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4日星期六

明鏡歷史網: 精神遗产:马丁路德金演讲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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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遗产:马丁路德金演讲50周年
Aug 24th 2013, 13:14, by 明鏡雜誌

 
1963年8月28号,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孩将会生活在一个不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个人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度。"

马丁.路德.金纪念基金会执行总裁哈里.约翰逊说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不仅是美国也是全世界的精神遗产:"马丁.路德.金博士不仅是美国或者说非洲裔美国 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是全世界心目中的英雄。不管你到那里,当人们要抗议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引用"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为全世界树立了非暴力运 动的榜样。"

今天美国少数族裔青少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10岁的奈拉.班克斯说,她对马丁.路德.金讲话中有关结束种族隔离的内容印象深刻:"他当时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帮助非洲裔美国人,他所做的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因为现在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了。"

13岁的乔纳森.威廉斯敬仰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运动:"他多次被关进监狱。我相信大多数人在那个时候都会放弃,可是他坚持不懈继续他的事业。"

代表华盛顿市的联邦众议员艾琳娜.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60年代曾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她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想法感到欣慰:"年轻人应当把很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否则如果我们今天还在为同样的目的在 斗争,人们和1963年时的感受相同,那么我们就没取得多大成就。"

但是很多人认为今天的美国肤色仍是一个问题。

马丁.路德.金纪念基金会(The Memorial Foundation)执行总裁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说,美国在种族关系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只要世界上还有动乱,还有仇恨,饥饿,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就没有完全实现。"

拉美裔学生耶琳达.马丁内兹说:"还有人用不同眼光担待其它人,他们以肤色来判断别人,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15岁的朱利亚.林克说,有些人对其它族裔抱有刻板的成见:"有人会取笑亚洲人不会开车,这种事情本来不应该存在。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宽容。"

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50周年前夕很多游客来到2011年落成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园参观。

丹佛来的游客罗斯马丽.爱伦说,她觉得雕像非常逼真:"看上去好像我们真的是和马丁.路德.金面对面一样,太像了,简直不可思议。"

马丁.路德.金塑塑像是中国雕塑家雷宜锌雕刻,但是塑像上引用的一句话:"我是一个追求和平正义的指挥"引发很大争议,因为这句话的原话很长,当时为了美观被缩短。

这句话被很多人批评断章取义,让马丁.路德.金显得很傲慢。

在马丁.路德.金演讲50周年到来前几天雷宜锌从按照美国公园管理处的决定从塑像上去掉了这段话。

马丁.路德.金纪念基金会执行总裁哈里.约翰逊说:"因为他们不希望有任何争议存在,这是一个新的纪念园,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杨晨、常晓,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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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對薄熙來調查已一年多,高檢還在對他老婆審訊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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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對薄熙來調查已一年多,高檢還在對他老婆審訊取證?
Aug 24th 2013, 12:44, by 明鏡雜誌



《名星》王雪梅



《名星》編者按:在對谷開來投毒殺人案的所有質疑中,無疑,最有份量的來自有"中國首席法醫"之稱的王雪梅——因爲她法醫的專業身分,更因為她最高人民檢察院主任法醫師的官方身分。

王雪梅是一位軍人的女兒,原籍陝西省西安市人,1956年出生在朝鮮,法醫學碩士學歷,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法醫師,中國法醫學會副會長。


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首席女法醫,王雪梅受理三類案件:中央領導人親自批辦的重大案件、省級檢察機關技術問題上難以解決的重大疑難案件和檢察機關自偵案件。8月17日,因質疑北京地鐵學生死亡案鑒定,王雪梅公開聲明退出中國法醫學會。


2013年5月25日,王雪梅做了一次專題報告《對合肥審判說No》,報告的視頻在中文互聯網上廣泛流傳。本刊根據錄音整理,繼續刊登如下,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溫 家寶說,我們有鐵的證據,但是我可以對溫家寶同志說,你說的合肥審判中的氰化物,那絕對不是"鐵的證據"。是不是真有鐵的證據,是不是有整個錄像?谷開來 就是把人給毒死了,還要能證實尼爾·伍德就是吃了谷開來給他的酒才死亡的證據;還必須要進一步問:谷開來為什麼要這樣做?是為了個人利益嗎?!

谷開來沒有服刑能力

谷 開來的媽媽,2013年5月12日給司法部長寫了一封信,她寫道:"4月19日下午,按照監獄電話通知,特批讓我單獨探視女兒谷開來,限定一小時。不允其 他親屬同去,要求一個扶我防摔的孩子都不允。""當我踏進探視室時,迎面看到高檢幹部帶着六七個似獄警的人員,團團圍着谷開來坐著。"

老人還寫道:"我開口說,開來你的臉色怎麼這麼黃,是什麽麼原因,她無言"。

范承秀鼓勵谷開來要鍛煉身體,並講述自己當年參加八路軍後,領導同志教育同志們提高民族覺悟和民族自尊心,堅持抗戰,"剷除一切漢奸特務走狗和賣國賊",講到當年東三省淪陷後的亡國痛,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天各一方時,谷開來激動了。

范承秀說:"女兒不正常的服刑狀況,帶給我內心的焦慮,嚴重地折磨着我"。

我讀這封信之後很心酸。老媽媽親眼看到的她女兒這個身體狀況——我們先不說精神的狀況,我認為,谷開來真的沒有服刑能力。

這 裡頭有一點讓我特別想說,她說:"當我踏進探視室時,迎面看到高檢幹部"——我理解是我們最高人民檢察院。這個時候,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出現在這麼一 個會見場所,說明她作為涉及薄熙來案件的當事人,在接受審訊調查。她是一個死緩服刑犯人,對薄熙來的調查已經這麼久,一年了!還對他老婆審訊調查。但我想 提醒我們的檢察官、法官,這樣審訊的可信度有多高?

這方面的教訓太多太多,我特別想說一句話:最後的冤假錯案,就是從死刑犯嘴裡掏出來的。死刑犯人出於求生的本能欲望——再高尚的人,在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也想保全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們得到了能夠指控犯罪的證據,敢不敢相信?

我個人意見,目前的谷開來,既沒有服刑能力,也沒有受審能力。

中華民族確實是"到了最危急的時刻"。但是,我不希望全國"起來、起來",那樣全國就亂了,我希望誰"起來"呢?中國最高司法官員們,你們醒醒吧,不要再做夢了,趕快起來吧,要給全國人民做一個榜樣呀!

要捍衛真理,拒絕謊言,拯救中國,從什麼開始?從糾正合肥審判開始,從糾正全中國所有的冤假錯案開始!(《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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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何方: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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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Aug 24th 2013, 12:32, by 明鏡雜誌

   在中共党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相反,政治上却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之所以能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是与他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密不可分的。他精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以投最高领导个人之所好,且善见风转向,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政治上的"变色龙"。

  在康生的发迹史上,有三次政治投机行为,先是追随李立三,后投靠王明。王明倒台后又竭力揣摩毛泽东的意志,"不遗余力"地制造"个人崇拜",从而得到信任,爬上权力的巅峰。

  对李立三百般吹捧

  1898年,康生出生于山东诸城大台乡(今属胶南市)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当地算是一个书香门第。康生原名张宗可,五四运动后先后改名张叔平、张耘,1928年改名赵容,1933年7月到苏联后才改名康生。1917年夏,康生从青岛礼贤中学毕业,来到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在诸城期间,康生认识了江青,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1924年7月,康生离开了诸城,到上海大学读书。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种种关系办起来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在人学半年后,即1925年初,康生自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康生怎样人党,谁是介绍人,履行了些什么手续,至今尚未搞清楚。康生自己解释说先是经陕西人王友直介绍人党,但土友直在延安时否认此事,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共青团员,怎么可能介绍康生人党呢?康生后来说是经李畔缓介绍入党,但李也是不承认。康生还说是经他表兄弟李宇超介绍入党,李也是未置可否。由此可见,康生在人党问题上是有重大嫌疑的,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混入的可能了。

  1926年,康生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到沪东区任中共区委书记。此间,曾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决定,参与组织沪东区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康生一再宣传的、确实也是康生一生中最为光荣的事,就是他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关于他参加这次起义的情况,康生曾经专门写了回忆文章。在回忆文章中,康生虽有美化自己之意,但是他作为一个区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起义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928年,康生当上了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后又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本来,党内职务的上升,说明党的信任和自己责任的重大,然而康生却把这当做自己在党内进行投机钻营的好机会。此后,康生改名换姓叫赵容,为了攫取党内更高更大的权力,开始了他在党内耍阴谋、施权术、搞投机的历史。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既批判了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指定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但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并不具备中央领导的资格与水平,所以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央大权实际上为先期回国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所控制。善于钻营投机的康生就对李立三百般吹捧,投其所好;李立三为了巩固其领导地位,也积极寻求支持者,极力争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的江苏省委的控制权。由于康生对李立三的"左"倾表现了极度的"忠诚",在改组江苏省委上立了"功",很快于1930年2月被提拔到中央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立三"左"倾错误路线不顾革命已处于低潮的现实,坚持攻打大城市,"会师长江,饮马武汉",走俄国由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这种错误做法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当立三"左"倾错误刚刚冒头之时,周恩来就竭力反对,与李立三发生了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情况。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等不少其他各级党的领导人对此也激烈反对。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康生是很清楚的,但不是进行抵制和反对,而是追随、拥护和支持。

  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错误做法,从而基本上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至此,康生迅速转向,并为大会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

  康生见李立三失势,开始重新考虑投靠的对象,政治上平步青云的王明成为他的首选。王明1925年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地位日渐提高。

  王明于1929年回国后,一方面通过国内革命斗争捞取政治资本,一方面妄图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37人中有王明等巧人不是中央委员,不少人至今对会议的合法性抱有怀疑。包办'整个会议的米夫拿出会前早已拟好的一份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提交会议表决。尽管许多代表激烈反对,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罗章龙以及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愤而退出会场,但在米夫的支持下,四中全会仍然选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书记虽然仍由向忠发担任,但中央的实权却已由王明掌握。

  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康生,目睹了王明在米夫支持下上台的前前后后,立刻转向背景有实权的王明,这对于当时十分孤立、处于最困难时期的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王明也投桃报李,立即提拔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从1931年l月到1935年1月的4年中,中共中央的实权都一直操在王明手中。这4年中康生爬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充当了王明的副手兼打手。就是王明路线结束以后,康生的实际权力还延续了多年。康生对自己这段"光辉"的历史,曾经写下连篇累犊的记录,以吹嘘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巨大贡献"。但随着形势的变化,40年代后康生却一反常态,对王明不是怒斥谩骂,就是讳莫如深,直到他死,也拒不将这段历史讲清楚。

  在王明麾下的4年中,康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职工部部长。1933年7月,出于对国内严峻的白区形势的惊惧,康生携夫人曹轶欧和妻妹苏梅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在那里,康生对米夫、王明更加竭力巴结吹捧,愈加得到他们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了王明的副手。对于能与王明在一起办公,康生感到无上荣耀,表现出了奴才式的依附。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康生极力鼓吹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尽管康生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拼命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贯彻不力或怀疑者,则无限上纲为反对国际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向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的内容,还向留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加紧了继续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以抵制遵义会议。他串联了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1月15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正确",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3月,康生在向一位回国的同志介绍王明时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7月1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举行庆祝宴会。会上,康生举杯表示"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

       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国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而王明到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投降主义言论。

  反王明的"英雄"与称"病"不出

  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调子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转而认可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消了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在会上,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六中全会后,虽然张闻天还是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党内总负责权力已移交毛泽东,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张闻天仅负责宣传、教育和理论口的工作。

  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开始认识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必须及时转变,于是见风转舵,转为拥护毛泽东。在王明失势后,康生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对康生这些做法,知情者都很吃惊,王明知道后也痛斥康生无耻。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彼得·优拉第米洛夫在自己的《延安日记》中写道:"王明很不满地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候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地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

  1941年9月,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再次展现自己政治"变色龙"的本色。年底,在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康生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在延安整风中,康生不作任何检查,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而且骗得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由毛泽东兼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

  整风运动中,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一时间,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特务"、"汉奸"、"叛徒"等"坏人"多如牛毛。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撤至黄河岸边的包括王实味在内的为康生"钦定"的"内奸"、"特务",被秘密杀害。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中央对康生的职务作了调整。1945年七大后,康生除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了,其权威随之大大降低了,随后派他去参加了土地改革。此后10年间,康生离开了党中央机关。

  1949年6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了。康生的"病"颇令人费解。两个多月前,康生还兴致勃勃地前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但会议刚刚结束一回到山东,他"病"了。康生"病"发后既能绘画,又能写字,特别能和妻妹苏梅通好而和老婆曹轶欧纠缠不休。可是每当熟人前去探望他时,他就装作"不省人事"、"不会说话"、"不认人"。康生开始了他生平最长的一次养"病",从是年6月起,先后在青岛、杭州、北京等地养"病",一养就是6年多。直至1955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了,方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多年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病"根。实际上,康生这次的"病"实质为"政治思想病",根源在于他在同饶漱石夺取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所致。1948年初,康生调任华东局副书记,做了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这令康生无法容忍。康、饶两人虽为上海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人党,但因两人都是热衷于权欲且政治上野心很大的人物,可谓针尖对麦芒。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自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还是自己的部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论资排辈,让康生充当饶漱石的副手,康生满肚子不服气而饶漱石也是权欲熏心之人,为了争到新四军时期的华中局书记一职,曾百般诬告、排挤陈毅,岂肯轻易让位于康生?饶为了保住自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企图把康生捆在山东赶出华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华东局随军南下迁往上海,其第一书记仍由饶漱石担任;山东成立分局,留康生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康生认为自己是这次较量的失败者,于是就闹情绪撂挑子了尸。

  康生的"病"不仅仅在于此,他怀疑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饶漱石于1950年7月22日拍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道:"我偕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决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康生当时惴惴不安的心情,他深怕中央抓住了自己以前不光彩的历史,特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辩白。

  为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

  1954年,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之后,康生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病"根找到了,这就是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被粉碎,他的"病"根已除。1956年初,康生经过长达6个年头的"冬眠"之后突然复出。

  其时他窥知党中央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有重要人事安排,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但八届一中全会后康生仅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来降了一格,这无疑给康生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为了东山再起,再次获得最高领导者的宠信,他隐忍不发,等待时机。

  还在八大上,康生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即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以接近毛泽东。他听说毛泽东为了加强理论研究,提议重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进行研究,便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没有任何职务,可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八大之后两个月,即11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1957年3月巧日,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又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康生还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一个"理论小组",自任组长。1959年下半年,又兼管了中央党校的工作。这样,康生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

  康生抓理论工作,一开始就违背八大精神,违背"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竭力为其制造个人迷信打下基础。康生研究的不是理论,而是把理论作为跳板以敲开权力之门,爬上更高的位置。

  1958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荒谬提法。1959年12月2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康生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时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1960年1月4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种曲意逢迎、无耻吹捧之举,无疑是借谈"发展"之名,达其制造"个人迷信"之实。

  早在1957年4月,康生就曾打着"拥护"、"紧跟"的幌子,通过他的妻子曹轶欧,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康生"发明"了"最高最后标准"之后,他又强令中央党校要从"最高最后标准"的"高度"来检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规定学员的学习"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说什么这叫"先人为主"。甚至提出学习马列著作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谁若对此略表怀疑和反对,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例如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在《资本论》问世的时候,还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资本论》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疑问,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往死里整。

  康生的这套策略是"成功"的。他自复出到病死,整整20年,尽管遇到过许多不满和反对,但不仅一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步步高升。

  1958年,康生根据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大肆鼓吹"大跃进"。1959年7月和8月的庐山会议,康生不仅在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评,使纠"左"转为反右,而且在会后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1962年,康生又制造出"《刘志丹》奇案",致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遭受迫害。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得到进一步的上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格外兴奋,感到如鱼得水。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各个领导机关:"过去整个中央各部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口里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谈话加以封锁","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既然中央各部都有问题,康生认为,"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者是"斗批散",就是说,原来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有的甚至"一锅端",就像他在土改中对待地主那样,全部扫地出门。康生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中央机关,而且还伸向了全国各省市,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是好的,因而应该统统横扫,予以砸烂。

  与此相连,康生还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整干运动"。他说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的共同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他们"比较长久地篡夺了这些机关"。就中央党校来说,"历届校长没有一个是好的",因此应来一个"揪叛徒"、"整干部"的横扫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可以说是由康生一手制造的。

  1967年l月,从上海成立"上海公社"开始,中国大地掀起了夺权狂潮,康生亲自指挥了一些部门的夺权活动。1月15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党校一伙紧跟康生的人,夺取了中央党校的大权;其山东打手王效禹先后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3月,康生又伙同江青、王力等人支持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夺了四川省的权。此外,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其他各省市的夺权活动,康生都直接插过手。他在整个夺权活动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情绪。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政治地位步步高升。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1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除了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达到了其政治生命的顶峰。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于北京。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

  何方,《文史精华》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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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张鸣:再不道歉就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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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再不道歉就迟了
Aug 24th 2013, 12:31, by 明鏡雜誌


   近来,为"文革"期间做错事而道歉的人多了起来,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份道歉,出自陈毅之子陈小鲁之手。他郑重地为"文革"初年组织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为未能制止诸多违反人道的行为而道歉。他认为,现在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潮流,实际上,"文革"是个令人恐怖的年代,还说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何谈进步!"

  我们知道,自打"文革"结束,反思那段历史的文字不少,很多就出自"红二代"之手。但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在谈自己和家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那段经历,而对"文革"初期组织红卫兵造反的事避而不谈。其实,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

  即使我这样年纪很小的,当年也跟在大同学身后,在批斗老师的会上喊过口号。当年,很多人都程度不同地干过坏事。即使到了自己家大人被批斗之后,也有些人在"革命的感召"下,揭发批判自己家大人,甚至与之决裂。至于同学、同事之间的揭发批判和伤害,那就更多了。很多揭发、批斗、抄家、关押,以及后来的武斗,都是血淋淋的,很多人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文革"是个需要全民族忏悔的悲剧。这个悲剧,对我们这个民族戕害之深,恐怕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不仅文化,连社会道德底线,甚至号称最为牢固的家庭伦理结构,都为之崩解。"文革"造成的巨大创伤,直至今日,依旧在流血甚至化脓。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看当年被划为林彪死党的一些人的回忆,发现连他们也成了标准的受害者。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没有忏悔,就没有反思。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善于健忘的民族,类似的灾难也许还会重来。果然,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还没有完全老去,为"文革"翻案的潮流就开始出现。对于少数经过那场浩劫的别有用心者而言,"文革"在他们的叙事里,已经变成一场人民群众批判走资派的狂欢,一场大民主的胜利。可悲的是,这样的叙事,居然被很多没经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所接受。在某些省市,"文革"式的运动和狂欢,刘郎二度,掀起道道狂澜。

  事实证明,不勇于正视自己伤疤的民族,注定是一个短视的民族,一个屡屡犯错、犯同样错误的民族。当年,我们急于翻过那悲惨的一页,用"向前看"三个字遮蔽了对灾难的反思。结果呢,对于灾难的原因,以及灾难造成的危害也就轻描淡写地放过了。而其后遗症,在30年之后发作,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经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人还活着,还有机会现身说法,帮助年轻人认清是非。

  当年的过来人,大多已经垂垂老矣。自己经过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伤良心伤人命的事情,不是我们不说,内心深处就可以过得去的。尽管当年那样做,多少有不得已的苦衷,在那个令人恐怖的年代,我们的认识也的确难以达到今天的高度,对于被运动视为"阶级敌人"的人,我们当时不可能有人去怜悯。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没有人类公认的人道主义底线。即使面对鲜血,有过一丝的不忍,也会赶紧谴责自己,说自己犯了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错误。

  如果说,当年的我们,很不正常的话,今天,我相信那些过来人,已经有了人的正常情感,人的正常思维。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人类的一员,珍惜生命、视人如己的必要。所以,无论我们想与不想自己的过去,过去做的事情,总会随着自己的年岁增加,越来越重地折腾着你,越来越成为自己心理上的负担。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忏悔和道歉,才能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对于"文革"的反思具有应该有的深度。中国的历史,多少朝代过去,如果后人依然复哀后人的惨痛,将不是一种缺憾,而是民族的悲哀。

  张鸣,《中国青年报》  201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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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是如何泄漏到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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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是如何泄漏到上海的?
Aug 24th 2013, 12:30, by 明鏡雜誌


   有人经常问我,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下面我谈谈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

  失魂落魄的上海余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0月7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去北京开会。

  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也许是老奸巨滑的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将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传达的方式却从未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6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他向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当时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就行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加之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封锁很严,外界根本无从知道。

  10月7日晚,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他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的回答与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房佐庭在电话里告诉王秀珍,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京西宾馆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四位首长"的准确消息,在惶恐和猜测中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严密。

  10月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去好还是不去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一听,觉得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也是打不通。

  没有办法,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

  正当一群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这伙人一阵兴奋。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接电话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有讲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了。耳机里响起一片盲音,这一伙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

  正当这伙人惶恐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房佐庭回答说:"没有。"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听完电话,上海这伙余党对于北京的情况虽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体情况仍然是云里雾里,不好下结论。廖祖康放下电话,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报告还说原来总政治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也突然通知停止召开。

  这伙余党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严重。虽然在此之前,张春桥早就有"准备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对于上海民兵也早已进行了武装,加之控制的公安、财贸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暂时与北京形成对抗之势。可是具体情况未落实,也不好行动。

  焦躁不安的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说完之后,房佐庭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到的是句暗语。这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实在无法摸到准确情况,于是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萧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进常委学习室,关起门来"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徐景贤认为:"毛主席逝世之后,一号战备命令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又通知加强战备呢?而且这个通知里面还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廖祖康接着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帅,像叶(剑英)帅、徐(向前)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

  此时,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这伙余党面面相觑,廖祖康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位老帅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这伙人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旗手"江青也同时遭到覆灭的下场。

  这一分析,这伙余党立刻觉得张春桥过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在此之前张春桥也许是预感到自己人心的丧失,力量的单薄,曾不止一次对他在上海的亲信说
过,军队靠不住,军队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现在军队已经将枪口对准了"首长",形势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女强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接着,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负责分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徐景贤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界负责人"吹吹风"。

  就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天下午,他们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分成两个地方,分别按照计划,开始对控制的"文""武"两支力量的头头进行"吹风"和"打招呼"。

  公安部"内线"告密

  10月8日下午4时,徐景贤来到康平路小礼堂。参加"吹风"会的有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华分社的有关人员。

  徐景贤在会上将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人民日报》鲁瑛接电话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长"联系不上,房佐庭在电话里总说他"老胃病发作"等情况向这些人作了"通报"。

  接着,他根据军队可能发生"政变"的猜想说:"中央电台通知停播的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苏修军队侵占捷克时,捷克国家电台有一名播音员听中央负责人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

  徐景贤还布置了各新闻单位的保卫工作,指示要调集民兵来保卫。并要求这些人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把上海的舆论牢牢地控制起来。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会议结束后,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某副书记、福建省委某常委分别打了电话。王秀珍接着又给辽宁省委某副书记打电话,要他给当时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由于中央和直接参加行动的8341部队,对这次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谨慎、严密,致使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几经打探也未能获得可靠的消息。

  下午5时,徐景贤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让一些骨干分子列席。这次会上,朱永嘉提供了上海市委写作组与《红旗》杂志编辑部通电话的情况。

  徐景贤在会上强调:"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我们大家都要有思想准备。"散会后徐景贤回家吃饭。这时朱永嘉、王知常等4人有些沉不住气了,就跑到徐景贤的家里,找徐景贤,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对策。由于徐景贤急着要去剧院看演出,就说:"我下午已经找报社、电台的人谈过了。国务院有几位部长在上海,今晚上看戏,我将到剧场露露面,同时摸摸情况。你们到学习室等我,我一会儿回来再谈。"

  徐景贤在戏院里坐了一会儿,就找了个借口离开,急忙赶回康平路。这时学习室里已挤满了朱永嘉关于武装暴乱问题的交代人,气氛很紧张。

  还未等徐景贤向这伙人报告刚才的"好消息",警卫处的康宁一就急忙向他报告,说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暗号:"我娘心肌梗死。"徐景贤顿时大惊,忙问:"缪文金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说:"是我下午派他乘飞机到北京去了解情况的。临走我告诉他说,如果出事了,电话里就说'我娘心肌梗死',现在看来真出事了。"

  于是,廖祖康拿过电话,亲自给江青住的那个楼打电话,不通。接着他又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处打电话,仍然不通。

  "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顿时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在屋子里乱成一团。此时,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接通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家的电话,是徐海涛老婆接的。张家龙说:"徐景贤同志要和徐部长讲话。"徐海涛的老婆慌张地说:"他不在,去办公室了,不要再打电话了。"徐景贤在听了秘书的通话情况汇报后,猜测徐海涛也可能被抓起来了。

  屋子里再次出现混乱,一伙人顿时慌成一团。这时,康宁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来的电话,这伙人的耳朵都跟着竖了起来。

  祝家耀,1937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初中文化。1955年3月至1959年4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副班长。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为上海五七〇三厂工人,后在厂劳资科工作。1967年1月至1973年6月在上海"工总司"工交组、组织组工作。1973年11月起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公安部担任要职的,自然不会忘记这份"恩情",不会忘记自己"成长"起来的这块"基地",在关键时刻及时来了电话。这位"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内线"在电话里说,缪文金到京后确实进过京西宾馆。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电话里除报告缪文金的情况之外,只讲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这是"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得到的最可靠的一个消息。这样就从公安部"内线"那里证实了他们一伙的猜测,北京的确发生了"政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个人统统被抓起来了。

  紧接着电话铃又一阵急响,张家龙拿起话筒,是刘庆棠打来的。刘庆棠在电话里说:"马老不能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都'病'了。"

  萧木听后立刻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他这么一叫,整个学习室里顿时一片混乱,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立刻条件反射地各自看看自己的周围,然后又将目光一起转向大门,生怕外面此刻突然冲进几个人来将自己抓走。看着如此混乱的局面,徐景贤立刻制止,大声宣布:"谁也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就在这间市委常委学习室里,徐景贤等人开始密谋进行武装叛乱。

  王文正,《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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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美国监管部门调查雇佣中国“太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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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监管部门调查雇佣中国"太子党"
Aug 24th 2013, 09:15, by 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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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日前对摩根大通香港分行雇佣中国"太子党"一事进行调查,调查涉及中国光大集团现任董事长唐双宁的儿子唐晓宁等人。图为中国光大集团现任董事长唐双宁。(互动百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日前对摩根大通香港分行雇佣中国"太子党"一事进行的调查,让很多在中国的外国投资银行感到措手不及,西方投行雇用中国"太子党"的做法非常普遍。

法新社本周五的报道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对摩根大通至少雇佣了两名中国高官子女,以赢得利润丰厚的在华业务一事进行调查。摩根大通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会全面配合此次调查工作。

有消息说,这一调查涉及中国光大集团现任董事长唐双宁的儿子唐晓宁,以及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女儿张曦曦。张曦曦后来离开了这家银行。中国光大集团也回应称,唐晓宁去年已经离开摩根大通,因此"不可能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管理学院当代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苏展教授对此表示,这二十年几年来,西方投行雇用中国"太子党"的做法非常普遍,但他认为,美国这次对摩根大通进行调查,应该不是什么特例或者说和某个政治事件有关联。苏教授说,

"按照美国法律,权钱交易是有法律清清楚楚讲是非法的,美国的企业如果因为雇佣一些中国官员的孩子得到别人不知道的消息,获得别人得不到的利益,就是不公平,所以美国的介入就是要美国自己在这方面要小心。"

法新社的报道说,有业内人士表示,摩根大通雇中国"太子党"受调查,让很多在中国的外国投资银行感到措手不及,这将使其他在中国的外资公司重新评估招募"太子党"的做法。 苏展教授对此表示同意。苏教授同时表示,摩根大通事件曝露出来的外资金融机构雇用高官子女普遍做法,也使得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不得不面对又一个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他说,

"因为这个带来的问题包括共产党自己也知道,会对他的政权统治构成一定威胁。"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则认为,过去三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和中国进行文化、贸易等方面的交流,最终使中国实现开放民主,但和美国的期望相反,近年来中国很多年轻的政治精英,反而成了保守派的中坚力量。夏教授说,在他看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此次调查摩根大通雇佣中国"太子党",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的事件。他说,

"从某种程度上,美国强化了把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对所有包括中国政府、个人在美国的行为,加强了审视和监管。"

夏教授表示,雇佣中国政界高层子女的做法在华尔街银行中并不鲜见,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曾在高盛供职、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曾为瑞信工作。中国前总理赵紫阳的儿媳任克英,则是美银美林中国区执行董事及主席。夏教授说,这次美国监管部门调查雇佣中国"太子党"事件,也让 很多中国民众看清了中国领导人一味要求中国民众追求所谓"中国梦"的虚伪性。

"今天在台面上反对普世价值、反对西方影响的人,他们的子女早就变成双重身份,为西方大公司谋取私利,这显然是会加深中国老百姓对现有体制和官员说辞的怀疑。"

法新社的报道援引一位中国网民对摩根大通受调查一事发表网络微博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有个好爹胜过一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唐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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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葉劉淑儀:香港民主的理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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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香港民主的理想路徑
Aug 24th 2013, 09:05, by JAS


 葉劉淑儀:香港還沉浸在殖民地年代的架構中(紀碩明)

葉劉淑儀小檔案

生於1950年,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香港立法會議員、新民黨及匯賢智庫主席。主權移交前於殖民地政府出任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是香港歷史上首位出掌紀律部門的女性。特區政府成立後,1998年7月獲委任為香港首位女性保安局局長,任內政績備受爭議。離開政府後,2003年赴美國留學;2006年回港,重新投入政壇。

紀碩鳴、張無畏

葉劉淑儀表示香港制度跟不上社會變化,呼籲港府盡快進行普選諮詢,建立可包容不同力量的制度。她反對佔領中環,認為是用香港核心利益做籌碼。

連續幾個週日成為香港不同政治訴求的抗爭日,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兩大陣營激烈對抗,令年初「佔領中環」議題提出後,香港被撕裂的擔憂變為事實。

泛民直接指責特首梁振英「落區」參加論壇表示出的「強硬」姿態是一種挑釁,特首的有些言論更加不明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理解梁振英﹕「特首為什麼變強了?他身邊的人,一個個被人拉下馬,他自己也受了很多的怨氣。我想他最近也想消消氣,我都表示很同情。」不過,葉劉淑儀認為,作為一區之首,這樣表達不好,只會火上加油,可以讓屬下官員如保安局長去說更妥當。

針對香港支持和反對政府兩大陣營接連不斷的衝突,葉劉淑儀不很擔心被撕裂,認為這是民主發展的過程和代價。葉劉淑儀拿起桌上擺放著的、由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Huntington)一九六八年撰寫的《轉變中社會的秩序》一書說,這本書開頭就講到,美式民主是不可以隨便輸出的,美國民主的成功是由很多因素組成的,「這本書的開頭得罪了很多輸出美國民主的學者,他指出國與國之間最大的差別不在於其政府形式,而在於政府的强弱」。書中特別強調,強權的民主國家和強權的共產國家其實是差不多的,任何社會都需要管治,但一個變革中的社會比起一個已發展的社會會釋放更多新力量。

就香港而言,葉劉淑儀認為,教育普及了,各方都講西方民主人權,香港多了很多新社群,受西方影響很大,保育啦,政府總部西座不准拆,本土文化啦,學生走出來了,老師走出來了,工會走出來了,社會多了很多力量。社會複雜很多,但制度跟不上。她指出,香港還沉浸在殖民年代的架構中,「市民的參與很重要,要朝著建立一些可包容不同力量的制度著眼」。香港面臨二零一七年落實普選產生分歧,葉劉淑儀呼籲盡快進入有關普選的諮詢。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在香港實現民主,最需要做什麼?

香港人講民主政治體制不應該只看普選這一方面,普及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的普選過程,西方經過幾百年。人家幾百年走過的路程,我們基本法落實才十六年,這十六年間民主體制、民主推進只在選舉權,選舉權只處理了學者所說的群眾參與部分,透過週期選舉,進行公平公正、有透明度的選舉,確保權力的交替。市民的參與很重要,但仍要建立很多民主的機制,比如成熟的政黨、能包容各種力量的政府的制度。好多制度是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所以社會今年出來了很多的力量,本土主義、保育主義、環保主義、地方主義等幾大力量衝擊管治,政府經濟、人才上跟不上,而另一方面,我們還沉浸在殖民年代的架構之中。

依你所言,香港目前的情形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香港能避免這樣的衝突嗎?

不能避免,不然人家為什麼會叫做「變革的社會」?說的是社會走向民主化、現代化、城鎮化,內地也有。一個變革中的社會,會有城鎮化、中產化、工業化,一路都會有新的力量釋放出來。以前每個人都乖乖聽話,現在有些人很富,有些人很窮,釋放出很多的力量,機制趕不上就會亂。香港就是這樣一個過渡期,其實我們不但是選特首,而是要根據基本法建立一個新的秩序。

如何盡可能解決衝突?

一方面建立以「基本法」為基礎的制度,基本法要我們拿一個特首出來選。以前港英時期派過來,我們不可以出聲,每個人都很聽話。現在拿一個位子出來,就有人跟你爭,不但是泛民與建制,去年唐梁之爭就很厲害。建制派也爭得好厲害。社會發展複雜很多,而我們目前的機制不能吸納社會各派別的力量,還不能擺平,所以就造成強社會、弱政府、狂政黨的狀況。

你為官時顯露強硬一面,梁振英最近強硬,是否要改變弱政府的狀況?

我的改變不光是髮型、服裝,而是從內到外的。我的心態也發生了改變,跟以前做高官是不一樣的,掌握民意成熟多了。如果沒有經過選舉的洗禮,可能我會跟梁特首一樣看見市民罵我們就非常生氣,會跟你們說你需要跟我們道歉。接觸了民間以後,我認為,特首是不應該跟市民這麼說的。他位高權重,可以叫保安局局長講,他本人說的話影響太大。

特首民望不夠,所用的人紛紛辭職,是社會特意針對,還是特首能力有問題?

梁身邊的人經常出事,原因是他們都是新人,不熟悉政府機制,不熟悉政府制度。他們大多來自商界,商界涉及利益複雜很多。跟梁先生不太有關的是,始終來說香港的政治人才不多,因為過往殖民時代的精英要麼做生意,要麼做專業人才,要麼當官。如果你想要一點權力在手,你就做政務官。前特首曾蔭權說自己的職業是政治家就被人嘲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笑他怎麼會是政治家,你是公務員出身委任的。香港素來這樣,如甘地、李光耀般打天下出身的很少。所以說香港政治人才很少,這不是政府的問題。

最近的衝突都圍繞著普選,但政府還沒展開諮詢,如果早一點諮詢會不會好一點?

有些人會覺得,等待社會的氣氛好一點才推出諮詢會比較好一點,這是一個很大的舉措,但不該拖太久。即使你有三個月來處理收集民意,做報告,上報中央,還要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立法會表決,中央批准等五部曲。二零一七年三月選特首,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就要做完所有提名。二零一五年時那個提名委員會怎麼組成,一定要有條例規範,就是說在明年就要表決。所以諮詢最遲要在今年的年尾、明年的年頭,不能再拖了。什麼時候是最好的時機?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佔領中環與香港政府政改不作為有關,早作諮詢能否緩和呢?

年初提佔中,是因為政府沒有方案,如果政府有的話,可以商討。正因為政府沒有,所以佔中人士明年初提出建議,逼政府接受,不接受就佔領中環。但這個不好,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如果你不答應的話,我就把中環推下來。這是很毒辣的招數,是用香港的核心利益做籌碼,逼中央就範。

正式的佔中是明年七月一日,到那時,社會早被撕裂,還來得及嗎?

我覺得政府很被動,你不應該被人家威脅了才去做。政府應該是來領導的,是來帶領社會討論的,應該盡善盡美的拿出來一個方案讓大家討論。

中央不會接受泛民主派提出來的方案,那麼雙方該如何磨合呢?

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三月見我們,知道愛國愛港是不能寫進法律的。寫了也難執行,你怎麼判斷一個人愛不愛國,愛不愛港呢?選舉特首方案只有三個問題﹕第一,提名委員會怎麼組成,喬曉陽說可以參照現行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一定要有廣泛的代表性;第二,怎麼來提名?第三,最多提名要多少,就是門檻有多高,是現在的八分之一嗎?有些人說是十分之一,李柱銘說五個,就是五分之一。這些就是要討論的,要諮詢。公民提名,亦要符合基本法,因為基本法要求提名委員會要有廣泛代表性。社會利益很複雜,將來的特首一定要平衡不同界別的利益。

特首是不是也很清晰他該怎麼做呢?

我還沒有機會與特首深入討論這方面的事。過去一年,我們首要處理土地、房屋等民生問題。特首好想在經濟民生上做好一點,因為始終房屋是香港首要的民生問題,關係到很大的民怨,所以他想在這一方面做好一點。我們相信他知道時間一步一步逼近,相信他會做普選諮詢的,我們相信中央也希望香港是可以成功落實普選的。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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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熙來案比林彪還要具破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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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案比林彪還要具破壞性
Aug 24th 2013, 05:51, by 明鏡新聞網

熙來如何分裂黨和人民

薄熙來將造共產黨歷史上最深分裂,比林彪還要具破壞性,甚至進一步導致黨的滅亡。因此,無論輕判或重判薄熙來都兩難,也說明審判缺乏可信度且不可能公正,這只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國社會將繼續分裂下去


歐陽斌專訪  蕭憲聰


薄熙來分裂了這個龐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的政治鬥爭變得溫和了一些、世俗了一些,中央政治局委員層級以上的領導人很少拉下台(1995年的陳希同和2006年的陳良宇是少見的個案),意識形態的分歧也很少導致明顯裂痕,但薄熙來改變了這一切。當他於20123月倒台時,正是一名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下一屆政治局常委會的有力競逐者,主政重慶期間所推展的激進的回到澤東運動,一方面觸發人們對紅色價值的熱情,另一方面則攪亂整個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現狀。

於是,薄熙來帶來的爭議是顯而易見的,有些官員迫不及待飛往重慶,聲讚揚其功績,另一些官員拒絕談論他,並次警告薄熙來可能引爆的災難。很快地,一場前所未見的分裂在中國高層領導人之間逐漸成形。即使到了今天薄熙來已淪為法庭上的被告,他的支持者和對者仍誓不兩立,換句話說,薄熙來分裂了這個龐大國家。

依據薄熙來的起訴書來看,他不過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貪官。但如此觀點並不公允,薄熙來對中國的影響勢必將持續一段時間。所以,為了更好理解薄熙來在中國近代史中的位置,我和何頻先生好好聊了一陣,何頻是明鏡出版集團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與華裔作家黃聞光共同著有《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一書。

何頻是明鏡出版集團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

歐陽斌:為什麼中國領導人不在胡溫執政的末期就解決薄熙來案,反而要將這一燙山芋交給習近平?

何頻: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當一個高層次的官員被逮捕後,通常要經過一年時間,審判才會登場,例如後毛時代的陳希同、陳良宇和劉志軍等案均耗費了一年到兩年不等。而之所以要拖這麼久,正是因為每個官員都與更高級別的領導人有一定程度的瓜葛,他們要麼緊緊相依、唇亡齒寒,要麼相互勾結、同為一丘之貉。

同樣地,薄熙來和上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也有密切聯繫,官媒的新聞時常顯示大部分常委都對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力挺,導致當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梳理切斷所有連接,避免將任何重要的高層領導人牽扯進來。薄熙來的惡行和麻煩早在江澤民時代就已發酵,習近平雖然希望自己上任前了結薄案,但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畢竟時間太過緊迫。

為了共同利益,薄熙來不得不犧牲

歐陽斌:薄熙來的敵人是誰?他們為什麼反對他?

何頻:到目前為止,曾唯一公開反對薄熙來的中國高層領導人是前總理溫家寶,另一個可能的對手是前九名常委中排名第八的賀國強,他也是上一任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99年賀國強任重慶市委書記,後來被拔擢到北京,但2007年薄熙來來到重慶時,很多賀國強集團的地方官員都被壓制,例如前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就是被薄熙來處死的賀國強的黨羽。

曾唯一公開反對薄熙來的中國高層領導人是前總理溫家寶。

文強事件讓賀國強的手下相當不滿,要求他約束薄熙來和那時的公安局局長立軍。王立軍也頗值得一提,他原是薄熙來的得力助手,不過當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始調查他在東北的事情,王立軍深深感到不安,從而發生促使薄熙來倒台的王立軍事件。

另一方面,溫家寶儘管把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倡導者,但其實他有著完全相反的一面。據201210月《紐約時報》報導,溫的家族已聚斂高不可測的財富,讓很多人不禁懷疑,溫家寶反對薄熙來的原因是他害怕一旦薄成為最高領導者之一,很可能對自己的家庭不利。所以,在清除薄熙來這件事上,並非所有中央領導人的意見都是一致的,但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薄熙來不得不犧牲,如他們不這樣做,所有人都可能陷入醜聞。

歐陽斌:毛澤東死後,趙紫陽和政治局委員陳希同、陳良宇都曾被監禁,這些案件和薄熙來的區別是什麼?

何頻:我認為薄熙來案將造成共產黨歷史上最深的分裂,比林彪(著名革命英雄,亦是毛澤東欽點的接班人)還要具破壞性,甚至可能進一步導致黨的滅亡。林彪、"四人幫"和趙紫陽雖然級別都比薄熙來高,但薄熙來事件不同的是,它從一開始就引起國際關注,因為王立軍逃往國駐成都大使館,試圖揭露谷開來謀殺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一事。

王立軍逃往美國駐成都大使館,試圖揭露谷開來謀殺英國商人一事。

因此在國際曝光下,中共無法通過傳統手段來控制整個案件。其次,中共內部的政治鬥爭也從未像這次一樣廣泛和深入。讓我們仔細想想,劉少奇、林彪、"四人幫"和陳希同皆是被中央一舉拉下並加以抹黑,就算是趙紫陽,很少有人敢公然抗拒官方決定,天安門廣場的槍聲也讓所有人噤聲。

然而,即使薄熙來案已過了一年多,還是有那麼多人願意公開支持他,支持者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意味著中共內部同樣也有不少薄的追隨者。此外,我不認為習近平有能力彌補黨的裂痕,無論薄熙來審判的結果為何,分裂才剛剛開始,而不是結束。

太子黨是社會禍根

歐陽斌:陳雲曾經說過,只有像自己一樣的共產主義革命者的後代才能保障中共政權延續,現在薄一波兒子的薄熙來遭到拔除,太子黨在中國政治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呢?

何頻: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完全改變了太子黨的處境,一些人落後、跟不上變化,從而成為固執的激進派,他們懷念和頌揚毛澤東時代,並且是薄熙來最忠誠的擁戴者,但總體來說,他們正被邊緣化,沒什麼影響力;另一種太子黨以劉源和薄熙來等人為代,手中擁有極大權力,然而仕途晉升主要仰仗父母庇蔭而非個人能力,還努力阻止家庭背景普通的官員攀升到高位,因此,他們既是中共內部最傲慢的一群,也是被隔離的一群。

種太子黨相對年輕,可是卻能抓住巨大的經濟利益,他們正是造成中國貧富差距的元兇,同時招致公憤。只要這些太子黨依舊存在,中國就不可能實現社會穩定以及政治和經濟平等。總的來說,這些貪婪的太子黨減緩著中國的進步,許多衝突由他們而起,無疑是社會禍根。

歐陽斌:薄熙來和習近平都曾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薄的母親因此自殺而習近平的父親被監禁達16年之久,但為什麼當兩人掌權時,不約而同地模仿起毛澤東來?

何頻:以警匪電影為例,當黑幫老大逝世後,繼任大位的兒子很少會說:"OK,我們現在盆洗手,不幹了。"所以要理解習近平和薄熙來並不難──只有毛澤東的招數可以壓制他們不喜歡的人,壓制那些企圖挑戰自己權勢的人;相同地,只有模仿毛澤東才可能穩定政權,對他們而言,政權穩定保證了個人利益和權力。

審判缺乏可信度且不可能公正

歐陽斌:就個人來看,你怎麼評估薄熙來?

何頻:他理應面對比中共所指控的更嚴重的控訴,為什麼仍能贏得這麼多支持和同情?理由很簡單,薄的魅力和能力遠遠大於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的政府官員,那些將他拉下台的政治家,個個比他更卑劣、更無能。薄熙來只能感嘆時不我予,如果他出生在民主國家,可能是位很好的領導者,可悲的是,他是共產黨系統中的官員。不過薄熙來也沒什麼好抱怨的,薄家正是這個不公平系統的創造者之一,最後也是這個系統把薄熙來給吞噬了。

歐陽斌:若薄熙來沒有於2012年倒台並成功入主政治局常委會,你覺得他會是下一個毛澤東嗎?

何頻:我很難預測薄熙來是否能挑戰習近平的絕對權力,但他肯定會使中國政治變得更有趣、更戲劇性。事實上,薄熙來在重慶的激進政策無法反映他個人真實的政治色彩,很多政治家如同毛澤東一樣,為達成自己的目標,不計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

歐陽斌:審判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何頻:大概不脫兩種結局。第一,嚴厲的判刑將顯示薄熙來沒有對當局妥協,在這種情況下,他會贏得毛派更堅定的支持,變成中共政治光譜中的左翼旗手;第二,如果他妥協了(或習近平大發慈悲),他將被從輕發落,刑期介於15年至20年間,但此一結果很難讓薄的對手信服,且習近平會被視為一個軟弱的領導人。無論哪一種都是兩難,也說明審判缺乏可信度且不可能公正,這只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中國社會將繼續分裂下去。

美國亞洲協會中參館China File本文於薄熙來受審前一天專訪,何頻當時在加拿大尼加拉瀑布本文作者歐陽斌,是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美中關係中心研究員,同時也是中參館副主編,主要興趣關注於中國的政治轉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東北亞的地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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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丟車保帥 存希望東山再起
Aug 24th 2013, 01:30, by JAS

一直標榜「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的薄熙來,審訊期間當庭翻供,讓當局措手不及。薄熙來辯解清白,將責任推給其妻薄谷開來,顯然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過去當局在審判陳希同、陳良宇時,所有過程按照劇本一步步表演,雖然細枝末節上有些差別,但總體上不會當庭翻供。陳良宇甚至還主動打斷辯護律師,將責任攬上身,而且無一例外的是,這些受審的高官最後都會表示懺悔。但薄熙來從一開始就否認指控,而且相當機敏地指出控方在邏輯與事實方面的漏洞。

在庭審中,對控方指控其收受徐明的巨額賄賂,薄熙來辯解的邏輯是,自己不知情,都是薄谷開來的行為;他沒有權力幫助徐明等人,都是正常職務履行;徐明同薄谷開來關係好,同他關係一般;否認買法國別墅同他有關;對兒子資助事也不知情。薄熙來的邏輯是,腐敗都是老婆幹的,他都不知情,因此無罪。薄希望丟車保帥,為自己留下政治反擊的空間。

支持者眾 有恃無恐

薄熙來的自辯在左派中引發極大同情,左派一直有個觀點,薄谷開來是壞人,她瞞着薄熙來在外殺人腐敗,最終將薄熙來拉下水。而薄熙來是高明的政治家,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人民。薄熙來在庭審中與老婆切割的辯解,與左派支持者的觀點一致,這也使其獲得更大的支持。

當局對薄熙來當庭翻供相當惱火,「人民網」、「光明網」等一些官方網站,發表署名文章直斥薄熙來「詭計多端,飛揚跋扈,兩面三刀、睚眦必報」,期望在文宣方面扭轉劣勢。然而,對薄熙來人格的攻擊,並不能代替法官的論斷,而且這種道德審判反而加重了左派對當局的憤怒,被認為是色厲內荏、以勢壓人的體現。

兩天庭審下來,即使當局將各種罪名加在薄熙來身上,但在左派看來,薄熙來都是冤枉的,他的威望不僅沒有因為受審而受損,反而在增長。對於薄案,中國社會陷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怪圈,這場審判其實進一步撕裂了民意。

今次審判以微博直播,超出外界預期,第五代成為贏家,讓各界看到中國法治的進步,但薄熙來也是贏家,法庭上的表現進一步增強了其左派精神領袖的地位。薄熙來之所以敢當庭翻供,其所恃者就是其擁有龐大的支持者,同時也為今後的政治反撲留下空間。

當前中國社會矛盾尖銳,各種思潮湧動,假如中國出現社會動亂,中共執政地位出現危機,薄熙來很可能登高一呼,再次成為風雲人物。中國政壇往往出人意料,鄧小平三起三落,薄熙來東山再起又有何稀奇?只要支持者在,薄熙來就心存希望。

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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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臨時演員也是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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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演員也是演員
Aug 24th 2013, 01:27, by JAS

舉世矚目的審判薄熙來終於公演了,第一日已經高潮迭起,首先是被告翻供,其次是戲味濃郁。

被告怎樣翻供不必多談了,世光痞人我更加有興趣的是那兩個高人一等的法警,一左一右押解薄熙來出庭。兩個彪形大漢最特別之處不是其氣勢懾人的身高,而是所佩戴的警徽號碼竟然是一模一樣的372078。

兩個截然不同的法警擁有一個完全相同的號碼,不期然令人產生百思不得其解的疑竇,莫非兩個長人只是為了劇情需要而湊合的臨時演員,利用龐大的軀幹來把身高一米八六的高個子被告比下去?這就是我說的戲味濃郁,導演的布局不可謂不精妙,要不是網民眼利點出了372078的玄機,一場好戲也許不至於穿崩。

既然兩個法警有機會是臨時演員,那麼我衷心寄語一言,臨時演員也是演員,必須盡心盡力把戲演得形神俱似,以滿足國家領導人反貪防腐的預定效果。

如無意外,跟這一宗世紀大案相關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是臨時演員,否則不會有那麼多薄熙來的支持者一口咬定,所謂的審判完全是政治迫害,所謂的罪名僅僅是莫須有。更加耐人尋味的是,案中被告聲稱自己接受中紀委調查期間是「違心認罪」,暗示被逼供,所以翻供了。

所以我說,臨時演員實在不能敷衍塞責,必須充分發揮小宇宙交出戲來,一來要符合劇情的需要,二來要顧及觀眾的感受。不如這樣好了,372078這一個警徽號碼嚴禁再次出場,最低限度在道具和服務方面嚴謹一點。

韓世光

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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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贏庭審輸掉仕途 薄熙來敗在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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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庭審輸掉仕途 薄熙來敗在治家
Aug 24th 2013, 01:05, by JAS

兩天庭審下來,薄熙來雄辯滔滔,詞鋒犀利,毫無疑問先勝一籌。儘管如此,薄熙來在政治上已被打入另冊,翻盤機會不大。縱觀其一生,薄熙來並非輸給政敵,而是輸給了老婆孩子。

從法律專業角度,薄熙來的表現堪稱完美,猶勝專業律師,連續否認指控,而且機敏地指出控方在邏輯與事實方面的漏洞。他的邏輯是,控方所舉的腐敗行為,自己都不知情,都是薄谷開來做的,他沒有權力幫助徐明等人,都是正常職務履行。尤其是首日對徐明的連續二十個質問,堪稱庭辯經典。

控方提供的證據很多難以自圓其說,以唐肖林指證為例,他說送五萬美元時薄瓜瓜在場,而律師調查表明,當時薄瓜瓜在英國讀書,且未查到他入境紀錄。

當局對薄熙來當庭翻供相當惱火,「人民網」、「光明網」、「央視網」等官方網站發表署名文章直斥薄熙來「詭計多端,飛揚跋扈,兩面三刀、睚眦必報」,期望從首日審判的角度扭轉庭審中的劣勢。但這種文革大字報式的言論,反體現當局色厲內荏的心虛以及以勢壓人蠻不講理的做派。

一屋不掃 怎掃天下

不過庭審也暴露出薄家過往密不透光的私生活及政商關係,從中看出薄熙來政治上失敗的真正原因。從庭審情況來看,薄熙來對薄谷開來百依百順,對薄瓜瓜愛護有加,這種順從與愛護甚至超出正常夫妻與子女關係,使得薄谷開來無法無天,薄瓜瓜有恃無恐,最後導致薄熙來下台。

薄谷開來是高幹之女,有着紅色公主驕氣,使她充滿了高人一等的貴族心態,尤其是她與薄熙來前妻李丹寧關係勢同水火。李丹寧同樣是高幹出身,其父為中共元老李雪峰,兩人出身與門第在伯仲之間,兩人都為薄熙來生了一個兒子,但薄谷開來為顯示自身能力遠遠超過李丹寧,利用薄熙來的權勢,在外面狐假虎威,甚至企圖利用王立軍打擊李丹寧和兒子,吃醋與攀比的心態讓薄谷開來瘋狂。

更可怕的是,薄谷開來極其溺愛薄瓜瓜。過多的愛就是害,薄谷開來受賄甚至殺人都是為了薄瓜瓜,最後讓全家一起陪葬。如果薄熙來治家嚴厲,教子有方,果斷處理家庭矛盾,不讓薄谷開來任意胡來,事情可能就是另一個結局。所以說,薄熙來的失敗不是輸在唱紅打黑上,而是輸在治家上。

古人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有人言,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薄熙來的悲劇其實是中共很多高官的通病,溫家寶、令計劃等人何嘗不是如此?坑爹門、坑夫門接連不斷,但有多少人警醒呢?

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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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對薄熙來調查已一年多,高檢還在對他老婆審訊取證?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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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mbnail 對薄熙來調查已一年多,高檢還在對他老婆審訊取證?
Aug 23rd 2013, 20:56, by 明鏡雜誌



《名星》王雪梅



《名星》編者按:在對谷開來投毒殺人案的所有質疑中,無疑,最有份量的來自有"中國首席法醫"之稱的王雪梅——因爲她法醫的專業身分,更因為她最高人民檢察院主任法醫師的官方身分。

王雪梅是一位軍人的女兒,原籍陝西省西安市人,1956年出生在朝鮮,法醫學碩士學歷,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法醫師,中國法醫學會副會長。


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首席女法醫,王雪梅受理三類案件:中央領導人親自批辦的重大案件、省級檢察機關技術問題上難以解決的重大疑難案件和檢察機關自偵案件。8月17日,因質疑北京地鐵學生死亡案鑒定,王雪梅公開聲明退出中國法醫學會。


2013年5月25日,王雪梅做了一次專題報告《對合肥審判說No》,報告的視頻在中文互聯網上廣泛流傳。本刊根據錄音整理,繼續刊登如下,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溫家寶說,我們有鐵的證據,但是我可以對溫家寶同志說,你說的合肥審判中的氰化物,那絕對不是"鐵的證據"。是不是真有鐵的證據,是不是有整個錄像?谷開來就是把人給毒死了,還要能證實尼爾·伍德就是吃了谷開來給他的酒才死亡的證據;還必須要進一步問:谷開來為什麼要這樣做?是為了個人利益嗎?!

谷開來沒有服刑能力

谷開來的媽媽,2013年5月12日給司法部長寫了一封信,她寫道:"4月19日下午,按照監獄電話通知,特批讓我單獨探視女兒谷開來,限定一小時。不允其他親屬同去,要求一個扶我防摔的孩子都不允。""當我踏進探視室時,迎面看到高檢幹部帶着六七個似獄警的人員,團團圍着谷開來坐著。"

老人還寫道:"我開口說,開來你的臉色怎麼這麼黃,是什麽麼原因,她無言"。

范承秀鼓勵谷開來要鍛煉身體,並講述自己當年參加八路軍後,領導同志教育同志們提高民族覺悟和民族自尊心,堅持抗戰,"剷除一切漢奸特務走狗和賣國賊",講到當年東三省淪陷後的亡國痛,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天各一方時,谷開來激動了。

范承秀說:"女兒不正常的服刑狀況,帶給我內心的焦慮,嚴重地折磨着我"。

我讀這封信之後很心酸。老媽媽親眼看到的她女兒這個身體狀況——我們先不說精神的狀況,我認為,谷開來真的沒有服刑能力。

這裡頭有一點讓我特別想說,她說:"當我踏進探視室時,迎面看到高檢幹部"——我理解是我們最高人民檢察院。這個時候,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出現在這麼一個會見場所,說明她作為涉及薄熙來案件的當事人,在接受審訊調查。她是一個死緩服刑犯人,對薄熙來的調查已經這麼久,一年了!還對他老婆審訊調查。但我想提醒我們的檢察官、法官,這樣審訊的可信度有多高?

這方面的教訓太多太多,我特別想說一句話:最後的冤假錯案,就是從死刑犯嘴裡掏出來的。死刑犯人出於求生的本能欲望——再高尚的人,在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也想保全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們得到了能夠指控犯罪的證據,敢不敢相信?

我個人意見,目前的谷開來,既沒有服刑能力,也沒有受審能力。

中華民族確實是"到了最危急的時刻"。但是,我不希望全國"起來、起來",那樣全國就亂了,我希望誰"起來"呢?中國最高司法官員們,你們醒醒吧,不要再做夢了,趕快起來吧,要給全國人民做一個榜樣呀!

要捍衛真理,拒絕謊言,拯救中國,從什麼開始?從糾正合肥審判開始,從糾正全中國所有的冤假錯案開始!(《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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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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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
Aug 23rd 2013, 20:47, by 明鏡雜誌


    提要:冯友兰"文革"期间因为"紧跟"而躲过一劫,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焚膏继晷,以惊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则因其刚烈而惹祸招身,被迫害致残,计划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染沉疴,遂成遗愿。这"变"与"不变"的利弊得失,谁能说清楚呢?从积极意义上讲,冯先生的"华丽转身"透露出政治高压下读书人的几许灵活、隐忍与无奈,侯先生的"不合时宜"则彰显出某种执着、勇气和力量。

    一

    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当始自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不过,《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所涉范围只限于先秦,胡适原来计划中的中世哲学、近世哲学部分,终其一生,未克完成。就用近代眼光研究中国哲学史来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但又是未完成的作品;胡适虽有开山之功,又有未竟之憾。第一部用近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则是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上始自先秦孔子,下迄于清代经学。上册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4年商务印书馆一并出版了上、下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后由美国学者卜德译成英文,于195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至今日,该书仍是由中国人撰写的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此外,冯友兰还有一部英文著作《中国哲学小史》,亦流行于欧美。此书是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该书成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论著"贞元六书"之后,此"小史"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虽然在篇幅上远逊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但写得精粹透彻。正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辟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在方法论方面,冯友兰于30年代中期对"释古"方法的阐释,30年代末期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提法,40年代对"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阐述,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等等,都独具慧心,颇多创获,推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近代化转化。当然,无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正如书名所示,研究范围仅限于哲学史,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思想史著述。侯外庐先生等著《中国思想通史》则是第一部中国思想通史著作,也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国思想通史》,凡五卷六册,洋洋260万言,它的撰写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于60年代初,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齐。《中国思想通史》综合论述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就其所关注的学理问题与遵循的科学规范,正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提出并在《韧的追求》中重申的那样,不外乎如下五点: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67页)。

    二

    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史领域的奠基者,冯友兰与侯外庐两位先生的学术立场和人生轨迹则颇异其曲。在基本学术观点上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便形成鲜明对照。冯友兰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的创立和改革开放初期,基本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倾向屡有变换,今日之"是"总是在否定昨日之"非"。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有言不由衷的表现。尤其是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冯氏的所作所为更受到后人的广泛质疑与讥评。对于冯友兰的"道术多变",蔡仲德先生则更具同情的理解和历史的眼光,他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呈一个"之"字形,冯友兰一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的曲折历程恰与之正相符合。这所谓"冯友兰现象"不是孤立的个案,而具有典型意义,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和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程的缩影。(蔡仲德《"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东方文化》1996年第3期)就所谓"冯友兰现象",亦有学者著文指出:批评冯友兰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多变、善变、逢迎、谗媚的一面;而忽略他也有"见侮不辱"的坚毅和超越。"见侮不辱"是一种"不动心",也是一种"忘情",将之理解为"无耻"固可,将之视为"坚毅",亦未尝不可。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能。冯友兰过世之前的力作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修史"是中国历朝知识分子对当道迫害的最后反击,也是一种永恒的抗议。(周质平《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95-101)冯友兰先生生前,在作于1972年的《赠王浩诗》中,曾有"若惊道术多变迁,请向兴亡事里寻"的诗句。这是把社会兴亡与道术变迁作因果关联,多少隐含了自我辩解之意。冯友兰先生的绝笔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在对"哲学"的"最后定论"中,重提出金岳霖早年在剑桥所谓"哲学是概念的游戏"的说法。如学者所说,他如此"轻薄"自己的生平志业,也可以解释为是为自己当年在思想上的改变作一定的解嘲。"哲学"既然是一种"概念的游戏",那么冯友兰在"道术"上的几度变迁,也无非只是一种游戏罢了。后人又何需过分认真呢。(上引周质平文)

    三

    确实,天下多故,名士善变;为了苟全,故尔权宜。不过,侯外庐先生则是个为数不多的例外。他一生任凭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总是坚持己见,孜孜以求,从不屈从,从不苟且。他以信仰为生命、为家业,并以之自励自慰。侯外庐晚年曾坦言:他在史学领域跋涉近50年,最感庆幸的,莫过于一生未曾为了"需要"而拔高或贬抑历史人物。(《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125页)侯先生的人生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就是鲁迅倡导的"韧"。他口述学术自传的书名也由原来的《坎坷的历程》改为《韧的追求》。"文革"初期,侯外庐在一次批斗中突患脑血栓,从此卧榻不起,生存环境也异常险峻。"批林批孔"期间,曾有人来暗示侯外庐:"你出来表个态,你的日子就全变了。"可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不予理睬。(朱学文《忆外庐先生与<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972年中国社会尚在"文革"极左思潮的笼罩下,侯外庐先生辑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书中对他曾经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国有论"原文照录,一字不改,不作半句检讨。(黄宣民《侯外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侯外庐在学术上的这种坚韧与执拗,不仅使他饱受磨难、历经坎坷,也显得有些另类、不合时宜。正如有学者在概括侯外庐的学术时所说:"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至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萧蓵父、许苏民《"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在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先生特别重视历史上具有异端或另类色彩的思想家,如:先秦时代的墨家,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叶适、陈亮,明代的王艮、何心隐、李贽,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傅山、颜元以及清代的戴震、龚自珍等,重点阐发或重新发掘出来,使之重放异彩。此种价值取向,除反映出作者在科学上的开拓精神外,也是他的民主理念在史学研究中的表现。应该说,这些思想家与侯先生本人的精神气质亦有某种相通之处。

    四

    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作为某种文化现象,其成因是复杂的。除了各自性格气质的因素外,两人的学术立场与治学理念,个人的身世背景与现实关切点也与之大有干系。显然,"变"与"不变"并不是绝对的评判标准。同时,我们没有理由苛责先辈学者,要求他们都去做道德超人、哲学烈士。我们在强调"修辞立其诚"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呼唤和努力营造一个人人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制度环境与精神氛围。冯友兰"文革"期间因为"紧跟"而躲过一劫,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焚膏继晷,以惊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则因其刚烈而惹祸招身,被迫害致残,他曾计划撰写约百万字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染沉疴、力不从心,遂成遗愿。这"变"与"不变"的利弊得失,谁能说清楚呢?从积极意义上讲,冯先生的"华丽转身"透露出政治高压下读书人的几许灵活、隐忍与无奈,侯先生的"不合时宜"则彰显出某种执着、勇气和力量。

    张海晏,《中华读书报》2013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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