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思在《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提到，二十世纪初，乱世中求生的中国南方各内河航运公司，为避开军阀、土匪、贪官污吏无休止的敲诈 勒索，纷纷拉拢在华洋商入股，或每年支付高额"挂旗费"，在船头悬挂起护身的洋旗。一时间中华大地的江河中，列强旗帜迎风飘扬，风光无限。
善于算账的吴思先生，为不得已而挂洋旗的船商们详细地算了一笔。对比高额"挂旗费"与军阀、土匪、贪官污吏的盘剥，最终发现商人们果真还是大大地赚 了。由此进行深层推论，作者得出了"洋旗的价值取决于暴力，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结论。既然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那么，一面洋旗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暴 力集团和暴力形式？
当时，船商黄瑾瑩与法国吉利洋行在重庆合办了航运公司聚福洋行，实际是掏钱从法商处买来了悬挂法旗的权利。黄瑾瑩说："聚福洋行凭借这块'法商'的招 牌，在那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确实减少了许多麻烦。十多年来，船未打过兵差。在那个时期，有所谓营业税、直接税、二五税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但聚 福洋行从成立到结束，从未完纳过任何一项税捐，因而避免了军阀的压榨。"
书中还举了蜀江航运公司的例子，该公司成立于1915年，有一条元济号轮船。由于官府刁难，土匪堵劫，负债累累，股东们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出资最多的 马则卿苦苦支撑。1917年，川军与滇军开战，滇军把元济号扣下当差，半年后放归。返回重庆后，北军又扣船运送军需。北军撤出四川，元济号刚刚开始在重庆 宜昌之间运营，又被宜昌的北军扣用。无奈之中，马则卿邀请法商麦司洋行入股，蜀江公司改称麦公司，元济号挂上了法国国旗。次年川军和滇军再次开战，重庆卫 戍司令王文华又把元济号扣作军用，结果法国领事出面交涉，军阀被迫放船。由于战事不断，交通断绝，元济号成了唯一安全运营的交通工具，生意红火之极。八个 月之间，清偿了以往的债务，还有数千两银子的利润。
船商们还必须面对官府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御史董丙炎上奏说，商民在缴纳厘金的时候，要遭遇许多需索留难："譬如一船到 卡，未完厘以前，必须花钱报到，名曰挂号。既完厘之后，又须花钱请行，名曰打号。否则将船扣除不得行，是为需索一类。又如一货到卡，初卡既已全完，至中卡 必照数而议加，名曰补票。中卡业经补过，到末卡又必照数请益，名曰加票。否则将货盘查，必至稽延时日，而损伤更多，是为刁难之类。此外如任意取货，曰叼 光。无故挑钱，曰加水。强名偷漏而议罚，妄指用物而充公。种种节外生枝，无非于中取利。"刁难船商的不仅是厘卡税务官吏，从上到下，每个有伤害权的衙门和 官吏，都在努力行使这种权力，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各路军阀何以理直气壮地征收各类苛捐杂税，甚至随意扣留商船作军用？贪官污吏何以随意设卡收费？因为这类暴力集团在形式上代表的是国家与政府，而你是 这个国家的公民（或臣民），政府有权力收税、设卡、私产征用，公民有义务纳税、交费、服从征用。这在当时也许都是形式主义，但形式的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暴 力。有形式掩盖，你这个公民若不尽义务，他们伤害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这便是暴力的第一种形式："合法"伤害权力。
各路占山为王的土匪强盗也是船商们的大敌。黄瑾瑩说："法国人每年每月拿了我们的'挂旗费'，也势必要出面为我们撑一下场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利洋 行除派沙礼担任法方经理而外，船长也是由法国人来担任，每艘船上还派法国水兵五六人担任护航队。在匪风猖獗时，又有法国兵轮护送。船上不仅涂着、挂着法国 旗帜，还写上'法国商船不装士兵'，而且不许中国乘客走上轮船的三楼。我们的轮船得到这样的掩饰、庇护，所以在我们内河畅行无阻，甚至任意开辟航线。"
乱世是匪盗们的时代。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是大匪，占山为王、小打小闹的是小匪，即土匪。小匪把"买卖"做大了就可能变成大匪，大匪"亏损"了就可能 变回小匪。但大匪与小匪在形式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代表的是政府，握有"合法"伤害的权力，他们伤害你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后者没有政府作幌子，握有 的只是非法伤害的权力。也就是说，从形式上讲，土匪伤害你这个公民是得需要理由的（因为没有理由，所以他们也就从不讲形式）。
非法伤害权力与"合法"伤害权力相比也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握有"合法"伤害权力的暴力集团，在实施暴力时必须顾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尽量不能把脸皮 撕破。而握有非法伤害权力的暴力集团没有脸皮，也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施暴了。但土匪终究实力弱小，再毫无顾忌其破坏性也有限。而政府实力大破坏性也大，狗急 跳墙，若他们也撕破脸皮，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中国百年转型史上，这种政府不要脸的事例是很多的。
洋旗不仅管看，也确实管用，土匪、军阀、贪官污吏纷纷望而却步。那么，洋旗本身所代表的又是什么暴力形式呢？正如吴思先生所说，法商倒卖给聚福洋行的 乃是法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法国公民纳税之后，便获得了要求政府保护的权利，法国政府则有义务在世界各地保护自己的公民。这个 以契约为原型的道理，保证这种契约不落空的制度，来自卢梭等人掀起的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吉利洋行向聚福洋行出售的，也是启蒙运动 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中的公民的权利。这些东西在中国格外值钱。"
聚福洋行向法国政府购得"公民安全"后，买方成为享有该"公民安全"的权利主体，卖方则成为保障买方"公民安全"的义务主体。因此，法国政府有义务对 威胁聚福洋行安全的暴力集团同样施以暴力。但此时法国政府的暴力可以说是经宪法确认与规范的，是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的，旨在保护而不在伤害。这便是 实实在在的合法伤害权力。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暴力形式已愈加趋向完善，成为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保障。
无论何种形式的暴力，都是带有伤害性质的。所不同的是，合法伤害权力是经过宪法确认和授予政府的，且旨在保护而不在伤害——这是一种阳光下的合乎正义 原则的暴力形式，我称之为白色暴力。非法伤害权力则与之相反，它完全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由暴力集团操控，并以维护操控者的利益为唯一目的——它是最原 始、最本质的暴力形式，我称之为黑色暴力。"合法"伤害权力的位置则比较尴尬。它本质上与非法伤害权力相同，却身穿一层经过伪装的"合法"外衣。鉴于吴思 先生所创造的"灰钱"、"灰帮"等"灰色概念"，不妨称这种暴力形式为灰色暴力。
前文我说过，小匪可能变成大匪，大匪也可能变回小匪。也就是说，这三种暴力形式是可以相互转变的。吴思在书中举了李自成的例子："李自成在'流寇主 义'时期，一路烧杀抢掠。《明史纪事本末》说：'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后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李自成 '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侈然意味天下莫与争，'觉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了，便把江山看作自己的地盘。于是行为大变。'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 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这就是黑色暴力转变为灰色暴力的例子。做流寇土匪毕竟收益少、风险大，决非长久之计。一旦"买卖"做大就有必要放远眼光，从"千秋基业"上考虑了。再如土匪般不顾脸面毫无"诚意"，岂能服众？
可以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一直处于非"黑"即"灰"的状态，所以我还真找不出"灰"变"白"的例子。不过幸好我们还有个台湾岛，台湾自八十年代解禁后，政府的暴力形式由蒋氏的灰色暴力质变成了总统立宪下的白色暴力。
白色暴力一经生成，主动权便掌握在公民手中，它很难再蜕变回去。但由于"灰"与"黑"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两者间的转变是很频繁的。百余年来，中国大陆 一直在"灰"与"黑"间徘徊不定，我们一直都没有真正属于民众自己的旗帜，现在差的只是最关键的一步，迈向白色世界的那一步。
李对龙，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