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中國領導已多次強調重新調整中國經濟結構的重要性，但如何調整、如何向亞洲其他經濟體借鑑，仍是一個難題。美國華府智庫布鲁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外交政策、全球經濟與發展計畫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指出，戶口制度、國企獨大、官員獎勵制度等，都是需改革的項目，中共18屆三中全會可能會出台一些針對財政與金融改革的特別政策，但期待中國政府立即展開廣泛的改革可能不切實際。
杜大偉認為，如果要減少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就必須增加家庭消費在GDP中的比例。如果公共服務的領域獲得更多資金，家庭能減稅，將促進資金從投資轉為消費。
但如果中國無法達到提升家庭消費的目標，比較安全的策略是減緩市場導向的投資，並接受大幅縮減的GDP成長率，服務產業將會變得更勞工密集和人力資本密集，如此速度減緩的整體經濟成長才能符合中國勞動市場的需求。
杜 大偉解釋，中國的投資比例相當高，在發展早期就有貿易盈餘，這樣的獨特性可能源於一個關鍵的特色結構：戶口制度。此制度限制了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流動，造成 了中國家庭收入與消費的極度不平衡，以及對投資和出口的偏愛。因此，從這幾方面著手改革，將讓調整中國經濟結構的道路走得更順暢。
"中國現階段政府不放寬戶口制度，有幾個原因，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地方政府擔心他們會突然需要向人數多得多的民眾提供公共教育和醫療服務。這樣的話他們要從哪取得資金來支持這些服務？而且如果房屋不夠，貧民窟可能會增加。"杜大偉對《明鏡》月刊說。※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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