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月刊: 政治局會議罕見直播透露更多微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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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會議罕見直播透露更多微妙信息 Sep 30th 2013, 08:36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劉曉 　　為了準備這次6月22日至25日高規格的中央政治局專門會議，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事先學習了中國共產黨歷史，做了認真思考和準備。馬凱、劉奇葆、范長龍、孟建柱、趙樂際、胡春華作了重點發言。大家聽取了他們的發言，並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重點發言的六人全是政治局新人，馬凱是國務院副總理，劉奇葆是中宣部長，范長龍是新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趙樂際是中組部長，胡春華是新任廣東省委書記。 　　《明報》評論員孫嘉業指出，從上述六位發言人選看，從年齡、背景、所任職位甚至所屬派系，都頗具代表性，並非隨意之選。六人都是去年首次入局的新委員，教育新人的意味明顯。 　　李源潮、張春賢和孟建柱在政治局會議上。 　　有趣的是，也許是為了反駁海外傳媒早前傳出的政治局會議"火藥味"十足，在6月25日政治局專門會議結束後，中央電視台在最受關注的新聞欄目《新聞聯播》中播發有關這次會議的內容。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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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马勇：解除党禁——大政治家的无奈与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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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解除党禁——大政治家的无奈与胆识 Sep 30th 2013, 13:58, by 明鏡雜誌  　　1911年10月30日，也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后20天，滦州兵谏第二天，清廷根据资政院请求，宣布解除党禁： 　　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 　　这简短几句话，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篇章。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结党合法性。中国人为了这个决定，付出过沉重代价。仅自1898年秋政治逆转始，革命党、保皇党，因言获罪被杀被抓被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者不计其数，无数体制外大小规模抗争没有让清廷屈服，连篇累牍控诉檄文更没有让清廷在政治改革根本点上让步。一场体制内哗变终于踢倒多米诺骨牌，人们原本看不到希望的事情，说来就在一夜之间。遗憾的是，清廷作出如此重大让步，依然没有保住江山不变色。两个月后，大清王朝退出大中国实体统治，只能在紫禁城里继续称孤道寡。 　　清廷作出如此让步，为什么没有保住江山？严复一个星期之后（11月7日）致信《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一语道破问题本质： 　　本以为10月30日诏书会使革命党人得到抚慰，感到满意，可以较容易同他们和解，可是我们大错特错了。 　　严复强调，错误不是这项政策，而是错失了良机。假如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武昌起义前十天宣布这项决定，那将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历史证明严复的判断准确无误，清廷的让步太迟了，解除党禁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清廷的宣布已经无法让革命党、改良主义者激动了。 　　但是，就现实层面而言，没有这项宣布，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改良主义者照样不敢光明正大回国，更不敢名正言顺介入政治。不久前，梁启超曾经偷偷潜入国内，准备运动他在清军中的学生或追随者，但当他发现被通缉被抓捕的危险依旧时，梁启超还是乖乖地悄然返回日本。 　　至于革命党，比如孙中山，后来总有人以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过于冷漠，不可思议，其实这些抱怨多少有点不明底里。 　　第一，武昌起义说到底是体制内抗争，里面确实有一些赞同革命的人，但这种赞同主要不是因为认同革命的合法性，而是因为清廷不改革。革命与改良当时就是一个跷跷板，改良停滞了，革命就加剧；革命加剧了，往往又能倒逼改革。所以，孙中山还是比较明白武昌的革命与他的革命并不是一回事，那些领导者，并不是他的人，因此他不会贸然回国。 　　第二，孙中山自1895年始，就是清帝国头号通缉犯，他的罪名不仅仅是言论罪、政治犯，而且自1895年广州起义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这一系列暴力革命事件都没有结案，孙中山在没有安全保障情况下，怎能贸然回国，自己送上门来呢？ 　　所以，从现实政治进程上说，解除党禁意义重大，在这项宣布后不到一个星期，江亢虎几个月前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在上海合法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中国就此开启了政党政治新时代。 　　从中国历史大势说，解除党禁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传统宫廷政治的结束，是现代民主政治运动的开启。 　　传统中国向来不赞成结党，不赞成结社，结党、结社，总是和营私结合在一起。所以，当中国面对西方刺激，不得不走向近代时，中国人并没有在政党政治上有过多想法。在1860-1894年经济快速增长的35年洋务时期，除了极少数知识精英意识到西方富强背后的制度因素，注意到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外，更多的人还是陶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上。 　　洋务的成就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中国没有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是照样获得了比日本还要大得多的经济成就吗？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真诚相信"中体西用"，相信国家主义，相信中央集权一元化领导下的效率、快捷与不可思议。政党政治，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早就知道，但他们只看到了政党政治过于重视程序正义，牺牲了效率，牺牲了速度，不知道没有制度合理的增长相当危险，增长得快，丢失得也快。 　　1891年，中国的增长被国际上叹为观止，以为奇迹，中国重回亚洲第一，尽管还要屈居世界第二。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一场局部冲突让中国增长原形毕露，大中国竟然不敌"小日本"？！ 　　1895年后，中国转身向东，走向维新。中国精英开始意识到"群"的力量，政党的意义。孙中山在海外筹组兴中会，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内操办强学会。国内外类似组织如雨后春笋，中国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1898年秋政治逆转，打开的政治空间又被堵死。 　　1901年，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打击后重启新政，特别是经历了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后预备立宪，中国由此进入政党政治时代。1906年，江浙地区立宪党人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宪政研究会，不久改组为预备立宪公会，东南地区士绅、实业家以及政界领袖如两广总督岑春口或积极参加，或给予资助。 　　第二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发起成立宪政讲习会。1908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为响应清廷预备立宪号召筹组政闻社。为了不让清廷反感，梁启超、康有为都没有公开具名，只是暗中支持，在前台列名的为马相伯、蒋智由、徐佛苏等。政闻社号称有社员数百人。 　　据研究，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短短几年，中国人在海内外成立的类似组织至少有80个。这些组织没有一个以反清革命为宗旨，他们诚心诚意愿意与清廷一道推动政治改革。清廷此时如能善待这些组织，制定相关法规，让他们自由活动，逐渐政党化，充分发展，并引导他们进入体制，成为各省咨议局、中央资政院合规的党派力量，那么中国历史一定改写。 　　当然，清廷最重要的机会窗口出现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人生最辉煌的顶点，一个预备立宪赢得了民心，过往的一切不堪都既往不咎。这个时候，清廷如果能利用民心，良性引导，比如将几年后摄政王不得不宣布的解除党禁放在此时让光绪帝宣布，那么体制外抗争必然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都会回来参加全民和解圆桌会议。 　　可惜，历史没有办法复盘。如果历史可以复盘，可以重新来过，相信清廷的"顶层设计"一定会注意历史教训。但是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惯性运动，路易十六的教训知道的人多，真正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的寥寥无几。 　　解除党禁，是大政治家的无奈，也是胆识。 　　马勇，共识网，原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201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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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扣押交通总长的铁面法官杨荫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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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交通总长的铁面法官杨荫杭 Sep 30th 2013, 11:35, by 明鏡雜誌 民国初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燎原之势，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涌现出一大批坚持法治梦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蔑视权贵，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杨荫杭就是其中一例。 说起杨荫杭这个名字，也许有人会觉得陌生。他是杨绛的父亲，文化大师钱钟书是他的女婿。出生于无锡书香门弟，自小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的严格教育。纵观其一生，当得上"刚正不阿"四个字的评价。 青年求学路上的法治梦想 杨荫杭，字补塘，清光绪四年（即公元1878年）出生于无锡书香门弟，自小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的严格教育。杨荫杭青年时考入北洋公学，当时北洋公学由外国人把持，部分学生因对伙食不满掀起学潮，外国人开除了一名带头闹事者。杨荫杭并未参与，但他看到许多学生慑于外人淫威，噤若寒蝉，血性上涌，愤而挺身说："还有我！"结果也遭到了开除。 在被北洋公学开除后，1898年杨荫杭转入南洋公学，次年以南洋公学的官费留学生身份赴日本留学。190l年，杨荫杭利用暑假回无锡探亲的机会，在无锡鼓动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励志学会，入会者有40余人，公推裘廷梁为会长，秦鼎臣、俞仲还为副会长。他们在埃实学堂以讲授新知识为名，宣传反清革命。 因成绩优异，于1899年被学校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影响，也开始参与革命事业，后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卒业，回国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担任编辑，同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教课，并经常在《大陆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 因为杨荫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准备将其逮捕。于是杨荫杭被迫再度出国，于1906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希望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改良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此竖立起为之奋斗半生的法治梦想。 他在法律学校时，努力学习，卒业时所作的硕士论文《日本商法》，受到了导师的赞赏，被收入这所大学的法学丛书。 几年后学成归国，先在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上海中报馆担任编辑并从事律师事务，发起创立了上海律师公会。 司法独立岂能为外物干涉？ 杨荫杭是无锡人，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决定，因而他在江苏任职不久后被调到浙江省，仍任高等审判厅长之职。其秉公执法、不阿不谀的为官原则令人称道。 浙江有一个恶霸，凭着自己与浙江省的督军有裙带关系，在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甚至行凶杀人，百姓苦不堪言。 被害人家属忍无可忍，决定上诉，地方法院审理后呈报省厅，杨荫杭依法审结案件，收集证据，最后提笔判处这一恶霸死刑。 这一判决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各方势力要求杨荫杭更改判决，甚至连浙江省的省长屈映光也出面说情，要求杨荫抗予以减刑，可是杨荫杭的回答铿锵有力："杀人偿命，不能宽宥。"屈映光以势相压，杨荫杭声称司法独立，不予理睬。 屈映光没有办法，就向当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告状，幸亏当时袁世凯机要秘书张一簏与杨荫杭是同窗好友，从中为杨荫杭说情，袁世凯才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并于1915年将杨荫杭调到北京了事。 交通总长照样扣押 在被调到北京后不久，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而倒台，黎元洪上台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 1917年春，刚刚成立不久的津浦铁路管理局（设在今天津北站）曝出一件全国性舞弊丑闻，本来只需120万元就能购得的火车货车车厢，担任正、副局长的王家俭与盛文颐，竟然花了430万元的租金与洋商签订了15年的租赁合同。 原来1916年7月，许世英以内务总长兼任交通部总长，开始大批裁减交通系人员。旧交通系成员借津浦铁路局购买机车收受回扣的案件，牵连到交通次长王黼炜收取巨额佣金。旧交通系雷光宇、曾鲲化奉命查办，指出许世英严重贪污渎职。文官惩戒委员会本想拖延化解事态，但雷光宇、曾鲲化极力要求从严究办，并制造社会舆论，使当局无法回避事态。[1] 此案一经曝光，天下哗然，杨荫杭身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自然开始介入调查。有人揭发时任交通总长的许世英也牵扯其中，严重贪污渎职，杨荫杭二话不说，直接传讯许世英进行调查，并将其拘押至看守所，此举一出，顿时名噪一时。 像交通总长这样的高官被扣押，可谓是一时激起千重浪。许世英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物，他曾担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内务部总长等职，政府要人纷纷向杨荫杭说情，要求特许保释。许世英被拘传那天杨家的电话整整响了一夜。杨荫杭坚持自己的"法治"抱负，认为任何人犯法均需追究，绝不能像封建时代那样"刑不上大夫"。 国务总理段祺瑞想挽救许世英，但进入司法程序之后，段祺瑞对于公开干预检察官颇有顾虑，两次收回抗议检察官的草拟命令，但是总会有点办法。杨荫杭一个检察官如何与整个北洋政府抗衡？司法总长张耀曾在杨荫杭准备查处许世英时就出面干预过要求其停止侦查，杨荫杭没有理睬，张耀曾恼羞成怒在杨荫杭传唤许世英的第二天就停止了杨荫杭的职务。 而后司法部又呈文给总统，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由将京师高检厅检察长杨荫杭、检察官张汝霖停止职务，并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 而杨荫杭虽然坚定立场、毫不让步，结果也未尽如人意，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许世英却在不久后被国务会议宣告无罪。 有关此事的结果，在其女杨绛的文集中有所体现。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1916年5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1917年到1919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1919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2] 杨荫杭无辜受处分的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申报》更是十分活跃，它在报道"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许世英交付惩戒"的新闻时将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呈文和杨荫杭的申辩书全文同时刊出，引起社会一篇哗然。 对于自己被停职的结果，杨荫杭愤慨不已，随后离京南下，回到家乡无锡，甚至因为过于忧愤，结果重病一场。坚持了半辈子的法治梦想就此破碎了。 破碎的法治，时代的沉思 作为一个个体法官，杨荫杭有理想、有素质、有魄力，还有关系。他和司法总长是同学，袁世凯说"这是好人"，社会上有清誉，可谓权高、位重、声隆。他坚守并力行司法独立，他也最有条件坚守司法独立。 但现实结果是，杀恶霸不成，抓总长不成，换院长虽成结果更坏。他的失败昭示一个基本道理，即仅仅依靠职业法官，无法完成司法的历史使命。袁世凯虽知"此是好人"，但现实政治是，袁作为一个大军阀必须依赖和仰仗小军阀，是力量权衡而不是公道良心决定政治家们的政治决策。 宦海浮沉数年的杨荫杭其实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不愿同流合污，多年来坚持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虽多次遭受艰难却越挫越勇。 民国时期的司法部门与所有官府一样，黑暗腐败，贪污受贿成风。有一个法官在开庭时总要带着一把装满了酒的茶壶，喝酒审案。杨荫杭十分气愤，他同另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陆棣成，联名向司法总长写了一个呈文，要求撤换这个酒醉糊涂的法官。后来，上海地方法院调来一个院长，经了解，这人曾在美国因为伪造支票而被判过徒刑。 面对如此荒谬和黑暗的现状，杨荫杭一人又能做什么呢？最后经历许世英案的打击，他退出了官场，1919年辞职回无锡老家。1920年移居上海，任《申报》副总编兼主笔。后来又重操旧业，做了自认为系"自由"职业的律师，仍然保持了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派，不见钱眼开，不唯利是图。 晚年的余声 民国年间，社会动荡。1937年日军侵华，杨荫杭一家逃难避居香山。十一月妻子病故，更是对杨荫杭人生的一大打击。因为时局的不断发展，1938年避居上海，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1939年把妻子葬在了灵岩山繡谷公墓，1941年 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职位转让与钱钟书。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杨荫杭因脑溢血逝世，终年67岁。 [1] 姜新：《津浦铁路借款合同评议》 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01期 [2]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93年10月版，第59～60页。 刘典，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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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庚子战争真相——八国联军实为正义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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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战争真相——八国联军实为正义之师 Sep 30th 2013, 11:36, by 明鏡雜誌 八国联军之战，是被华人(特别是中共)歪曲或误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国近代史。本人对这段历史一句话的概括，就是本文的副题: 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写一篇历史学论文，讨论八国联军问题。本文实际上是由我在网上发的一个帖子"八国联军虽非仁义之师，但不失为正义之师"改写而成。读者若以看帖子的心态阅读此文，或许还不会过于失望。 八国联军为什么进军北京? 两句话可以概括 (1) 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 (这场战争由清廷一手挑起，西方各国不过是应战而已)，外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威逼京城，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2) 西方各国并无灭亡中国的打算; 进军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被困京城的各国外交官和传教士。 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给这场战争起个名字。"八国联军"不能作为战争的名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则是颠倒黑白，强奸历史，本人绝不采用。若遵循"甲午战争"的命名法，这场战争应称"庚子战争"，因为战争发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乱"引起。 庚子之乱，乱自拳匪。"拳匪"是对义和团最准确的称呼，其首领 (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等)及骨干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氓、骗子。他们以反对外国传教、铲除洋人、二毛子（汉奸）为名，聚众闹事，为非作歹。清廷(西太后)被他们"刀枪不入"的骗术所惑，想利用义和拳打洋人; 义和拳遂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拳匪焚烧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华人基督徒和家人，扒铁路，割电线，烧西药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一时间，红色恐怖（拳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笼罩北方几省和京都。不仅沾'洋'字的大祸临头，就是政府高官、皇亲国戚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拳匪说谁是汉奸，谁就是。"鉴别"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即在烛火上燃烧一张黄裱纸，纸尽灰扬，表示得到神的默认，此人才能免祸（不是汉奸）。要想加害于人，焚表时略作手脚，此人即在劫难逃。拳匪甚至猖獗到了闯到紫禁城里去杀"二毛子"，即思想开明的光绪皇帝。制造恐怖、疯狂排外的不仅是拳匪，还包括官军。杀外国人和二毛子杀红了眼，清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对后者破腹剖心）。各国一再请求清政府保护外交官和传教士，清政府的回应是变本加厉。既而，清政府竟然昏聩到向西方各国同时宣战，派重兵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妄图杀尽西方在京所有的外交人员，以及躲在西什库教堂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不教训行吗? 庚子战争是中国的耻辱。耻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其空前绝后处有六，容我一一道来。 1) 中国在大规模残杀外国传教士和教民(本国基督徒)、焚烧教堂、杀害外交官之后，向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计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一个日本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清廷挑战全世界的列强，《宣战诏书》宣称要对各国"大张挞伐"，这种愚昧和狂妄，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2)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以文明古国自命的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竟然是攻陷北京的各国大使馆，杀尽各国外交官（以及被使馆庇护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和中国的教民）。战争中应该保护外国侨民；中国政府竟公然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种杀尽外交官、杀尽洋人妇孺的野蛮、残酷，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3) 如前述，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大使馆。一个国家用战争手段、正规军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国使馆，本应易如反掌，得手不过"弹指一挥间"，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后以失败告终。如此战绩(或曰败绩)，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 攻打外国使馆的清军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加上拱卫京师的御林军"虎神营"、"神机营"的配合。董福祥麾下的甘军至少有二十七营,以每营五百人计算，甘军人数（保守估计）至少一万三、四千。"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摘录自《维基百科》)。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武器装备呢? 过去中国人一个遮羞的说法是我们的大刀长矛对外国的洋枪大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军队的精锐早已经现代化了。当时清军在北方的主力"武卫五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宋庆的豫军和武卫军统帅荣禄自领的中军）的武器装备并不比外国联军差。他们不仅配备洋枪洋炮，而且"出洋操"，即按外国军法操练。在廊坊战斗中，装备精良的聂士成军配有德国重机枪，武器甚至优于八国联军的先遣队。在北京，攻打外国使馆的甘军武器装备远胜于使馆的防守者; 后者只"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摘录自《维基百科》)。 外国使馆久攻不下，清军黔驴技穷之际竟然火烧翰林院。翰林院在英国使馆北面，从北面进攻使馆比较容易，遂一把火烧掉了这个至尊至贵的衙门。只是烧了翰林院，也是枉然。 京城的战场除使馆区之外，就是西什库教堂。北京的基督教"南堂"被拳匪焚毁，北堂（即西什库教堂）成了外国传教士、家属及大批中国教民的避难所。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万的拳匪（加上正规军的协助），督师的是军机大臣刚毅。教堂一旦被攻破，将是惨不忍睹的大杀戮。可是西什库教堂巍然屹立，拳匪和清军就是攻不下来。中国军民废物到如此程度，夫复何言。 4) 清廷昏聩地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中的头脑清醒者，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看到亡国之祸就在眼前，遂发起"东南互保"，公开声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与各交战国达成协议，东南各地方政府不奉行宣战诏令，列强也不得在东南地区启衅。中央政府作战，地方政府中立，并与各敌国互相保护，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5) 庚子战争中的交战双方，一方(西方列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为另一方(中国)好。中国的失败乃是中国的大幸运；若八国联军失败，将是中国的大灾难。这难道不也是战争史上的今古奇观？ 战争爆发前两年（1898），光绪皇帝主导的变法维新在西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反对之下失败了。西方各国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希望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中世纪的野蛮国家进化为现代的文明国家；对戊戌政变后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帝寄予同情。因为担心光绪被谋害，法国政府要求派医生给（据说重病在身的）光绪检查身体。西太后欲废光绪帝，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帝，因为外国使团表示不满而未能如愿 (列强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皇帝的废立，但是列国在外交上有不承认溥俊的权利)。溥俊仅被立为"大阿哥"（即皇长子，意味着是皇位继承人）。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日本协助下逃往海外，继续鼓吹变法维新，被（西太）后党视为心腹之患。 野心勃勃的端王载漪眼看儿子当不成皇帝，对列强恨之入骨。他的亲信遂伪造情报，说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对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祸，于是不惜一切后果，走上了利用拳匪（据说神通广大）、杀尽洋人的战争之路。 这是从战争的起因分析。从战争的结果看，扫清中国政坛上的顽固反动派，诸如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是《辛丑条约》的重要内容(刚毅、徐桐此前已毙命)，为以后清末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道路（可惜宪政改革的前途被辛亥革命葬送了）。为中国政坛清扫垃圾的同时，西方各国在条约谈判中要求清廷为被西太后杀害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等五大臣平反昭雪，开复原官。这些忠义敢言之士当初不顾个人安危，力挽狂澜，反对启衅外国，滥杀洋人，进攻使馆。中国政府的祛蠹除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国联军逼出来的。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八国联军失败了，西太后、端王和拳匪得以任意妄为，中国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清廷将断绝与西方各国的一切外交关系，断绝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驱赶或杀尽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中国半个多世纪"洋务运动"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中国将重回闭关自守、重回中世纪的野蛮。正是八国联军的胜利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犯有严重的战争罪行；战败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称得上是宽大为怀，并未苦苦相逼。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费时最久、争论最烈的是条约第二款"惩办祸首"。战争的罪魁祸首无疑是西太后，这是明摆着的。但是不要说对西太后的任何惩罚，就是对她任何公开的批评，都是中国方面绝对不接受的。西方列强最后尊重了中国对最高统治者不能碰的"底线"。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国坚持要求西太后承担罪责，交出权力，归政光绪帝 (这一直是各国的愿望)，中国将是什么局面。这点并非做不到，只要列强对清廷的压力足够大。自然，西太后会负隅顽抗；但是她如果想让满清政权和中国为她殉葬，她办不到，满清亲贵、朝廷重臣、外省督抚最后会抛弃她的。如果光绪帝能够亲政，主导宪政改革，中国的历史将改写，"明治维新"在日本创造的奇迹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一直延续至今）承受的巨大苦难将可以避免。八国联军、西方列强的宽宏害了中国呵！ 西方各国对罪大恶极的战犯端王载漪，开始坚持要求清廷将他处死，但他是皇室懿亲，清廷不答应。退而求其次，各国要求对他执行"假死刑"-- 斩监候，清廷连假死刑都拒绝，最后载漪仅被终生圈禁（"圈禁"即在家中软禁）。 有人对《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赔款不能释怀。战胜国通过战争赔款其实赚不到钱；战争赔款一般是对战胜国军费的补偿。战争的开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战。庚子战争，清廷向十一国宣战，与八国联军作战，各国的军费加起来自然是一个大数目。从庚子赔款中唯一获利的是俄国。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赔款额的29%。俄国的战争支出是一亿七千万卢布，而所得赔偿，折合卢布一亿八千四百万；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至于美国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则是仁至义尽。 6）在庚子之乱和其后的战争中，中国北方民众被拳匪、官军涂毒、祸害；是外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解民于倒悬的"竟是外国军队，这不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吗？ 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这是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众多谎言中相当突出的一个。此乃中国人的自欺欺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外国军队，而是中国人自己。八国联军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其军规、军记与拳匪、清军不可同日而语。烧杀淫掠、祸害百姓的是拳匪和清军，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八国联军虽不能说秋毫无犯，但是占领北京以后，它起的主要是维持秩序、恢复秩序的作用。紫禁城当时由日本军队管辖，可说是秋毫无犯。 外国军队中军纪差的是俄国军队。俄国单独出兵，进占南满洲。这支军队并不在联军统帅的指挥之下，严格讲并不属于八国联军。 清军中军纪最坏的是董福祥的甘军。董福祥是土匪出身，回民。他率领的"回子兵"军记败坏，恶名远扬。兵匪一家，并非虚言。七月廿一联军破京之日，董福祥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董个人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清军腐败，在庚子战争中基本上是一触即溃，甚至未触先溃。清军被击溃后作鸟兽散，不少败兵游勇成了真正的野兽，烧杀奸淫，无所不为。清朝的地方官在战争中逃之夭夭；能对百姓提供保护的，倒是外国占领军。 对百姓危害最烈的还是拳匪。拳匪在中国北方、包括京津地区掀起的红色恐怖，尤其是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得到清廷认可之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浩劫。"灭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灭之列（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用"洋油"到处放火）。烧教堂，扒铁路，割电线，烧车站，毁桥梁，捣学校，砸医院。洋人、洋妇、洋孩固然格杀勿论，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诛。根据教会统计，241名外国传教士和家属在庚子战争中遇害；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88人，其中儿童53名。中国基督徒的牺牲尤为惨烈，两万多教徒被血腥屠杀；其中天主教徒一万八千人，新教徒五千人。 拳匪屠戮，初试牛刀是在河北省涞水高娄村，匪首张德成亲自指挥。该村有三十四户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里望弥撒时闯进教堂，大杀大砍，将信徒全部杀死。然后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对妇女则有先奸后杀发生）。接着搜索财物，放火烧屋。三十四户人家一百四十余人无一幸免。 拳匪的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拳匪在路上遇见穿制服的学生，指为汉奸、乱刀砍死的不计其数。御林军"虎神营"的翼长阿克丹（二品大员）因为曾经入教，被拳匪斩首示众。武毅军统帅聂士成（从一品武官）几乎是庚子战争中唯一认真抵抗过联军的清军将领。因为他弹压过拳匪的杀人越货、为非作歹，拳匪对他恨之入骨。就在聂将军身先士卒、与联军奋战方酣之时，拳匪竟然闯入他家，将他的老母、妻子、女儿绑架而去。亲兵报到阵前，聂将军大怒，分了半营人去救家人。拳匪丧心病狂，与外国联军合击聂军，聂将军中炮阵亡。拳匪打算拿聂将军"戮尸"，因联军追来，仓皇逃命，才未得逞。德国军人拿来红毯子，覆盖聂将军的遗体，并将遗体交还清军。付都统庆恒（正二品大员）掌管御林军虎神营。他是端王载漪的亲信，竟也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连同庆恒本人，被拳匪折磨至死。 拳匪任意诬指他人是汉奸，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不仅政府高官、军队将领难以免祸，拳匪杀"二毛子"（汉奸）竟然杀进了皇宫禁苑。在端王载漪带领下，拳匪闯入深宫。"大师兄"在西太后面前趾高气扬地宣称：宫里也有二毛子，得查验；连太监、宫女都要验。西太后问他如何查验，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额头拍一下，就有十字纹出现。西太后并不相信这些鬼话，但迫于情势，忍辱退让，让他们验了一些太监、宫女。拳匪得寸进尺，在载漪带领下，以后又闯入紫禁城宁寿宫，欲杀"二毛子"光绪皇帝，被西太后阻止。拳匪嚣张到闯入皇宫去杀皇帝，还有什么人他们不敢杀？他们的架子比亲王、郡王的还大。在天津，他们在路上遇到文官坐轿，喝令下轿，武官骑马，喝令下马；而且必须脱帽，在路边肃立。如果不从，白刃相向。 杀人、放火、大肆破坏之外，当然还少不了抢劫；只有抢劫才能财入私囊。在乡镇的抢劫自不待言，拳匪在京城都敢明火执仗，打家劫舍。一般民宅固不能免灾，连京城的"大宅门"都被殃及。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官居一品）家住东单头条，被洗劫一空。孙着短衣逃难，避到安徽会馆；他的一个儿子被剥到只剩一条短裤。直隶总督裕禄昏庸不堪，把拳匪奉为上宾，视为干城。当清廷想调两广总督李鸿章接替裕禄，拳匪预感情势不妙，因为李鸿章几次上奏，力主清剿拳匪。那些狡黠的便纠合弟兄，公然抢劫，发一笔横财后溜之大吉。匪首张德成、曹福田早就成了巨富。他们树大招风，开始不便开溜，继而决定"另开码头"。走时当然要"干一票"。其时各路粮台（即清军的军需给养）都集中在总督行辕，现银即有上百万。于是张、曹各率部下，到达总督行辕呼啸而入，见人就杀，见银就抢；丢掉"灭洋"招牌，尽显土匪本色。 拳匪如此涂毒百姓、作恶多端，百姓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匪首张德成在落荒逃走时，于河北省王家口被百姓围攻，白刃齐下，剁成一堆肉。 在庚子之乱和随后的战争中，拳匪制造的红色恐怖是中国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这场浩劫难道不是八国联军用战争手段终止的？平息浩劫、解民倒悬，这不是八国联军出师的"副产品"，而正是联军作战的目的。当然严格地讲，联军要解救的主要是各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和中国的基督徒，但是中国的民众官绅不是也同时获得解放吗？如果说八国联军平息这场浩劫的丰功伟绩不可没，这种说法过份吗？如果说八国联军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大反动，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是任何理智清明的人，在了解历史真相之后会得出的必然结论。  2013年9月21日 刘淇昆，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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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中监委调查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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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监委调查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Sep 30th 2013, 11:33, by 明鏡雜誌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记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写道：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 以下为父亲李坚的讲述。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示承认错误。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实地调查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才的老红军向我反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 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我根据这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当时那种惨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300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至1961年3、4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有材料披露，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 "执行了刘少奇路线" 可是刚刚吃上几年饱饭，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监委的造反派们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写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李坚在调查安徽饿死人事件时，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逼着毛主席认错检讨提供了黑炮弹。" 1969年，由康生的亲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组部业务组对我所做的干部审查结论是："李坚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执行刘少奇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革命群众揭发和立案审查，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攻击农村合作化，刮单干风，特别是在三年整风困难时期，他到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产生活和整风整社问题。最为严重的是，1961年3月，李坚根据王从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这个材料经王从吾、钱瑛密谋，以李坚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炮弹。"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劳动我也不怕。可是，说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我永远不服。 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况且我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时的想法就是对人民负责，为冤屈饿死的亡灵负责。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上报给中央，让中央领导知道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做农村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至于真实数据给了中央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所能预料得到的。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350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300万。 （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 米鹤都，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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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不痛不癢 裝得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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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痛不癢 裝得挺像 Sep 30th 2013, 01:38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督導下，河北省一班常委作批評和自我批評。據報道，這個「民主生活會」開了四個半天，習近平全程參加，並作了「重要講話」，認為要經常和大膽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重要武器，「使之愈用愈靈、愈用愈有效」。 中共媒體刊登河北省委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部分內容，從省委書記、省長、副書記到常務副省長、組織部部長、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都作了發言。他們互相揭短，也說自己存在哪些問題，不過都很輕描淡寫。 省委書記周本順說：我自我檢查主要是三條，有點急於求成，有時候有些主觀決策，苦幹實幹的拚命勁頭在消減。省長張慶偉說：我在個人官僚主義方面愛批評人，自己感覺主意正，感覺辦法多，就把自己擺在了幹部群眾之上，奢靡之風我覺得還是有的。省委副書記趙勇批評書記周本順說：對扶貧工作過問不多，我覺得這個裏面也有一個是抓顯績還是抓潛績的問題。紀委書記臧勝業批評省長張慶偉：聽匯報不是太耐心，不太耐煩，這樣對幹部不夠尊重，對不同的意見不敢完全採納。 這些批評和自我批評都是不痛不癢，他們在總書記面前不敢不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只好裝裝樣子，說些不痛不癢的話，自我檢查一些「芝麻綠豆大」的問題，批評別人也盡可能客客氣氣。 這也不能怪他們，大家都在官場幾十年，規矩和潛規則都懂，都懂得如何應付上級、懂得怎樣與同僚相處，否則，能混到今天的高位嗎？ 柳太極 傳媒人 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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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最敢言法醫：內地驗屍三成錯判 嘆領導干預同業知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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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敢言法醫：內地驗屍三成錯判 嘆領導干預同業知識不足 Sep 30th 2013, 09:46 被稱為「中國首席女法醫」的王雪梅接受本報專訪，呼籲內地當局盡快作出司法改革：「我覺得最高檢察機關，應按照習近平同志的要求，照照鏡子、正正衣冠，看看自己有什麼問題！」（明報記者攝） 曾被央視稱為「中國首席女法醫」的王雪梅，早前因質疑英國商人海伍德死亡案情，及高調辭掉中國法醫學會副會長等職務後，稱持續被公安監視。《明報》記者本月初在北京採訪了王雪梅，她說，在最高人民檢察院任職法醫時，發現地方政府的驗屍報告，有超過三成是錯判，餘下近七成大多都有瑕疵。她對中國法醫界極失望，指不單與同業的專業知識不足有關，更致命是潛規則橫行，公安要法醫說什麼就說什麼。 辭最高檢職務 質疑海伍德案情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日前被判終身監禁，王雪梅在裁決前已向記者表明，「薄案作公開審判，讓我看到希望，（國家主席）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是不是要從司法夢開始？」此外，記者就王雪梅的驗屍錯判率質疑，查詢位處北京的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簡稱「最高檢」），對方叮囑記者傳真提問要加蓋公司圖章，方會回答，記者於9月16日照辦，然而至昨天截稿前尚未獲回覆。 1956年出生的王雪梅，1986年以約30歲之齡就成為最高檢的法醫，在前線工作11年，直至1997年，做了600多件重大案件的驗屍（內地稱「死因鑑定」）。這名權威法醫月前突然宣布辭去最高檢大部分職務，只保留巡視員一職。 「餘下七成大多有瑕疵」 本月初，記者在北京一處與王雪梅見面。王身穿旗袍，佩戴碧玉吊墜，眉宇間不怒而威。這名內地傳媒稱之為「中國最敢言法醫」的專家，目前政治處境並不太好。「昨天公安人員一直跟到我家門口。」她說，近日博客遭封殺，「有人要一步步把我處理掉，不過我沒什麼可查的，不怕」。 王雪梅透露，在前線任法醫時，在下省級抽檢時，10個驗屍報告中有超過3個是完全判斷錯誤，剩下7個亦有漏洞。王指出，除個別法醫技術不過關外，地方領導干預驗屍報告及跟他們周旋才費盡心力。「我一去他們就擺一個飯局，對面坐一排領導。我不怕他們。你基層法醫都軟，我王雪梅就要硬！」 稱曾撕爛國務院高層批示 撇除地方領導，王雪梅指亦多次受到國務院甚至更高級領導人的干預，「當時國務院高層的一個批示放在我桌面，我就當覑領導面前給撕了。管你是誰，要麼別讓我做這個屍檢，要麼別左右我的專業判斷！」說到激動處，王雪梅柳眉倒豎，拍案而起。 堅持「硬碰硬」的王雪梅，1997年不再獲委派實際法醫工作，退居二線後，任高檢研究中心副主任，近年自設「博客」接聽百姓電話，分析社會熱議案件，發現冤假錯案仍然不斷，估計在覆檢上出現三成誤判的機率恐怕沒有改變，她舉例說﹕「（3年前北京大學生）馬躍墮軌遭電擊身亡一案，根本不是自殺，而是謀殺（詳見A4）。」 內地法律專家李莊說，中國公檢法機構在偵查、屍檢、審判中，普遍存在執法人員主觀判斷，而導致執法「瑕疵」。他舉例在重慶打黑期間，每宗案件都有不同程度「冤假錯」，與王雪梅觀察的情類似。記者翻查發現，內地多年來爆出多宗冤案，部分犯人被處決後才沉冤得雪（見表）。 港法醫：港制度限制法醫「獨斷」 香港大學病理學副教授馬宣立對屍檢「十判三錯」感到憂慮﹕「屍檢本應是專業問題，如果搞成這樣就很悲哀。」他又指出，內地公檢法例寫得詳盡嚴謹，但能否秉公執法卻是個問號，反而香港死因裁判法庭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任何人包括法醫「獨斷」的情，保障了公正。 記者找到2011年烏坎事件中，在看守所中離奇死亡的村民代表薛錦波的女兒。薛女認為死因鑑定十判三錯都太樂觀，「對於我來說，中國的屍檢全是假的」。她回憶，親眼見到父親屍體傷痕纍纍，但官方死因鑑定卻是「體表未見明顯傷痕」和「心源性猝死」。 明報記者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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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上訪無門冤難伸 每逢十一倍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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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訪無門冤難伸 每逢十一倍傷心 Sep 30th 2013, 01:24 內地十一長假將至，為慶祝中共建政六十四周年，官方當然要隆重慶祝，北京舊城區改造，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煥然一新，天安門廣場更是鮮花簇擁。然而，對無數沉冤待雪的上訪者來說，共和國生日感覺不到半點主人翁的自豪和喜悅，卻要像喪家犬般被人四處驅趕，偌大京城，無地立足，「中國夢」不過是另一個噩夢。 事實上，每逢十一慶典前夕，北京當局都會展開清洗太平地行動，粉飾太平。在右安門和南站一帶，治安人員開着車輛，見到訪民就趕上車，連流浪漢、拾荒者與露宿者也不能幸免。訪民集中的民居和旅館成為清查重點，各地駐京辦也如臨大敵，調派大批人員赴京堵截訪民。有受影響的訪民稱，當局今年清場時間不僅提前，而且延後，行動將持續至一個多月後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 京城維穩草木皆兵，各地的維權抗爭同樣遭受打壓。在江蘇徐州豐縣北關村，數百名回民因不滿兩千多萬元拆遷賠償金被侵吞，以及上訪的代表回村後遭拘捕，日前上街請願示威，要求當局放人。山東、安徽、江蘇等地有回民聞訊趕來支援，當局出動逾千特警進行鎮壓。河北省作為京城的門戶，更是年年舉行所謂「護城河」行動，將一切意圖上訪者攔截下來，是當地各級政府的首要任務。 積怨難消 官逼民反 當下神州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矛盾尖銳。面對日益高漲的民怨，執政當局不是以疏導方式化解矛盾，反而以高壓手段維穩，結果適得其反，激起民變。統計數字顯示，二○○三年至一○年間，全國群體性事件由每年五萬八千宗激增至十八萬宗，每天平均約五百宗，可見民怨已瀕臨爆發邊緣。 愈維穩愈不穩，已成為執政者最大的尷尬。每當京城有重要政治活動，不管是一年一度的「兩會」、每年的「十一」慶典，還是北京奧運一類盛事，亦是冤民到北京伸冤鳴屈的重要日子，執法者與上訪者展開永無止境的捉迷藏遊戲。當局將截訪當作維穩「關鍵性戰役」，好像把上訪者趕出首都，「不穩定因素」就會消失，天下就可以太平，根本是自欺欺人。 打壓愈狠，反彈愈大，「穩定壓倒一切」只是不斷將上訪者逼到絕地。山東青年冀中星在東莞謀生期間被當地治安隊員打成癱瘓，數年間坐輪椅到處上訪，始終討不到個「說法」，無奈之下在首都機場拿出自製炸彈自殘，無非是希望引起注意。廈門上訪者陳水總絕望之下在巴士縱火，燒死了自己，更累及大量無辜民眾，這類絕望行動必接踵而至。 中共第五代提倡走「群眾路線」，又展開整風運動，一度為老百姓點燃希望，但從今年十一仍然將上訪者趕出北京城觀之，維穩仍是主旋律，執政思路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 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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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國民黨「十九全」延期易地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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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十九全」延期易地和其他 Sep 30th 2013, 10:15 上個星期，台北的馬英九鬥王金平案，忽然爆出了許多枝節，檢察總長黃世銘在立法院被立法委員連番追問，他承認了許多電話監聽的內幕，使得違法監聽、濫權違憲這個問題又現高潮，馬政府的危機已開始擴大。 但台灣境外的人更關心的，可能是9月29日國民黨「十九全會」延期改地點的事件了。國民黨的全代會，理論上乃是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十九全」早已決定「九二九」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召開，但國民黨卻突然於9月24日，即預定開會的5天前宣布，會議改期，將來的地點也要改在台北陽明山的中山樓。全代會都馬上要開了，許多住在外國的代表可能回台的飛機票都已買了，卻突然宣布延期，這種事在國民黨歷史上，乃是第二次。當年國民黨在大陸時，「六全」於1945年召開，當時已經兵荒馬亂，都沒有延期。只有「七全」應在1949年召開，但當時國民黨已丟了中國大陸，全會已不可能召開，遂延至1952年。難怪國民黨人有許多認為這次延期不是個好兆頭了。 國民黨的「十九全」延後，可能延到10月26日，原因非常明顯。最近台灣的政治亂七八糟，經濟也很不好，民怨當然高漲，因此「九二九」早已成了民怨的目標。截至最近，已有43個社會運動團體聯合發起「九二九包圍馬英九」行動，它們已宣稱至少會有10萬人參加。 10萬人當然不是很多，但對台灣而言，這已是大型的群眾運動，這種運動通常都有滾雪球效應。今天10萬，過幾天就會變成20萬、30萬或者更多。顯然馬英九已被「九二九」可能出現的大型群眾運動嚇到了。因此他遂決定「十九全」延期，並於9月23日（星期一）深夜，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其他副主席和國民黨秘書長等找來開會，名為開會，實為宣達，大家當然附和，於是「十九全」的延期易地遂告定案。 根據國民黨秘書長曾永權的表示，他們宣稱是「為了社區安寧」、「擔憂情勢失控」、「不樂見藉機滋事」，不論說詞為何，它的用意就是要閃避「九二九」的群眾運動。它們把地點改為陽明山中山樓，任何人都知道，中山樓地點偏僻，沒有汽車根本到不了。而且中山樓地勢高，軍警容易控制，群眾根本無法進去，「易守難攻」，國民黨把個「十九全」搞得緊張兮兮，風聲鶴唳，如臨大敵，它的恐懼已不想可知。 不過，「九二九」的「十九全」召開在即，為了群眾運動而緊急暫停，延期又換地點，國民黨同時也決定限制出席代表的提案權，這些反應都顯示出國民黨的恐懼和意圖限制黨內的民主，因此國民黨當然受到台灣各界嚴厲的批評。其中以社運團體的批評最為嚴厲，它們批評說「馬英九是豎仔，有本事就出來面對人民」、「拿出你對王金平的魄力，九二九不要躲起來！」 「豎仔」是台灣的鄙視罵人話，它的意思是「沒膽的小子」，用「豎仔」這種話來說馬，已是很嚴重的鄙視。而真正嚴重的是，當兩方互動，一方畏懼怯懦，另一方就會更加理直氣壯。這也意謂覑反馬的群眾運動，並不因「十九全」的延後換地點而告泄氣，反而是反馬的能量更增。 目前，台灣的社運團體對「九二九」的包圍馬英九行動並未取消，而是將運動的時間也拉長。「九二九」、「雙十」、「一○二六」都將舉行反馬行動。「九二九」的群眾行動地點，也由國父紀念館，擴大到凱達格蘭大道，以及馬的官邸前面；「雙十」則會在凱道集結；「一○二六」則可能在陽明山仰德大道發起萬人路睡，癱瘓整個陽明山交通，讓「十九全」都開不成。國民黨的「十九全」延期改地點，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是把問題愈鬧愈大。 而就在上個星期，台灣又出現了兩個重大的插曲。 國民黨開會延期 京官告知吳伯雄 第一個是9月23日星期一國民黨開會，決定「十九全」延期時，榮譽主席吳伯雄也參加。據台灣媒體報道，他在會上表示，「十九全」延期，他早已聽說了，但不是台灣有誰告訴他，而是大陸的對台官員告訴他的。他這個國民黨的榮譽主席，國民黨自己的機密大事都不知道，還要北京的官員告訴他。在星期一的會上，只有他反對「十九全」延期換地點，但他的反對完全無用。吳伯雄的發言已點出了幾個很重要的問題﹕馬的許多重大決定，北京都會先知道，這是馬和北京有秘密管道？或是馬身邊的親信有人會向北京報告？「十九全」延期，乃是國民黨的黨國大事，國民黨自己的榮譽主席都還不知道，北京卻早已知道，這是相當蹺蹊的現象，將來值得注意。 另外一個插曲，則是台灣媒體於9月27日（星期五）報道，就在9月11日馬開始鬥王時，當天有個日子難過的計程車司機劉進義在陽明山自殺。他死後多日，兒子找到了他的遺書，其中有一段句子﹕「謝謝馬英九，給了我一個機會，做出一個最難的決定，景氣如此的差，你們這些當官的還有時間再搞內鬥。」由他的遺書，可以看出經濟不好，馬卻仍在搞內鬥，乃是促使他自殺的原因，因此他的自殺可以說是一種「死諫」﹕他雖是個小人物，但他的死卻無疑的是個大事件。它會促使馬的鬥爭停止嗎？或者使得反馬運動更為壯大？答案不久當會揭曉！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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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王雪梅談李旺陽 「聚焦站覑上吊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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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梅談李旺陽 「聚焦站覑上吊無意義」 Sep 30th 2013, 10:08 「六四鐵漢」李旺陽死因謎團至今未解開，王雪梅認為，公眾將質疑焦點放在站覑上吊和「腳沒離地」上毫無意義，因為這都符合自殺情；若李之死真的另有其因，應考慮他是否在死前，有先被「致昏」的可能。 「應考慮是否死前被致昏」 王雪梅分析，若李旺陽「被殺」後，有人再把他擺成上吊姿勢，死因會非常明顯，只需做系統解剖，就能判斷上吊前是否已「被殺」。她提出一個大膽假設﹕「像這樣一個又聾又啞、行動不便的人，在他獨處時，可先將他致昏，等他沒有反抗能力時，再往上一吊，這樣驗屍出來就確實是上吊致死。」 拒評李死因 「我的力量有用麼？」 她又提出一種「高明」致昏手段﹕趁人深層睡眠時，輕輕按住頸兩側的「頸動脈竇」，一段時間後大腦就因缺氧陷入昏迷。與重擊致昏、藥物致昏不同，這種手法不會留下明顯痕舻，驗屍亦難查出。 記者拿出官方李旺陽死因調查報告和相片時，王雪梅拒評李的死因，「我一個人的力量有用麼？只要我看了，老百姓就覺得還有希望，就等覑我給他翻案的那一天，但這不可能」。 港大病理學副教授馬宣立仍然將質疑集中在李旺陽離奇斷掉的第四根頸椎上﹕「上吊自殺弄斷第三四根頸椎，就我專業知識來看，真的很反常。」去年澳洲法醫Stephen Cordner指出，根據國際文獻紀錄，平均1000宗自縊個案中，只有3宗會出現頸椎骨折情。 湖南邵陽民運人士李旺陽曾坐牢22年，去年六四前夕接受香港有線電視訪問，播出後4日在醫院離奇死亡。雖然湖南政府宣布李旺陽是自殺，但親友都質疑死因，上萬港人為此上街遊行。去年9月《明報》記者赴邵陽調查李旺陽死因，獲悉其妹妹李旺玲和妹夫從沒同意官方的自殺結論，並一直處於受監控狀態，記者亦遭政府扣留44小時。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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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國產導彈用日製元件惹議 專家：若開戰禁運將成中國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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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導彈用日製元件惹議 專家：若開戰禁運將成中國死穴 Sep 30th 2013, 10:26 土耳其決定採購中國「紅旗-9」型防空導彈後，其間流出的相關圖片顯示，「紅旗-9」使用了日本品牌松下（Panasonic）的行程開關，而中國的潛艇則使用了另一日本品牌的導航雷達。環球網有評論員撰文指出，電子元件遭外國禁運後果不可想像，因此必須擺脫對日韓的產業依賴。也有軍事專家認為，國產元件短時間內取代日貨並不實際，但若中日爆發熱戰，的確會成為中方死穴。 行程開關控制電流 環球網的圖片顯示，「紅旗-9」導彈裝置中出現標有「Panasonic」的元件。文章解釋，這是AZ8112型行程開關，是一種常用的小型電流控制電器，通常被用來限制機械運動的位置或行程，使運動機械按一定位置或行程自動停止、反向運動、變速運動或自動往返運動等。在另一圖片則顯示，中方一艘潛艇使用的是日本Furuno生產的導航雷達。 日產高端產品 暫難取代 環球網軍事特約評論員雷澤撰文指出，日本是目前國內電子元件進口的最大來源國，特別是在電容、電阻和電感等產品領域更為突出，上述三類產品2010年的日貨比重分別為35.0%、28.1%和18.6%。一旦禁運，國內電容與電阻市場將受到較大影響，且自日進口的主要為高端產品，國貨目前難以替代。 文章又指，不僅要站在產業和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更要從國防安全和國家戰略層面來解決，擺脫對日韓產業上的依賴已經迫在眉睫。 專家：全球化下難完全國產 澳門國際軍事會會長黃東對本報表示，以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武器達到完全國產幾乎不可能，美國的愛國者導彈中也有日本元件。 黃東說，較早前美國軍方曾發現，不合規的採購行為使一批美國武器使用了中國生產的電腦，引起軒然大波。黃東說，相比於解放軍使用日本的電子元件，美軍這一問題更大。 料不存在泄密風險 黃東表示，中日兩國的精密儀器製造存在差距，要求在十年八載內克服並不現實。他說，解放軍武器使用日本元件，並不止是開關和雷達，而是大量地使用。若中日雙方處於戰爭狀態，電子元件的確會成為問題，但在這種情下，中方也可開始對日禁運電子元件的原材料稀土。 黃東指出，雖然日本熟知日產電子元件的用途，但無法掌握安裝元件的武器性能，因此不存在對日泄密的危險。 明報記者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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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黨報：拍照上載惡行須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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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報：拍照上載惡行須守法 Sep 30th 2013, 10:36 《人民日報》刊登文章稱，制止不文明行為是值得鼓勵，但以拍照上載來曝光這些行為，卻是濫用「私刑」。 這篇署名文章首先引述近日的報道稱，杭州地鐵內一名乘客勸說一名不停吃東西的中年婦女，因對方不聽，拿起手機拍照欲上網曝光，結果被對方憤怒追打。文章指，地鐵裏能否吃東西，各地規定不一。有些城市如杭州雖然有《地鐵乘客守則》等規定，但地鐵內進食屬於不文明行?，算不上違法，因此只能通過勸說教育的方式制止。不少網友採取拍照、上網曝光等方式進行監督和批評，且很多照片都不加處理，直露事主真容，這雖然能激起人們對這類行為的鄙夷和譴責，但細究起來，有侵犯名譽權之嫌。 文章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民法通則若干意見中認為，「以侮辱或者惡意醜化的形式使用他人肖像的，可以認定?侵犯名譽權的行為」。因此，拍照曝光，應僅限於不文明現象本身，以不侵犯被曝光者的名譽權為底線。 文章稱，對不文明行為加以制止，這值得鼓勵，但也應合乎法紀。守法是伸張正義的前提，以正義之名濫用「私刑」，只會走向極端，進而危及正義本身。 (人民網)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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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習近平文膽 何毅亭掌中央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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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文膽 何毅亭掌中央黨校 Sep 30th 2013, 10:38 據中共中央黨校網站「校務委員會」顯示，前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何毅亭接替屆65歲退休之齡的李景田，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由於中央黨校校長為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常務副校長就是主管黨校實務的第一把手。何毅亭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文膽」之一，與習亦是陝西同鄉，曾任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兼秘書組組長、中央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試點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等。 綜合報道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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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新版毛語錄提文革索價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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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毛語錄提文革索價二千 Sep 30th 2013, 10:36 新版毛澤東語錄有望今年12月上架，封面和六十年代「紅寶書」(圖)完全不同，內容提及文革，售價超過二千元。(網上資料圖片) 新版毛澤東語錄有望今年12月上架，封面和六十年代「紅寶書」完全不同，內容提及文革，售價超過二千元。 自1966年之後，中國官方未再版過《毛澤東語錄》。新版毛澤東語錄總編、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陳宇表示：此次再版語錄是民間和學界的行為，沒有政治目的，但目前還在等待官方的審批。 據陳宇透露，新版語錄將以24萬字、12萬字、6萬字三個版本發行，正式的書名未定，但不會叫《毛主席語錄》，會使用「毛澤東」這樣的稱呼以示客觀。新版語錄內容不同於1960年版《毛主席語錄》，1960年版的語錄摘自毛澤東的四本選集，新版語錄來自1960年代至今出版的58本毛澤東著作，會提及文革。 「為避免誤會，新版語錄的版式不模仿『紅寶書』的樣式」。文革期間出版的《毛澤東語錄》，紅色封面，手掌大小，很適合放在制服口袋裏，被民間稱為紅寶書。陳宇說，新版為大開本，24萬字的版本A4紙大小，宣紙印刷，售價高於2000元人民幣。新版語錄由他和20人的團隊費時2年完成，「這些人有學生、企業家、大學教授、老大媽，從18歲到70多歲」。陳宇說：我就問他們毛澤東著作中的哪句話對你的人生有擧迪，然後摘出20句話。 毛澤東語錄最早出現在1961年的《解放軍報》上，當時為便於軍隊學習毛澤東思想，軍報從毛澤東選集中摘取片段刊登，1964年後，《解放軍報》將語錄結集出版。有學者推斷，文革期間，《毛澤東語錄》在國內外以50多種文字，發行50多億冊，成為全球發行量僅次於《聖經》的出版物。 領袖思想以語錄的形式出現，一方面會將人神聖化，比如文革期間就有崇拜毛澤東的社會心理，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毛澤東研究學者蕭延中認為，另一方面，語錄易於思想傳播。文革前，毛澤東語錄經過數次修訂再版，1966年之後，再未出版過新版語錄。蕭延中認為目前新版毛澤東語錄仍由解放軍背景的學者主編，可能有官方意圖。 自1990年代之後，中國官方、學界和民間對毛澤東的評價變化巨大，三方內部均有分歧。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共黨史者韓鋼認為，在社會矛盾複雜，價值觀衝突明顯的當下，新版毛澤東語錄的出版形式上是回到過去，但絕非簡單的懷舊，而更多恐怕是表達對現實的不滿。 學界發現，1990年代以來主流意識形態對毛澤東功績的宣傳明顯超過了1980年代。陳宇同時是毛澤東、蔣介石歷史研究學者。他強調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在毛澤東思想上站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的定論不會有變化，只要中南海新華門前的標語「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還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還在，就不會變。 近年，《毛澤東語錄》在民間也有新版本。策劃人楊一峰曾在2005年出版《毛澤東語錄》。今年4月，毛澤東的外孫女孔東梅在出版《毛澤東箴言》。蕭延中認為，除去政治原因，出版《毛澤東語錄的動機》也有市場原因，比如台灣版的語錄就寫有「台商西進，經營大中國的唯一聖經」，而孔東梅有親情因素。 (南方都市報)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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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 自貿區必須變成「政治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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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貿區必須變成「政治租界」 Sep 30th 2013, 10:46 上海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消息最近一星期以來沸沸揚揚，內地、香港以至國際傳媒都有大量報道。有的指自貿區將成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先行者，有的擔心這個自貿區將威脅香港的生存空間，更有些只懂向北望的商家拿自貿區來批評香港徘徊不前。但最重要又最有趣的消息卻是自貿區會否開放網禁，會否開放讓facebook、twitte等國際社交媒體自由流動，有傳媒一度刊登報道指上海自貿區將破天荒拆除防火牆，取消網禁，一時間令不少人對自貿區刮目相看，充滿憧憬，因為這意味上海自貿區將會像其他國際金融中心那樣讓資訊自由流動，讓市場高度透明。 可惜，一切都是美麗的誤會。開放網禁的餘音還在人們耳邊低迴之際，權威的人民網就發表報道否認有關消息，人民日報海外版則發表文章，指上海自貿區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強調中國不會在互聯網上設立「政治租界」，又指阿拉伯國家的「茉莉花革命」清楚反映網絡訊息戰的威力，中國必須保持對互聯網的有效管理，以免上海自貿區陷為各路政治勢力鬥爭的犧牲品。 中國官媒把開放「上海自貿區」網禁說成是設立「政治租界」的說法不但荒謬可笑，更反映中國政府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時刻仍抱着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過時想法，仍把國際化及跟國際接軌視為喪權辱國的做法，視為違反國家利益的做法。只要這樣的老舊思維方式不變，成立多少個自貿區都沒有用，都不足以令中國金融市場全面開放，都難以威脅香港的地位。 任何國際金融中心都有一些基本的社會及制度條件，例如完善的法治，資金不受窒礙的流動，資訊自由流通，能隨時隨地跟其他市場及地區保持聯繫溝通等。中國政府這次在上海及其他「自由貿易區」，為的就是要打造幾個類似香港的金融中心，為的就是令金融市場加快跟國際接軌，令人民幣能加快全面自由兌換。她該做的是為這些自貿區奠下合適的社會及制度條件，讓它們可以茁壯成長，不會成為非驢非馬的東西。只可惜，北京領導層死抱政治硬、經濟軟的保守思維，依然以陰謀論看待資訊流通問題，依然要對網上世界處處設限，甚至把開放網禁說成是建立「政治租界」。在這樣的僵化思維下，新成立的上海自貿區根本無法合乎資訊自由流動的條件，根本無法讓市場人士及金融機構即時跟外界保持聯繫。像這樣的自貿區怎能蛻變成金融中心又或取代香港呢？ 事實上可以自由連接通行全球的社交媒體如facebook已成為任何國際都會不可或缺的條件。不管是企業高層、投資者、分析員已越來越倚賴社交媒體得到第一手訊息及了解同伴同儕的想法。中國政府不肯開放網禁，在自貿區工作的企業主管、投資者跟其他市場的聯繫將會變得不暢順及緩慢，甚至因此而錯過重要訊息，失卻投資機會。在訊息不靈的情況下，誰會願意在「自貿區」大展拳腳又或把主要交易搬到區內呢？ 已故中共元老鄧小平對香港的作用有獨到的看法，其中一條就是說香港訊息靈通，可以協助內地多了解世界。中國政府既然想藉上海及其他自貿區複製幾個香港，打造幾個金融中心，怎麼反而忘記了老爺子的話，忘記了資訊流通、訊息靈通的重要性，繼續實施網禁呢？這樣自相矛盾的政策只會令自貿區成為一些內地企業走資、投機倒把的遊樂場，不可能變成香港，更不可能成為倫敦、紐約。 盧峯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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