上也是开放的书库，走过一排排书架，到了一个走廊边，她说陈列室比较小，要求我们分成两拨进去。大家依照安排分批进去。门开了，里面是一个特别的世界，这里记录着宋氏三姐妹当年留学的足迹。我走在最前面，第一个走进去。 最吸引人眼球的首先是宋庆龄的汉白玉胸像。这是她五六十岁的时候，最成熟最美丽的形象。我们与女图书馆员——后来知道她就是图书馆的馆长Sybil McNeil女士——一起在这座汉白玉胸像前合影留念。 这一个角落里，展示的多是历史各时期的报纸杂志刊登的与三姐妹有关的新闻报道、图片，旁边的写字台上摆放着孙中山的照片，以及庆龄在校及婚后的照片。对面的角落一个立式展示柜里中国送来的有关庆龄的资料和纪念品。Sybil McNeil女士特意向我们介绍了学院图书馆特藏里的珍宝级藏品，是庆龄写给她的英语教授Margaret Hall Hazard的亲笔信——当然，展出的只是复印件——当年Margaret教授的家发生了意外火灾，所有东西尽毁，Margaret教授因为把这封信恰巧放在随身的小包里才幸免于难。我注意到学院图书馆的名称是Lucy Lester Willet Memorial Library。这一新图书馆的建筑是Lucy Lester Willet的捐赠。 柜子的右下角展示的即为宋庆龄的亲笔信和信封 再过去的一张写字台上摆满了照片，以美龄为主，有她童年在此学习时的照片，还有1943年重访母校与师长、同学见面的记录。墙上挂着美龄身着旗袍的大幅油画，形象优雅而华美。美龄还亲自挑选了自己的几幅画作，作为赠给母校的礼物，也都悬挂在墙上。展示的资料还有美龄当年的作业，及她13岁画的习作。 霭龄的照片和资料则比较少，没有单独陈列，都与姐妹仨的在一起。 Sybil 女士特意给我展示了当年学校的注册记录原件，从霭龄入学作为预科的那年1904年，到庆龄入学的1908年，和美龄成为该校正式学生的一共有许多册。而最难得的一本是1908-1989学年的注册本，这是宋氏三姐妹都以英文签名在册的唯一一本。其时，霭龄即将毕业，庆龄刚入学，而美龄还是未成年儿童，不是该校的正式学生，但由校长W. N. Ainsworth 直接监护，指定了两名高年级学生作为她的指导老师，姑且算作编外学生吧。另外还有一些当年的校刊和年度纪念册，登载有三姐妹不同场合下的照片或与同学的合影。可惜，不允许参观者拍照。后经馆长女士特许，我可以拍下一些照片，但只能站在门口拍。遗憾的是那天我正好没带长焦镜头，无法拍特写。只能留下一些展室的中景记录。 我在网上找到几张宋氏三姐妹当年的照片： 还有庆龄和美龄在校时的倩影： 看完展览，总的感觉还有些欠缺，资料还不够完整，基本没有系统的文字介绍，物品陈放得也有些杂乱，尤其是空间太小了。但换一个角度想，这已经够不错的了，至少还有个地方展览，还能看到一些珍贵的文物和资料，让我们在一百多年后还能从中一窥历史的风云，有余地去想象一下当年宋氏三姐妹时代的学习生活和场景。 岑岚，万维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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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習近平告別耿飆到河北：離婚才離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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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告別耿飆到河北：離婚才離京？ Oct 20th 2013, 20:18, by 明鏡雜誌 《名星》吳楠 高曉 專稿 放棄軍委下基層 在《中國經濟週刊》發表這篇專訪後，有政治觀察人士指出，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社主辦的《中國經濟週刊》偏偏在習近平即將當上中央軍委副主席之際，發表了這篇對耿飆女兒的專訪，可謂煞費苦心，實際上是官方喉舌借此向外界傳遞更多信息，為習近平升任軍委副主席"熱身"。 該專訪要傳達的另一層含義是：習近平很早以前就積累下"豐富"的經驗和知識，無論是接手港台事務和中央軍委工作，都是輕車熟路。政治觀察人士還指出，官方媒體利用耿飆女兒之口來高調評價習近平，要比其它肉麻的官方稱讚收到更好的宣傳效果。 不過，耿飆的女兒在專訪中，卻沒提起習近平在中央軍委幹得很好，為何卻突然提出要到基層鍛煉的真實原因。 1982年，習近平"突然"向時任國防部長耿飆提出：我想回地方、下基層，再鍛煉鍛煉。這是說法之一。後來，北京曾流傳另一種說法：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和英國已開始就收回香港主權舉行談判，耿飆在香港駐軍問題上和鄧小平意見不和，受到鄧小平痛責，便離開了國防部長崗位。當時，耿飆要習近平另投他人，說跟著自己不會有什麼前途了。於是小習就到河北省正定縣任職。 對於上述說法，有北京政治觀察家分析指出：太子黨出身的習近平好不容易一畢業就進了令人羡慕的中央軍委，再加上父親的人脈關係，可謂前程似錦，他不會輕易放棄。 耿飆在1979年1月，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秘書長，協助軍委主席、副主席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國防部長，1982年5月任國務委員。耿飆當了14個月的國防部長，便成為新增設的國務委員。北京政治觀察家指出，耿飆離開軍委，升任國務委員前，給秘書習近平一個更好安排——再到基層鍛煉鍛煉，會比在中央軍委更有前途。   1979年，在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時的習近平。 2000年夏天，習近平曾這樣披露過當時自己決定"下基層"的經過： "當時，確實有許多人對我的這一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下到河北之前，是給耿飆同志當秘書，他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耿飆同志當時也曾挽留我說，'如果你想下基層，我支持，不過你可以到野戰部隊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層。'" 習近平說："那時候，主動提出從北京下去的人，就是劉源（劉少奇的兒子）和我。他是77級的，首都師範大學剛畢業，也是堅持要下去。我呢，是在中央機關工作了幾年，也要下去，我們倆是不謀而合。" 就這樣，在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了三年的習近平，脫下軍裝，下放到河北省正定縣，擔任了縣委副書記。 離婚才離京？ 明鏡出版社出版的《他將領導中國——習近平傳》一書引述知情人士稱，習近平是在與前妻柯小明（又叫柯玲玲）離婚後，才於1982年決定離開中央軍委辦公廳，去河北正定任職，直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才重回北京履新。 習近平的第一任夫人，是原駐英國大使柯華的小女兒，其母張明也是陝西人。然而因兩人生活習性相差太遠，柯小明重返英國後，習近平堅拒前往，最終離婚。 據知情人士稱，習近平是在從清華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央軍委給耿飆當秘書前後，與柯玲玲結婚的，時間約在80年代初。這段婚姻維持了短短兩三年時間，因性格不和等原因，便以離婚草草收場。兩人沒有孩子。 維基解密引述這名與習近平相熟的教授說，柯小明很優雅，受過良好教育，她與習近平一開始與習的父母同住於北京南沙溝的住所，後習仲勛職位提升後，遷往靠近鄧小平和楊尚昆住宅的鼓樓新住所，原公寓由習近平夫妻獨住。 "他們幾乎每天都爭執，"教授說，當柯小明返回英國、而習近平拒絕隨其前往時，這段婚姻結束了。教授認為，是"距離感"導致了夫妻離婚。 當時是不是因為離婚、家庭生活不幸福而"逃離"北京？知情者稱，都說習近平也是個多情種子，當時就有些傳聞，但他絕對是主動提出來到地方去鍛煉的，他就是想從基層幹起，省得別人說他沾老子光。 前妻柯小明的父親柯華，原名林德常，1915年12月出生於廣東省普寧縣鯉湖鎮。1935年，柯華考入燕京大學醫學預科，並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1937年4月，柯華參加了一個由十人組成的燕大學生代表團秘密到延安參觀學習，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抗日戰爭爆發後，柯華參加八路軍。在延安工作了12年。西安解放後，柯華先後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及西安市委副書記、西北行政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務。 1954年12月，柯華調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開始了近41年的外交生涯。柯華先後擔任過四任司長：禮賓司、非洲司、西亞非洲司、亞洲司；四任大使：幾內亞、加納、菲律賓、英國。經他談判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有四個：加納、馬里、菲律賓、泰國。 他還參加了關於香港回歸的中英首腦會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都曾直接指導柯華的工作。官方資料稱，柯華是新中國重大外交活動的參與者、見證者。 1983年，柯華回國，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結束了他的外交生涯。1988年，被任命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1995年離休。柯華共有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柯小明是最小的女兒。（《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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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泽东晚年四大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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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四大宠臣 Oct 20th 2013, 19:37, by 明鏡雜誌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纪登奎素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逝世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之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是是非非的汪东兴 　　先说总管汪东兴。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显赫军功，也无出奇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继续怠慢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结果可以预料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抹杀，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算是对他功劳的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早来的常客。 　　纪登奎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其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人，即使不算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 　　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三次提到纪登奎，显然不是表扬，那时候的胡耀邦还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纪登奎的面貌已是跃然纸上。纪登奎的儿子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似乎一直在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老干部"形象，那么，真实的纪登奎是这样吗？ 　　纪登奎的发迹和华国锋有些相似，都是从地市一级领导干部起家的。毛泽东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和称呼华国锋为"我的父母官"一样，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涵义，至少在当时不是代表重用他们的先兆。纪登奎的受提拔和河南第一号造反派刘建勋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刘建勋的举荐，使得纪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此前，纪登奎是紧紧跟随省委吴芝圃的河南官场红人。吴芝圃被打死之后，纪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而后又是刘建勋对纪登奎的多次肯定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所谓的"知人之明"，纪登奎以一个区区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成员和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康生），纪登奎当然也没有忘记刘建勋的好处，所以，刘建勋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一直保持优越的政治地位。 　　纪登奎是毛泽东认定的"旧路线"下的肯于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团结直到重用的基层干部之一，而且，纪登奎的忠顺一直是毛泽东看好的主因，特别是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难之后，纪登奎通过江青传话，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九大的路线。下山之后，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谢富治、李德生、吴忠一道给华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团"掺沙子"，而且，纪登奎亲自主抓军队专案工作，不让黄永胜插手，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宣布逮捕黄吴李邱四人的时候，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三人全权负责。可见，当时纪登奎的显赫的地位。而且，稍后，纪登奎出掌郑维山、李雪峰专案组负责人，清洗林彪的余党。此后，一路扶摇直上，在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之后，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 　　长沙告状事件之前，四人帮找到纪登奎商量，纪登奎认为，这次的举动显然很冒险，劝阻江青和张春桥不要前往，但是，张春桥没有听从，而从这一事件来看，纪登奎和江青的关系显然不是现在说的那样，有妥协也有斗争，而是从来就是服从、紧跟、照办的，虽然周恩来也在四人帮面前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是，出发点是好的。而纪登奎虽死，有人居然还在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无罪辩护，实在是唐突历史了。 　　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毛泽东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泽东虽然责备了纪登奎，但是，对他的信任仍然不减少，而后在批邓的战场上，又看见了纪登奎矫健的身影。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小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阳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紧跟四人帮，但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英明领袖，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阳，赵紫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紫阳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紫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阳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登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纪登奎死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个普通的讣告，称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提及他的错误，也算是给这位一直心态极不平衡的前副总理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吧。 　　"双面狐"陈锡联 　　陈锡联这个人一直以来被党内成为"双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战争年代是一副模样，在建国后期又是一副模样；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时对某人这样，彼时对某人又是那样。为人相当圆滑、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陈锡联参军的时候还没枪高，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所以，年仅三十一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战友评价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军中很多名将多少都有脾气，而且，有的还是非常暴烈，一语不合，可能就张嘴骂人，至于牢骚满腹的更多，唯独陈锡联等部分人例外，陈锡联在听取上级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除非是事关战局，否则绝少提出异议。因而，不论是上级如刘邓、还是平级如杜义德等都对陈锡联抱有相当好感。 　　一九五九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陈锡联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陈锡联已经攀附上了黄永胜和谢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后，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以一名上将的名节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个年轻人，陈锡联的举动虽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实在受益不浅，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是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压对了。 　　解决林彪之后，陈锡联很快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虽然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十人成员中没有陈锡联，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十大上，陈锡联被毛泽东再度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稍后，出任军委常委，主持国防工业工作，四届人大之后，陈锡联又成为副总理，当年谢富治的几样行头都给陈锡联套上了。 　　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又能在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小平感到满意，至少陈锡联没有像王力那样小人得志。然而，当陈锡联获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把持国务院、军委不满之后，陈锡联立刻投入到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和帮助先念同志端正态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年后，毛泽东借口叶剑英"帮倒忙"，"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提升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一时成为军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但是，双面狐的陈锡联就此得罪了叶剑英。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不顾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销，立刻出来会见外宾，表态自己仍然主管军队，军委办公厅在问及送文件的规格时，陈锡联苦笑的说：还是给叶帅先看吧。1973年之后，陈锡联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整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力清洗原来的部众，其中消除了郑维山、聂荣臻的双重势力，也因此得罪了聂荣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锡联的"西山事件"的出笼。在叶剑英等人的压力之下，陈锡联铤而走险，最后把宝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结果证明，他这次真的错了。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邓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糊涂虫吴德 　　吴德是靠着工人运动起家的，而且，也一直在做白区工作，同时，他还是晋察冀的人，一身兼着几重身份。但是，主要的是他为人比较糊涂，所以，上边对他也不很防范，而且，吴德算是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一旦得到命令就不顾一切的执行，宁左勿右。因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吴德有一些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他对彭真、刘仁他们一直有着共同语言，在去平原省工作的时候，又是刘少奇亲自点将，所以，吴德和刘少奇他们的关系也保持的比较良好，特别是他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但是，在1966年打倒彭真、刘仁之后，毛泽东提议调任吴德出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只要看一下毛泽东用人的准则就知道了，毛泽东一直是避免给外界留下用人喜欢清一色的印象的，特别是文革初起，他更是不想让人感觉这场风雨雷电的大革命只是为了夺回自己业已不太灵便的权力感，所以，他尽量使用了一批中间色彩相对浓厚的人物，像李雪峰、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但是，使用这些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能够忠实的贯彻他的一系列部署，而一旦发现他们并不是得心应手的时候，立刻予以罢黜，比如九届二中会议上的李雪峰。 　　吴德在进入北京市委之后，江青曾经找他谈话，历数了他的成绩之后，郑重指出他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吴德也是晋察冀的"山头"，而且，一直保持着和彭真等人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尽管对他吴德弃暇录用，但是，很多革命的小将对他仍然存有疑虑。江青对吴德的摊牌对吴德今后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指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德为了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开始向左的方向急转。特别是对刘仁之死，吴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刘仁长年带手铐就是吴德的决定。而后，吴德在清洗所谓旧的北京市委的活动中异常出色，而且，他开始背着李雪峰直接向江青等人汇报北京市的动态。就此保住了自己改组之后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 　　吴德一生唯一的一次不糊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对林彪集团采取措施。这时候，吴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德说："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当时，毛泽东也确实在准备在军队内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手术，但是，一个一直从事地方工作的吴德居然能读懂毛泽东的内心的意图，很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高度的评价了吴德的这个意见，说吴德是"一鸣惊人"。 　　也果然是一鸣惊人，吴德在随后的十大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的一把手。成为名符其实的"直隶总督"。再后来，吴德竟然成为朱德的接班人，接管了一直让王洪文垂涎已久的人大中共党组书记的位置，可见，这一次难得不糊涂给吴德带来的无限的好处。吴德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在1973年11月的"帮助周恩来事件"和1976年四月的"四五事件"。1973年11月，在毛泽东授权之下，由纪登奎、江青、张春桥、吴德、陈锡联、姚文元、李德生、苏振华、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吴德在小组成立的三个月中，"勤奋"的工作，就北京市的问题多次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党内的周公"，想学习孔老二搞封建的"克己复礼"。最为主要的是他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小组成员的李先念，所以，后来吴德被江青他们称作扰乱了斗争对象和方向，受到了江青的当面斥责，而这一次斥责竟是吴德对四人帮产生反感的发仞。 　　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吴德被北京市民称作："无德"，他秉承毛泽东等人的意图大肆逮捕群众，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以致于在后来批判吴德的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说："吴德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简直可以编成一本书，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他这样的人继续盘踞在首都的领导岗位上其实和四人帮在位是一样的效果的。" 　　吴德自己深知他并不是四人帮心目中的亲信，所以，当华国锋和四人帮出现争端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站到了华国锋一边，坚决支持逮捕四人帮，而且，在整个行动中，他和吴忠都是非常卖力气的，这也多少给他后来的结局加了点分数。四人帮被捕之后，吴德再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他紧跟华国锋的结果是让自己很快的结束了政治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吴德和汪东兴等人一道成为众矢之的，吴德被勒令请假检讨、退出会场，在他离开会场之后对于他的结论很快出笼，这位前北京市的一把手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被内定罢免了一切职务。陈云说，吴德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观念。言外之意就是糊涂虫一个。 　　1980年之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得以逐步好转，在十二大上，胡耀邦、万里提议吴德担任中顾委委员，认为他毕竟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提议获得通过。吴德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没有被一落到底。 　　千寻，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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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林觉民《诀别书》发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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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觉民《诀别书》发表始末 Oct 20th 2013, 19:39, by 明鏡雜誌 林觉民及其《诀别书》之所以早就广为人知，实赖于林森的推荐之功、宣传之力。 　　提起辛亥革命黄花岗烈士，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林觉民这位历史风云人物。在福州市乃至福建省有关部门所列的辛亥革命历史名人中，往往首选林觉民为代表；林觉民的故居现在也辟成了《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 　　林觉民何以能成为福建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们会说，因为他参加辛亥革命，特别是在"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的广州起义中英勇奋战，壮烈捐躯之故。然而，在黄花岗烈士中，福建籍的有二十几人，为首者是当时同盟会福建支部的支部长、中华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追封为"大将军"的林文。为什么代表人物不是林文而是他呢？或许人们会说，因为林觉民在赴义前写下脍炙人口的《诀别书》，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参加广州起义的许多骨干，也与林觉民一样怀着必死的决心，留下《绝命书》而慷慨赴义的。比如，方声洞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海内外同志共谋起义以扑满政府，以救祖国，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望大人以国事为重，勿伤儿之死则幸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永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其奋斗精神和思想境界与林觉民也可媲美。但人们对方声洞及其《绝命书》则知之较少。 　　林觉民及其《诀别书》之所以早就广为人知，实赖于林森的推荐之功、宣传之力。 　　林森是福州人，辛亥革命元勋，对黄花岗烈士怀有特殊的感情。1911年春，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等前往广州参加起义的经费就是林森帮助提供的。1919年林森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期间，鉴于"草葬黄花岗72烈士之骸骨，尚是一堆荒土"，感到有愧于先烈。于是，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林森倡议向海外捐资并亲自主持了黄花岗烈士陵园的修建工作， 还于1919年4月29日(农历三月廿九)主持了盛况空前的黄花岗烈士的公祭活动，编纂了《碧血黄花集》和《黄花岗烈士事略》，为72烈士树碑立传，大力宣传烈士的革命精神，弘扬先烈的浩然正气。 　　1924年春，林森收到林觉民父亲林可山寄来的两封烈士家书（即《诀别书》），阅后十分动情，决定"谨将原书摹印广布"，并写下《林觉民烈士禀父书及致妻诀别书墨迹跋》，阐述了"摹印广布"此遗书的缘由： 　　其一，烈士的精神感人至深。"慷慨悽怆，至情至性，仁人与孝子相成，儿女与英雄并见。嗟呼！谁无父母兄弟妻子，烈士以爱天下人之故，牺牲其一身与其父母兄弟妻子之爱，融小我于大我，扩小爱为大爱，惟烈士能用爱，亦惟烈士能用情矣。又按两书皆作于三月廿六日夜，距三月廿九日之役，仅三日耳。非其见义之明、赴义之勇，与素养之纯，安能临大事从容不迫如是耶。" 林觉民在《与妻诀别书》中写道："吾弃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而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幸福也"。舍生忘死，以救祖国；国而忘家，要为天下人谋幸福，其高风亮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林觉民面对清吏的审讯，大义凛然，正气浩然，连审讯他的张鸣岐幕僚也不能不惊叹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是奇男子。"临刑时，林觉民"俯仰自如，色不少变"。其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也同样令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其二，是回击反动势力对革命者的诽谤和唤起民众的需要。林森指出："俗辈尝诟革命主义为破坏，且目党人为无赖。盖事大者功迟，非如南亩耕获可以计日收效。而党人成仁取义者，叱咤淋漓，不可一世之状，又为彼辈所不睹耳，使其读此当何如也。"由于反动派的歪曲污蔑和革命派的宣传工作未能深入到广大人民之中，以致在一段时期内相当一部分民众对革命缺乏应有的认识，有许多误解、曲解之处。因此才会发生在武昌起义后，江苏巡抚程德全把巡抚衙门换成都督府牌子时，用竹竿挑去几片檐瓦"以示革命需经破坏"的闹剧；才会出现鲁迅笔下的阿Q式的"革命"和华老栓用革命者夏瑜的鲜血蘸馒头医治儿子痨病的悲剧。林森深知革命宣传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当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九江时，官方报纸均标称是"土匪"起事，林森则让人把武汉寄来刊登革命军起义的报纸公开张贴，让行人观看。时值江西巡抚冯汝骙奉清政府之命率军援鄂，在九江候船的清军官兵看了武昌革命报纸，听了林森他们对革命意义的宣传后，真相大白，军心动摇，不愿登轮赴汉，撤回南昌，减轻了武昌革命党人的压力。林森等人的革命宣传工作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林觉民《与妻诀别书》中所体现烈士的深厚情感和崇高人格不啻是对封建统治者诽谤革命行径的有力回击。 　　其三，追思先烈，策励将来，是林森宣扬林觉民精神的宗旨。"前事不忘，既可慰在天灵爽；后死有责，庶共增爱国热诚"；"俾烈士精神长现人间，期振励国人，亦以供编史者采葺焉。"林森刊行林觉民《诀别书》正值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的三个月，是国共合作即将掀起大革命高潮之时，身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海外部长的林森亲自推介林觉民《诀别书》让国人了解烈士的高尚情怀，增进民众对革命的理解，以烈士的不朽精神"振励国人"，这与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思想是相吻合的，也确实发挥了弘扬烈士崇高精神，振励国人的独特作用。 　　由于林森的大力推介与公开宣扬，才使林觉民这感人至深、足以使之不朽的《诀别书》广为传播，流芳千古！从而使林觉民的英名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熠熠生辉。 　　附： 　　《林觉民烈士禀父书及致妻诀别书墨迹跋》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碑上所勒属闽籍者十九人，其中十人尤著，世称十杰，林烈士觉民其一也。林烈士已有传登森等所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中，今春承林烈士尊翁可山先生寄示林烈士绝命书两件，慷慨悽怆，至情至性，仁人与孝子相成，儿女与英雄并见。嗟呼！谁无父母兄弟妻子，烈士以爱天下人之故，牺牲其一身与其父母兄弟妻子之爱，融小我于大我，扩小爱为大爱，惟烈士能用爱，亦惟烈士能用情矣。又按两书皆作于三月廿六日夜（末署辛未系辛亥误笔），距三月廿九日之役，仅三日耳。非其见义之明，赴义之勇，与素养之纯，安能临大事从容不迫如是耶。俗辈尝诟革命主义为破坏，且目党人为无赖。盖事大者功迟，非如南亩耕获可以计日收效；而党人成仁取义者，叱咤淋漓，不可一世之状，又为彼辈所不睹者，使其读此当何如也。谨将原书摹印广布，俾烈士精神长现人间，期振励国人，亦以供编史者采葺焉。 　　中华民国十三年四月 　　闽侯林森盥志 林友华，辛亥革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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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张鸣：三白饭与三毛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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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三白饭与三毛饭 Oct 20th 2013, 19:59, by 明鏡雜誌 苏东坡与刘贡父都是北宋有名的文人，性格相近，都喜欢开玩笑，所以关系特好。刘贡父名刘攽，在历史上，以著史闻名，曾帮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持论甚正，但在生活中，却是个活宝。 刘贡父跟王安石为旧交，一日，刘贡父去王安石处，主人不在，发现案头有草稿一篇，是王安石论兵之稿。贡父有过目成诵之能，默诵一遍，大体记得。转过头来，隔日两人再见，王安石问，近来有何著述？贡父回答，在写兵论。乃将王安石草稿复述一遍。王安石大窘，默默地将自己的草稿撕掉。他断没有想到，刘说的，就是自己写的东西。 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副丞相），周围拍马出主意的渐多，有人建议：若将梁山八百里水泊改造成为稻田，将是大美事。王安石听了，很高兴，但转念一想又问：那水泊里的水怎么办呢？刘贡父插话：在旁边再挖一个大水泊盛起来就是。 王安石官做大了，刘贡父老是这样说话，关系慢慢就疏远了。但刘贡父跟苏东坡，依旧亲昵。两人经常互相请饭，诗酒唱和，无日或无。有一天，苏东坡跟刘贡父说，当年我和弟弟苏辙在蜀中读书之时，每日吃三白饭，感觉特好，不相信人间还有什么其他的美味。刘贡父问：什么叫做三白饭？苏轼答：一撮盐，一碟生的白萝卜，一碗白米饭。刘贡父大笑。 过了两天，一封请柬到了苏府，刘贡父说要请吃饭，请柬上，把三个白字叠一起，说就是请吃这个饭。苏东坡当日吹过，也就忘了，没想到刘是在寻他开心，于是欣然赴宴。到了刘府，只见案子上只摆了盐、萝卜和白米饭。这才明白刘贡父是在戏弄他。既然来了，哪有不吃之理，两人风卷残云，把三白饭吃了个干净。临上马时，苏对刘贡父说，明天我请你吃三毛饭。 刘贡父捉摸了一夜，也没弄明白三毛饭会是什么样子。第二天赴宴，到了苏府，见案子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苏东坡也不着急上菜，只跟刘贡父闲聊，一杯茶一杯茶上着，就是不提吃饭的事儿。刘贡父急了，说是我都饿了，赶紧上饭吧。苏东坡说不急，好饭不怕晚。如是者三，刘贡父实在忍不住了，跳起来大叫，你到底是给不给吃呀！苏东坡这才慢腾腾地说道：对呀，三毛饭——盐也毛，萝卜也毛，白米饭也毛。当时的俗语，管"没"叫"毛"，就如同今日网上，管"没"叫"木"一样。刘贡父闻言大笑，说是早知道你要报复我，但不知道居然是这样设计的。 文人之间，互寻开心，是个乐子。说明宋代的文人，精神状态还真是不错。文人轶事，是文人生活中的盐，没有了盐，生活就剩下了白饭，人是死不了，但精气神可就差多了。五代十国，文人被武人欺凌，一文莫名，除了境遇好一点的南唐，别的地方，什么轶事都没有。大家都在忙着跟在武人后面做应声虫，一个倒了，赶紧吹捧另一个。有时候应声虫都不好做，话说不对，或者武人没听懂误会了，脑袋就会搬家。像冯道这样的四朝元老，每次改朝换代都活得好好的，真叫功夫。 宋代的皇帝，其实对臣子特别不放心，特别猜忌。但却绝少杀士大夫，官员犯了错，只要你是科举出身，哪怕很重的罪，顶多流放拉倒。文字狱也不是没有，但真要因言而杀人，皇帝自己就觉得不对劲。王安石变法期间，抓了若干诽谤新法的官员，最后一个没杀。紧着这样，士大夫的舆论已经很不高兴了。变法不得人心，跟这事也大有干系。 宋代皇帝的宽容，造就了士大夫宽松的生态。而士大夫心情愉快，也就造成了文化的繁荣。就国力而论，汉唐并称盛世，就文化论，唐宋应该并称盛世。一个总是对外直不气腰杆的朝代，却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创造，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发达的市场，一个是宽松的文人氛围。 刘贡父晚年得了重病，鼻梁塌落。一个风雅的文人，当然对自己的容貌很在意。可苏东坡没有放过他，嘲笑说：安得猛士，为我守鼻梁！刘贡父闻之，大不高兴，因为，他离死不远了。两个开了一辈子玩笑的老朋友，到了暮岁，刘贡父开不起了。 张鸣，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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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英媒：財相訪華拱手相讓“太天真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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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財相訪華拱手相讓"太天真無知" Oct 20th 2013, 23:13 英國財相奧斯本訪華期間英中達成一系列經貿和投資協議，其中核電項目在英國受非議最多。 英國《觀察家》報發表政治評論員赫頓的文章，批評財相奧斯本這次對中國的"簽約之旅"中表現太天真：瞪大無邪的雙眼又"極端無知"。 赫頓開篇即言，英國確實是個經貿開放的國度，但拿著自己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取媚於一個價值體系、行為和利益與自己相悖的國家，這不叫開放，而是草莽。 文章解釋說，這是因為任何對當代中國略知一二的人都能看得出來，他跟中國籤的每一項協議都體現了英國將國家主權拱手相讓，承擔的風險遠超過潛在的利益回報。他寫道，那些涉及銀行業、核電業和高科技行業的協議、合同整體而言代表了"一邊倒的經濟讓步，且暴露出自己的根本性薄弱環節，令人難堪之極到了屈辱的程度" 。 隨後，筆鋒轉向英國過去30多年"難以寬恕的金融和產業政策"，稱這面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大旗所到之處，英國各行各業的實力相繼潰敗，而財相奧斯本正以極大的熱情繼續執行這一戰略方針。 赫頓的文章重點抨擊了中英核電協議。 "錯上加錯" 他稱這個協議允許中國核工業企業在英國修建和擁有核電站；當年撒切爾夫人對電力行業私有化時形容是把權利歸還人民，而30年後英國人民得知這個權利成了送給中共的禮物，中國國家壟斷企業獲得了本應在（英國電力行業的）私有化和自由化過程中消失的價格和邊際利潤擔保。 赫頓說，財相以為自己在跟一個市場經濟打交道，孰不知他面前其實是個列寧主義式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體系，而核電業則處於一黨專政的中國的戰略及軍事核心。 文章接著批評英國的能源政策，稱私有化把英國的能源行業變得一團糟，電力龍頭企業只關心董事、高管的獎金和公司股票價格，油水不多的項目如建一個幾十年來英國第一家核電廠決不染指，而財相卻拒絕改革這種資本主義。 本來與法國電力公司EDF洽談合資建薩默塞特郡核電廠的是擁有英國燃氣公司的Centrica。 赫頓分析說，財相之所以不願去觸動英國能源業，是因為那看上去太像工黨所支持的"社會主義"政府乾預，所以選擇請求中國共產黨幫忙建英國的核電廠。 他寫道，"錯上加錯"的是，財相還決定允許中國的銀行在英國以分行身份經營，而不必獨立註冊、不必符合在英國開銀行必須具備的資本要求，就像冰島的銀行破產前享受的待遇。 赫頓不無譏刺地指出，中國銀行業壞帳堆積如山，從比例上看比破產前的冰島銀行業更糟糕，整個系統將來肯定會崩潰，而那時英國納稅人或許能夠為它們在英國的分行的債務買單。 托缽僧？ 他覺得不可思議的還有，中國網絡黑客攻擊之厲害眾所周知，每個去中國出差的英國高科技公司高管都被建議帶一部新的手提電腦，而財相居然對現實視而不見，為推動英中高科技合作交流忙得不亦樂乎。 這簡直就是說，中國的黑客們不必再費力費神地入侵英國的核工業、太空工業和其他尖端產業的網絡系統盜取機密，財相已經和盤獻上。 他在文章最後寫道，經過一代人的錯誤經濟政策，英國已經淪為毫無原則的經濟上的乞丐，奧斯本和倫敦市長約翰遜托著化緣缽滿世界乞討，這令他感到羞愧。 （編譯：郱書責編：路西）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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