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6日星期日

明鏡歷史網: 以诗证史——文革地下文学《决裂,前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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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证史——文革地下文学《决裂,前进》(下)
Oct 6th 2013, 13:01, by 明鏡雜誌


  书中自有颜如玉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书,是我不可离去的伙伴。
  它使我发狂
  它使我悲伤。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登天梯,
  书中自有黄金账。

  啊,托尔斯泰
  果戈里
  司汤达(斯丹达尔的旧译)
  巴尔扎克
  我为他朝思暮想,
  我为他流成泪行。

  啊,索黑尔(斯丹达尔《红与黑》中的于连)
  梅金斯公爵(托斯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男主角)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中的女主角)
  欧根·奥涅金(普希金的长诗体小说,又译叶甫根尼·奥涅金等)
  你伴我共赏多少春花秋月,
  我与你共度多少日短夜长。

  《决裂,前进》全文,只此一节略有文学气息。北京的"顽主"能看一点外国名著,是有渊源的。中共领导,层级越高工农出身的越少。毛、刘、周、朱、陈、林、邓等,多少都念过点书。即便纯粹的老八路、延安时期才扫盲,进城前后,多半也会挥别老家的"小脚媳妇、封建婚姻",另娶一个洋学生。加上"政策倾斜",文革前,好学校里,高干子弟比率很高。此其一。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名著,确实比"无产阶级新文艺"好看、耐看、有深度。尤其适合经历过社会变革、人世沧桑者。

  文革伊始虽曾焚书,十年之中一直禁书。怎奈书籍的印刷量大,漏网之鱼就多。许多图书馆藏书还在,书经各种途径流出。总之,与商品规律相似,有需求就有供给。那时私下传看着许许多多外国小说。等到文革结束,重新印刷出版那些书时,大多我等已经看过了。

  名著也者,不仅故事好、文笔好,还要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人生哲理。所以,许多著名的小说很严肃、很说教,颇为累人。比如,喜欢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人还算不少,看得下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的人就不多了。确实,列夫·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罗曼·罗兰、雨果、哥德、狄更斯、德莱塞、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就是如此。比起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三人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萨克雷的《名利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沉重而艰涩。所以,最受男女青年追捧的,是纯粹谈情说爱的篇什,例如莱蒙托夫的《时代英雄》、莫泊桑的《俊友》、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梅里美的《卡门》之类。

  文革时期,中央对意识形态作品的传播实行的是"双轨制"。一面在社会上禁书,一面内部发行"灰皮书"、"黄皮书"。需够级别者持"购书证"前去选购。反映西方社会科学概况和动态的学术类书籍,多为灰色封皮;供了解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概况与动态的小说,多为黄色封面。不用列举书目了,一看类别就知道"灰皮书"不是"顽主"的"口儿"。他们能看看"黄皮书"里苏修的小说《州委书记》、《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落角》等就不错了。无庸置疑的是,美国人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在他们中间流传最广-----故事由欧美上流社会一个个宴会串连而成。

  看来,读小说与学数理化完全不是一个劲儿。识字、有时间可矣。省心、省力看故事,可供朋友聚会中炫耀、小蜜共处时"神侃"。所以,喜欢看小说不能算"好学"。按说,虽曰禁书,小说也不至于直接导致青少年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文革时期的说法是:"文学艺术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所以,《闲书杂忆》里记载了这样一幕:

  插队时一次回北京,在朋友处借到巴金的《家》,已经没头没尾破烂不堪了。我带着它回村去,在火车站候车时打开来看。很快就被值勤的解放军盯上了。他们把书要过去翻看了几下,对我说:"这本书不能看,没收了!"我心知此书早被批判,欺他们是土大兵,以为容易糊弄,便嘴硬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书吗?为什么不能看?"谁想那当兵的毫不示弱,用手拍着那书,理直气壮地说:"你看看,这里边不是大少爷、就是二小姐,突出毛泽东思想吗?"我自知理亏又心有不甘,想再试试,因说道:"谁规定的这书不许看?"那当兵的一听更气了,厉声道:"想知道吗?跟我们走吧!"事情不妙,此一去,轻则挨训斥、写检讨;重则敢关我几天,让生产队派人领我回去。当即改口:"我还得赶火车呢,书不要了。"值勤的战士走了,我则生怕上级领导差他们回来抓我,连忙躲到别处去了。

  爱情的真知和先行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虽然我不是情场老手,
  却是爱情的真知和先行。
  在西单街头、
  在王府井路上,
  披风衣戴墨镜风流倜傥,
  骑锰钢挎冰刀数我最狂。(锰钢,指当年最好的一种自行车)
  多少女郎拜倒在我的脚下,
  呛婆子、拍小蜜大打一场。
  甜蜜的接吻,
  热烈的拥抱,
  幸福的颤动。
  在那蜜月里,
  我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仍把独身主义推崇。

  北京干部子弟"顽主",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极尽反叛、嘲弄一切社会秩序的行为,在这里到达顶点。招摇过市、打架斗殴,纨绔自古皆然,不是"顽主"的发明。唯其独身主义观念不知从何而来。欧美小说无一不是追求爱情、崇尚忠贞;破除掉的中国"四旧"里也没有这个说法啊。但是,他们确实滥情,无师自通。中国的传统文化,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三国演义》里,刘备有句名言: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那是游民意识,不入儒家正统。而且,刘备此言多被用于证明其人虚伪。然而,文革伤人太深,以致社会各个角落都有许多人,专门挑捡"反面教材"效仿、传承。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电影戏剧里反派人物的举止、台词。如《智取威虎山》里土匪的黑话,《沙家浜》里刁参谋长的阴阳怪气,《地雷战》里的鬼子松井,《小兵张嘎》里的汉奸胖翻译等等。孩子们学的惟妙惟肖。既使正面形象,他们也能引申出"反面意义",化腐朽为神奇。《告别少年时代》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校部有一个身材高大、络腮胡子、声若洪钟、仪表堂堂的青年,不到三十岁,已婚。平素心仪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苏联英雄人物保尔·柯察金。即奥斯特洛夫斯基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十月革命"前后,为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并颇有几段爱情故事。那青年看中了茶厂连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向她示爱。少女回绝他时,他竟理直气壮地说:"保尔可以有两个爱人,我为什么不行?"

  最令中央始料不及的,恐怕要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了。那是"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砸烂孔家店"的尝试。政府印行了许多儒家专著,发放到全社会,供批判用。在此之前,解放后出生的青少年,并不知道"孔孟之道"为何物,更没有看过儒家经典。这次,我们只一看其启蒙读物,便心里一惊:这不也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赞扬毛泽东思想的名言)嘛!如《名贤集》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多金非为贵,安乐值钱多。人将礼乐为先,树将枝叶为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远比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容易理解、亲切动人。结果,批判成了传播,反面教材成了人们奉行的准则。

  部分"顽主"则早在这一切之前,就开始蔑视天经地义的"一夫一妻、白头到老",鼓吹不知所自,祸福难料、惊世骇俗的"独身主义"。此议今天也还超前。再者:说说过瘾容易,真能一路不受覊绊、夺关斩将而去可就难喽。

  小布尔乔亚的生命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你到底要什么?
  答:教授的工资,
  高干的待遇,
  农民的自由,
  学生的思想,
  小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的生命。

  这种只向社会索取、不拟有所贡献的心态,今天虽然受到普遍认同、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作者落笔在1970年左右。此其时,文革高潮甫过,人民大众革命兴致盎然。全国城乡,老的"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抛头颅;小的寻找机会"为世界革命洒热血"。纵有私欲也不敢面对。如此嘲讽时代精神、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者,一朝落网,无疑会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同样的欲念逐渐自公众的潜意识里浮出,约在二十年以后了吧。历史在这里又显示出了"螺旋上升式的循环":那几样东西,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教授的工资:直到文革发动之前,国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多为"旧社会过来的人",教授、研究员大半在欧美留过学。共产党需要他们,对他们很客气,让他们享受"赎买政策",支以高薪。几经调整,文革前夕,一级教授、研究员的月薪约为345元,二级280、三级240。而当时各类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元。其实,"演艺大咖"的工资更加诱人。如侯宝林月薪600,梅兰芳、马连良等就上千了。更有以资产"入股"公私合营的资本家,领取的"定息"高至企业利润的1/4呢。唯此等人物寥若晨星,言及收入缺乏代表性,故诗人举人数较多的高知为例。也是为了排比语句比较整齐吧?

  高干的待遇:党员干部的薪水,一向与社会差距不算太大。令人趋之若骛的原因也是古今一律----特权。以毛泽东等人为例,刚刚实行工资制时,毛为唯一的"一级",月薪600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为二级550元。后来,他们的工资虽然降了,毛仅月支404.8元,其余人等也就是个"特级教授"水准。但是,衣食住行、享受人工服务的水平却扶摇直上、令人瞠目(具体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不赘)。文革初起揭发批判"走资派",就是从其生活腐败、特权阶层入手的。人之常情:责之狠的,望之切。

  言及高知、高干,不妨多说几句。解放后文革结束,高知多偏安在学校、研究所;不像现在,被党票、官位收编。他们的子弟也不合流、互有爱恨或曰互相有所羡慕、忌妒。有这样一个故事:北京的育才学校,延安保小演化而来,当然是干部子弟寄宿制了。为了"不脱离群众",从附近居民中招收了几个走读生。走读生在班上处境不言而喻。一日,某班某走读女生因看不下去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借故邀请最嚣张的几个到她家去一趟。几位没想到,这个走读女生的家是一座小洋楼,家里沙发好几套、客厅里摆着钢琴。乃父是留洋归来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生活水准和品味当然不是"老八路"可比的了。当时的司局长,不过一套三居室、家具多半是单位配给的。那女生什么也没说,就让干部子弟自愧不如了。

  农民的自由:这里,作者不是为了排比而以辞害意,就是对于农村毫无所知。农村是中国最不自由的人群,古代,他们安土重迁出于观念;解放后,则被集体化牢牢钉在本村的土地上了。《决裂,前进》的作者可能在农村游玩的时候,看到农民不怎么参与运动,以为其有个人选择。其实,那是队长无能,不会组织煽动。若是碰上富有政治觉悟的贫下中农当社队干部,农民也得像工人、学生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农村,生存、活动自由度大一点的,唯有插队知青,兵团、农场的都不在此列。一是由于农民多半并不欢迎知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是常识。二则农民管束不了知青。"强龙压住了地头蛇"——知识青年啸聚成群,打老乡、砸老乡家的事件,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再者:农民不必严管知青---回家了、不干活,就不挣工分、少分红呗。

  学生的思想:从诗人的气质和价值取向上看,这里所要的"学生的思想",并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是其去未远曾经让他们风骚无限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与清纯无涉。

  小布尔乔亚的生命:"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ie的译音,指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就是"小资产阶级"(petitebourgeoisie)。不是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中的某一层,而是一种生活的品味和情调。文革之前及以后,这种品味和情调不出:浪漫、优雅、感悟、小康的范畴,文革中,尤其在"顽主"这里,则完全变味、变调成了《决裂,前进》中的那一套。或曰:大资本、大官僚,虽然风光无限,责任、义务、风险也随之倍增,有的时得不偿失候。不如独来独往、自由自在。

  或曰:大资本、大官僚,虽然风光无限,责任、义务、风险也随之倍增,有的时得不偿失候。不如独来独往、自由自在。

  那时的人们,追求份外的物质享受,除去偷窃、打劫,只能幻想,根本没有生财之道。最富想象力的人,也未能预感中国会改弦易辙到商品社会。如果改革开放之后再请长诗的作者述说欲望,他会把自己打扮成擅长官商勾结、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纵横商海的企业家吧?


  我只看到先辈的下场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你爱自己的祖国吗?
  答:我爱世界!

  问:你愿继承先烈的遗志……
  答:我只看到先辈的下场。

  问:你爱这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吗?
  答:我翻阅着历史的沉浮以往。

  问:你还准备世界革命吗?
  答:我爱战争和血淋淋的疯狂!

  如今的人们,喜欢笼统地把参与过某种政治、改革运动的人称为"理想主义"者;宽容他们的沉沦。好像他们堕落得情有可原,以其奋斗预付了为非作歹的赔偿。其实,某些人做某种事,出于理想主义还是功利心驱使,事情过后才能看出来。包括他们自己,事后才知道行为的目的到底是为公还是图私?标准很简单:是不是计较个人得失。

  理论上讲,真正的理想主义,境界较高,个人进退排序靠后。其有确定不移的社会改造目标:追随的领袖堕落了,他会自己作领袖;参加的政党变质了,他会另外组织党团;投身的运动瓦解了,他会掀起新的运动。甚至,当他发现原先的信仰是个错误,他会寻找新的信仰;意识到向来的事业祸国殃民,他们会反戈一击云云。这样的人,史上有之,凤毛麟角。遇挫,则怨天尤人、悔不当初,盘点得失毁誉,继而四大皆空、看破红尘者,不是投机赌博就是误入歧途。若是成功,他们会将功请赏,争位夺官。这样的人是大多数。

  红卫兵运动的主体,是些初高中的孩子。年龄在十三四到十八九之间。性格还不稳定,人生观正在形成。任何事物都会让他们感觉新奇,会为任何事物发狂。是一群少不更事的"没头苍蝇",任人利用、驱使。法制国家之设"青少年保护法"减免其罪,就是因为他们所说、所做不能算数。

  所以,当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用稚嫩的声音煞有介事地宣称"树立了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人们多半一笑了之,没人当真。不然,毛泽东怎么还把我等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经受洗礼"呢?既如此,一个颓唐青年,故作深沉地跟你总结历史教训、分享沉痛经验时,你若好心,便听听他的倾诉;不耐烦时,尽管让他打住:三十年后你会明白,政治就是这样玩的;回去告诉你爸爸,既然搞政治,就得输得起!

  尤其是那些意在借参政获取私利者,毕竟自己棋差一着,悄悄回去舔舐伤口,韬光养晦以求一逞吧。或者转换跑道,另择生路。不要把怨气泄向贫弱的社会、无辜的人群。


  风起于青萍之末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朋友,你们革命的后代,
  诞生在首都北京。
  红旗下成长,
  戴过鲜艳的红领巾。
  你们的名字记下了革命的历程,
  你们叫……
  五一、解放、建军、国庆
  你们叫……
  西进、北上、南下、向东
  党对你们冀予厚望啊--
  革命接班人。
  可是如今,你们沉醉于:
  欧美小说,
  颓废装束,
  西方音乐,
  外国鬼影。
  ……

  这是700行长诗《决裂,前进》残编的最后一段。诗的大部分虽然散佚,风格和意旨业已昭然。"正方"是"托儿"、是"反方"的陪衬。做个引子,让辩才无碍的"反方"淋漓尽致地过了把瘾。至于"正方",冷战之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是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反修防修"的理由之一。1970年代初还在坚持革命理想的干部子弟,有多少撑到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

  林彪事件之后,社会上革命热情锐减。原因很多,运动不知所云,民众一无所获,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软肋和致命伤。文革靠政治打击的威慑、靠民众的心理惯性,有气无力地勉强维持。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和口号,已经从有口皆碑退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书记们的讲稿。唯因前几年,揠苗助长似地,人们的境界被拔得太高了,肿胀一时难消。从文革前就逐渐加码的政治教育,早已阉割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普遍觉醒需要醍醐灌顶似的启蒙。

  看官已经注意到了,该诗写作于1970年前后,至少不晚于林立果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吧。而反动的程度,蛊惑的力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流传开来的社会效应不可估量。是篇幅太长,不利传播吗?不像,同期被人传抄的成人小说《曼娜回忆录》,传奇故事《第二次握手》,虚构谍战《林强海峡》等等,都比700行的诗篇幅长。也许是作者和传播者被抓、被惩戒了?那时,一首《知青之歌》,便使南京的作者遭受了牢狱之灾,此曲不过情调悲伤而已。《决裂,前进》的作者既使被枪毙,也不会有人意外。

  然而,担当了"启蒙作用"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而且出于毛泽东的失算,主动向全国传达了这一振聋发聩的密件。个中与人民群众有关的是这样几句话:"农民生活贫苦,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即是变相失业。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即是变相劳改。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长期不加工资,即是变相受剥削。"我等当时感受到了,没敢往深想啊。

  胡兰成说过:"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哪里与生活不匹配,是理论;新的生活展开,先有思潮。人类思想史表明,人们从来不缺理论和思潮,但是注意到他们、接受他们,须得生活状态与之接近,才水到渠成。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铺垫于文革之中。享乐型生活何时萌芽?因何而起?起于何地?《决裂,前进》是个线索。就像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萍之末。

  启麦,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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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以诗证史——文革地下文学《决裂,前进》(上)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以诗证史——文革地下文学《决裂,前进》(上)
Oct 6th 2013, 13:00, by 明鏡雜誌


  一般人回看历史,须得某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失控、失序,才觉得有声色、印象深刻;那些"一切尽在掌握"的时段就比较枯燥、无聊。比如文革的前几年: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大批判,武斗、夺权……,轰轰烈烈、目不暇接。1968年秋天,毛泽东逐渐控制了局面,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社会的运转纳入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其后七八年间,除了"林彪事件",其他文革史料大多索然无味。然而,平静的海面下或有形态丰富、生命力旺盛的珊瑚礁。看点就是,曾有一大批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离经叛道的思想意识,大胆地嘲讽、反叛过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那是人性的呼喊挣扎;也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和铺垫。


  吉光片羽断简残篇

  相关史料多归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项下。极具代表性的,如杨健在《中国知青文学史》里提到的一首长诗《决裂,前进》。他说,1970年,社会上传抄着一首佚名长诗《决裂,前进》,约700行。据说是王靖以沈自由为原型所作。沈是北京13中高一学生,干部子弟,"红卫兵组歌"合唱(又称"老兵儿合唱团)的指挥。写的是,红卫兵运动失败后,"革命小将"意志衰退,甘愿迅速堕落为一群纨绔子弟的自白。

  《决裂,前进》,采对话体,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与留在北京的朋友,各自抒发当时的生活方式及人生观。主角当然是那个"顽主"。革命理想荡然无存,每日追逐声色犬马。直言不讳地回答昔日的战友劝他"离开京都繁华的霓虹灯/到艰苦的地方/开发/生存/斗争!":只愿"在典雅的沙发客厅里","带着满身酒精/烟草和风情/而不像穷光蛋一样/投入到它那贫穷荒凉的泥坑"。宣称"哪怕现在的生活难以为继/或者进入苦闷的铁窗/还是在罪恶中死去/我都将是丑恶的--/但却是自由自在的/--一只快乐的大苍蝇!"云云。("一只快乐的大苍蝇"一语,出自文革中流传的英国小说《牛虻》。描写一位颇有浪漫气质的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在破灭的信仰与无望的爱情之间挣扎的故事。)

  也许是因为这首诗格调肤浅、气息轻浮、词句夸张,且又只剩断简残篇,令文革研究者不屑一顾,忽略了它的史料价值。时移世易,四十多年之后再看,却发现,其他"文革地下文学"作品,感伤、迷惘、失落、遁世、逃避、移情、向往都有了。唯独没有嘲讽,嘲讽盲目的信仰;没有张扬,人性的张扬。而未经包装的人性,就是这样地不检点、不体面。

  至于同期直书政论,反毛、反文革的"异端思想",则多半不出马列主义框架,实为派别之争。而《决裂,前进》不仅是存世唯一、当年也极为少见的,大言不惭披露其颓废心态;毫不隐讳张扬其反动思想;五体投地在阶级敌人脚下的真实、生动的自供状。写作此诗,等于公然宣布:"红二代"转型易轨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反修防修"的文革业已失败、破产。更加令人无奈的是,该诗竟是一篇预言,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国青年向何处去。足令专家学者汗颜。

  "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看似《决裂,前进》不过是作者逞一时之快,但是充沛其间的人性张扬,与几千年中掀起社会波澜的"游民意识",丝丝入扣、一脉相承。自古,童谣或成史谶;《诗三百》不过民歌;陈寅恪则一向主张"以诗证史"。既如此,我拟将残存的《决裂,前进》,分段整理、简介一番,为文革中的社会生活形态做注。


  江山胜处林啸清凉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朋友,
  你该到那江山的胜处,
  让祖国的壮丽、
  人民的开发、
  生活的源泉,
  充实你那空虚思想的深渊。

  答:我爱的是城市而不是乡间。
  我爱看城市高楼大厦的灯光闪闪,
  不爱在乡间数那天上的繁星点点。
  我爱老莫儿华丽的餐厅,
  充实我这油腻的腹肠。
  我爱富丽堂皇的大剧院,
  向我敞开艺术巨人的胸怀。

  至于乡间,只有寂静和平淡,
  那里哪有生活艺术的一斑。
  那清凉无味的林啸,怎比得上
  这嘈杂人流造成的马嘶人喊。

  这里说的是毕业后的去向。大学生自有国家分配,不论塞北江南,好歹都会保持城市户口。初高中的学生太多了,城里安置不下。此事文革之前就已显现,国务院成立了"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总理李先念领军,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知识青年"由是出现。但是那时让人上山下乡,中央有点羞羞答答,可能是不愿意承认工业等部门发展得不好、迟迟不能扩充吧?

  文革一来,政治挂帅,一切难题迎刃而解。毛主席及时地提供了两则"最高指示"供宣传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热血青年纷纷响应、争先恐后报名下乡的事确实有之;"心里没底"的潜意识同时并存。那时,常去火车站欢送同学插队或者去兵团,车站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气氛热烈。无一例外的是,火车一动,人们马上直觉惊醒、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起初,人们不明就里,一则,不知道农村到底多苦;二则,以为穷乡僻壤一如报纸所言:革命形势大好,亟需有为青年。到了地方无不意外心寒。先行一步的"老三届"回来时说:刚到陕北那天,一看:村子这么破、这么穷,周围是不是有好风景?就到外面走走。来到一个臭水塘,想上厕所了,看看没人就往水里小便。一会儿,连续几个人来这儿挑水,一问:全村都喝这个塘里的水。另一个去山西的女知青,分配到社员家里住。一条大炕,一家三代男女一溜排开,她捡了里面靠墙的位置。晚饭喝粥。入夜,一家人轮流起来往放在灶边的一只大瓦盆里小便,此伏彼起。吓得女知青面贴墙壁,整夜不敢翻身。早上,瓦盆尿满溢边,需两个人小心端着送出去。至于"革命热情高涨"的,当然都是知识青年。

  那年头,最好的出路是当兵。大批干部子弟"走后门"去了部队。在部队,生活有保障,还能入党、入团;即使没有"提干",复员后进"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其次是兵团和农场,工作虽然辛苦,每月却有工资,还有食堂。最惨的是插队,生活比农民还差。从下面引自《公议庄的歌》的文字,可以插队知青的状态:

  "当年,政府对我们的要求是'扎根农村,走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从心眼儿里害怕。和社员在一起,我经常端详他们之中身材、轮廓与我相仿的人,边看边想:我到二十岁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他这个样子,那是一位中等个头、消瘦、皮肤粗糙而黝黑、刺儿头、正裂着嘴憨厚地笑着的本村青年;三十几岁时,该像他了--蹲在墙根太阳地里,两只布满裂纹的大手凑在一起、笨拙地卷着旱烟,毫无光泽的脸上,印着几条深深的皱纹;再老一点的我将是怎样一副模样呢?八成不会比这位齿摇发脱的老大爷强到哪儿去,上身的黑棉袄胸前泛着油光,像盔甲一样紧裹着已经佝偻的身子,下面一条抿裆棉裤、扎着裤脚,腰里别着他最心爱的物件--汉白玉嘴的烟袋锅。看着他的时候我还想:上了岁数能熬上这份在牲口棚里拌草料的差事,不用风里雨里下大田,就谢天谢地了。面对自己的未来,我不寒而栗。"

  但是,像诗里那样,不想去农村就可以不去的人是极少数。而且应该是使用了非常手段。因为,有户口和粮食关系管着,吊销户口、不发粮票你就没法生活;有政治压力,个人或家庭,稍有政治瑕疵,就不可能敢说一个"不"字;政治上没有问题也不行:您得起"模范带头作用"啊。除非装病,年纪轻轻,能有什么病啊?查出来作假,算政治错误哦。

  英姿飒爽妙龄正当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问:朋友,你曾经那样的英姿飒爽。
  黄军装、红袖章
  在金水桥头,
  在长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答:今天又怎样?
  同样是英姿飒爽!
  这头上,是"四联"理发师的精创。
  开士米的围巾更使我风流高昂。
  告别将校呢、
  我换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装。
  阔步长街
  为市容增光。
  这鞋,请你仔细看:
  它尖、
  它扁、
  它亮、
  它翘、
  它窄!
  五寸裤腿的线条,
  正显我妙龄正当。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
  所向无敌、无人敢挡。


  这段对话,明白告诉读者,他们曾经是"老红卫兵"。"黄军装、红袖章"驰骋北京街头,是文革初期的时尚。起初那样装扮,不是为了新潮,而是表明出身和政治立场:革命者的后代,红色接班人。

  因为,文化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部把其范围掌握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部门。中央发出明文"军队不搞文化大革命"。事缘,中共入主北京之前,就分成"军队党"和"白区党"。"白区党"以刘少奇为首,其手下平均文化水平较高,建国后盘踞各地、各部委要津。所以,文革军兴,瞬间扫荡殆尽。军队的高级将领,被触及者很少。再则,宣传多年的"革命传统",也围绕枪杆子打江山的汗马之功。其子弟当然要在一切方面突出地为父兄张目了。

  然而,毛泽东、林彪心里有数,"军队是专政的工具",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拾完刘、邓一伙,就开始"抓军内一小撮"了。这时,红卫兵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也已用尽。"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为委员会)已因完成革命任务,回头救助自己的爹妈,而变成了"保爹保妈"派,被"中央文革"逐出了历史舞台。个中人等,本来就少不更事,靠山不在,就只能任人宰割了。他们从热情的革命者,蜕变成"顽主"、继而堕落成流氓,只用了三年左右时间。

  红卫兵、顽主和流氓,三者本来就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如好勇斗狠,放荡不羁,标新立异,作乱秩序云云。诗中,以装束为标志,区分了对话者的气质变化。看似,从"黄军装、红袖章"到细腿裤、尖皮鞋一步到位。其实还是有个过程的。先说从红卫兵到"顽主"。文革初期,初、高中的孩子们,各自加入本校红卫兵组织。"破四旧"、"大串连"都以学校为单位。"老兵儿"一犯错误,立即开始遣散,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作鸟兽散。组织既不存在,学校也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但是,北京的部委和军事单位的宿舍,多数比较集中。孩子们互相都认识,剩下的人自然就以"大院"为依托活动了。

  他们从不同的学校和红卫兵组织,带来了同样的东西:骄傲、失落、好斗和满腹牢骚。顺势而为地做出破罐破摔、寻求刺激、打架斗殴、占山为王之类的"游民"事体。此时,他们的父母不是被打倒、就是被下放,学校则在驱赶他们下乡。他们当中,不想下乡或从乡下跑回来的人,只能在北京"刷夜"----当城市盲流,才能继续他们的生活方式。

  本来就缺乏生活来源的孩子,一"刷夜"就连吃饭都问题了。于是,这些自命不凡的公子哥,不得不陆续干起素来鄙视、嘲笑的流氓行为:小偷小摸、溜门撬锁、坑蒙拐骗。此其时,对于革命事业,只余失望,英雄主义荡然无存,军装、袖章等等标志,就像一个讽刺,避之唯恐不远了。同时他们发现:放下身段,生活会变得很容易、很随意、自由度也无限地扩大了。

  虽然红卫兵已经改弦更张,一切方面与市井流氓无异。他们仍是互相不往来、无冲突的两拨人。"老兵儿"方面,也许为后知后觉自惭形秽?流氓方面则不屑与效颦者为伍吧?


  我愿在烟圈中看破人世往常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烟,是我的精神食粮。
  我愿在烟圈中看破人世往常,
  我愿在烟雾中消磨时光。
  它带我到九重天外,
  它伴我如醉梦乡。
  即使屈膝拾起这宝贵的烟蒂,
  也要作一时的神仙大王。

  做诗几要素,《决裂,前进》的作者至少占了一条,就是唯恐夸张、渲染不到极致。直把抽烟写成了吸毒。于今毒品泛滥之际,若是请他描写,怕是会说能用的比、兴已经预支在上面那个段落里面了吧?

  那时候,精神颓废的青少年,以特立独行表示对社会不满的手段很少。因为,行为多半要受经济条件制约。一支在手,所费无几。形象却已鲜明地显示了其异类的身份。简单明了地起到不与主流社会"革命青年"为伍的目的。并轻易博得崇尚新奇的少男少女的青睐。甚至发展出代词:香烟称"草",吸烟称"吹"。还有在人群聚集处大声吆喝"Cigarette、Cigarette!"的,以示卓尔不群。竟有女孩儿自己不吸烟,却催促幽会的男友:你怎么不抽烟啊,抽一根、抽一根吧。以为那样显得潇洒。

  十几岁的孩子就吸烟,被视为大逆不道,可以上纲上线。那时基本没有抽烟损坏健康的概念,而是"丧失革命意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还要追查教唆者。巡逻的"值勤",可以据此训诫乃至带走在街边吞云吐雾的孩子,拍着桌子一审,肯定有事。经此途径还破过不少无头案呢。在干校时,一天,我回到宿舍,发现蚊帐上有一个大洞,不免立即"报案"。经领导勘查分析,为未熄的烟头落上所致。而全宿舍的孩子没有超过十六岁的,说明有孩子"沾染了吸烟恶习!",遂展开调查。大会说、小会审,那架势丝毫不亚于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淡淡地几口香烟,能令人飘飘欲仙吗?经常抽烟会上瘾却是真的。有了烟瘾的孩子,多半来自工厂和下乡知青。在那儿大家都抽,不构成"错误"。但是,在学校、在干校,当然最主要的是在父母面前,绝对禁止小孩儿抽烟。正式公开地抽烟大概需年过二十,甚至结婚之后吧。在此之前,他们只能远远地找个没人的角落匆匆吸几口。到了冬天,外面太冷,就蹲在公用厕所的格子里抽。没有收入的小孩儿就更惨了,得借给家里买东西之机,苛扣三分五分,积攒出一盒烟钱。好在,最便宜的"工农兵牌"香烟只需两毛钱,有的商品还能零买,一分钱一支。料那些染有此疾的孩子,没有抽过什么好烟。

  据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带着儿子逛街,一时高兴,抽烟时递给儿子一支,父子俩人手一支,并行在王府井大街。一时传为美谈,令无数孩子艳羡。

  葡萄酒杯上燃起烈焰

  对话体长诗《决裂,前进》片段:

  自白:酒,你使我神往,
  酒后的狂欢更富有诗意。人说你是穿肠毒箭,
  我说你是玉液琼浆。
  即使葡萄酒杯上燃起烈焰,
  我也甘愿蹈火赴汤。

  此处,作者未及藏拙,一句"葡萄酒杯"云云,将其酒量之浅暴露无遗。十几度的葡萄酒怎么点得着呢?许是作者沾酒即醉,头昏眼花生出的幻觉。北京土话管这种人叫"酒腻子"。

  那时的北京人不喝啤酒(或曰北京还不生产啤酒?)。反正市面上,含酒精的饮料分白酒和红酒两大类。葡萄酒属于红酒,因其有颜色,又称"色"(音:shǎi)酒。不仅品种寥寥,而且一律发甜。若要享受"酒后的狂欢",非白酒不办。中国的白酒曾经震慑过美国来客: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在国宴上领教了茅台酒,还带了一瓶。回到白宫,把妻子、女儿招集到一起,给她们展示茅台的浓度。总统先生亲自把酒倒进一只碗里,划根火柴,伸向碗边。茅台遇火立即燃烧起来。众人正在称奇,瓷碗已经烧裂,火焰浮在酒上点着了桌布。那本书上说:美国第一家庭全力扑救,避免了一场历史悲剧云云。

  尚武好斗者,必喜豪饮,北京"顽主"岂能例外?以国务院部委宿舍集中的和平里"顽主"为例。他们经常聚集在一个叫"新鲁"的餐厅。人多,喝酒才热闹;钱少,酒量菜色需节省。解决的办法是:能一口干掉四两一杯的白酒者,才有资格上桌坐在正面;量及三两的坐桌角;二两及以下者,就在背后站着吧。酒,照例是北京特产"二锅头",一块多一瓶,酒精浓度与茅台相当(那时的茅台,一瓶也不超过十块钱)。至于下酒菜,则是几毛钱一份的肉末炒粉丝,叫做"蚂蚁上树",且叮嘱服务员"加大辣!"

  城里的孩子"耍酷"都喝酒,乡下的知青正经需要借酒浇愁啊。可惜条件更差。曾见两个"老插"一本正经地商量"晚上得喝一顿了"的事。一个说:我发现,南边那个队的菜地晚上看得松。另一位:好啊,咱们去弄点茄子、扁豆、黄瓜。先前那个:跟女生借点油,或者让她们给炒熟了。另一位立刻接道:别别别,狼多肉少,还是借点油自己炒吧。从老罗家掏的鸡蛋攒了多少了?回答:整十个。对曰:不行啊,不够换一斤烧酒的。(意为:老乡到供销社卖出鸡蛋、买回日用品)曰:还跟上次那样,兑水喝、兑水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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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杨尚昆披露庐山会议中毛泽东批彭德怀真相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杨尚昆披露庐山会议中毛泽东批彭德怀真相
Oct 6th 2013, 12:59, by 明鏡雜誌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保护"秀才"过关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会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

  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gA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又岂知,更为遗憾的是,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别!

  杨尚昆和彭德怀友谊深厚,情同手足。1998年初,在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篇文章的同时,他不顾疲劳,又开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文章。他强调一定要把彭德怀最突出的特点写出来,主要写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立下丰功伟绩,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弥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杨尚昆去上海,我随行去上海档案馆查档。这期间,他还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反复讨论这篇文稿。不料,杨尚昆这次归来后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将军》一文是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

  作者:不详,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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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紅三代接爺爺的班,首先接爺爺的文體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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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三代接爺爺的班,首先接爺爺的文體愛好
Oct 5th 2013, 20:59, by 明鏡雜誌


《名星》特約記者 栗豐 方延鴻


爺爺對自己的最大影響是橋牌

香港《文匯報》2004年8月曾發表其北京新聞中心記者採寫的報導《孫子們眼中的鄧爺爺》,講的是孫輩眼中的鄧小平,卻同時也透露了這些孫輩一些情况。

報導寫道:

【這一天,平日難得一見的鄧家孫輩們齊聚小平百年展覽會場。昔日從照片中看到的乖巧的眠眠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嬌美的羊羊已從美國學成歸來,頑皮的萌萌儼然成了男子漢,就連年紀最小的"小弟"也考入北大攻讀法學。

鄧家四位孫輩,無論是孫子、外孫,都叫小平爺爺,名字中的前兩個字都是"鄧卓",以示對爺爺奶奶的紀念。面對記者圍追採訪,大孩子們便先供出"小弟"做擋箭牌。

"小弟"大名叫鄧卓棣,是鄧質方之子,也是小平唯一的孫子,孫輩中排行老四。面對記者提問,小弟非常坦率地說,自己今年已經19歲了,在北大法律系讀大二。】

有趣的是,當《文匯報》記者問他,爺爺鄧小平對他最大的影響時,他既沒有說"三起三落"的頑強毅力,也沒有說改革開放的戰略眼光,更沒有說悍然下令鎮壓"六四"的霸氣。他說:"應該是橋牌吧。我現在是北京青年隊的,戰績還可以。這次北大打了第四名。小時候總看爺爺打橋牌,自己卻沒跟爺爺打過,真的非常遺憾。"

一代中共領袖對孫輩最大的影響,竟然是橋牌!

應該讚許鄧卓棣的坦誠,但是領袖對孫輩如此"最大的影響",還是令人啼笑皆非。


接班先接業餘愛好

中共領袖們有幾項很出名的體育、文藝項目,引得有志從政的年輕人競相學習,例如毛澤東熱衷的游泳,鄧小平沉溺的橋牌,趙紫陽眷戀的高爾夫球,萬里著迷的網球,還有胡錦濤喜愛的中國"國球"——乒乓球……木匠出身的李瑞環,後來跟從萬里學會了網球,成爲中國政壇"網球幫"的盟主,以球會友;丁關根的飛黃騰達,與他常在牌桌上與鄧小平搭擋絕對有關係;李克強也早早就學會了網球,好跟老一輩革命家有更多共同語言。

從這個意義上看,鄧卓棣在橋牌上精益求精,誰謂不宜?

2010年11月,鄧卓棣在北京橋牌隊慶功會上,以銀帝青年隊隊員代表的名義做了一個發言,後發表於聯眾橋牌網。從中可以窺見"紅三代"的內心一角:

【尊敬的郭金龍市長、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

大家好!今天有幸作為中國青年橋牌隊的代表向大家匯報本次世界橋牌錦標賽青年組的戰況和成績。帕蒂諾杯是一項歷史悠久的國際比賽,許多世界頂尖橋牌大師在年輕時都曾參加過這項比賽並獲得優異成績。經過六天的激烈角逐,最終中國青年隊獲得了季軍。創造了本項比賽的曆史最佳戰績。如果沒有中央領導、北京市政府、北京市體育局、北京市體育總會、讚助企業、北京橋牌協會和其他同志們的全力支持,也就沒有我們今天的成績。在此,我謹代表中國青年隊的全體成員向大家表示最衷心的感謝和最崇高的敬禮。

承載著領導們的關心和厚愛,我們太想太想在這次比賽中將冠軍獎杯帶回中國,但是在巨大的壓力下,我們頑強拚搏,卻由於沒有闖過心理關,最終與冠軍失之交臂。今後,我們一定向國家女隊的前輩們學習,總結以往的比賽經驗,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技術水平,力爭在下次比賽中,讓中國國歌在賽場響起。我對在座的長輩還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我就學會了橋牌這項智慧高雅的運動,也有幸和很多長輩切磋學習過,長輩們的牌技和風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為我樹立了牌桌內外的學習榜樣。今後的工作生活中,我一定繼續努力,不斷學習,發揮螺絲釘精神,為黨和國家做更多的貢獻,不辜負長輩們的關心和培養。最後祝所有領導,所有來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在今天的比賽中取得滿意的成績。】


言語雖少卻盡在掌握

《文匯報》報導一一介紹了"鄧三代"的姓名,如果說前兩個字都是"鄧卓"相當特別,第三個字卻都偏於生僻:芮、泝、玥、棣,文化水平稍低的人念不出來。

《文匯報》報導寫道:
【羊羊,大名鄧卓玥,鄧榕之女,孫輩中排行老三,就讀美國波士頓威爾士麗女校,攻讀心理學,兩年前回國,目前從事廣告公關方面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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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卓玥和姐姐鄧卓芮合影。
她說,對爺爺的思念無法用語言形容,所有的事都非常難忘。對羊羊而言,記憶中最難忘的一件事是自己16歲出國留學前,爺爺對她說,"不要緊張,一定要自己去鍛煉,獨立自主,以後就算我們這們家的人沒有大出息,也要爭取有小出息。"如今學成歸來,她說,自己要爭取做一些事情。去年年底,她參與主辦了一個慈善嘉年華活動,為四川失學女童籌集了200多萬元的捐款。

萌萌,大名鄧卓泝,鄧林之子,孫輩中排行老二。計算機專業畢業,從事金融、科技方面工作。

談起爺爺的對自己的影響,萌萌表示,很難講出具體的東西,因為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果細說,三天三夜也講不完。爺爺給他最深的印象是,言語雖少卻盡在掌握。

眠眠,大名鄧卓芮,鄧楠之女,孫輩中排行老大。眠眠對記者說,自己70年代出生。我們在爺爺最後的20年中陪伴了他一段時間,爺爺給我們最多的是親情和關懷。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孫輩幾個人也是在學習,爺爺的人格魅力,積極向上的精神,多年來一直激勵我們。】(《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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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吴佩孚的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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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的丧事
Oct 5th 2013, 20:54, by 明鏡雜誌




1939年12月4日,寓居北平近八年之久的吴佩孚,逝世于什锦花园胡同11号公馆,享年六十六岁。

吴佩孚早已远离了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却在日本驻华军人策动卢沟桥事变侵占华北后,成了各方政治力量竞相争取与联合的对象。日本人打的算盘是:让社会声望极高,且一贯敌视日本的北洋旧人吴佩孚"出山",是推行所谓中日"和平运动"最有说服力的招牌。然而,无论日本人如何利诱,使出软的或硬的种种招数,这位生性狷介忠直,以关岳自况的吴大帅,虽身处虎狼之地,在大小汉奸纷纷落水之际,以"志士不忘在沟壑"明志,拒绝日伪诱迫,岿然不为所动。以致吴佩 孚的噩耗传出,举国震惊,各方哀悼,唁电如雪片一般发至什锦花园胡同。在其后的一个月中,除北平为其操办了大规模治丧活动外, 全国抗战中枢的重庆国民政府也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国内外新闻机构曾进行了密集报道。吴佩孚的身后事可谓哀荣备至,有报刊称:吴氏治丧,为民国以来北平 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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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吴佩孚晚年(逝世前一年寿辰时所摄)



吴佩孚去世的次日,故都北平便正式组成"吴上将军治丧处",成员有一百八十余人,多为社会名流与吴氏生前友好。治丧处由齐燮元任总理,蒋雁行等任协 理,并设总务处、文书处、会计处、交际处、庶务处、警防处、宣传处。称奇的是:在直接参与治丧的人士中,有的一生互为政敌,老死不相往来,却在为吴氏治丧 的名义下同相与谋了。

吴氏一生,充满传奇。他以秀才之身,于国家多难之际,投入沙场军界,渐由士卒跻身将帅,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著名人物。1920年,吴佩孚 自湖南衡阳撤防北归,罢战主和,责师抗上,吊民伐罪,从而获得国人赞誉。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执掌兵符近三十年,军事才能在当世中国武人中堪称首屈一 指。在其军事生涯前期,曾一战安湘、再战败皖、三战定鄂、四战克奉,有常胜将军之名。1924年败于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人也多谓非战之罪;再败于南方革命 军之北伐,遂息影下野。晚年又潜心于阐释儒家学说,有《循分新书》、《正一道诠》、《明德讲义》、《春秋正义证释》等著作传世。他注重修身,廉洁自守,忠 诚无畏,算得上是民国政坛军界中的佼佼者。对他一生的事功、品格与为人处事,民国名记者陶菊隐誉其为"中国旧军人的最后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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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日本发行的"战报"宣传单上的吴佩孚与家人的合影。(秦风老照片馆供图)


吴佩孚的死因,时人有多种说法,至今谜团未解,未能定论。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他是死于日伪的阴谋,还是误于庸医之手,都无碍他的晚节。对吴的辞世, 伪华北政权所控制的《新民报》于1939 年12月5日,以"吴佩孚将军昨晚在寓逝世东方文化上一大损失"为题发布了吴佩孚死讯,报道称:"吴佩孚将军,以六秩晋六之翁,身体素健,步履如恒,讵于 前四五日突罹牙疾,当延伊东日本大夫及中医郭眉臣,西医方石珊,德医史替芬等医治,以期万全。惟牙肿迄未见痊可,竟于四日下午六时病逝,享年六十六岁。将 军之生前友好齐燮元、江朝宗、蒋雁行、孙丹林、陈廷杰、陈中孚诸氏主持治丧处云。"而抗战后方重庆的《中央日报》也于12月6日刊登消息说:"敌因汪逆精 卫之伪中央政权不为各方面所承认,乃急图强迫吴佩孚出任某重要军职,加强傀儡组织之声誉。自上月二十五日起,敌即派大批特务人员包围吴氏住宅,敌酋坂西并 亲晤吴氏,迫其与汪逆合作,或在华北自树一帜,虽为吴氏所拒绝,而敌酋仍日往逼诱。二十九日起,吴氏突患牙痛,敌嘱日医为之诊治,同时吴宅即为宪兵所监 视,进出均受检查。本月三日,吴氏牙痛更剧,日医商得坂西同意后,施行拔牙手术,此后吴氏即转入昏迷状态。四日午后稍清醒,欲邀亲友及旧时僚属谈话,然终 不可得,最后乃语其夫人曰:'死得好!'日医此时复为之注射,吴氏复入睡眠状态,延至下午六时五十分乃与世长辞。"又讯称:"吴佩孚病逝之消息传出后,各 界人士一致表示哀悼,咸认吴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爱国男儿。自'临时政府'成立以来,王克敏及日方曾屡次请吴氏出任伪职,汪精卫曾以此为请,但均为 吴严词拒绝。今日日方所办之英文报,称吴氏将出任汪氏政权之军政部长之说,亦并不可靠,盖吴氏已屡行表示不就任何伪职也,吴死后日方之组府工作,势必更趋 困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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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吴佩孚与孙吴运坤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大公报》,也于12月6日发表社评《悼吴佩孚将军》,其中说:"吴佩孚将军以败血症于前夕逝世于北平,此一代人杰,乃于今日 保持完节溘然长逝于异族大敌统治下之故都,全国同胞闻此噩耗,均不胜其感念悲悼之情矣!综计吴氏一生,实功多于过,而其气节之高,操守之坚,尤可谓中国旧 军人之最后一个典型。吴氏治军严肃,持己俭约,尤崇慕关岳之为人。关寿亭深陷贼营,心不忘汉,此与吴氏之晚节极相符合;岳武穆抗敌复国,志决身歼,吴氏虽 未尝得此机遇,然其拒敌不屈,亦可无愧矣。惟其志节坚贞,故能出污泥而不染,嬉笑怒骂于暴敌群奸之重围中,而始终不屈。呜呼!将军死矣,其正气高节则凛然 长存于天壤之间,绌暴敌,愧群奸,永为中华民族之好男儿,将军有之矣!"
在北伐战争中曾视吴佩孚为最大敌人的蒋介石,闻吴去世,亲致唁电:"顷闻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传来,殊深怆悼。溯自寇患凭陵,于兹八 载。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 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除请政府优颁饬终令典,以彰明德外,务希善体遗志,节哀顺变,藉襄大事。是所企盼。中正鱼。"随后国民政府 与最高国防委员会决议:追赠吴佩孚为陆军一级上将。耐人寻味的是,汪精卫虽拉拢吴佩孚碰了钉子,心存怨恨,但还是代表伪南京政府发去了唁电:"微电惊悉, 吴上将军和平救国夙愿未偿,遽尔长逝,哀悼良深,谨此致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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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吴佩孚灵堂


大殓日期定于12月5日下午举行,由儿子吴道时等亲属四人将遗体移入棺内。盛殓吴氏遗体的是一具老金丝楠木棺,为万益祥木厂所制作的一流大棺,标价 11000元,该号老板久慕吴氏为人,只收取7500 元成本费。殉殓之物因吴佩孚留有遗嘱,仅为一些勋章、纪念章及包金制钱数枚等物,无任何值钱的珍宝古玩。12月6日为吴氏"接三"之日,接三为人死之初 祭、殓后之大典,伪南京政府通令各省下半旗致哀,并派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亲至吴宅致祭。当日,什锦花园胡同一带,车水马龙,政界新贵、各方名流接踵而 至,赴吴宅吊祭,加上吴佩孚的亲朋故旧、昔日袍泽,约千人之众。"名流"之中有董康、马良、余晋龢、鲍观澄、周肇祥、宋介、冷家骥、何丰林、殷汝耕等。这 天下午,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多田中将竟然也来到吴宅致祭。同时举办的度亡道场,可谓规模盛大,所用僧道之多,为民国以来的大人物丧事中所罕见。灵棚 内高悬红、黄、蓝、紫、青各色经幡四十幢,共十棚经,僧道人数达百余众。乐队亦有数班,竟日参与演奏。下午6 时"接三",先举行家祭,其子吴道时主持行礼。祭礼毕,来宾齐向灵位三鞠躬,即行"送三"。送三的行列延绵数里,东四一带,万人空巷,交通为之阻隔。送三 行列出什锦花园东口向南,经东四北大街折向西行,至隆福寺神路街焚化车轿等冥器,香火缭绕,哭声震天。为吴氏办的"迎三送路",场面之大,景况之盛,可谓 近世无匹。在治丧期间,北平各大寺院的法师、高僧,轮流诵经,时称"送经忏",逢"七"在夜间加放"焰口"。1940年 1月16日举行的"点主"大典,竟请来了前清翰林傅增湘为点主官,前清翰林潘龄皋、符定一为陪主,陈幼孳、劳之常、孙汉尘、高松筌为襄主,张馥卿、孙子涵 等为司仪,"点主"仪式上亦是嘉宾如云。

1940年1月21日,重庆国民政府先于吴佩孚移灵之日,举办了吴佩孚将军追悼大会,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挽联一副:"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丁惟汾、于右任、孔祥熙、叶楚伧、朱家骅、何应钦、陈立夫等军政要人,以及各机关团体代表二百多人出席,由行政院副院长孔 祥熙致悼辞。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追悼会上诙谐地说:"自从我们吴姓出了一个大汉奸吴三桂,近三百年来,姓吴的人都没脸见人。如今好了,吴姓出了一位大忠烈 吴佩孚,我们的脸上可大有光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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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吴佩孚殡仪。正中为其子吴道时,两侧儿童为孙儿吴运乾、吴运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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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吴佩孚殡仪

1940年1月24日,吴氏灵柩举殡,为民国以来北平最大规模的出殡。由六十四名杠夫肩抬盛殓吴氏遗体的金丝楠灵柩,灵柩两侧各系三百尺长的白练, 由送殡人牵引,缓缓行进。移灵所经线路由社会各界设立祭棚十一座,路祭桌、茶桌鳞次栉比,难以数计。灵柩上午出什锦花园胡同东口,殡列经由东四、灯市口、 王府井、东长安街、天安门、西长安街、西单北大街、缸瓦市、西四南大街,向东经西安门外大街、西安门内大街、文津街,跨北海御河桥,经北海前门,进景山西 街,经地安门内大街、地安门外大街、鼓楼西大街、旧鼓楼大街,进大石桥胡同拈花寺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吴佩孚生前客居北平,未置茔地。身后之事,是日后 归葬蓬莱祖茔,还是在北平择地安葬,尚未定论。吴遽然去世,暂在拈花寺东跨院(原为寺内菜园),借地建造三间大顶殿式房屋,命名"武圣祠",以停放吴氏灵 柩。未曾料想,因抗日战争之故,吴佩孚的灵柩在拈花寺停厝近七年之久。

直到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认为"故吴上将军佩孚,于沦陷期间,忠贞不屈,大节凛然,为国殒殁。为表彰忠烈,追赠陆军一级上将衔"。拨发治丧费一万元, 并以"故旧袍泽"及"平市各界"名义发起公葬,旋即组成以孔祥熙、李宗仁为主任委员的"蓬莱吴上将军营葬委员会",1946年12月16日举行盛大的安葬 仪式,将这位民国风云人物,安葬于玉泉山西麓私家墓地。国土重光,吴佩孚也终于入土为安了。
当时,吴佩孚公葬的事宜,北平的各大报馆均发布了启事,一时成为市民热议的话题。有的市民很是羡慕吴氏的身后哀荣,说:"日本人占北平时,吴大帅就大办了丧事,现在中央(国民政府),又要给他办一次,大帅这辈子真倒是干着啦!"

杨潜,《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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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钱理群: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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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Oct 5th 2013, 20:48, by 明鏡雜誌

   
  2008年伊始,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贺永新先生给我寄来了一段文字,这是从我们班被打成右派的江之浒先生所写的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里复印的,文中赫然记录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在班级批斗会上的两次发言———

  1957年10月中旬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民主自由问题。你污蔑国家,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公民权利没有保证。给吕庆仕的信中(按:吕某是江之浒在外地某大学读书的同学,江在给吕的信中介绍了北大运动的情况,并谈了他的看法,这些信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他的主要罪证)故意歪曲事实,借黄必达(江注:中文系党总支委员)自杀一事说:"在我们国家里,事实真相永远不会清楚。"引张元勋、沈泽宜的话:"我们贴出这首诗,难保不进监狱。"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引呢?想这样封住党的嘴。"五七年肃反缺乏理论根据,有些人被莫须有的罪行投入监狱"。肃反搞清楚历史问题,为什么是"失去了人的尊严"?借大字报上的"为鬼申冤",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法制不完备,这是'三害'猖獗的原因",说我们国家无法,我国有宪法,有人民的法制,这些都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三害'分子可以犯法,而不受应有的处分",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不是党员?一直把对党的仇恨埋在自己心里,到时候就按捺不住自己。"现在不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行了",企图揭竿而起。实际上是说"人道之光必明,'三害'之仇必雪,不扩大民主不行",学生会人员产生是提几个人选几个,人民代表也是等额选举,"简直作孽"。候选人是协商出来的,一致通过也是经过充分讨论的,难道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广大人民兴高采烈的选举他说是"作孽"。他一方面对我们仇恨,一方面又像笑面虎。他说,在我们社会没有民主,他要争取的是反革命的民主。整个信中打了民主、自由的旗帜,企图推翻党的领导。自己写的还赖得了吗?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应放老实些!

  1957年11月3日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关于等级制度和新闻自由。我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逃去台湾。如果说江处于十八层(地狱),那我就要处于第十九层。但从上海一解放到现在,我没有感到受歧视。我加入少先队,担任少先队职务。高一时我不是团员,组织上分配我做辅导员。在我们社会中,党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并不歧视。党应该不应该加强对工农子弟的培养?他对培养工农干部不满。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不注意培养工农子弟,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对这一点,正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无可讳言,剥削阶级出身的,一般是不同党同心同德的,必须要得到改造。他为什么成为右派,怎么不从阶级出身找根源呢?到底是受到歧视,还是他自己不改变立场?

  其次,谈新闻自由。任何一张报纸都是要封锁消息的。要发一些,压一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动言论当然不登。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怕说真话。他说"要忠实地报道各国各方面现状",他自己报道的北大鸣放大字报情况就歪曲事实。我们党是否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揭露生活黑暗面?请问,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党,号召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批评的?我们说肃反好,他说糟得很,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不惜造谣来揭露所谓黑暗。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要报纸成为歪曲生活的东西。他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党报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光明日报》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为非党报纸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扬《文汇报》,并作介绍。1946年,国共停战有三人小组调停。在你父亲做官的南通,发生"南通血案",进步学生、教授被杀,其中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生命也没保障。杨刚的哥哥被顾祝同杀死,此事后来由美国进步记者揭露出来。上海一个杂志,三个记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没有,还有什么采访自由?只有在现在的社会里,新闻记者才能为人民说话。(批判发言完)


  面对这白纸黑字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把它遗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历史的旧痛在我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轻松?这"轻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续的痛苦之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简直是一个嘲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要"拒绝遗忘",但首先遗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以后,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

  昨夜,我睡不安宁。夜半突然惊醒,历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现,我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发言?此刻,我又一遍遍地审读,自省,寻求答案。于是,我发现,我的"批判"始终有两个重点,一是关于"民主自由",一是关于"家庭出身"。而这正是我在1957年最感困惑,并因此使自己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的两大关节。记得我在反右运动开始的一次共青团内的讨论会上,曾作过这样的发言: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我不同意的;但反右也会有副作用,从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讲话了。我的结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我还是赞成反右;但希望坚持民主自由,不要把知识分子吓跑了。我的这一番发言,当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和右派思想划不清界限",甚至"滑到了右派的边缘"。因此,让我出现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并作发言,第二次还是第一个发言人,我心里明白,这是党给我的一次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考验。我关于民主、自由的那一番"慷慨陈词",其实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表白,是用批判来和右派"划清界线",借此向党表示我的悔改与忠诚。可以看出,我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甚至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力图使自己的"批判"似乎"有理有据"。而这也是党所要求的:既要紧跟,以党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又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鲁迅的分析,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释",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释其思想、口号,以具有某种学理性。总之,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我的发言表明,我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会讲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而我关于家庭出身的那番言辞,因为触动我的心病,那摆脱不掉的原罪感,就更是曲折婉转:先以身说法,硬说并未因出身而受歧视;再竭力说明党重视培养工农子弟之必要与合理;最后承认自己因剥削阶级出身而天然地不能与党"同心同德",因此有改造的必要。这都是自我说服,煞费苦心而自有可悯之处;可憎的还是那副自以为大彻大悟,洋洋自得,居高临下地教训被批判者的奴才心态与口吻。但我就是依靠这样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过了一劫。逃过的代价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以自救: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而我居然把它忘却了!

  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像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
  
  2008年1月14日急就
 
  钱理群,《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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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身虽羸弱志气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立法行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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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虽羸弱志气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立法行迹(下)
Oct 5th 2013, 20:42, by 明鏡雜誌


6

弗吉尼亚的一系列重要立法工作相继完成后,此时,麦迪逊头脑中有一个更大、更清晰的构想——为美国制订一部全国性宪法。

从担任州议员到大陆会议代表,到了1786年,麦迪逊的议会职业生涯已有整整十年了。多年的议会生涯,他一直在思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由此日渐感觉到,当时北美十三个州联合起来的"合众国"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各州之间的关系相当松散,并不是一个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统一国家,更像是一种邦国间的友好同盟。北美的宪法性法律"邦联条例",以及中央级政府"邦联议会"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造成经济的混乱、政治的动荡和许多的社会问题,也使"合众国"难以应付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

为此,麦迪逊数次分别写信给前大陆军总指挥官华盛顿、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詹宁斯·伦道夫。他在信中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表达内心的忧虑,提出酝酿已久的想法:值此危局,北美实有必要,立即制定一部"能保持国家政权的适当最高权力,同时又使地方政府作为下级机关能起有益作用"的宪法。

1786年9月,诸州在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召开了一次会议,为的是商讨各州之间的商贸往来、州际边界、开辟土地等问题。说是会议,其实根本算不上一次会议,因为只有五个州派来了代表。麦迪逊是与会最年轻的代表,他与另一位年轻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道,联合起来说服其他代表们,这样一个残缺不全、力量薄弱的会议根本办不成什么事情,我俩建议,来年五月,所有十三州选派代表齐聚费城,举行一次真正的会议,以"进一步拟订为使全国政府体制足以应付联盟的紧急事务而必要的条款"。

由于十八世纪后期的交通还很不方便,原定于1787年5月14日召开的会议,届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代表到达费城。各州的代表们或骑马,或坐船,或乘坐马车,三三两两地陆续抵达会场,直到5月25日,才有逾半数的州——即7个州的代表——来到会场,代表人数才得以达到法定人数。会总算开成了。

乔治·华盛顿在会议的前一天到达,在费城城外获得了仪仗队和鸣礼炮的隆重欢迎,他被代表们一致推选为会议主席。来得最迟的,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代表,他们直到7月23日才到达,此时会议已经开了一大半。最终参加会议的,除了罗德岛州以外,总共来了12个州的55位代表。

5月25日,会议正式召开。已经到达的代表们在原签署"独立宣言"的地方、现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举行了首次会议,就此拉开了为期近4个月、历时116天的制宪会议的序幕。这次被杰斐逊誉为"半人半神的聚会"的会议,史称"美利坚合众国制宪会议",又称"费城会议"、"联邦会议"或"费城大会"。

第一个到达费城参会的代表,正是麦迪逊。这年的麦迪逊36岁,是出席费城会议最年轻的代表之一,但他已有十年的议会工作经验,十多年的从政经历,资历可不算浅,在北美思想界和政界也已有了一席之地。费城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作为邦联议会的所在地,麦迪逊在担任弗吉尼亚派驻大陆会议(邦联议会前身)代表时,他曾在此地居住过三年半。去年冬天,他在家闭门研读了驻法大使杰斐逊从巴黎寄来的两大箱子书籍,其中主要是一批欧洲的政治法律著作,还有一些有关"古代和现代的政府管理"的印刷品。去年夏天,在安纳波利斯会议召开之前,麦迪逊特地抽空去了一趟纽约,以考察当地的地方政治情况。今年年初,他开始总结此前的阅读和考察经历,并与当前美国的政治状况相结合,就此写出了一篇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政治体制之弊病"的文章。后来,历史学家道格拉斯·阿戴尔评价麦迪逊在1787年的工作时说,"这也许是在美国最富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工作了。"

如今在这个春色撩人的晚春时节,他第一个来到费城,下榻距离会场不远处的一家旅馆,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和思考:北美在脱离了宗主国的统治之后,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北美的未来会有怎样的一副前景?当5月25日制宪会议正式举行的时候,对于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坐在会场内的麦迪逊已经有了一番深思熟虑,他早已是胸有成竹了。

就在提前抵达费城、等待其他代表到达、等待会议正式开始的那段日子,麦迪逊拟出了一套关于新联邦政体的组建方案。这一方案成为日后著名的"弗吉尼亚方案",也被称作"麦迪逊方案"。

接下来,麦迪逊所设计和起草的这一方案,成为唯一一个被会议中大多数代表所接受、而成为最终所制订出的宪法文本基础的草案。费城会议上最主要的议事日程,就是对"弗吉尼亚方案"进行讨论和修改,换句话说,他的方案一直主导着制宪会议的议程。身为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和起草人,麦迪逊深感与有荣焉,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

这个素来羸弱的青年男子,如今背负起了一个新生国家的希望。费城浩荡的春风,一次次地将他吹拂,又一次次地让他豪情满怀。

7

1787年5月25日。费城。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咣咣咣咣··",早上州议会大厦顶端高耸入云的钟楼里,传来一阵钟声,那钟声低沉,浑厚,平稳,节奏徐缓,余音久久地、皇皇地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大厦一楼的会议厅内,摆放着十三张铺着绿绒台布的长方形桌子,以供十三个州的代表们围桌而坐,每张桌面上均有笔墨纸张,另外还有一盏银质的烛台。这天临近晌午的时候,二三十位身着正式礼服的代表坐在桌旁,一张张脸庞露出疲惫的神情,他们大多是这一两天经历了一番长途旅途后抵达费城的。

会议厅的最里头,是一张略微有些高的雕花座椅,其上坐着本次会议的主席乔治·华盛顿,众人望着正准备说话的他,怀着说不出的恭敬。待众人都安静了下来,华盛顿开口了:

"早安,各位代表。诸位从自己的州来到费城,一路上辛苦了。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州,也就是7个州的代表来到我们的大会,已符合法定人数。现在,本人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宣布会议正式开始。鉴于在13个州当中,弗吉尼亚州最早通过了正式的州宪法和权利宣言,他们州对美国未来政治体制的设计准备得最充分,现在首先有请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先生发言。"

只见穿着一身黑色礼服的麦迪逊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头发有些稀疏,全都向后疏理着,鼻子有冻伤的痕迹,瘦小的身材却掩不住眉宇间的自信。他面向主席鞠了一躬,接着环视了一圈代表们,眼睑略略闪动,说道:

"主席阁下,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今天开这次会,绝不可以仅仅只是做些对《邦联条例》的修改工作,尽管这些年来,'邦联条例'的缺陷已经暴露无遗,但我坚信,建立在'邦联条例'基础上来改革邦联的行动注定将走向失败。总之,仅仅对'邦联条例'的缺陷修补一番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废除这份'条例',另起炉灶,为合众国制订一部新宪法。"说到这,麦迪逊双眉微微一扬,带着激动的语气继续说道:"先生们,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做的,是拿出一套崭新的合众国政治制度蓝图。现在就让我们来决定共和制政体的命运。"麦迪逊的发言引起了会场的一阵骚动,代表们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室内的空气完全搅动了起来。经过一番讨论,麦迪逊的提议被采纳了。

接下来,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为合众国设计一种全新的共和政体模式,同时,制订一部高于各州宪法的全国性宪法。

会议的第二天是个晴天,一大早太阳光就明晃晃的,释放出的曛暖让州议会大厦的一楼会议厅成了温室,时节才五月下旬,夏天还没来有到,费城竟就有几分夏意了。这天会议一开始,麦迪逊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发言,得到会议主席的准许之后,他把一直举起的右手放了下来,拿起桌上的一摞纸张,显然那是发言稿,挺直地站着,目光炯炯,瞳仁有神,那份沉稳,那份自信,已经不再像一个代表了,而更像是一位学问广博、识见高明的学者去阐明一个主张,论述一个观点:

"主席阁下,各位代表先生,独立战争胜利后的这些年来,北美十三州各自为政,我们都目睹了诸州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目睹了各州内部的混乱与衰败,也目睹了邦联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低效,长此以往,合众国的处境和前途将不堪设想,这种状况万万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想,我们各个州应当联合起来,并且是全面联合,拧成一股绳,才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之中得以自保,继而开创我们国家美好的未来。在仔细研究了从古到今的各种政治体制之后,本人坚信,我们应当在共和的基础上走联邦制的道路。"

说着说着,麦迪逊握紧了拳头,深吸了一口气,提高了声调又继续发言:"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一个地位高于各州政府的中央政府,以及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权力系统。我相信,只要深思熟虑,安排得当,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比历史上所有政体都要好得多的政治体系。"

这时,会议主席华盛顿插话了:"麦迪逊先生,关于政治体系的问题,能否请你讲得再具体一点,详细一点。"麦迪逊应声道:"好的,主席先生。本人经过慎重思考,并与我的弗吉尼亚代表同仁进行过多次讨论,现阐述我的主张。本人现向大会郑重建议,合众国应建立一个能在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层层分权的联邦体系;与此同时,从联邦到各州,国家权力应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分组成。

今天在这里,在这场攸关美国未来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上,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人类社会的困难就在于永远不可能请出神来统治他们。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作任何外部或内部的控制。我认为,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当首先要让政府能先控制住自己,约束好自己。

为此,应当实行政府公权力的分权,分开行使的公权力各自地位平等,并且在诸种权力之间实现彼此制约,达到相互制衡的状态。这样的一种权力制度设计,既是为了防止任何一种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也为了避免公权力沦为暴政而去侵犯人民的自然权利,从而保障民众的自由和人权。具体而言,无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在各州的地方层面,刚才我所说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应处于权力制衡的局面,立法权力由包括参众两院的国会所有,行政权力归合众国总统所有,司法权力则由一个最高法院和一些国会下令设立的次级法院所有;这三种权力均应在宪法的框架之下运作,均应合乎宪法的明文要求和立法精神。"

麦迪逊拿着发言稿的手在颤动,脸上闪烁着勇锐睿智的光彩,这一番发言音辞流畅,他的声音明显比昨天要高一些,要有力一些,似有无尽的才思腾涌不竭。他的这番发言当真是语惊四座,高世骇俗,在一个到处还是君主或国王、各国君王拥有无上权力、许多国家都还在寻求明君贤王的世界,这位年轻的美国制宪会议代表已经开始提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设计出一套分权制衡的政体模式了。他看到在座代表们的眼睛都大大地瞪着,那些眼神里大多流露出惊叹、欣赏、赞同的意味,显然他们被这位矮个子代表的发言打动了,这家伙提前了整整三个礼拜来到费城,真是做足了前期准备工作啊。不,麦迪逊心想,这番提议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孕育了多少年、多少年,只寻着合适的时机蹦跶出来,分娩,流落人间。

与会的代表们开始起立,鼓掌,向他致意,为他发言中流露出来的这些高见。它们在不久后,就要成为即将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几大原则:人民主权、平等共和、三权分立、联邦体制、受限政府、宪法至上。

8

5月29日。制宪会议的第四天。会议进入实质阶段。

这天上午会议还没开始,急不可耐要来与会的麦迪逊就已经坐在州议会大厦一楼会议厅里了。他仍旧身穿一身黑色礼服,脸色白而微青,脸面消瘦,双眸益发显得大显得有神,看上去身子骨还是那么虚弱,可他的气色还不错,有那么一股说不出的精气神。挨着麦迪逊身旁坐着的,是弗吉尼亚州代表团的另外几位代表,他们是: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乔治·梅森、小约翰·布莱尔、詹姆斯·麦克鲁格、乔治·魏瑟。这几位代表在会议开幕前的十几天里,与麦迪逊一道呆在旅馆里长时间地研究和讨论,最后拟出了一套被后世称之为"弗吉尼亚方案"的新国家政府组建计划。他们商量过了,开会时由时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埃德蒙·伦道夫宣读这份方案,具体内容则由麦迪逊负责向大会加以解释,参与辩论,因为麦迪逊是这一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和起草人,对方案的宗旨和涵义没有人掌握得比他更透彻。于是,麦迪逊带了上百本书和一大摞报纸来到会场,准备回答其他代表关于这份方案的任何问题。

埃德蒙·伦道夫很年轻,比麦迪逊还要小两岁,他的州长身份让弗吉尼亚的几位代表觉得,推出他在大会上宣读方案是最合适的。会议开始后,34岁的埃德蒙·伦道夫花了不短的时间宣读了方案。方案的大致框架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强大有力的联邦政府,在联邦政府中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权力远在各州之上。在联邦政府中设立一个立法部门即国会,设立一个联邦行政长官即总统,设立一个联邦司法机构即最高法院。

埃德蒙·伦道夫宣读完了方案的框架后,对与会代表们说,关于方案的具体内容,接下来由我的同事麦迪逊先生向大家作出说明。

麦迪逊接过埃德蒙·伦道夫的话茬,开始了他的发言:"主席阁下,各位代表先生,我先谈一下立法部门。出于对王权的厌恶,我们认为合众国的立法机关——也即联邦国会——应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为未来的联邦政府设计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立法部门,它由两院制组成,其中下院叫众议院,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上院叫参议院,由下院即众议院选举产生。这两院均按各州的人口比例进行分配,也就是说,每个州在国会的代表人数,按照其自由人口数的比例来进行分配。"

"麦迪逊先生,这不公平!"麦迪逊话音刚落,41岁的新泽西州代表威廉·帕特森就大声抗议起来,此人是新泽西州的一名律师和检察官,是该州颇有名气的一位法学专家。

在得到会议主席华盛顿的许可后,威廉·佩特森首先对方案中有关立法部门的部分提出了反对意见:"诸位代表,麦迪逊先生的方案明显偏向大州,这样一来,人口较多的州比如他们弗吉尼亚,就将比人口较少的州——比如我们新泽西——拥有更多的国会议员,大州相应的权力也就越大,而我们小州在联邦政府中的影响力将会变得微不足道。对这点我们万万无法接受。"

"别激动,帕特森先生,有话好好讲嘛,我们都是合众国之内的一家人呢。"麦迪逊赶忙说。

"不,麦迪逊先生,我信不过你们。如果你们这些大州试图想压垮小州,你们就会破坏合众国的联盟基础。你给我听清楚了,身为有尊严的文明人,我们宁肯投靠外国,也绝不愿被大州吃掉。"威廉·帕特森摆出一副坚决的姿态。

"那么,阁下有什么更好的方案?"麦迪逊一脸的平静。

"先生们,本人认为,各州应以完全独立、平等的地位自愿结成合众国联盟,每个州不论人口多少,其权力理应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主张,新的两院制立法部门每个州均拥有相同的表决权,大州和小州是平等的。"威廉·帕特森冷静了下来,语气也变得平静了。

"先生们,关于立法部门的议题呆会儿再谈,我现在说一下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设想。行政机关的工作是执行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这个机关的负责人即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我不希望美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像英国国王一样有权,因此,我们主张,不赋予这一职位太大的权力,他应由立法部门指派,但为了保证该职位有迅速作出决断的能力,由一人来担任应该较为合适。"麦迪逊说。

"先生们,我赞成麦迪逊先生说的不应给最高行政长官太大的权力,因此我主张,这一职位应由多人组成,以防止一人专断。并且,为避免出现像暴虐的英王那样的独裁者,应对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加以进一步限权,他们担任这一职位不得连任;并且,只要有多数州的行政长官也即州长提出要求,即可提交国会罢免。"威廉·帕特森又提出了不同意见。

"关于国家行政长官的议题,我愿意听取各方的意见。"麦迪逊诚恳地说,然后继续发言:

"先生们,我现在向各位报告我们关于国家司法部门,也即联邦法院和法官体系的构想。大家都知道在英国的传统里头,法官被视为国王和其法庭的代理人,这将导致司法权听命于王权,在国王的威严底下俯首帖耳。在合众国各州中,我们都看到了,法官与行政官员之间割不断的联系乃是腐败的根源,因此,未来的新政府应当切断这一关联,而将司法部门提高到一个政府分支的地位。具体而言,我觉得,司法应该倚赖立法而非行政部门,应该由立法部门来指派法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和其它所有的联邦法院。"麦迪逊娓娓而谈。

"麦迪逊先生,我认为,最高法院是联邦司法部门的代表,其成员应由联邦行政部门指定,而且它应是对全国性事务的最终上诉部门。并且,联邦政府中不应设立基层法院系统。"威廉·帕特森说。

"我会认真思考帕特森先生的上述观点的。各位代表,刚才我阐述的是关于未来全国性政府的构想,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新政府不但要拥有如今邦联议会的全部权力,而且新政府中的三大分支也就是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均要远大于各州。"

"我反对!"威廉·帕特森大声说道,"本人认为,虽然未来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但各州还将继续保持其独立的权力,并且置此权力于联邦的权力之上。"

"帕特森先生,您的观点我会认真考虑的。"麦迪逊将帕特森的观点悉数记录了下来,然后继续发言,霎时间,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各位代表,我现在想谈一谈我们国家奴隶的地位问题。我一向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它已在合众国所有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州引起了悲惨和贫穷。从海外贩卖奴隶,这是一种令人憎恶的贸易。奴隶制的长久存在损害了联邦,美国应当逐步废除这种非人道的制度!因此,我建议,未来在统计各州人口,以决定各州在联邦国会中的议员代表数目时,黑人奴隶应当跟自由人公民一样被计算在内。"

麦迪逊刚说完,从会场角落里倏地站起来一位代表,此人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一位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律师,他站起来反驳麦迪逊的观点:

"主席阁下,麦迪逊先生,请听我说,在历史的任何时期,人类社会中总有一半人是奴隶,我们应当正视并认可这一事实,进而维护奴隶制在美国的存在。众所周知的是,奴隶仅仅是财产,只是白人"会说话的工具",而不是自由人,因此,在选举产生国会议员时不能算入总人口。"身为蓄奴州的代表,查尔斯·平克尼觉得自己有责任表明这些州的立场:"今后倘若要像麦迪逊先生所宣称的那样限制奴隶制的话,我们这些州只好拒绝加入联邦了。"

就这样的,麦迪逊的每一次发言,都会引来一番辩驳;他所起草的方案的几个重要设想,都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除了上述争议点之外,在国会议员的选举、参议院的产生、参议员的表决权、总统选举方式及任期、政府官员弹劾、禁止奴隶贸易、处置逃亡奴隶、法官产生等诸多议题上,由他引发的会场上的争论和辩驳也无尽无休。

麦迪逊无疑是会场上最忙碌的人。冗长的会议和炎热的天气,让不少代表叫苦连天,可麦迪逊却甘之若素,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并且从会议开始的那一刻起,他就手不停挥,运用各种速记符号,将与会代表的每一次发言和表决立场,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在他的记录中,麦迪逊称呼自己为"M先生",他甚至记录下了会议的每一处细节,包括别人的发言当中对"M先生"不友好的话。

这份被称作为"麦迪逊1787年联邦会议辩论记录"的文献,直到三十年之后才公之于众。对此,麦迪逊作了这样的一番说明:"我坐在会议主席的面前,其他代表都在我的左右,我能听清会议主席说的每件事,我也能听清每位代表的每句话。我记的笔记只有我自己能够明白,然后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再把完整的发言和方案写出来。我参加每天的会议,只要有代表开会或讨论我就在场。"

这还不算,麦迪逊还是费城会议上发言最积极的人。他时常看起来那么的羸弱,却在会场上显得那么的生气勃勃。尽管他的嗓音并不怎么动听,但是他那滔滔的言词和缜密的思维打动了不少人,并且使其他州的许多代表接受了他的思想。制宪会议一共开了116天,其中有96天麦迪逊发了言。有时候他会控制不住自己,显得过于激动,为此他特地请了一位朋友在这种时刻拦他一把。可是当他一旦开口,就又激动不已了,他的朋友看了不禁瞠目结舌,看着他脸涨得通红滔滔雄辩的样子,实在做不到走上前去阻止他。事后他的朋友对他说:"我宁愿触摸闪电,也不敢阻止你辩论。"

七月下旬,大会指定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细节委员会",负责起草一部具体的宪法,要求其中须体现迄今会议通过的那些基本原则,麦迪逊入选了该委员会,参与起草宪法,他起草了大部分宪法条文;八月上旬,委员会完成了一份宪法初稿。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会议开始对宪法初稿的内容进行讨论和进一步的修改;9月8日,大会任命了一个"文体委员会",以润饰宪法草案的词句,并安排条款的先后顺序;9月12日,委员会向大会提交润饰后的宪法文本;接下来,会议花了三天时间对宪法草案进行审议;9月15日,委员会确立并开始书写全部的宪法条文。

经过了将近四个月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后,9月17日,宪法条款在会场上正式定稿,39名与会代表签署了经各方妥协达成的最终宪法文本。

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被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誉为"是在特定时刻,由人的大脑和使命合成的最美妙的文献作品",终于艰难问世了。

驶往未来的这艘名为"美利坚"号的巨型航船,将以这部凝聚了人类理想、睿智和务实精神的宪法为基点,启航,扬帆出海。

9

签署了宪法之后,代表们开始致力于让宪法在各州获得批准。依据宪法第七条规定,这部费心劳力制订出来的合众国根本大法,需要获得13个州中的至少9个州表决批准,方能生效。

正像在费城会议上的角色一样,麦迪逊在宪法批准运动中再次发挥了主导作用。与不少与会代表预估的一样,宪法文本一流传到社会上,就引起了强烈反响,赞成者举手相庆,反对者叱骂不休。由此,美国民众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宪法和强大中央政府的"联邦主义者",另一派是反对宪法的"反联邦主义者"。支持者认为,宪法避免了合众国陷入混乱或解体,拯救了美利坚民族,并且为国家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反对者的理由则纷纷不一,有人认为,少数人制订的宪法可能会创建寡头政府,从而攫取普罗大众的自由和幸福;有人认为,宪法是一部富人的宪法,它必然保护一小撮既得利益者,而忽视普通民众的利益;有人认为,宪法无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目前问世的这些宪法条文当中,没有一条是保障公民自由与安全的人权条款。

面对这股声势汹汹的反对浪潮,麦迪逊暗自寻思着,应当发起一场宪法宣传行动,针对各种反对声音进行答复,向各州人民解释宪法、联邦制度和合众国政府的运作原理,以此说服人民支持这部来之不易的宪法。总之,麦迪逊心想,现在需要掀起一场舆论的风潮。

正这么思忖着,那个纽约的著名活动家,费城会议上以极端集权言论引起各方瞩目的代表,32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摸上门来找到了他。汉密尔顿开门见山地说,希望能与他一起合作,撰写一系列阐释联邦主义者立场的文章,以便争取宪法的早日生效。俩人的想法不谋而合,麦迪逊便很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就这样,费城会议后没几周,麦迪逊就与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外交国务秘书)等人一道,开始了宣传解释宪法的系列文章写作。

从1787年10月份开始,他们以共用笔名"普布利乌斯"写成的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纽约的多家报纸上,并被其他州的许多报纸转载,后来还结集出版,大量印行,成为传诵一时的畅销书,经久不衰的经典著作。这,就是迄今研究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被誉为"美国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的《联邦党人文集》。

那真是一段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紧张、充实、心无旁骛。蜗居在纽约的小旅馆里,麦迪逊大部分时间都端坐在古旧的原木色的书桌前,一大摞他早已翻烂的书籍和报纸整齐地摆放在桌上,他要不时进行搜索、查阅。在静寂的房间里,他的思想的大脑运转个不停,几乎忘掉了外面的一切,而沉浸在他那思绪飞腾的世界里。伏案写作时,他几乎是在享受这难得的寂寞,他在刚刚过去的费城会议上说了太多的话,现在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他静下心来,好好疏理一下头脑中万千的思绪了。在那段日子里,日夜与稿纸、书桌、笔墨、书籍报刊相伴的,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年轻人。共和、自由、人权、民主制、联邦主义、权力的分立、政府的原则和方式等等,这些是他最为熟悉也最为倾注的研究领域,他从22岁时就开始沉浸于宪法学的研究,至今已有十几年的光阴,在宪法领域当真是斫轮老手了。这让他常常思如泉涌,一落笔就有一大串的想法急于要在纸上表达,写作时有如流水行云,一篇篇识明智审的文章也就接二连三地出炉了。

在这个写作团队中,麦迪逊接手的,是其中关键部分的工作,他完成了文集85篇文章中的29篇。最初的9篇文章,是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在麦迪逊来到纽约之前写的,麦迪逊从第10篇文章开始写起。他所撰写的文章,在当时成了文集所有文章中最为有名的部分,一方面,他在文中对新宪法和建立联邦政府等公权力机构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另一方面,他也驳斥了反联邦主义者对新宪法的各种指摘和抨击。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文集的第10篇和第51篇文章——作者均为麦迪逊——通常被认为是文集中最有影响力的两篇文章。在第10篇文章中,麦迪逊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大共和国,而非小共和国;提倡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而非一个纯粹的民主政体;在第51篇文章中,麦迪逊解释了权力分立——国家公权力不集中于单一机构——的必要性。由此他主张,美国应当成为一个复合共和国,也即人民交出的权力分给不同的政府部门去执行,而非一个单一共和国。至于原因呢,麦迪逊的解释是,要做到权力分立,必须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派系制约派系。

一场舆论的风潮,如夏天的飓风,从濒临大西洋的纽约开始,逐渐席卷了全美十三个州。麦迪逊和其撰稿合作者在报纸上所发表的这一系列文章,以及后来所出版的两卷本文集,带着新思想的气息,飞到了千千万万的读者手中。

这一系列文章最先在纽约市的三家报纸上发表,它们是《独立日报》、《纽约邮报》和《每日广告报》。麦迪逊等几位作者的写作速度非常快,通常在一周之内就会发表三到四篇新的文章。流光易逝,从1787年10月27日的第一篇,到1788年8月16日的最后一篇,转眼间这些文章陆续在报纸上刊登了将近十个月。

在纽约地区以外,这些文章也被当地报纸所大量转载和评论,民众争相购买报纸,读者抢着阅读"普布利乌斯"发表的最新文章。在街头巷尾,在农场酒馆,人们三三两两地就这些文章的思想观点进行谈论、辩论。由于这些文章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1788年1月和5月,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将这一系列文章结集起来,分两卷本予以出版了!

书名,定为"联邦党人文集",此后在美国大量印行。再后来,文集又陆续推出了法文译本、葡萄牙文译本、德文所写本和西班牙文等国译本。联邦党人文集的广泛流传,造成一种风生水起、山鸣谷应的声势,成为一个新生国度长久以来少见的舆论奇观。

看到文章和文集的这番流播,麦迪逊感到欣慰之极。还有一件让他欣慰的事,那就是,美国独立革命的两位最重量级元勋——华盛顿和富兰克林——对文集的称誉和对文集观点的认可,进而俩人表达了对新宪法的支持。

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一直在关注着,并且,他俩从头到尾阅读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全部文章,其中有的文章读了还不止一遍,有时刚读了开头,就迫不及待地往下看,顾不得吃饭,也顾不得做其他事。他俩对这些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以及他俩公开支持新宪法的消息,转瞬之间传遍了北美各州,这消息对舆论产生的影响力,甚至不亚于一些宣传新宪法的小册子。

在这场舆论风潮的推动下,加上麦迪逊在好几个州精心策划了讨论批准宪法的州会议,新宪法在各州陆续获得通过了。

第一个通过新宪法的,是特拉华州。时间,是1787年12月7日。

特拉华州是一个小州,在费城会议上竭力反对"弗吉尼亚方案",后来当联邦宪法最终规定了"各州无论大小,在参议院中均拥有两名参议员"之后,态度随即转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弯,由愤怒转为欢喜,由反对转为支持。尤其是,特拉华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相毗连,在商贸、经济上均受控于被称为"费城商业帝国"的宾夕法尼亚,时常担心会被宾夕法尼亚所吞并。现在有了宪法框架下的中央政府的保护,就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了。于是他们赶紧召开批准宪法的会议,最后以30票比0票的结果,全票批准了新宪法,成为美国联邦的"第一州"。

五天后,12月12日,宪法在第二个州——宾夕法尼亚州获得通过。作为宪法的诞生州,宾夕法尼亚人感到很自豪,他们在制宪会议上出席的代表最多,总共有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八位代表,他们州的诉求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他们觉得,自己是大州,费城又是临时首都,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一副美好的前景摆在宾夕法尼亚前方的道路上,全州应当齐心协力,争取在未来的联邦中成为合众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就这样,宾夕法尼亚州紧接着特拉华州,第二个批准了新宪法。

接下来,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和南卡罗莱那州,或以较大优势,或以微弱优势,陆续批准了宪法。

1788年6月21日,绰号为"花岗岩州"的新罕布什尔州成为第九个批准宪法的州,联邦宪法正式生效了!

宪法已获得第九个州批准的消息传入麦迪逊耳中,他简直喜不自胜,那天几乎一整天他都想要笑。然而他忽又转念,仔细想了又想,觉得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这九个州当中,只有宾夕法尼亚州算是大州,其余的是四个中等州,和四个小州,在全美明显份量不够。最要命的是,已批准宪法的州当中缺少第一大州——弗吉尼亚州,缺少全美的地理和经济中心——纽约州,由此各州结成联邦之后,全美经济总量和人口少了将近一半,这样一来,新成立的联邦必定是残缺不全的。那么,仅有目前的九个州通过是远远不够的。

在新罕布什尔州批准宪法后的几天里,麦迪逊在老家弗吉尼亚像蜜蜂一样忙个不停。他反复做弗吉尼亚反对宪法人士的劝说工作,特别是反对派的重要人物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埃德蒙·伦道夫、乔治·梅森等人,他运作召开了州立宪会议,在会议上不断发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晚上到几位反对派人士家中登门拜访,恳请支持。

6月25日,弗吉尼亚州立宪会议就新宪法进行表决,在会上,一些反对派人士的立场由反对转向支持,一些反对派人士的立场有所后退,不再否决新宪法了,但是他们提出要修改宪法,要求在宪法中增加人权条款,对此麦迪逊满口答应,连声应允了。最终,弗吉尼亚州立宪会议以89票比79票批准了新宪法。

一个月后,7月26日,纽约州在汉密尔顿等人的谋划之下,加上联邦主义者控制的纽约市威胁着要独立,最后该州立宪会议以30票比27票的微弱优势,批准通过了新宪法。

至此,美利坚民族组建联邦、立宪建国的形势大体上已成定局,尽管还有两个州——北卡罗莱那州和罗德岛州——尚未批准宪法,但是它们对大局的影响已是微乎其微了。1788年11月,组成联邦的11个州开始联合起来,组织国会参众两院和合众国总统的选举工作,完成一个新兴国家的催生礼。

美利坚合众国,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国度,即将出现在北美大陆的地平线上。

10

宪法正式生效了,然而,这部世界上的首部成文宪法尚有一个重大缺憾——缺乏人权保障的条款。

起草宪法人权条款的任务无可争议地落到了麦迪逊的身上。环顾当时美国政界,麦迪逊还真是起草人权法案的不二人选。正如华盛顿所说:"除了这个其貌不扬但却知识渊博的小个子男人以外,没有人会理解这部宪法的精髓所在。如今美国建立了,只有麦迪逊能提出最准确、最适当的人权条款。"

宪法生效后,麦迪逊开始竞选首届联邦国会参议员,他渴望进入第一届联邦参议院——这一最适合他的政治舞台——继续为美国服务。但是,由于他在宪法批准运动中得罪了不少反联邦主义者,包括一些重量级的政治人物,比如两次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帕特里克·亨利,这些反对联邦制的家伙想尽办法要在各种场合挫败他,他们甚至夸张地宣称,倘若麦迪逊当选联邦参议员,将会引发一场暴动,美国整个国土将会血流成河。

在政敌的强烈抵制下,麦迪逊竞选参议员的努力失败了。他没有气馁,转而竞选众议员,并在竞选活动中作出承诺,一旦当选,将尽快提出权利法案,以弥补宪法的缺憾和不足。经过激烈选战,麦迪逊如愿进入了联邦众议院。

1789年4月,在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员后,麦迪逊公开宣布,他要将通过权利法案——作为任期内的头等大事。这位美国建国初期的资深议员心意坚定,言语谆谆,先生们,在这建国初始的时刻,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我们费力劳心制订出一部宪法出来,到底为的是什么?我笃信,宪法最核心的价值在于,约束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没有人权条款的宪法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本席将竭尽全力,争取人权法案的早日通过。

在麦迪逊的倡议下,国会通过决议,尽快增加人权条款,但不对宪法文本进行修改,而是在宪法的后面进行附加,也即,权利法案将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被加入到宪法中去,而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以避免直接修宪而需要再次进行冗长而艰难的宪法批准程序。

说干就干,麦迪逊的联邦众议员位子还没坐几天,他就投入到权利法案的事务上了。他感到既兴奋不已,同时又格外慎重,兴奋是因为这是他最感兴趣的工作,慎重是因为这项法案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并且是一件攸关千秋百代的立法工程。他翻出13年前自己曾参与制订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然后在这份州法案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权利法案的起草工作。

他还搜集了两百多条各州对宪法文本的保留意见,整理出各州对宪法提出的各种建议,然后逐条加以分析,提炼,弃芜存精。他知道,宪法应当言简意深,因此他在国会里反复申明,向美国人民保证,本席在权利法案中所列举出来的权利,并不是美国人民所能享有的全部权利,而仅仅是人民所拥有的那些最重要权利。

9月25日,麦迪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提出动议,正式提交了17条修正案,其后国会删掉了其中的5条,剩下的12条修正案先在国会中进行讨论、表决,然后交由各州表决、批准。

12月15日,12条修正案中的两条未获得批准,其余的10条修正案获得了足够数量的州的批准,予以通过了。两年后,1791年12月15日,这10条修正案正式生效,成为联邦宪法的一部分,也是宪法最重要的一部分,史称"权利法案"(BillofRights)。

权利法案,也即第一至第十条宪法修正案,列举了人民生来就拥有而非政府所赋予的多项基本权利,包括了言论、出版、宗教、集会、请愿与持有武器等方面的自由和权利。它们保证了美国人民自身的自由,限制了政府在审判和程序上的权力(如正当程序原则、陪审团制度),同时保障了各州和人民的权利免遭国家权力机构的侵犯。权利法案中的大部分内容,日后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性人权文件、以及其他若干国家宪法中对人权规定的主要渊源。

两百多年过去了,权利法案没有被修改过一个字,增减过一个字。从生效的第一天起,它就成为美国立国的基石,美国人民自由的守护神。竭智尽忠起草这部法案的那位身体羸弱的小个子,应该可以欣慰了。那一年,他才三十八岁。

11

很多年过去了。

1817年,在担任了两届八年总统之后,66岁的麦迪逊离开白宫,回到弗吉尼亚奥林奇县蒙彼利埃的自家庄园,过上了半退休生活。

1826年,麦迪逊已是垂垂老矣,这年他已经75岁了,可是他的心并不曾衰老,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工作的热情,当弗吉尼亚大学的首任校长杰斐逊去世后,麦迪逊继承了杰斐逊的教育事业,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开始主政这所"公立常春藤"名校的校务。1829年,已是78岁高龄的麦迪逊又当上了弗吉尼亚州制宪会议的代表,致力于他长期立法生涯的最后一项事务——修改五十多年前他曾参与制订的州宪法。州宪法的修订版通过后,他的人生已进入倒计时。他还有七年。

在麦迪逊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时常被严重的风湿病和长期的胆石症所困扰,有时候痛苦不堪,只得卧病在床。然而这位病患缠身的大立法者,这位一生身体羸弱的"美国宪法之父",却成了美国开国元勋当中的最长寿者之一。他一直活到了85岁高龄,亲眼看到了火车和轮船的出现,目睹了美国经济的起飞和疆域的扩展,在1831年他担任州制宪会议首席委员的那一年,他成了半个世纪前出席大陆会议(1775年)和弗吉尼亚立宪会议(1776年)的唯一一位在世者,同时也是最后一位在世的开国元勋,最后一位健在的美国宪法签署人,他为此频发感慨:"我比其他同时代的人活得都长,人们早该忘记我了。"

1836年6月28日早晨,因风湿病瘫痪在床多日的麦迪逊无法吃下早餐,守候在旁的夫人多莉问他怎么回事,他嗫嗫地说:"亲爱的,帮我取一下我的那本费城会议笔记,有个地方我想再看看。"话还没说完,瞬间他的头就低垂了下去,在自己的庄园溘然长逝。

清晨的空气像滤过似的潮湿而清新,朦胧的雾霭笼罩着这座庄园。它的主人,再也没有醒来。

庄园外面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此刻的意义:这座庄园的男主人在其有生之年,书写了美利坚立法史上一系列垂范百世的篇章,参与了一个激荡人心的伟大变革时代,而这个时代就在刚刚结束了。

写于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一日(期间数次因故短暂搁笔)
楚寒,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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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身虽羸弱志气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立法行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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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虽羸弱志气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立法行迹(上)
Oct 5th 2013, 20:40, by 明鏡雜誌


发轫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北美独立革命,是一段青春热血、激荡人心、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短短数十年间,一群惊才风逸的思想前驱者走上时代前台,发出声音,坚定,睿智,审慎而又庄严,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度积累起了丰厚的精神宝藏,让世界为之惊叹,让后人为之骄傲。千秋百代的生民将受惠于他们为新大陆奠定的秩序,自由呼吸,生息繁衍,播种希望,追逐人生憧憬的梦。本文所要讲述的故事的主角,是这群思想前驱者当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一个美国立法史上筚路蓝缕的奠基人,一系列美国早期重要法案的起草者。他,就是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


前言

发轫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北美独立革命,是一段青春热血、激荡人心、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那个叫做美利坚的新生民族,蛰伏百年第一次联合起来的不屈族群,昂起头颅直面暴虐的王,在暗夜中蜕变,在血与火中获得重生,并且,想要成立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垂范百世的制度,成就一段在世间可以长久吟诵的传说。这片新大陆上的子民经年累月地抗争,如此执着,却又坚韧,傲睨一世的帝国阻挡不了他们锐利的剑芒,历史学家的佳篇宏论也难以描述。这是一个伟大国度的诞生过程,一场争取自由的民主运动。

与此同时,这又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思想革命,一场丰硕宏博的思想盛宴。在那段历史期间,一连串辉光熠熠的文献如涌泉般喷薄而出,或是著作文章,或是法案宣言,或是集会演讲,又或是政府公文、法庭判词等等——《常识》、《独立宣言》、《论教规和封建法律》、《不自由,毋宁死》、《英属美洲民权概观》、《弗吉尼亚宪法》、《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联邦党人文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权利法案》、《论银行之合宪性的意见》、《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词》。

短短数十年间,一群惊才风逸的思想前驱者走上时代前台,发出声音,坚定,睿智,审慎而又庄严,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度积累起了丰厚的精神宝藏,让世界为之惊叹,让后人为之骄傲。千秋百代的生民将受惠于他们为新大陆奠定的秩序,自由呼吸,生息繁衍,播种希望,追逐人生憧憬的梦。

本文所要讲述的故事的主角,是这群思想前驱者当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一个美国立法史上筚路蓝缕的奠基人,一系列美国早期重要法案的起草者。他,就是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

其实,除了"美国宪法之父"的称谓之外,麦迪逊最为世人熟知的身份,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及合众国的第四任总统。身为美国"国父群"中的一员,麦迪逊是他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的职业政治家,他在20岁那年从新泽西学院(今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过了一段时间即投身到反英的政治斗争中去,其后成为弗吉尼亚州奥兰治县的民兵团长,25岁那年担任弗吉尼亚州众议员、州制宪会议代表,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多年的从政生涯。到他85岁那年离开人世时,他成了最后一位去世的开国之父。58岁那年,麦迪逊攀上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当选总统,成为继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杰斐逊之后的第四任美国总统。这一当就是两届,八年。

对麦迪逊八年总统生涯的评价,可谓毁誉不一。赞誉的认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英勇地领导了第二次美英战争(又称"第二次独立战争"),保卫了美国的共和制度,为美国赢得彻底的独立建立了功绩,由此,战后美国获得极高的国际声望。持相反意见的则认为,麦迪逊在入主白宫之前,并没有真正的执政经验,不像他的三位前任那样,要么是执掌兵权的军事首长,要么是历练老成的州长或副总统,这使他的总统任内施政无方,八年任职期间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均无明显政绩;不但如此,在麦迪逊身后,他的总统生涯长期处于几乎被半遗忘的状态,从1840年首次出版的《麦迪逊文集》开始,到2001年由普利策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克·N·拉可夫出版的《詹姆斯·麦迪逊和美国共和国的创作》一书为止,历来有关麦迪逊的传记、评传或文集,描写他总统任期的篇幅,总是远远小于他一生的其他从政经历,有的著作甚至省略了他的总统任期这部分。这种不对称的比例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一种观感,即认为,尽管麦迪逊厕列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但他并不能跻身美国的伟大治国者之列;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们对历届美国总统的不定期排名,也佐证了这一点,麦迪逊从未排在前十位"最伟大"、"次于伟大"的总统当中,而常常被排在"平庸"、"最差"的总统之列。

与其颇为不佳的总统形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麦迪逊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立法者,他在立法领域和议会席上的光彩之盛,贡献之大,益发凸显出他在白宫岁月的黯淡、庸常。正如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加利·威尔斯在《詹姆斯·麦迪逊传》一书中所评析的:"从天赋和个性来说,麦迪逊更适合做一个立法者,而不是执法者。··他在议会和国会中是最优秀的,他是我们最好的委员会成员。··作为建立宪法框架的人和宪法保卫者,他是独一无二的。"

麦迪逊可以说是一位资深望重的议员,他的大半生议会生涯,始于25岁时担任弗吉尼亚州众议员,止于78岁时出任弗吉尼亚制宪会议主席。在此期间,他陆续做过州参议员、州政务委员会委员、州制宪会议代表、大陆会议代表、邦联议会议员、国会众议员等,几乎将州和联邦两级的议会席位都坐了个遍。在此期间,他起草或参与制订了《弗吉尼亚宪法》、《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弗吉尼亚决议案》(《弗吉尼亚计划》1789年)等法案文献,同时写出了包括《联邦党人文集》在内的许多众所瞩目的政论文章,在法律领域为美国的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他在民主、法治和宪政等议题上发表的见解,自成一家,而被后世命名为"麦迪逊民主";在此期间,他在议会厅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议会席上斗志昂扬,慷慨陈词。这位从弗吉尼亚走出来的开国元勋在美国立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早期的美国,无人能及。这一笔在他身后随着岁月流逝,越发散发华彩。

提笔至此,现在就让我们一道,去回望一眼这位"美国宪法之父"那光彩耀目而又成果卓著的立法者生涯吧。

1

一七七六年的北美是一个转折的年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北美大陆不时呈现新的气象。这一年的3月26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的一年半后、独立战争第一枪打响的十一个月后、大陆军组建的九个月后、潘恩《常识》一书出版的两个月后,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中的南卡罗来纳一马当先,通过宪法,宣布独立,脱离英帝国殖民统治。不日间这一消息传遍了整个北美,人们为之欢呼,喝彩,群情激昂。大陆会议代表约翰·亚当斯闻讯连声高呼,"这是一个唤醒并鼓舞全美洲大陆的事件!"

接下来,人们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弗吉尼亚。弗吉尼亚的全称,是"弗吉尼亚英王直辖殖民地及自治领",它是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一个多世纪以来,弗吉尼亚在北美殖民地诸州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它在北美殖民地如火如荼的反英运动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英法爆发七年战争(1756-1763年)时,英方开支大增,英国当局为弥补军费开支,试图在北美开征新税,弗吉尼亚人不买账,开始与其他殖民地携手,一同展开抗税行动;1773年底,当获悉英国当局采用高压手段严惩"波士顿倾茶事件",关闭波士顿港口,将战船和军队驶入波士顿,弗吉尼亚人怒气填胸,群情鼎沸,弗吉尼亚议会遂决定采取绝食等抗议行动;1774年,英国当局下令解散弗吉尼亚下议院,89名下议院议员举行抗议集会,决定成立独立于英方的自治组织——省议会,接管弗吉尼亚的公共事务,弗吉尼亚的政权开始转入到革命派手中。在弗吉尼亚的影响和带动之下,其他殖民地纷纷驱逐本州总督,建立本州的省议会。

在风起云涌的反英运动中,弗吉尼亚为整个北美贡献出了一批才智与勇气兼备的领袖级人物,帕特里克·亨利发表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演讲,理查德·亨利·李发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呼吁,乔治·梅森发起了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抵制英货的倡议,杰斐逊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小册子《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乔治·华盛顿指挥了全殖民地民兵组建的正规军队··

就在南卡罗来纳宣布独立的几天后,又一位弗吉尼亚的青年俊彦走进了公众视线。此人,就是年仅25岁的詹姆斯·麦迪逊。年纪轻轻的麦迪逊在这一天,被选为弗吉尼亚省议会的一名代表。这次大会,是为了弗吉尼亚即将宣布独立、成立新的州政府而召开的。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起草《弗吉尼亚宪法》和《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又名"弗吉尼亚权利法案")。一众代表们眼前的这位青年代表,眉宇间荡漾着青山绿水,脸上却透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这位青年代表是个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人,他在祖父留下的蒙彼利埃自家种植园里出生,长大。麦迪逊家族在此处拥有种植园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父亲老詹姆斯,是弗吉尼亚州奥兰治县远近闻名的大种植园主,也是本县的头号奴隶主,长期担任奥兰治县维持秩序的法官、民兵指挥官和教会的教区代表。小麦迪逊家的种植园大约有两千公顷的土地,这里水草丰润,田园秀美,映着远处葱茏的树林和苍郁的山峦,这使得麦迪逊自小性喜山水,对土地和劳动者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生长在这样的殷富家庭,环境宜人的田园之家,麦迪逊的身体却从小就并不怎么健康,身子骨比较羸弱,看起来一副病殃殃的模样。他生得十分瘦小,成年后身高不足5英尺4英寸(约1.6米),体重还不到100磅,小时候每当开口说话时就显得中气不足,声音微弱,给人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为此当时的他老是觉得自己患上了癫痫病,父母也一直担心他会夭折。在他才三十几岁的时候,两鬓就有些斑白,头发变得稀疏,甚至还有些秃顶了。麦迪逊的这副相貌和身材,常常成为他人嘲讽的对象,他的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一只干瘪的小苹果",他的辩论对手挑衅地直呼他为"萎谢了的人",来访美国的不怀好意的英国使节称呼他为"劣种",他的政敌则公开羞辱他为"讨厌的侏儒"。在他21岁正当年青气盛的年纪,他曾如此消极地对自己的大学同学说,"过去几个月的感觉告诉我,不要奢望长寿和健康的生活。"

这个出身良好的富家子弟,这个身体羸弱、身材矮小的家伙,年少时却胸臆澹泊,志向高远。他并不想成为一些亲戚朋友所期许的"世界上最好的农场主",而只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幸运的是,身为家中10个孩子中最年长的长子,麦迪逊的父母尤其是父亲,并不固执地要求他接掌家族事业,长大后承担起自家种植园的经营管理事务,继承、守护和发展好祖上留下的产业,相反,尊重他的兴趣和理想,鼓励他用功读书,而成为一个学养渊深的人,并为他创造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

11岁时,家里送他到邻县由当地名师、苏格兰牧师唐纳德·罗伯逊创办的学校里去读书,学习数学、地理、文法和拉丁文等科目。这段历时五年紧张而充实的学习生涯、以及罗伯逊先生严谨而又讲求实效的治学态度,使麦迪逊终生受益;16岁时,因为身体虚弱的缘故,父亲没有送已届入读大学年龄的儿子进入大学,而是为他请了一位刚从新泽西学院毕业不久、名叫托马斯·马丁的牧师担任家庭教师,让他待在家里跟这位老师学习,以便随时观察他的健康状况。两年的家教生活,麦迪逊在学习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同时,还认真研究了神学;18岁时,马丁牧师推荐他去自己的母校攻读学业,麦迪逊由此正式入读大学。当时担任新泽西学院校长的,是来自苏格兰的教育家约翰·威斯布恩教授,这位校长在全校推行来自苏格兰的富有启迪性的课程,让麦迪逊受益匪浅,麦迪逊由此对威斯布恩校长的尊敬仅次于自己的父亲,一直尊称其为"博士"。由于入学前已打下了扎实的学习基础,加上他在校期间刻苦攻读,有时连续数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提前一年修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学院的常规课程,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选择留在学院多呆一年,私下跟随威斯布恩教授继续学习神学和希伯来文法知识;21岁时,麦迪逊因病离校返乡,带着一份庞大的读书计划回到弗吉尼亚,开始了另一段闭门读书的生活,直到革命爆发才走出书斋,投身到独立事业中去。

在成长的过程中,麦迪逊逐渐成为18世纪那种典型的"书橱中的人",而不是"田野中的人"。无论是在家中还是校园里,他都是一个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的少年,在每一本书每一页纸的字里行间,都能得着无穷的趣味。启蒙时代的那些思想家群体,尤其是约翰·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打开了麦迪逊的自由思想之门。在大学期间,他对历史和政治特别感兴趣,研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毕业后,他一边准备着律师资格考试,一边决意在法律学和政治哲学等领域继续研究,为不久的将来在思想界和政界施展才华打基础,做准备。

如今,在这个春意盎然的三月下旬,随着入选弗吉尼亚省议会,弗吉尼亚独立后的第一届州议会,参与草拟州宪法的重任,满腹经纶的青年书生麦迪逊终于有机会学以致用,在北美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并且崭露头角了。这份从学院毕业后获得的首份政治公职,注定了麦迪逊平生事业的一开局就主要是一位立法者。对于深知立法之重要性的这个年轻人来说,可谓如愿以偿。赴任之际,他心如潮海,逐浪起伏。

2

成为弗吉尼亚省议会代表之后的好几个夜晚,麦迪逊都久久地难以入眠,他感到好激动,好兴奋。他知道,省议会是取代英国在弗吉尼亚原有政府体系的革命组织,身兼立法和行政职能,自去年5月大陆会议向诸州发出制宪的号召之后,各州的省议会就承当起了制订州宪法的历史重任。能够参与这一历史性工作,实在是自己今生的莫大荣幸。况且,这份职务是他梦寐以求的,因为它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预备、起草法律文书。他还知道,在省议会的代表里头,有许多杰出的、勇毅而智睿的反英运动活动家。也许过不了多久,还会再出现一批与他志趣相投的优秀立法者呢,自己能与这些人合作共事,将是一件多么快心遂意的事。

麦迪逊料想的没错。1776年5月15日,省议会作出决定,由弗吉尼亚反抗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埃德蒙·彭德尔顿牵头,组织一个委员会,"准备起草一个权利宣言,这个政府计划将很可能维持和平与秩序,··,确保人民的实质上的公平与自由。"接着,彭德尔顿任命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包括两个月前发表"不自由,毋宁死"演讲的帕特里克·亨利,还有理查德·布兰德、罗伯特·卡特等人。

几天后,这个委员会又扩大到36人,新增了一些优秀的立法者,包括麦迪逊本人、青年才俊埃德蒙·伦道夫等。其中增补的最重要的那位人选,是麦迪逊仰慕已久的一位弗吉尼亚重量级理论家、法律界前辈,不久后,此人将成为麦迪逊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位良师益友——乔治·梅森。

51岁的乔治·梅森的出身及成长背景,与麦迪逊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梅森也出生于弗吉尼亚一个富有的农场主家庭,10岁时丧父,身为家中的长子,梅森很早就心智成熟了,开始主管经营家中的种植园,同时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阅读书籍,数年间读遍了他舅舅家中的上千本藏书。梅森从小身体也不太好,患有痛风症,以至于睡眠质量常常不太好。梅森在法学领域颇有建树,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律师,由于对土地法和特许状等专业的研究成就,他在还不到30岁的年纪就当上了县治安法官,同时成为弗吉尼亚有名的法律史专家。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共事,麦迪逊除了欣赏梅森的理论水平之外,也为其辩论才能所折服,称赞梅森为"我所见过或听过其讲话的任何人中最伟大的辩才。"

凭借着学养和资历,年长麦迪逊整整一辈的资深法学专家乔治·梅森,成了《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和《弗吉尼亚宪法》草案的主要执笔人。

这个由36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勤勉的立法机构了。委员们在每天上午的7点至9点间聚会,讨论并决定当天的议事日程。正式会议通常从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举行,午餐也在会议厅解决。下午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各自回到住处稍作休息,晚餐后再次返回会议厅进行分组讨论,直到晚上9点或10点。一天下来,委员们个个都感到身累神疲了。

会议一开始讨论的,是乔治·梅森关于"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的宗旨构想。梅森对大家说,政府创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利益和自由,在用州宪法赋予新政府任何权力之前,理应先确保并保障人民的权利。因此,应首先列出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此就需要一篇"权利宣言"。

乔治·梅森的这一构想,得到了包括麦迪逊在内的起草委员会成员们大多数的认可。接下来,梅森起草了总共14个条文的"权利宣言"草案初稿,其中包括两大部分内容:其一,自由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比如"所有人生而平等地自由与独立,并且享有某些固有的天赋权利",也即"天赋人权"原则);其二,人民拥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出版自由等)。

围绕着这一宣言草案的初稿,一众委员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展开了自由讨论。有人觉得某些条文需要进一步斟酌,有人觉得尚需增加或删减某些条款。委员们有时为了修改某个字词、某个句子各抒己见,彼此争论,会场上的气氛始终都很热烈。这样的讨论一连持续了四天。

这天上午,又轮到麦迪逊发言了。委员们看到这位年轻的委员站了起来,不由自主地都提起了精神,知道他又要发表高见了。这几天来,麦迪逊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显然有着渊博的学识,他的发言总是那么的条分缕析,见解精到。

"尊敬的乔治·梅森先生,各位委员,"个头不高的麦迪逊迎向众人的目光,流露出一种自信的神情:"我建议在宣言草案的基础上,再增加两条。第一,鉴于以往殖民地政出多门的局面,给人民带来的困苦和暴虐,今后弗吉尼亚人民有权利要求,不得在弗吉尼亚境内建立任何分离或独立于州政府的政府,换句话说,人民有权拥有统一、完整的政府。"

说到这,麦迪逊提高了声调,继续说:"第二,昨天梅森先生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我觉得应扩大为'良心自由'。因为,宗教信仰是朝向造物主的,那么履行它的方式,就只能靠理性和良心的直接指引,而不能靠暴力或者强制。任何人按照良知的要求,都应当享有平等、充分且自由地实践信仰的权利。"

麦迪逊这两项增加宣言条款的提议,在起草委员会获得了通过。

后来,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A·阿特兰认为,麦迪逊提议增加的"良心自由"条款,是"弗吉尼亚宣言中最具预言性和最具远见的条款之一"。这一"良心自由"的条款,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表达自由的重要渊源。

随后,"权利宣言"增加了两个条文,即第14条和16条,由乔治·梅森的初稿十四条,增加到了整篇宣言总共十六条。

6月12日,《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在弗吉尼亚省议会获得一致通过。

"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后来作了少量的改动,并入"弗吉尼亚宪法"的第一部分,从而具有法律效力并沿用至今,同时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美国最初13个州当中唯一具备权利条款的州宪法。

3

"权利宣言"通过了,接下来,起草委员会立即着手草拟"弗吉尼亚宪法"。

这次,草拟"弗吉尼亚宪法"的任务同样落到了乔治·梅森的身上。梅森花了几天的功夫,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的初稿。他的设想是,用成文宪法的形式,对国家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加以明确的规定、限制和保护,以此达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持和平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之目的。他认为,在宪法中应详细规定弗吉尼亚的政治体系,作为在制度层面对"权利宣言"的具体实践。在起草州宪法的过程中,乔治·梅森多次征询麦迪逊的意见,他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学识见解。麦迪逊也很敬佩并尊重乔治·梅森,他把这位和蔼可亲的前辈当成自己可以请益的师友,面对梅森的不耻下问,他也就直言不讳了。他对梅森说,这些年来,英国殖民政府对权力的滥用真是可恶,弗吉尼亚人民受够了,我们现在起草的这部宪法,一定要杜绝新政府滥用手中的权力,尽可能地限制行政权力。相对应的,参众两院作为人民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应赋予其较大的权力,这样才能确保民众的安全和福祉。

麦迪逊娓娓不倦地谈着他对宪法内容的想法,乔治·梅森听得很专注,还不时地点头会意。麦迪逊接着说,我仔细研究了孟德斯鸠的学说,觉得他的"三权分立说"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因此,为了避免我们州再度堕入暴君和暴政的深渊,最大限度地保障弗吉尼亚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未来弗吉尼亚的诸种政治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应当分开,避免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同一批人手中,无论是一人、少数人抑或多数人,也无论是通过任命还是选举得来的权力;同时,这些权力机构还要做到相互制约,彼此均衡。除此之外,麦迪逊还谈了好几点看法。他的这些看法,有些是梅森一直在思考的,也有一些是梅森所没有想到的,有的与梅森的立场不谋而合。

就这样的,乔治·梅森在起草弗吉尼亚宪法草案的时候,纳入了一些麦迪逊的观点。梅森起草的这份宪法草案总共有22条,分为"谴责暴政"和"政府结构"两大部分,他先在第一部分当中,列举了英王在北美殖民地所施行的种种暴政;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条款,涉及州政治体制的诸多方面,譬如公共权力的分立、议会两院的产生和组成、州长的产生、任命与弹劾、民兵组织、法院系统等。

1776年6月29日,弗吉尼亚省议会正式采纳了该宪法草案,"弗吉尼亚宪法"正式通过了,一直沿用至今。翌日,依据州宪法,帕特里克·亨利被选为弗吉尼亚的第一任州长,弗吉尼亚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由于这年3月南卡罗来纳通过的是一部临时性宪法,因此,"弗吉尼亚宪法"成为北美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永久适用性"的州宪法。

放眼一部人类史,"弗吉尼亚宪法"作为州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据近代天赋人权、人民主权、权力分立等学说而制订的宪法,它对人民权利的重视和保护,历来都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为此,麦迪逊曾热情洋溢地写道:"世界上再没有比在美洲建立自由政府的方式更能激起人们的尊敬的了。自由的人们讨论政府的形式,选择他们信任的人去决定这种形式,并赋予其法律效力,这还是自创世纪以来的头一遭。"

4

"弗吉尼亚宪法"通过了之后,接下来,麦迪逊在州议会里所面对的是一项更大、更艰难的挑战:参与起草、讨论和通过《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

麦迪逊宗教自由思想的形成,源于他的大学时代。除了接受知识以外,普林斯顿(新泽西学院所在地)使他获益最多的,莫过于一个实行和保护宗教自由的环境,这所大学主张以"不论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任何人都应该有自由和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信条来培养学生。麦迪逊之所以离开弗吉尼亚,来到新泽西州的乡村小镇普林斯顿读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这里的宗教宽容氛围所吸引,而不像弗吉尼亚那样长期以来弥漫着宗教压迫的阴霾。

从校园到社会,麦迪逊逐渐地形成了一种信念,一种为当时弗吉尼亚主流社会所不容的信念:宗教自由、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因为他坚信,"宗教压制的做法,束缚、禁锢和削弱了人类的思想,并且这与任何一项高贵的事业和每一个广阔的未来相违背。"

在大学期间,麦迪逊结交了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好友,此人名叫威廉·布拉福德,是个中等身材、面色红润的胖子。布拉福德经常跟他讲自己家乡的事,听了布拉福德对宾夕法尼亚的介绍之后,他很钦佩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创始人威廉·佩恩的宗教自由思想和政治民主理念,更是羡慕宾夕法尼亚所实行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政策。

有一天,麦迪逊对布拉福德说,在宗教领域弗吉尼亚没有自由,官方教会,也就是英国国教会(即圣公会教会),在我们州居于垄断地位,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种种特权,这是多么令人厌恶的现状!我的朋友,我希望能呼吸你们那里的自由空气,我期望它能修补我们州的宪法,确定我们州的原则。

还有一次,麦迪逊在弗吉尼亚的旅行途中,碰巧目睹了一幕拘捕六名浸信会传道人的场面,这六个人被抓,仅仅是因为他们宣扬了自己的宗教观点。麦迪逊向布拉福德描述了这种"恶毒的、地狱般的迫害性行径",他诚恳地对好友说:"对此,我请求你的怜悯,并为我们弗吉尼亚自由和良知的重新复兴而祈祷吧。"

毕业后,麦迪逊仍然与他的胖子好友保持着通讯联系,他一次次地去信,询问在宾夕法尼亚是如何推行政教分离的。此外,他还向好友索取了一份"宾夕法尼亚自治宪章",希望其中包含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精神,能够拿来为弗吉尼亚所借鉴。

其实,在他此前参与制订州宪法时,就曾起草过一份关于宗教自由的修正案。这份修正案将乔治·梅森勉强列出的信仰自由,修改成了大胆的主张:"所有人都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自然权利,或者不信仰和不礼拜的自由。"由此,在"弗吉尼亚权利宣言"中,清除了基于宗教差异而进行歧视和迫害的一切借口,这在西方现代文明史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1776年10月,弗吉尼亚州议会成立了一个由19人组成的宗教委员会,负责"考虑有关宗教和宗教道德方面的一切事务",主要任务则是起草一项"宗教自由法案"。麦迪逊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其中一员。

在这个"19人委员会"当中,反对宗教改革的保守派占了多数,如埃德蒙·彭德尔顿(55岁,法律学者)和尼古拉斯·刘易斯(42岁,军官及地方法官)等人。而像麦迪逊这样主张宗教改革的改革派,只能屈居于少数派的地位。在改革派当中,一位刚从大陆会议载誉归来的州议员引起了麦迪逊的注意,日后在合作致力于宗教改革的过程中,此人将成为麦迪逊并肩作战的战友,并且,这位州议员还将成为麦迪逊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位良师益友——托马斯·杰斐逊。

33岁的杰斐逊比麦迪逊年长8岁,同样是州议会中惹人注目的青年才俊。3个月前,杰斐逊因在大陆会议中担纲起草了"独立宣言"而名噪一时,那篇宣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出众的理论功底和写作才华。不久后,杰斐逊就辞去了大陆会议代表一职,回到了家乡弗吉尼亚。他希望能在弗吉尼亚兴利除弊,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建成一个自由和繁荣的弗吉尼亚,从而为合众国建立一个可供其他州效仿的榜样,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的缩影。在杰斐逊头脑里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中,宗教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也是首要的改革领域。

杰斐逊的这一番政治理想和改革理念让麦迪逊极为钦服,自然也极为认同他的宗教改革计划。就这样的,麦迪逊成为杰斐逊主导的宗教改革工作中最坚定的盟友,最得力的助手。

19人委员会成立后没几天,杰斐逊、麦迪逊等改革派委员就寻思着,先从现有的最具压迫性的几项宗教法令入手。于是,改革派先起草了一项法案,并且发表演讲,四处游说,多方活动,谋求法案的通过。

1776年11月,这份法案在州议会通过了。该法案宣布,从即日起,废除几项最具压迫性的宗教法令(比如强行缴纳教费、将不信教者治罪等),同时法案对官方教会的权力做了一定的限制。

宗教改革道路上的首战告捷,让杰斐逊、麦迪逊等人十分欣喜,他们觉得,这是向宗教自由迈进的重要一步。但同时他们也清楚,这与他们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今后的路将更加难走,挑战将更加艰巨。在宗教领域,官方教会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们对其他教派的歧视和压迫并没有终止,为了实现彻底的宗教改革,如今,是时候起草"宗教自由法案"了。

5

在与麦迪逊、乔治·梅森等人交换了意见之后,1777年初,杰斐逊提笔起草了《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北美殖民地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份法案。

自从英国殖民者来到北美后的近两百年来,以专门法案的形式保障宗教自由,这还是头一遭。杰斐逊、麦迪逊等人想要告诉世人的是,全能的上帝给予人类心灵自由,让人类保持思想上的自由,而不希望这种自由受到任何的箝制。但在很多时候,世俗的政府会以各种形式的压迫来限制人民的思想自由,这是背离神圣的造物主的旨意的。

今天,弗吉尼亚州议会庄严宣示:反对宗教压迫,保障宗教自由,尤其是,禁止政府在宗教事务上的干预,明确规定弗吉尼亚人民拥有宗教信仰和礼拜的自由。譬如说,"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去教堂做礼拜、或支付款项为任何教会提供经费;任何人都不得由于他的宗教见解或信仰,在人身或财产上受到强制、限制、侵扰、负担或其他损害。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表明信仰,并且据理坚持自己的宗教见解,不能因为他这样做而削减、扩大或影响他的公民权。"——这部分内容构成了"宗教自由法案"的核心部分。

原因写得毫不含糊:"倘若我们允许政府将它的权力延伸到信仰的领域,容许它认定某些宗教的教义有坏的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依或传布某一宗教,那将是一种十分危险的错误做法,这将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

起草好"宗教自由法案"后,杰斐逊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提交了这一法案。麦迪逊成为法案的第一位附议人。

不出所料,法案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激烈反对,埃德蒙·彭德尔顿和尼古拉斯·刘易斯二人成了反对这份法案的主要人物,同时是议会内外反对阵营的急先锋。

这俩人指责"宗教自由法案"背叛了真理和基督教的教义,这是对上帝的不敬虔,简直就是一项"无神论法令",而杰斐逊是个"诱人步入歧途的煽惑人心者",麦迪逊是个"阴郁的亵渎上帝的侏儒"。彭德尔顿从宗教保守主义的观点,刘易斯以一个虔诚基督徒的名义,各自表达了保守派的立场和反对法案的理由:英国国教会的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统治地位。因此,他俩振振有词地说:"国教教会必须永远作为这个共和国的官方教会。"

在保守派强大的反对攻势之下,"宗教自由法案"就这样被搁置下来。

两年后,1779年上半年,因为杰斐逊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州长,无法再继续参与州议会的事务了。杰斐逊离开了州议会之后,宗教改革的负责工作就由麦迪逊接了棒,麦迪逊承担起了州议会中改革派领袖的角色。

1779年年底,麦迪逊见大陆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弗吉尼亚民众的情绪高涨,乘势再度将"宗教自由法案"提交州议会审议。然而这一次,改革派在与保守派的论战中仍未能占上风,法案仍未能通过。

五年后,1784年,独立战争已经结束,杰斐逊被邦联议会派驻法国担任外交使节。临行前一日的晚上,杰斐逊找到麦迪逊,两人就反对国教教会摊税的事务作了一次长谈。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为支持并巩固国教教会的地位,宗教保守人士联合起来提出了一项议案,以所谓"公共道德准则"的名义,要求弗吉尼亚所有人都必须缴纳税收,以支持国教教会(圣公会教会)。"我们不能听任他们通过这项议案",杰斐逊认真地对麦迪逊说,"可惜我要去法国了,这儿的事就拜托你了。"麦迪逊听了,使劲地点头,"请放心,杰斐逊先生。"

一年后,1785年7月,麦迪逊发表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政论名篇——《反对宗教摊税的请愿抗议书》。在这份请愿抗议书中,麦迪逊对宗教信仰的阐述甚至比杰斐逊更进了一步。他写道,当我们主张自己有充分自由接受、承认并遵行我们认为有神圣起源的宗教时,不能否认他人也有同等自由在头脑中不接受我们已确信的证据。如果这一自由遭到滥用,则是对上帝而非对人类的冒犯。接着他解释道,基督教并不需要政府的支持,因为这一宗教不仅具有与生俱来的卓越,而且饱享其创造主的恩惠;换句话说,基督教是个神启示的宗教,先于人类政府存在,因此不依赖于人类政府,包括人类政府的税收。

麦迪逊的这篇"请愿和抗议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就连一些宗教保守者也被他的阐述打动,转向支持他的宗教自由立场。加上此时的北美大陆以及弗吉尼亚州,民主的力量相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社会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认可度也大为增强,在此情况下,1785年底,麦迪逊将积压多年的"宗教自由法案"再次提交州议会审议。

1786年初,《宗教自由法案》在弗吉尼亚州议会获得了通过,后来编入州法典。法案的通过让麦迪逊欢喜之极,又欣慰之极,他迫不及待地提起笔来,写信给远在法国巴黎的杰斐逊,告诉杰斐逊这一喜讯。在信中,麦迪逊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为这个国家永久性地禁止了为人类的思想立法的企图。"

日后,"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创设条文的基础,它所确立的"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一道,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基石。后来,为了纪念"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每年的1月16日被定为美国的"宗教自由日"。(未完待续)

楚寒,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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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泽东启发习仲勋:宣传工作就像耍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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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启发习仲勋:宣传工作就像耍蛇
Oct 5th 2013, 20:26, by 明鏡雜誌


  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里就非常驯服。这是因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你没有做过宣传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传工作的规律,不就可以当了嘛!而且还能够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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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

  【壹读编者按】

  中央文献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习仲勋传》(下卷),还原了这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担任"国务院大管家"、文革时期、主持广东工作、出任中央处书记以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期的经历和思想,并在最后的篇章中记述了他的家庭生活及其家风。

  我们由此得以知道,这位广受党内外尊重的老人,在建国之后的所思所想。

  比如,他在文革前即受迫害,长达十六年失去自由,境遇凄惨。这些经历更坚定了他的态度和处事原则。又比如,习仲勋在广东平反冤假错案时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得到中央文献出版社授权,我们将《习仲勋传》中的部分章节,摘编如下。

  他走上中宣部部长之位时十分忐忑,因为自己从未有过宣传工作的经历,但毛泽东对他说,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便能耍好而他的宣传规律,便集中体现在第一次公开讲话中。

  "国务院的大管家",这是习仲勋收获的赞誉。

  从1952年直到1962年被错误审查,习仲勋在北京工作了十年,期间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制订了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为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而在他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宣传思想工作实现第一次历史性转变。

  毛泽东点将:"他很善于做这个工作"

  1952年8月,在基本完成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和恢复经济的任务以后,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调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到中央工作。这就是当时盛传一时的"五马进京"。习仲勋时年39岁,是五人中最年轻的,比年龄最长的邓子恢小17岁,比年龄较轻的高岗也小八岁。

  党中央任命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原部长陆定一改任副部长。据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林默涵回忆:有一次,他同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在中南海划船,看见毛泽东一家人坐在岸上。胡乔木便将船划了过去,向毛泽东问候。这时候,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中宣部的班子要动一动,现在派一个人来接替中宣部部长。是谁呢?就是习仲勋同志。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很善于做这个工作。因此调他来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改任副部长。毛泽东的这个安排,体现了他对习仲勋的高度信任。

  对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习仲勋是有思想顾虑的。他深知陆定一在大革命时期就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历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宣传部部长,党的七大以前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党的老宣传了。他非常尊重陆定一,让这位老部长改任副部长,当自己的助手,总觉得不那么妥当。

  另外,他感到自己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宣传工作的经历,担心难以胜任。习仲勋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不安。他说,自己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文教委员会方面,中宣部的工作仍然以陆定一为主来做。毛泽东则给他讲了一个耍蛇人的故事。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里就非常驯服。这是因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你没有做过宣传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传工作的规律,不就可以当了嘛!而且还能够做得好。

  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

  1953年3月13日,习仲勋应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周扬之邀,到正在举行的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习仲勋从国际国内形势谈起,最后落脚到文艺创作问题上。

  习仲勋首先强调了提高作家和领导者政治责任心的问题,他指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

  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个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予耐心和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茬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向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充分的时间。

  习仲勋在谈到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以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方法和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批评家要像园丁培植果树那样,细心耐心,认真负责,把批评的动机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茬子的文艺批评家。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不仅批评作品中的缺点,更要鼓励作品中哪怕是百分之十的正确的部分。任何最好的作品,也要指出其中百分之十的缺点,但不是泼冷水,而是鼓动作家旺盛的士气,激发作家创作的热情。只要我们领导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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