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日星期六

明鏡歷史網: 思郁: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问题与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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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郁: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问题与迷思
Nov 2nd 2013, 12:36, by 明鏡雜誌


美国文学理论家雷纳·韦勒克在他的经典之作《文学理论》中,质疑文学史的书写: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有可能吗?大多数注明文学史的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文学作品的印象与评价。我们会习惯上认定,一部文学史,首先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才是文学的排列组合,换句说,文学史的写作首先要遵循历史的设定,大多数文学史会根据政治变化的发展进行分期,这样以来,文学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所决定。除了那些很明显的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学史写作,还有那些更为隐秘的政治属性隐含其中。很简单的一点,我们会把文学史分为各个朝代和国别的文学史,这是最为基本的常识,但是这种常识隐含的确实一种政治而非文学的观点。

文学史不能独立书写,它深深浸淫于时代的文化发展语境之中。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让文学史的书写醒目而超然,尽量摆脱其他因素影响的同时,把关注的重心置换到作品与作家的影响力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引申出文学史书写的三个基本要点:文学史的书写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如何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对文学的影响变成一种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左右文学发展进程的力量;另外一个方面,文学史的书写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文学史离不开对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与取舍,离不开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纠结,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文学史如何选择作家与作品,根据什么样的标准选择,这就是涉及到第三个方面,文学史的书写是一种经典的重构,那些被选入文学史的作品与作家意味着他们在我们时代中的重新复活。文学史的书写意味着话语权力的完美媾和,而那些被舍弃的"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意味着下一个时代的文学语境的转换。

之所以在开始评述《剑桥中国文学史》之前铺垫这么多,只是想说明每一部新的文学史的完成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挑战。文学的序列永远都在变化,而在这个剧烈的变动过程中依然保持岿然不动的经典作品与作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永恒性"。正如韦勒克所言,"一部个别的艺术作品在历史进程中不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当然,艺术确实也有某种结构上的坚实特性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不变的。但是,这种结构是动态的;在历史过程中,读者、批评家和同时代的艺术家们对它的看法是不断变化的。解释、批评和鉴赏的过程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并且看来还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或者,只要文化传统不完全中断,情况至少会是这样。"而"文学史的任务之一就是描述这个过程。另一项任务是按照共同的作者或类型、风格类型、语言传统等分成或大或小的各种小组作品的发展过程,并进而探索整个文学内在结构中的作品的发展过程"。(《文学理论》)

《剑桥中国文学史》之所以在众多同类著作中如此引人注目,表面上是因为此书的编撰囊括了了西方汉学界众多研究中国文学的知名学者,孙康宜和宇文所安的主编,艾朗诺、傅君劢、康达维、田晓菲、商伟、王德威等等分别撰写不同的章节,基本上代表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但是在我看来,除了以上提及的原因,本书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缘由,考虑到这套上下卷的中国文学史,绝大部分的章节都是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诠释,涉及到现当代文学的部分少之又少——尤其是简体版中又删去了1949年以后的部分章节——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文学观念解读中国传统文学的集之大成者,尤其是引入现代性的观念,让传统文学复活于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可谓新颖而夺目。相对于那些固守着一种本土观念,甚至不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当作指导思想的文学史书写,《剑桥中国文学史》引入的不仅仅是新的文学史写法,也是观念的碰撞,思想的冲击,最终激荡而引发的文学史新格局的排列组合,有望改变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陈旧范式。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卷第四章"文化唐朝"中,宇文所安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中国文学对历史细节的注意和保存使它很适合文学史。在历史这一媒介中,作家和作品的位置得以确立,价值得到承认。中国传记并不旨在记录内在的'人'的故事,而是一系列官职、交游和旅行,这一切把个人定位于帝国的社会性和地理性空间里。'内在的人'在个人的写作里得到呈现,传记的框架确立了写作的语境。"他在这个章节里主要提及了"寒山诗"现象。在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这位大概生活在七、八世纪的中国诗人,几乎没人在意,最多偶尔提及,一笔带过。但是这位诗人,先是经过日本的翻译传播,大受推崇。正是在日本,寒山的诗歌,引起了美国著名诗人,"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盖瑞·施耐德等人的注意,开始翻译成英文。这种引介以及通过"垮掉的一代"作品中对寒山诗的渲染,引发了更多人对寒山诗的兴趣。寒山诗在美国的流行与传播,才重新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这位文学史几乎被忘记的诗人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重新占据了中国文学史。

寒山诗只是一个个案,从一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到现如今占据正统文学史的一席之地,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疑问其实也是《剑桥中国文学史》所想要极力阐明的。宇文所安在上卷导言中提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一直都是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它对文学的叙述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史里面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当代文学史家既不能简单复制标准的叙事,也不能对标准的叙事弃如敝履。我们这里试图面临的挑战,是写出一部不简单重复标准叙事的文学史。最终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愿望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标准文学史叙事本身变成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没有一部文学史是完全独创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往往把独创性误认为仅仅是对传统的背离。早些时期,人们对文学创造的本质已有了较充分的理解,认识到纯粹独创性情节或题材的艺术价值是很小的。库提乌斯在《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他所说的平常话、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意象等在文学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平常话、主题和意象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一直流传下来,渗透到现代所有文学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因为他使用、改编和修饰了自古代起既已认可了的传统主题和意象而感到缺乏独创性。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内进行创作并采用它的种种技巧,这并不会妨碍创作作品的感性力量和艺术价值。只有当我们的研究工作达到了衡量和比较的阶段,达到显示一个作家是如何利用另一个作家成就的阶段,而且只有当我们因此看到了作家那种改造传统的能力的时,我们才能谈得上接触到了这类研究中的真正批判性的问题。正如韦勒克所言: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是文学史的一项首要任务。

但是一部文学史,无论如何庞大,也不可能完全囊括所有的作家和作品,更何况还有很多已经被历史的风尘湮没无闻的作家,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数不胜数。一部正统的文学史不是为了寻找那些失踪者,他们所起到最为核心的努力是使那些曾经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如何在我们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复活,为我们当代的写作提供某种精神食粮,传统借鉴,指引我们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活力与源泉。让中国文学,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形成一副完整的、统一的、高度契合的文学精神版图。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要求《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这套上下卷的煌煌巨著还稍嫌薄弱,它只提供了清晰而大概的写作脉络,无心书写一本完整的文献式的文学史。很明显的一点,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竟然没有任何中文著作的参考文献,多少有些难以信服。由此引发的忧虑,这些海外学者,就算掌握了多么新潮的文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也无法弥补他们在历史细节上的缺憾,犀利的读者们早已发现了很多细节上的错误。最为重要的一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可以看作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大规模"现代化诠释"的新尝试,如何让这种尝试不要坠入西方殖民主义的迷思,这背后还有很多问题都需要慎重对待。

书名:剑桥中国文学史(上、下卷)
作者: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
出版:三联书店2013年6月第一版
定价:147.00元

思郁,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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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陈云、康生与延安干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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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康生与延安干部审查
Nov 2nd 2013, 06:12, by 明鏡雜誌


    在延安的党内斗争中,陈云和康生都支持毛泽东,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的政治品质有天壤之别。陈云是一位高风亮节和光明磊落的伟人。而康生则是品质恶劣的政治投机者。延安审干本来由陈云负责,陈云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绩。由于种种原因,从1943年4月起,康生开始主导审干,破坏了已有的工作制度。这是延安审干误入歧途导致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一

  在粉碎四人帮后,陈云第一个主张为老干部平反。他利用各种场合多次呼吁党中央尽快纠正冤假错案。特别是他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成为投向两个"凡是"的重磅炸弹。他要求撤消中央专案组,把党内材料移交中组部,结束既有中组部又有专案的不正常的状态。[1]这些意见主要为了纠正文革错误,同时也反映了他早在延安时期就形成的关于审干工作的一贯主张。

  从1937年12月到1944年3月,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一职共7年时间,审查干部是他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一期间,陈云根据中央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审查干部的原则和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些原则和政策随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完善。《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收入了他在这一时期有关干部工作的一些重要文献。其中不少是关于审干或涉及审干的。现将最具代表性的4篇文章概述如下。

  1、《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

  这是陈云在延安抗大的一篇演讲,当时他担任中组部部长不足一年,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在这篇文章中,陈云把干部政策通俗地概括为"用人之道",提出了堪称经典的干部工作"十二字诀":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所谓"了解人",指的是看人的思想方法。这实际上也是负责审干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陈云指出,看人有两种毛病,一种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另一种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他的结论是,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可以看出,"了解人"在当时主要指审查干部的长短处,包括能力大小,品质优劣,以便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是因为在抗战初期的延安,我党的干部人数较少,成分比较单纯,主要由经历过战争或长征考验的人员构成,来自根据地之外的干部,或奔投延安的青年并不多。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了解人"范围和重点也随之改变。

  "气量大"和"用得好",讲的是用人方法。

  关于"爱护人",陈云讲了四点意见,第三点涉及到审干,陈云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陈云举了两个涉嫌托派的案例,其中一个还是他亲自处理的,说明澄清历史问题对于保护干部的政治生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指出,共产党爱护党员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都应该帮助他纠正,应当允许以功补过,将功赎罪等。

  2、《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年12月10日)

  这是作者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讲话的一部分。当时,我党正处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对根据地加强了渗透。文章所谈的问题之一,是"纯洁干部队伍",它反映了审干重点开始由了解干部的优缺点向分辨敌我的转变。

  陈云指出,边区的党员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有没有坏的呢?当然也有。坏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外面混入边区的,一种是边区的和平环境中产生的。这两种坏人已查出一些,现在还有未查出的,正在继续审查。在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要做好防微杜渐的工作。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既不要麻木不仁,也不要惊慌失措。麻木不仁会给坏分子以可乘之机,惊慌失措则会把事情捣乱。只要我们采取既坚决又稳妥的办法去做,纯洁干部队伍,巩固党的组织,是有保证的。

  3、《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1940年8月14日)

  这个总结是陈云为贯彻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的中组部文件。这个时期,延安和全国革命力量正处在顺利发展的状态中,边区的人员成分随外来知识青年的增长而日趋复杂。

  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出,在今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及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和党的叛徒们,都在用各种方法设法打入我们党内和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中以破坏我党和军队的时候,对于干部的审干、考察与教育,成为巩固我党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的疏忽,是可以造成极端严重的恶果的。我党过去在审查与考察干部方面注意得不够,全党今后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

  中央指示包括九条,明确规定了审干由各级干部科负责,在干部科工作的干部必须是经过考验绝对忠实于党的党员,且不宜随便调动。还规定了干部科的经常任务或工作范围,当前工作重点,各级干部科的不同权限,以及审干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如第五条规定除注意研究每个干部的长处外,特别要注意考察每个干部在政治上对党对革命忠实的程度。第八条规定在审查干部中,如发现某个干部政治上不可信赖,则须坚决撤消或调动工作;发现内奸叛徒则应坚决的清洗出去;但对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工作表现积极而忠实于党路线即本质上好的干部则应加紧教育。要向党内解释:审干干部是巩固党的一种重要方法,防止因审查干部而造成干部在工作不安的情绪,更须防止坏分子利用以挑拨党内的团结。这些规定都反映了形势的变化。[2]

  陈云起草的经验总结既体现了中央指示的具体化,也是审干经验的成熟化和制度化。它包括十五条。第一条讲审干有两个目的,不可偏废。一是为了发现干部的长处缺点,以便适当的培养使用提拔调动干部。二是为了发现党内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这项工作必须细心耐烦,既不能疏忽大意,又不能冤屈好人。第二条讲必须详细了解干部在入党前入党后的全部生活和奋斗的历史,从历史的具体环境中识别出干部的长短,查出谁是干部,谁是内奸。第三条,对不同类型的干部注意审查不同的问题。陈云讲了三类干部:长期在秘密党工作的干部,土地革命出身的干部,知识分子新干部。第四条,要做到党不害怕党员有家庭与社会关系,党员不向党隐瞒家庭和社会关系。党在鉴别某个党员是否忠实时,主要看党员本人,而不看他的家庭亲朋关系。第五条讲审干材料,主要根据本人报告,同时又必须在每个重要关节得到旁证。旁证越多越好,但须判断旁证是否可靠。如被审查者不同意证人意见时,在可能条件下,召集双方对质。第六条,审查干部必须注意每个关节,但又必须看他整个革命历史的趋势。第七条,每个问题的审查均须作出结论,以便以后考查。结论的字句均须有充分的根据,没有具体的证明不做武断的结论。第八条,对于某一干部的错误作结论时,应令本人出席,或将结论通知他,本人不同意结论提出的理由,必须给以慎重考虑与确切答复。第九条,审查干部时如遇疑问应坦白切实地向干部提出,不要含糊,同时使被考察者了解:考察每个干部是有益于党有益于自己的。第十条,审干机关应尽可能地从一个人的材料中去发现别一个人的材料,但是对于每个需要查明的材料,切忌悬案不决,必须彻底查清,使干部安心,使主管机关易于分配工作。第十一条,干部调动需要有鉴定与正式的介绍。第十二条,干部部门的干部必须经过考验或审查清楚,忠实可靠,必须坚守党的原则而不是感情用事。党一般不调动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积累经验。他们工作的决定必须经过党的常委或政治部通过,并报中央分局、总政、和中央登记。第十三条,审查管理干部的工作应统归各级干部科负责,游击区之各级党政民及地方武装的干部的审查,统一于地方党干部科。军队干部的审查统一于政治部干部科,干部科应根据自己考察干部的结果向党的常委和政治部提出调动和配备干部的意见,党委及政治部须尊重干部科所提的意见。第十四条,干部科应经常总结审查管理干部的经验并写成书面的材料。第十五条,愈熟悉各地党的历史与社会情况,则愈能正确的鉴定干部。因此,从省区党委到中央应有计划地搜集相关材料。

  4、《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1940年11月29日)

  《陈云文选》第一卷加的题注称,"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份讲话提纲,整理本文时,参考了他当时写的另外几份讲话提纲。"这篇文章其中有一章谈到"了解干部和审查干部",篇幅不长,但言简意骇地概括了陈云在审干工作方面的主要经验。全文如下:

  了解干部是制定干部政策的基点。审查干部必须区别好坏,了解优点和缺点。但在现状下(延安招生,全国一时有很多人涌进来),首先要区别好坏,这种审查是不可免的。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结论应该是不可反驳的。切忌以主观的推测为根据。不单看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实际。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不决定于家庭,决定于个人。不怕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不允许被审查者隐瞒社会关系。审查干部必须对党对干部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疏忽大意,不能冤屈好人。疏忽和冤屈都要承担责任。冤屈好人的责任并不小些。审查干部必须采取正当的方法,切忌耍手腕。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审查干部必须做出符合实际的书面结论。切忌含含糊糊和悬而不决。切忌空口无凭。

  这4篇文章都是陈云在整风之前写的。但是读了之后,笔者有一个抹不去的印象。仿佛它们是陈云针对后来审干出现的严重偏差而写的。有些语言,如"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简直就像直接鞭达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康生。陈云的审干思想中包含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不可违背的原则。一旦违背这些原则,审干就会出现问题,党的事业就会蒙受重大损失。

  二

  从我党的历史经验看,审干最容易出现的偏差不是坏人、内奸、特务漏网,而是冤假错案泛滥。

  审干的首要问题是由哪个机构审干。如果由组织部或干部部门审干,那么审干走的就是党内组织程序。搞错了,最多是开除党籍的问题。如果由保卫局、社会部、专案组等机构负责,那就不好说了。审干一开始就可能走上对敌斗争的反奸程序:发现嫌疑,先抓人,抓了再审,不怕你不交代。交代,有罪;不交代,对抗组织,亦有罪。

  接下来的问题是靠制度审干,还是用群众运动审干。如果按前者,就要建立与完善制度,培养专职人员,排除主观主义。如果用群众运动审干,就要动员大家相互攻奸,相互揭发,相互审查,那就等于没有程序。今天你当特务,明天是他,后天轮到我,完全依运动形势而定,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些问题上,延安时期的陈云与康生之间存在严重分歧。陈云主张,审干必须由组织部负责。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前面提到的1940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组部的两个审干文件。前一文件的第二、三、四条,后一文件的第十三条,都明确规定了审查与管理干部统归各级干部科负责的原则。1941年4月11日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审查与填写党表自传的规定》再次强调,"对于干部的全部历史总的审查由中央组织部负责。"[3]

  陈云坚持这个主张不仅因为审干理应成为干部部门的本职工作,更重要的,这是基于历史经验,其中还有血的教训。1931年,陈云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任中央特科主任。周恩来创立中央特科时借鉴了苏俄"契卡"的经验,其中一条原则是,不能把特科工作用在党内,不能对党内同志使用特工手段。不过,当时中央特科人员在党内没有完全隔离,一旦出现顾顺章这样的叛徒,党组织还是很危险。陈云接手特科后,迅速改变了这种状况。他在特科人员之间建立起单线联系,使他们不与党的其他机关发生任何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组织的安全性。

  与白区相比,苏区的审干是惨烈的。那时,我党缺乏经验,没有专门的不同于政治保卫机构的审干机构。审干与肃反往往不分。在对敌斗争环境的残酷环境下,由于缺乏有效的审查甄別程序,党内斗争,很容易引起相互猜疑。这是清党的由来。通常的,也是最容易实施的做法,是依靠政治保卫局实施肃反,其结果往往造成党内流血事件。

  在苏维埃运动前期,我党没有形成有效的审干制度。审谁不审谁,由谁来审,怎样审,什么场合下审,随意性很大。后来经过长征的考验,党内互信度提高,干部政策也逐步趋于完善。1937年5月,中组部部长博古在苏区党代会上首次把正确的干部政策概括为四条(陈云的"十二字诀"借鉴了这四条)。1937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明确规定军队政治机关的组织部"专负党的工作和干部的审查与政治干部的配备之责"。[4]

  陈云接任中组部部长后最大的贡献,是为党建立了完整的干部审查制度。前面引用的陈云文章对这个制度多有论述。这里再强调几点。

  一、审查干部统一归组织部或政治部负责。组织部设干部科,由专职人员按规范实施审查,使审干成为党内的正常工作。

  二、任何党员、干部都要接受组织审查。来延安的干部或青年学生,无论来自哪个地区、哪个部门、哪个级别,有无嫌疑,都必须持有正式介绍信向组织部报到,填写干部履历表,提供自传,回答组织的提问,接受组织的审查,待有了初步结论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三、组织部有责任了解每名干部的全面情况,包括个人经历,家庭出身,社会背景,是否忠诚,政治表现如何,有哪些优缺点和功过,能力专长等。

  四、设立长期保存的不断补充的人事档案制度。干部档案一般包括干部的履历表、自传,组织鉴定,有关问题的结论,经历证明,检举材料,谈话记录等。

  五、工作人员有责任把需要专项审查的问题明确告诉审查对象,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互信,使受审者愿意向组织坦白情况。

  干部审查制度的好处是明显的。首先,它把审干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用党内机构处理党内问题,实现了党内机关与对敌机关的职能隔离。审查中如果发现敌特问题,可以再移交对敌斗争机关。这么做可以有效地防止专政机关对党内生活的干预。反观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其最大的问题,是它拥有党内和专政的双重权力。

  其次,实现了审干由针对部分人和特殊问题的工作向经常性普遍性工作任务的转变。

  第三,有利于实现资料集中。审干必须掌握真实可靠的材料,材料越多,越容易分别真伪和做出正确的结论。在这项制度下,中组部成为延安唯一有资格领导和承担审干重任的机构。它不仅集中了所有干部的档案,而且还从各地搜集了用于鉴定干部的其他材料:如各地方党的历史及负责干部的情况;全国各个监狱、反省院、劳动营、干训团的情况;各省党的与非党的社会团体及其倾向;各地国民党及反共限共的情况,CC、复兴及日本特务托派分子和叛徒活动情形。

  最后,有助于消除审查者和被审查者之间的对立,有利于调动双方积极性,达到既清除坏人又保护干部的目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只举一个。刘家栋在《陈云在延安》一书中说:"不少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因种种原因造成了党的关系丢失,到了延安后,就找中央组织部联系,要求解决党籍问题。那时,敌占区、蒋管区无法去调查取证,敌后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块,也不好调查,只能在延安中央机关、陕甘宁边、晋绥边区尽可能调查了解,找一同来的同志取证。经过审查,大致有这样几种结果:到了边区以后,先去学校学习或分配工作,表现好,证据充分,可以恢复党籍;表现好,但证据不足,可以重新入党;否则不能重新入党,看以后表现再说。还有一种特殊的,就是家庭的、本人的社会关系都十分复杂,有利于开展工作,就先派出去工作一自段,待审查清楚再解决党籍问题。也有这样的个别联系的党员,他们的社会关系好或社会关系复杂,在边区外边工作容易开展工作,对他们也是锻炼考验。作为个别联系党员派出去时都向他们讲清情况,告诉他们工作一段时间,有了成效可找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决定哪个人为个别联系,由干部科提出,陈云同志决定。决定后,陈云同志和他们谈话。对这些出去的个别联系党员,都由我登记在一个厚本上,并附有档案。"

  陈云在延安建立的干部审查制度到底有没有效?现在不会有任何人表示怀疑。但是, 1943年4月,中共中央第二个"四三"决定,采信了康生关于"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的说法,其本身就是对干部审查制度的不信任。而康生接替陈云主持审干反奸,更是把审查制度抛在一边,先动用社会部的力量,以肃反方式审干,继之又搞群众性的抢救运动,结果如何?历史已做了结论,并且在文革后再次做了结论。

  [1]《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33-234页。

  [2]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3册,第527页。

  [3]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3册,第562页。

  [4]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3册,第485,495页。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副主任)

  罗燕明,人民网  200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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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吴兴唐: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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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唐: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Nov 2nd 2013, 06:14, by 明鏡雜誌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

  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中苏"十年论战",目标是批判"苏修",但我们国内是把这作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来对待的,进行全党和全民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第三,"十年论战",苏方有错,我方也有错。我方错在"左","十年论战"加十年文革,我们有20年是以"左"为指导思想的。

  第四,对于十年文革已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而对"十年论战"尚未有全面系统的总结。

  第五,近年来有一种文革思潮回潮现象。现在疏理"十年论战"的教训,目的是在于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经常警惕各种形式"左"的思想倾向的出现,坚定"主要是防'左'"的立场。

  本文根据部分史实,对"十年论战"作些探索和评议。评议并非结论,只是表示了作者的一些看法。

  一、中苏"十年论战"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一)"十年论战"虽然主要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但涉及所有共产党。从而促使国际共运大分裂,使国际共运迅速进入低潮。(二)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注意力集中于论战,错过了科技革命带动起来的经济发展黄金机遇期,经济发展滞后。(三)论战触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动。中苏关系破裂,美国介入,形成"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四)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维护了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并使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活跃起来。(五)就中共来说,论战是在"左"的思想越来越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我划线"和"以苏划线",除批倒苏修之外,还打击"一大批",孤立了自己。(六)我们错误估计形势,认为"帝修反"要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因而得出"要准备打仗"的结论。

  二、我方在论战中的主要"左"倾观点

  论战有一个发展过程。论战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算起。当时主要争论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1960年之后,争论在理论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全面展开。从"二十五条"到《九评》,论战进入高潮。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常委会讨论苏方2月21日来信,决定由写作班子起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共中央复信于3月9日发出。3月3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复信之复信。4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30日复信。毛泽东指出,从苏共中央这封长信来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我们要系统地阐述我们的观点,提出什么是国际共运应当采取的总路线。

  6月中旬复信经过两个多月的修改后定稿,于6月17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标题,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总路线的建议共有25条,因而也被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也为《九评》打下了基调。1963年7月6日到21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即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公开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8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指出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写作班子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指示,发表公开文章,全面评论苏共《公开信》,因共为九篇,故称《九评》。原来准备写十篇,即十评《公开信》。但是《十评》没有写成,因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14日下台。毛泽东于11月18日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并指示写作班子起草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定稿后于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发表。

  (一)"二十五条"对国际共运总路线、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这"二十五条",从现在来看,就是我党要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二十五条"批判了苏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的"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纲领。在此基础上,到文革时期,提出"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即认为世界革命中心,由德国转到俄国,现在已转到中国。形成国际共运的"三个里程碑",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在国内,强调"阶级斗争",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谋求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但从他的激进思想出发,要求"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早些快些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又把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未经实践验证的做法以至空洞的设想,都视为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我们自认为这一套东西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并且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出去。

  (三)对战后国际形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缺乏准确的判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10年恢复,在科技革命的引领下,经济有了发展。资本主义从大危机和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改变了完全放任自由的发展模式,代之以带有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阶层采取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及措施,实行广泛社会福利政策,缓和劳资矛盾和社会矛盾,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社会结构和阶级及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依然拘泥于列宁的论断,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战后的变化。

  (四)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论战开始时,我们提出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和做两手准备的思想。但随着论战的展开,我们对战后社会主义力量作过高估计。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派都列入打击的对象。之后,我们又错误估计形势,把新的世界战争描绘得过于严重,说成战争已迫在眉睫,丢掉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

  (五)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我们虽然提出过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道路的暴力与非暴力的两种可能性,但实际上着重批判"和平过渡"的思想。在论战后期,我们离开了两种可能性的结论,强调各国革命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必由之路。发展到文革时期,把我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说成是"普遍规律"。我们不但批判了苏共的"和平过渡"主张,还批判了意大利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战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主张不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认为可通过"议会道路"或"结构改革"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在论战中公开批判了这些党及其主张。

  (六)关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论战中,我们一如既往地高举支持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但我们思想上依然停留在将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借助力量,支持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是为了促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形势和作用估计过高。认为这一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在当时,一系列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理应将发展民族经济放在首要地位,但我们强调新独立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仍然是反帝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政治斗争。

  (七)关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论战初期,我们贯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但随着论战的展开,我们转变为过分强调矛盾、斗争和分化。鼓励和支持同意我党观点的人从"修党"中分化出来另建新党,导致许多党组织的分裂以及大多数共产党同我党关系中断,使我党处于孤立地位。据统计,论战中先后有69个党同我党中断了关系,有来往的仅11个党。粉碎"四人帮"后又有越共等4个党同我中断了关系,同我党有联系的仅7个党。

  (八)关于斯大林问题。中苏论战由斯大林问题引起。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由于苏共事先并未向各国共产党作出说明,引起国际共运中很大混乱,给许多国家共产党造成困难。苏共二十大后,中共领导人在同苏共领导人谈话时谈了中共对斯大林功过的看法,并就苏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1956年4月和12月,我们先后公开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肯定和赞扬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和个人迷信的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赞扬了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迷信。但是后来在《九评》中我们改变了态度。《九评》中的"二评"专门谈斯大林问题",七评""、九评"及《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等文章都涉及斯大林问题。这些文章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采取了根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二评"把苏共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和"反对个人迷信"升级为"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理论上根本否认个人迷信的存在。这些文章还突出斯大林的个人功绩。说现在"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要保卫斯大林"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文章是借斯大林问题批判赫鲁晓夫。

  (九)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苏联、南斯拉夫复辟资本主义,是论战的重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时刻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把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和强调加强企业管理,统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据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早已复辟,在苏联正在复辟。我们根据我们认为不符合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理解,把不同意我们党观点的共产党统统戴上"复辟资本主义"和实行"修正主义"的帽子。

  (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二十五条"中,批判苏共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表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1964年7月14日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泽东对全文作了大量修改,标题也是毛泽东加上的。"九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共列出15点,也是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在论述15点之后,引了一段毛泽东1963年5月7日的一段批示,也就是在文革时期经常引用的:如果不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是《九评》"左"倾思想的要害,也是导致发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

  (十一)论战是直接导致发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是在论战之后接着进行的。其出发点就是"反修防修",对社会主义社会做出"左"的错误判断,再用这些判断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党内和国内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形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在当时的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对形势错误分析还形成要实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三、当赫鲁晓夫遇上毛泽东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同时也带有偶然性。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个人秉性和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十年论战中,各为一方主帅。抄录几段这两位主帅在论战时的言词,也可为"十年论战"作些注释。

  (一)赫鲁晓夫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回到莫斯科,第二天飞到北京参加我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当晚,赫鲁晓夫在我国国庆招待会上发表祝词,影射我国对外政策是不正确地"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10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回国。他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演说,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10月31日,他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搞"冒险主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

  (二)赫鲁晓夫影射攻击毛泽东是"一双破套鞋"。1960年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会议。赫鲁晓夫在闭幕执行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

  (三)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以及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等进行了会谈。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国际形势时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后来在另一场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是《红楼梦》里苏州姑娘"林妹妹"林黛玉说的。毛泽东还列举战后十件大事来说明他的观点。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显然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力量和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力量。

  (四)毛泽东说,如果打原子弹战争,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一半,可还有一半人口,还会使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谈到"纸老虎"问题,重提了他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并引申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最后得出这个"极而言之"的结论。苏共领导人借此攻击中共是"疯子"",想发动战争",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本意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从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来说,依然停留在列宁的"战争与革命"的框框中。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阻止战争。"

  (五)从"僧是愚氓犹可训"到"更无豪杰怕熊罴"。毛泽东在论战中写下的诗词表明了毛泽东对苏联态度变化的心迹。1961年10月,在北京演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后作了一首七律,以示反对苏修。郭沫若七律中隐称赫鲁晓夫是唐僧,"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并称"千刀万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当时虽已展开论战,但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仍是"半个修正主义",对他要"一斗二帮"。因此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作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写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僧"隐指赫鲁晓夫,"妖"则是美帝。但是到了1962年12月下旬,中苏论战逐渐走向公开论战。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把"苏修"同"美帝"共提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生日这天作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指当时国际共运形势。"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美帝,"熊罴"指苏修。1963年1月9日,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把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比作"苍蝇"、"蚂蚁"和"蚍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指我们对苏修批判的气势。

  (六)"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1964年7月发表了《九评》的"压轴篇"第九评。毛泽东很重视第九评的写作,要求总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文章重点是揭露"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这有两个背景材料。第一个就是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第二个就是"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讲话。"土豆烧牛肉"本是欧洲的一道名菜。赫鲁晓夫在访问匈牙利时吃到这个菜觉得十分美味,就对周围的人说,如果人人都能吃到"古拉斯"(即"土豆烧牛肉"菜名),那就到共产主义了。他在奥地利的广播电视演说中又说,共产主义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所以说,赫鲁晓夫粗俗地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1965年秋,毛泽东作词《念奴娇·鸟儿回答》:"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七)赫鲁晓夫诬蔑中国人"没有裤子穿,喝清水汤"。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同中共代表团会谈时,攻击中国人"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1964年4月赫鲁晓夫连续发表讲话,给中共戴上"小资产阶级倾向"、"新托洛茨基主义"、"冒险主义"、"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搞"大小个人迷信"等一堆帽子。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就足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关于"裤子问题",毛泽东批驳说: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们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他的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八)毛泽东说论战是打"笔墨官司","天不会塌下来"。60年代初,中苏论战越演越烈。但赫鲁晓夫1963年1月在东德党代表大会致词中突然提出各党之间"停止公开论战"。会后,赫鲁晓夫和苏共继续发表反华言论。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举行苏中两党会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共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是一个"花招"。1963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说,我们赞同停止公开论战,但要说清楚,"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他又说,"既然你们已经公开论战,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索性展开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是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是照样游"。

  四、康生的"窜红"和王稼祥的"被斗"

  康生"窜红"和王稼祥"被斗",都同中苏"十年论战"有关。

  论战从内部争议转向公开争论时,1963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撰写反修文章的写作班子,位于钓鱼台8号楼,组长是康生。成员有从中联部调去的王力。1966年春,钓鱼台反修文章写作班子宣告结束。但康生、王力依然留在钓鱼台。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经中央指定为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任组长)在钓鱼台8号楼开会。会后拟定了《二月提纲》,主要意图在于把已经展开的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范围之内,不赞同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被毛泽东批评后,康生说了谎,说这是彭真等人背着他搞的。于是善于投机的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8号楼由康生、陈伯达主笔,王力等人参加起草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康生由此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王力借此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也正是在论战进入高潮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面对全党全民"反对帝修反"和"防修反修"的政治热潮,对我国外交在国内经济困难时"四面受敌"的情况深为忧虑,于是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建议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为了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

  王稼祥的建议,被批判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1963年年中之后,毛泽东多次同外宾谈话中批评王稼祥实行"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他强调说,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与马列主义的派别。毛泽东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毛泽东虽一再批评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但是,不同意完全公开批判,留有余地。王稼祥只是"靠边站",而并未撤销他的中联部部长的职务。然而康生就不一样了。1966年6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首先向王稼祥发难,在中联部办公区贴出一张《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的大字报,把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斗争,提高到"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的高度。6月21日,康生、王力到中联部看大字报,并在干部会上作报告。康生说,中联部运动方向不对头,"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中联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将"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王稼祥批倒批臭。在康生、王力指使下,王稼祥多次被揪斗。1966年8月的一天,中联部办公区内贴满了声讨王稼祥"复辟",并要抓其"黑后台"的大字报。中联部干部都感到莫名其妙,很久之后才知道原委。1965年11月,中办主任杨尚昆受周恩来之托看望王稼祥,问是否能做点工作。王稼祥表示同意。一个星期后,周恩来看望王稼祥时,也询问他是否做点工作。王稼祥表示可以做点研究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并让他再找几个秘书。1966年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1966年8月初,伍修权参加中央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恩来找到伍修权说:"王稼祥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并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他说话。"第二天伍修权就在中联部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精神。但是康生、王力并没有放过王稼祥。在康生、王力指使下,1966年8月12日,中联部一部分人冲进王稼祥的住处进行揪斗。王稼祥从中南海搬出后,住在离北海后门不远的一个单独小院里。这些人拿出一捆大字报,勒令他回答问题。会客厅及内外墙上挂满了大字报。王稼祥当时不知从何答起。于是他们把他押到院子里,站在一块石头上回答问题。要他回答问题的要害是"复辟"。"为什么要复辟","复辟的黑后台是谁"。王稼祥瘦弱的身子,在石头上似乎站也站不住。身体虚弱,耳朵不好,开始也未弄清楚什么是"复辟"。后来提问人"启发"地问:"谁到你这里来过?"这时王稼祥才明白他们所指"复辟"是什么含意。他慢慢地说,是中办一位干部来过,问过我能不能工作。一阵口号声后,他还说,我身体不好,但愿继续为党工作,"我愿喝点人参汤预支生命为党工作"。提问者并不满意,一定要他交代中办的人是受谁指使,中间还有谁来过。这时王稼祥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们是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再威逼下,王稼祥始终不说,只说:"来过中办同志","没有别人了","我记不得了"。这时王稼祥几乎站不住了,有人提出不要再斗了,于是就在"打倒王稼祥"的口号声中押回屋里。伍修权得知有人去王稼祥家去批斗时,十分生气,立即通知召开全部干部会议。伍修权在会上说:"你们批判他的错误是允许的,但是应该讲政策,要文明一点,照顾他,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伍修权说,他的这些意见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讲的。伍修权还根据毛主席曾经提出过的以及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重大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苏区宁都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二是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三是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耿直的伍修权在这次讲话之后就被按照林彪的指示,打成"彭真黑帮分子"。

  五、邓小平的结论

  对于十年文革,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决议》对中苏论战有比较简短的一段话,指出论战的"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讲话中,多次谈及这场论战的结论是:反对"老子党",我们反对得对了;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你们有错,我们也有错,我们错在"左";现在应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

  邓小平1983年1月11日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1957年我参加了莫斯科会议,毛主席是团长,我实际上是副团长;1960年刘少奇同志当团长,我正式名义是副团长。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回头看也站不住脚。"邓小平1983年11月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的谈话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邓小平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会党中央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危险还是'左',因为'左'已形成一种习惯势力。"他1987年6月12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既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

  邓小平作为论战直接当事人之一,言简意赅地对"十年论战"作了评判,指出主要根源在于"左"的思想和"左"的习惯势力。这表现了他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然而,无论是《决议》还是邓小平的有关讲话,都过于简要,而且邓小平有关讲话都是同外宾的谈话中说的。我们没有如总结十年文革那样,对"十年论战"的成因、后果和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对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总结。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兴唐,《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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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批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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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批示艺术
Nov 2nd 2013, 06:13, by 明鏡雜誌


  "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话作为"最高指示",被人们传诵并奉行。不过,他的一些批示有时却并不明确,反映出他本人在一些问题上的犹疑。

  亲自处理和决定一些人事问题

  "文革"初期,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1972年8月,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愿意出来做点工作。毛泽东随即在邓小平的来信上加了批语,嘱咐周恩来阅后交汪东兴将此信和批语印发给中央的各位同志。1973年3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

  陈云原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解除了除中央委员之外的全部职务。1972年7月,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反映他在江西南昌疏散和下放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其身体情况,予以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及"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可分配,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到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路上给我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动的时间。"等等。毛泽东随即在陈云的来信和信封上分别写了批语:"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此后,陈云的情况得到改观。

  某些批语意见不明确

  上述毛泽东关于人事问题的批语,都是比较明确的。不过,在有的批语上,反映出当时毛泽东的犹疑不确定,比如对待薄一波等。

  1966年8月,薄一波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8月18日天安门上主席跟我握手并亲切勉励要我好好革命时,我深受感动……最近主席如果有时间,希望找我谈一次。我想主要谈两个问题:(一)工交各部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情况,同时检查我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及我的一个请求。(二)我对改革工业体制的一个设想。"

  8月21日,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来信上作了批语:"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那样的长话。"

  从毛泽东的批语上看,已经显示出他对薄一波的成见,或者他已经不想倾听对方更多的解释了。

  刘澜涛时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1931年,他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此后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经中央批准,与薄一波等61人在履行了简单的必需的手续后,集体出狱,参加抗日。"文革"初,刘澜涛受到红卫兵的围攻。毛泽东很快就对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的复电稿和当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写的有关证明材料作出了批语。

  应该说,毛泽东是早就知道此事的,所以,他对周恩来报告所请写了"照办"两个大字。尽管如此,他内心仍有犹疑,最终酿成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

  带有"似"字的批语

  在毛泽东的有些批语中,往往会有一个"似"字,这除了公文的惯例、行文的习惯、对中央集体领导及民主作风的某种尊重之外,也是出于避免过于突然的一种心理反应。

  比如,上将苏振华曾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海军政委,在"文革"中却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解除了职务。1971年12月,苏振华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决心"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毛泽东在1972年3月5日批示说:"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之后,苏振华得以复出,翌年,担任海军第一政委。

  1973年11月,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给毛泽东写信,内称:"我发现满身是病,两腿残伤,恳求主席和党解除对我的关押,给我一定限度的自由。"毛泽东随即在来信上批示:"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不久,罗瑞卿被解除监禁。至1975年,罗瑞卿又被恢复了党组织生活,8月担任中央军委顾问。

  "文革"的发动,文艺界是诱发点,也是重灾区,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几乎无人幸免。许多人成为"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如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周扬,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等。

  1975年6月,林默涵给毛泽东写信,感谢不久前中央宣布对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7月2日,毛泽东阅读了林默涵的来信后,想到了周扬。随即,他在来信上加写批语:"中央: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佚名,《快乐老人报》2012年3月1日,摘编自《大周末》《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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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同是滥杀与酷刑的皇帝,得到评价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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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滥杀与酷刑的皇帝,得到评价大不同
Nov 2nd 2013, 06:15, by 明鏡雜誌


滥杀与酷刑,从来都是被人谴责的。秦朝的两代皇帝,一世和二世,都喜欢酷刑,自然也难免滥杀。被人骂了两千多年,直到晚近,才有人为之大规模平反,还是没真的平反过来。但是,明朝的两个皇帝,模糊地说来,也是一世和二世(把建文帝忽略掉),也都酷爱酷刑和滥杀,可后来的史家却对他们相当宽容。秦始皇和秦二世,就是暴君,但明太祖和明成祖,却不是。不仅不是,有时还被称为明君和贤君。

说起来,秦始皇的酷刑,是根据法度来的。虽说光是一个处死,就有二十几种死法,个个让人死的悲惨无比,痛楚无比,当然也残忍无比。腰斩,凌迟,车裂,烹,醢,醯。但是,犯了那条,怎么处罚,都清清楚楚。除了二世和赵高为了稳固皇位,剪除异己,冤杀了蒙恬和太子扶苏,最后连苟且的宰相李斯也一并腰斩,其他人,大体还是按律行事。皇帝口衔天宪,率性杀人这种事,在秦朝并不多见。你可以说他法律过于严苛,却不好说他们乱来。但是,明朝初年的这两个皇帝,却名副其实地乱杀人,根本无视自己定的法律,而且对残忍,有着莫名的偏爱。

中国自汉文帝之后,剕(砍脚)、劓(割鼻子)这样特别残忍的肉刑,逐渐被废除了。即使还有阉割,但也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后世的宦官,多半不是从刑徒中出。而人殉制度,在春秋末期,已经废除,殉葬的人被陶俑和木俑取代。可是,到了朱元璋做皇帝,这些早已消失的残忍,就都堂而皇之地回来了。朱元璋在争天下的时候,还能忍住不滥杀,但是一朝坐了天下,就变成了一个滥杀的精神病,尤其喜欢酷刑。古已有之的剕、劓和阉割与凌迟,已经属于小菜了,明朝有自创新玩意。一种叫刷洗,把人放在蒸笼里蒸到半死,皮肤已经半熟,然后放在铁床上,用铁刷子刷,或者边浇开水,边用铁刷子刷。一种叫做剥皮,活着的人,成张的人皮给剥下来,剥完之后,人还活着。一种叫做抽肠,把人钓在钩子上,用一根特制的铁钩,捅进肛门,把肠子慢慢钩出来,钩完了,人也疼死了。一种叫做枭令,把人用铁钩钩住脊梁骨,挂在竿子上,一直挂到死。算了,不罗列了,反正,在明太祖手里,人的死法,在数量上一点都不次于秦朝,但多数都没有列入法条。

在朱元璋时代,几乎每天都要杀人。如果上朝的时候,他的玉带翘起来,可能心情会好点,杀人就少点,如果玉带低下去,埋在了肚皮底下,那就坏了,肯定要多杀人。朝臣们每日上朝,都要跟家人诀别,吩咐好后事,如果安然回来,就大小相庆,总算是多活了一天。在朱元璋统治的四十年里,大狱不断,人头滚滚落地。著名的胡蓝之狱,杀了就七八万人之多。沾边的人,一家一家地杀光,没有罪证,没有法律,连苦主都没有,反正朱元璋想杀就杀。不仅官员,读书人,富户,甚至贩夫走卒,只要办案的人想办你,就肯定没命。曾经跟他打天下的功臣宿将,几乎没有幸免的,后来的臣子,只消有一点不对劲,就是一个死。想辞官不做,也不行,不为皇朝办事,也是死罪。一个沈万三,仅仅因为人家想犒劳朱元璋的军队,口气大了点,也要被杀掉,经多人求情,才改成流放。

直到临死的时候,朱元璋才算良心发现,下令不许肉刑了,说是坏人已经都被他给杀光了。可是,燕王朱棣篡位之后,皇帝眼里的坏人更多了,还是得杀。建文帝的忠臣,方孝孺被破纪录地夷了十族。而齐泰、黄子澄等人,不仅家族的男人都被杀光,女眷悉数发配教坊做官妓和军妓。朱棣还特别指示,要众多的军人轮奸这些女眷,弄死了,抬去着狗吃了。再后来,因为一个莫须有的谋逆案,2700多宫女都被打成罪犯,全都被凌迟处死,朱棣居然亲眼看着这些女孩子一个个被割碎。

在古代,像朱元璋、朱棣这样的人,被称为忍人,具有豺狼之性。其残忍程度,比起秦朝嬴家两个皇帝,酷到不知凡几。魏晋转移,司马家的人仅仅对曹家的皇帝动了刀,他们的后代听到这个故事,还掩面而泣,感慨皇祚会因此而不永。明初的两个皇帝,干的事,即使在古代,也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但其残忍的罪行,却被后人轻轻放过,道理何在?现在想来,无非这两个人,对于驱逐蒙古人,有特别的功劳。经过朱家人的手,汉人终于换回了自己的王朝。一白遮百丑,不信也得信。写到这里,夫人补充道:其实,朱家人如此残忍而后世评价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出身贫贱,造反起家,而后来的中国人偏又经历了一个讲究阶级成分的时代,农民造反,天然有理。这又是一白。

张鸣,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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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周恩來煞費苦心在毛、劉的分歧之間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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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煞費苦心在毛、劉的分歧之間周旋
Nov 1st 2013, 20:50, by 明鏡雜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7)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在為"大躍進"收拾殘局的過程中,周恩來有一種不祥之感,一直試圖在政治上走鋼絲,一方面積極配合劉少奇主持的對"大躍進"後果的糾偏,同時又體諒毛澤東騎虎難下的困境,盡量顧全他的面子。並且試圖緩和毛、劉之間的緊張關係,充當了一個和事佬的角色。

在"大躍進"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黨內分歧中,周恩來一直企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竭力不偏不倚,避免捲入是非之中,並試圖緩和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緊張關係,充當了一個和事佬的角色。作為整個國家內政外交的大管家,當時又擔任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負責人的周氏當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餓死人的實情,深知問題的嚴重性,內心是贊同並支持劉少奇所採取的調整舉措的,以挽救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但是,他又深知毛的為人—既不甘認輸,而且還在伺機殺回馬槍,因而表現得小心翼翼,處處謹言慎行,盡量顧全毛的面子。

在六十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周恩來充分顯示出善於左右逢源的本領。一方面,他率領國務院各部委,在實際工作中全力配合劉少奇主持的對"大躍進"後果的糾偏。另一方面,他又體諒毛澤東騎虎難下的困境,刻意保持低調,決不主動提出有關涉及在全局上糾偏的建議,等待毛自己轉彎或由劉出來挑頭。為了避免刺激毛,周煞費心思地對國家計委提出的一九六一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報告作了修改,將其中"整頓"改為"調整",又加上了"充實",形成後來著名的"八字方針"。與此同時,他埋頭具體工作,忙於調糧救災,只談經濟不談政治,與劉少奇等人保持距離。

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周恩來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上的態度。當時會上主要有三種聲音﹕一是劉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報告和講話,強調對當前國民經濟處於嚴重困難的形勢要有足夠的估計,反對套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來掩蓋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並借湖南農民之口,指出造成目前困難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礙於毛澤東的面子,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不便直接表態,只是含糊其辭,說不急於作結論,等五年、十年以後再說。而劉的頭號大將彭真則直言不諱,在大會報告起草委員會上指名道姓地點毛的名,指毛本人應對一九五八年刮共產風、辦食堂等問題負責,說﹕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的影響。

二是林彪在大會上獨樹一幟的發言。他離開會議的主題,給正處於困境之中的毛澤東捧場幫腔,大談毛的歷史功績,說黨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現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至於目前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緣故。毛對林彪與眾不同的發言大為讚賞,不僅當場帶頭鼓掌,而且讓林彪把這篇講話整理出來,發給黨內各級幹部學習,並親筆批示﹕"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還在私下裡考問大將羅瑞卿能不能講出這樣有分量的講話來。

三是周恩來的發言,雖然也談困難形勢和調整,但只涉及經濟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而且就事論事,絕不言及其它,並代表國務院對經濟中所出現的問題為毛澤東分擔責任,在各種場合的發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評,表示﹕這是我的賬,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大概是已經覺察出毛、劉之間的成見日深,已有某種不祥之兆,周還特意在會上強調了黨內團結的問題,說﹕"我們檢討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團結。這裡,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這一番話既道出了周心中的隱憂,也顯示出他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為人。

應該說,劉少奇、周恩來、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的不同調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並預示出後來政治上的分野。

毛澤東對林彪給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視為在政治上鬥倒劉少奇的頭號盟友,同時也注意到了周恩來在態度上與劉少奇的差別。這讓毛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為在毛看來,在與劉的攤牌問題上,僅僅與林彪結成聯盟是不夠的,還必須爭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於周這類黨內中間派的傾向攸關政治力量的對比,這和當年扳倒王明、博古時的情形有相似之處。眼下毛對周在政治上兩邊都不得罪的作法雖不大滿意,但卻判定他不會和劉少奇聯手,因此可以專心致志地對付劉一個人了。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毛澤東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故縱的把戲,動身離開北京,自稱"徐霞客",遊歷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計",看劉少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隨即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西樓會議"),討論部署扭轉經濟上面臨嚴重困難的局面。會議認為當前國民經濟仍處在"非常時期",一定"要退夠",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毛則認為困難時期早已過去,這是危言聳聽,把形勢看得"一片黑暗"。劉少奇這樣搞是對他揪住不放,對他發動的"大躍進"進行秋後算賬。為此,毛決定尋機敲打一下劉,同時進行試探摸底。劉少奇之子劉源在《毛澤東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一文中記述了這一幕﹕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陽光熾熱。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游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裡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裡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冷靜地講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還得繼續。

據劉源說,劉少奇以為在游泳池的這番談話,已經化解了毛澤東的不滿,取得了毛對實行調整舉措的諒解,因而如釋重負。應該說,劉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其實恰恰相反,這次談話非但沒有化解毛的心結,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記仇的人,特別是"人相食,要上書的"那番話更是重重地刺中了毛的心病,由此認定劉少奇居心叵測,就是要像赫魯曉夫那樣在他身後作秘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

更讓毛澤東不安的是,劉少奇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他本人講話已經不大靈了。像在蹲點的問題上,毛講了多次,但應者寥寥,而劉少奇一發話—"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級領導幹部紛紛下去了。這讓毛著實領教了劉的厲害,心裡很不是滋味,為此寢食難安,日思夜想,必欲除掉劉少奇這一心腹之患。發動文革的念頭便由此而生。

如果說周恩來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保持中立的態度,還只是讓毛澤東覺得有隙可乘的話,那麼他在一九六四年秋冬接連發生的內外風波中的表現,則讓毛澤東越來越相信日後在政治上同劉少奇攤牌時,周恩來是會站在他這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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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習近平很快就瞭解到中組部對其考察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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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很快就瞭解到中組部對其考察評價
Nov 1st 2013, 21:00, by 明鏡雜誌


《名星》吳楠 高曉 專稿


據中組部青幹局赴正定縣考察人員講,習近平到正定後挺能幹的,跟縣裡各部門的關係,跟幹部群眾的關係,都處理得很好。但好歸好,許多幹部對他的意見也很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些當地幹部已幹了好幾十年的革命了,而習剛參加工作才幾年時間,就當上了縣委主要領導,讓很多老幹部"心裡不服",甚至有些人公開表示,"如果他爸不是大官,兒子哪能當上縣委書記?"

據知情人講,青幹局考察人員在從河北返回北京後,就把在正定縣所瞭解的一切情況都如實地寫進了考察報告,包括當地幹部的一些意見和爭議。

據說,習近平很快就瞭解到這份考察報告所談的內容,並開始重視當地官員的意見,尤其是一些幹部對他的爭議。通過近兩年的努力和工作,習近平不但改變了正定官場早前對自己的不好印象,而且還在幹部群眾中贏得了口碑。

正定縣官方網站曾有一篇文章談的就是習近平關心老幹部,幫助老幹部解決實際困難的故事。他曾對老幹部局長說:"老一代革命幹部是今天中國的財富,今後你晚上閒暇家中沒事,就到我這裡來,如我沒事,咱倆就去看望看望全縣的老幹部。我準備在這段時間裡,把縣裡的老同志都看看。"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attachments/2010/04/16/11_201004162002251Vgaa.jpg
本文作者之一2010年即著有《他將領導中國:習近平傳》(明鏡出版社)。

有一天晚上,習近平和老幹部局長去看望老幹部李長青、祁勇等人,瞭解到老幹部們退休後的文化生活很單一。回來後,為調劑好老幹部的退休生活,歡度晚年,習近平和其他領導商榷:把縣委、縣政府的大會議室讓出來,作為老幹部的"活動室"。在這裡讀書看報,開展文化娛樂活動。這年春節老幹部座談會、聯歡會都是在此召開,老幹部們的退休生活從此以後開心舒暢。

文章說,一年後工作條件改善了,在縣委、政府的部、室、局等部門,都還沒有進口轎車的時候,習近平就先為老幹部局配備了一部進口轎車,為老幹部們生活服務專用。他自己後來購置的是一輛北京212吉普。這兩件事在今天看來或許沒什麼特別,但在當時80年代初期的中國縣級機構是不容易做到的。

文章還介紹說,在習近平臨調走前的一次工作會上,他告訴大家自己要調走。會場頓時鴉雀無聲,肅靜下來,一時大家都不知道說什麼好。正定縣老縣長王世恭、老區委書記祁勇發了言:"習書記,說實話俺們都不願意把你調走哩!"

2005年12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接見河北正定縣代表團時,談到自己在正定工作時間短,未來得及做更多的事情:

"正定是我的第二故鄉,是我真正作為一名領導幹部從政的起步點,我的基石在正定。80年代我在正定時曾提出發展旅遊、商貿業,旅遊業成為中國旅遊正定模式。但很多事情沒有來得及做。對正定的發展,我一直很關注,也曾回正定幾次。看到和聽到正定的變化,我很高興。正定將商貿業定為支柱產業、先導產業是對的,我們肯定支持。"

習近平說:"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正定在鐵路、公路、機場方面起著交通樞紐的作用。在文化名城建設方面也很有成績,越來越顯示它的區位優勢。正定政府要下大力量調控、引導、扶持商貿產業的發展。" (《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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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徵「富人稅」 「外國富豪」避稅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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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富人稅」 「外國富豪」避稅有方
Nov 1st 2013, 23:39

興建中的頂級豪宅,住戶可能都是「外國富豪」。(Getty Images)

興建中的頂級豪宅,住戶可能都是「外國富豪」。(Getty Images)

白思豪以紐約市是「雙城記 (Tale of Two Cities)」為他競選市長的核心議題,但他所指的僅部分正確,超豪華公寓的富有業主,甚少長時間留在紐約市,以便不用繳交巨額稅款。紐約市稱得上是擁有富人與窮人的「雙城」,但是,真正的富人並不長住在城裡。

「紐 約時報」報導,要解決紐約市的貧富不均情況,白思豪提出增加富人 (年入50萬元以上)的稅收,支付學前班和課後補習班的費用,這可能是一個值得稱讚的目標。但年入50萬元在紐約市居住和工作的人,實際上已繳付頗高的聯 邦、州和地方所得稅及房地產稅。但是,他們還買不起「One57」這類頂級豪華公寓。在「One57」、中央公園西15號和廣場旅館等地方置業的許多超級 富豪,事實上在其他地區已有主要居所,因此他們不用繳交紐約市的所得稅,而支付的房地產稅也相對較低,白思豪的建議對他們可說沒有甚麼影響。

紐約市的稅法是由紐約州決定,因此市長只有遊說能力。

在 紐約市擁有物業,但不是居民的超級富豪,肯定是一個絕佳的徵稅對象。不過,在紐約市居住不到半年的人,即使他們財富大部分在本市賺取,也不用繳交紐約市的 所得稅。他們當中很多人有一套精密系統,記錄自己的行程。因為就算停留時間超過界限一分鐘,也可能被視為有必須交付紐約市所得稅的紐約市居民,需要繳交巨 額稅款。

在一起纏訟多年案例中,一名法官裁定避險基金經理羅伯遜 (Julian Robertson),證明了自己在2000年有183天不是住在紐約市,所以不用支付2670萬元所得稅,這起官司是由紐約州財政部提出。

羅 伯遜的主要居所是在長島蝗蟲谷 (Locust Valley),但他在中央公園南路擁有一個公寓,而他的辦公室在公園大道 (Park Avenue)。他同時在澳州、紐西蘭和愛達荷州太陽谷 (Sun Valley)擁有住所;每年夏天,他都在南漢普頓租住地方度假。

非居民至少要在紐約市和紐約市以外的地方居住183天,方可不用繳交紐約市的所得稅,外國居民至少要離開美國183天,方可免繳聯邦所得稅。

富有的非居民不僅不繳付紐約的所得稅,他們的房地產稅也相對較低,而且繳交的稅率,遠低於中等房屋的業主。

這 是因為在神秘的紐約州法律下,超豪華樓宇的估值,比實際價值低得離譜。例如,中央公園西路15號的公寓,即使實際銷售的平均呎價達7000元,但為稅收估 值的呎價僅332元。其中以8800萬元售給一位俄羅斯億萬富翁的一個單位,呎價近1萬1000元,但稅收估值僅2970萬元。由於估值低和減稅,去年這 個單位的房產稅僅5萬9000元。

廣場旅館的公寓售價4800萬元,但去年的稅收估值僅170萬元,相當於售價的3.5%。哥倫布圓環一個共有公寓,今年夏天以3055萬元售出,但稅收估值僅200萬元,相當於售價的6.5%。

白思豪的發言人說,在向非居民徵稅的問題上,他仍未有決定。共和黨市長候選人羅德的發言人沒有就此發表意見,但羅德呼籲減稅,並在最近的一次辯論中說:「如果你是中產階級,看緊你的錢包,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只向富人徵稅。」

儘管如此,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都是艱鉅的。因此,葛謨州長對白思豪的建議 (提高富有居民的稅率),反應冷淡。稅務專家費恩戈德(Fred Feingold)說,他認為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稅制。

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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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戶口改革關鍵之一:改革地方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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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改革關鍵之一:改革地方財政
Nov 2nd 2013, 00:49

《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中國領導已多次強調重新調整中國經濟結構的重要性,但如何調整、如何向亞洲其他經濟體借鑑,仍是一個難題。美國華府智庫布鲁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外交政策、全球經濟與發展計畫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指出,戶口制度、國企獨大、官員獎勵制度等,都是需改革的項目,中共18屆三中全會可能會出台一些針對財政與金融改革的特別政策,但期待中國政府立即展開廣泛的改革可能不切實際。

杜大偉認為,如果要減少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就必須增加家庭消費在GDP中的比例。如果公共服務的領域獲得更多資金,家庭能減稅,將促進資金從投資轉為消費。

但如果中國無法達到提升家庭消費的目標,比較安全的策略是減緩市場導向的投資,並接受大幅縮減的GDP成長率,服務產業將會變得更勞工密集和人力資本密集,如此速度減緩的整體經濟成長才能符合中國勞動市場的需求。

杜 大偉解釋,中國的投資比例相當高,在發展早期就有貿易盈餘,這樣的獨特性可能源於一個關鍵的特色結構:戶口制度。此制度限制了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流動,造成 了中國家庭收入與消費的極度不平衡,以及對投資和出口的偏愛。因此,從這幾方面著手改革,將讓調整中國經濟結構的道路走得更順暢。

"中國現階段政府不放寬戶口制度,有幾個原因,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地方政府擔心他們會突然需要向人數多得多的民眾提供公共教育和醫療服務。這樣的話他們要從哪取得資金來支持這些服務?而且如果房屋不夠,貧民窟可能會增加。"杜大偉對《明鏡》月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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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茅于轼:回顾中国的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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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回顾中国的土改
Nov 1st 2013, 23:05


   世界各国都会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土改。因为人类社会的早期无例外地都是农业社会,而现代化的社会农业只占总产出的很小一部分。在此转变期间必定有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居民。同时农民所占用的土地也必定会有大的分化改组。这就是土改。不过各国土改所用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中国和苏联采用的是暴力土改,尤其是中国。六十年前的暴力土改其遗患至今犹在。
 
李力跃写的这本书全面地回顾了中国暴力土改的前因后果,现在这样恢复真实面貌的历史陈述很难看见。土改这样大的事件,涉及到中国几亿人口的大事,居然没有一本详细的历史书来记录。现在他的这本书弥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缺陷,是非常有价值的。
 
私人财产受到保护,这是中外古今共同的规则。不论成文的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都是如此。尽管历史上破坏私人财产的事不断发生,但是像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长时间,而且由政府主导来实施的事还是罕见的。这和当时内战的背景有关。国共两党打仗,对于两党的领导人而言是生死存亡之战,不惜一切代价谋求胜利,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用暴力土改,让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有机会获取地主的土地,还能分得他们的浮财,从而换得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是使得共产党能够获取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地主为数甚少,贫苦农民为数众多。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换取大多数人的拥护,当然是很合算的一件事。
 
劫富济贫从道德而言,是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但是公平也是人们追求的一个无可厚非的目标,它也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道德的。这里的区分点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劫富济贫。在文明国家里都是用温和的手段,经过多方面的协商,取得大体上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法,这就是征收累进所得税。而在中国的土改,不但不是温和的,而且是极端暴力,非常血腥的。不但在土改当时充满着暴力,而且将对地主的暴力当成一种正义来实施。这才有文革时期各地残杀阶级敌人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对地主们在身体上的施暴还延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地主的子女受尽各种欺凌和侮辱,剥夺他们应有的基本权利和起码的社会保障,不让他们受完整的教育,堵绝他们在社会上发展的一切机会,不让他们入党,参军,叫他们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到四十多岁还不能结婚,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们一辈子受罪。他们只能找同为地主后代或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成家。这是发生在20世纪最不人道的暴行记录。
 
这些残暴行为能够成为"符合正义"的理由和剥削理论有关。地主收取地租不劳而获,资本家雇佣工人获取剩余价值,也是不劳而获。因此有理由向他们清算。对"剥削阶级"进行清算就有了根据。这个剥削理论在二十世纪一度得到广泛的认可,于是才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个理论认为要避免剥削必须实行公有制。在实施公有制中充满着侵犯私产的暴力血腥事件。经过近一百年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的毛病比私有制更大。剥削理论的创始人看到了私有制的毛病,但未能看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所以大多数先进国家都完全放弃了剥削理论。但是这个理论至今仍然有相对大的市场,相信它的人还不在少数。而且今后也会不断有人相信它。剥削理论使得整个世界骚动起来,很难平静下去。有些国家坚持公有制几十年,至今不悔。但是这些国家无例外地搞得穷困不堪。我国由于不再坚持公有制,引进了私有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但是贫富差距也过分扩大,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否定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有其重要的理由。如果私人财产不受保护,人人得而据为己有。这个世界就成了强盗世界,秩序将荡然无存。更谈不上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所以讲:保护私有财产是道德之神。粗看起来保护私有财产是保护了私利,是不符合道德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以随便侵犯别人的财产岂非更不符合道德。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保护私产的必要性,在我国的宪法中对保护私产的巨大争论就是一例。在实践中侵犯私产的事不断发生。普通人应对的办法是上访告状,有钱人应对的办法是移民出国。要想使私产的保护得到牢固的实施,必须对过去侵犯私产的事重新评价。即使不能赔偿归还,也应该赔礼道歉。李力跃写的这本书使我们向这个目标前进了一步。

茅于轼,作者博客  201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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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余世存:亚洲人会思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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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亚洲人会思想吗?
Nov 1st 2013, 22:46


对亚洲人来说,被人质疑自己的思想能力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怎么,难道我们不会思考吗,难道我们没有脑子吗,难道我们不及人吗?但如果我们相应地试着去理解内地人民或欠发达地区人民的思维品质,我们可能暂时会摆脱那种存在之不被重视的沮丧感。

我们确实想当然地,似乎也有足够理由地对朝鲜、尼泊尔、中国贵州或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民视而不见,我们以为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而只有我们才了解理解他们的存在状况。我们很少想过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很少想过,他们也可以参与事务,发表意见;同样的,我们很少想过,在人类势利的差序思维里,我们同样被排在不被尊重的位置。如果我们不能站在文明演进的前沿,不能显示我们也是文明创造的一种力量,我们就只能听任别人来代表自己。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对亚洲人来说,自己的思维能力或精神理想真的是不言自明。但对欧美人来说,这一能力是要大打折扣的。欧美文明的思维成果,决定了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由其产生的"世界知识"对各文明地区、民族国家的地方知识具有支配性地位,各文明地区在自身的演进里不得不以其为参照,甚至当作标准。

西方文明引领世界只是近五百年间的事,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其他文明也有过大创造的时候。这种主体并非十全十美,或者是人类的理想状态,也绝非其他文明的追求的目标。西方文明自身的局限,使西方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时会有偏颇、狭隘、盲目、矛盾。然而在无数国际关系的变更处理中,亚洲人多是缺席的,在场也只有背书的义务,在场等于缺席。结果使得西方人更强,使非西方人更弱,而且加剧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断裂、相互不理解而又想当然。

这种不平让我们有一种不平之气。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难以做到基本客观的态度,前现代后现代的混杂状态使我们既失去治平天下的志趣,又失去现代文明最可宝贵的平等自由心。我们也爱关心世界大事,但我们并没有什么世界眼光。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曾有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历史眼光,但他多是书生之见。更可惜的是中国今日连亚洲之中国还不是。我们所谓的亚洲眼光或世界眼光更多属于夜郎之眼,或者"螺丝壳里做道场"。我们缺少建立在平等之上的自信心,我们缺少现代性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

因此,我们虽自认有思考能力,但我们的言行不出亚洲以外。极少数西方人左右极大多数非西方人的命运,非西方人虽然可以如此腹诽,甚至抗议,但这一文明格局何尝是西方人的本意,至少在后现代的今天,这一文明格局已非西方人的意志。

西方人早已失去当年殖民的雄心和影响人类的善意,只是今天它在突破国家这一文明单位、向全球化迈进的过程中,不得不继承遗产,继续充当世界主角。

今天亚洲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是世界演进不可绕过的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有力量。李光耀、金大中、马哈蒂尔之所以嗓门比其他的亚洲人更大,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多少发达,但他们的话仍属于意见。他们的国民还不能自由地说话,他们的国家还没有作为一种文明力量参与国际社会。

会说出意见,也不算作有了思想的权利。思想的产生在于它必然是要突破文明单位的限制:性别、种族、地域、民族国家……从而它有着可观的思想背景或思想状态。

今日中国有无数的专家学者,但他们只能在他们的限制内、在他们的国家市场内称霸独步,他们在国际社会里不得不为零;今天内地边疆地区有无数的诗人作家或思想者,但他们只能属于当地的思想,他们在北京上海的眼里为零。不错,当代文明最大的不足在于,它忽视了对落后国家地区的人力资源的开发,但对这些地区的人民来说,他们一生发展受限最大的不在于西方人,而在于他们的同胞,在于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在于他们的文明单位或思想状态。他们远未能完成社会化、世界化,从而在他们有生之年也未能完成充分的个人化。

西方人是没有义务来开掘亚洲人的智慧的。那么亚洲人要显示自己的思想能力,绝非一二政治家或思想家可以完成任务,关键在于亚洲人必须自己突破他们自己的局限。

余世存,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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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王羡古:咱们别总拿耻辱当感动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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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羡古:咱们别总拿耻辱当感动了好吗
Nov 1st 2013, 22:48


   在为某些弱势群体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表现出的超越常人的能量感慨的同时,绝对不能忘记了给他们造成这种困局的背后是否有我们的责任。
 
这一年到头,貌似感动中国人的事情还真不少。看到八旬老人街头修鞋只为给老伴赚药费的新闻,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听说四岁女童照顾三位残疾人挑起家庭重担的报道,我们感动得泪如雨下;得知六岁男童领着五岁妹妹捡废品攒学费,赞一句"穷人孩子早当家"后,我们又感动得涕泪横流……可是这些感动背后,您就没感到一丝丝愧疚和耻辱吗?
 
当代社会已经发达文明如斯,可这些令诸位"感动"的画面何异于新时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八旬老人的药费为什么还要靠他风里来雨里去地一分一毛赚?三位残疾亲人何以只能依靠一个四岁的孩子?五六岁兄妹俩的学费怎么就只能靠捡废品来换?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在做什么?我们的相关部门在做什么?甚至于我们每一个感动的人,在用廉价的眼泪表现自己的同情心之余,又在做什么?
 
这是一种畸形的"感动",人家越惨你越"感动",是庆幸终于有人比自己过得还狼狈?还是从不幸者身上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和幸福感?这种廉价的"感动"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无半分好处。可以想象,所有的"感动者"擦干眼泪转过头就会把这一幕幕人间悲剧忘得一干二净,继续自己灯红酒绿的逍遥生活。别忘了,很多人看电视剧也会哭的,那并不代表同情心和善良!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在为某些弱势群体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表现出的超越常人的能量感慨的同时,绝对不能忘记了给他们造成这种困局的背后是否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去深挖这些悲情深处存在的问题,以防类似事件不断上演。
 
所以笔者在此跪请所有媒体,当再报道此类新闻时,不要再渲染悲情的气氛以求赚取读者的眼球和"感动"了,没有用!你们应该以批判的媒体精神去看待这样的社会事件,从中挖掘社会之耻直到我们每个人之耻,从而让我们"知耻而后勇"。只有我们把这种畸形的"感动"当作了耻辱,今后才能少点这样的"感动"。

王羡古,东方网 201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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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经验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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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经验与反思
Nov 1st 2013, 23:26


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来改善价格信号的准确性,这样才能比较好地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而利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为此我们必须深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如果维持年均7.3%的经济增长,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700美元。也就是说,在本届政府领导下我国应该可以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高收入国家是一个门槛,如果我国也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可以翻一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中国改革开放33年,用西方理论认为是错误的道路,却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在西方适用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我们。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能不能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我们必须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作贡献,才能够避免好心干错事。

我希望从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探讨中反思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大家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切身感受到它的成就。从1979年到2012年,连续33年的时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达到9.8% ,这样的高速发展态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并且,这是发生在经济转型期,在一个底子薄、人口众多、制度不完善的状况之下,这无疑是个奇迹。这样的成绩,事先谁都没有想到。

下面,我从中国改革开放33年所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来进行一些反思。

新理论通常来自于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这个现象会是新的现象,这个现象也可以是过去的现象,但过去的理论解释不了,才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进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3年,用西方理论认为是错误的道路,却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为什么有这样的成绩?还出现了哪些问题?我想分析回答五个相关的问题,反思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发展道路。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取得这么高速的增长?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支撑?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1979 年之前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即使是付出几代人的努力。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苦苦追求国家现代化。

第三个问题,中国发展这么快是因为转型带来的好处,但为什么其他转型国家,并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有代表性的案例?

第四个问题,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反对渐进双轨制改革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怎么理解?

最后一个问题,理论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如何寻找未来发展的方向?怎么样实现未来的发展?

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成功

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我国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完全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道路,而是政府只担负平衡预算,维持社会经济稳定。中国推行的是一种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开放,对没有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既没有私有化,而且还继续给予保护。但对于一些新的产业布局放开准入,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

中国当时选择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被认为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盛行,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太多的扭曲,比如国有化、价格非市场化等。

中国从1979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完全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道路,而是政府只担负平衡预算,维持社会经济稳定。中国推行的是一种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开放,对没有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既没有私有化,而且还继续给予保护。但对于一些新的产业布局放开准入,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

当时经济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国家或者是政府干预过多的国家,为了改革,必须像华盛顿共识所讲的要按照市场经济去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并且是一次性到位。

中国推行双轨制改革被时下证明是最糟的方式,也有现实论点。比如说,如果要实行渐进的双轨制度安排,一定会造成寻租,造成收入分配腐败。确实,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反对双轨制改革的人所谈的问题都存在。

但关键是现在看来,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普遍存在。但我们有的成绩,这些国家却没有,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33年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在经济上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崩溃。

针对中国这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有太多的农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部门,可以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包括中亚或者非洲的很多国家,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也是农业人口,也有很多剩余劳动力,他们在上世纪80 年代、90 年代开始改革转型中,按照华盛顿共识那样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但并没有取得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成就。

所以,我们自己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理论不是一个逻辑的东西,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让我们清醒地认识所观察到的现象本质,它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以及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能不断提高背后的机制和决定因素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技术的创新让现有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产业升级让现有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新产业中去,这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必要的、根本的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出现快速发展,我主张用亚当·斯密的方法来研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用标题把方法论全部写上去了。他的标题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想了解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就应该知道这个快速增长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能不断的提高?它的机制又是什么,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呢?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技术的创新让现有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产业升级让现有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新产业中去,这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必要的、根本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经济要持续增长,必须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们一直处于全世界收入水平最高的一个群体,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在全世界最高就代表他们的技术水平、产业水平处于全世界的前列。因此,要技术创新也就必须自己发明,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总之,对发达国家来讲创新就是发明。

众所周知,任何发明和发现需要大量的资本,而且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发达国家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的年均收入增长率达到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提高水平大约是两个百分点。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可以说,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百多年的时间,发达国家的发展绩效相当稳定,平均起来每年3%的增长。

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同样需要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的技术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值比发达国家的低。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两种来源,一是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二是用模仿的方式引进现有的技术和产业。只要引进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创新,只要引进的产业,即便是已经成熟的产业,只要它的附加价值比现有的本国产业附加价值高,那么就是产业升级。

那到底是自己发明技术、产业好,还是采取引进方式好?从经济角度分析,这是成本和效益的关系。一种方式是自己发明创造,不仅成本高,风险也很大。另外一种方式是引进技术,成本低廉。因为很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期限,可以不用付钱直接使用。而且,这些产业和技术都已经证明是成熟的、有效的、市场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用后一种方式,其经济增长率应该比发达国家高。这个可能性在经济学上叫做后来者优势,或者叫做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在1979年后显现,主要是因为发展道路的选择

1952年到1979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很差,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没得到改善,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确定的发展目标,即在1952年、1953年提出追求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当时发达国家主导的占有优势的产业,并不符合我国实情,不具备比较优势。资本密集的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金成本,而我们资金短缺,资金价格高,在开放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造成产业和经济发展效率非常低,使得我们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根据统计资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有十三个经济体懂得用这种后发优势来加速本国经济的增长,取得的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或者是更高。后发优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一倍甚至是两倍,而且持续25年或者更长时间。

中国是从1979年以后成为这十三个经济体当中一个。回答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经济高速发展原因,道理很简单,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但是,我们这种后发优势早已存在一个世纪或者是更长时间,为什么一直到1979年以后,我们才开始从后发优势当中获取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呢?

我想,主要原因和我们发展的道路有关。1949年之前,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也不稳定。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1949年—1952年战后的恢复,开始接触现代化建设。当时有稳定的环境,但是为什么1952年到1979年经济增长的绩效很差,人民的生活水平没得到明显改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确定的发展目标,在1952年、1953年提出追求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也就是说,在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劳动生产率要超过英国,十五年以后我们劳动生产率要赶上美国。劳动生产率要赶上英国和美国,就必须拥有当时英美所拥有的产业。当时美英拥有的产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还有专利保护。况且,那些产业都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根基,有很多跟他们国防安全有关的资本密集的大型重工业,在那种条件下根本不会给你。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己发明,但自己发明不仅成本很高,还放弃了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当时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资金资本非常短缺。

因此,当时发达国家主导的占有优势的产业,并不符合我们国家实情,不具备比较优势。资本密集的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金的成本,鉴于我们资金短缺,资金成本价格高,使得整个成本要比发达国家高,在开放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必须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下来。但是保护和补贴带来的必然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过度扭曲,有了干预和扭曲以后,就丧失了比较优势,且扭曲会造成各种恶果,造成产业和经济发展效率非常低。因此,这使我们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发展那些劳动生产密集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带来的最终结果是,这些产业发展非常快,带来了后发优势的33年时间。

没有陷入上世纪80、90年代"迷失的20年"

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同样是解决政府干预扭曲造成的问题,中国是稳定快速发展,其他国家却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危机不断?其中的道理就是当时的大部分或者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遵照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所讲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政府干预下的扭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追求推行政府高度干预、高度扭曲的所谓计划经济模式。因此,经济绩效跟我国一样都非常差。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战略都是在政府指导下,集中精力,优先发展现代化的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其结果是国家经济绩效很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因此,在1979年、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开放,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拉丁美洲、南亚、非洲。但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取得持续的、稳定的快速增长,实际上他们出现了经济的崩溃和停滞。

有一位现在在纽约大学教书的发展经济学家,很仔细地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经济发展绩效,以及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推行改革开放这段的发展绩效。他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普遍低于上世纪60年代,不仅经济增长率低,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多。因此,他把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称为"迷失的20年"。

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同样是解决政府的干预扭曲造成的问题,中国是稳定快速发展,其他国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危机不断?其中的道理就是大部分或者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按照当时整个主流经济学界所讲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太多,有太多扭曲、太多国有化,所以推行的就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政府干预下的扭曲,原因是为了保护一大批在政府的主导之下,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立起来的一大批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但是往往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去验证、支撑。如果把保护和扭曲的补贴取消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当时这些产业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如果破产的话,大量人员马上面临失业,而且这些失业人员都集中在城市,那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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