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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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Nov 7th 2013, 12:31, by 明鏡雜誌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接着，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此事，显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后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可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急切地去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开这个谜团，只要重温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弄明白。这一年的形势，主要围绕"批林批孔"运动和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展开。这两件大事以及当年的"评法批儒"，内情复杂，涉及面广，这里仅从康生和江青的关系这个侧面来叙述，以便考察当年康生对江青的态度为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由"热情支持"转为"致命一击"，从中找出康生为什么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答案。 　　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周恩来的。还在这之前的1973年7月和12月，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工作和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批林批孔"伊始，江青就向周总理和叶帅发难，企图乘机扫除她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1974年1月，江青在北京召开的两次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在这两次大会上以运动领导者自居，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把参加大会的周总理和叶帅置于受指责地位。会后，江青通过其操纵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为名，含沙射影地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进行猛烈攻击。后来，江青又抓住"评法批儒"的时机，到处讲话，宣称要批判"现代大儒"。一时间，"孔老二"（当时对孔子的贬称）、"现代大儒"等称谓，竟然成为恶毒诬蔑周恩来的隐语。 　　正当江青一伙起劲攻击周恩来等人的时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抱病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活跃起来。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康生同志有功劳，康生同志立了一功……他特意请教授写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这本书，我建议学，可能难一些，不过也没什么。江青还在大会上表扬了由康生主管的中央党校"很快就搞出了批林批孔的材料"。会后第二天，康生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询问动员大会那位教授去了没有？康生说："请转告他，江青同志的讲话说《诛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现在再叫他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康生不仅亲自规定题目，还就文章的内容和写法作了具体说明。康生授意的这篇文章写出后，立即受到江青的赏识，成为她手中的"炮弹"。3月10日，江青在给中国科学院感光所的回信中，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随后又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材料寄给该所。于是，科学院系统就掀起了"揪孔老二徒子徒孙"的浪潮。 　　3月中旬，由江青掌控、迟群和谢静宜负责的写作班子"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在康生主管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唐晓"即党校谐音）的协助下，写出《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等文章，影射攻击周总理。3月27日，江青把康生送交她的一本古文（节译）材料，经迟群、谢静宜修改后送还康生，批示"请康老参阅"、"供康老酌量"。康生当天看到江青送回的修改本和批示后，立即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很清楚，康生所谓"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就是编写材料可以任意篡改历史，搞影射史学，更好地为江青一伙的政治活动服务。 　　5月间，康生虽然病情加重，但仍布置中央党校编写出五种材料，以配合江青"批孔老二"和"评法批儒"的活动。康生还特意通过秘书转告中央党校："材料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要写上是遵领导（即康生）嘱咐送的。"不久，江青对中央党校负责人说："康老有病，我过问一下党校的编写组。"6月下旬至7月初，江青带领迟群、谢静宜和党校负责人两次去天津活动，得意地说，"两校"和党校是"我的两个班子"。她在天津大讲所谓"现在的儒"，宣称要批"现代大儒"，批"周公"，批"宰相"，借古喻今，含沙射影，继续恶毒攻击周总理，气焰十分嚣张。而康生在这段时间对江青的阴谋活动，一直热情支持，积极配合。 　　然而，江青一伙的好景不长。1974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1月12日，江青从北京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领导层人事安排的意见。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泽东还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期间，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说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前，毛泽东曾提议复出的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伙的策划，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诬告说，总理住在医院里日夜找人谈话，常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北京现在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排斥周恩来，由江青一伙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10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12月23日，周恩来带病与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对挫败江青一伙"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康生这样一个十分熟知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的人，很清楚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他在临死前对一个亲信的谈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见中央党校负责人，此时他讲话已经很困难，语句含糊不清，有的话还需要贴身秘书复述。康生断断续续地说，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康生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到底所谓何指？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后又出任了第一副总理。其后，在周恩来重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这既是康生所不愿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预料到的。联系局势的这种发展，再来想康生此前所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的真正含义，就再清楚不过了。而康生在这之前急着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意图，也就一目了然了。康生于1975年12月16日死去。 　　粉碎"四人帮"之初，康生原先的几个秘书利用一些场合和机会，竭力宣称康生"对'四人帮'早有抵制"，"同'四人帮'有斗争"。他们举出的主要证据，一是康生揭发了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二是在1976年12月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也放进了"康生同志托人传话揭发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这个材料。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尽管老奸巨滑的康生临死前"揭发"过江青和张春桥，幻想死后留下一个好名声，但他却没有逃过历史的公正审判。1980年9月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周密审查，写出了《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报告》的结论部分明确指出："康生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证明：他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四人帮'两个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罪大恶极。建议中央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开除其党籍。"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罪行。康生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没能蒙蔽世人的眼睛，反而留下了他惯于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梁红伍，《百年潮》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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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的文革秘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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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的文革秘闻（上） Nov 7th 2013, 12:33, by 明鏡雜誌 　　熊向晖深得周恩来信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999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因为他有过"地下十二年"的经历，且曾获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善写文章，不但内容经得起推敲，措词也极谨慎。因此他的回忆录反倒较少品味伸展的空间。 　　◇　陈毅 　　陈毅的爽朗坦诚素为人道，即使在"文革"中，他那喜笑怒骂的言行也广为传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毅在"文革"确实有超过大多数老干部的勇气和见识。 　　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国际问题。1969年，陈奉命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帅进行"研究国际问题"，从6月7日到7月1日进行了六次讨论，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结论之一是："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熊向晖，　1999：174）这一报告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发给中央负责人。也许是因于叶剑英是"九大"的政治局委员，文件把他的的名字放在陈毅之前。 　　鉴于此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态，四帅又写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除坚持原来的估计外，陈毅还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备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熊向晖，1999：186—187） 　　这些想法的中心是举行中美高级谈判。"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熊向晖，1999：187）陈毅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缓和中美关系的人。1969年，美国对越战争扩大、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一惯信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毛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党的"九大"更强化了全面备战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的设想极具创意。 　　陈毅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对"文革"、对毛泽东真正尖锐的批评。"二月逆流"中，陈说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到延安的抢救："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刘树发，1995：1184）他还特意声明："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触到了毛的痛处。难怪毛泽东在知道后"变了脸色"，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徐向前，1987：834） 　　"文革"的根源确实要追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康生既是延安整风也是"文革"的领导核心；差别在于"文革"要整的恰恰是延安时代通过整风崛起的刘少奇、彭真等人。1945年以后，延安整风、审干、肃反三部曲的真实历史被精心修饰起来。但无论如何，当事人还在，时不时总会透露一点。胡乔木1950年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过："这次整风不久即转入审查干部历史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曾经犯了许多错误"。（胡乔木，1993：3）胡此时的身分是毛的秘书，这种说法应当是得到毛同意的。胡乔木1981年又说："毛主席曾经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是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比方在江西的时候反对ＡＢ团，他也参加过，他也杀错了一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不能随便杀人，党内不能杀人。但是，党内的这些过火斗争，在延安时期也犯过，谁都知道所谓抢救运动。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在华北土改运动中，毛主席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彻底。现在应当承认，当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胡乔木，1993：185）江西的惨剧没有阻止延安的"过火"，延安的教训没有阻止"文革"的浩劫，知错难改，愈演愈烈，种种"错误"确有其客观需要和社会基础，既要舆论一律、步调一致，又没有理性化、程序化的管理体制和社会技术，运动有它的必要性，"左"倾有它的政治功能。 　　◇　如临深渊 　　1969年的紧张空气是不可能让四位实际上"靠边站"的元帅从容讨论国际问题的。周恩来交代此项任务时，四帅就表示：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阐述，再研究，如果提不出不同看法，就没有意义；如果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唱反调。周告诉他们：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熊向晖，1999：166） 　　毛泽东历来相信苏联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主观上并不赞同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认为苏联可能大规模入侵的判断，因此要四帅研究国际形势。四帅此时仍是中央委员，而且这是毛亲自交代他们的任务，而且讨论的话题是相对超脱一点的国际形势，但四帅的座谈实际上仍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第一，第一次讨论时，四帅都带了秘书。周恩来批评了这一点，陈毅立刻明白了："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会惹祸。"（熊向晖，　1999：167）这是因为他们头上"二月逆流"的辫子，因为毛此时对他们还有疑虑。毛确实不想把"老同志"全部打倒，但未被打倒的"老同志"却要时时看着头上的大棒，夹着尾巴，而且在此时刻，秘书不可全信。 　　第二，参加这次讨论的外交部姚广传达外交部主要领导的意见，要他们在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在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又是陈毅聪明："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熊向晖，　1999：182）这就是说，四帅既要提出新看法，又不能偏离"九大"太远。毛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但对那些与他的既有成见不一致的"事实"，他通常是不感兴趣的。 　　四帅于7月11提出第一份报告，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这个结论比较符合毛的估计。但8月13日，苏军在经过一系列试探性挑衅后，在新疆裕田县铁列克奇歼灭了一支30余人的中国巡逻队，这使毛感到相当意外，在得知苏联曾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后，中国的备战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国庆期间，天安门城楼后面甚至准备了可以紧急疏散毛泽东等人的直升飞机。四帅的正确判断没有直接发生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四帅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当时的"虚惊"有两个政治效果，一是内战和大乱的国内形势得到一定遏制。8月28日，毛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九项要求中，大部分是针对造反行为的，曾被称为革命行动的许多行为现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严加取缔，并要求解放军予以执行。二是使毛泽东产生"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的感觉，认识到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再热衷于世界革命。（杨奎松，1999：500—514）四帅的判断终于发生直接作用。 　　◇　69年的疏散 　　四帅的深谋远虑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1969年10月17日晚，包括四帅在内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朱德等，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体育表演后，得到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的通知：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这些同志从北京疏散，"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熊向晖，1999：190） 　　关于这次疏散，此前一种权威说法是林彪的阴谋。聂荣臻断言："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是看看他'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聂荣臻，1983：861—862） 　　徐向前也说："1969年10月间，林彪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离京，这就结束了我在二七厂的'蹲点'生活。……军队九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紧阴谋篡权活动。"（徐向前，1987：848—849） 　　两位元帅的说法显然来自1971年12月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期演。"但此说与事实有误。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的会谈达成了边界谈判的协议，中央认为苏联很可能是以谈判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烟幕，因此林彪视察张家口设防情况，周恩来要总参整理二战中突然袭击的战史资料。"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会后，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于中苏谈判开始前应紧急疏散。"（杨奎松，1999：514）毛10月14日去武汉、林彪10月18日去苏州，周恩来及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战备值班"。10月18日上午，陈毅召集四位元帅开会，进一步解释了毛、周的意图："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四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熊向晖，1999：190） 　　当然，不管基于何种考虑，让这些老同志离开北京，"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显然不是对他们的尊重。这些老同志的疏散与毛到武汉、林到苏州是不一样的，他们到地方后继续受到迫害，比如朱德在广州从化、徐向前在郑州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徐海东等人在疏散地得不到正常治疗就在当地病死，所以聂、徐两帅的说法确是有感而发的。 　　◇　政治符号 　　当中国处于一片备战的紧张时，苏联并不想真的发动战争。1969年9月3日，越共胡志明逝世，前去吊唁的中国领导人避免与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南表示要与周恩来会晤，越方因故延误；苏联驻华代办又直接向中方提出。在毛同意后，已经回到苏联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的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后，又绕道于9月11日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共同表示了避免武装冲突的意向，并达成恢复政务电话等协议。至此，中苏紧张局势已有相当缓和，但中方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华施放的烟幕，与日本在珍珠港事变前日派特使赴美迷惑罗斯福一样。理由之一是"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熊向晖，1999：184） 　　应当说，柯西金的北京之行不会是他个人的意见，正常情况下，一国总理肯定是能够代表他的政府的。但依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这样大的事情，除非一把手，其他的人都没有最后拍板的权利。苏共主要头目不到机场欢迎柯西金，柯西金的承诺就没有效。欢迎仪式的大小一直被认为有特定的涵义。1971年11月，中国要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毛交代："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熊向晖，1999：355）仪式而外，毛特别喜欢用文学语言来表达某种政治意义，评《红楼梦》、批宋江都直接搅动着政治生活。政治本来是公共事务，但政治家们从来不愿使政治完全公开。只是政治行为终究有公开的一面，于是在缺少公开性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符号就会特别发达。 　　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这不但是向美国传达一个信息，也有国内斗争的一个符号。据斯诺记述：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正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当然，个人崇拜也搞得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那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其他的一概辞去。（熊向晖，1998：214—215）在此前后，毛确实采取措施为个人崇拜降温，比如1970年12月6就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过正像个人崇拜"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一样，给个人崇拜降温也还有另一重含义，这就是反对林彪，因为"四个伟大"首先是由林彪喊出的。 　　政治符号的解读需要有文化背景，正如一种颜色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有不同含义一样。尼克松上台后，试图接近中国，中国也有缓和的意向，但开始一度双方都没有明白对方的符号。相对而言，中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较为一致，容易读懂。 　　除了重大政治事态，一些政治家个人也喜欢制造使用符号。从1983年到去世之前，胡乔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1989年3月14　日，《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得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的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提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十天以后，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讲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王若水，1998） 　　◇　自信 　　1971年11月8日晚，毛在与周恩来及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谈话时，提到"五七一工程纪要"： 　　总理解释，"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主席说：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总理说：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主席说：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熊向晖，1999：354） 　　毛终生自信，怎么会怕一个小小的林彪。《纪要》称他是"当代的秦始皇"，毛没有小家子气地加以反驳，而是照单全收，1973年9月23日对外宾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还直接通过评法批儒运动褒扬秦始皇。林彪虽然长期对毛毕恭毕敬，但在对于秦始皇的态度上，却与毛有别。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称赞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时，林就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由此引来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了坑四百六十人，我坑了四万六千个儒"的豪言。（李锐，1999B：332）林彪事件后，在其家搜查出了"克已复礼"等儒家学说的条幅，启示了毛批林与批孔结合的念头。 　　但毛这一次确实过于自信了。"文革"天怨人怒，1968年以来就有人开始怀疑，林彪事件使得一大批人从"文革"的狂热中觉醒，既然林彪是十恶不赦的坏蛋，那么提拨他、钦定他为接班人的毛泽东当然难保完美。林彪事件震动很大。还在毛1971年南巡为清除林彪而打招呼时，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知道后就毛骨悚然，毛林"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心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嘁哩喀嚓地爆响着要破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张正隆，2000：336）事实上，林彪事件后，毛本人也大病一场，并局部纠正了一些极端政策。在此背景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客观上有助于人们反省"文革"，重新认识毛。第一，《纪要》中的一些内容，反映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现实，如"10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中国的秦始皇。"（王年一，1988：417—421）等等，"文革"后都一再为人们所重复。第二，为毛信用的林彪及林立果的"小舰队"居然有谋害毛的计划，也使人对伟大领袖的至上权威发生怀疑。这次失策的自信，与毛当时喜悦心态有关："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熊向晖，1999：347）他兴致一高，就公开了实在是有损他威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倒应他的一句老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　辩证法 　　黑格尔在讲辩证法时，反复强调辩证法就是反对"独断论"，它要求发现并尊重事物的矛盾，要求在变化中、联系中、发展中观察事物。黑格尔之后，毛泽东可能是最喜欢讲辩证法的人，矛盾对立、斗争发展是他特别爱用的字眼。但与黑格尔反独断论不一样，简化辩证法直接导向"独断论"和"一言堂"，熊就提供了两个事例。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是毛"没有想到"的胜利。由于此前毛多次说过，今年不进联合国，而且在当晚周恩召集的会议上，"发言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熊向晖，1999：345）但会还没有开完，毛召见与会者："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熊向晖，1999：347）所以中国要进联合国。 　　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代表提出访华要求，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讨论后向中央写报告，认为"现在访华时机不成熟"。因为当时美国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如果同意他们来，那就可能被认为中国政府在'两个中国'问题上有所松动"。（熊向晖，1999：233）4月3日报告送给周，周于次日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后呈送毛，4月6日毛划圈同意。但当天晚上11点多钟，毛改变了主意，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由此促成"乒乓外交"。这一重大转变的根据是毛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曾说过："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美国乒乓球队虽有人支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并非官方人士，政治态度不会比美国"右派"更坏。所以"如果拒绝他们来，那就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战略决策。"（熊向晖，1999：233）这里又是一个辩证法：既坚决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访华。 　　在毛泽东的用法中，不打无准备之仗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两个中国"与"右派"也让来，都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全面的，正确的做法是"既……又……"：既不打无准备之仗，又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既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来，这在理论上很周延。但在具体工作中，面面俱到基本做不到，不是"既"就是"又"。比如既然不打无准备之仗，就不应当去联合国；反过来，既然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就应当去联合国。去还是不去，实际上只能有一种选择，外交部和体委选择了不去联合国、不邀请美国队；但毛作了另一种选择，靠的不是什么辩证法的力量，而是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毛式辩证法本质是对权力的召唤。设想一下，如果外交部两个副部长在争论去不去联合国，恐怕永远争不出个名堂：双方的理由一样充分，双方的地位又一样高，矛盾怎么能统一起来？"文革"红卫兵打语录仗，嗓门喊哑了都分不出胜负，原因也不是红卫兵的幼稚，而是"毛主席语录"有太多的"既……又……"、"一方面……另一方面"。没有权力的支持，哪一方面都不能取胜。毛的政治智慧之一，就是以辩证法之名给出两种意见，而使自己保持最后的裁定权。类似的情况很多。他的名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也认为"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熊向晖，1999：353）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有发言权呢？结论只能是：毛说你有你就有。 　　辩证法功能甚多。大跃进期间，云南有不少人劳饿交加，一度出现浮肿病。这本是大跃进的恶果之一，但毛在批示中却认为这是好事："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李捷、于道俊，1997：167年）有了辩证法，什么坏事不是好事？ 　　不排除毛在主观上有"既……又……"同时并举的理想，而且中国人多事繁，集权者必须提供一定的策略空间。1975年，毛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只是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也当然遭到'四人帮'　的强烈反对。"毛当然希望政治、经济双丰收，无奈世上的事两全齐美者罕见，实际情形只能是或"既"或"又"。当毛支持邓小平，实际发生作用的是"三项指示"时后两条；当毛发动批邓后，"三项指示"只剩下一条"反修防修"。胡乔木明确说：毛"所想的抓革命促生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胡乔木，1993：　250）（未完待续） 　　单世联，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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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的文革秘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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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的文革秘闻（下） Nov 7th 2013, 12:34, by 明鏡雜誌 　　◇　内外有别 　　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 　　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 　　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 　　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 　　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　江青一定想干什么？ 　　1976年尼克松再度访华，中方接待的项目之一，是2月23日晚，由华国锋、江青等陪同观看中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新华社的消息说，演出的节目包括："《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草原女民兵》等中国现代革命音乐、舞蹈和《满江红·写怀》等古典音乐"以及"美国民歌"。但合众国际社记者查尔斯·史密斯报道则是："节目没有什么革命歌舞，长期住在北京的人对这种选择感到意外，其中包括许多古典作品。"（熊向晖，1999：287） 　　熊似乎没有参加这次活动，所以他并没有指出这次演出究竟有没有"革命歌舞"，其语气倾向于史密斯的报道。新华社在报道中加进了演出没有的"革命音乐"显然是"内外有别"，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尼克松是外交的需要，但对自己的子民，却不能实话实说。 　　这些古典作品包括王安石、萨都刺、张元干、陈亮、辛弃疾、岳飞六个著名词人的名篇。演出前的2月23日下午，江青委托乔冠华向客人介绍这这些节目的历史背景，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欣赏。 　　这六首词的都是好词，但江青却另有用心。当时知情的几位同志议论说：毛主席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并说，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他揭露江青有野心粉碎了江青的"组阁"的阴谋。他向她指出：不见还好些，多见何益？江青非常不满。但并未死心。她经常吟诵这六首词，借前三首表达她的"伤心"和"怨心"，借后三首表达她的"雄心"即"野心"。（熊向晖，1999：290） 　　熊转述"几位同志"的话，认为这就揭开了江青"演唱唐诗宋词之谜"。但第一，毛批评江青的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况且到1976年2月时，因为批邓运动的兴起，江青的日子已经相当好过了。如果此时她要表达"伤心"、"怨心"，那应当是另有所指；第二，六首诗词的选者是毛而不是江，江充其量是赞同而已。 　　当时的演唱者岳美缇回忆："要我重唱张元干《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说给我的。'"（熊向晖，1999：290）诗词文章，毛从来不小看。如果确实是他"特地"改了送江青的，那倒真的别有意义了。 　　有论者介绍："据工作人员回忆，197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陈晋，1997：691）此说除没有交代毛改后送给江青一事外，理解上也有些疑问。张元干的全词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河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此词确实悲凉伤感，特别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和"雁不到，书成谁与？"两句，但从"目尽青天怀今古"开始，情调转向高昂，"大白"是酒盏，《金缕》即《贺新郎》的异名，"举大白，听《金缕》"可简单地译为喝酒唱歌吧，所以不能说"最后两句太伤感了"。张另有一首《贺新郎》是送给李纲的，结句是"风浩荡，欲飞举"，也是雄心勃发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顾"则有痛苦的诀别之意。 　　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错，似乎可以说毛把张词改得更伤感了。这不是没有可能。1975年5月，毛三次要人诵读庾信的《枯树赋》；录制的古诗词除张元干等沉郁顿挫的词作外，还包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的《鹊桥仙》等倾诉离情别意的作品。 　　毛确实要"去"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政治助手江青"积怨甚多"。1975年10月，病重待毙的康生最后一次见毛告发邓小平时说："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赵士刚，1997：292—293）毛无需康生的提醒，还在1974年3月20日，毛就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杨继绳，1998：92）1976年6月，他向华国锋、江青等人交班时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这些预感也与张元干"天意从来高难问"、"休回顾"有相近的意思，也许可以把"君去了，休回顾"理解为毛、江之间一次特殊的沟通。这样一来，说这一演出表达江青的"伤心"和"怨心"　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清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的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也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杨继绳，1998：92） 　　江青不是成熟的中国政治家，招待尼克松的节目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也可能就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外交活动罢了。 　　◇　开放档案 　　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但在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199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大事记（1949一　1975）》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的《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中，都在1969年部分记载8月18日、10月19日，会见斯诺和夫人。这两部权威史书都把1970年误为1969年，至于其他的著述，更是"颇多讹误"，以至于熊不得不一一订正。 　　周恩来是20多年来中国人时时不忘的人物，斯诺也是中国人不陌生的外国友人，此次来华因其与毛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而意义重大。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会见，仅仅20多年后就发生提前一年的错误，而且发生在由权威部门织编写的资料书中，实在难以令人置信。熊著的重要内容，就是对订正若干重要史书中的错漏。类似的事很多。彭德怀悲剧中有一个万毅将军，当时被定为"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据他回忆："大概是1989年，有一天，总后勤部原顾问王政柱同志告诉我，有一本名叫《国防部长沉浮录》的书中，写到我在会议上的情况。我找到这本书。请人把有关段落念给我听。书中说，我在庐山会议之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担任总参和军委办公厅小组的组长，并说在我的诱导下，大家纷纷发言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根据的，还说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可批的，我就宣布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最后还写道，我对人说，批彭步步升级，轮番轰炸，真是岂有此理。这段约1700字的叙述，也许作者是出于好心，想表扬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庐山会议上就被点了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是被批判的对象，怎么能当组长？再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谁还能唱反调。我认为这一事实应当澄清。我曾向李维民同志说过这件事。他写的《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一文中说了这件事（发表于1995年第3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然而，不久前听说《国防部长沉浮录》又再版了，可是这段文字并没有修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次说明。"（万毅，1998：260—261）但万毅"再次说明"也没有用。张树德在2000年2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彭德怀离开中南海》一文还是万毅当组长并拒绝批彭。更令人惊讶的是，此文还被《新华文摘》2000年第5期转载。像共产党这样掌握一个伟大民族命运、又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党，应当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如果说20多年就会"颇多讹误"，那么30年、40年呢？中共有7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有很多党史、国史方面的论著，其可信性到底如何不是没有疑问的。信史的前提之一是开放、哪怕是部分的开放档案。如果没有真实档案，即使是一些权威的部门、严肃的作者也不能保证史书的真实可靠。"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李锐，1999A：前言） 　　自然，与史实不符有时不仅仅是无知，而是过分自觉的"古为今用"。1932年红四方面军有一次著名的苏家埠战役，90年中期秦基伟写回忆录时发现："前些年，有个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反映苏家埠战役，里面出现了我的镜头，还很醒目，子女们都问我，要我谈谈苏家埠战役。""我确实参加了，打得还不错。可那时候，有多少部队参加打啊，有围困的，有诱敌的，有打援的，还有地方武装。我才是个连长，能够起多大作用谈不上。"（秦基伟，1996：45—46）当年的连长已是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拍电视剧的人当然有必要作充分的艺术加工，正像有关四方面的书把军长李先念的题词放在总指挥徐向前的题词前面一样。 　　参考文献 　　熊向晖：1999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出版社。 　　李　锐：1998A　《庐山会议真面　目》，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8B　《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9C　《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丁三：2003　《蓝衣社碎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向前：1987　《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胡乔木：1993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丁玲：1989　《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奎松：1999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聂荣臻：1983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战士出版社。 　　张正隆：2000　《战将韩先楚传》，解放军出版社。 　　王若水：1998　《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 　　《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王年一：1988　《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陈晋：1997　《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士刚：1997　《共和国的经济风云》下册，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高　华：200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高文谦：2003　《晚年　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 　　权延赤：1993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杨继绳：1998　《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万　毅：1998　《万毅将军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秦基伟：1996　《秦基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刘树发主编：1995　《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捷、于道俊主编：1997　《东方巨人毛泽东》（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埃里希·奥尔巴赫：2002　《摹仿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单世联，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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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彭德怀事件与接班人问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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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事件与接班人问题（下） Nov 6th 2013, 20:58, by 明鏡雜誌 　　林彪也从彭德怀事件中认清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大跃进"受挫后，党内一线领导人都在致力于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林彪却独树一帜，在军队内部首先不遗余力地搞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竭力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 　　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他还提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3](P408) 　　在1960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宣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林彪主持搞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句口号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后来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学毛著"21字方针"："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背警句"也是林彪在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他提出，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 　　林彪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他很善于琢磨毛泽东的心思，投毛泽东之所好。他搞个人崇拜搞得也很高明。他知道毛泽东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政治挂帅，于是就迎合毛泽东，在军队大搞"突出政治"，把军营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1960年9月12日，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人和武器相比较，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相比较，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相比较，活的思想第一）。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颇为心领。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12] 　　1963年，工业部门的同志主动提出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设政治机关，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对此建议十分赞成，11月16日，他在致林彪等人的信中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够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又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13](P454--455)1965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人员、《解放军报》编辑记者、战士演出队时又赞扬林彪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10](P40) 　　由此可见，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是深得毛心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希望林彪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14](P541)不要小看这个评语。毛泽东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第一项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在毛泽东心目中，这是方向问题，是接班人的首要条件。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领导人实在是少而又少。有两位学者指出："颇堪玩味的是，毛泽东几乎从未认为有谁符合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几乎从未说过哪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连'懂马克思主义'这个平常的肯定之辞都很少使用。"[15]因此他总是劝党内的同志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明乎此，便可知晓，从毛泽东口中说出"林有马列主义"，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这恐怕也就是林彪才能够享受的殊荣。 　　1966年，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他说：毛主席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恩格斯承认有天才，列宁也承认有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服气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他又说："毛主席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3](P410) 　　同年9月18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他提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3](P411) 　　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的广播、报刊也都吹起来。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成了最高指示，衡量人们言论、行动的唯一准则，任何与毛泽东言论相左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谬论、修正主义，甚至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林彪则以"红旗举得最高"，"思想学得最好"而青云直上。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代替了刘少奇，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副主席"、"副统帅"。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写入党章，开创了国际共运史上的先例。 　　三、彭德怀事件为刘少奇的悲剧埋下伏笔 　　彭德怀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的重要转折点。麦克法夸尔曾经指出："庐山会议使延安的'圆桌'出现了裂缝，而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它。"[16](P317)自延安整风以来，中共高层基本是团结的，尽管1949年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倾向有所滋长，尤其是19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进使得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严重不正常，但像彭德怀事件这样残酷的党内斗争却是第一次发生。以彭德怀事件为标志，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倾向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6](P369)从此党内形成一种不正常的"让步"习惯：毛泽东总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工作中失误的时候，也要首先肯定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性，宁可让党、让中央集体来承担责任，也不敢说他负主要领导责任。 　　与此相适应，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得到强化。在毛泽东于1958年3月公开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大开绿灯之后，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看作是对党内开始盛行的个人崇拜之风的一种抑制，结果被毛泽东视为"挑战书"。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出人意料的发难其实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彭德怀等人成为"个人崇拜"阴影下"有理不敢讲"的第一个牺牲品。彭德怀事件表明，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在权威上的距离有天壤之别。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其他人功劳再大，地位再高，也和一般平民百姓一样，是毛泽东又敬又怕的崇拜者。 　　彭德怀事件后，反对个人崇拜成为政治禁区，提倡个人崇拜被视为政治忠诚的标志。作为毛泽东的第一接班人，刘少奇更要表现出坚定拥护个人崇拜的姿态。1959年8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突出讲到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我们党里面，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有这个意见。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或者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后期"，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从（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那么妥当，我想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还在七大以前，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的时候，我们的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6](P352) 　　刘少奇还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6](P353) 　　然而，个人崇拜政治生态的不断强化，对于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纠正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越来越构成巨大的制约因素。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中，虽然从地位上讲，仅是党的主席与副主席之差，但这种差距是巨大的：刘少奇不仅是共和国主席、党的副主席，还是一个普通人。而毛泽东除了他的地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个人魅力。可以说，毛泽东完全是因为具有"大救星"、"红太阳"、"缔造者"的品格，才理所当然地居于党与国家的最高地位的。因此，毛泽东地位(职务)上的权威只是他个人权威的延伸而已。刘少奇的权威则主要是他的地位赋予的，他的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毛泽东的授权。"因此，在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的强光照射下，不可能有一种据理力争的党内批评气氛。"[17](P395--396)刘少奇等人批评"大跃进"时，始终只能以批评"我们"的形式出现，而且即使如此，也显得心有余悸。虽然实践已经证明"大跃进"是错误的，调整政策是正确的，但只要毛泽东发难，包括原则性最强的刘少奇在内，党的高层领导都得立即作出自我批评。"毛泽东是革命的象征，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纠正他而至多只能说服他。所以他们只能处于被动、守势。"[17](P394) 　　本来，"一线、二线"体制和幕后操纵的潜规则，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可由"一线"处理，都是模糊的，根本没有具体界限，全凭信任。更何况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教义和实际工作的要求严重背离，这就使刘少奇处在一个自主空间极为狭小的政治夹缝中。为了使国家摆脱困境，刘少奇必须纠"左"，必须改变毛泽东不切实际的一套做法；为了使调整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刘少奇又必须对毛惟命是从，紧跟毛泽东。邓力群有一个回忆，真切地反映了刘少奇的处境。邓力群说：西楼会议开到最后，"少奇同志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明天，我、总理、小平，到武汉，把文件带上送主席审阅，会议情况口头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第三天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啦。'高兴得不得了。"[18]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支持就越来越少，刘少奇的处境就越来越艰难。个人崇拜成了时刻戴在刘少奇头上的紧箍咒。刘少奇作为第一接班人的悲剧命运从这时起可以说就已经注定了。 　　而在毛泽东眼里，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也越来越不听话，阳奉阴违，私下里另搞一套。他们虽然不敢公开批评他本人，但自己的一套已被他们悄悄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转换。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被冷落，被架空，他的"思想"正在被束之高阁，"革命"成了博物馆的摆设，他本人则变成了"牌坊"。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的不满逐渐加深。1964年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公开否定毛泽东所倡导的一些做法（比如"开调查会"），并且对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判断明确提出异议，这就让毛泽东进一步认定，刘少奇就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实际上已把矛头对准刘少奇。《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主持下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然而对于《五·一六通知》中讲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并没有理解其真正所指。《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19](P1841)可见，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刘少奇当时全然没有觉察。斯诺说，"刘少奇似乎并没有认真地采取任何有计划的行动，以应对毛的全面挑战，或者说，他在8月以前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就是头号的目标。"[20](P85)"他只能做一件事，就像他过去一直做的那样，或如毛可能预料的那样，保护干部，并因此而落入精心设置的陷阱。"[20](P88)刘少奇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才明确自己就是毛泽东要"炮打"的头号目标。他作了两次口头检讨和一次书面检讨。毛泽东看过书面检讨后说态度认真，检查很好。1967年3月毛泽东甚至仍表示要选刘少奇作中央委员。随后刘少奇专案组成立。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刘少奇受尽折磨，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病逝。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那种日益浓烈的个人崇拜氛围中，毛泽东俨然已成为人民的化身，他的话句句是真理，句句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既然毛泽东已经代表人民宣布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政治生命也就画上了句号。刘少奇受批判后曾经对夫人王光美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21]显然，刘少奇讲的"人民"是不能由毛泽东来代表的。然而，如果不改变个人崇拜的政治生态，又怎能把人民和毛泽东区分开呢？ 　　如果说彭德怀是"个人崇拜"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制造的第一个牺牲品的话，刘少奇则是"个人崇拜"在毛泽东接班人中制造的第一个牺牲品。个人崇拜成为毛泽东晚年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可以借助这个法宝打倒开国元勋彭德怀，当然也可以借助这个法宝打倒接班人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鬼"指的就是刘少奇等人，"钟馗"是指什么呢？准确地说不是指毛泽东本人，而是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事实上不是林彪借助个人崇拜打倒刘少奇，而是毛泽东本人借助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打倒刘少奇——这个道理，刘少奇在批判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时也许不明白，但不知临终前是不是悟到了？ 　　刘少奇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曾经是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刘少奇因此被毛泽东钦定为第一接班人选；在彭德怀事件中刘少奇批判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借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1966年他本人却成为个人崇拜的牺牲品。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毛泽东其他的接班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领袖个人专断的条件下，不搞个人崇拜无法成为接班人；但靠鼓吹个人崇拜换来的接班人地位终究是靠不住的，这或许就是历史的结论。 　　[参考文献] 　　[1]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7. 　　[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3]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4]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7]谢春涛.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64. 　　[8]余广人.庐山会议四十周年感言[J].炎黄春秋，1999，（8）：32—38.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0]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C].教学参考：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下辑），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1980，40. 　　[11]肖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12]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148.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4]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541. 　　[15]萧延中主编.晚年毛泽东[C].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294. 　　[16][英]麦克法夸尔，戴汉笠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17]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18]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26. 　　[1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841. 　　[20][美]埃德加·斯诺著，贺和风译.漫长的革命[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1]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066. 　　何云峰（1972-），男，汉族，河南孟津县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毕业，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曾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史学月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何云峰，《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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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恩來：防修“剝筍政策”要世世代代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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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防修"剝筍政策"要世世代代傳下去 Nov 6th 2013, 20:43,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12）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遠在國外訪問的劉少奇對禍起蕭牆的情況毫無所知，甚至在回國後，奉命緊急飛往杭州，參加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專門解決彭真問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途中，還被蒙在鼓裡，仍把從國外帶回來的水果也給彭真準備了一份。面對毛咄咄逼人的攻勢和黨內力量對比的懸殊形勢，劉少奇沒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認了毛對自己頭號幹將的開刀問斬。這樣，彭真成了文革祭壇上的另一個犧牲品。 劉少奇的軟弱退讓，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附和屈從，令毛澤東更覺得可以無所顧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繼續放手大幹。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作為文革全面發動標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揭發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並通過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綱領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來，這次會議完全是由毛澤東一手策劃的，特別是對會議所要通過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是煞費心思，親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內容，並饒有深意地在結尾處加了一段點睛之筆，點出文革鬥爭的目標就是那些正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但是在會議期間，毛卻有意滯留外地，躲在幕後，"委託"劉少奇出面主持會議，讓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與此同時，毛又與林彪達成默契，讓他在會議上唱主角，作一個和當年七千人大會時一樣有份量的發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預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發言，從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開始，危言聳聽地大講"防止政變"的問題，製造中央內部有人搞政變、顛覆的恐怖氣氛。然後，他又對毛澤東大加吹捧，說﹕"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的講話隨即成為會議的主調。與會者人人自危，紛紛在發言中對照林彪的講話，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同時對彭、羅、陸、楊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劃清界限。會議的氣氛非常緊張，形成人人過關的場面。多年賦閒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裡，在發言中走了題，被責令"脫褲子"檢討，招來眾人圍攻批鬥。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中第二個發言，談了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這是周氏在文革發動之初，在黨的正式會議上的首次發言。與林彪的講話相比，這篇講話，尤其是第三部分，雖然語不驚人，但實際分量也很重，給與會者不小的思想觸動。同時，它透露出周恩來晚年的政治心態，成為解讀他在整個文革期間內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態度的一把鑰匙。 周恩來在發言中表態擁護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和為清除政治隱患而對彭、羅、陸、楊所採取的措施，宣揚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是有預見的，早就有感覺和材料，抓得準，抓得狠；並聯繫彭真等人當年在延安整風中"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的表現，用"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的道理，來說明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原因。 周恩來還在講話中闡述了毛澤東不久前提出的"剝筍"政策—不斷清除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分子，像層層剝筍一樣，剝掉他們，說﹕"要有信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堅持不懈地採取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下去。" "保持晚節"是周恩來通篇講話的中心，話雖不多，卻是他在審時度勢之後所精心選擇的話題，刻意向毛澤東所作的內心表白。他表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 為了表明自己的堅定態度，周氏甚至提出："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因為這兩個人在最後關頭都經不起考驗，變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臨死前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而李秀成在被俘後向清廷寫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保持晚節"問題本來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張在黨內曲高和寡，不為多數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地祭出了這一武器，專門用來對付中共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日益嚴重的離心傾向。他在各種場合提醒黨內老同志要保持"無產階級晚節"，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甚至還刻意從中國古代典籍中引經據典，用《詩經》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來強調一個人保持晚節是最難的。文革前夕，毛更進一步在這件事情上做文章，對史學界評論李秀成自述一事，親筆批示﹕"晚節不忠，不足為訓。" 毛澤東的這種敲打，在中共黨內的高級幹部中產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時間，人們紛紛以此來自律互勉，唯恐在跟著毛幹了大半輩子革命後不能保全自己的晚節。像軍中老帥葉劍英就在批羅瑞卿的會議上有感而發地說﹕"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末路之難也如此。羅瑞卿同志的晚節不能保全，對我們是個極大的教訓。" 不過，要說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對此受觸動最大的還數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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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彭德怀事件与接班人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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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事件与接班人问题（上） Nov 6th 2013, 20:58, by 明鏡雜誌  　　[摘要]1959年庐山上发生的彭德怀事件对接班人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党内出现"赫鲁晓夫"的忧虑；突出了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为刘少奇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出了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酿成了一起震惊世人的历史冤案，史称彭德怀事件。对于彭德怀事件的前因后果，学界已有深入研究。对于彭德怀事件对接班人问题的影响，却鲜见有人论及。笔者不揣浅陋，对此作一点探讨，借以抛砖引玉。 　　一、彭德怀事件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党内出现"赫鲁晓夫"的忧虑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曾表示过，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是指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除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外，也包含担心身后有人否定自己。所以，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1](P147) 　　对于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是支持的。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中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2](P41)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代表中央再次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但此后毛泽东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起因缘自反冒进事件。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设想要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却搞了针对他的反冒进，这让毛泽东十分不满。但当时他的意见不占多数，他不得不作了妥协。反冒进事件使毛泽东深深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在党内不能得到顺利贯彻，存在很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转而认为，只有强化个人崇拜，才能遏制党内外的大批反对派，防止国内出现"赫鲁晓夫"。最明显的标志是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一文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1957年3月1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3](P402)可以说，从1956年底开始，毛泽东就不再主张笼统地反个人崇拜了。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4](P793)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真实意图是要鼓励对他本人的崇拜。因为毛泽东认为，真理在他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所以，当会议上有的中央委员公开提出"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5]时，毛泽东是欣然领受的，两个月后，这位中央委员还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说：党内有一些人屈服于苏共二十大的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又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别人崇拜自己。[3](P214)这些话，明显是针对彭德怀等人的。因为正是彭德怀等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苏共二十大后，彭德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时曾经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 　　1958年，毛泽东不仅严厉批评了对他不搞个人崇拜，反而针对他搞"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迫使其作出检讨，并且在许多会议上一再谈到要准备党的分裂问题。 　　1958年5月17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准备最后灾难"。所谓最后灾难，其一是世界大战，其二是党搞得不好，要分裂。他说：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在5月20日的会上，他又说：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5月23日，他又重复说：有分裂的可能，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预料到了，就不要紧。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说：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分（份）在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是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以避免分裂。 　　12月23日，他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3](P212) 　　毛泽东一再讲党内可能会分裂。他主要是在怀疑谁呢？在当时，他没有明言。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在批判彭德怀时说出了答案："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6](P197)可见，毛泽东对于彭德怀反个人崇拜的举动是早有戒心的。 　　1959年的彭德怀事件，对于毛泽东是一个深深的刺激。毛泽东一直担心有人会在他去世后否定他，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等不到他去世就已经发生了。彭德怀除了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之外，他在小组会上的一些发言也是很有刺激性的。他曾直言不讳地讲："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7]"'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8]张闻天也在发言中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6](P128)这等于是批评毛泽东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此外，张闻天还说："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6](P128-129)，弦外之音，也是对毛泽东言行不一的批评。这样公开批评毛泽东，可以说是共产党执政10年来党内会议上从未有过的。 　　更加刺痛毛泽东的是庐山会议上批"彭、黄、张、周"时揭发和交待出的私下发表的种种言论。这里试举几例： 　　张闻天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那套办法，很厉害。[6](P280-281) 　　黄克诚交代：（1）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后，彭德怀给他说过："主席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他挂帅吗？"（2）彭德怀给他谈过"集体领导问题"。（3）彭德怀过去曾给他谈过："主席说要下毛毛雨，但给送去文件又不看。"（4）彭德怀同他说过："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5）彭德怀给他说过，"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6](P281) 　　黄克诚交代：彭德怀"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6](P322) 　　彭德怀交代：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6](P285) 　　周小舟在交代中承认自己曾经讲过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并解释这个话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庐山会议从反"左"到反右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6](P282)周小舟还交待，7月23日晚上，他讲过：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有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主席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威信？[6](P283) 　　周小舟在交代中还提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6](P332)（这三条意见是：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6](P34-35)） 　　不难想象，毛泽东听到这些议论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8月11日，罗瑞卿在批判会上说：毛泽东同志讲过："苏联鞭死尸（指斯大林问题），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6](P282) 　　8月1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中愤而提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9](P391)不久，毛泽东又指示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等编一本关于人民公社的书，告诉他们："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9](P463)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们"的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8月15日，毛泽东在一份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上，写了长达800字的批语，其愤怒之情一览无余："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坚持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说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9](P447)） 　　如果说在彭德怀事件之前他还只是怀疑党内有出"赫鲁晓夫"的可能，那么在这之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把党内出"赫鲁晓夫"看作一种现实的危险。从此以后，对于任何怀疑他本人和他所首创的"三面红旗"、对于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的倾向，毛泽东都极为敏感。而他最担心的当然是他的接班人会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清除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日夜思虑的中心问题。 　　最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态的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就公开宣称："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6](P189)；"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6](P207)。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3](P410--411)这些话可以说是说到毛泽东心坎里去了。林彪能在三个月后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的这番表白应当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彭德怀事件突出了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 　　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始终考虑的是多几道"防风林"比较好。所以，他没有把接班人选局限于刘少奇一个人身上，而是设计了一个接班人序列。这个序列中就包括他在战争年代的爱将林彪。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在1945年到1956年的11年间唯一一次增补政治局委员。这次人事变动与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是密切相关的。林彪的这次升迁，意味着他与邓小平一道，进入了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设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把他作为接班人之一来培养和考察的意图已清晰可见。林彪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排名，仅在六位常委之后，这显示出了他的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着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只是迟早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少了一票。这一票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一票。毛泽东这一票投给谁了呢？他没有投给自己，但也没有投给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而是投给了林彪。[10](P40)毛泽东的这一票实际上意味着，在接班人的人选上，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论，仅就私人感情而言，毛泽东更倾向于选择林彪。 　　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听说林彪也在上海疗养，亲自登门看望，发现林彪红光满面，了无病态，认为林彪可用。[11](P676)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排在邓小平和彭德怀的前面。从此，林彪也就成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1959年的彭德怀事件，对于林彪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彭德怀的信7月14日下午交给毛泽东，7月17日林彪即被召上庐山。他显然是毛泽东紧急调来的"援兵"（林彪自己在庐山会议上也说："我是先到的援兵"。[6](P214)）。林彪深知他这次的"表现"至关重要。如果自己的"表现"被毛泽东打了"合格"乃至"优秀"，自己便会朝着通向第一接班人的道路大大迈进。 　　因此，在8月1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发言批彭，一开始便直击"要害"，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他讲这几句话时是声色俱厉的。[6](P189)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批彭，虽然讲话次数不多，但出语惊人，上纲上线，必欲置彭死地而后快。他说彭德怀"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写信的目的是"发表以争取群众"，"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6](P204--206)"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6](P215)"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6](P217) 　　彭德怀事件中林彪的"出色表现"，为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砝码。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林彪真正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可以这样说，在毛泽东的接班人序列上，刘少奇排第一，邓小平排第二，林彪排第三。但在彭德怀事件以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林彪的地位开始步步上升，构成了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强大挑战。（未完待續） 　　何云峰，《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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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謝天謝地，我可不希望政府去我們家敲鑼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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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天謝地，我可不希望政府去我們家敲鑼打鼓 Nov 6th 2013, 21:07, by 明鏡雜誌 《名星》記者 陳小平 2013年6月8日，受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前來紐約講學的華人數學家、新罕布什爾大學講師張益唐，在法拉盛湘水山莊與新朋老友聚會，約50餘人擠滿了二樓餐廳，慶祝這位數學家取得偉大的數學成就。慶祝會之 後，張益唐在距離湘水山莊不遠的玫瑰茶室接受了《名星》記者陳小平的專訪，一同參加談話的還有張益唐的北大好友、哲學家胡平。在採訪中，張益唐對記者繼續談到了他的數學研究歷程、未來研究計劃、與妻子的軼事、中國父母情況、個人愛好以及回國打算等。 名星：你夫人知道你對數學的夢想嗎？ 張：她知道。但是她不管我、不干涉我——有這一點就夠了。 10年前剛結婚的時候，我對她說過一句話。我說："我將來會讓你得到更多的"。前幾天打電話，這句話她還真記得。我說："怎麼樣？我以前跟你說過這句話吧？還記得這句話吧？" 名星：既然你給你她一個許諾，她就準備跟你兌現了，她提出來什麼要求呢？ 張：具體的就不用說了。我只是想說，她的獨立性很強，是經濟上不願意依賴別人的人，想做點自己的實事。這兩年，我太忙，也不知道她在做什麼，我就知道她去年在加州考了一個美容執照。 名星：這樣看來，你們這些年是兩地？ 張：是。前幾年，一到暑假寒假我就往加州跑。這兩年太忙， 跑得不勤了。 名星：你們是不是考慮兩人靠攏一些？ 張：這些我們都在考慮之中。 10歲就知道哥德巴赫猜想 名星：我們現在來說說，作為一個數學家，怎麼會跟胡平認識呢？ 張：這個呢， 我只能說一句，做一個人，你應該有你的正義感。我也是文革過來的人。 張益唐：做人應該有正義感。 名星：你在北大就認識他嗎？ 張：那個時候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他是名人，我不是。 名星：你父親有沒有受到過什麼衝擊？ 張：我父母作為大陸的知識分子和中共黨員幹部，他們能熬過來，已經是幸運的，沒有受到太多衝擊。 1959年反右傾時，我父親受過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在政治上他一下就掉下來，其他方面好像沒有什麼問題，他是學無線電工程的，他可以繼續做他的工作。 名星：你母親的情況呢？ 張：機關幹部。 名星：你父母職業都與數學無關，我納悶的是你的數學基因是如何來的呢？好像你的數學天賦跟你家庭基因關係不大。 張：也許唯一的一點是，我父親小時候有過目不忘的本事，也許我繼承了這一點。在數學方面的能力，我也不知道是如何來的。我對哥德巴赫猜想的瞭解，根本不是通過徐遲的報告文學，我在十歲的時候，看十萬個為什麼，就知道了哥德巴赫猜想。 名星：這麼說你對數學的愛好是自發的？ 張：沒有任何人教我。 名星：你有幾個兄弟姐妹？ 張：就一個妹妹，剛才就是外甥女高考剛考完給我打來電話。 名星：父母目前都在中國？ 張：我父親去世了，母親還在中國。 名星：你母親知道你的成就？ 張：知道呀。當然也很高興。 名星：你好像從來沒有把自己的好消息通知任何人。你好像只是跟太太說過過兩天看網絡，可能有你的消息，你自己也沒有發布過任何消息。你母親她也是通過國內的報導或網絡知道的？ 張：是呀。我誰都沒有說過。我沒有主動跟任何人說過。是有那麼幾個人知道，不過他們都是數學專業領域的，例如，在猶他州一位朋友看過我的論文，應該說，他是第一個知道的。 名星：一旦中國選手在奧運會上得了金牌獎牌，地方政府領導就會敲鑼打鼓去這位選手的家裡祝賀。你的數學成就被報導出來之後，有沒有當地領導到你家去幹這個？中國現在不缺奧運金牌，但非常缺你這樣的數學成就。 張：好像沒有。謝天謝地，我可不希望他們去我們家敲鑼打鼓。 http://jgospel.net/media/13228/.jpg 張益唐最喜歡的音樂家勃拉姆斯。 我能聽出勃拉姆斯的邏輯性 名星：聽胡平介紹，你在體育方面愛好很多，比如喜歡波士頓凱爾特隊，文藝方面你有什麼愛好呢？ 張：最大業餘愛好是聽古典音樂。 名星：古典音樂你喜歡你誰的呢？鋼琴呀還是小提琴？ 張：這看如何說了。貝多芬就不用說了。我最喜歡的還是勃拉姆斯。聽勃拉姆斯也許跟數學有關係，我覺得勃拉姆斯的音樂特別有邏輯性，我能聽出來。 名星：你在思考之餘，會聽他的音樂去調劑放鬆？ 張：對。是這樣。齊光說，這很不容易，音樂能聽到這一步。 名星：你與音樂家齊光交流？還是他給你解讀音樂？ 張：從音樂欣賞方面，我從他那兒學到很多東西，有時候聽音樂有什麼感覺，就打電話去問他。 名星：聽說你在數學之外，還有許多興趣點，例如，時事呀，政治呀，歷史呀。 張：跟紐約的朋友見面，當然談得最多的就是這些。可以說，什麼都談，除了數學。朋友們對我研究數學那方面的問題，也是一無所知的。 名星：你的最後突破是在齊光家的後院，你覺得這是偶然性的還有種必然性的東西呢？你跟他關係很久，經常往來，而且你還從音樂中得到感悟，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把你們倆拽在一起？ 張：也許吧。我們是老朋友，在他家裡比較放鬆，要不熟的人則會拘謹。 有時候梅花鹿會跑到他家來做客，我去的時候是夏天，每天都乾旱，100多度的氣溫，梅花鹿被熱得跑到他們家去，他家院子裡有大樹，便到他家樹下去乘涼。在這種環境下比較輕鬆。 榮譽是我自己賺來的 名星：你的成果出來之後，中國官方對你有什麼反應沒有？新罕布什爾是紐約總領館範圍，他們有什麼去表示祝賀、慰問呢？ 張：我還沒有聽到中國官方有任何直接的反應。但先是從科學院，然後是北大清華有動作，應該也算官方吧，都是他們的頭面人物，祝賀呀什麼的。王元、楊樂他們想方設法讓我回去，連什麼頭銜也給我安排好了。 名星：你覺得你可能成為政協委員，再給你個什麼院士？但他們會不會以這個來向你招手呢？ 張：他們也沒有這樣，這不是我要的。畢竟在美國呆慣了，如果我回去，動不動來一個什麼"黨和人民"給我很高的榮譽，我是聽不進去的。什麼"黨和人民"！榮譽是我自己掙來的。在美國這地方，一個人做出什麼成績出來，沒有誰說是奧巴馬總統給的。（《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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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日军战犯为何比国军战犯更早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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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战犯为何比国军战犯更早释放 Nov 6th 2013, 12:53, by 明鏡雜誌 　　建国初期大陆关押了大批日军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前者在1956年就已被释放回国，而后者却直到1974年才被完全释放。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民党战犯比日军战犯多关押了近20年呢？ 　　为改善对日关系，周恩来力促尽早释放日军战犯建国初期中共偏重于解决国内问题，对日军战犯没有太在意建国初期大陆收押的日军战犯共有1109名，其中969名是1950年7月苏联移交给中国的，主要是原日军关东军的军官、宪兵，伪满洲国的官员、警察等，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其余的是140名是"在解放战争中捕的，被阎、蒋用来参加打内战的"，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当时，由于中共忙于稳固国内政权，顾不上处理这些日军战犯，甚至不愿意从苏联接收这批战犯。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期间，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曾特意向毛提出："鉴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建议中方应及早考虑将仍在苏联境内拘留的一批在中国作恶多端的日本战俘和中国伪满战俘接收过去。"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批战犯中国需要接过来，并加以审判。但因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要到1951年。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因此，对应移交的日满战犯，可否请苏联暂代拘押，到今年下半年再行移交。"苏联政府表示同意。可见，建国初期大陆政权更偏重于解决国民党的问题，对这些日军战犯并没有多在意，觉得接收处理日军战犯的时机尚不成熟。即便到了1950年7月中共从苏联接收日军战犯后，也并没有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周恩来对此解释说："日本还不承认新中国，和台湾单独订立了和约，中日两国还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过早地处理这些战犯，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不妥当，必须经过一个时期。" 　　但当时的外交困局使周恩来想借处理日军战犯问题的机会与日本改善关系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如何能够尽快打破外交困局，争取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成为主持外交事务的周恩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其中改善中日关系以及争取日本在中美之间"中立"是中国外交策略的重要部分，当时中日民间交往已颇有起色，但是如何能使中日关系上升到官方层次呢？周恩来想到了在押的日军战犯，他想通过这对这些日军战犯的处理促成两国关系的改善。而且在周看来，当时日本的处境不是很好："自1951年美国对日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签订后，处于美国半占领状态下的日本，也尝到外族侵略的痛苦。今天的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完全不同的地位上，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反过来受别人压迫的国家，这种处境是值得曾有过相似境遇的中国人同情的。"而日本政府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自1954年12月，自民党的鸿山一郎组成新内阁后对改善中日关系、发展日中贸易表现较为热心，并愿意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也是值得中国给予重视和肯定的。"这就让周恩来看到了两国发展关系的希望。 　　正是根据这种判断，处理日军战犯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为了能够显示中国政府的诚意，在对日军战犯进行罪行调查的过程中，1954年周恩来明确表态说，对日军战犯实行"宽大处理"的原则，1955年周恩来再次表示："时间已经过去十年了，应该有个结束了，现在要快一点来处理。" 　　然而处理日军战犯遇到的两个难题使中国政府很是头疼日军战犯的问题真正处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其中两个难题最让中国政府头疼： 　　第一个问题是对这些日军战犯进行起诉的证据不足。由于中国政府的调查不足，因此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于绝大多数在押的日军战犯，"既缺乏具体材料，也没有什么旁证，能确定的仅是他们的官职。目前又不能根据这一官职一律判处六七年以上徒刑"；而即便是有证据的日军战犯，证据也"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但证据不全，搜集的材料不够有力，如果他们翻供时就办法不多了"。这种状况成为审判这些日军战犯的最大障碍。 　　第二个问题是苏联顾问要求把这些日军战犯在苏羁押的5年算在刑期之内。据侦查处理日军战犯领导小组1955年11月21日的《请示报告》中指出：苏联顾问强烈主张"在苏联已扣押5年上下了，对这5年羁押时间应该算在刑期内"，一旦起诉，最低限也不得不判处"10年以上"（从1945年8月起算）的徒刑。然而，由于大多数都处于"缺乏具体的资料"、"没有有力的旁证"的状况，连判刑的最基本依据都没有，更别说判十年了。但如果不判刑，不仅这些日军战犯在苏联被羁押的五年不合法，在中国被关押的这五年也没法说清楚。 　　如何才能解决这两个难题呢？当时的外交部顾问，曾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学专家梅汝璈给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1、"不可说成是由于法律技术上或司法程序上的原因（如'罪嫌轻微'或'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必须贯彻"有罪但是免除起诉"的观点；2、"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宣布我们是基于政治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决定把这些人'免予法办'予以释放并遣返"。这样既可以判定这些战犯"有罪"，又可以巧妙的回避上述两个难题。根据此建议，11月21日的《请示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根据罪行证据办事，实事求是，能判的判，不能判的免予起诉"的方针。 　　中国决定对绝大多数日军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此举引起民众强烈不满根据"宽大处理"原则，以及调查日军战犯罪证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195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日军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周恩来解释说：这批日军战犯"关押已经十年了，经过了十年上下的看押，对他们多数人的罪行来说，这些年也等于徒刑的期限，也就是说可以抵偿他的罪行了。若再判十年或者十二年，那就是重刑了，这就和我们宽大处理的政策不合了。我们确定对绝大多数人还是以实行宽大，分批释放，不判刑为好……对大多数在押战犯，我们打算分成三批释放，这样影响会很大。"据此，参加审判的公检法人员最终确定只对这1000多名日军战犯中的45人进行起诉，对其余人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中国政府的这一宽大措施引起了国内民众和干部们的强烈不满，据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金源回忆说："谭政文副检察长和孙明齐所长给基层最前线的东北工作团及战犯管理所的职员传达党中央决定的时候，不仅一般干部，领导干部也爆发不满，强烈要求党中央变更政策。谭政文带着基层的不满拜访周恩来，周恩来表示：'下级接受不了，主要是因为你们这些上级还没接受。再过20年，你们就会明白这项决定是正确的。'谭政文返回抚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周恩来指示，但许多干部仍然不接受这个指示。"最终不得不动用"党中央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组织纪律才压制住这种不满情绪。 　　中国政府提早释放了所有日军战犯，想"让他们在日本做工作"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4次，分别对这45人判以8到20年有期徒刑，刑期自1945年战败被擒关押之时起算。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其他1017名日军战犯（关押期间因病死亡47名）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其中被判最高刑罚的有期徒刑20年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因为重病，判决后即被假释，与第二批被免诉释放战犯一起归国了。此外，正在服刑的战犯44人，除了1人死亡之外全都于1964年3月归国，其中29人是在刑期期满前被释放的。 　　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急于释放这些日军战犯，是因为此举"有助于我们争取日本、孤立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周恩来对此解释说："放回去这批人，可以让他们做日本军人的工作（来中国参观），日本军人参观回去，对在日本做工作很有用处。……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说了好话，对我们来说就是收获。日本社会党对中国的政策，证明我们的工作发生了影响。他们主张承认新中国，恢复邦交，互不侵犯。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主张由中国作为内政问题来解决，主张新中国在联合国应代替蒋介石，他们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些政策和我们是相同的。" 　　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些被免于起诉和提前释放的日本战犯归国后的确"做了日本的工作"。首先，1957年9月22日，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并在日本各道、府、县设立支部。以此为平台，他们结合自身的经历，编写并出版了《三光———日本人在中国战争犯罪记录》《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等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书籍。其次，他们还通过召开会议、举办讲演、座谈、展览等多种形式，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否定日本侵华历史的行为进行抵制。再者，60年代他们还举行了反对日美军事同盟的群众示威活动，80年代他们反对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等。还有，70年代初中日建交之后，他们还不断促进中日民间交流。可以说，中国政府的努力还是有些成效的。  　　 1956年被起诉的日军战犯获得了8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国民党战犯释放较晚乃对台统战需要和文革冲击所致与释放日军战犯的考量不同，对国军战犯的处置主要看国内的政治斗争情况以及大陆的对台政策变化。 　　周恩来：杜聿明等内战罪犯，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建国伊始，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中共对具有国民党背景的军政人员始终是持镇压态度的，不仅国共内战时俘获的国军人员羁押不放，还在历次运动中大量逮捕了不少国民党人员。由于被俘或被捕的国民党人员极为复杂，为确定战犯身份，1955年公安部提出了一个战犯标准：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国民党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经审定，国民党战犯总数为926名，其中军队系统736名（中将72名，少将388名，校级军官276名），政府系统46名，党务系统27名，特务系统117名。他们分别集中关押在秦城监狱以及辽宁抚顺、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四川重庆和内蒙古6个战犯管理所。 　　与其他国民党人员不同的是，对于"战犯"级别的国民党人员，中共始终给予"优待"，并且一直没有对这批人进行处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批人有特殊的利用价值，按照周恩来的解释是："对于康泽、杜聿明、王耀武等内战罪犯，把他们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瓦解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会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5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想"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国军战犯更是成为对台统战有力工具随着两岸形势的发展，从5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这就使得对台统战至关重要，而这批与台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战犯恰恰是最有力的统战工具，诚如周恩来所言："这些战犯是与台湾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这种可能性一天一天增长，不杀他们也许还会起些影响。这样一考虑，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这些在战场上犯罪的、与我们打到底的、这样大的战犯都没有杀，如果台湾当局能够和平起义，把台湾归还祖国，情形就更不同了，更可以得到人民的赦免了。这样一比，我们等一等是有利的，当然现在不忙判，情况可以看一看发展。所以，不管你从哪一方面考虑，现在宽一些，都会更有利于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完全统一。" 周恩来在后来接见被释放的国军战犯时也曾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为配合对台统战，中共中央决定"分批释放"国民党战犯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这批战犯呢？1956年3月14日政协会议专门讨论和研究如何处理在押的国内战犯问题时，周恩来提出："有的朋友主张来一个马上全部释放。事情很简便，但那样工作不完满，收效也不广。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九百二十六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第一步，先集中组织他们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访问他们。……第二步，把他们的思想展开，然后跟他们讨论讨论如何对台湾做工作。……对国内战犯，要他们一部分一部分地起作用。因为这跟和平解放台湾是配合的，他们去的过早了作用也不大。"最终，中共决定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集中管教，分批释放"的处理办法。 　　那么什么时候释放这批战犯合适呢？毛泽东在1956年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到了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建议在国庆十年纪念时"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为什么这个时候做这件事呢？9月15日，毛泽东在各党派负责人会议上解释说：现在"人民群众站起来了，有神气了，不怕他们了"。遵照毛的建议，9月17日，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决定首批特赦释放国民党战犯30名。1960年10月17日，公安部又向毛泽东提交了50名特赦和减刑战犯名单，并在报告中提出"掌握这样分批特赦的一种比例是适当的，既有利于目前的斗争，也适应今后每年都放一点的需要"。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看，在书记处通过照办"。就这样从1960年到1966年，基本上每年都要特赦一批国民党战犯。 　　文革爆发后，特赦释放国民党战犯的政策中断，战犯的处境也日趋恶化然而随着"文革"的爆发，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因此，不仅特赦停止了，甚至连建国后17年公安部门的工作（包括战犯改造工作）也给完全否定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挨斗百次以上，原来的经验被批为"投降路线"，"施仁政"。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1969年管理所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 　　国民党战犯的日子更不好过，新来的管理人员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战犯每天还要接待外调，外调人员硬要战犯按照他们的口径写材料，否则动辄就实施"车轮战"、"疲劳战"，甚至打骂、侮辱。各管理所对有重病者不进行急救治疗，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有的医生也不敢也不愿给战犯们看病。 　　上述状况加剧了在押国民党战犯的不断死亡，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有103名在押战犯病亡。根据周恩来1971年给谢富治和陈锡联的指示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了不治者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仅两个月死了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应体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仁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国外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人敢再提什么"特赦"，生怕被扣上"反动"的帽子。 　　直到1974年，毛泽东才拍板"全部释放"国民党战犯文革中不断恶化的处境直到1974年底才出现了转机。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周恩来返京后立即交代华国锋安排公安部在"各地清理监狱，清理在押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不久，公安部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提出有13名战犯应该继续关押，不能特赦。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对此报告指示说："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是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指报告中继续关押的13名战犯）。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战犯）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指报告中安置在农村的已释战犯生活费用每月15元至20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多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他们放下武器25年啦！"最终，剩下的318名国民党战犯被全部释放，其中还有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至此，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参考资料：周恩来《要认真处理好国内外战犯问题》，1956年3月14日；纪敏《周恩来与改造日军战犯》；李正军《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军战犯的改造》；叔弓《1956，中国审判日军战犯实录》；叶晓欣、草世木《太原战犯管理所改造日军战犯纪实》；李鉴晔《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军战犯的改造》；大泽武司《新中国建国初周恩来与对日军战犯的政策》；孟向荣《新中国处理战犯政策与我的前半生》；张鹏葛、向宇《新中国特赦国内战犯纪实》；廖心文《特赦国内战犯的决策始末》；李海文《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王存福《特赦国民党战犯始末》，等。 　　结语 　　纵观建国后释放日军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全过程，很明显处理战犯首先须服从内政、外交、统战需要。尽早释放日军战犯是出于改善中日关系之目的，而分批释放国民党战犯则是服从对台统战的需要。至于其具体战争罪行，其实并不关键。　　　　 　　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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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普京是如何清算列宁和斯大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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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是如何清算列宁和斯大林的？ Nov 6th 2013, 15:30, by 明鏡雜誌 　　最近，中国内地有网页摘要介绍了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该书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这是2006年，普京总统提出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二）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 　　首先，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俄罗斯教授潘佐夫认为不能因此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列宁干脆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二十世纪俄国史》强烈谴责泯灭人性的"红色恐怖"大屠杀。列宁称"契卡（秘密警察）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当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因苏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档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三分之一。 　　 　　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 　　 　　《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 　　 　　当普京再度走上克里姆林宫的红地毯，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就随即提名梅德韦杰夫为新一届总理。哥俩对换角色，重玩一轮"二人转"。 　　 　　俄国社会，自戈尔巴乔夫发轫而开始转型，中经叶利钦，再到普京，政治学界通常称之为"威权型转型"。自那以来，中俄关系就国际外交与社会经济两大领域而言，说得上是渐入佳境。对转型中俄国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也许本着"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的例话，中囯主流话语回避公开地说三道四。但在某些以邻为鉴的研究中，也颇有议论指责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亲手葬送了列宁打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众目睽睽下，普梅哥们把总统与总理的宝座像玩蹬椅杂耍那样地踢来蹬去，无论谁做观众，都有一种智商被低估的戏弄感。难怪早在2005年，前不久去世的美国传奇媒体人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咄咄逼人地对普京说："承认吧，这绝不是真正的民主！" 　　 　　这里不想评判在普梅的治下，俄国是否已然"真正的民主"，却想说说普京对斯大林时代那段历史的态度。普京在前克格勃干过，曾声言"要为苏联时代自豪"，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威权型的政治家，对当年唯一能与美国叫板的苏联轰然解体，他也深感痛惜，直到2005年还认为，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俄国反对派据此抨击他在前两届总统任内试图粉饰前苏联的独裁历史；而原苏联体制的拥趸们却以此作为坚持旧模式的说辞之一。来自相反取向的这些误读，至少都有断章取义片面诠释之嫌，委实让普京有点儿抱屈叫冤。 　　 　　实际上，早在叶利钦时代担任总理时，普京就坦承："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他说："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2000年，普京以代总统身份竞选总统时，引用了当时俄罗斯民谚说："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应是其最初的肺腑之言：他的政治生涯起步于前苏联体制，所以有前半句的表态；但他对转型有一个基本底线的认识，所以才有后半句的棒喝。至少，普京已经正视历史：过去是病根，而不是药方，绝不能倒退到过去。 　　 　　2006年，时任总统的普京提议为高年级中学生编写一部"非苏联味"的历史教科书。他希望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诺奖作家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终因索氏年事已高，最后由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了《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索尔仁尼琴在出版前审阅并修改了相当一部分书稿。据报导，出版以后引起轰动，不到一年再版数次，原因就在于尊重历史真实的"非苏联味"。 　　 　　毋须赘述索尔仁尼琴其人其事，他在国外出版了《古拉格群岛》，以亲身经历与同时代人的相同遭遇，描写了斯大林统治下的劳改集中营。这部被誉为"人类尊严的纪念碑"的作品，如今已成为人类反独裁的不朽读物（写出《夹皮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中国作家杨显惠曾说过：中国作家全部作品加起来，其份量不如一部《古拉格群岛》）。索氏荣获了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却因最高当局阻止，未能亲赴奥斯陆领奖，他对外界发表了书面领奖演说，结尾的名言广为传诵："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他所做的这一切，连同说真话的三大卷《古拉格群岛》，让当时苏联最高统治者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1974年他被驱逐出境，流亡异国20年，才回归祖国。 　　 　　2007年，普京特意在俄罗斯独立日亲自登门拜访索尔仁尼琴，并将份量最重的国家贡献奖颁给了这位饱经异议的诺奖得主。据说，叶利钦也曾打算为索氏颁奖，却横遭其白眼拒绝，作为其继承人，普京却终于赢得了"俄罗斯良心"的青眼。这年，普京还以总统身份参加了紀念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受迫害者的公开活动，明确强调"政治理念应该是建立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上"，公开认同普世价值。 　　 　　2008年，索氏去世，其遗孀索尔仁尼琴娜将三大卷《古拉格群岛》缩编为一个适合中学生的版本，建议国家将其列入中学生阅读书目。2010年，特意选在俄国"大清洗纪念日"（10月30日）前夕，时任总理的普京会见索氏遗孀，感谢她的提议并准备了 这本书，告诉她政府已做出决定，将在"大清洗纪念日"前一天向中学生发行这部书。他还指出，"这是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不了解书中所讲述的一切，我们就不会彻底了解我们的国家，也很难想象未来"。 　　 　　这年的"大清洗纪念日"，俄罗斯几十个城市同时举行紀念活动，追悼斯大林统治下受迫害的死难者。其中包括在原克格勃办公大楼前排队宣读当年遇害者名录，作为仪式的象征，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率先登台，宣读了当年10名被处决者的第一批姓名。而梅德韦杰夫在这年卫国战争纪念日接受采访时更是明确指出："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其时，梅氏还在总统位上，但作为普京的影子与铁哥，他的这番话无疑应视为两人的共识。梅氏还指出："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压制。"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向他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去斯大林化方案，其中提议，禁止任何公开否认原苏联极权专制制度犯罪行为，或是为这种犯罪行为辩护的人在政府或国家机关中工作。 　　 　　普梅联手，通过国家行为，颁布有力政令，借助多种形式，清除历史包袱，让历史真相永远成为全体国民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这种做法，不能不让我们刮目相看。 　　 　　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去斯大林化，在反腐问题上，普梅也率先示范，敢于从自己做起。2008年12月，梅德韦杰夫签署《反腐败法》，自次年起俄罗斯开始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时任总理的普京与总统梅德韦杰夫分别在政府与总统府网站公示个人财产与收入情况，至今已是第四个年头。普京还发狠话：不愿意公开财产的官都是贪官，不愿意公开财产的就开除。 　　 　　邓小平在会见波兰原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曾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确实，改革开放前的中囯与斯大林主政后的苏联，尽管在具体历史上，两家还有各自的特色与走势，但在政治体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基本面上，无疑是一个葫芦两半的瓢，伯仲之间彼此彼此。难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囯老百姓曾尊称对方为"苏联老大哥"，还流行这么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囯的明天。"倘若扪心反思，在相关传统的历史悠久与文化深厚上，中囯也许还是前苏联的大哥辈，在面临转型时背上的历史包袱也许比咱们的邻居还要沉重。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像当年中苏蜜月那样，一切惟其马首是瞻；但还应该有孔子倡导的器度与眼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普梅哥俩一再互换场地大秀"二人转"，自然不足取（但在苏联解体后，至少在形式上，多党竞选与全民直选的民主机制得以确立并延续至今，普京倚恃的只是他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而已；即便如此，在其就任总统前一天，至少还允许百万反对派举行抗议游行）。至于表彰饱受异议的诺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为下一代的教育编纂"非苏联味"的真实历史的教科书，设立"大清洗纪念日"向全体受害者举行国家追悼，普京在清算斯大林主义与去斯大林化上的所作所为上，其义无反顾的决断与雷厉风行的力度，都让人不容小觑。普京明白，倘若拒绝清算这些历史旧债，正如他所说，俄罗斯"也很难想象未来"。 　　 　　目睹昔日的"老大哥"业已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对曾"以俄为师"的囯人来说，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奖的书面演说中有一段话，恐怕大有必要三复斯言：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 　　 　　然而，在中国大陆，列宁和斯大林还大有市场。比如前不久，中国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就分别同俄罗斯的列宁博物馆、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博物馆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据悉，中国韶山市以及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以及格鲁吉亚的哥里市，分别同当地的列宁博物馆、斯大林博物馆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和哥里市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家乡。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政府和当地新闻媒体透露，当地的列宁博物馆在1970年为纪念列宁出生100年建成，是前苏联境内规模最大的列宁博物馆。苏联时代就有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去乌里扬诺夫斯克朝圣，中国代表团也专程到当地列宁塑像前献花。列宁博物馆和毛泽东博物馆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共同出版研究资料，互换展品，相互举行展览和放映电影等等。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文化和艺术部部长茹拉夫廖夫说，两个博物馆合作会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他说，列宁博物馆将举办毛泽东图片展，主要介绍毛泽东的革命和政治活动。两家博物馆还将共同举行一些列宁和毛泽东诞生日的纪念活动。格鲁吉亚哥里斯大林博物馆领导人马格拉科里泽说，他的博物馆也将同毛泽东纪念馆相互举办展览，介绍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人的生平和政治活动。两家博物馆还将加强交流，派代表团互访。 　　 　　专门研究十月革命的俄国作家邦达列夫说，俄国社会目前更关注斯大林而忽视列宁。邦达列夫说："要是没有众多的以列宁名字命名的街道，俄国社会已逐渐把列宁忘记。人们关注的是斯大林，围绕斯大林在争论。有人认为，斯大林建立了专制政权并犯下罪行，也有人认为斯大林有功绩。"邦达列夫说，更多的人认为斯大林是食人恶魔。毛泽东记念馆同斯大林和列宁博物馆合作，这个举动传出来的信息似乎是中国人在主动对号入座，把毛泽东同斯大林等同起来。邦达列夫说："可以认为，斯大林同希特勒一样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列宁其实是个过渡人物，列宁的神话也是斯大林制造出来的，这也违反了列宁的本意。这就是俄国社会目前对这两人的总体看法。" 　　 　　邦达列夫说，他无法理解为何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人在中国仍然还有市场。格鲁吉亚在2011年6月曾通过了名叫《自由宪章》的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法律，把共产党同纳粹法西斯等同，在哥里市的斯大林塑像也已被推倒。 　　颜昌海，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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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央视纪录片纪念抗美援朝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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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纪录片纪念抗美援朝 Nov 6th 2013, 14:20, by 明鏡雜誌 20世纪中发生的朝鲜战争是中国军队经历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 呼吁对美国警惕的政治视频《较量无声》在中国国内主要网站被屏蔽的同时，央视播出了多集专题片《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纪念"抗美援朝"（朝鲜战争）。 195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参战。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中国军队入朝参战63周年纪念日这天开始播放这部长达12集的文献纪录片。纪录片在央视第十套科教频道播出，似乎显示了刻意低调的用意。 但也有人以此为由认为《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受到了冷遇。近日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的政论视频《较量无声》在网络流传后被屏蔽。 不过出现反美政论视频和播放"抗美援朝"纪录片也被人当作中共新领导层在"打左灯，向右转"的新证明，即认为中共一方面安抚左派和民族主义情绪，但另一方面仍然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继续对左翼势力的基础釜底抽薪。 避免中美对抗 中央电视台早在1996年就开始经过5年时间拍摄了大型电视剧《抗美援朝》，但这部歌颂中朝战斗友谊的电视剧完成后被冷藏。据电视局的总策划说，在播出时外交部建议要慎重，因此电视剧没能按计划在2001年同公众见面。 等2008年北京奥运过后， 在2010年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时，许多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军人要求播放电视剧《抗美援朝》，但据说当时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胡锦涛以避免影响上海世博会为由拒绝准许播出该剧。 有网络文章说，在随后几年中，中共高层主管外交的领导人多次以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不合时宜为由拒绝播放该片，他们担心这么做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上述解释合乎官方的中美关系目标，即如习近平强调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大国的起点 20世纪中发生的朝鲜战争是中国军队经历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也是第一次面对具有优势装备和火力的西方军队并且遏制了西方军队攻势的战争。因此有西方国际问题专家评论说，朝鲜战争为中国赢得了大国威望，是中国成为大国的起点。 斯大林在朝鲜战争开始后去世，遂使得朝鲜停战协议签署成为可能。停战协议导致日内瓦会议在1954年召开，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中国在会议上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此中国开始扮演地区大国角色。 冷战时期发生过的两次大规模战争，一次是朝鲜战争，另外一次是后来的越南战争。但朝鲜战争在大西洋两岸 的影视作品和大众意识中远没有越战和二战重要。西方人对朝鲜战争的理解大多限于美国的电视喜剧《陆军野战医院》。但许多参战老兵抱怨说，这部黑色喜剧远没 有反映出朝鲜战争的残酷性。 英国战争史作家麦克斯·黑斯廷说，许多西方人希望忘却朝鲜战争，因为战争给他们带来高昂的说明代价，战争僵持的残酷性超出了他们的忍耐，因此他们很难把光荣和辉煌同朝鲜战争相联系。 黑斯廷说在3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阵亡人数同长达10多年的越南战争美军阵亡人数相近，英军的阵亡人数三倍于后来英军在马岛战争中的阵亡人数。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伤亡人数为142,000，但中国方面声称美军伤亡是1,090,000。 黑斯廷估计，中方关于美军伤亡数字是把美军公布中国志愿军的伤亡人数再增加几千得出的数字。他承认中国志愿军的伤亡是个很难确定的数字。 不满韬光养晦 中国正在加速现代化的军队无疑把朝鲜战争这个中国解放军近90年历史上最大规模、对手最强的一次现代化战争经历当作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或许也是中国官方在努力营造中美新型合作关系的同时并没有禁止播放朝鲜战争纪录片的原因。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开启了亚洲的冷战格局，美国出兵朝鲜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制度在朝鲜半岛蔓 延。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开始以胜利者自居，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在外交中也放弃了过去的意识形态。为了争取国际合作，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邓小平强调在 国际关系中不要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瓦解后，美国一家独大，在失去"对手"的同时，对外宣传美国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政治 价值，占据国际道德制高点。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处理中美关系时却采取低姿态的韬光养晦策略。有分析认为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主要就是避免 在意识形态上同西方对立或冲突。 但随着中国势力增加，特别是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被普遍看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赶超美国的时候，保持意识形态低调的 "韬光养晦"越来越多地受到民族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批评。纪念朝鲜战争的《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和政治视频《较量无声》可以说代表了这些反对声音。 不过中国纪念朝鲜战争首先已经不再具有过去的思想对抗的色彩，当局顾及到朝鲜半岛的微妙局势也不会渲染 "抗美援朝"，加重美国的怀疑。其次，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现实考虑也不允许中国高调纪念朝鲜战争和中朝战斗友谊，因为朝鲜战争维持了朝鲜半岛的分裂格局，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化被归咎于朝核问题，特别是朝鲜屡次进行核试验。 蒙克，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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