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也从彭德怀事件中认清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大跃进"受挫后，党内一线领导人都在致力于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林彪却独树一帜，在军队内部首先不遗余力地搞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竭力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
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他还提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3](P408)
在1960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宣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林彪主持搞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句口号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后来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学毛著"21字方针"："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背警句"也是林彪在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他提出，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
林彪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他很善于琢磨毛泽东的心思，投毛泽东之所好。他搞个人崇拜搞得也很高明。他知道毛泽东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政治挂帅，于是就迎合毛泽东，在军队大搞"突出政治"，把军营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1960年9月12日，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人和武器相比较，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相比较，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相比较，活的思想第一）。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颇为心领。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12]
1963年，工业部门的同志主动提出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设政治机关，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对此建议十分赞成，11月16日，他在致林彪等人的信中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够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又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13](P454--455)1965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人员、《解放军报》编辑记者、战士演出队时又赞扬林彪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10](P40)
由此可见，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是深得毛心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希望林彪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14](P541)不要小看这个评语。毛泽东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第一项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在毛泽东心目中，这是方向问题，是接班人的首要条件。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领导人实在是少而又少。有两位学者指出："颇堪玩味的是，毛泽东几乎从未认为有谁符合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几乎从未说过哪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连'懂马克思主义'这个平常的肯定之辞都很少使用。"[15]因此他总是劝党内的同志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明乎此，便可知晓，从毛泽东口中说出"林有马列主义"，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这恐怕也就是林彪才能够享受的殊荣。
1966年，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他说：毛主席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恩格斯承认有天才，列宁也承认有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服气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他又说："毛主席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3](P410)
同年9月18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他提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3](P411)
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的广播、报刊也都吹起来。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成了最高指示，衡量人们言论、行动的唯一准则，任何与毛泽东言论相左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谬论、修正主义，甚至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林彪则以"红旗举得最高"，"思想学得最好"而青云直上。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代替了刘少奇，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副主席"、"副统帅"。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写入党章，开创了国际共运史上的先例。
三、彭德怀事件为刘少奇的悲剧埋下伏笔
彭德怀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的重要转折点。麦克法夸尔曾经指出："庐山会议使延安的'圆桌'出现了裂缝，而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它。"[16](P317)自延安整风以来，中共高层基本是团结的，尽管1949年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倾向有所滋长，尤其是19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进使得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严重不正常，但像彭德怀事件这样残酷的党内斗争却是第一次发生。以彭德怀事件为标志，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倾向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6](P369)从此党内形成一种不正常的"让步"习惯：毛泽东总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工作中失误的时候，也要首先肯定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性，宁可让党、让中央集体来承担责任，也不敢说他负主要领导责任。
与此相适应，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得到强化。在毛泽东于1958年3月公开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大开绿灯之后，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看作是对党内开始盛行的个人崇拜之风的一种抑制，结果被毛泽东视为"挑战书"。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出人意料的发难其实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彭德怀等人成为"个人崇拜"阴影下"有理不敢讲"的第一个牺牲品。彭德怀事件表明，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在权威上的距离有天壤之别。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其他人功劳再大，地位再高，也和一般平民百姓一样，是毛泽东又敬又怕的崇拜者。
彭德怀事件后，反对个人崇拜成为政治禁区，提倡个人崇拜被视为政治忠诚的标志。作为毛泽东的第一接班人，刘少奇更要表现出坚定拥护个人崇拜的姿态。1959年8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突出讲到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我们党里面，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有这个意见。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或者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后期"，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从（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那么妥当，我想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还在七大以前，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的时候，我们的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6](P352)
刘少奇还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6](P353)
然而，个人崇拜政治生态的不断强化，对于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纠正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越来越构成巨大的制约因素。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中，虽然从地位上讲，仅是党的主席与副主席之差，但这种差距是巨大的：刘少奇不仅是共和国主席、党的副主席，还是一个普通人。而毛泽东除了他的地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个人魅力。可以说，毛泽东完全是因为具有"大救星"、"红太阳"、"缔造者"的品格，才理所当然地居于党与国家的最高地位的。因此，毛泽东地位(职务)上的权威只是他个人权威的延伸而已。刘少奇的权威则主要是他的地位赋予的，他的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毛泽东的授权。"因此，在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的强光照射下，不可能有一种据理力争的党内批评气氛。"[17](P395--396)刘少奇等人批评"大跃进"时，始终只能以批评"我们"的形式出现，而且即使如此，也显得心有余悸。虽然实践已经证明"大跃进"是错误的，调整政策是正确的，但只要毛泽东发难，包括原则性最强的刘少奇在内，党的高层领导都得立即作出自我批评。"毛泽东是革命的象征，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纠正他而至多只能说服他。所以他们只能处于被动、守势。"[17](P394)
本来，"一线、二线"体制和幕后操纵的潜规则，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可由"一线"处理，都是模糊的，根本没有具体界限，全凭信任。更何况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教义和实际工作的要求严重背离，这就使刘少奇处在一个自主空间极为狭小的政治夹缝中。为了使国家摆脱困境，刘少奇必须纠"左"，必须改变毛泽东不切实际的一套做法；为了使调整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刘少奇又必须对毛惟命是从，紧跟毛泽东。邓力群有一个回忆，真切地反映了刘少奇的处境。邓力群说：西楼会议开到最后，"少奇同志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明天，我、总理、小平，到武汉，把文件带上送主席审阅，会议情况口头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第三天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啦。'高兴得不得了。"[18]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支持就越来越少，刘少奇的处境就越来越艰难。个人崇拜成了时刻戴在刘少奇头上的紧箍咒。刘少奇作为第一接班人的悲剧命运从这时起可以说就已经注定了。
而在毛泽东眼里，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也越来越不听话，阳奉阴违，私下里另搞一套。他们虽然不敢公开批评他本人，但自己的一套已被他们悄悄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转换。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被冷落，被架空，他的"思想"正在被束之高阁，"革命"成了博物馆的摆设，他本人则变成了"牌坊"。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的不满逐渐加深。1964年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公开否定毛泽东所倡导的一些做法（比如"开调查会"），并且对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判断明确提出异议，这就让毛泽东进一步认定，刘少奇就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实际上已把矛头对准刘少奇。《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主持下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然而对于《五·一六通知》中讲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并没有理解其真正所指。《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19](P1841)可见，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刘少奇当时全然没有觉察。斯诺说，"刘少奇似乎并没有认真地采取任何有计划的行动，以应对毛的全面挑战，或者说，他在8月以前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就是头号的目标。"[20](P85)"他只能做一件事，就像他过去一直做的那样，或如毛可能预料的那样，保护干部，并因此而落入精心设置的陷阱。"[20](P88)刘少奇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才明确自己就是毛泽东要"炮打"的头号目标。他作了两次口头检讨和一次书面检讨。毛泽东看过书面检讨后说态度认真，检查很好。1967年3月毛泽东甚至仍表示要选刘少奇作中央委员。随后刘少奇专案组成立。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刘少奇受尽折磨，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病逝。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那种日益浓烈的个人崇拜氛围中，毛泽东俨然已成为人民的化身，他的话句句是真理，句句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既然毛泽东已经代表人民宣布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政治生命也就画上了句号。刘少奇受批判后曾经对夫人王光美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21]显然，刘少奇讲的"人民"是不能由毛泽东来代表的。然而，如果不改变个人崇拜的政治生态，又怎能把人民和毛泽东区分开呢？
如果说彭德怀是"个人崇拜"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制造的第一个牺牲品的话，刘少奇则是"个人崇拜"在毛泽东接班人中制造的第一个牺牲品。个人崇拜成为毛泽东晚年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可以借助这个法宝打倒开国元勋彭德怀，当然也可以借助这个法宝打倒接班人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鬼"指的就是刘少奇等人，"钟馗"是指什么呢？准确地说不是指毛泽东本人，而是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事实上不是林彪借助个人崇拜打倒刘少奇，而是毛泽东本人借助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打倒刘少奇——这个道理，刘少奇在批判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时也许不明白，但不知临终前是不是悟到了？
刘少奇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曾经是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刘少奇因此被毛泽东钦定为第一接班人选；在彭德怀事件中刘少奇批判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借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1966年他本人却成为个人崇拜的牺牲品。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毛泽东其他的接班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领袖个人专断的条件下，不搞个人崇拜无法成为接班人；但靠鼓吹个人崇拜换来的接班人地位终究是靠不住的，这或许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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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峰（1972-），男，汉族，河南孟津县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毕业，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曾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史学月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何云峰，《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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