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卢跃刚：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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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上） Nov 10th 2013, 15:19, by 明鏡雜誌 　　原来让我先写一个提纲，我不太善于没讲之前就把提纲发过去，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天则所十五年了，这是我第三次来讲，一次讲一个专题。第一次讲的是华东水灾以后三峡问题，中国治水问题。后来张老师还就我的一篇文章《辛未水患》写了一篇长篇的评论，这篇评论被汪丁丁说是张老师书评里面写得最好的一篇，叫《中国治水的政治经济学》。后来我研究南沙问题，准备写一部书，写了十几万字就停止了，我想围绕地缘政治问题来研究中国后冷战时期的战略地位。这部书我没写完，被陕西一场官司给冲掉了。所以我讲过一次南沙问题。这是第三次来，讲改革问题。实际上四年前我就开始了关于中国改革来由的研究，这是我自己开的一个研究题目。三年前一次政治变故使得我能够专心地用三年的时间来阅读和访问。今天来讲的是我三年多来阅读的心得体会，还谈不上很大的一个专题或一个很成熟的研究成果。题目起得那么大的原因是，改革要回答动因问题，改革如果不回答动因问题，不知道改革的性质和来由，便不知道改革目前所处的境遇和未来的可能性。这三、四年来主要是围绕着寻找改革的动因来研究当代史、党史，特别注意研究了共产主义思想史和共产革命政权化以后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和中国的情况。 　　围绕着前改革时期和改革时期的未来可能性，去年以来文章很多，议论很多，学说很多。天则所还专门有一次三十年论坛，也请了十几个专家吧？ 　　张曙光： 　　北京要发言的就有五十个人。 　　卢跃刚： 　　本来我也有一个题目，但是我去四川出差，冲掉了，没讲成。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题目，结合自己对党史的阅读和对当代史的阅读来讲革命与改革的关系。 　　刚才讲到有很多说法，其中我觉得比较集中的有一些说法，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评价和未来的可能性：甘阳前不久在三联出了本小书叫《通三统》，他认为要用孔子加毛泽东加邓小平构造出一个中国未来的道统体系，当然他的整个知识结构比较复杂，他从早期的80年代的启蒙参与者之一，转变到现在，转变幅度挺大的，应该说是本质转变。他的言论很有代表性。这个言论，不仅设计了中国未来的道统格局，而且涉及了对中国历史的总体判断。 　　还有前不久李零也发表了很长的文章《读<动物农场>》，一篇大文章切成三篇发表在《读书》上。他的文章是用口号结尾的：第一个口号是"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第二个口号其实是模仿毛泽东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的口号："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关于这些口号，有一些他比较熟的学者跟他讨论，大概有点失语，因为学者，一个严谨的学者，喊政治口号，什么意思？很突兀。很失身份。 　　另外像杨帆，提出要把西方民主和"毛泽东的民主"结合起来，是未来中国民主的方向。他说毛是中国老百姓的教主，是要尊重老百姓的教主选择。这是杨帆在前不久的一个对话中明确提出来的。当然，老百姓是不是真信这个教主，他本人从未做过统计，老百姓认不认这个帐，没有统计学意义。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毛是老百姓的教主，所以大家应该尊重毛，因为老百姓尊重毛。这种发言的方式，像不像天桥把式？ 　　还有海外的年轻学者对整个"毛泽东时代"充满了赞赏，说毛泽东时代有意义地建设性地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他认为很多改革前时期很多矛盾、问题，以及大失误、大灾难，甚至人间惨剧，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甘阳也有此论。更离谱的是，这位年轻学者很轻浮地说，要对过去的历史采取"积极遗忘"的态度！ 　　这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国内外学者，代表着一些人对历史，对现状，对未来的判断或期待。 　　这些问题说一千，道一万，都有一个对革命对改革怎么评价的问题，都在试图回答：改革是怎么来的？改革可能往哪里去？首先要回答"改革到底是什么"？ 　　1987年我去温州，去调查"温州现象"。1987年发生过两次大讨论，都是关于中国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讨论。一次发生在浙江温州，一次发生在辽宁本溪。本溪关广梅租赁承包，引发了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追溯起来，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从1987年开始的，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集体化以后围绕中国的道路，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甚至围绕着政治本身的一场党内党外的持续很久的大讨论，大斗争。演变到改革时期成了"改革怎么走？""改革怎么看？""改革政策怎么选择？"贯穿改革始终的大讨论。 　　我们去温州的时候，讨论很激烈。在本溪的姓"资"姓"社"讨论基本上是造假，根据我的调查，是独家调查，是《经济日报》的一场新闻造假。关广梅租赁姓"资"姓"社"的讨论，实际上是媒体根据当时政治气候制造出来的一场全国性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讨论。关广梅给《经济日报》的信是造假，是经济日报记者和本溪市委政策研究室的笔杆子们写的。他们也认账。 　　姓"资"姓"社"的讨论在温州有真刀真枪的感觉。我们去温州，第一步没有去现场采访，我在温州市的档案馆里头蹲了一个礼拜，看了它三十年的档案。那些档案看完，你只能有一个结论：中国这场改革绝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目标的，有方法的，执政党主动的改革。这场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或者说所取得的某些成功，是自集体化以来每一个普通农民为了吃饱肚子的基本要求，这个要求是被强权压制、压抑，甚至镇压，农民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的集体要求，肚子要求，"改革"只不过是对这数千万白骨之上的数亿农民要吃饱肚子要求的不得不做出的妥协罢了。那个时候，在70年代末开始的一直到80年代的所有的农村改革，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合作，合股，民间融资，50年代集体化后都出现过，只不过都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剿灭了罢了。也就是说我们80年代的所有改革的基本形态，50年代开始到今天几十年不绝如缕。广东一个农民跟省农委主任讲，毛泽东是两个不让，一是不让吃饱，二是不让说话。吃饱的要求，说话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中央文件，都是执政党不得不回应数亿人的基本的生存发展——吃饱要求的妥协。不过是以前不准吃饱，现在可以吃饱了。把勒着农民脖子的绳索放松了一点儿罢了。 　　中国改革，是个大倒退的过程，不是大前进的过程。相对于社会生产力而言它是解放的，是前进的，相对于社会形态的一个纵向时间逻辑而言，是倒退的。它是退的过程，是大逆转的过程，是不得不妥协的过程，而绝不是一个总设计师加上总工程师，和一个自觉的执政党，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或者遵循某些基本价值做出的一个国家的几亿的到十几亿人的改革。而且退得还不够。我认为，这才是改革的真相。 　　1987年当时我们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新闻媒体跟学界有呼应，就是进行社会启蒙。八十年代新闻媒体人的构成大致是四部分人：老报人，老大学生，社会三教九流，应届大学生，大多数是文革的过来人。本人就属于三教九流，进报社时也没有学历。我在中青报经济部，主任是任建新的女儿任红，她是海淀区剃头出身，没学历。我们的同事中有北京清洁队扫大街的，北京景泰蓝厂的工人。现任总编辑是门头沟的"煤黑子"。他们绝大部分是自学成才。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根据经验，根据朴素的感情和常识，根据对中国社会的基本了解，自动承担了所谓的"社会使命"，80年代而言，就是鼓吹改革，支持改革，进行社会变革启蒙。他们认为，改革本身自有价值，改革具有社会进步的象征意义，社会进步好的方面都在改革的旗帜全部打包，全部集合。 　　但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回头看中国的改革路径和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发现，改革本身并没有给改革提供全部的合法性。这是在80年代，1987、1988年，我们在内部已经有讨论了。无论是改革政策，或者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不是执政党创造的，也不是知识分子创造的，而是每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所迫的创造，这些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只不过是被政策化了，只不过被承认了。承认什么呢？承认我让你饿肚子是不对的，承认压制你想办法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是不对的，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改革。道理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发现，中国改革是新潮旧轨，仍然没有摆脱政治运动的惯性，改革的方法仍然是我们所熟悉的搞运动那一套，树典型，黑白分明，大轰大嗡。实际上从改革的内容到方法，80年代后期已经有了全面的反省，与此同时，一些比较自觉的记者和编辑开始彻底抛弃宣传的形象和调子，进行专业化转型，就是由主动的启蒙者和改革使命担当者回归到新闻本体的专业化转型。当然并不彻底，由于六四停止了，9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 　　我们再往前走，发现包产到户在中国到目前为止，或者说中国改革说得最响亮最成功的农村改革这一块，是一个半拉子，如同中国革命，农村改革也是一锅夹生饭。为什么呢？我们从九十年代兴起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可以看到农村改革的性质和它的后果。因为圈地运动看起来好像是加速城市化，加速城镇化，但是在圈地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农民这个利益主体谈判能力极弱，往往处于一种极端的劣势，其土地利益诉求只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另外一方——国家加上开发商却极其强大。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把它称作1949年以来"第二轮原始积累时期"。第一轮我把它界界定在统购统销70年代末。有统计，到1982或198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的总额，与从农民那里压榨来的剪刀差总值相等，大概是六千亿。这是一个很吓人的尸骨累累的数字。 　　统购统销以后对农民肚子的定量是三百多斤，只能半饱，叫做"半饱经济"。这是怎么算的呢？姚依林1949——1966年曾经担任过商业部、中共中央财贸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大饥荒的时候，他向各地调过粮。最近再版了《姚依林百夕谈》。《百夕谈》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他讲到六十年代跟江浙的农民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的粮食应该在七百多斤，这是毛粮。七百多斤要喂牲口，并且吃饱肚子，粮食应该在七百一十多斤。但是50年代开始，核定的粮食只有三百多斤，连人带牲口只能吃三百多斤。这还是在正常年景，粮食到位，政策兑现的情况下。实际上，相当多数的地方三百多斤都吃不到。 　　张曙光： 　　毛泽东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以不饿死人为原则"。 　　卢跃刚： 　　他就按这个原则来核定数亿农民的基本口粮。牲口不算，牲口应该从粮食里面单出来，因为没法核定牲口，只能按照人头来算。人头核算简单。当时的基本标准，就是不饿死人。这只是主观愿望。实际上他连自己承诺的这个最低底线也没有信守。从统购统销开始，就有大规模饿死人的记载，一直到70年代中期我当知青插队的时候还有饿死人现象引发了当地农民武装反抗共产党的的现象。在此之前，王海光教授研究的中共建政初期征粮，就有征粮过多引发了当地农民武装反抗共产党的问题。 　　话再说回来。我们发现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发生第二轮的原始积累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跟刚才我们说到的农民没有谈判能力有关。2004年，国家信访局局长说上访案件达一千万起，上访人数每年超过五十万人次。这只是根据信访部门的统计，其实各级党、政、人大、政协、工、团、妇、民主党派及其各级领导，以及各级各类新闻媒体，都是上访者的对象，去这些地方上访人次、件次应该数倍于信访部门，所以最保守地估计，上访人次和上访案件，真实的数字似应是国家信访局公布数字的两到三倍，也就是说，每年大约有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次上访，两千万到三千万起上访案件。十多年来，我一个人就受理过上千人次的上访案件，有寄信的，来找谈话的，报道的和没有报道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上访人数和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研究，上访案件80%以上是农民上访，农民上访案件中，绝大多数是土地问题，农民失地问题。伴随着"西部水利大跃进"、城镇化建设，这场圈地运动还远没结束。 　　你会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比较成功的包产到户，还是到后来才出现的大规模的直到今天还没有遏制住的圈地运动，农民没有谈判地位，都跟早期的"集体化"土地制度有关，否则不会这样。那么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当时是怎样的？我们的教科书，过去我们读的也罢，到今天的中学、大学读的也罢，都把中国革命称作"土地革命"，内战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第三次也好，第二次也好，第一次也好。官史论述的框架，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这样的性质，革命者剥夺地主土地，消灭地主剥削阶级，土地平均分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从井冈山一路下来，打土豪、分田地，1947年中共根据地土改，一直到中共建政土改。关于土改的动因研究，土改方式——暴力土改、和平土改的研究，党史界有争论，有的说土改是中共为了"战争动员"，有的说不是这样，是多动机的。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动机，当时革命的目标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产权，平均分配给广大的贫困农民，把集中的私有化变成分散的私有化，这是革命的目标。当然土地私有程度各地情况不同，比如广东，村社公田还是挺多的。 　　我们也非常遗憾地看到，全国的土地改革并没有全部完成，中共就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准备实行合作化。"合作化"就是土地集体化，不管怎么打扮，什么说辞，集体化就是公有化，从最终的支配权和结果而言，从基本国体而言，集体化甚至公有化都不是，而是官有化，寡头化，少数人化。 　　从土地私有化到"集体化"的"变"是理解当代史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要害关节，甚至是理解整个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要害关节。第一，变的是什么？第二，为什么会变？第一个问题好回答，变私有为官有。第二个问题不好回答，是一个大学问。但是从现代法律的角度看，变的性质好界定。把土地化私为官，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抢回来，不是你政府和执政党在违法？你号称"土地革命战争"，动员农民帮你打仗，许诺夺取政权后"耕者有其田"，为了兑现承诺，像模像样地制定了法律，把土地从地主手里抢过来分给贫苦农民。可是，《土地法》的油墨还没干，有些地方还没插上地桩，有些地方地桩子没捂热就要拔起来了。这个行为是违法的，违反了你执政党自己制定的《土地法》。做人而言，违反了社会伦理；政治组织而言，违反了政治伦理。违法也罢，悖理也罢，从伦理的角度看，就是失诺或践踏承诺，没有起码的诚信，失信于天下。农民为你们打江山，贡献了子弟，贡献了小米，贡献了独轮车，贡献了数百万生命，图什么？图的就是你承诺的以及农民理解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部电影叫《车轮滚滚》，讲"解放战争"炮火连天，农民如何推着独轮车支援前线，给人印象，中共的江山是"独轮车推出来的"。怎么脸会变得那么快？而且没有丝毫心理障碍？把地给抢走？注意，我用的是"抢"字。一些史学家，包括境外的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农村集体化问题的时候，说农民至少是一部分愿意集体化。这是胡扯！这个道理多么简单，问你愿不愿意？"土地"这只煮熟的鸭子生从口里被抢走了。鞋大鞋小，我自己的脚知道。饿不饿肚子，我自己的肚子知道。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就把你的财产化私为官，将心比心，你同意？你说集体化好，当初向国民党夺权的时候咋不说？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暴力抢夺和杀戮地主就是合理的。这涉及到土改的方法，暴力土改和和平土改，优劣有争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未完待续） 　　卢跃刚，天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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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卢跃刚：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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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下） Nov 10th 2013, 15:19, by 明鏡雜誌 　　还有第三点，就是土改实际结果。有一个观察角度：谁是土改的受益者？历史证明，农民肯定不是受益者，农民顶多是革命者夺权和掌权的垫脚石。讲到这里你会发现，有一拨人既是革命者，又是革命的受益者，这拨人总体上是当时社会的边缘知识分子和其他边缘人群，从结果来看，他们利用了农民的土地要求，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否则不会变得那么快，也不会变得那么毫无忌惮。农民土地性质被执政党强迫转变造成的后果，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中国是个农民的国家，从毛泽东到普通官员，心里一本明白账。大跃进问题出来饿死人以后，从军队到地方的反应是很强烈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了全套新华社《内参》，其中有记载。中国的军队是农民的军队，是农民子弟。他们了解情况，搞不好会哗变，林彪写信警惕，然后压制。因为有大量的军属饿死。 　　"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标，从演变至今的历史结果来看，从中国土地革命的结果看，不像是革命党声言、承诺的社会变革目标和价值的体现，依我看，更像是一套围绕着实现革命党短期功利目标的政策、策略，一套围绕着少数革命者夺权和掌权进行社会动员的一套政策、策略，而且动员过程——暴力土改非常惨烈。我在研究土改的时候采访了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是当时领导中国土改和直接参与土改的一批人。他们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暴力土改的暴虐的程度是难以置信的。有人说，中国发生过两次土改，一个是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一个是现在准备实施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他们把土地使用权流转称为第二次土改，是错的。什么两次？从局部到全国，加上中共革命根据地土改，还有国民党土改，多少次了？1949年以来，至少还要包括包产到户这一次，包产到户和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土地权利归还都是有限的，还不能解决问题。 　　当时的土地用暴力土改的形式，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过程中政策是怎么制定的，怎么实施的，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有什么样的动机，在党史界都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前段时间杨奎松也写过很长的文章了，来讲述1947年以来解放区土改的情况，比如是暴力土改还是有和平土改倾向，毛的态度，刘的态度，谁左谁右等一系列问题。杨奎松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历史学家。但是关于土改中毛泽东的态度，他的论证有点掉书袋子，遵循着一个掐头去尾的逻辑。毛是一个言行不一、极端功利的人，他不会按照原则来设置因果关系，在他那里，因果关系是可以按照他的政治需要随机更替的，而且总体上是左的，甚至可以说总体上是极左的。 　　中共土改，总体而言，无论是早期比较温和的或者有和平土改倾向的是陕甘边区的土改，但是时间很短。1947年"五四指示"后，中共就绝了和平土改的念头。因为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即使广东早期土改一度被称作"和平土改"而翻了烧饼，细考察，基本上也是暴力土改，只是暴力的程度逊于北方暴力土改。暴力土改，那样的抢夺和杀戮，只能用"血雨腥风"来概括。杀人的方法极其惨烈。有一个很著名的党史专家就说，这些都没法写出来，写出来就会很大地动摇革命本身。动摇革命？这还光是讲土改，还不讲后来集体化的暴力，人民公社的暴力。早期土改战争动员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建政以后的土改比如广东和平土改和翻烧饼，那是经典的政治动员。广东土改说是和平土改，其实土改的手段已经不和平了。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档案来看，所谓温和都是有限度的，都没有改变暴力土改的性质。只不过由于南方地方党组织跟绅士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下不了手。昨天还帮我抢救伤员，给我枪，给我子弹，今天我反倒是把他给毙了。这违反伦理，违反人情。还有华侨，华侨是全世界最艰苦的人，几乎就不是人。寄回家一点钱，来养老的钱，置办点家产，全部没收，一直到80年代末还没落实退赔完。故事是大量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也能在一个侧面界定中国革命的某些性质。一个革命党为了夺取政权给数亿人一个承诺，在取得政权没有兑现这个承诺（为此还制定了法律）的情况下，又通过违法来违反和践踏承诺，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极罕见的。这种情况不能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我们还不要说再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按照这个逻辑理下来，我们来讲革命的第二个目标。中国共产革命的目标，起码是广泛宣传、深入人心的目标，大概有这么两个，一个是在经济上广泛的私有化，土地的广泛私有化，就是"耕者有其田"；第二个目标是反对、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一党独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1945年也好，1946年也好，《论联合政府》也好，《新民主主义论》也好，讲的很明白，实行民主共和、多党执政的治国纲领。如同土地私有化承诺一样，中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了，甚至变得更快。根据已经披露的档案，1947年内战还在炮火连天，毛泽东就给斯大林密电，要求中共取得政权后，踢开民主党派，实行中共一党统治。为什么会变？前不久，出版了于光远著述、韩钢诠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就是探索这个变的过程。我看到，这套统一战线，治国纲领，跟民主党派有非常深入的交流、合作，并形成了共识，或者叫建国共识。这边喊着反专制、反独裁夺权，那边发密电向斯大林请示：夺权后我要一党独裁！这是什么意思？更有趣的是，斯大林这个大独裁者复电制止了毛泽东的想法，所以才有了《共同纲领》，才有了短暂的多党合作蜜月。也正是因为斯大林这个大独裁者的命令，出于国际政治形象的考虑，才有了"五四宪法"。 　　如果说土地广泛的私有化是对数亿农民的策略性反应，那么"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口号、主张又是对谁的呢？应该是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的，目的在于"统一战线"。抗战时期、内战时期，知识分子同情共产革命，小知识分子潮水般涌进延安，涌进中共割据的各根据地，为什么？共产党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腐败，让人民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这是很多革命老人"两头真"的原因之一。他们为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而加入共产党，不真？为什么中国今天有宪法而无宪政？六十年前对中国人民承诺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目标没有兑现嘛。 　　这个意义上讲，改革是什么？改革是在还账，是在兑现承诺。做了错事，犯下罪孽，是要忏悔的，是要自我救赎的。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社会信用，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解、和谐。 　　后果还不严重么？土地被剥夺以后，实行集体化，实际上是把农民由一个自由的拥有土地私有产权的自耕农变成了农奴。唐德刚说，包产到户改革是"开阡陌，废井田"，有道理，井田制就是奴隶制。比较起来，人民公社制还不如井田制。井田制中还有私田。说社会主义寻求一个更高的崭新的社会价值，其实不是这样。改革是在还欠账。这个帐不是说大家想不想说，愿不愿说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在的账，非常清楚地放在那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改革，应该说是中国革命不良遗产的忏悔，救赎。至于某些人，对革命有着某种个人审美的浪漫主义追思的话，那是他个人的生死哲学问题。对于革命英雄主义有抱憾的话，那是个人问题，不是历史问题。对当下社会不公不义不道德的愤恨、不满，是社会问题，不是历史问题。 　　至于案是不是能翻，有些案不是能不能翻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问题，和你认不认这些事实的问题。历史的基本问题本质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这个问题你不认，那么好，问题就转化了，变成了人的良知问题。我们不是在面对和研究抽象的问题，因为所有问题，时代也好，个人也好，定性都不是取决于，或者说最后也很难取决于权力、偏好。它们（他们）的性质最后都只能取决于历史事实本身。说要完成一次救世主一般的使命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创造性破坏"后，再来一次"积极遗忘"，"积极遗忘"还不准确，应该把熊彼特理论发挥一下，来一次"创造性遗忘"，孔、毛、邓一锅烩，把中国的新账老账一块抹掉了，于是天下太平？ 　　刚才我讲到改革是大倒退。"大倒退"是什么意思？多简单的道理。毛刚去世几天，就把毛的老婆和最亲信的人抓起来是什么意思？把毛临终前一定要干掉、永远不能再起来的人重新解放出来什么意思？真理标准讨论的本质是什么意思？林彪、四人帮捆一块乱炖，不仅要打倒，而且还要公开审判，什么意思？你发现整个过程毫不含糊，刀刀见血，即使如此，1981年还要搞个《历史决议》以维护道统与法统，想结束历史展望未来。结果如何？历史并没有按照《历史决议》老人们确定的调子结束。曾经有一个老干部的孩子说，1949年以后党做的事情，还剩一个"高饶事件"没有平反了，说这事还能定案，要不然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了。前不久，高饶事件的证据大规模出来了，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还有张明远的回忆录，到高岗的秘书赵家粱最近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高岗在北京》，还有一些重量级当事人的回忆，这些回忆都证明"高饶反党集团"是毛等制造的大错特错的冤假错案。 　　这样还说什么呢？中共从1949年以来政治斗争、政治运动是不是全错了，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涉及大量人和事，很多当事人已经去世，档案还没有开放。我们讲文革也好，讲改革也好，讲毛、刘、周、邓的关系也好，早就埋下了伏笔。毛、刘斗争，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历史已经改写了，起因可以跨过大跃进、大饥荒，推到合作化、新民主主义变脸时期去。哪是以苍天生民为己任？党内斗争，厮杀不已。前不久，我们发现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说他伟大是有道理的，起码是我本人这么看。这位诗人叫牟宜之，生于1909年，1958年打成右派，后流放齐齐哈尔昂昂溪，1975年贫困交加逝世，有家属自印的诗集《锥心集》。诗人承继中国士大夫传统和杜甫以来的"诗史"传统，一生留存诗作200余首。1971年深秋以后，他写了《咏史》三首，其中有对历史对现实的高度概括："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做绝"。我们知道，这个见识和概括远远地超越了包括作家、学者、理论家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这句诗，我认为高度准确地概括了集体化以后的中国历史，其诗史的价值绝不亚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到这里，我还要提两个人，一位叫杨伟名，一位叫王西麟。 　　杨伟名是陕西户县的农民，一位思想家。1962年前后，他写了《当前形势怀感》等一批文章和政策建议，提出中国大饥荒的恶劣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好转，中共的政策应该主动倒退，经济上要退回到合作化以前去，党内政治要退回到延安整风以前去；判断中国如果实行一二类农副产品自由贸易，没有多久，粮食不是不够吃的问题，而是吃不完，粮食生产过剩问题。思想水平之高，匪夷所思。1968年，他遭到迫害，与妻子一起自杀身亡。我们现在的人高明？比起杨伟名，一个在大饥荒背景下思考的思想家，差得远！把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未来道路的可能走向讲得那么清楚，真是先知！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杨伟名思考中国未来前途的时候，大饥荒还没结束。我们通常说"三年大饥荒"，不对，应该是"五年大饥荒"，1958年到1962年。为什么这么讲？文献记载，1958年年底，已经在云南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上报给武汉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毛泽东，饿死数万人。云南大饥荒事件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有披露。毛的批示是多么轻描淡写了得！已经出现了数万人死亡，最高领导人不去惩罚他的爱将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这在党内创造了处理大规模饿死人的基本定式：保护封疆大吏爱将，有限惩治基层官员。饿死人最严重的几个省，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毫发未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信阳事件"后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降职后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委以重任——再兼山东省委书记（注：曾后来因为良心发现，在安徽实行包产到户被毛泽东撤职，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降职为甘肃省委第三书记。四川饿死人最多，是因为四川晚取消公共食堂一年。它为什么会晚？1961年毛回湖南家乡，一句话就把全国的食堂给解散了，唯四川不解散。为什么？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深知"公共食堂"是毛之所爱，他说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心脏取消了，人民公社躯体何存？所以他不取消。结果四川死亡持续到了1962年春天，几年下来，至少饿死了四川人1000万人！也就是说，李井泉在身上至少背有1000万人命债的情况下仍然得宠。实际大饥荒时间更长，根据文献记载，大饥荒伴随着整个集体化、人民公社的全过程，集体化、人民公社的历史就是一个大饥荒的历史，不仅仅是5年大饥荒。 　　现在说说王西麟。王西麟是一位现在还活在中国大陆的交响乐作曲家，我把他称作"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交响乐作曲家"，目前他已经创作了包括七部交响乐在内的50多部作品，他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四交响曲——献给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过去的一世纪和未来的一世纪》，被波兰大作曲家潘德雷茨基评价为"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音乐家"在《第四交响曲》这部伟大的作品里用愤怒、哀伤、沉郁、悲怆的调子述说了中国的历史，让我感受到了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时的孱弱和苍白，感到了一些提倡"积极遗忘"历史、不承认和不反省历史、用大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水平寻找某种历史合理性和价值的学者的无知、无良、无耻。 　　牟宜之、杨伟名、王西麟们的重要作用在于，如同农民争取吃饱肚子的权利一样，数十年生生不息，贯穿始终，中国民间还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基调、历史眼光、历史态度的存在。 　　我们今天翻过来看，中国当代史的一些问题，本质上是法律问题、伦理问题，如果超越法律和伦理来讨论历史，也就是说超越了人道主义来讨论历史，历史还有意义么？别说得那么玄乎，只要还有一颗普通人的心，要求不高，普通人的心就行，一丝良知尚存，做出某些判断并不困难。现在的情况是，历史真相还没完全呈现出来，而且我们知道已经有人在毁档案，而且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还在违法地永久性地保护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密级的档案材料。在这样的前提下，说什么"积极遗忘"，谁加谁加谁来重建中国未来的道统和法统，依据是什么？ 　　我们说研究历史要有同情的理解，但是同情的理解是有前提的。第一，你准不准备让我同情的理解？如果准备，好，请把事实告诉我，把真相告诉我，根据我的理性和良知，由我来做判断，如果你自信的话。南非社会转型就有所谓的"宽恕与和解"，成立了"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宽恕的前提是真相的坦白、揭露。我们不能想象，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或者对已有的定论做出质询都不允许的情况下，要求我们做出一个所谓"同情的理解"。前提不存在。所有的事情都要有前提。 　　过去的历史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研究当代史，必须研究影响了当代史的任务的心理机制。对历史的忏悔和自我救赎，不是我的推理、猜测，而是事实。我看到了。中国改革的领导人都有相关表述和行为。赵紫阳有，胡耀邦有，万里有，邓小平也有，刘少奇也有。邓小平1962年就主张"猫论"，包产到户救命。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很沮丧，他当国家主席期间发生大饥荒这样的事情。当朝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造了什么孽。我访问了很多老人，他们无论对毛对中国革命最终持什么立场，他们人生记忆里最深刻的东西恰恰不是文革他们被打倒被揪斗的时候，而是土改和大饥荒。那些经历的故事给他们的心理冲击特别大，细节讲起来栩栩如生。文革被整得很惨的人，我看过那些照片，包括我采访的当事人。但是他们记忆里是什么？李井泉文革中被搞得家破人亡，妻子、儿子是怎么死的？是虐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大饥荒的报复。我不认为动私刑虐杀有正当性。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 　　中国社会转型，要寻找自己的路，可能的路径只能是中国人真实记忆的自然延续。只有构造出一个中国人以自己经验为背景的理性，才能使中国人走向自我救赎的道路。失诺与救赎，是我分析当代史——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关系的基本认识线索和框架。工作还是初步的，还不成熟，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搞清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谢谢大家。 　　卢跃刚，天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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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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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前言 Nov 10th 2013, 15:18, by 明鏡雜誌  　　在王元化人生的后22年中，作为他的一名学生，我深切地感到，他首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模范老师，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和启发，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一般师生之间学业上的收获。无论是从人格、道德、社会关怀、正义感，还是他深刻的反思精神及其内容，王元化先生都无不成为影响我人生道路、治学和为人的支援力量，这种力量，也鼓舞着我在他去世之后，比他在世的时候花更多时间关注、研究他的学术和思想。 　　王元化一生的学术成果涉及文艺理论、古代文论、哲学、思想史、文化史及国家政治学说，博大而精深。现在对他的学术生涯和他对学术界的巨大贡献进行总结，时机似乎还不成熟----而且我本人也未必胜任。但我觉得他的研究同学院派比较起来，却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为时代而作，为中国的命运而作。他自述的三次反思特别是第三次反思的成果，学界研究颇多，不少论文论述相当深刻，有的论著在王元化生前就得到他的认可，也使我从中得到教益。 　　个人觉得纵观王元化反思成果，最有贡献和最有价值的是他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其在中国影响的反思，也就是论者所谓的中国理论界所缺少的"国家学说的研究"。1992年王元化从一篇博士论文得到启发，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有关卢梭的公意和私意的论述（即卢梭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只着眼于私自的利益"从而必须要用公意的名义来抽空众意的聚合空间，当然遑论私意了），以及在建立国家政权中，有关人民转让全部权力给一个绝对权威，将从君主个人转化为"社会公意"，警醒到这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题目，其中内涵甚深。他认为此说导致"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理斯玛式的人物。"而这种公意"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他立即写信将看法与老友李锐分享，直率地分析受卢梭"公意说"影响后的中国政治思想界。时李锐的文稿《毛泽东的青年与晚年》中谈到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喜爱过卢梭。但这个联想并没有到这里为止，王元化不断翻查五四人物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并思考重新做国家学说的基础研究。张奚若及其论述进入他的视野：1930年代，时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在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看出了跟国中流行观点不一样的看法，认为卢梭的民主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也就是专制主义。而五四时代对于民主问题仅仅停留在口号上，缺乏更深的探讨，所谓的启蒙没有真正的进行到完整、深刻的地步，五四启蒙者对于卢梭在民主之下所施行的专制理论理解不深，这种半截子的启蒙影响后来中国甚巨。此时王元化从反思五四正式进入了国家学说的探讨，时为1997年，王元化把对张奚若的介绍写进他《清园近思录》的后记中，发表后转给著名理论家吴江。吴江读后提出不同看法。促使王元化先生重新拿来卢梭《社会契约论》认真细读，反复圈点，作笔记，翻查各种版本，甚至请教外语专家解读法语原著。最后将这部非常"难读的书"的真意吃透，并从中发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与友人谈社约论书》，连同此前的《与友人谈公意书》、《张奚若谈卢梭》三文合为《关于社约论的三篇文章》，构成了王元化研究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完整论文，也激起国中学界讨论研究卢梭国家学说的小小高潮。 　　他这三篇文字的写作时间跨度长达七年，将卢梭的公意、民主、与绝对权威的关系等等，在思辨层面上逐渐抽丝剥茧，还其真正面目。他明确指出卢梭的这部名著带有思辨性质，在抽象论述、反复调换概念的背后，结论却是卢梭的民主社会实为极权制度的，净化公民道德则是一种乌托邦，让人民无条件服从公意。公意扼杀了个性，阻碍了私意，将公意实现的权力交给"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支配的最高的智慧"，王元化认为这种最高智慧指的就是立法者。他认为卢梭或许无意鼓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但是他身后的历史证明了，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即掌握无上权力的立法者像神明一样掌握公意的理论，却给后来出现的以"牧人自命的领袖，他们的倒行逆施也都不一定是出于为恶的目的，也许他们被权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掌握了人类命运，所以才悍然不顾地干出了令千万人战栗的蠢事"（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第115页）。有着"痛定思痛"经历的王元化的这些思想，来自于对卢梭《社约论》精深邃密的理解及思辨式的分析，即用思辨来分析思辨，他的观点与西方研究卢梭的专家、政治学者塔尔曼1950年代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塔尔曼所著《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中，他认为卢梭的民主导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民主早就发展，不是因为它拒绝18世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而是因为它最初对这些价值抱着一种过于完美主义的态度······人不但要从各种限制中获得自由。所有现存的传统、既有的制度和社会安排全都要推翻重建，唯一的目的就是是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整体获得保障，把他从所有依附中解放出来。"）他秉持的读书要精读的原则在这一次的攻关中获得淋漓的发挥。此文在海内外的影响，堪称一绝。余英时、林毓生为之拍案，予以高度的赞赏。林毓生先生说，"在他那一辈早年怀着理想和信念、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而投身到革命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中，用如此的精力来研究国家学说，并且达到西方学术大师的水平，他是绝无仅有的。"这是真懂王元化的知己的肺腑之言。王先生常对我们说，我没有你们读的书多，我要读的书，都是精读，也读的非常慢。他在逆境中反复阅读黑格尔、莎士比亚，用类似兵营的几乎严酷的限定时间，已经广为知识界所知。王先生自承，他通过钻研出来的结论，往往与海外一流学者或思想家暗合。 　　这样一位思想敏锐的思想者，在晚年放开境界，开始思考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终极关怀，令他对于现代化产生的物质无限丰富、人的消费主义欲念无穷膨胀而感到担忧。他的晚年是孤独的，先生跟很多人说过，而在他人生最后阶段则是悲观的。一向崇尚十九世纪人文精神的王元化先生，当看到当今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横行下的社会，亲情和友情在物欲下荡然无存，职业道德和人文底线渐趋消失，悲观笼罩着他的整个心灵。他的这种悲观心情，在跟林毓生先生的通信中表露无遗，当看到林毓生翻译的史华慈的临终遗言《中国与当今的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一文，在王元化心中更产生了巨大共鸣，东西两位哲人在迎接物质无限丰富的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居然用的都是悲观的心情和声音。 　　王先生2007年6月因病住院之前，在庆余别墅中写了一幅书法长卷，赠送给林毓生先生。他托我7月份回美把这幅长卷带到美国，挂号寄给了林先生。这幅长卷摘录林毓生先生写给王先生的信，译介韦伯关于人类前途将会由于丧失价值理性而视工具理性为其目的，导致整个世界"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却在想象中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这种担忧在史华慈先生临终遗言中描述成为实实在在的"堕落"------"针对失控的消费主义所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欲望，市场经济这门'科学'可以提供种种使之快速满足的办法。"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特权阶层通过发表私人意见的权力来获取资本，而大多数没有机会变成名人的大众则从各种明星和所谓的艺术家的炒作上取得认同。这也正是王元化先生从青年时代就鄙视的庸俗、无聊的文学、艺术、乃至人格，如今却当红于世。不仅中国，世界亦然。他悲从心来，从青年时代就鄙视和批评的现象如庸俗文化、色情文化、无聊低俗挤走了真正的文学艺术，人的欣赏水平下降，人文精神缺失，民众的价值取向跟着俗流走，整个社会在惯于炒作的媒体、人群中成为怪物。 　　王先生去世五年了，这五年中，我们又见识了各种各样愈趋变本加厉的敬畏权力、崇拜金钱。整个世界给人的信息是，杀人者不要理由，说谎者位居上位，学者们剽窃成为常态，明星弄虚作假，丑闻频传，色情女优成为崇拜的对象，名人和大款妻妾儿女成群，灵魂工程师没有灵魂，种种怪像，屡屡成真。假定王元化现在活着，他会怎么说？…… 　　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太需要这样一颗社会的良心来护持、来批评了。 　　吴琦幸，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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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刻章一字之漏招致飞来横祸——“文革”中遭遇“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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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章一字之漏招致飞来横祸——"文革"中遭遇"文字狱" Nov 10th 2013, 13:30, by 明鏡雜誌  　　整理者按：陈古魁，1943年生，祖籍浙江温州，雕塑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担任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院长，主要代表作品有《小泽征尔》（入选第五届全国美展）、《齐白石》（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五卅纪念碑》等。2013年1月30日和3月7日，陈古魁在自己的创作室里先后两次接受采访，为笔者讲述了45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荒诞的"文字狱"经历。 　　一、刻章一字之漏招致飞来横祸 　　我 196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雕塑训练班，同年进入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上海油画雕塑院前身）雕塑组从事雕塑创作。那时候，我喜欢刻图章，因为没有老师教，没事儿的时候我就自己拿着石头自刻自学。同组有一位叫王大进的老先生，原来是上海美专的老师，他也很喜欢刻图章，而且刻得很好。我当时正在钻研如何刻图章的边款，知道他会刻以后，就向他请教学习。1968年5月的一天，单位开好会后，我又一次向他请教，并请求他当面为我示范一下，他答应了。当时我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王大进跟着我来到宿舍，拉开书桌抽屉，里面有几十方我平时用来练习的石头，王大进随手就从中拿了一个，用刻刀在石头的侧面刻了一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一句当年十分流行的话。刻好后，我把石头翻过来，照着他的手法和样子，也随手在这块石头的背面开始刻，由于是刚刚开始学习，手法生硬，我刻得比较慢，刻到"敬祝毛主席万寿"的时候，突然有人进来，通知我们俩去开会。那个时候，开会很多，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内容的会了。听到要开会了，我想，还有"无疆"两个字，"无（無）"字笔画比较简单，我抓紧刻完算了，"疆"字笔画复杂，一下子也刻不好，一会儿开好会再接着刻。所以，刻完"无"字后，我就把这枚石头随手丢回抽屉，和王大进一道赶紧开会去了。开好会后，单位又组织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等看完电影回单位时，我已经把刻图章的事给忘了。 　　当时正是造反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油雕室的师生们也被卷入其中，单位里一下子冒出各类造反派组织，可谓派系林立。那时我才25岁，在学校时曾是文化局系统单位的"五好团员"和"学雷锋标兵"，满腔热血地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个造反派。那个时候，各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残酷，大家斗来斗去，其中抄家是最常见、采用最多的一种造反手段。就在那次跟王大进学习刻章之后不久，在一次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中，一帮人冲进我的宿舍对我实施抄家，搜集所谓的罪证。看到还没完工的石头，上面刻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这可了不得，竟然诅咒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当时有种流行的罪名叫"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公安机关内部将之简称为"恶攻"，是当时最大的罪之一。所谓"恶毒"，其实定义很模糊。1967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曾联名发出一份《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后简称为"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提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但是，这份文件中对于什么样的言论才算是"攻击诬蔑"并没有明确说明。在当时，不小心弄脏了毛或林的照片或者开个玩笑，都可以成为"恶攻"。有时候要证实某人是否"恶攻"，甚至连录音或文字证据都不需要，只要有人检举揭发即可定罪。发现"重大敌情"的造反小将如获至宝，马上就把我那块练习刻章用的石头当作罪证报告给了油雕室的革命委员会。 　　很快，我就开始接受隔离审查了，被单位关进了"牛棚"。那时候，油雕院的院址还在长乐路165号，即现在的上海新锦江大酒店，那个地方原来是天主教君王堂教堂所在地。"文革"初期，原先的君王堂受到冲击，被迫停办，教堂被油雕室占领，变成了油雕室的创作、办公场所。我隔离的地方就在油雕室主楼旁边的一幢后来作为单位职工食堂的小楼里。那个小楼里的房间也非常有意思，一间一间的长方形"小笼子"，八平米左右，前面一扇木门，当中开一个小窗，后面再开一个小窗，和监狱里的牢房没什么两样，一个"小笼子"关一个人，当时我猜测可能是原先教堂用来关人禁闭用的。和我一起被隔离的还有油雕室的张充仁和吴大羽两位老师，他们是当做"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被隔离审查的。张充仁老师早年留学欧洲，又曾为蒋介石做过雕像，"文革"运动中首当其冲受到迫害。当时红卫兵抄张充仁的家，曾抄出黄金300两，又抄出一尊蒋介石的塑像小稿，在上海滩轰动一时。我们三个人的关押房间是连在一起的，最里面一间关的是张充仁，吴大羽关在第二间，我就关在第三间。 　　当时的隔离审查其实相当于现在的非法拘禁，和坐监牢没什么区别，没有人身自由，一天三餐有人送饭。隔离了大概4个月之后，1968年9月，公安局的正式逮捕书下来了，随后我被送进了位于原南市区的上海第一看守所，被关押在二楼的24号房间。当年轰动一时的"陆洪恩案"主角——原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就曾被关押在同一个牢房。陆洪恩因所谓的"散布反对江青言论"罪于1968年4月在人民广场公判大会上被枪决，成为那个年代轰动整个上海滩文化界的特大新闻。1968年12月24日，在"一所"关押了4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当时简称"军管会"）在上海博物馆组织了一个文化系统公审大会，油雕室当时作为文化局下属单位参加了这次公审大会。由于"证据"确凿，被抓了现行，我当时是作为反革命分子中的从重典型被押到公审大会上的，当时我记得我还是戴着手铐被押过去的。当天，整个审判现场大厅都挤满了人，有一千人左右，公审对象是系统单位里各类"牛鬼蛇神"，而观众则是由系统各单位组织前来观看的普通职工群众。在那次公审大会上，我因"以刻练图章为名，再一次攻击、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行严重，情节恶劣"，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1968年9月10日起至1975年9月9日。公审后，我就被送进了上海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开始了我长达七年之久的牢狱生活。 　　二、提篮桥监狱的牢狱生活 　　上海提篮桥监狱号称"远东第一监狱"，1968年12月，我"有幸"住进了这一蜚声海内外的监狱，并在里面度过了一段至今难以忘怀的特殊岁月。 　　进提篮桥监狱后，我被关押在三号监的"小笼子"里，一关就是五年半。所谓的"小笼子"，类似于动物园里关动物的那种小房间，面积仅3.7平方米，一般关3到4个人，犯人少的时候关3个，犯人多的话要关4个，人均还不到1平米，所以我们都习惯称之为"小笼子"。每个"小笼子"三面是墙壁，一面是铁栅栏，也就是那种开放式的牢门，每个楼面大概有十几间这样的"小笼子"。小笼子关4个人的时候，由于空间太逼仄，犯人没法一字排开睡，只好后一个人的头贴着前一个人的脚交叉着睡，很像沙丁鱼罐头。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供犯人方便的马桶，所以总有一个人的脸是正对着马桶的。房间的地板倒是不错，柚木的。夏天天气热的时候，犯人睡过后，地板上全是一层层的汗水，柚木地板就显得格外油光水亮。我当时进去的房间包括我在内关押了3个，算是运气好的。 　　刚刚进去的头一年是最难熬的，也是最痛苦、最容易出事情的一个时期，人很容易心烦意乱，有些犯人熬不住就自杀了。等熬过这段情绪波动期，慢慢习惯了狱中生活后，情绪反倒平稳了，就开始盼着早点出来。可真要快到刑满释放的时候，心情又不能平静了，天天盼，那个时候才真正体会什么叫度日如年。 　　其实，中间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对于我来说也是很痛苦的。首先是生理上的折磨：睡不好，吃不饱，干重活。人均不到1平米的空间，睡不好是肯定。吃的方面，当时提篮桥监狱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28斤粮食，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不算少的，但对犯人来说，这点粮食是吃不饱的，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吃，配的菜都是青菜、卷心菜这样的没油水的素食，有时候为了营养搭配，会一周给你配一次豆干或者一次红烧肉改善一下，但一周也就一次。反正每次吃饭的时候，我总感觉到我还想再吃的时候就没了，顿顿如此，总有吃不饱的感觉，但也不至于饿死，这种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的状况，持续了五年半；劳动方面，犯人还要干活。在提篮桥的五年半里，我做过"拆纱头"的工作。所谓"拆纱头"，就是把各种汗衫、棉毛衫等针织品的碎料，经过撕拉、分解，拆成一团团的回丝，用于擦洗机器、给器具打蜡上光等。后来，由于我表现较好、思想也较为稳定，监狱里就让我来"做劳役"，就是做一些为其他犯人服务的工作，比如给犯人洗衣服、扫地、做饭、送饭、倒马桶一类的活儿，这个要相对轻松一些，但由于监狱里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对每项杂活儿都有着严格的数量和时间限制，做起来也是非常累的，比如说让你倒马桶，他让你一只手拎6个，多少时间内必须全部倒完。有时候还让我背一百来斤的纱包，一口气从一楼背到四楼，这种身体上的累是外人所无法想象的。除了生理上的折磨外，我们还要时不时忍受精神上的折磨，最常见的一种折磨是所谓的政治学习。通常是把三个房间的犯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学习小组，有时候学学毛主席语录，有时候搞搞批斗会，反正总要弄点事情出来做，一般都由狱中的管教队长来组织。要是哪个犯人顶撞了他，或者他看着不顺眼了，他就会利用开批斗会的机会，给几个听话的犯人打个暗语，上海话里叫做"豁翎子"，就说，某某人学习不够认真，你们帮助帮助他。说完他自己背着手就走掉了，得到暗示的犯人就冲上去对着被点名的人一阵拳打脚踢，打得差不多的时候，队长又回来了，装模作样地拉着脸训那几个动手的犯人，说，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要文斗不要武斗，谁让你们把他打成这个样子的？下次不可以了。这种精神上的恐惧感，有时候比繁重劳动中所受的肉体疼痛更让人崩溃。 　　在提篮桥监狱里面的时候，劳动是没有报酬的，但监狱会给每个犯人每月发放两块钱的零用钱，给犯人买买肥皂、草纸、牙刷牙膏一类的日常用品，但这个钱犯人也拿不到手的，他给你记录在小本子上，实际上是帮你存起来，但没有利息。你买东西的时候，他就从你的户头上扣，扣完为止。我因为家人来探监的时候时常会给我送来一些日用品，也不缺什么，所以这个零用钱我基本都没用，就一直存在我的户头上。记得有一次我父亲来看我，我看了下我的户头，已经积累了70多元了，我就打了个报告给队长，申请从中取出50元给父亲补贴家用，队长同意了。我就取了50元，当面给了我父亲。那个时候我家里也是很穷的，50元钱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父亲拿着这笔特殊的钱，当时眼泪哗啦一下就流下来了。他知道我是蒙冤的，更知道我在里面吃尽了苦头，这笔钱，他是流着泪、颤抖着从我手上接过去的。 　　三、在劳动钢管厂继续"戴帽改造" 　　到1974年3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在提篮桥监狱里关了整整五年半了，因为劳动力的需要，我和一部分犯人被转移到上海市劳动钢管厂，就是原来的上海市第七劳动改造管教队、现在的上海北新泾监狱继续接受改造，我当时的编号是"6506"，印有编号"劳7 6506"的牢服我至今还保留着。 　　在劳动钢管厂里好不容易熬到1975年9月9日，按照当初的判决，我的七年刑期满了，我心里有气，不服，就向上级单位——上海市文化局写了上诉材料，说明我的蒙冤情况，要求对之前给我定的"反革命罪"予以平反，结果被驳回，让我继续"戴帽改造"。就这样，我继续戴着"反革命犯"的帽子，在劳动钢管厂接受三年的劳动改造，一直到1978年的9月9日。 　　进劳动钢管厂"带帽改造"不久，我就发现，与之前的提篮桥牢狱生活相比，这里的境遇有了一些改变。首先是身份的变化：在提篮桥，我是被作为"反革命犯"的典型关进去的，是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被剥夺所有政治权利的政治犯。而在劳动钢管厂，我的身份由"犯人"变成了"厂员"。所谓"厂员"，是那个特殊时期对刑满释放的政治犯人的一种特殊安排。"厂员"虽然也是生活在名为工厂实为监牢的封闭环境中，但其活动空间比犯人大，可以在整个厂子里活动，逢周末还可以打报告申请回家探亲，另外，"厂员"的劳动是有明确报酬的，这一点和犯人（包括劳改犯）很不一样。所以，"厂员"实际上是当时介于犯人和"工人"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劳动者身份。其次是待遇的改变。进钢管厂当"厂员"后，居住环境有了改善，不再是以前那种3到4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个不足4平米的狭小空间里了，而是被安排住在厂员宿舍里，每个宿舍里住的人也很多，但床要比提篮桥的宽敞。伙食方面也比坐牢时好，可以吃饱了，饭菜的质量也比牢饭要好一些。另外就是每个月还给我开28块5毛的工资，虽然劳动强度依然很大，有时候一个晚上要搬十几二十来吨的铁皮，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无偿劳动了。 　　在钢管厂戴帽改造的三年里，最让我期盼的是每个星期六的回家探亲。当然也不是每个星期都会让我回家探亲，那个时候规定只有平时各方面表现好的厂员才有资格申请回家探亲。报告经厂里的管教队长同意后才可以回家。时间也很短，一般都是星期六下午放你回家，星期天下午就要赶回来。回来也不是像现在的大学生周末返校那么简单，还要履行严格的审查手续，就是在你回家探亲的时候让你随身带一张纸回去，上面写着：反革命份子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回家探亲，在家表现如何如何。然后你星期天下午返回工厂之前先要到你家所在的里弄委员会那儿去让里委会的负责人写上评语，盖上公章，带着这张盖有公章的"回家探亲表现报告单"回到厂里报到，才算是正式走完所有回家探亲申报和审批手续。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监视和羁押，类似于现在对待嫌疑人采取的"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手段，其实也是非常让人难受的。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三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厂员之间流行一句话说"大官司吃好吃小官司，小官司倒比大官司难吃"，意思是虽然刑期满了但你还得继续吃小官司，就是当厂员，而且，这个小官司还比原来的坐牢更难受，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坐牢它是有明确期限的，法院的判决书上明明白白，你有个盼头，但在钢管厂当"厂员"却是没有期限的，因为实际上是把你作为普通劳动力来使用的，像对待一般的工厂工人一样，给你开工资，给你提供食宿，还给你每周一次的探亲假，但就是没有规定期限。如果不是"文革"的结束和随后的拨乱反正，我估计我要在钢管厂当一辈子厂员。 　　在封闭而压抑的钢管厂里，日子是痛苦而漫长的，好不容易熬到周末回家探亲的机会，还要接受所谓的群众监督，忍受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的冷眼与嘲讽，完全没有个人尊严。章乃器有句评价说"劳动教养剥夺了无罪者的自由"，其实，在那个年代，被剥夺的何止是自由，还有完完全全的做人的尊严。那个时候，在繁重的劳动外，由于已经没有机会再搞自己热爱的艺术创作，我们也会自己找点事情做。每到周末，钢管厂就会发点针线给我们，让我们缝缝补补，我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用家人探望时送进来的一些旧衣服、布料作原料，一块一块地拼接缝制，做成防寒的小马甲。三年的时间里我做了好几件，后来出来的时候我还带出来了两件，现在被我洗得干干紧紧地保存起来，算是对那段难忘岁月的一个纪念吧。 　　钢管厂相对提篮桥而言，在对待犯人方面要宽松一些，碰到重大的节庆日，比如国庆节、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会组织犯人搞一些娱乐活动，还为此组建了一个交响乐队，成员全部是犯人，需要的乐器也由钢管厂自己解决。当时东拼西凑，缺一个大提琴，买的话又缺经费，怎么办呢？后来他们想到我原先是搞雕塑的，就说，你是搞雕塑的，你帮忙做一个大提琴吧。其实我哪儿会做大提琴，雕塑我是会的，但做大提琴又是另一回事儿。不过我当时也想试试看，反正也闲得无聊，没别的事情可做，我就对他们说，让我做可以的，只要你们有图纸，我可以试试看。后来他们给了我设计图纸和原料木材，我照着图纸，花了点时间，真的就给他们做出来了，连同琴弓，我都帮他们做出来了，单从外表看，和外面市场上卖的一模一样，也能拉乐曲。后来组建的交响乐队表演时用的就是我做的大提琴。不过很可惜的是，我出来后还曾回去问过他们那把大提琴还在不在，如果还在的话我愿意买一把全新的跟他们换过来。可是他们告诉说不知道给扔哪里去了，也许已经坏掉了，被他们当做废品处理掉了。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件乐器作品，很独特，也很珍贵。除了这把大提琴，我还帮他们做过舞狮表演用的狮子，也算是发挥了一点我的专业特长吧。 　　四、十年煎熬终于重获自由 　　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和看似永无尽头的煎熬中，日子过得特别慢。到后来，感觉自己整个儿都是麻木的，时间对我来说好像也失去了意义，也不知道这种囚徒式的生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这其中我又多次向上级单位提出上诉，特别是1976年"文革"结束后，我不止一次向上面写材料，要求对我因"一字之漏"而招致七年牢狱之灾的荒谬"文字狱"予以彻底平反。直到1978年，"文革"已经结束两个年头了，我再一次向上面提出要求平反的申诉才得到正面回应。1978年6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定： 　　"原判认定陈古魁在1964年书写反革命字句的问题，缺乏足够证据，不予认定。至于原判认定陈古魁以画反动画，以及刻练图章为名进行恶毒攻击我党中央领导人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据此，原以'反革命'罪判刑处理是不当的。" 　　法院据此作出两条判决意见：一是撤销了军管会1968年对我的判决，二是"恢复陈古魁的公民权"。1978年9月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终身难忘，那天晚上我刚做完夜班，正准备回宿舍休息，管教队长突然对我说，你来一下。我有一种有好事临头的强烈预感。到了队长办公室，他对我说，你已经平反了，可以回家了。听到这个无异于惊雷般的消息，我当时整个人都呆了，一开始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我原单位，也就是油雕院人事科的一个叫朱德贞的同事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高级人民法院的平反判决书，对我说，你平反了，单位派我来领你出去，我这才敢相信。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铺盖卷和行李后就跟着朱德贞走出了钢管厂的大门。跨出钢管厂大门的那一刻，我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就觉得外面的空气特别新鲜，周围的一切，房子啊、大树啊、马路啊，好像都在向我看，好像都在问我，你出来了？就是这种特别奇妙的感觉，而且特别真实。我那个时候脑海中一下子就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叫《可爱的白帆》的苏联电影，里面有个镜头讲一个女牢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那个场景，觉得外面简直是另外一个天地，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可爱，我也有这种感觉！完全是重获自由的犯人的真实写照。 　　从钢管厂出来后我又重新回到了油雕院，继续我的艺术创作。其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清理我的案子时，发现1978年的那次"改判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仍属不当"，将我的案子提交审判委员会再次审查，经再审认为，1978年的判决"否定以反革命定罪，撤销原判是正确的。但判决主文第二项'恢复陈古魁的公民权'含义不清，亦应予以纠正"。据此于1981年12月20日作出第二次判决：撤销1978年和1968年的两次判决，并宣告我无罪。至此，我的不白之冤才算得到彻底昭雪。彻底平反后，单位为我一次性补发了十年工资，扣掉我在第一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时的伙食费以及后来在劳动钢管厂每个月拿的28.5元工资，算下来总共给我补了5000多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算是一笔小小的巨款，这也算是对我蒙受十年不白之冤的一种经济上的补偿吧。 　　25岁蒙冤入狱，35岁重获自由，整整十年光阴，对于一个热爱雕塑、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这失去的黄金十年，其代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永远弥补不了的。现在看来，我的整个艺术创作生涯以1968年为界线，有一个明显的断层。25岁以前，我在油雕室学习时曾创作过大量作品，包括很多的速写，累积起来大概有半只樟木箱那么多，那些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同时也最能代表我那个时期艺术特色的作品，很可惜的是，因为突然而至的牢狱之灾，我的家人由于害怕受到牵连，把它们都烧掉了。我现在所有留存的作品，都是我35岁以后创作出来的，35岁之前的作品一件未留，是一段空白。所以，从监狱里出来重回油雕院以后，我下定决心，要加倍努力、拼命工作，把这失去的十年尽力补回来。2003年我从油雕院退休的时候，我向单位领导提出申请，请求保留我的创作室十年，让我继续在工作室里从事艺术创作，把失去的十年补回来，到今年，整整十个年头，我基本实现了我的愿望，这十年里，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来工作室搞创作，有时候半天，有时候是一整天，即使是国庆七天长假期间，我也会来个两三天。除了雕塑，我现在还进行国画、瓷画等多种艺术尝试，力图让自己的艺术生涯能够延长。 　　"文革"已经结束了三十余年，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段奇特的"文字狱"也已成往事，对我个人而言，这十年是我一生之中最灰暗、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岁月，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它不过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渺小缩影，一滴折射出一段荒谬历史的小水滴。今天我再来谈起这段不曾被遗忘的往事，也只是想于细微处重现一段历史真实，并藉此希望，这样的历史悲剧，今后不要再重演。 　　（口述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古魁、柯昌礼，《世纪》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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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熊向晖：中国重进联合国——毛泽东“没想到”的胜利（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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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中国重进联合国——毛泽东"没想到"的胜利（上） Nov 10th 2013, 13:31, by 明鏡雜誌 　　周总理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一定公开批驳。基辛格说：请你们对我们的总统少用些尖锐的形容词。 　　1971年5月，巴基斯坦方面转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口信，说他准备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交谈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彼此关心的问题，为此先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毛泽东主席决定，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经巴方转告美方，表示同意。 　　总理组成工作组，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就职的首任驻加拿大大使黄华、总理助理熊向晖、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参加总理同基辛格的会谈。译员为冀朝铸和唐闻生。 　　总理对准备参加会谈的同志说，作为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尼克松要来访问没有外交关系而且互相敌视二十多年的中国，这是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表明尼克松确有改善对华关系的需要。但他受到种种制约，步子不会迈得很大。去年主席同斯诺讲到尼克松希望来京面谈一事时说："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在为会谈准备的资料中，有一篇是《关于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主要内容为：(一)美国一直顽固地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它在五十年代的主要手法是，操纵联合国大会(简称联大)的多数通过决议："延期审议(后改为"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它在六十年代的手法是，操纵联大多数通过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任何主张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宪章第十八条规定，"重要问题"须由"到会及投票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之"。(二)自1961年起，先由苏联，后由阿尔巴尼亚等国，在每届联大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议案，均未获通过。1970年在第25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又提出这一议案(简称"两阿提案")，经大会表决，51票赞成，49票反对，首次获得多数。但因这届大会通过了美国炮制的"重要问题"提案，仍把我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三)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 　　总理说，不同基辛格谈联合国的问题。 　　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总理在同他会谈中，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全面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一个过程，美国明年大选，尼克松将会连选连任，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此以前，美国将维持和台湾的现有关系，同时将采取一些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措施。 　　双方商定，今后将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进行联系。 　　基辛格主动告诉总理：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总理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基辛格说，请你们对我们的总统少用些尖锐的形容词。 　　在向主席汇报此事时，主席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美国政府说："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 　　7月16日，中美双方各自发表了内容相同的《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从7月中旬到10月中旬，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出现了以下情况： 　　(一)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信中说："我们奉本国政府之命，谨要求阁下将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大会第26届常会的议程。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条，随函附去解释性备忘录和决议草案。" 　　这18个国家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古巴、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坦桑尼亚、罗马尼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也门、南斯拉夫、赞比亚、巴基斯坦。"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联合国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二)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的声明》。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第26届大会议程"，并正式提出美国政府的主张。 　　鉴于美方由罗杰斯而不是由尼克松发表声明，总理决定，我方相应地由外交部发表声明，驳斥美国政府提出的主张，全面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8月20日发表了总理亲自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同时又主张'应当不剥夺中华民国(指蒋介石集团，下同)的代表权'。这是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的大暴露。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并且坚决反对。"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说，'在处理中国代表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且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这真是荒谬绝伦。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二次大战后就已归还祖国。这才是不容争议的事实。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神圣主权。只是由于美国的武装保护，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硬把蒋介石集团塞在联合国里，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的极大嘲弄。" 　　声明说，"必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所以被剥夺，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二十二年前，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有不少会员国，曾经发生过政权的更迭，包括国家名称的改变，但都没有影响它们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而美国却玩弄种种手法，横加阻挠，其目的就是把蒋介石集团保留在联合国之内，从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声明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声明转述了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内容，并指出："这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唯一正确和合理的主张。" 　　声明最后强调："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方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 　　(三)9月20日，第26届联大开幕，选举印尼外长马利克为主席。9月22日，美国又同日本等国一起，向联合国提出了"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有关"的两项决议草案： 　　(1)"关于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主要内容是："在大会提出的结果将导致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都是宪章所规定的：重要问题。" 　　这一决议草案的联合提案国是美国、日本等19国(后增为22国)。 　　(2)"关于代表权问题的决议草案"(后称"双重代表权决议草案")主要内容是："①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并且建议让它得到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②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 　　这一决议草案的联合提案国是美国、日本等17国(后增为19国)。 　　(四)9月13日林彪叛逃，自取灭亡。总理忙于处理善后，稳定局势，抽不出时间召开会议研究美、日等国的提案。他指示：外交部的声明已把该说的问题说清楚，可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对美国以及长期追随美国敌视我国的日本佐藤荣作政府进行揭露和批判。 　　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的评论员文章。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佐藤反动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的评论员文章。 　　毛主席说，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经美方提出，我方同意，基辛格一行14人定于10月20日乘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抵达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黄镇大使转来基辛格提出的准备讨论的问题。 　　总理决定，由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以及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参加他与基辛格的会谈，译员仍为冀朝铸和唐闻生。由于叶帅已主持军委工作，忙不过来，只参加礼节性活动。 　　从10月15日起，总理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国际形势，研究将同基辛格会谈的问题及我方的对案。总理还听取了关于我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汇报。汇报的同志说，为了保住蒋帮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据外电报道，尼克松亲自向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美国驻几十个国家的使节积极开展"拉票外交"；罗杰斯和布什已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美国还用"准备提供援助"或"准备撤销援助"的办法对一些国家进行利诱或威胁。8月17日布什已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美国政府的主张，9月22日美国又作了改变：一是将一个提案变为两个提案，形成"双保险"；二是把美国一国的提案变为多国提案，造成更大声势，并可多拉赞成票。美国以为它炮制的两个提案都会以多数票通过。特别是"双重代表权"提案有欺骗性。罗杰斯10月4日在联大的发言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大会来"，"我们希望看到它作为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只是反对"驱逐中华民国"。他说，"双重代表权"的方案"符合联合国要具有普遍性的原则"，"符合现在有两个政府对中国的领土民行使主权的实际。 　　总理说，"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谬论，实际上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变种。我们决不能以牺牲对台湾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联合国席位。 　　10月20日中午，基辛格一行到达北京。下午，总理同他开始会谈。当晚9时许，主席约见总理、叶帅、姬鹏飞以及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 　　总理汇报说：基辛格事前没有经过黄镇大使通知我们，今天突然告诉我，尼克松明年访华结束前，应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不发表公报，人们会认为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没有成果，是一次失败的访问。如果等他来了以后才起草公报，时间太仓促，肯定搞不好。他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我们谈公报。他准备了一个草案，尼克松已经看过，让他全权处理。在他回国以前，要把公报定下来。我觉得，搞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公报很困难。要不要搞，请主席指示。 　　主席说：等他交出草案再研究。要搞，就搞个好公报，不搞屁公报。总而言之，尼克松来，发表公报也行，不发表公报也行。 　　总理说：这样好。我们就能处于主动地位。 　　主席说：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 　　叶帅说：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 　　主席问：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要多少票？ 　　章文晋答：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过半数就是66票。 　　主席问：三分之票？ 　　章文晋答：88。要多少 　　主席说：当年曹锟还能收买那么些"猪仔议员"，如今美国挂帅，日本撑腰，还有十几个国家跑腿，搜罗66票，不在话下。 　　主席问我：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你们叫"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 　　我说：今年"两阿提案"内容和去年一样。去年得到的赞成票是51。从去年联大表决到现在，同我们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9个，加上很快就要建交的比利时，一共10个。他们都会赞成"两阿提案"。这样，今年"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1张赞成票，这是满打满算，离过半数还差5票，实在很困难。 　　主席说：就算过半数，那个"重要问题"一通过，就要88票才能驱逐"中华民国"。 　　主席问：联合国哪天表决？ 　　章文晋说：今年的辩论，发言的人要比往年多，大概要辩论十几天。估计10月底、11月初进行表决。 　　主席问：基辛格哪天走？ 　　总理说：10月25号上午。 　　主席说：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一通过，联大会场"充满了兴奋的龙卷风"。 　　基辛格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我方不能同意。在总理主持下，我方草拟了对案，遵照主席的指示作了修改后，送给基辛格。到10月24日，双方尚未达成协议。基辛格决定推迟一天离京。25日上午，双方对大部分内容基本取得一致意见。25日晚10点到11点35分，双方再次讨论。休会后各自进行推敲。26日晨5时半复会，最后基辛格表示，除其中一句须请尼克松决定外，都可定下来。26日晨8时会谈结束，总理向基辛格告别后离开。他又一夜未眠。 　　叶帅与我方有关同志同基辛格一行共进早餐后，分乘汽车到首都机场。"空军一号？起飞后不久，派驻机场的同志跑来报告说：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 　　叶帅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美国总统专机配备最先进的通讯器材，基辛格这时也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不知他作何感想？ 　　姬代部长说，主席多次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 　　我睡到下午5时许，接到通知，让我晚上7点半到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我还得悉，总理下午起床后指示，姬代部长在今晚伊朗临时代办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稿要加上几句：联大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2国提案，这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中国政府对提案国以及伊朗和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表示感谢。总理还指示，如果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问我们是不是派代表团，就说"我还不知道"。 　　不久，我收到外交部送来的特急件。其中有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给"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 　　电报，内称："先生，我荣幸地通知你，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下述决议：(略)顺致最崇高的敬意。"电中引述的"决议"，与"两阿提案"的"决议草案"完全相同。在特急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外国通讯社关于这次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有关报道。综述如下： 　　(一)10月18日开始，联大进行"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专题辩论，24日辩论结束，约80个会员国的代表发了言。发言的情况表明，支持"两阿提案"和支持美、日等国提案的代表"基本上旗鼓相当"(共同社)。"周末正在进行秘密外交。通常在星期六关门的很多代表团都照常工作。"(合众社)"1O月25日上午，美国召集它的联合提案国举行最后一次战略会议。美国大使表示相信，为阻止把国民党中国从联合国驱逐出去而作的努力将会成功。"(美联社) 　　(二)10月25日晚，在大会主席马利克主持下进行表决。马利克接受一些会员国的要求，今晚对所有的动议都采取唱名表决的办法。 　　(1)在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指使某国代表提议推迟表决有关中国代表权的一切提案，"以便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大会"以56票对53票、19票弃权否决了得到美国赞同的推迟表决的动议"，使美国"受到程序上的严重挫折"。(路透社) 　　(2)大会听取了17个国家的代表在正式表决前解释他们将怎样投票的发言。马利克主席宣布每人发言限于10分钟。最后三个发言的人依次是阿尔巴尼亚副外长马利列，"国民党中国外交部长"周书楷，美国大使布什。"联合国宽敞的、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合众社) 　　(3)美国代表和日本代表要求首先表决"规定驱逐国民党中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重要问题'提案。表决结果是：61票赞成，53票反对，15票弃权。'重要问题'提案获得先议权。"(合众社) 　　(4)马利克主席宣布对"重要问题"提案进行唱名表决。"代表们在点名过程中应答时，大厅里气氛紧张"；"当电子表决记票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这一提案快要被否决时，代表们高喊支持"。大会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重要问题"提案。"当电子记票牌上出现的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刻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联合国代表们今晚击败了美国为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做出的努力，从而为北京进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他们在走廊里高声欢笑、歌唱、欢呼、拍桌子。"(路透社、合众社) 　　(5)"周书楷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在马上就要对阿尔巴尼亚等国驱逐台湾的提案进行表决之前，跑上讲坛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合众社)，周和他的手下一帮人离开会场。在匆忙举行的——次记者招待会上，"周的助手向记者散发了用打字机打的一项很长的声明，这表明他们本来就作了表决结果对他们不利的准备。事情终于结束了。周书楷自称舒了一口气。他说：'这是卸下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包袱。它是二十一年来一直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一块大磨石。'"(路透社) 　　(6)大会主席宣布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唱名表决。美国代表布什跑上讲坛，要求从这一"决议草案"中删去"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一段。在代表们的反对声中，"大会主席马利克裁定，这个要求不合议事规则"。(路透社) 　　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两国缺席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成为2758号决议。 　　"由于阿尔巴尼亚提案被通过，美国的一项与此对立的关于'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就自然而然被击败了。"(美联社)"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合众社) 　　共同社报道说："八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以后，25日午后11点20分终于是阿尔巴尼亚提案通过了的决定性的瞬间。中国回到联合国，由此而被正式承认了。'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各国语言的欢呼声在会场内四起。赞成中国参加的各国代表以三分之二的人数而淹没了会场。他们全部站起，高高举起双手向会场四周欢呼，会场充满了兴奋的龙卷风，主席的声音完全听不见了。马利克主席用英语宣布'提案通过了，其内容将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告'，又响起了一阵波涛般的掌声。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了联大总部过半数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大手进入国际社会的权利。" 　　(三)表决结束后，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布什发表谈话说："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路透社) 　　"美国的失败结束了一场进行得最为紧张的游说努力，国务卿罗杰斯和驻联合国大使布什一而再、再而三地同这个世界性组织差不多每一个会员国的官员都谈了话。""一位人士说，'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本来认为我们会成功的。'""在华盛顿，国务院说，不打算马上就大陆政权的席位问题发表评论，但是，明天将发表一项声明。"(美联社)（未完待续） 　　熊向晖，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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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熊向晖：中国重进联合国——毛泽东“没想到”的胜利（下）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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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中国重进联合国——毛泽东"没想到"的胜利（下） Nov 10th 2013, 13:33, by 明鏡雜誌 　　毛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我于7时1刻到了福建厅。外交部的有关同志先后入座。叶帅来后不久，总理和参加完伊朗使馆招待会的姬鹏飞、乔冠华、韩念龙到达。大家都喜气洋洋。 　　总理问：现在联合国会不会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蒋帮能不能再进联合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在联合国有没有市场？ 　　按惯例，回答总理的问题，必须说明理由，有根有据。发言的同志引用可靠的材料，一致认为不会发生总理提出的那些情况。 　　总理听后表示满意。同时指出，美日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我们还要保持警惕。 　　总理又提出，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 　　发言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联合国大会开了一半，去不去无所谓。主要是安理会，一年到头，随时要开会。问题多，麻烦大，光是搞清楚那套议事规则，就得花很大功夫。现在尽快选定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集中时间进行准备，过了年再去。 　　总理说，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这时，王海容走进来说：主席起床以后，马上看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到了中南海主席住处， 已是晚上9点多。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的唐闻生说，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总理说，主席本来指示…… 　　不等总理讲完，主席笑着打断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总理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主席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主席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力n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总理说，就让黄华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主席说，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总理说，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主席以他特有的口吻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土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主席拿起外交部国际司填写的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总理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主席兴致很高，讲了将近三个小时。主要内容有： 　　(一)主席说，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U巾，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主席说，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作"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接着主席谈了这篇发言应包括的内容。他说，第一要算帐，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卜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汇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二)主席说，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叶帅背诵如流："困于南阳，险于鸟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主席说，"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邰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邰，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邰，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三)主席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2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54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周总理对日本报人说，我们对联合国还不那么熟悉，所以一定要谨慎。但是，这不是没有信心 　　在总理亲自领导和精心安排下，围绕出席联合国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一)10月27日外交部成立参加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由乔冠华、熊向晖、唐明照、章文晋、凌青组成。小组按总理指示，草拟了到联合国工作的设想。主要是：(1)根据"为将当有怯弱时"和"以勇为本"的精神，代表团领导成员要谦虚、谨慎，重视调查研究，多方了解情况，及时检查总结。(2)催促联合国秘书长立即将蒋帮代表从联合国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同时向他表明，我们现只参加安理会和大会的几个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主要机构的工作，对其他机构将逐步派人参加。(3)以会务工作为重点，以安理会为会务工作重点。交际活动择重要者参加。(4)把平等协商的精神带进联合国，对讨论的问题，先同友好国家协商。表决时，根据我国的原则立场决定态度，或赞成，或反对，或弃权，或不参加，或提出修改，或提出保留。在安理会不轻易使用否决权。(5)对外活动不亢不卑，不轻然诺。(6)代表团内按会务、新闻信息、行政等分组，各指定专人负责。(7)严守纪律，注意节约。 　　(三)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总理授意并审定的社论《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社论首先提到联大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提案"(27日获悉，联大表决前，塞拉勒窝内——后译为塞拉利昂——要求列名提案国)。社论说："这次联大表决的结果，反映了各国人民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内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蛮横作法，遭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和反对"。社论揭露日本佐藤政府"为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奔走效劳"。"结果却是枉费心机"。社论最后说，"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 　　(三)10月28日晚，总理接受了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采访。在谈到联合国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时，总理说；"美国的计算机失灵了"，"这对美国政府是个意外，对中国政府也是出乎意外"。"联合国成立已经26年，可是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一直占据中国的席位，这完全是不合理的；不能忍受的，今天的现象也是这股子闷气爆发的结果"。总理说，"全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欢迎我们，我们还要不去恐怕不可能了。""中国有句老话：'临事而惧'。我们对联合国还不那么熟悉，所以——定要谨慎。但是，这不是没有信心。"(后藤基夫将电讯稿送我外交部新闻司核对无误。《朝日新闻》于11月6日头版头条发表，标题是"周总理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后首次发表谈话")。 　　(四)10月29日人民日报及各大报发表了总理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说，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提案"，"这是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来顽固坚持剥夺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的破产"，"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声明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的提案国政府，以及"起了重大作用"的"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声明指出："美日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甚至妄想让蒋介石集团以所谓'台湾独立'的名义重新挤进联合国"，"绝不容许他们的阴谋得逞"。声明最后说，中国即将派出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五)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代表团"团长为乔冠华，副团长为黄华，代表为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为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邢松鹢、张永宽。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姬代部长将上述名单电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总理同意，决定'了中国代表团18名秘书、11名随员、9名职员，以及两名记者和两名外交信使的名单。新华社记者高梁以代表团秘书的名义，带领5名工作人员先去纽约预作安排。外交部征得加拿大政府同意后， 电告黄华离职到巴黎等候。 　　经总理决定，姬代部长复电吴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名字的按字母次序排列问题，请按开头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9，The PeOple's Republic Of"。 　　(六)从11月1日起，人民日报在"热烈祝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通栏标题下，逐日全文刊载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等发来的贺电、贺信。(11月13日新华社发表《公告》，"奉命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七)11月3日，外交部在人大会堂举行宴会，衷心感谢23个提案国和各友好国家在联合国对我国的宝贵支持。李先念副总理出席。除赤道几内亚尚未在北京建立使馆外，其他提案国的驻华使节和夫人，对这一提案投赞成票的"友好国家"(包括英国、苏联)以及尚未加入联合国的友好国家(包括朝鲜、越南、民主德国)的驻华外交使节和夫人应邀出席。姬代部长在讲话中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当代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塔列布代表23个提案国讲话。他说，"联合国大会作出了历史性决议，这首先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主席外交路线的胜利"。他说，"各国人民再也不理会美帝国主义的利诱和威逼，因此，美国的提案失败了"，"这是我们的胜利，是一切为自己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而斗争的人民的胜利"。他说，"被压迫人民需要中国的强大声音"，"各国人民将看到人民中国同在联合国外一样，在联合国内大力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直到这些事业取得彻底胜利"。 　　(八)11月4日晚10时，总理接见代表团除黄华以外的全体人员，作了重要指示。随后，总理修改了陈楚起草的以乔冠华名义发表的两篇讲话，一是以毛主席指示为基本内容的在联合国的第一篇发言，一是总理口授的到纽约机场的讲话。机场讲话很简短。其中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 　　毛主席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国际统一战线与国内统一战线的根本区别是，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 　　11月8日晚8时，主席约见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 　　在谈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主席说，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沈阳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毛主席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主席还谈到陈毅同志的病况，谈到1967年2月外交部的一些司局长和回国的一些大使、参赞一共91人，写大字报批判造反派对陈毅同志的诬蔑。主席说，我是91人的战友咧。主席还讲到"五七一工程纪要"。总理解释，"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主席说，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总理说，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主席说，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 　　主席对总理说，马上打电报给黄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主席还对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 　　离开主席住处已是晚上10点多，总理带我们到人大会堂，拿出一份《五七一工程纪要》，让章文晋念。念完后，总理作了一些说明，对代表团又作了一些指示。散会时，已是9日凌晨了。 　　中华入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大会主席和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欢迎。会场上洋溢看对中国友好的气氛。 　　11月9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北京。新华社报道说，"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郭沫若、姬鹏飞等党政领导同志，首都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四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欢送队伍里响起了'热烈欢送我国出席联大代表团！''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胜利万岁！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热烈的锣鼓声和掌声，机场上呈现出一派十分热烈的革命气氛"。"代表团成员绕场一周，向挥动着花束、彩带的群众和前来送行的各方面负责人告别。他们同前来送行的各国使节一一握手"。 　　代表团抵达上海后，转乘法航班机前往巴黎。晚上途经仰光时，缅甸外交部副部长、政治司司长、礼宾司司长等到机场迎送，并在机场为我代表团举行招待会。10日凌晨途经卡拉奇时，巴基斯坦驻卡拉奇专员、外交部礼宾司代表等到机场迎送，巴中友协秘书长献了花环。途经开罗时，受到埃及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礼宾司副司长等人的迎送。途经雅典时，受到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希腊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第一政治司司长的迎送。10日下午到达巴黎时，受到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副司长的迎接。 　　11月11日上午，黄华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会合，乘法航班机前往纽约。当日中午抵达肯尼迪机场。到机场欢迎的有23个提案国及其他一些国家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联合国礼宾处长、纽约市公共事务专员，以及数百名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乔冠华在机场发表讲话。在先遣人员陪同下，代表团成员住进罗斯福旅馆。所到之处警卫森严。 　　美联社报道说："国务院官员对乔到达时的讲话感到高兴，白宫不因乔没有提到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而不快，因为他是出席联合国会议，不是访问美国。" 　　从11日下午到14日，代表团主要成员分别拜会了第26届联大主席马利克和一些友好国家的代表团，探望住院治疗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15日上午10时许，代表团五位代表及译员唐闻生在联合国礼宾处长引导下进入会议厅，在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入座。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立即前来向他们表示欢迎和祝贺。会议于上午10时半开始。大会主席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他说："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作为大会主席，我很高兴地欢迎这个代表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始参加世界这个主要的政府间组织的：工作。毫无疑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作，联合国的工：作成效将得到加强。" 　　马利克致词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相继走上讲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在他们的发言过程中，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总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午6时40分，历时约6个小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包括美国、日本、苏联)在会上致了欢迎词(匈牙利的代表用中文发言)。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大多数代表的欢迎词热情洋溢，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赞扬毛主席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现摘录六个国家代表的发言片段： 　　科威特的代表说，"10丹25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使新时代的人类的前途变得灿烂。" 　　法国代表说，"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座了属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况终于结束了。""我们欢迎这个十分伟大的国家和这个十分伟大的人民。""我们由于中国的文明、历史、勇敢、尊严和她正在进行的巨大努力而对她表示欢迎。" 　　阿尔巴尼亚代表说，"世界上所有的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最强大的保卫者。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赞比亚代表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入席是——个具有伟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过去旧的、过时的政治的结束，标志着——个新的现实主义和充满希望的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联合国是一个新的组织了，它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组织了。" 　　坦桑尼亚代表说，"我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钦佩他们对全世界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我们还对他们在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领导下，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努力所已经取得的和正在继续取得的惊人进步表示敬意。""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她在这个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把这个国家看成一个支持各国人民的自决与独立权利，反对形形色色的压迫和不公正的十分可贵的成员国。" 　　智利代表说，"智利从一个不结盟国家的立场出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活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有两重性。它既是铁老虎，又是纸老虎。智利像其他小的附属国一样，正在为争取完全的主权、收回自己的天然资源和实行自决而斗争。但是它正在同一个恫n下、威逼和妨碍它的强有力的铁老虎进行斗争。""我们相信帝国主义将被推翻"，"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欢迎的时候，我们希望十分坦率地强调她在历史的心目中担负的巨大责任。"他还用西班牙语朗诵了毛主席的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词以后，乔冠华在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宣读了毛主席授意、周总理审定的讲话(主要内容已如前述)。 　　《纽约时报》刊登了乔冠华讲话的全文。路透社报道说："这篇讲话使许多外交官感到震动。第三世界的代表们热烈鼓掌。美国代表和苏联代表脸色阴沉。"法新社评称："乔的严厉的讲话使人毫不怀疑，无论是人民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组织，还是尼克松总统即将对中国的访问，都不会使北京改变它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德新社评称："在国际讲坛上非常少有的这种坦率和诚实的发言，表明了北京对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对外政策意图的轮廓，表明了人民中国将使自己成为中小国家的喉舌和支持者。"共同社评称："这一展示基本方针的演说，是不折不扣的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的意义和反应将迅速波及地球上的一切地区。这篇演说阐明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国际政策，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性立场，明确地表示了中国作为中小国家的代表对超级大国垄断联合国的局面进行挑战的姿态。"基辛格写道："中国人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掉的。我在公报草稿中删掉的那些有争论的话，几乎全部写进在联合国的初次发言中了。为此，我指示乔治·布什表示遗憾，说北京决定以'华而不实的放空炮'来作为加入这个世界性组织的起步。" 　　新华社报道，12月18日晚，我国出席26届联大的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代表符浩、熊向晖，副代表王海容和代表团部分随行人员，在完成了他们在本届联大的工作任务后，乘飞机离开纽约回国。12月22日下午，他们到达北京。周恩来等党政领导同志、首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四千多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各国驻华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当晚8时许，主席在住处约见总理、乔冠华、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主席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台湾当局鼓吹台湾 "重返"联合国，不过是白日做梦。 　　199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在题为《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文章中说："近年来，台湾当局勾结国际反华势力，在联合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否定2758号决议，鼓吹台湾'重返'联合国的喧嚣。"这篇文章对台湾当局编造的"种种奇谈怪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这里无须重复，只引用美国新闻处1971年10月18日所报道的当时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布什先生"今天在大会上就中国代表权问题所作发言全文"中的一段话： 　　"让我们现实地记住这一点：中华民国一旦被驱逐，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会员国——不管以什么名字或称呼——被重新接纳入联合国的可能性将会几乎等于零，因为根据宪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否决主张接纳它的建议。" 　　布什先生的话说得很清楚，但如果删去其中的"几乎"二字，就更为准确了。简单地说，所谓台湾"重返"联合国，不过是台湾当局白日做梦。 　　熊向晖，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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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黄道炫：谁该为大革命失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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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谁该为大革命失败负责？ Nov 10th 2013, 13:26, by 明鏡雜誌 中共四大代表团，前排左一陈独秀，后排左一刘仁静，左二瞿秋白，左四罗易（共产国际代表）。 　　生活中，历史家的爱大概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不过，历史家独特的职业决定他们还可能有另一种爱。历史家的先生、太太们要小心，在历史家翻检资料、进行人物研究时，或许一个情敌已经悄悄潜入：他的研究对象。 　　历史研究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职业，一项研究常常要进行几年、十几年乃至一生。由于长期浸润，历史家在研究人物时，不免会日久生情，把自己的情感投射进研究对象。尽管历史讲究的是客观冷静，但历史家也是人，不可能免除七情六欲，历史家的这种情感当属人情之常。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不少历史家是以人物为研究对象的，比如人们比较熟悉的陈铁健先生之于瞿秋白、杨天石先生之于蒋介石。其中，唐宝林先生尤其突出，迄今为止，他几十年的学术生命都与陈独秀相伴。他自己在不久前出版的《陈独秀全传》中写道："我因十年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陈独秀冤案'正名'平反工作，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极多的感情，替陈打抱不平，因此对他自身的弱点探讨甚少。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难以自拔。" 　　唐先生很坦诚，直率地谈到了他的这个"弱点"，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未必是什么弱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道尽了多少写作者的一腔情怀，揣摩起来，这也未始不是唐先生这本洋洋百万言的大作的写照。 　　唐先生这一代，基本是和1980年代前后开始的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同时成长起来。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又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标的。陈独秀从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中国革命的叛徒慢慢还原为新文化运动领袖、启蒙思想家、革命家。在这样的还原历史的进程中，唐先生是见证者，也是陈独秀真实历史形象筚路蓝缕的亲身构建者。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大概很难体会这一代历史学者的承担。剥离那些多年构建，尤其被"文革"推向极端的叙述体系，不仅要付出学术上的辛勤努力，还要顶着政治上有形无形的各种压力。历史是个很有趣味的学科，人人都似乎懂得一点历史，但大众传播的历史常常却是怪力乱神。近代史尤其中共党史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敏感，使掌握历史事实的这些少数历史家，传播真相、说服大众的过程，不得不面对误解、讥嘲甚至政治批评。因此，在他们前行的道路上，或多或少还带有某种为寻求真相而牺牲的道德上的悲壮。 　　如果理解了这种背景，前面唐先生提到的投入感情，打抱不平，就变得更好理解。在拨乱反正的时代，在不断撕裂习见陈说时，有时的确需要历史家的担当和勇气，需要择善固执的坚持。唐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陈独秀这个领域里耕耘，当然不会不受到陈独秀自由、民主，追求真理的气质感召，所以，唐先生直言："应该承认，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这样的判断，即便其中某些说法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但出自一个多年浸润其中的优秀研究者之口，还是不能不认真对待。有人说，做人物研究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样的原则，说来容易，做起来何其之难。入乎其内这一点，唐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特殊境遇，他的体会应该尤为深刻。读唐先生的《陈独秀全传》，处处可以感到传主和撰著者的精神交相融合、浑然一体，可谓证明历史家之爱的生动标本。 　　出乎其外，自然也是唐先生努力的方向。他在前言中提到，为摆脱成为传主辩护者的嫌疑，他特地在内地版本中补写了一节"陈独秀自身的弱点"，探讨大革命失败中陈的责任问题。自然，这样的努力不会仅仅体现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对陈独秀早年成长经历的描述，还是对其成为革命领袖后功过的评断，《陈独秀全传》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恰恰在读到唐先生增补的这一节时，作为读者，倒是稍许感到一点不满足。这一节中有一个重要论断："说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同时，也应说明，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能识别、不能抵制这条错误路线的问题。" 　　其实，这个论断中的某些话语，熟悉中共党史叙述的读者应该不会陌生，比如右倾机会主义，当年就是戴在陈独秀头上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对陈独秀使用这样的概念。不过，当它被使用在共产国际的头上时，多少又让人感觉到了历史诡异的轮回。 　　说到大革命的失败，几年前，笔者曾经写到：在海峡两岸的史书中，1924-1927年的这一革命分别有不同的指称，大陆史书一般多称大革命，台湾方面则多称国民革命。不同的称呼，隐含着对这场革命不同的目标取向。相对于国民革命，大革命更强调革命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要求革命可以满足中共所期望的工农等普罗大众的要求，正是从此一意义上，会有所谓大革命失败的叙述。而从国民党的视角看，国民革命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导致了全国性统一政权的建立，国民党开始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实践程序，当然不会被视作失败。 　　无论是从革命的彻底性上界定大革命的失败，还是直截了当从国民党夺取并独霸政权角度理解中共的失利，有一个背景都不能忽略：即唐先生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中共还只能做配角和助手，还不具备与国民党较量的力量，中共要在这一时期夺得政权几乎是天方夜谭。由此，隐含的逻辑就是：当掌握武力的国民党破裂国共合作，独揽中国的控制权时，中共当年事实上并没有与国民党争夺的余地。如果承认这一点，那所谓大革命失败的说法，就变得有点让人纠结，因为成功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正因此，如唐先生所说，要陈独秀为大革命失败负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问题是，陈独秀固然不能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但共产国际就可以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吗？既然中共的成功在当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又如何可以苛求共产国际和苏俄为此负责？其实，中共早期的创建、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这是我们回顾历史时无法不直接面对的，说共产国际是襁褓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保姆，并不为过。中共从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党，几年时间内，就发展到数万人，拥有全国性影响，成为中国政治中此后任何力量都无法忽略的政党，无论如何，共产国际都功不可没。当然，事后回望，这些指导有正有误，或者说本身就难言对错，但当年的决策者不可能像后人这样高屋建瓴、智珠在握，所以出现问题在所难免。当我们试图用历史的局限、实力的对比为陈独秀洗清那些泼在身上的污水时，似乎也不能顺势将之转嫁到另一个历史对象身上。尽管，历史家难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所谓爱常常自私，不过，毕竟也有另一句话：大爱无边。 　　唐先生是一个真性情的研究者，敢爱敢恨，他面对的陈独秀又是一个如此性格鲜明、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动的巨人，巨人蒙冤，的确让人扼腕，因此，唐先生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解读让人同情、理解和尊重。不过，很多时候，历史还会呈现许多灰色地带，历史的解读会有丰富多样的图景，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可以笼盖的。尤其像陈独秀，这样一个永远的旅人，一个思想上的开拓和漂泊者，一个中共革命的开创和脱队者，许许多多的话题还有待阐释、理解。唐先生这部书为陈独秀研究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这是唐先生努力多年的巨献，价值无待多言。不过，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个一个待解的问号仍会不断生成，此正应了一句话：生无涯、爱无尽、问无穷。 　　黄道炫，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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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三中全會今開幕 習李空前改革起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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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今開幕 習李空前改革起錨 Nov 9th 2013, 23:41 三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有兩項。其一是聽取和討論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報告將主要回顧十八屆二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這也是習近平自今年兩會當選國家主席、全面接掌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之後第一次代表政治局述職。 大公網訊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今日（9日）在京開幕。會議將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這將是習李新體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據悉，宏觀調控、金融改革、行政改革、醫療改革、文化改革、教育改革、城鎮化、社會保障、環境治理將成為方案的重要內容；《決定》亦將顯示中央在推進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全方位改革的決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將代表政治局向全會報告工作，這是他今年3月全面接掌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之後第一次代表政治局述職。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召開會議，決定三中全會於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據悉，與會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已於8日晚全部赴舉行會議的京西賓館報到。一批先期來北京參加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研討班和全軍黨建工作會議的中委、候補中委，直接留在北京參加三中全會。 習近平代表政治局述職 三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有兩項。其一是聽取和討論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報告將主要回顧十八屆二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這也是習近平自今年兩會當選國家主席、全面接掌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之後第一次代表政治局述職。 二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共舉行了六次會議，對事關全局改革發展的重點工作做出了部署安排，包括研究部署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落實八項規定改進作風、下半年經濟工作、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係、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上海自貿區建設等。 此外，政治局共進行了六次集體學習，涉及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海洋強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住房保障等內容。 《決定》已征求黨內外意見 本次三中全會的重頭戲是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此前該文件已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徵求意見。10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後，又根據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做了最後的修改。這份文件將成為習李新領導體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推進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整體改革。 據了解，宏觀調控、金融改革、行政體制改革、醫療改革、文化改革、教育改革、城鎮化、社會保障、環境治理等將成為改革方案的重要內容。 黨政軍已部署貫徹全會精神 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高層圍繞如何貫徹全會精神的部署就已經着手展開，全面覆蓋了黨、政、軍三大層面。軍隊方面，習近平6日在接見全軍黨建工作會議代表時要求，全軍要認真學習貫徹落實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精神，深入研究新形勢下軍隊黨建特點和規律，推進制度創新，改進方式方法，增強黨組織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 政府層面，總理李克強5日在黑龍江主持召開部分省區座談會時指出，中央即將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全會閉幕後，要全面深入學習貫徹落實，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不斷進步。 黨務方面，劉雲山2日出席中央黨校2013年秋季學期第一批進修班畢業典禮，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在典禮上講話希望學員們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堅持帶頭改進作風，善始善終搞好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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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陳毅之子陳小魯:薄熙來有幹勁、有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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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之子陳小魯:薄熙來有幹勁、有抱負 Nov 9th 2013, 23:46 (星島日報報道)中共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近日與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對談。他說，對同是「紅二代」的薄熙來印象「還是不錯的」，認為薄有幹勁、有抱負，淪為階下囚有制度因素，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衡。他認為，毛澤東如果活到今天，肯定對貧富懸殊不滿意。 陳小魯近日與北京八中的部分校友，舉行文革道歉會，向被批鬥老師鞠躬，並且重提反思文革，引發國內外輿論關注。他認為文革的基因至今還在作祟，就是缺乏法治，一種暴戾之氣。比如，二○一一年老百姓反對日本購買釣魚島遊行，光天化日毆打日系車的車主，沒有人出來阻止。 談到同是「紅二代」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陳小魯坦言：「其實我對薄熙來的印象，還是不錯的。這個人有幹勁，有一些抱負，比較張揚一點。他是不是有野心，咱們也搞不清楚，其實他到了那個位置，再想往上走走，也是人之常情。」 陳小魯認為薄最大的問題就是為了打黑快出成果，縱容王立軍這樣的酷吏去搞逼供。做的最過分的一件事是把律師抓起來，這下子觸犯眾怒了。「但這個問題我認為不是他個人問題，這個制度在那兒擺。」 「是文革的基因，在那裏作祟。」陳小魯說，「極端實用主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且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衡。有人給我擋道，我就想把你搬開，至於用甚手段，那再說了。」他認為中國官場這種人太多了，做事沒有底。 「當然吃驚！殺人，這是不可想像的。別的我倒不吃驚，貪腐也不是他一個人貪腐，有的比他貪的還多！」陳小魯說，薄案發生之後，他非常震驚。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陳小魯評價毛「有功有過，功大於過」。假如毛澤東走出紀念堂，放眼當下中國，他認為毛「肯定不滿意了，因為貧富差距。」 陳小魯說，「紅二代」對當下的現實不滿居多，特別是前幾年。一是對貪腐問題很反感，另外就是天氣。「霧霾是我們常談的話題，因為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了。」他主張本屆政府搞文景之治（編按：無為而治），因為欠債太多了。中國高速發展三十多年，你欠了多少債？環境債，污染債，水資源短缺，產能過剩，怎辦？就是要調整結構，就是咬咬牙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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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彭博社叫停政治局常委家族與富豪秘密財金關係​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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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叫停政治局常委家族與富豪秘密財金關係​報道 Nov 9th 2013, 23:55 總編稱效納粹時代外媒求存之策 【明報專訊】美國《紐約時報》披露，彭博通訊社涉嫌自我審查，禁止該社的駐香港記者發布一則關於中國政府高層家族與一名國內富豪的財金瓜葛偵查報道，以及另一篇有關中國「官二代」在外國銀行任職的報道。《紐時》報道引述員工稱，總編輯解釋是仿效納粹時代外國傳媒在德國境內求存之策。不過，總編輯否認「已判兩篇報道死刑」，但沒有表示何時會發表。 報道引述一些彭博通訊社4名駐港職員稱，彭博新聞共同創辦人、總編輯溫克勒（Matthew Winkler）透過會議電話，於10月底阻撓發表關於一班中國最高政治機關政治局常委家族與中國一名富豪秘密財金關係的報道。到本月初，總社再喊停了一名香港女記者有關中國某名高官孩子獲外國銀行聘用的報道。 總編電郵否認永遠禁止報道 職員稱，溫克勒表示，其主要憂慮是旗下記者在中國的持續工作，而非公司利益。消息人士說﹕「他說﹕『假如我們繼續那個偵查報道，我們就會被踢出中國。』他說，他在研究新聞機構在納粹德國裏工作的例子，他們怎能留在那兒的，他們在那樣的環境怎樣撰寫報道的。」報道引述職員稱，溫克勒明確地令聽者覺得﹕自一年多前發表中國領導人家族財金聯繫報道、中方表明有懲罰踰越界線的外國新聞機構的決心後，公司在報道中國新聞上處處退讓。 涉政治局常委家族與富豪財金關係 彭博社內的知情者透露，彭博駐華資深記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與奧斯特（Shai Oster）花了大半年時間，查找中國一名富豪企業家，跟中國政治局現任及前任常委的家人之間千絲萬縷的財金關係。 編輯最後階段始於9月。在紐約的執行編輯海斯與副總編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還主導報道，表現興奮。公司律師看過報道文稿後，亦僅建議作少許字詞修改。溫克勒本人看過報道後，也只提出了些少建議，到考夫曼上月來港，依然沒有反對。 報道稱，直至10月底某日，海斯和考夫曼始對在港的編輯表示，報道不會出街。之後一天，傅才德、奧斯特等人跟紐約方面開電話會議。會上，兩名高級編輯稱該報道並無「確實證據」，又指世界各地的富豪皆與政府有密切聯繫，還講那則報道跟去年所出的系列報道相較，沒有夠多的新資料。其一知情記者說﹕「他們堅稱封殺報道乃為編輯原因，而非政治原因。」 「倘繼續偵查報道會被逐出華」 10月29日晚最後一次電話會議，溫克勒向在港的4名記者、編輯提出，喊停報道的「最強理由」是，彭博社會被逐出中國的可能。他從新聞而非銷售角度來講。他聲稱讀過許多外國記者在第三帝國下工作的事，他「想理出盡可能留守中國久些的策略」。 溫克勒周五接受《紐時》查詢，否認完全扼殺兩宗報道﹕「你所知的並不是真的。那兩個報道仍然有效，並無不准發表。」惟溫克勒等高層俱拒談上述具爭議的電話會議。 時機巧合 兩高層將訪華 然而，巧合的是，彭博通訊社兩名高層即將起程前來中國。彭博新聞的母公司「彭博有限合伙企業」的總裁多克托羅夫（Daniel L. Doctoroff）稍後將訪華，公司創辦人彭博（Michael R. Bloomberg）亦預定明年1月卸任紐約市長後，去中國「為公司講些話」。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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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明報:彭博新聞揭習家族財富獲獎 被指遭中方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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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彭博新聞揭習家族財富獲獎 被指遭中方刁難 Nov 9th 2013, 23:58 【明報專訊】彭博新聞近年積極鼓勵前線記者跳出財經新聞框框，增加偵查報道，去年旗下駐京記者傅才德便憑報道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親人的財富問題而獲獎。此後，彭博社在中國的採訪工作與業務便備受刁難。 對中國報道處理格外謹慎仍中招 彭博社職員稱，編輯們一直意識到需要對中國的報道格外謹慎。故此，相關系統能讓編輯們給某些報道添加內部刊前密碼，使之不會在中國的電訊終端機中出現。 去年6月，傅才德在報道裏指習近平胞姊齊橋橋夫婦的身家達3.76億美元（逾29億港元），投資領域涉稀土、地產和手機通訊以外，還擁有總值逾5500萬美元（4.27億港元）的寶馬山花園等至少7個香港物業。 那一系列領導人親屬財產報道刊出後，傅才德獲頒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新聞獎等獎項，但紐約指，這系列報道觸怒了北京政府。中方下令封鎖彭博新聞的網站，至今內地網民仍看不到。此外，通訊社新派記者不再申領得居留權，無法在中國進行持久的採訪工作。事件還拖累了公司向內地企業出售金融新聞終端的計劃。終端機年費逾2萬美元（15.6萬港元），是彭博的主要生財工具，但中方官員卻被指叫國企避免訂購。 內地官員曾屢次明言，報道中國領導人的私生活及財富屬「超越紅線」的行為。事實上，除了彭博社，一些新聞機構亦在內地遇到類似壓力。像《紐約時報》去年發表時任總理溫家寶的親人財富報道後，其網站就被封，該報記者也領不到居留簽證。中共新一屆領導人召開首個記者會，當局即以「空間不夠」為由，拒絕彭博社和《紐時》記者進場採訪。 內地官：報道領導人私生活「越紅線」 國務院今年7月讓彭博成功續牌，可繼續採訪工作兩年，但紐時引述彭博社內一些職員稱，相信公司因犯顏衍生的不明朗情，使之不願再鹵莽踰越中共的紅線。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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