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女生学骂人，苦练“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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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学骂人，苦练"基本功" Sep 22nd 2013, 15:36, by 明鏡雜誌 刘索拉以第一人称，讲一个11岁的小女生－－我们不妨叫她拉拉－－为了加入红卫兵苦练骂人本领的故事。 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于是，她在家里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八一八"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报名。一个五年级的小男孩问她们会不会说"他妈的"，拉拉和汀汀都张不开嘴。男孩又问她们敢不敢打人－－敢不敢"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她们又都卡了壳。 在考官们的讥笑声中，她们逃到操场上。怎么办？一个字，练！二人来到墙角，汀汀先说，拉拉跟着学，比赛看谁说得好。二人循序渐进： 他妈的－－你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蛋－－你他妈的混蛋－－滚你妈了个蛋－－你他妈的王八蛋！－－ 当骂到最高级的时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气，小声地："你妈－－BI－－！"拉拉跟着学，只说了"你妈"，就说不下去了。汀汀给她做榜样，"两腿叉开，大笑着冲操场运气，像是准备跳水。""你妈－－你妈－－你妈－－BI－－I－－。"最后一个字像炸弹一样，把"八一八"司令部的小男生们都吓得伸出脑袋往窗外看。 拉拉不甘落后，回家插上卫生间的门，对着镜子，从"他妈的"练起，一直练到"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敢大声说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练了半天，竟不知道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终于，在她哥哥烧邮票的时候，她恰当地"操"了一回。哥哥大为赞赏，奖励了她一件茧绸男式军装。 学骂中还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反应：汀汀从小声地说"你妈BI"，到大笑，到冲着操场大声喊。拉拉对着镜子练习骂人时，脸红了，出汗了。 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四四派"头头，原北京25中66届高中毕业生李冬民，在"文革"发动四十年后，讲了当年小女生们学骂人的事－－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十三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他妈的"。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他妈的"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的、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妈的"，那个"操"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但是还要骂。 在她们原有的观念中，骂人是可耻的。但是，革命打倒了旧道德，骂人不再可耻。革命建立了新道德，骂人成了一种资格和光荣。当汀汀大声喊出来"你妈BI"的时候，当拉拉脱口而出"操"的时候，她们没有了羞耻心。 无耻是什么感觉？是一种解放感。它使我们挣脱了道德的枷锁，扔掉了规矩、习俗、舆论合制的紧身衣。因此，她们体会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品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这种奇异而美妙的感觉，在叶维丽的回忆中隐约可见－－ 我还跟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来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这个"无形的禁锢"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规范。它来自父母长辈，来自街坊邻居，来自老师课堂。它，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在人心中筑成了一道堤坝。使人们有了羞耻心，知道了好坏、美丑、善恶。 史无前例来了，它用与原来相反的道德，摧毁了这个堤坝。于是，解放感油然而生－－"我们终于大声唱出脏话，觉得挺好玩，挺痛快。"这是北京著名女子中学一群"祖国的花朵"的感受。 粗口与小资情调 思想革命化，就要拿自己开刀，揭批的重点就是检讨自己身上的小资情调。 最常见的小资情调是多愁善感、温情主义。当年好多中学生为此做检讨，尤以女生为最。北京女八中的马笑冬就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有个电影叫《党的女儿》，里面有个叛徒叫马家辉，他成为叛徒后良心受到谴责，很痛苦。我一开始还挺同情马家辉的，后来把这个电影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美化叛徒，我就马上批自己，要狠下心来，要爱憎分明。要革命就要讲立场，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在那边，没有中间路线。我脑子里一有点儿柔情的东西，就想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常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情调一冒头，我就使劲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老批判自己。" 这种逻辑早就在延安存在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艺整风中，好多文艺家都为它挨过批判，做过检查。1951年，喜剧导演吕班就把喜欢"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一类的诗词歌赋，写到检查里，为自己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沉痛万分。 1952年，苏联红旗歌舞团到济南演出，歌唱家尼基丁演唱了陕北民歌《二月里来》，《大众日报》的副刊主编孔孚听了大为动情。写了一首诗《给尼基丁》，其中有一句"我的眼睛湿湿"，受到严厉批判。六位记者联名写文章，斥责他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社里的《业务学习》还专门出了一期批判文章专辑，并由一编委主持召开批判会。"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不会流眼泪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眼泪。" 陈毅的二公子陈小鲁有这样两件逸事。"文革"初，他听说，有些干部子女跑到彭真家里去造反，斗彭真，让彭真的夫人张际春在地上爬。他心里特别难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当他率领"西城纠察队"在北京站维持秩序时，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扫地出门，遣送回家。他又难受起来："他们什么也没有，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感呢？他分析，"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如果红卫兵们知道陈小鲁如此小资，会不会砸烂他的狗头？如果他们下不去手，他们的狗头是不是也该砸烂？ 李书磊在一本谈文化变迁的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评议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红领巾》一课的观摩教学时，尖锐地批评了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少而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教师常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郑也夫在摘引了上述文字之后评论道："苏联专家其实是希望思想政治向语文教学渗透的……但就是这样的专家，批判我们的语文课成了政治课，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走到了何种田地。" 然而，很多人对这种田地仍大不满。1957年，江西省长邵式平给周恩来写信，对中学语文教材提出批评：古典文学太多，解放后的作品太少，反映革命传统教育、劳动教育的也太少。这位当年北师大史地系的高材生，忧心忡忡地告诉总理，"柳永的《雨霖铃》、《八声甘州》文辞很美，但内容上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愁善感的情调。这同我们今天教育青少年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人生观、自觉的革命纪律性，准备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去的要求相差多么远啊！"因此，他强烈要求将毛主席著作收入教材。 此后的十年中，语言教育成了政治教育的一个分支。多愁善感的古人远离了中学生，远离了天生就心软且温情的女孩子们。 不美就是美 198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作者张蔓菱，写的是她插队的经历。主人公"我"反思道："人们曾经用一种不美就是美的理论教育我们，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反复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显得陈旧些……" 循着"工农化"的足迹，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逻辑链条：工农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青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要将后者改造成无产阶级，就必须将他们"工农化"。以不美为美的教育，就是"思想革命化"运动中深入人心的。 爱美是资产阶级，不爱美是无产阶级。爱美往往与讲卫生连在一起，讲卫生就要远离肮脏，而工农是不怕脏的，于是怕脏就被纳入小资的"骄娇"二气之中，饱受鞭笞。与此同时，优雅和礼貌也因为不够工农化而被抛弃。于是，讲卫生与优雅礼貌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标志，不讲卫生与粗俗、粗野成了无产阶级的光荣。 清华大学毕业的张连起清楚地记得，1964年7月31日，北京高校和中专毕业生五万多人，在体育场聆听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的讲话。彭真告诫大学生们，"要会劳动，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他还批评知识分子嫌农民不刷牙不讲卫生。"可他们拼命劳动创造世界，也养活讲卫生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吕大渝谈到，在密云"四清"的时候，她最怕上厕所。"房东二嫂家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既要忍着一团团的绿头苍蝇，更要时时提防着拱上来的小猪。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满地的屎尿和泥浆混在一起，更是难以下脚。有的厕所虽然挖了坑，但白蛆和屎尿混在一起，也是恶心之极。"但是，四清工作队员绝不能流露出对农村厕所的丝毫畏惧，连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说成是长了"革命虫"。 原《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刘衡讲过这样一件事，1958年4月8日，她和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走到四分场的场部，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场部给他们每人发一个新买的大碗，带他们去吃饭。刘衡发现，那大碗的底上有一层灰尘，她本想洗洗碗再盛饭，转念一想，"这是我脱胎换骨改造的开始呀，不能再资产阶级了，就盛上大米饭，和着灰尘吃起来。" "文革"中，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音乐家马思聪被打，家被抄，人被关进牛棚。其妻王慕理带着儿女逃到南京的妹妹家躲避。一日，留在北京关照马思聪的厨师贾俊山传来消息，马思聪可能想自杀。王慕理急忙带女儿回北京。在火车上受到红卫兵的盘问，"幸亏女儿马瑞雪做出粗鲁的样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动作粗俗，这才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动者的农村妇女。" 审美观也好，卫生观也罢，都是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习惯于脏服乱发的人，恐怕也不会把"请"、"谢谢"挂在嘴边。 启之，《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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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志武：“量化”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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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量化"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新气象？ Sep 22nd 2013, 15:38, by 明鏡雜誌 　　之前对历史的探究要么过于意识形态化，要么又过于侧重朝代史、政治史，就如电视古装戏几乎走不出宫廷斗争的话题；还有就是过于定性，停留在史料整理和描述性层面，即使对历史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下结论，也只是猜测性的，很少从统计意义上进行严谨的逻辑推论，做排他性实证论证。 　　单纯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是明显的。最经典的例子之一是晚清于1906-1907年启动预备立宪改革，由于在时间上正好是清政府垮台之前的五年左右，所以，尽管严谨研究会告诉我们：清政府启动宪政改革太晚而难以挽救其命运，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下"宪政导致政权灭亡"这样的因果结论，就好像是看到阿炳是瞎子，就下结论"如果想拉好二胡，就先要把眼睛弄瞎"。而科学严谨的量化研究则是把历史上进行过立宪改革的各个国家放在一起，列出各国宪政改革的长期结果，构成大样本，然后系统检验是否真的是"宪政导致政权灭亡"。 　　历史研究中一手史料整理、描述性工作极其重要，但那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步，不是全部。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从历史经历中领悟到、学到一般性的道理，学到对现时和未来人类社会都有价值的规律知识。史料海洋给我们提供的是人类经历的数据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证明证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理论结论的基础数据。关于历史的任何一项假设都可以、也都应该放到史料数据中去检验，否则就只能是一种猜想或假设。 　　下面我从四方面介绍第一次量化历史讲习班讲授的内容，考虑到篇幅，不能介绍每位学者的研究，但希望以下四方面能让我们对量化历史研究的特点有所了解，特别是最近二十余年量化历史研究的成果如何启发影响了学界的视角。 　　"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 　　讲习班的第一天由 Gregory　Clark教授开授。Clark教授出生于苏格兰，在剑桥大学上大学，哈佛大学读博士，之后先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接着在加州大学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经济史和社会史。他讲授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有意思，但不关键。"为什么呢？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 　　按照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均GDP大约为445美元（按1990年美元算），到1820年上升到667美元，1800多年里只增长了50％。同期，西欧国家稍微好一些，但也只是从公元元年的450美元增长到1820年时的1204美元，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国也大致如此。而从1820年到2001年的180年里，世界人均GDP从原来的667美元增长到6049美元。由此足见，工业革命带来的收入增长的确是翻天覆地的。 　　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既然没有实现财富增长，那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那个时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也在经历各时期的改朝换代吗？Clark教授认为，"其实用不着被那些表面的东西所误导"，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一直没有走出"马尔萨斯模式"，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使接下来的人均收入增加，为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会减少，使生存挑战越来越大，导致战争的发生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又减少，在这个周期中循环。 　　过去多年里，Clark教授尝试从不同角度研究工业革命之前与之后社会的差别，也以此分析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而不是在别处发生。 　　在英国，大约从14世纪开始，任何已故人的遗嘱首先要在郡法院登记并检验后才能生效，这些遗嘱材料包括已故人的年龄、子女及其他亲属、职业、各类财产、收入、教育、社会地位等情况。英国各郡基本把自14世纪以来的遗嘱材料完整保留至今，成为Clark教授以及其他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 　　Clark教授通过对英国人遗嘱研究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人的生育率跟财富水平高度正相关：越有钱的夫妻，小孩数量越众。在16世纪期间，最富的三分之一英国人死时平均还有4至6个小孩健在，中等财富的英国人离世时平均有3.5到4.5个小孩健在，而最穷的三分之一英国人离世时只有不到3个小孩活着。到18世纪末，基本情况仍然是越富有的家庭小孩数越多，只是每家的小孩数量都降到4个以下，并且各财富阶层间的小孩数量差距明显缩小。 　　工业革命于18世纪末到来之后，一直到1880年左右，小孩数量就基本跟财富水平没有关系了。而从1880年到1980年的100年间，情况正好反过来：越穷的英国人，小孩数量反而越多，完全改变了工业革命之前"适者生存"、"有钱者生存"的规律。 　　也就是说，Clark教授从生育率跟财富的关系、从小孩生存概率跟家庭财富的关系这些微观指标，证明了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的18世纪，英国社会也没走出马尔萨斯式陷阱，还是在"适者生存"、"有钱者生存"的原始状态循环。只有到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才开始走出马尔萨斯式陷阱，社会结构也开始改变。穷者还是追求小孩数量，而富者更注重小孩的质量和自己的生活品质。他发现工业革命之后，虽然穷人的小孩数更多，但富人的平均寿命更长，这可能是后者更侧重生活质量的结果。 　　Clark教授的研究结果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也很有启发。按照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为450美元（跟西欧一样），到洋务运动的起点时也仅为530美元。在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几千年没变化的情况下，那些制度与文化体系是经历了几千年的检验，还是只经历了几年、一两个朝代的考验，不存在本质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收入与生活方式处于静态不变的状况下，那些朝代到底叫"汉朝"、"隋朝"、"唐朝"、"宋朝"，还是"元朝"、"明朝"或"清朝"，这些细节意义不是那么大，至少没有原来我们强调的那么大。 　　按照这一道理，或许除了以日、月和地球的转动定义的日月年这样的时间单位之外，还应该以世界人均GDP（或者国家人均GDP）的翻倍来定义时间，世界人均GDP每翻一倍算一个时间单位，可以叫"一翻"。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增长0.5倍，那1820年在收入增长意义上实际只过了"半翻"时间，而1820年后的100多年实际过了"八翻"时间。收入翻倍数越多，对社会结构、对制度的压力考验就越厉害，引发的变革要求就越强。 　　用这种方式看，中国只有两段历史：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和186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鸦片战争敲开了国门，洋务运动具体把工业革命请进了中国，由此真正把引发社会变革的工业技术和相配思维方式带入中国，让中国有机会走出困扰社会几千年的马尔萨斯式陷阱，结束过去重复的静态朝代更替周期。从这个角度把握中国历史，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是怎么来的，也更能帮助我们判断中国将往哪里去。 　　是姓氏固化了社会阶层吗？ 　　姓氏是一个人的血缘背景关系的标志和符号。当社会普遍根据姓氏判断血统出身时，姓氏就成了家庭血统、出身背景信息的载体，各社会阶层之间也最终因此而难以流动。人类最初是没有姓氏的，因此也没有将人们分门别类的明显符号，社会阶层也不容易一目了然地区分。 　　中国属于最早推出姓氏的国家之一。在周朝以前，贵族除了有姓之外，还往往以国、官位为氏。而一般人只有名，没有姓，也没有氏。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姓、氏的差异渐渐模糊。战国以后，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秦汉以后，姓与氏合一，遂称"姓氏"。唐宋后中国姓氏学逐步定型。 　　英国原来也只有名，到13、14世纪才出现姓氏，一开始也是只有贵族才有，后来逐步扩散至一般平民。到1400年，大多数的英格兰、苏格兰人都有了姓氏，但还是有部分人到17世纪，甚至更晚才有姓氏。英王亨利八世（1491年－1547年）曾经下令："婚生子女必须登录父亲的姓氏"。英语姓氏的形成规则大致有以下六种：1.按职业：例如，Smith（金属工匠）、Baker（面包师）、Archer（弓箭手）；2.按个人特征：例如，Short（矮个）、Brown（棕色，肤色较黑）、Whitehead（白头，头发较白）；3.按居家环境地理特征：例如，Hill（住山上）、Riverside（住河边）；4.按地名：例如，London（伦敦）、Oxford（牛津）、Sheffield（谢菲尔德）；5.从朋友、自己居住或拥有物业的名称得来；6.按父名或父系祖先之名而衍生、或由族群名产生：例如，按父名或父系祖先有Richardson　（Richard的儿子），按族群名有Macdonald、Forbes等。德国、法国、丹麦等西方社会，印度、日本等亚洲社会的姓氏规则也大致如此，姓氏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记录下血缘和出身背景信息。 　　中国人命名的规则是姓氏不区分个体而以名区分彼此，西方社会则反之。在中国，王姓、陈姓等不含有太多信息，但名可以区分不同人；而在英国、美国，名为Peter、David、Edward的人太多，而姓氏则往往更加独特。在中国，超过100人的姓氏只有4000多个，而美国超过100人的姓氏则多达20余万。因此，相对而言，姓氏在美国等西方社会所包含的血缘与出身背景信息比在中国更多，更能阻碍社会阶层的流动。 　　Clark教授在讲座中介绍，以往关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研究只停留在父子代际传承的层面，而不是基于整个家族是否"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但是，如果是以姓氏作为代际研究的基础，则可以把这种情况包括进来。 　　他具体讲到两方面的研究。其一，如果只按照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来研究代际地位固化程度，那么，根据英国自14世纪以来的遗嘱档案中记录的家庭收入估算，家族地位固化程度只有0.4，亦即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只有40％；如果用同一姓氏的相连两代英国家族的平均收入计算代际相关系数，那么英国人代际相关性高达75％，说明英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远高于以前的估算。而且，如果把过去七个世纪分成不同时间段，英国社会财富阶层的连贯性基本没有变化，富有的姓氏有70％-80％的可能性一代后继续富有，有50％左右的概率在两代后仍然富有。对中国、美国、日本、瑞典、印度、智利等国家而言，基于姓氏估算出的社会流动性也都远低于基于父子收入的相关性。各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比我们原来理解的高很多，其背后的制度、文化以及其他原因都值得深入研究。 　　其二，Clark教授把1200年到2012年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历年学生名册放在一起，研究各罕见姓氏的学生占比相对于这些罕见贵族姓氏占整个英国人口比及变化。结果他发现，罕见姓氏占牛津剑桥大学学生的比重100多年前是这些姓氏占整个英国人口的8倍，到现在，这些姓氏的牛津剑桥学生占比还是他们在整个英国人口占比的两倍。自13世纪以来，精英姓氏子女一直比一般姓氏更能进牛津剑桥等贵族大学，今天仍然如此。如果用政治精英取代贵族大学的就学机会，那么，在英国，政治精英阶层自13世纪以来则更加固化，"官二代"有91％的可能性继续为政治精英。 　　Clark教授把姓氏研究方法应用到了中国。具体而言，他们以长江下游的县为基本单位，如果某姓氏在1645至1905年间考上举人的人数占本县总举人人数之比高于本姓氏占本县总人口比的5倍以上，那么该姓氏就为本地区的精英姓氏；一旦各精英姓氏确定之后，再计算每十年里这些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相对于他们占样本范围总人口的比值，看前者高于后者多少倍。结果发现，在清朝初期，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是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的8倍多，到乾隆末期还停留在4倍左右，到民国时期下降到2倍左右，最近降到1.5倍（对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他们以考进北大、清华等大学代替举人来定义精英）。由此可见，一宗族姓氏一旦进入精英阶层，社会阶层可以跨越朝代、跨越体制地固化下去。 　　他们强调，中国的情况并非孤例：瑞典从1936年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以来，基于姓氏的社会地位代际传承系数仅从0.85下降到0.66（1相当于绝对的代际传承）；英国于1944年普及免费中等教育以来，该系数值仅从0.7～0.8下降到0.6～0.7；日本二战后推动民主、厉行教育均等化，但是代际传承系数值高居不下，政商财阀皆为"世家"；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推行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规定低种姓人群在大学生和选民中的最低配额，但代际传承系数值最近五十年维持在0.89；美国精英大学录取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的优惠也没有提高社会流动性。公共政策似乎不能提升社会流动性，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革命可能是更重要的降低社会阶层固化度的力量。按照其门徒郝煜的话说，"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比物质资本的代际传递更重要，而前者很难被累进税或高遗产税等公共政策再分配"，决定学历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更重要因素是家庭和社会网络。 　　气候、玉米和红薯是如何影响中国的 　　香港科技大学宫启圣教授则细致地讲解了在收集量化历史数据后如何选择适当的计量模型检验因果关系结论。 　　他的第一讲课题是：历史上"什么情况下北方游牧民族更可能攻打中原汉族"？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北方民族南下攻打时，必然有他们的动机。游牧民族相对于居家农耕的汉族来说，过着纯自然的原始生活，在气候正常、没有天灾的年月里，他们应该趋于安定，南下攻打的冲动应该比较低。可是，那种纯粹靠天吃饭的游牧生活最经不起的冲击是气候异常或天灾人祸，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人为的防范缓冲可以依赖。所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气候的角度研究、理解战争的起源。 　　按照这一思路，宫教授先收集过去2000余年中原省份的气候数据，包括每年降雨量、旱灾、水灾以及黄河破堤次数，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的时间和次数。遗憾的是历史上北方各地的气候数据不存在，但考虑到北方草原等地区的气候与中原高度相关，宫教授他们只好以中原气候做近似。 　　他们根据这些数据做系统回归发现：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旱灾会使游牧民族在那十年里攻打中原的概率增加26％，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高57.6％！相比之下，水灾反而使中原被进攻的概率下降：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水灾会使游牧民族在那十年里攻打中原的概率减少36.4％，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低80.6％。 　　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旱灾不仅使草原不能生长东西、使动物也活不了，而且使各地缺水，会大大挑战游牧民族的生存，因此可能不得不选择进攻别族。而如果是水灾，那么，游牧者的生存挑战不大，反而会因为水多了，草原的生活还会更好，使他们比一般时期更不会去进攻中原。 　　宫教授研究的是外族入侵中国的起因，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贾瑞雪教授则研究中国历年农民暴动起义跟自然灾害的关系。她的量化历史研究发现：在16世纪红薯进中国前，干旱年里平均每12个州府地区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或暴动，而玉米红薯于16世纪引进中国后，即使干旱年，每40个州府才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新世界"粮食作物对水稻有很强的补充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虽然红薯、玉米不像大米那么受欢迎，但是，在干旱年份，如果是在暴动起义和红薯玉米之间做选择，农民更愿意选择后者。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先是从现在的墨西哥把玉米、红薯和土豆带回欧洲。按照Nathan Nunn和Nancy Qian两教授的估算，仅土豆一项就使欧洲人口在1700-1900年两百年间增长25％，使欧洲城市化率增加27％到35％，并帮助催化工业革命的发生。 　　这些作物之后也传入了中国。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到底是因为引进了这三项农作物使中国人口从1500年的1.3亿上升到1900年的4亿，还是因为中国人口已经增长太多，到16、17世纪不得不寻找新的粮食作物？第二，如果是这些新作物激发中国人口增长，其具体贡献有多大？第三，这些新作物是否也催化了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 　　宫教授他们找到23个省1330个县的县志，从1550年左右开始研究各县志哪年首次提到玉米，依此勾画出玉米在中国的扩散途径和持续时间。他们发现，玉米最早是经三条路径进入中国：第一条路径是丝绸之路，玉米经中亚于1560年左右进入甘肃；第二条是经印度于1563年进入云南；第三条途径是经菲律宾于1572年进入福建。 　　接下来，宫教授把采用了玉米的县和还没采用玉米的邻县，形成两个样本，比较这两组县每隔十年的人口密度差别。在考虑到自然灾害、战争死亡等因素之后，他们的数据分析发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 　　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红薯。而且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 　　遗憾的是，"新世界"粮食进入中国后，虽然带动了人口猛增并使中国随后进入康乾盛世，但没有让中国的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发生变化，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个人生存状况，更没有在中国激发工业革命。为什么哥伦布后给欧洲带来深远的革命，而虽然给中国带来新的粮食和人口猛增，却没激发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革命性变化？这本身还需更多的研究。 　　宪政改革导致政权崩溃？ 　　在西方现代化发展史上，议会起了关键作用。按照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史学家诺斯的研究，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改革并享有相当独立权的英国议会是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光荣革命是英国真正的宪政改革，而那次宪政改革不仅没有带来英国政权的灭亡，反而使英国这么小的岛国走向兴旺，并很快主导世界两个多世纪。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Van Zanden教授的研究。他具体从议会的起源和作用为起点，在他看来，议会跟君主组建的一般性委员会有两个关键区别：其一，一般性委员会往往由君主委任，包含诸侯、贵族和牧师等成员，而议会必须有市民代表组成；其二，议会拥有独立于君主的权力，也可对君主权力形成制衡，但一般性委员会却不然。议会的核心权力之一是征税权，征税权掌握在议会而不是君主手里。 　　欧洲第一个议会出现在1188年的里昂，因为里昂发生了城市收复失地运动，那里有大量商人群体、技术工人以及公社；随后在西班牙出现，并传播至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等地，如1192年的巴塞罗那议会，1226年的法国朗格多克议会，1275年的英格兰议会，1468年的丹麦议会，1527年的瑞典议会，1589年的俄罗斯议会。考虑到议会对君主权力的制衡内涵，尤其是对征税的控制权，我们可以把当初这些议会的成立看成是当时意义上的"宪政改革"。 　　为什么议会制会出现并广泛传播？关键原因是议会控制征税权，只有议会才能批准新税。在封建制度下君主、诸侯权威分立，君主不能在没有诸侯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征税，这是议会出现的前提，议会把之前诸侯独立的权力正式化了。同时，当时欧洲小国间为引进高端人才相互竞争，导致各国间制度尤其政权体制上的竞争，一个国家推出议会，约法三章，制约君主权力，就会导致其他国家也采纳同样的宪政改革。再者，议会的存在也使君主离世时的传承变得更加稳定。 　　当然，建立议会是一回事，议会是否发挥作用则是另一回事，这是纸面上的宪政与真实的宪政之差别。为了反映这一点，Van Zanden教授提出了议会活动指数（parliament activity index），即议会一年内有多少天在开会行使权力。 　　Van Zanden教授通过计算欧洲各地的议会活动指数发现，14世纪后中南欧议会活动开始减弱，相反，西北欧（英格兰、苏格兰、尼德兰、瑞典、瑞士）的议会却在这一时期活动异常频繁且持续。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中南欧的议会活动在1500年后明显快速下降，其作用和对君主的权力制衡渐渐衰落。Van Zanden教授计算中南欧和西北欧的议会活动指数的平均值，发现以1500年为临界点，在此之前中南欧议会活动指数高于西北欧，但此后中南欧议会活动频率明显下降，西北欧议会活动指数不断上涨并接近80％。到18世纪初，宪政架构在西北欧已经形成，宪政改革已经基本成功，而中南欧国家则相反。 　　中南欧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西班牙。法国虽然开始有实质性议会，但其国王在1450年代要求当时的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把征税权永久地转移给国王，使议会从此不再有实权，终结其宪政发展历程，使法国走向集权专制。西班牙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特例，它的议会衰落是源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美洲为西班牙持续供给大量金银财宝，导致西班牙君主不再需要议会来征税，因此议会的地位也随之削弱并被逐渐破坏。 　　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宪政权力制衡架构不能得到发展，法国在18世纪末经历暴力革命，经历长久的不稳定，而且使其政府发行国债融资的能力大大受限，国债利率也非常高，阻碍之后的经济发展。西班牙则更糟糕，不仅暴力革命持续不断，使西班牙的宪政民主到1982年才完成，成为西欧最后一个走向现代的国家，而且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西班牙是政府国债违约最频繁、违约次数最多的国家。宪政改革不成功的严重后果是明显的。 　　相对而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北欧国家，由于它们的议会活动一直频繁、宪政发展总体顺利，在17世纪后它们不仅没有经历暴力革命，而且它们基于议会制衡君权的制度使其比法国、西班牙更能征税，也更能从资本市场发债融资，国债利率也更低。宪政制度给它们带来了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尤其是给他们带来了工业革命。 　　1640年时，法国人均税负大约30克银子，英国人均14克。到1789年，法国人均税负75克银子，而英国人均188克。尽管英国人均税负大大高于法国，但法国接下来发生大革命并进入深度动荡，而英国则不仅没有暴力革命，反而开启工业革命和经济繁荣。同时期，中国处于康乾盛世，但由于清朝中国没有推动宪政权力制衡，那时中国的总税收大约5000万两银子，按3亿人口算，人均税负不到0.2两银子，不到5克银子。没有宪政对王权制衡，任何税负都会遭到社会的抵制；相反，只要王权受到制约并且征税合法，税负重也未必导致暴力革命。 　　那么，从更多经历过宪政发展成功和失败的国家样本看，议会及其所代表的制约君权的宪政架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真有积极作用呢？议会成功对城市增长有积极影响吗？Van Zanden教授对欧洲各城邦的规模增长率跟政权持续时间、之前的议会活动指数的关系做大样本量化回归分析，并控制其他内生性变量，发现议会活动指数越高的国家，其城市发展速度、货币汇率稳定性越高，这些国家在18、19世纪的经济增长越高，并也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也就是说，早期宪政发展越成功的国家，其暴力革命的倾向性就越低，城市发展得就越快，政权持续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不是"宪政导致政权崩溃"。 　　陈志武，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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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林彪究竟是如何对待抗美援朝的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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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究竟是如何对待抗美援朝的 Sep 22nd 2013, 15:33, by 明鏡雜誌 　　在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时，毛泽东与林彪有不同意见。当年，毛泽东和中央确曾考虑由林彪带兵入朝，但林彪因为身体不好而没有去，改由彭德怀带兵。后来，对这一问题有种种说法，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流传这样一个"版本"：林彪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态度消极，装病不带兵入朝。对这一历史情况，笔者以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深入分析，探求历史真相。 　　【林彪推荐入朝指挥人选】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考虑到东北地区直接受到战争威胁，且战略地位重要，建议中央成立东北边防军。中央领导人对此均表赞成。很快，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以十三兵团组建东北边防军，作为防患于未然的战略措施。 　　1950年7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副政治委员谭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萧华、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从这份主要领导成员的名单可以看出，与会者主要是中央军委三总部、陆海空三军及有关军兵种负责人。作为野战军领导人参加会议的，只有林彪和谭政。林彪在会上发言，积极支持组建东北边防军。 　　7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与会的基本还是上面那些人。林彪再次发言，就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具体问题谈了意见。他发言的总精神是：第四野战军在这个问题上义不容辞，要多少人出多少人，要多少装备出多少装备。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十三兵团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及四十二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以及一个高射炮团、一个工兵团，共计二十五万五千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显然，这些部队大多来自林彪原来所率领的四野部队。林彪历来对粟裕十分赏识，认为粟裕有很高的军事才能，他亲自提名粟裕为入朝部队的先期主帅，到东北地区带兵。考虑到当时还不能任命粟裕入朝的职务，会议决定先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这一系列决定会后经周恩来斟酌修改后，给林彪看过，于13日报毛泽东批准。 　　从上述决定可以看出，林彪对于保卫祖国问题十分重视，对于组建东北边防军是坚决支持的。可惜的是，粟裕身体不好，不能赴朝指挥作战。从近期出版的《粟裕年谱》可以看到：就在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时，粟裕正在青岛治病。他得知中央的任命后十分着急，便托罗瑞卿给毛泽东捎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毛泽东收到信后即于8月8日回信，信中说："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此前，周恩来和聂荣臻考虑到粟裕正在治病，而萧劲光、萧华二人一时也无法到东北边防军任职，便联名致函毛泽东，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待粟裕、萧劲光、萧华赴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同意他们的意见。 　　【中央曾一度属意林彪】 　　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放松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警惕性。当年，他每天一起床，首先要看的，就是朝鲜战事的文件和东北边防军情况的文件。此时林彪对这方面情况也十分重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精心安排下，东北边防军的部队建设、武器补充、物资筹措等准备工作一直在紧张进行，应该调动的部队也开赴东北，但由于主帅没有定下来，东北边防军的领导班子一直没有成立。8月下旬，朝鲜人民军向南的攻势减弱了，朝鲜战场上呈现僵持局面，战局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预见到，中国不出兵朝鲜，已经不可能。他和周恩来开始物色新的东北边防军统帅人选。很自然地，想到了林彪。 　　为什么会想到林彪？因为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抽调的大多是原四野的部队，他本人也参与了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工作，由他指挥作战比较顺当。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为，林彪在军事上是有才干的。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证明林彪很会打仗，而且，在解放战争中，林彪又以善于打硬仗、大仗而闻名。军队中当时就对林彪有"三大战役有其二"（指林彪参加指挥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渡江战役有其半"（指林彪在渡江战役中指挥了西线军队过江）之说。同时，林彪很受毛泽东的赏识，毛对林有过这样的评价：林彪打仗又狠又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另一个考虑是：出兵朝鲜肯定要与朝鲜领导人和苏联军事顾问配合行动，林彪在东北期间，曾和朝鲜党领导人共同作战，朝鲜人民军的许多高级将领曾是林彪的部下。林彪在苏联治病期间，与苏军的高级将领关系很好。毛、周还有第三个考虑：抗美援朝，必定要在冬季作战。林彪在东北时，有指挥大部队冬季作战的经验。这样反复斟酌，林彪当属不二人选。 　　毛泽东就拟派林彪赴朝指挥作战一事，曾与中央书记处的几名书记谈起，大家也都赞成，中央亦曾在一定范围内酝酿过。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后，有意识地让林彪多接触一些关于东北边防军出国作战的准备情况，以及来自朝鲜战场的信息。其他中央领导，如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国家副主席高岗、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等人都知道此事。但中央没有正式讨论过这件事，也没有为此作出过正式决定，自然，也没有与林彪正式谈过这件事。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陷入被动局面，美军趁机加速向朝鲜北方推进。毛泽东认识到入朝的迫切性，并指示东北边防军加快出兵朝鲜的步伐。同时，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最后确定主帅人选了。但毛显然已考虑到林彪的身体情况，他并没有直接向林彪下令让他率兵赴朝作战，而是先就出兵朝鲜问题，征求林彪的意见。 　　【对出兵朝鲜，毛、林确有意见分歧】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曾就派兵入朝参战等问题作过一次长谈。长谈中，林彪十分坦率地向毛泽东讲了自己对于派兵入朝作战的不同意见。林彪是从中国国内情况和军事力量两个方面谈的。他认为，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工作都未就绪。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三十六门。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若贸然出兵，必然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他的意见是，中国可以派出重兵在东北驻扎，一方面保卫中国边境，另一方面可作为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支持力量，而朝鲜人民军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转而采取游击战方式，与美国军队继续作战。 　　林彪所谈的意见是直截了当的，毛泽东也没责怪他。但是，他的意见毛泽东不能接受。此时，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心已下。此后，毛又多次约林长谈，但不谈派他做统帅，谈的主要是我们为什么要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等，目的是做林彪的工作，争取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派兵入朝作战。但是，林彪在毛泽东的面前，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仍然不同意派兵赴朝。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做不通林彪的工作，转而就派兵入朝后具体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征求林彪的意见。林彪在这方面倒是积极献计献策的，他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提出了一些方案供毛泽东参考。他不赞成派兵入朝，但他认为，如果中央决定派兵入朝，他个人服从中央决定，并且认为，如果作出这个决定，派兵入朝后，要先打几个大的歼灭战，稳定战场局面；为了打大的歼灭战，就要集中火力，把分散在许多个师的重炮，尽可能集中到打歼灭战的几个师去。对林彪的这些意见，毛泽东是赞赏的。 　　应该说，毛泽东和林彪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是存在意见分歧的。显然，林彪也知道了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其他领导人有让他率兵入朝作战的意图。林彪也不能不在毛泽东面前如实讲清楚自己目前的身体情况。林彪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对于林彪的身体情况，毛泽东是相信的、了解的。就在谈话当中，毛泽东也看出了林彪身体的虚弱。林彪此时谈这些话的意思，是他身体情况不允许他率兵入朝作战：如果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最好另外物色率兵的人选。 　　【关于林彪的病】 　　林彪是不是有病呢？他说的是真话。林彪年少时身体就不算强健，入黄埔军校后，由于军事训练，身体逐步强壮起来。后来在中央苏区，他也同广大红军战士一样过艰苦的生活，进行激烈的战斗，身体顶了下来。再到后来，红军长征时，他也在艰难的情况下，走了二万五千里。他身体真正不好，始于平型关战役之后，被国民党哨兵误伤。当时，林彪骑着从日本军队缴获的战马，披着缴获的日本军官的大衣外出，国民党哨兵误以为是敌方人员，喊口令后开枪，枪弹打穿了林彪的肺部。更糟糕的是，子弹擦伤了林彪的脊髓神经，他不得不到苏联治疗。林彪的身体从此就极度糟糕。 　　解放战争期间，林彪回国参加指挥重大战役时，身体情况也十分不好。在东北，他多次发病，但还是咬牙挺了下来。那段时间，为了对付疾病，林彪自己想出了许多怪办法。一是吃饭十分简单，只吃白菜炖豆腐和土豆炖豆腐两种菜，不吃或很少吃肉食。二是长年不洗澡，因为他怕水。据身边工作人员讲，由于林彪长年不洗澡，他的衬衣穿两天就要换洗。三是不在有水的地方居住，因为他只要听到流水的声音就拉稀。这的确是一种伤了神经后的怪病。不光苏联权威医生很无奈，林彪自己也感到奇怪，但确实没有办法。 　　林彪的病还不止于此。自从被伤了神经，他就必须经常嗅火柴燃烧的味道，否则便头痛，也会有昏昏欲睡的感觉。因此，林彪虽不吸烟，但身边总要预备一些火柴。他平时听汇报、看文件时，经常要划着一根火柴，嗅一嗅火柴燃烧的味道。 　　除了神经受伤，林彪还有一个重病，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脸色发白，身体立即虚弱下去，浑身出汗，急剧喘息。这时，什么药物、什么办法，都治不了。而他自己却在久病之中摸索出一个办法，那就是"颠车"。他身边警卫人员回忆了这样一个情形：某次林彪在广东，叶群突然在屋中高喊："快，林总病了！"随着这一声喊叫，跑来的不是医生，而是专门给林彪配备的一个警卫兼特殊"司机"陈良顺。他也不是跑到林彪卧室去抢救，而是跑到林彪居室西北角的一间空屋子里，那里停放着一辆从部队淘汰下来的老式带斗摩托车。这个摩托车被固定在墙边，排气筒伸向屋外。陈良顺跳上摩托，立即发动。这时，叶群和林彪的一些警卫员一起，扶着身披军大衣，脸色煞白、身体极度虚弱的林彪，坐到摩托车的坐斗里。十分难受的林彪咬牙忍着。陈良顺加大了油门，摩托剧烈地颤抖起来。林彪小声命令：开猛些！陈良顺再次加大油门，摩托车颠簸得更猛烈了。这时，奇迹发生了——林彪的脸上有了血色，咬着的牙松开了，紧闭着的双眼睁开了，重新放出锐利的光芒，全身也有了力量。过了十几分钟，林彪小声说：好了。他自己迈出摩托车坐斗，慢慢走回办公室继续办公。 　　林彪到中央工作后，住在北京毛家湾一号。在这里，给林彪配的车，比别人多了一辆——这就是一辆卡车。在这辆卡车上，安放着一个类似集装箱的东西，里面固定着一张行军床。每当林彪犯病时，他就要在警卫员搀扶下躺上行军床，让司机开出毛家湾，在大街上颠簸。后来，条件稍微好一些后，上边给林彪配了一辆旧轿车。每当犯病，他就坐上这辆车，让司机开到北京市郊外，在乡间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十几分钟后，才能恢复正常。这是林彪自己摸索出来的"土办法"。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中央办公厅都了解林彪这一情况；对于林彪这种办法，只要有利于他缓解病情，没什么危险，也是同意的，因为再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能治他的怪病。 　　林彪在指挥第四野战军参加解放战争时，身体已经同上面所描述的样子差不多了。不过由于刚从苏联治病回来时间不算长，有原来治疗的基础，加上在延安那段时间比较轻闲，林彪的身体勉强能顶住。但他在指挥辽沈、平津战役，后来的渡江战役，以及渡江后追歼国民党在南方军队的紧张工作中，也多次发病。这几次发病，把林彪的精力耗得差不多了。解放后，林受命主持南方军政，事情头绪多，很复杂，处理起来自然很繁重。有一个时期，他睡得很少，连续召开会议，还要召集部队高级干部部署军事，加上不能吃油腻的食物，营养也成了问题，因此身体状况更差了：发病的次数不仅多，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他多次病倒，但在病床上还得处理文电，决定重要事情，这使林彪的身体基本垮了。他与中央的往来电报中，多次谈到自己的身体情况，中央对他也很关心。 　　那一时期，林彪的身体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么说：只要身边警卫人员和医护人员稍稍疏忽，就会有生命危险。他的身体情况与他在东北指挥第四野战军时已经大大不同了，也与他挥师南下平定南中国时大大不同了。此时，林彪若到朝鲜指挥作战，别说紧张的指挥工作他的身体顶不下来，单是异国他乡生活这一项，他也顶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提出自己身体不行，也是实事求是的，是负责任的做法。他如实向中央讲明身体情况，也是合乎组织原则的。 　　【毛泽东抄诗相送】 　　早在派林彪去东北时，毛泽东就特别注意林的身体情况。林彪主政南方时，毛泽东还特地派医生去为他治病。 　　由于担心林彪在南方吃不消，毛泽东调林彪到北京工作，一方面在中央参与重大事情决策，更主要的是让林彪有一个好的医治条件。林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委托负责中央高级领导人保健的傅连暲医生前去看望林彪。毛泽东还指示傅连暲，让他出面，从上海、北京、天津调来一流的医学专家，专门为林彪治病。为了使这项任务能有个统一的协调，毛还专门派萧华代表中央统一负责。1953年，专家小组对林彪的神经、心脏、胃肠、泌尿、血液、肝脏、肺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发现林彪确实十分虚弱，但外在的脏器却没有大问题。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怪病，苏联专家也治不好。尽管他们研究了多次，拿出了各种方案，但没有一种是专家们满意的，对林彪的病也没有多大帮助。除了采取一些维护性措施外，专家组只好允许林彪按照他自己发明的减轻病痛的办法去做了。医生们建议，林彪需要长期静养治疗。 　　医疗小组的意见，通过萧华转告中央，毛泽东很快知道了结果。对林彪的这种疾病状态，毛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但也没有办法，只能让林彪长期休养治疗。为此，他特意给林彪抄写了曹操的诗《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以歌咏志。 　　【林彪在赴朝参战问题上坚持己见】 　　不久，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是否出兵朝鲜这件大事。此时他已物色了另一指挥人选——彭德怀。在1950年10月2日召开的为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商讨出兵援朝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于会议中间赶到。李富春、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了会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要求大家先摆一摆派兵入朝参战的困难方面。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了，他仍然坚持他当面和毛泽东谈的观点——不宜派兵入朝。他说了各方面的困难后，用一句话总结：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在随后的几天会议里，林彪又多次发言，表达同样的意见。由于他的发言有材料、有根据，得到了政治局不少成员的赞成。 　　对于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态度，曾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在回忆中有所记述："他（指林彪——编者注）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他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但林彪的意见还是被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是从国际和中国今后长远战略这个大视角看待出兵朝鲜问题的。他决计必须出兵朝鲜，而且，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的支持，其中包括另一领兵主帅彭德怀。10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抗美援朝的决策问题。前一天刚从西安赴京的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听完彭德怀的发言，毛泽东站起来坚定地说："彭老总说得好！我们出兵参战的困难确实很多，但是，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不能眼看着美国侵略者对其肆行践踏而置之不理；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样，出兵朝鲜的事情就定下来了。当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这个决定后，林彪也在会上表示服从，并说自己会告诉第四野战军中准备入朝的部队，让他们坚决拥护中央抗美援朝的决定。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准备的时间，出兵时间初定10月15日。这样，关于由谁率军入朝作战的问题最终确定了。 　　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央从没有提起林彪不同意出兵朝鲜，以及他因病不能带兵入朝的问题，更没有提起他与毛泽东曾有过的意见分歧。因为在中央看来，这些都是正常的，并没有违反党内原则。 　　【是否参战，党内很多同志都曾犹豫】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出兵朝鲜问题上，党内有许多同志与林彪的看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林彪不赞成中国出兵朝鲜的意见，大概是他从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就形成了，是他固定的看法。而且，林彪一旦形成自己的看法，是不轻易改变的。 　　据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军武回忆，1950年9月初，他从平壤回到北京后，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通知，说林彪要见他，了解朝鲜方面的情况。柴军武马上去林彪住处汇报。此前，柴军武已经向林彪汇报过朝鲜方面的情况，这是第二次汇报，需要谈新情况。林彪听完汇报，问柴军武："他们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显然，"他们"是指朝鲜人民军及其领导人。柴军武回答："我不能确切地讲有，但根据和金日成相处的了解，如果形势需要，他是能够上山打游击的。" 　　林彪又问："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林彪问这个话，实际上是自言自语，或者说，他在谈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柴军武是不能回答的。林彪也理解柴军武，谈话就此结束了。 　　当时，党内有许多同志与林彪意见相同。毛泽东本人也回忆过当时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并且认为是正常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同来访的金日成会谈时，提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上意见分歧因而犹豫不决的情况，他说："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翻"，就是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中意见不统一，翻来覆去争论的情况。 　　就是坚决主张出兵朝鲜的毛泽东等人，在做出这个决策时，也经过了反复思考、多次犹豫的过程。聂荣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鸭绿江边，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后才下了决心。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苦心的。"胡耀邦也在回忆中谈道：毛泽东在思考是否出兵朝鲜时，"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也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1980年代，黄克诚的态度】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就苏联对中国入朝参战军队提供援助问题与斯大林谈判。谈判中，林彪对苏联表示了中共中央抗美援朝的决心，并且在基本战略、需要的武器等方面，与苏方谈得很具体。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回京，林彪留苏治病。此后，毛泽东仍安排林彪在军队里担任重要职务，并没有表示出对林彪的失望和不满。 　　在林彪问题上，黄克诚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中央也尊重了黄克诚的意见。这个历史过程是：1985年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正在编纂，解放军总政治部百科全书编辑室将"林彪"条目释文送黄克诚审查，释文中讲到林彪在抗美援朝前夕不赞成出兵的错误。黄克诚就此事谈道："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他还说："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问题都写，'林彪'这一条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 　　在研究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学习黄克诚的实事求是精神。 　　（作者系文史学者、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陈立旭，《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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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轰动民国的辱骂大总统案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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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民国的辱骂大总统案 Sep 22nd 2013, 15:34, by 明鏡雜誌 在古代，辱骂皇帝可不是罚款就能打发的小事。老百姓经常挂在口头的"十恶不赦"，也就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罪十条"，其中有一条叫做"大不敬"，指的就是严重侵害皇帝个人尊严的行为，不但自己掉脑袋，九族还要受到株连。 而在民国，却有一家报社，戏称当时的大总统为日本子孙的"私生子"，一时名扬四海，最后也只是罚款两百大洋了事，这起轰动民国的诽谤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亲日的安福系军阀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1918年3月，段祺瑞指使亲信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安福俱乐部，由此形成了一个民国初年影响力颇深的政治团体——安福系，而这个派系也正是因为其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而得名。 从成立到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止，该系作为皖系军阀左右北方政局的政治力量在政界颇为活跃，甚至一度包办了民国政府的选举，于1918年8月间成立新国会，推徐世昌为大总统。因国会中以安福系马首是瞻，故而这届国会又称"安福国会"或"安福政府"。 段祺瑞控制的安福政府，通过出卖铁路、矿山、森林等权益，换取日本巨额贷款扩充军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激起举国共愤。一片讨伐声中，别开生面的"某君戏作"《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应运而生，时人称之为"惹祸文章"。 围绕着这篇"惹祸文章"，一起精彩纷呈的"侮辱大总统案"拉开了序幕。 1919年9月15日，《民国日报》当日刊发的一篇文章让这份报纸又彻底火了一把。只见一篇署名为"某君戏作"的文章《安福世系表之说明》，以安福系核心人物徐树铮为"本身"，用家谱的形式对安福系政要按照各人的地位、权力、作用分别赋予不同的辈分。 满朝文武皆"日本子孙" 当时的安国政府为了获取日本的支持，出卖了许多国家利益，对日本的态度可谓是"摇首乞怜"，当时的国人不齿其行为，戏称安国政府是日本的"龟儿子"。这一点在《安福世系表之说明》一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文章描述的家谱中，"日本人"被摆到辈分最高的祖宗级别。 该家谱中徐树铮是"本身"，而日本人是爷爷辈的人物，那徐树铮自然就变成日本人的孙子。徐树铮是段祺瑞政治生涯的左膀右臂，极力推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而段祺瑞也是徐树铮最大的靠山，因此也就成为家谱中徐树铮的"父亲"，也就是日本人的儿子。 对大总统徐世昌，由于他的大位是在徐树铮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安福系的力量操纵国会选举产生的，就像不是正式结婚就生出来的孩子，《安福世系表之说明》一文将其比喻为徐树铮的"私生子"。倪嗣冲、曾毓隽是徐树铮的得力助手，情同手足，所以定位为徐树铮的"兄弟"。朱深、王揖唐、方枢是徐树铮底下的得力"狗腿子"，所以就成为家谱中徐树铮的"儿子"。 政府把本国公民告到洋人法庭 世系表，原是按照嫡系继承，将祖父儿孙各代各辈依次列明，供人查对的表。一幅描绘出的安福系"家谱图"，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安国政府的政治分野，挖苦讽刺入木三分，当时的人看了无不拍板叫绝。一时间《民国日报》销量大增，各地都卖断了货，而当政的安国政府诸君则灰头土面，成为全国上下的一大笑谈。段祺瑞气急败坏，要求严惩始作俑者。 但是《民国日报》设在上海租界里，那里是洋人的势力范围，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安国政府鞭长莫及，只能到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控告《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要求严惩《民国日报》并追究作者的罪责。段祺瑞、徐树铮等政要甚至放出狠话，说这场官司务必使公堂判处关闭《民国日报》，对邵力子、叶楚伧力争判处徒刑。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后，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邵力子、叶楚伧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于10月1日前往会审公堂自行投案。身兼法官的英国副领事简单问过后，告诉两人定于10月3日开庭，两人爽快表示，届时一定准时到庭，接受法律的公正审判。 这是历史上第二起中国政府状告本国公民的案件。第一起是发是世纪之初的"《苏报》案"，发生于1903年7月15日，一场以清政府为原告，以案犯章炳麟、邹容为被告的特殊审判活动，在上海公共租界公廨开始进行。由外国殖民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中国政府控告中国平民的案件，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那个时代却接二连三的发生，国家弱小，被欺压是常有的事情。 《苏报》案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监禁期间罚做苦工，却不知这次面临邵力子等人的是怎样的判决呢？ 属不属于言论自由？ 1919年10月3日，上海南京路上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理"侮辱大总统案"，主审法官是英国驻华领事馆副领事，陪审的华人法官是俞英荪。 开庭后，先由安福政府的代理人穆安素律师宣读起诉书，接着，主审法官问被告，原告控告的是否事实，叶楚伧抢先答道："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现任《民国日报》总编，当负刊载上之责任，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 法官奇怪了，你们不是已经把段祺瑞等人比喻为日本人的子孙了吗，怎么能说不是诽谤侮辱呢。叶楚伧回答说：《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其实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目的只是批评当局政府过分亲日的政策，并没有侮辱的意思。《民国日报》的观点与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越来越好，使中华振兴，独立昌强，才能使得国民享有和平自由和幸福。 穆安素坚持被告有罪，认为叶楚伧完全是强词夺理。编排大总统及政府要人的家谱，说他们的祖宗是日本人，这还不算诽谤？并从被侮辱者之地位、侮辱之方法、侮辱时间及地点和侮辱人之地位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这次诽谤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不仅如此，还在公堂之上给被告扣了顶大帽子：羞辱政府要人，妨碍了北京政府和广州护法政府之间的和谈。 接下来，双方律师展开辩论，现场吵成了一锅粥。被告方林百架律师为邵、叶两人申辩，称原告对于本案证据，未能将充分理由提出，指控侮辱诽滂不能成立，因所提出之证据与所控告之案件，于法律上毫无符合之处。 总统名誉只值两百大洋 针对穆安素所说《安福世系表之说明》一文可能会影响和议前途的说法，林百架更是给予了有力的批驳。要知道北京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之间的谈判，早在本年2月20日开始，由于北京方面没有诚意，已在本年5月24日终止，这已为众所周知的事情。《安福世系表之说明》一文刊发于9月15日，距离谈判结束已经过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如何妨碍到和谈的前途呢？ 穆安素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摆了一个大乌龙，自感十分尴尬，只好说两被告均是报馆主笔，受过高等教育，明知故犯发表此项文字，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实属案情重大，应按律严惩。 辩论完毕，主审法官宣布暂时休庭，去另室与华人法官俞英荪合议一阵后，重又开庭宣布判决。最后，法庭没有按照御用大律师所期待的那样，重判报人关闭报馆，也没有像辩护律师所主张的那样，宣判无罪。法庭认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这篇文章在文字上侮辱了大总统和政府官员，但是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最后只判决处罚叶楚伧和邵力子二人各一百元大洋。 判决一出，穆安素傻了眼，这和段祺瑞、徐世昌等人的预期差的太多了，回北京后他怎么向安国政府交代？于是又向法庭提出叶楚伧有过两次不服判决的"前科"，要求对被告从严究办，加重惩处。主审法官认为穆安素藐视会审公堂，当即严词拒绝。轰动全国的《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案就此了结。 案件结果一出，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再度成为全国人口中的笑柄，当时有人在报上评论此事讽刺说，大总统的名誉也只值两百元大洋，《民国日报》经此事后名声大噪，《安福世系表之说明》洛阳纸贵，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为流传，成了通国笑话。 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日出四大张，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刘典，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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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朝鮮高官表示金正恩將經濟放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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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高官表示金正恩將經濟放首位 Sep 22nd 2013, 12:03, by Danny 多名外交消息人士22日透露，六方會談朝方團長、朝鮮外務省副相李勇浩18日在北京舉行的「六方會談啟動十週年國際研討會」上表示，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將經濟放在首要位置，金正恩的現場視察活動中約九成與經濟有關，視察部隊時也同樣關注經濟方面的問題。 據國際在線援引韓聯社報道，專家評價認為，朝鮮高官在多名海外官員和學者參加的研討會上具體提及上述內容實屬罕見。 金正恩本月對包括西海前線部隊等多支部隊進行視察時關切官兵的福利問題，並且主要對科學家住宅區、平壤體育館、水上樂園建設工地等進行視察。報道指出， 金正恩去年視察前線部隊時，仍有威脅性言論，而近期視察部隊時未有攻擊性言論。 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李勇浩在這次研討會上主動發言，似乎努力向外界傳達朝鮮正致力於搞活經濟的信息。部分專家分析認為，朝鮮曾提出「經濟與核武並進路線」，而李勇浩的發言內容可被解釋為，事實上朝鮮已經將經濟放在首位。另有分析認為，李勇浩發言的重點在於強調國際社會應先保障朝鮮的體制穩定、實現整個朝鮮半島的無核化。 李勇浩18日與朝鮮外務省第一副相金桂冠一同出席在北京舉行的「回顧與展望--六方會談啟動十週年國際研討會」。該研討會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辦，來自中國、韓國、美國、日本、俄羅斯、朝鮮等六方會談當事國的60餘名專家、學者以及官員出席。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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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案宣判前濟南中院發佈五條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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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案宣判前濟南中院發佈五條格言 Sep 22nd 2013, 11:56, by Danny 自濟南中院官方微博開通以來，有一個特殊的小欄目，叫做「法律格言」，經常發一些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對薄熙來的審判，踐行了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這正是依法治國、依法反腐的「持國」之道。 據大公網報道，自濟南中院官方微博開通以來，有一個特殊的小欄目，叫做「法律格言」，經常發一些古今中外名人名言。這些格言，雖與薄熙來案本身無關，卻可從中管窺院方理念與思路。 21日16時24分，濟南中院微博發佈了一條法律格言「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這句英國丹寧勳爵的名言，強調的是程序正義的重要性。而薄案庭審從保障被告人權益等各方面充分做到了程序正義，因而有專家認為程序正義也預示了審判結果的實體正義。 與之異曲同工的是17日16時54分發佈的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的名言：「對法治的信奉與對司法程式的尊重結合起來方能產生作用，二者相依相伴，缺一不可，否則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有效。」 而20日9時13分發佈的「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語出《慎子·君臣》，強調的就是以法為本，法治為重，不能有所特殊偏袒。此外的兩條微博都是16日下午發佈的。分別是《戰國策·秦策》中的「法令至行，公平無私」，以及《呂氏春秋·察今》中的「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對薄熙來的審判，踐行了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這正是依法治國、依法反腐的「持國」之道。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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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五常委當知青 兩人當過大隊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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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委當知青 兩人當過大隊書記 Sep 22nd 2013, 11:54, by Danny 昨日 ，有關習近平早年在陝西插隊的回憶文章《我是黃土地的兒子》又被媒體挖掘出來。 據大公網報道，在文章第一句習近平即回憶稱，「1969年1月我作為『黑幫子弟』，來到陝西延川縣文安驛鎮的梁家河插隊落戶。」那時他年僅15歲，由於出身問題，周圍常有「不信任的目光」。但是這種情況被習近平自己改變了，後來他在陝西入了黨，還成為了大隊書記。 習近平基層執政的第一站正定被媒體成為習近平的政治發祥地。但若是以政治起點算的話，陝西延川縣文安驛鎮的梁家河大隊應該是第一站。這段大隊書記的履歷使習近平最親切、最生動的與基層相接觸。習近平在這篇回憶文章中稱，「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煉人。七年多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獲益匪淺，同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為成長進步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 大隊書記的履歷還成為習近平與基層「拉家常」的談資。據媒體報道，在兩會的會場上習近平注意到了遼寧興城市四家村黨委書記張文成的發言。習近平跟張文成交流時說，「咱們倆是同一年當的，我是1974年1月當的大隊書記。」 在中國的政治發展歷程上，能諳熟中國的農村的人將具有別人無法比擬的優勢，毛澤東就是如此。所以在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後，有媒體會以「從大隊書記到總書記」概括之。 在這一代領導人中當過大隊書記的不只習近平一人，李克強也是一位大隊書記。李克強曾擔任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隊黨支部書記。1978年12月，就是在鳳陽縣揭開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 在大廟，李克強帶著鄉親們興修水利時，由於石料不夠，需要進山抬石頭。大廟離山裡還有十里路。路文軍提出用拖拉機拉，被李克強拒絕了。他說不搞特殊化，和村民鄉親們一起用肩挑，十多里地就這麼一步一歇地來來回回。1976年5月，李克強在這裡入了黨。據新華社推出的李克強特稿介紹：李克強吃苦耐勞的品格和才幹，深得鄉親們的擁戴，不久便擔任了大廟大隊黨支部書記。以至多年後，那裡的老鄉們還念念不忘他，稱讚他「要求別人做的自己總是先做。很善良，當大隊書記，從不整人，不欺負人」。 這段基層的履歷對於李克強的影響也是深遠，他也在多個場合提及自己大隊書記的身份。在李克強履新總理後的首次外出調研中，他曾動情地對著圍攏過來與他合影的鄉親們說：我也是大隊書記出身哪! 王岐山雖然沒有當過大隊書記，但是在陝西插隊時當過知青小組長、大隊革委會副主任。習近平與王岐山這兩位日後共事的小夥伴在陝西還有過交集。據《南方人物週刊》報道，在陝北插隊期間，習、王即已相識。習近平曾路經王岐山插隊地點馮莊並借宿一夜，王留下了習隨身帶的一本經濟學著作，條件簡陋，兩人晚上「合(蓋)了一床被子」。也許正是由習總帶來這本著作，為王岐山日後轉向經濟領域埋下伏筆。 在七常委中有知青經歷的有五人，他們分別是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劉雲山、王岐山。而在十八屆中央委員中具有知青經歷的也達到五分之二。這一代領導人的知青標籤是他們的時代特點。他們大都是在50年代上半葉出生，有的在40年代下半葉，基本他們成長，等到他們高中畢業20多歲的時候正好是知青。相較久居中央的幹部，這些有知青履歷的幹部更務實、更瞭解基層的情況。這些基層經歷將更有助於他們制定政策、協調統籌大局。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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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台北前副市長女兒臥底英國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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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前副市長女兒臥底英國妓院 Sep 22nd 2013, 11:48, by Danny 白曉紅和紀錄片製作人布魯菲爾德戴著偷拍用的特製眼鏡。 來自台灣地區的女記者白曉紅去年花了2個月時間，涉險到倫敦的妓院臥底採訪。她除了得忍受惡劣的工作環境，還不時被老鴇威逼接客，但她強忍如人間煉獄的折磨，終於完成任務，成功揭露皮條客逼迫、剝削非法移民賣淫的醜態。白曉紅的父親是台北市前副市長、現任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董事長白秀雄，白秀雄昨(21日)說：「我以女兒為榮!」 中新網22日引述台灣媒體消息，白曉紅(44歲)是台灣輔仁大學畢業後赴英留學，曾任《衛報》記者，長期關注非法移民困境，現為獨立記者。去年7月到9月初，她與導演布魯菲爾德(Nick Broomfield)合作，到倫敦一家按摩院(妓院)當幫傭，進行偷拍、偷錄音調查搜證，但老鴇不斷遊說她兼差接客，除了辱罵還百般施壓，她一度被老鴇開除，但為了完成紀錄片又回頭懇求老鴇再僱用她，前後歷時約2個月才達成任務。 白曉紅是到倫敦郊區芬奇裡區一家妓院應徵幫傭，她謊稱是單親媽媽，「簽證」過期，非常需要賺錢，滿口粗話的老鴇瑪麗(化名)也是非法移民，經營多家按摩院，老鴇和中東籍男友常羞辱妓女。 白曉紅在妓院打雜煮飯，清晨開工，隔天凌晨2時才收工，老鴇一開始就建議她兼差接客，遭她婉拒，但老鴇始終不放棄，每次遭拒就惡言辱罵她，還刻意刁難，不准她休息。老鴇最後對她下最後通牒，不接客就滾蛋。 白曉紅說，她在臥底過程中，天天擔心害怕，最令她不安的是老鴇總要她接客，老鴇不停遊說：「你到英國來目的就是賺錢，如果不為家裡人犧牲多賺一點，還算是個好母親嗎?」老鴇還會要嫖客和其他小姐利誘她接客，她感到遭孤立，心情很沮喪，有時忍不住衝進廁所掉淚，但老鴇「連上廁所的時間都不給」，只要她待得稍久一些，就不斷敲門逼她出來，而老鴇的男友體形魁梧，她也擔心遭到暴力威脅。 對於她接觸的性工作者，白曉紅感歎她們是一群沒有聲音也沒有權利的人，她們大多不懂英文，和英國嫖客見面竟是跟英國社會唯一的聯結，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人來自農村，中文都不會，是文盲，唯一會說的英文是：「半小時50英鎊(約2400元新台幣)，1小時90英鎊(約4300元新台幣)。」她們連生病都無法請假就醫，更不可能找任何社福機構求助，令她很心酸。 對於她能真實記錄這些非法性工作者的辛酸，她說：「那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報道方式。從她們的視野來看她們的經驗，是我一直想做的。」 白曉紅透露，她臥底是用暗藏攝影機的眼鏡偷拍，因眼鏡常需充電，她準備了約20副特製偷拍眼鏡，每次充電時還得小心藏匿，以免被發現，但眼鏡收音不理想，還得用iPhone偷錄音，有次iPhone不小心從口袋掉出來，老鴇質問她怎會有高價智慧手機，懷疑她偷了客人財物，她費盡唇舌解釋才解除危機。 白曉紅說，她常涉險臥底採訪，事前鮮少和親人討論，只能告知親近朋友最近會失聯一段時間，她事前做足準備，先對採訪的環境有足夠認識，才能做出深入的調查報導。 白曉紅說，她不想提家庭背景，因為「不想沾父親的光」。白秀雄昨說，身為父母難免會擔憂女兒安危，但對女兒關懷性工作者很感動。 白曉紅目前是以自由撰稿身份獨立採訪，她說，一切都要單打獨鬥，拍攝紀錄片的電影公司雖會協助，但她臥底時也常擔憂就算要向外界求援，援助人員會不會來太晚，只能自己小心行事。對於未來會否回台在傳媒任職?她笑說，離台太久，「不知道我是不是跟台灣社會脫節了!」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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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港媒：薄案瞩目宣判 三大“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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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薄案瞩目宣判 三大"戏肉" Sep 22nd 2013, 11:39, by Danny 据本港媒体明报报道，薄熙来案今日一审宣判，预料法院仍会如月前庭审般作微博播报，判决书的全文将公之于世，但今天这场大戏最引人注目的"戏肉"，相信还是薄的刑期、他对判决的回应以及会否上诉。 大公网9月22日讯 据本港媒体明报报道，薄熙来案今日一审宣判，预料法院仍会如月前庭审般作微博播报，判决书的全文将公之于世，但今天这场大戏最引人注目的"戏肉"，相信还是薄的刑期、他对判决的回应以及会否上诉。 　16至20年为适当刑期 　　对于薄的刑期，事前有轻重两种报道：轻者，指其判刑可能在监禁15 年以下，最轻有12 年之估；重者，则指其判监可能超过20 年以上，甚至有死刑缓期的可能。轻判者理由是法庭审理时一些证据较脆弱，薄除贪污、受贿外，滥用职权罪不一定成立；重判者理由则是指薄庭审时态度嚣张，激怒当局，因此会对他重惩。 　　从陈希同被指收受55 万礼物被判监16 年、陈良宇被指受贿239 万被判监18 年来看，被指贪污受贿共计2500 多万元的薄熙来，扣除物价贬值因素，适当的刑期应是监禁16 年至20 年间，少于此属轻判，多于此属重判。而无论他的判刑是轻是重，都很难令挺薄者和反薄者都满意。 　　去年8 月，薄妻谷开来因杀人罪被判死缓后，当庭赞扬判决公正，"它全面体现了我们法庭对于法律的特别尊重，对于现实的特别尊重，特别是对生命的尊重。"去年9 月王立军被判监15年，也向法庭真诚悔罪，称"我会用余生来回报和弥补对组织和关心我的人所造成的伤痛……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今天的薄熙来，又会作何表示呢？ 　　保形象难如谷王服判 　　从月前庭审的翻供来看，今天除非法庭判他无罪当庭释放，否则，无论刑期长短，薄熙来都不会有服判认罪的表态，这不仅关乎他之前为自己所作的无罪辩解，更关乎他在万千挺薄粉丝面前的形象问题，不管他将来是否能东山再起，他都要保持自己刚正不屈的形象。因此，估计他很难说出赞扬法庭之类的话。 　　最后，与第二个看点相关，无论刑期长短，薄熙来一定会上诉。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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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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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Sep 22nd 2013, 11:32, by Danny 中国法院星期天上午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前资深政界人士薄熙来无期徒刑。薄熙来案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受关注的政治丑闻之一。 根据中国法律，薄熙来可以上诉。济南中级法院最后的裁定语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这显然没有给薄熙来当庭表示将提出上诉的机会。而且，薄熙来在离开法庭时，已经被套上了手铐等戒具。 法院还判决剥夺薄熙来的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价值300多万美元的全部财产。 64岁的薄熙来在上个月的开庭审判过程中，为自己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他承认有错误，但是否认当局对他的多数指控。 薄熙来去年被撤掉重庆市委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之前前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携带证据说， 薄熙来的妻子涉嫌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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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朝鲜推迟因韩战分离的家庭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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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推迟因韩战分离的家庭团聚 Sep 22nd 2013, 11:30, by Danny 朝鲜推迟了原定下星期举办的家庭团聚。这些家庭由于1950年代的韩战而被分开。朝鲜此举是由于韩国采取了被其视之为有敌意的立场。 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六引用官员的话说，在"一个能举行对话与谈判的正常气氛"建立之前，将不会举行会面。朝中社反映了朝鲜官方的立场，责怪不具名的韩国保守派破坏朝韩关系。报道同时也谴责首尔近来与美国举办的联合军事演习。韩国统一部说，对于朝鲜因为"政治因素"决定取消家庭团聚，感到"非常遗憾"，并说这个决定使得许多被战争分开的家庭"心碎"。  原定六天的团聚本来从下星期三开始，地点在朝鲜的金刚山度假村。根据上个月达成的协议，双边各有大约100人参加。三年前，朝鲜轰炸韩国边境之后，这样的家庭团聚被取消。在举行了一个历史性的朝韩峰会之后，团聚活动是从2000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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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重慶人對薄熙來的愛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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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人對薄熙來的愛揮之不去 Sep 22nd 2013, 01:35, by 曾雙 顧求真 薄熙來雖然倒台，但仍受到他的支持者的崇拜。BBC記者在重慶街頭聽普通民眾談他們對薄熙來案的看法。 霧霾之下，在蜿蜒的揚子江和嘉陵江的交匯處，豎立著重慶的摩天大樓，風景有點像紐約的曼哈頓。 重慶見證了薄熙來的興衰。 這座有3千萬人口的大都市曾以受侵華日軍轟炸的中國陪都著名，近年則受到以犯罪和腐敗臭名昭著的黑幫困擾，它多次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這裏，你也可以更了解到薄熙來的興衰。 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被裁定謀殺了英國商人海伍德，現已判刑入獄。但這起謀殺案直到前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叛逃到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引爆了薄熙來案的醜聞後才曝光。 薄熙來本人今年8月份受到審判。作為中共「太子黨」之一，薄熙來曾權傾一時，很多人曾認為「老虎屁股摸不得」。 愛薄挺薄 薄熙來受審，而挺薄者並未因此消失。 法庭揭露了薄熙來家庭裏的不道德和腐敗問題，但被薄熙來一一否認，讓中共感到有失顏面。黨希望人們相信它的反腐是認真的，通過此案體現即使是黨的精英，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但在重慶，很多人認為審判薄熙來是為了從政治上消滅他。 薄熙來主政重慶時讓這個城市改頭換面，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他以果斷和有能力聞名，即使倒台了，仍在重慶受到很多人的崇拜。 在繁華、時尚的重慶步行街頭，一位在市裏打零工的農民張安好（音譯）告訴我：「我們80%的重慶人都很肯定他。實話說，所有普通百姓和底層官員都支持他。那些不支持他的20%的人是貪官、小偷和強盜，因為薄熙來嚴打他們。他幹得很好，改善了重慶這個地方。我們需要的就是像他這樣的領導。」 我們正說著，一位從邊上路過的婦女也插話說：「重慶人民愛戴薄熙來。一些官員就關心讓上面高興，而薄熙來為人民工作。在重慶誰會不支持他呢？」 廣受歡迎 在熙熙攘攘的重慶碼頭，「棒棒」（挑夫）裏不乏薄熙來的支持者。 他們愛薄挺薄是因為薄熙來滿足他們的需求：建設廉租房，打黑反腐，讓街頭便得更安全。薄熙來特別吸引那些對中國的貧富分化感到不滿的中國人，他們感覺黨的幹部根本不管窮人。 一位「棒棒」說：「我想薄熙來被捕肯定有內情。但作為政治家，他很有才能。他讓我們的城市更安全了。」 另一位「棒棒」說：「我不清楚他是不是腐敗，但我們希望他能夠獲釋，能回來繼續幫助重慶發展。」 其他中共政客一般都很少像薄熙來這樣廣受歡迎。他高調自信，建立了黨外的實力範圍，這可能是在領導層中其它人把他視作威脅的原因。 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利教授說：「薄熙來實際上有魅力，有革命家庭背景，還有一套在全國都有吸引力的政治藍圖。這在中國領導層裏不多見。」 「他有一套有力的政策，包括打擊犯罪和均貧富等等，同時快速發展經濟。所以他下台有人歡喜有人憂。」 重慶的挺薄者當然認為他倒台是因為中共黨內的鬥爭，主要不是因為他的腐敗。 有人對我說：「我問你，哪個政府官員不腐敗？所有官員都腐敗，薄熙來也一樣。」 一位「棒棒」更直截了當：「很明顯，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對薄書記這樣不公道。他是因為政治鬥爭倒台的。當然薄書記是好樣的。」 不論薄熙來有什麼罪過，他仍受到支持者的愛戴，特別是在那些窮人和要求社會公平的人群中。 （編譯/責編：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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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熙來審判不公不合法的八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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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審判不公不合法的八點說明 Sep 21st 2013, 21:51, by 曾雙 高光俊 紐約律師高光俊。 庭審有突破是誇張說法     高光俊：這次審判有幾個新的亮點。第一個是五天，第二個是微博直播，第三是薄熙來為自己辯護，第四，找了一些證人，我大概分析了一下，這次薄熙來審判中所謂的突破呀，改革呀，或者是誇張的說法，基本上是這幾點比較新奇。除了這些，我認為有八個方面是不足的，這些點可以證明，這場審判是不公正的，不合法的。     第一，證據不充分。刑事案件，特別是重大的刑事案件，美國這邊的標準，哪怕是中國證據採集的標準都是非常嚴格的。台灣那邊有人看薄熙來案件審判，他們說，如果按目前收集的證據，薄熙來是無法判為有罪的。我僅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法國豪宅。如要證明這個豪宅是薄熙來貪污受賄的話，一連串的證據是非常容易取得的，1. 如果這個豪宅的產權，這個很容易找到，這個房子到底在誰的名下；2. 誰付款？230萬美金的現金是如何付的，這是可以查出來的；3.怎樣證明這個房子與薄熙來——谷開來家有關係？我們目前無法看到證據鏈證明證明這個豪宅是給薄瓜瓜的財產。     更弱的一個指控項是第三個，即薄熙來濫用職權。到底薄熙來是怎麼樣去濫用職權？一個重慶市委書記在多大程度上濫用職權？從我們目前看到的情況看，大概對濫用職權的指控是：免除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沒有請示公安部，沒有徵求公安部的意見，因為各省市公安廳局長的任命與撤銷要通過公安部，公安部有一個全國公安廳局長的單子和任免程序了；二是說薄熙來阻止對海伍德被殺案殺人嫌疑犯的調查。至於其它方面的濫用職權，起訴書並沒有指控，例如，薄熙來在重慶打黑唱紅抓人多少人呀，殺人多少人呀，一個都沒有提。但就上面兩方面的指控提出的證據看，也是非常非常弱的。 法庭對薄熙來濫用職權指控提出的證據相當弱。     如果要做實上面兩項指控，需要傳喚很多很多的證人，需要很多很多的證詞，至少需要傳喚重慶市當時的市委常委，也需要傳喚公安部的人問問薄熙來是否在免除王立軍公安局長職務的時候，徵求了公安部的意見。顯然像劉光第、郭維國這些重慶公安局、政法委的人也可以出來證明到底薄熙來是如何阻礙谷開來殺人案調查的。但實際上，法庭對這第三項指控提出的證據相當弱。如果以這樣的證據去審判一個人，特別是定一個人重刑的話，那是在開玩笑。     第一，剛才已經有人談到，辯護律師不力。辯護律師不給力體現在太多方面了。我不知道中國從什麼時候開始不讓辯護律師跟被告坐在一起。     李進進：從來就沒有這樣的事。     高光俊：我有一天去聯邦法庭，突然停到罰法官叫喬治•柏德基，我有點驚訝，這不是前紐約州長嗎？只見一大幫律師圍著他，柏德基本人也是律師。在整個過程中，柏德基一句話也沒有說，為什麼？在美國法庭，即使你是非常能幹的律師，你也不能亂說，因為你是被告，你說的話會成為證人證言。在這個案件中，他是性侵犯案件的被告。一個上午的時間，為了選陪審團，他一句話都沒有。在薄熙來審判中，我們只聽到不多的辯護律師的聲音，基本上是薄熙來在講。至於辯護律師其他方面的責任，雖然不能像剛才進進說的那樣，在法庭上對每個證據的點點滴滴進行質證，但律師還是有責任對全部證人證言檢驗一番，到底這些證人證言是怎麼回事？ 薄熙來的律師做的工作比較有限。     在這方面，我們似乎看到薄熙來的律師做的工作比較有限。胡平剛才提到的一點我覺得是有道理的，在中國的辯護律師根本不可信，如果是政府指派的，他可能把你的辯護策略告訴了當局，這樣導致辯護律師作用不大。     陳小平：在薄熙來審判中，辯護律師還是說了不少東西，只是跟薄熙來在法庭上說的話比，辯護律師說的話算少的。在這次審判中，我還聽到輿論誇辯護律師，與薄熙來配合默契。這次律師辯護，也被認為是一個亮點。     張艾枚： 辯護律師的確為薄熙來說了話。     李進進：在薄熙來審判這個案件中，他的律師還是做了不少工作。     高光俊： 在美國這邊的法庭，基本上是律師在法庭上表演。      第二，證人問題。我們剛才已經談到，被告的證人一個都沒有。其實，被告也可以提供很多證人的。政府方面出場的證人也寥寥無幾。連谷開來的錄像算三個半。     第三，證據的採用不合法。集中的一個體現就是庭審前，案件的調查和證據的收集都是通過中紀委進行的。中紀委不是一個合法的偵查機構，它也沒有把它的材料變成合法的證據材料。     第四，按照西方刑法原則，一般都是無罪推定。如果法官認定他無罪，檢察官就有責任去證明被告有罪。這個原則在中國司法實踐中無法體現出來。     第五，庭審不符合標準，包括與證人的對質，夫妻之間不能互相作證等等。     第六，一個比較大的弊病是，庭審過程發現了一些新的線索，但法庭忽略了，沒有繼續追究下去。例如，薄熙來最後陳述時，他認為王立軍最後叛逃的原因是因為姦情，這一說法把整個案情給翻過來了，王立軍叛逃與叛國無關了；此外，還提出谷開來拿回去王立軍的鞋，薄熙來讓張曉軍扔掉，薄熙來還把王立軍的情書搶過來了等細節，這些新線索可能是中紀委和其它機構沒有的，中國的法庭在發現新的證據的時候，是否應當重新審理案件呢？尤其薄熙來披露出來的線索牽涉到整個案件的性質。     陳小平：在這個案件中，我想法院沒有這個權力，也沒有這個膽子。     高光俊：如果法院沒有這個權力，可以把這個案件駁回檢察院重新偵查。     陳小平：好像導演也沒有安排這一幕。     高光俊：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陪審員問題。中國過去是有人民陪審員制度的。 庭審過程發現了一些新的線索，但法庭沒有繼續追究下去。     陳小平：中國律師劉曉源在審判薄熙來的第一天，就指出了陪審團方面的問題。他說從濟南中院微博獲知，薄案合議庭成員全是法官，並沒有人民陪審員，這個合議庭組成，嚴重違反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該決定第二條，人民法院審判社會影響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人民陪審員和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辯護律師不知有此規定，還是不敢提異議？     高光俊：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這個案件會有一個大陪審團，陪審團成員的選擇是一個非常嚴厲的過程。剛才小平提出審完了之後如何判，整個是一個內幕，在這邊，審完之後有罪無罪，這是陪審團的事情。 審判薄熙來是薄熙來事件的高潮     所以，除了我剛才說的幾點新穎之外，沒有任何因素能讓人相信這個案件的審判能有什麼新的司法動向，昨天我與一批大陸來的局外人吃飯，他們說："這個事件醜，這個審判也是出共產黨醜，越審越醜。"現在看，薄熙來倒下去是應該的，這個人狂妄自大，而且在法庭審判這種場合把谷開來是小人，有病，吸毒，別的人是瘋狗呀，到了最後自辯的時候，還曝出王立軍追他的老婆這樣的醜聞，一個政治局委員級別的人，為了在法庭上證明自己無罪，居然把自己的家醜捧出來，他這樣的人在中共官場上不去也是情有可原的。     何頻：你前面都講得很好，後面說的把你前面的全部推翻了。你還是在為黨說話，還是相信常委比薄熙來純潔。     高光俊：這一年多來，薄熙來事件真是一個大秀，遠遠超出當年上海灘的故事。審判薄熙來是這個事件的高潮，但是我覺得還沒有完。我預計在薄案之後，還會牽涉新的人出來。北京傳的比較凶的是倒周永康。這是第一個要牽涉到的。還有一個未完成的案件是薄瓜瓜，庭審顯示許多事情牽涉到了薄瓜瓜，法國那個豪宅是不是他的？薄瓜瓜是個直接收受賄賂者，這個人如何處理？     胡平：中國法律有規定，這種情形叫"特定關係人"利用影響力受賄。     高光俊：我認為薄瓜瓜應該考慮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匯報》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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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薄熙來案件公開審判方面的最致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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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案件公開審判方面的最致命問題 Sep 21st 2013, 21:29, by 曾雙 《匯報》記者  柯宇倩 濟南審判薄熙來，讓不少人有霧裡看花感覺。中國研究院8月27日邀請紐約律師李進進、高光俊、葉寧，法學專家陳小平、《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研究員張艾枚、政治評論家何岸泉、《世界日報》評論家孟玄探討薄熙來審判。  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發起成立的中國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於紐約舉辦首場研討會，探討"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問題與前景， 第二次研討會2013年6月9日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關注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中國研究院第三次研討會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主持，以下為會議發言內容整理。  會議主持人、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本文所有照片均为《匯報》記者柯宇倩攝) 何頻（主持人、明鏡新聞出版集團董事長）：            因為時間不長，我不希望每一位發言者對薄熙來案件作客觀分析，而更希望各位盡量表達個人的見解，獨特的看法。我也不希望各位"換位思考"，國內來的人總喜歡和我講"換位思考"，我很不理解，如果大家都"換位思考"，天下不亂了嗎？警察如果"換位"從小偷的角度，就不該抓小偷；小偷如果"換位"從警察的角度，那就自己自己把自己抓起來好了。中國很多似是而非的口號、流行的說法，顯示這個社會不亂沒有道理。我們在海外，就別把自己"換位"成國內人，我們在海外的角度，才是價值所在。如果我們在乎當局能不能接受，在乎國內能不能接受，那我們不必開這個會了。我們需要的是獨立的思考。  現在，請陳小平博士先講。 天朝百姓搭便車看到了沒有先河的公開審判 　　 陳小平 公開審判存在四大問題     陳小平：薄熙來案件第一審審完了，法律界的各類專業人士，特別是一些刑事法律律師和學者諸如重慶黑打期間被黑打的律師李莊、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對庭審的評價很高，持這種讚賞看法的也包括今天在座的葉寧律師，他們代表法律界部分人的看法。例如，李莊說"濟南這次審判，對外界一些'秘密排練、背劇本'等謠言帶來了粉碎性的打擊，而且大家也都看到了，法庭上無論是公訴人、辯護人，還是被告人，都是在竭盡全力，真刀實槍的博弈，完全不是像謠傳的'演戲'"。     高光俊：是不是還有賀衛方？     陳小平：賀衛方不在我上面說的讚揚這次庭審的法律界人士之內，他的主要觀點是批評性的，雖然他也肯定了這次薄熙來審判有限的進步，但他的重點是批評訴訟過程中的不公。例如，他提到，前來出庭作證的人，統統都是控方證人，而支持薄熙來方面的證人，一個都沒有。     剛才主持人何頻聊天時提到的薄熙來到底有不有罪的問題，我的發言不想涉及薄熙來有罪還是無罪這種實體性問題，我的發言主要集中在薄熙來審判程序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某些人高度評價的公開審判這一方面。 法學博士陳小平。 　　中國法律對公開審判的規定非常模糊，具體指導公開審判的司法解釋也不多。例如，法院公開審判是哪些機構需要公開審判呢？我為什麼提出這個"哪些機構"問題呢？這是因為中國能介入薄熙來司法審判過程的並不只是濟南中院的法官和薄熙來一審的合議庭，薄熙來案件一審結束後，現在法院已經進入黑箱作業狀態，薄熙來案件應當怎麼判，也應當是公開審判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也應當是公開審判的內容，這個過程要不要公開？現在看來，它是不公開的。我們都知道，在薄熙來案件的合議庭之外，濟南法院還有一個審判委員會，它是不是介入了薄熙案件審判和判決過程？它的活動要不要公開？我們也知道，濟南法院有共產黨黨組，它是否介入薄熙來案件的審判過程？它的活動要不要公開？領導濟南中院的是中共濟南市委政法委員會，它有否介入薄熙來審判過程？它的活動要不要公開？我們也知道，中紀委深深地介入了薄熙來案件，它的活動要不要公開？     高光俊： 據小道消息，這次審判薄熙來，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指導小組，有中紀委、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山東省委組成五人領導小組，坐鎮濟南，指導審判，直接向中央匯報。所以前面的人都是幌子。     陳小平：第二個，公開審判是對誰公開？按照公開審判定義，我們都知道，這主要是指司法審判活動對媒體公開和對公眾公開。台灣那邊說就是庭審對非特定公眾的公開，這個非特定公眾我理解的是，它與大體上誰都可以去買的樂透差不多。中國法律有大體上的關於對誰公開對誰不公開的規定，聽起來是靠近宇宙真理，但我們都知道，能夠進入薄熙來案件審判的法庭，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權利，而是天朝某些臣民的特權。這說明，薄熙來審判並不對非特定人公開。     中國律師浦志強就認為這次薄熙來審判公開程度不夠，他對薄熙來審判的批評，既有這個案件的審判沒有與時俱進，也包括公開審判不夠，它指的就是微博直播這個東東。在接受採訪時，他說，他根本就沒有打算去濟南旁聽審判，當局就將他軟禁在家，哪裡都不許去，假設浦志強是準備參加旁聽薄熙來審判的非特定公眾，他的這個機會就沒有了，也就是他沒有機會去買"樂透"。 領導濟南中院的政法委員會的活動要不要公開？ 　　何頻：浦志強的個案可能沒有一般意義。 　　陳小平：當然不能拿浦律師個案代表整體，但我還看到過各種報導，許多薄粉有興趣去旁聽，但他們多數在到達濟南中院之前就失踪了。迄今為止，我沒有聽到非特定公民有機會拿到官方報導的110張旁聽票中的一張。濟南法院將公民的旁聽權利變成百姓的旁聽特權的做法，讓薄熙來案件的公開審判打了大折扣。 　　與公開審判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審判中的哪些內容可以公開，哪些內容不能公開。這是這次薄熙來審判中最大的貓兒膩。北京搞的微博直播這東東與直播有很大差異，鮑彤的文章中講了四個差異，我認為微博直播與公開審判的最大距離是時效的滯後性，借助時效滯後性，當局就能摻假，這讓公開審判又打了一次大折扣。 　　通過挑選特權觀眾參加庭審旁聽，限制了公開審判的對像，再通過微博直播的滯後性把一部分敏感內容甚至與案件有關的核心內容或最有新聞料的內容過濾掉，再加上我前面說的，我們現在不知道法院關門之後是誰在黑洞中決定薄熙來的刑期，構成這次審判薄熙來公開性方面的三大問題。     此外，最大的一個與公開審判有關的問題是，審判這個案件的人無權判決這個案件，而最後能判決薄熙來案件的人在黑洞中作業，而公開審判的陽光無法照進這個黑洞，這是薄熙來案件公開審判方面的最致命問題。（《匯報》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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