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十二月二十日晨，停止进攻之期限已届，余力争展限三日，决偕子文同机入陕，神经兴奋，几不能持。行前最后一瞬间，政府中高级长官群集余所，坚请暂留。亦有余若留京，尚可于委员长未离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之进攻者；余乃自动与彼等约，倘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余飞西安。同时接张学良来电告余，倘不能阻止进攻，切勿往陕。盖彼亦无力护余矣。
次日晨，得子文二电：一告委员长平安，一告端纳即日飞京。然是日端纳未抵京，惟由洛阳来电话，据称坐机在黄河岸被迫降落，将于二十一日（星期一）来京。余复接子文电，亦称将于是日到京。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到达，各述闻见。余坚持明晨必偕彼等同机返陕。端纳云："张确有计划，拟于进攻开始后挟委员长乘机离陕他行。"余闻言，自觉能想像张之心理如见其面；因此益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瞢。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时蒋鼎文亦已出陕来京，余念委员长或需军官如彼者为代表，请彼与戴笠偕行，且对西安表示中央之信义，决不一去不回，稍示怯懦之意。然鼎文夫人方喜其夫得离危城，故力请偕行，坚持不让其夫独冒此险。翌晨，余在机场恳切劝之曰："余非强蒋主任为余所不愿为者，余一妇人，所冒危险实较汝夫更大。汝夫为军人，其生命本已贡献于国家，汝为一高级军官之夫人，应鼓励而安慰之，此方是汝之本分。"鼎文夫人乃默许余言，慨然允诺，不复悲戚。孔夫人在侧，亦以温言慰之，携之侧立，余等即登机行矣。人或有称余此行为勇敢者，然余自念，所作所为并无异行之处，二万万中国妇人处余地位，皆必取同样步骤。鼎文夫人经余说明后，竟不坚持同行，而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之安全，即其一例。余登机前，已熟闻各方危险之警告，即余本身，亦详悉西安城中军队之性质。但余启行时，神志清明，镇定坚决，绝无怯意。然冒险而入叛军统制之区域，能了解此危机之巨大者，当时固无人较余更深切也。
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然机抵洛阳上空，视机场，轰炸机罗列待发，心坎突增阴影。余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后，即登机，坚嘱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及机启飞，余渐感悬悬，不识前途如何。时飞机正在盖雪群山中循铁路线前进；过华山，远望如晶莹之冰山，闪烁作光；最后见平原，知近西安矣。端纳于白色山丛中遥指一方形城邑告余曰："彼处即为临潼，委员长被劫处也。"此时余万念集，枨触若狂。俄顷，余等似已盘旋于西安及飞机场之上空。余于飞机着陆前，出手枪授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余复筹划，面对劫持我丈夫者，应取若何态度；盖余深知成败契机，全在于此瞬息之间。最后决定余对彼等之态度，即使彼等行动暴戾，而余必须强为自制，勉持常态，只有动以言辞，以达余来西安营救委员长之惟一目的。
飞机盘旋机场上空，乃未见机场中有迎候之车辆，只有三两守兵木立于其间。继思我等启行时所发之电报或未送达西安，因此折飞西安城上环绕数匝，引起城中注意。俄顷间，乃见车辆陆续向机场来矣。
机方止，张学良首登机来迎，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余仍以常态与之寒暄。离机时，乃以不经意之语气，请其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装，盖惧紊乱不易整理耳。彼即悚然曰："夫人何言，余安敢出此！"时杨虎城亦踵至，余坦然与握手，似偶然过访之常客。杨状甚窘，但见余镇定，又显觉释然。
车行街道间，初未见意想中之紧张，及抵张宅，彼即问余是否欲立见委员长。余请先得杯茗，盖欲示意，余信彼为君子，愿以安全寄彼掌握间，此等余忆在京时，曾有人戒余，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余固知张之为人，不至如此，今更得证明矣。时委员长尚未知余至，余不愿其延候焦急，故戒勿通报。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禁卫森严，且多携机关枪者，盘旋于四周。
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盖余知此时当努力减低情绪之紧张。时吾夫以背脊受伤，方卧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护，缓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适。此时目睹吾夫，负伤床笫，回忆遇劫当时，黑夜攀登山巅，手足为荆棘与山石刺破，遍体鳞伤之状况，余实情不自禁，对于事变负责者，不能不深加痛恨矣。
吾夫言曰："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读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我夫历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余告之曰："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吾夫屡言，苟利国家，愿以身殉。余告以自彼被困之后，全国民众，忧疑惶急，向所未见；即平日反对其政策者，亦抱同感，祈祷其出险者，遍布全球；稚龄学童，号哭如丧考妣；兵士闻其不讳之误传，竟有自杀者。因劝之曰："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君之责任乃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愿君自慰，上帝常伴我等。余此来，分君苦厄；上帝愿余死，死无悔；若愿余生，亦当保此生命，与吾夫共为国家努力也。"余复告以感觉劫持彼者已萌悔祸之意，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畔诵读者有顷，始见其渐入睡乡。
余今又来西安矣。西安本为我中华民族产生地之摇篮，今岂将变成其棺木欤！倘委员长不获生还，中国之分裂与灭亡立见，此后不幸之变化未易测也。若幸而脱险，则国家之团结益固，可怖之祸乱或将蜕变而为国家之大庆。余之心头似嘤鸣"祸中得福"之颂辞，余深信之。然到此关头，需具信心与智慧，偶一错失，立入死亡之陷阱。我等处境，实遭大难；四周军队皆整装待发，叛军之后，复有共军，此又为委员长多年剿讨之寇雠也，凡此各方，皆屏息以待，立可爆发。而中国境外，复有各国静观此间之结果。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之计划，即以后方之共军为其惟一之后盾；万一战争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其活力之时，则其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酿成空前之内战，召致不可预期之浩劫。而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俾得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凡上述之危状，皆为日来缠绕我心坎之魇影，自闻军事长官坚决主战之论调后，未能一日忘怀者也。
余见委员长后，再召张来见；彼或因余未加斥责，显有快慰状。余立以镇静诚挚之态度与之商谈，告以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属错觉；今大错已成，若何补救，实为当前惟一问题。并语之曰："汝若向余问以后之方针，余可以诚意告汝，尔等欲将武力以强迫委员长做任何事，皆无成功之希望。"张曰："夫人如在此，决不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此语殊出余意外，骇然久之。张续曰："我等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当；惟我自信，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然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余表示深信其言之由衷，不然，则彼等行径又何异于旧时军阀。惟目前欲示世人以无他，应放弃胁迫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因复语张曰："尔性太急切，且易冲动。尔当知世上有许多事，皆非躁急之举动可以成功者，惟步骤一致渐进之行动，乃可得真正之进步；换言之，即全国人民程度进至适当之水平线后，仍将感效果之迟缓。然余之经验告余，躁急者百分之力量，只能得一分之收获；而徒求快意一时之举动，决不能致中国于富强，惟坚忍卓绝之苦干，始能得理想中之成功。"张闻言，颇感动，诚挚言曰："夫人，余已觉悟此举之不当，决不愿托辞掩饰。惟自信动机确系纯洁。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员长同来者，余敢断言，决不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变。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能了解委员长也。彼所斥责者，每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对汝鄙为弃材，则决不再费如许精神对汝斥责矣。汝每称事委员长如事父，彼信汝此言之诚，故不假颜色。"
张应曰："夫人应信我敬戴夫人之诚，即余部将亦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彼等搜索其文件，得夫人致委员长函二通，拜诵之余，益感夫人之伟大。盖此二函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之至诚毕露，故深信夫人此来必可调整现局，使委员长早日离陕之热情初不后人，盖我等不独不愿阻碍其政治上之工作，且一致推崇彼为我等惟一之领袖。今但求向委员长面陈款曲，一切皆无问题，深信夫人必能助我了此危局。"余骇问所称二函究竟何指。张曰："一为请筹援绥经费与补充空军事宜；在另一函中，夫人缕述救国感想，实足动人。夫人告委员长，有'深感我二人共同救国之事业，未能尽责之处甚多，此后当加倍努力，一方面不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一方面不背我二人结婚时为民服务之誓言'之语。我等读此二函，实感动万状。"余即乘机向彼劝导："汝当更忆及函中之又一语，即谓我等救国之努力，乃随时默祷圣灵之启导，始能免于错误。汝若诚意欲有所建树，亦应随时祈求圣灵之向导也。"盖彼此次举动，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毁灭纲纪如此之甚。更可痛者，数年来辛苦经营之统一，幸告完成，正足增进中国之信誉，造成万世之福利，今竟为彼等毁其垂成于一旦。余复令追忆彼欧游初返时余向彼告诫之言。余当时之言曰："活动能力之强盛，若不能纳之轨范，危险实大。"曾嘱彼处事要随时谨慎。至彼称无伤害委员长之意，余又告之曰："十二日事变发生之晨，枪声四起，委员长未衣棉衣，备受严寒之侵袭，且流弹飞舞于四周，若未获上天之默佑，彼不饮弹而亡，亦将罹肺炎而死矣。然而已过者今勿再提，目前应讨论者，如何可使此事件迅速结束；盖委员长留此间愈久，国家之损失亦愈大。汝意以为如何方可收拾此危局？"余复述前言，促其速自悔悟，力图善后。张屡颔其首，并言彼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惟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余因促之曰："然则速将余意转告彼等。倘彼等欲与余面晤者，可遣之来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余留此候汝复音。"我等谈话至此告一段落，时夜已深矣。
余坐候至十一时，张尚未至，以电话询其行踪，据答称，彼尚在开会。因留语，散会后嘱其来我所。及清晨二时，仍不至；复以电话询，越数分钟，始至，目光疲倦，为状惫甚。彼言散会过迟，料我已入睡，不愿扰我，故未来。余急问："彼等何言？"张曰："杨及其部将不愿释委员长回京，彼等言，子文与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牵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明日将再开会。"余见其疲惫不支，知多谈无益，因曰："已将三时矣，明日可继续再谈，汝当去休息。"
此后数日，令人焦悚之问题益多，盖疑惧之军官，因急欲保证其本身之安全，随时有囚禁我等之可能。因此人抱不安，空气益呈沉默之紧张，剧变之发生，固意中事。即屋外监视之卫兵，似亦受此种心理之影响，盖当子文与余往来各室，与诸人会晤时，彼等咸现探询究竟之目光。余与子文惟一可以暂弛神经之法，为散步于积雪之前院中。院中各处皆有荷轻机关枪之守兵，日夜巡逻，以防外人之擅入；而院墙之外，更有大队之守兵，以防委员长之出走。仰首上瞩，天宇清朗，白日行空，此昭昭之青天白日，殆为此间惟一具有光明之物象。余二人绕院行，周而复始，守兵皆作怪异状，不辨我等有无用意；及闻我等发笑声，骇怪益甚，殊不知我等故意纵笑，以减去紧张空气之压迫也。
是日，子文正往来各将领间，作多方面之接洽。各方说辞纷至叠来，所谓"最后要求""最后论据"竟层出不穷，说服其一，第二第三乃至十余种之"最后"与"不可能"者接踵而来。然就西安军人之心理观察之，盖皆惧遭国法谴责之闪避行为耳。我等此来实已造成彼等内部之分裂，端纳入陕，张学良即招群疑；自子文及余与彼谈话后，张坚主立释委员长，西安将领竟目彼为"我方之一分子"矣，于是欲将彼与我等一网打尽之危机益迫。此所以各将领每次开会议决之办法，散会之后，突起疑团，于下次开会之时又全盘推翻，坐致一无成就。怀疑顾虑，笼罩一切，似已无止境可寻。余告委员长曰："此中央军日迫西安之故也。"然此时之委员长，对于事件之开展，已不感关切，彼厌见周旋，厌闻辩难，尤厌倦与周遭疑虑之空气，出陕与否已不在彼顾虑之中。曾语余曰："事态既继续如此，余决不作脱险之妄想，望吾妻亦不枉作匪夷所思矣。"然余深知在此重要关头，惟忍耐自制为成功之要素；我等当使叛变诸将领深信我言之诚挚，彼等若能悔祸，我可劝委员长呈请中央不究其既往，决不兴师讨伐，以造成内战之危机。
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为，今虽一时沉默，乃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我等不惟自警，且警戒西安人士，告其勿中彼等之诡计也。
余全日出入室中，每有新转变，辄报告委员长。某次，余正与委员长谈话时，余之侍媪忽牵余入邻室，耳语余曰："夫人出言务请谨慎，窗外守兵正在门隙窃听，幸余及时阻止之。"余问如何阻止之，彼曰："余瞪视之，并告之曰：'尔必听有趣新闻，余愿伴汝同听之。'因是坚留不肯远离，彼始悻悻去。"
时张学良正竭力解劝疑惧中之各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溯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述其对于国防上所抱之杞忧，亦喟然曰："我等并非不信委员长救国之真诚，惟恨其不能迅速耳。"余俟其言竟，然后温语慰之曰："青年人血气方刚，每病躁急。中国为一古国，面积之大，人口之众，领袖者欲求成功，理当做合理之进步，安可求快意于一时。更有进者，领袖之实行其理想，决不能超越群众之前而置群众于不顾，尤当置意于经济问题之重要。"彼言经济实为国防最重要之部分。余复言："汝等若真信委员长为全国之领袖，即当遵从其主张之政策；不然，则混乱扰攘，国家与民族更受巨大之损害。若欲达同一目的，固可遵由不同之路线；然既择定一途，即当坚持不舍。不负责任与不重程序漫无计划之行动，必无达到目的之一日。我人对领袖既信任其有达此目的之诚意与能力，则惟一之道，即矢我等忠诚，步其后尘而迈进。"彼又言，此次兵变实出意外。余又告之曰："如此小规模之政变，彼等尚无力阻止其流血与暴行，又安能自信其有主持国家大政之能力耶？"彼又言，彼等崇敬委员长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奈委员长始终不愿听彼等陈述之意见何！谈话结果，彼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并约次日再见。
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免之史实。倘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今日此等举动，徒增加人民之痛苦与彼等个人之罪戾，应及早悔悟。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此为委员长一贯之主张。即对共产党亦抱此宽大之怀，故常派飞机向共产党散发传单，劝告彼等，如能悔过自新，作安分之良民，决不究其既往，一念从善，即可为中国造福，……国难如此，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
圣诞夜转瞬至矣，是日一日间之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此外，正如孔部长在南京所言，若于此日恢复委员长自由，不啻"赠国家以无价之圣诞礼物"也。张闻言，状甚踌躇，惟允当勉力达我期望；但彼既无多数部队驻于城中，城门又皆为杨部所把守，此为难耳。彼又曰："如杨部反抗，我等固可与之抗战；然夫人为一女子，则处境极危。或者夫人与端纳先飞洛阳，余再设法潜偕委员长出城，此计如得售，则大佳。余可向彼等托词，请夫人再赴南京交涉罢战言和；一方面暗中将委员长化装载以汽车，混出城门，径赴东北军所驻营内，再派车送赴洛阳与夫人会合。"彼并以此计告子文，谓最后办法，只可如此。子文亦以为一切计划失败后，不妨留此作最后之尝试。然余坚决反对，不独委员长背伤不能受汽车长途之颠簸，且如此鬼祟行藏，亦决非委员长所愿为。余曰："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余知张及子文咸憾余不屈不挠固执之态度，不能稍为彼等移易委员长之决心；然余已具决心，不能妥协。张将出，余又语之曰："汝当劝告彼等，应立即释放委员长，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皆向汝等作此要求。全球各处之中国人皆纷纷通电要求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斥汝等为卖国贼，汝等知之否？"张曰："余知之，彼等亦有电致余，然彼等实未知余无加害委员长之意也。"
子文与张之努力，益增沉默中紧张之程度，正不知圣诞日将发生如何之景象；然就现状观之，乐观成分实甚少。余频频警告彼等，停战之限期已届，余深知南京掌军权者之感情与心理，过此限期后，大规模之进攻即行开始，无人能挽此浩劫，尔等亦不能幸免此巨祸之临身。西安将领所惴惴者，实只其本人之安全。余因告之曰："尔等如真能悔过，个人安全决无问题；若不知悛改，任何人决不能保证尔等之将来。委员长平素之大度容人，为尔等所深知，今日即当信任其度量。"时张已躁急不能自持，向彼等声称，倘彼等不即"改变旧态"，彼将自取适当断然之行动。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之征象，足令人认此实为最后一次叛变之史实。就事实言之，中国将领所主张之种种要求，委员长亦早有加以详讨者；彼等读其日记及私人文件，已稔知之。委员长之性情，每有计划，非俟其成熟，不愿告人；遇他人向其陈述意见时，或有不容异议之见，而以对其部下为尤甚。盖彼以为服从命令为军人惟一之天职。委员长为主张厉行纪律之人，见其部下将领有违反军人基本信条之举动，自将深嫉痛恨。彼所期望于部下者，为军人惟有严守命令，战死沙场，不能擅加探讨。然深蕴于委员长心底之惟一信心，则永远为求人民之幸福，以完成真正足以代表民意之三民主义，为其努力之标的，不惜竭全力以赴之。当其推进剿共军事之时，仍注重于招抚投诚，开其自新之路。……使了解行政上种种革新，实皆为大众求生活之改善。此即新生活运动之所以能奠定广大之基础，而赣省农村运动之所以有今日显著之成效者也。……即开始恢复地方之繁荣，重奠人民生活之基础，先于各处成立组织，指导民众自力更生之方法；复经赣省教会之合作，成立"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继续发起新生活运动，使人民得精神生活之信条，教以家庭卫生，自力工作，与合作服务，以及其他新国民应有之常识。此项运动今已遍布全国矣。
圣诞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直至深夜，谈判尚无结果，于是圣诞日至矣。每至圣诞日委员长即于被褥深处，呼"圣诞快乐"。余对此寒冷清晨，颇感不怿，然仍抑此情绪，欣然应曰："祝君圣诞快乐。"时余不睹圣诞树，心殊怏怏；然深知在此颠危中，何来圣诞树？圣诞老人即过西安，亦将望望然去之矣。此念闪过我心头尚未消失时，忽见室门顿启，以委员长卧室之外，监视者始终看守，无论昼夜，不能锁门也。二仆人相随而入，每人手中各携一沉重之长物，酷似巨大的圣诞袜。审视，果为袜，惟为"高尔夫球"置棍之长袜，先见一袜，系一手提打字机，并系片祝余夫妻圣诞快乐；另见一袜，系一厚暖之旅行毯，是为致委员长者，盖余夫旧有旅行毯已在兵变时遗失矣。噫！圣诞老人竟来西安耶？而此老人竟与余等共居一屋中！彼昔为我先父之友，现常为我家之宾，亲朋皆呼为Gran，或呼为"端"。委员长仰首笑曰："真老人至矣。"此为余首次在西安闻委员长之笑声。
圣诞阳光挟希望与快乐而俱来，然在上午，疑云仍未去。叛变者仍要求于释放委员长前必得其亲笔签字之令，而委员长坚持不愿落一字，且亦不愿发一言。余为助长勇气计，开始整理行装，希望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如以此作标准，则必于十一时半启行；及至十时，结果杳然。俄十二时半过矣，张来言："飞机已准备，然一切仍未决定。"至一时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愿放弃。有人言曰："我等可先飞洛阳过夜。"余急应曰："然，余等万勿失望，若诚挚祷告，必能达我愿望。"时诸人皆奔走往来，状甚混乱。子文入新城访杨虎城，其他各人亦分头疏通，求解此结。然午后二时又至矣，仆人告曰："午饭已备。"但并无人来报消息，希望似绝，然我等仍进餐；既饭，希望似又复生。即有人建议曰："即四时启行，我等亦可于日落前抵洛阳。"因此我等决定下午四时为最后关头矣。三时响未既，见张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断，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滞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有未知，苟飞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余呼曰："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足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令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此行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后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
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杨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
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谈话约半小时始毕，时已四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祝颂圣诞佳节。此日之纪念，不惟恢复委员长与余之自由，而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共识网书摘，摘自袁伟、王丽平选编：《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