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诱人的年代，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人生的际遇脱不开时代背景，即所谓"时势造英雄"，这是贯穿古今的公式和共识。因而回首民国，可以认识许多丰富动听的人生，也可以认识许多跌荡浮沉的人生。由帝胄而傀儡，由皇族而草民，由爱国者而卖国贼，由地痞而绅士，由戏子而"博士"，由娼优而名流，由富豪而乞丐，由草寇而将帅，由权贵而囚徒，由热血青年而汉奸败类……形形色色的个体人生轨迹纷纷亮相，反差之大，变换之快，涵盖之广，在从前和后来，恐怕都是难得一见的。人生的起落，概括起来，其实不外乎两类:发达和败落。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套用于此，那便是：暴发户都是相似的，败落者各有各的败笔。
民初的一些政客、军阀、王公，走马灯似地轮流上台下台，大多尝过败阵的滋味。有人习惯于拿政治生命当秤砣来衡量人生的一切，实非恰当。政治上的失势，对民初的某些人物来说，还算不上彻底的败落，他们的生存环境、状态和心态大体依旧。例如"张勋复辟"的闹剧落幕后，张勋在天津的租界里仍然锦衣玉食，不改奢华之色。他名下有无数房产、几十家企业;他与实权人物张作霖、两位国务总理靳云鹏和潘复以及江西督军陈光远等结为儿女亲家，和各路名流周旋应酬;他死后备极哀荣，葬仪耗资10万，与袁世凯的治丧费用相仿。类似于张勋这样的人物，在民初并不少见，官场失足，军权旁落，日子却过得有声有色，"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可谓失势而未落魄，这也体现出一种较为合乎情理的世道。而另一类，其实也更值得一提的，是将"原生态"连根拔起的整体上大起大落的人生。
张学良属于这一类人中典型的一例。他自小过着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的日子，不及30岁就成了中华民国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西安事变前，生活之于他，只有一面，没有另一面。西安事变那年，他年仅36岁，一夜之间，便从人上人化为阶下囚，滚到了人生的另一面。抗战时，张学良一度被拘禁在贵州的乡下，曾对代表戴笠来探视的军统特务叹道:"我活了半世的人，以前确不知道生活的艰难，而今却不同了，譬如说吸香烟，从前不管什么烟，抽不到半截便随便扔了，而今么，就要把烟头都吸完，并且觉得很有味道呢。又譬如穿鞋子，现在穿的是布鞋子，我常常对四妹(赵四)说，我走路都是捡土中走，竭力避开踏着石头，怕布底容易磨成洞，这就是才知物力之艰难。"从生活的末梢和细节上，最可见一个人的真实处境和心态，张学良此时，确如一只落地的凤凰，纵有天大的能耐，除了叹息，也已别无选择。
和张学良有些类似的，是上海的闻人邵洵美。邵生在名门，与李鸿章、盛宣怀沾亲带故，继承过万贯家财，一家五口，一度被三十多个仆人伺候着。邵属虎，年轻时，"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式酒店，邵每过生日，事先必在"一品香"定做一个和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邵落难于20世纪50年代末，因"肃反"的余波进了提篮桥监狱，和"胡风分子"贾植芳成为狱友。时逢三年困难时期，贾植芳后来回忆:"早晚那两餐稀饭，都是些汤汤水水，除去一些烂菜皮，米粒历历可数;中午那一餐干饭，其实是菜皮烂饭，形同烂稀饭，用筷子都挑不起来。"犯人们领回饭，都倒在自己的搪瓷缸子里，吃得很慢，有如品尝，还都舍不得吃完，余下一半，在两顿饭之间再"品尝"一次。贾植芳说，唯有邵洵美，不听大家的经验之谈和好意劝告，总是一气吃光、刮光，并一再念叨:"我实在熬不落了!"
袁家某些后人的某些做派，也很值得一提。袁世凯过世后，起初几年，袁家还能维系与从前相差无几的舒坦日子。袁的一个儿子在燕京大学念书时，不住宿舍，每天包车上学，佣人跟着。课间休息时，佣人须行使职责———递擦脸手巾、香片茶、三炮台烟。但架不住坐吃山空，非长久之计。袁的另一个儿子袁克端终因挥霍无度，加上夫妻都贪恋烟榻，又别无他技，后来落得一天只能得到一块钱生活费的惨淡地步。即便如此，当梅兰芳来天津演戏时，袁氏夫妇还是当了一件皮袍定下包间，同去听戏。
张、邵、袁三人的境遇，通达时没什么可比性，罹难后却能看出些许分别。邵与袁属于地道的花花公子，逐享乐而不计后果，即便败落到极点，也依然"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习惯，不如说是他们的本性，可悲和可叹之外，也透着几分可爱。鲁迅就说过类似的话：宁愿与破落户来往，也不愿意和暴发户打交道。张学良则能感到"物力之艰难"，甚至能做到量力而行。以小见大，他在一些事关兴亡的关键场合堪当大任，不是没有缘由的。就心态而论，三人似乎差不多，估计都只能自叹悲凉了，倒是另一个"破落户"，与他们又有几分不同。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曾和我谈起，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他陪教育长宋振庭造访张伯驹。当时张住在后海附近的两间小平房里，室内陈设简陋，生着炉子，烟熏火燎，客人坐在凳子上。张曾为直隶总督过继子，和张学良同称"民国四公子"，过过一掷千金而不眨眼的日子，此时也可谓从生活的顶端跌到了底层。令人不免感慨的是，身临反差如此之大的境遇，张伯驹言谈自若，没有丝毫失落感，一副平和、恬淡的神色，尽显不俗、不恶、不卑的节操和魅力。或许可以说，张伯驹承传了苏东坡身上的某些人格衣钵。
人生的一切，都含着变数，这大概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只不过民国前后的这种"变数"太多而且太快，富不过半代的例子遍地都是。贾植芳在忆述邵洵美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的穷通祸福原来不过一张纸的两面。"意为很容易翻过来。这张纸一旦翻了过来，便如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里，小康人家和豪门巨室之间，是能够画等号的。
刘仰东，《中华读书报》2013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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