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相信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以及对历史有责任感的人，自然而然地会与我一样，在掩卷之余，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力、专业知识对这起案件进行一些思考。笔者愿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我对这起案件留给我们思考、研究的问题。失实、错误及不妥之处，期待读者不吝赐教。
一 或者是被扭曲甚至颠倒的历史。之所以要把这个显得有点未落俗套的话题列为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话题深究细析起来，真是一个颇为沉重的问题。
1叛徒、烈士不明不白。
共产党执政以后，对所有类似案件，皆以一个极为绝对的逻辑和方式来判断、定性和处置。这就是把所谓的叛徒（包括他们的亲属）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把所谓的英雄无限拔高乃至神话（其亲属也因此可以得到相当的特权）。这个规则在此案中亦同样得到不打折扣的体现。然而，六十多年了，人们竟然忘记了一个绝对不应该被忘记的事实，这就是此案从未有过官方正式的定论！因此，在这几十年中，此案所谓的叛徒以及他们的家属所受到的待遇是否公正恰当；所谓的烈士及其家属所得到的殊荣和利益是否合理，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思考的。
从专题调查材料看，此案几乎所有真正被捕人员都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且其中一些主要人员或多或少的也都交出了自己所知道的组织情况和关系。（其中王文鼎、傅茂青、颜如瑜应该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被捕。因为他们或没有承认自己有中共关系或承认了也因有人力保很快即被开释，没有牵连其他的任何人。）
有专家学者认为，共产党员被捕后，为了保存自己，可以交出那些肯定不致影响组织破坏（包括认为已经得到消息跑掉或者纯粹单线联系且已经暴露，及对组织情况毫不知情以及有特殊背景具有相对安全性等情形）的关系，对这种行为，可以不作为变节、叛变定性。对此，笔者也基本上是赞同的。事实上，从我接触的所有国共交恶时期的案件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捕后坚不吐实，毅然赴死的多一些。当然，经不住严刑逼供而变节者也不少。而此案和此前的中共川东特委下属重庆市委被破获案（即《挺进报》案），被捕后承认自己身份的应该是绝大多数。不同的是，承认身份并因此改变或者放弃政治信仰，并后又主动为敌方所用，积极参与破获自己组织且伙同原先的敌人去抓捕自己原先的同志的其实并不多。这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被捕的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没有因此而改变或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其二其中多为基层党员，所知党内组织情况本身有限；其三，大家都有尽量不把案情牵扯过大过为复杂的常识。因此，多数人仅仅是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承认已经被捕（暴露）的上级或者同志而已。而对其他更多的情况皆以"不知道"应对。而对于虽然被捕，但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则基本上都能够保住秘密。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对未掌握情况或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国民党一般是不用刑逼供的。倘若真的按照"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恐怕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所有组织系统早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2 蒲华辅是叛徒吗？
（1）蒲华辅与甫志高。
在此案中，以后的情形是（直到现在），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视为唯一的大叛徒。更由于那本有名的小说《红岩》中的叛徒名甫志高，因此，一般人都自然而然的把甫志高与蒲华辅联系等同起来（四川话"甫"、"蒲"的读音相近，几无区别。）。对于小说《红岩》里的叛徒为什么要用甫志高这个名字，据原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从事情报工作的黎强（原名李长亨，1946年后组织关系交由蒲华辅领导。去世前曾任公安大学副校长。）的女儿李雅果女士2012年春节期间告诉笔者，马识途曾对她讲"就是要让人一看就联系到蒲华辅"。因此，小说《红岩》的广为传播的影响力也是使蒲华辅被人认为即是甫志高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小说《红岩》里那个臭名昭著的"甫志高"的名字完完全全成了"叛徒"的代名词。上点岁数的人大概记得，甫志高作为红色文学中虚构的叛徒，"知名度"恐怕远远高于样板戏京剧"红灯记"（系由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里的王连举，也大大高于电影歌剧《洪湖赤卫队》里的王金发。笔者一个重庆朋友的单位与郭德贤住家同在一个大院。一次，郭德贤在院内散步还是走路，被他单位的一个小青年看见，这个小青年竟然迎头开口即问到"你就是甫志高的老婆啊？！"饱经世间沧桑冷暖和背负叛徒老婆耻辱的郭德贤闻言淡然应之。[自此案发生以来，虽然官方未曾对案件有正式的定论，但对于涉及此案的活着的当事人，共产党组织部门是进行过严格的审查的。对于郭德贤，共产党组织上认定其在此案中没有问题。笔者注]此为一并不好笑的"笑谈"。事实上，近年来经过许多党史专家的研究结果，基本上否定了蒲华辅是甫志高原型的认识。但蒲华辅却因为曾经被当作甫志高原型的确导引了许多人对蒲华辅的看法难以改变。
（2）蒲华辅其人及在此案中的表现是"先软后硬型叛徒"吗？
蒲华辅，四川（现重庆市）铜梁县人。原名浦正应，又名蒲永昶，曾化名陈国瑞、老郑等。1906年生，1927年参加中共。1942年任中共成都工委委员，1946年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1949年1月13日在成都被捕，1949年11月在重庆北公开枪杀。时年43岁.
蒲华辅在此案中，的确是成渝两地国民党保密局要想捕获的第一人。从专题调查材料查明的情况看，蒲在被捕当晚，并没有吐露任何涉及他人和组织的实情，而是编出一套谎言欺骗敌人，以拖延时间，达到外面（因为敌方当晚即派人去了他家，因此他妻子郭德贤就已经知道蒲已出事；故有次日郭及时设法通知马识途撤离的机会。因蒲为外面的同志留出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刘鑑先组织的侦破力量耗在华华茶厅而无所作为。）的同志可以有时间闻讯尽可能安全撤离的目的。而蒲在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在被用刑后，承认了自己身份，并交出马千禾（即马识途）、颜如瑜及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等人。及至徐远举来成都后，在出事的第三至四天，蒲在审讯中又交出任昌炽、王文鼎、韩子重等十余人。但专题调查材料查明的情况是，这十余人中除韩子重被捕外，余者皆要么未被捕，要么被抓后旋即释放。其中，中共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之被捕，有资料表明是独立事件[据有关资料表明，陈俊卿实际上早于蒲华辅在1948年11月即在乐山被捕。对此，蒲应该是知道的。笔者注]。而王文鼎实际上没有被捕，仅仅是在刘崇朴的陪同下到徐远举住地去了一趟，即被刘崇朴、范继群具保开释；颜、傅的情况报告中已详，不再赘述。而韩子重的确系蒲华辅直接交出而被捕的；但其被捕后立即变节并主动交出了王侠夫、张学云等五人。泸州专员国民党前将领陈离将军的暴露则是由于从华健身上搜出其名片而致牵连的。
从蒲华辅交出的人看，我个人认为基本上符合前述"可以交"的范畴。即至少他认为这几个人即使交出，也不致对组织有大的破坏。以他当时心理状况分析，他是"有选择"的交出了那些关系。而事实也的确基本如此，在他先后直接交出的所有关系中，没有被捕的占大部分，而被捕者出问题的惟韩子重一人！当然，他未曾预见韩子重会彻底变节叛变，恐怕也应该算他的失误。但与他同时被捕的华健、韩三思（韩玉）以及被华健交出的李维哲（吕英），则不应该算是蒲"叛变出卖"的受害者。
由于蒲华辅毕竟在被抓获的中共人员中算是名气职务都较大较高的，因此，蒲最终是被公开在重庆大坪枪毙的。据报称，蒲等一行十人沿途高呼口号，其情景堪谓壮烈英勇。近年来颇为活跃的"红岩史专家"（包括八路军办事处、歌乐山看守所、曾家岩）原重庆红岩联线的主任厉华先生，在谈及蒲华辅时， 谓其为"先软后硬型叛徒"。
厉华先生的这句话，或者也可以当做"官方"的结论性评价。但此话却有极大的漏洞！毋庸讳言，川渝在对歌乐山死者的甄别工作上不太合作，尤其是重庆直辖以后。故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厉华先生所指蒲华辅之"先软"显然是指其在被押送重庆以前的表现——这是厉华先生不甚知情的。而到了重庆后的蒲华辅，其表现是"后硬"的。之所以厉华敢于评价蒲华辅到重庆后的表现是"后硬"的，相信那是因为他占有的资料足以证明蒲华辅被关押在歌乐山看守所后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
3 此案的几个疑点。
此案被捕及殉难的人（包括受牵连的）的确不在少数 ，所以亦一度与重庆《挺进报》被破获一案被视为四川党史上的大案之一。但之所以会造成这样大的破坏和牺牲，事实上并非蒲华辅一人之过。客观的看，从蒲华辅到华健、李维哲（吕英），乃至马识途等多数人，都对其他人的被捕牺牲负有或多或少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起到最坏作用的是至今仍被供为烈士的韩子重（见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中心2009年编《红岩魂六十年祭》第247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由此可见眼下被世人讹传并认可的事实与真实的历史是有距离的。笔者谨就以下几点提出质疑。
（1）蒲华辅、华健是被谁出卖的。与本文专题调查材料所述不同，坊间有蒲华辅被捕（即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另有原因的几种说法。 其中比较有争议价值的一个说法是有人认为是马识途先出事而招致后来的事情发生的 。
此说笔者并不能赞同，因为它与专题调查材料所查明的情况不符，不足以让笔者相信。
此说的根据一是蒲华辅、齐亮在被押送重庆途中和关押期间，曾经明确向其他人提出这个疑问。蒲的根据是此前（大约是罗广斌被捕期间。但蒲说出这个疑问时并没有联系罗广斌被捕一事，因为他并不知道罗是何时被捕的。笔者是根据蒲所说情况的时间与罗广斌被捕时间接近推论的。）马曾经有几天非正常失去联系，到其再次出现时，显得神情憔悴紧张。马自称是生病之故。而齐亮的怀疑很简单，就是认为他们夫妇的被捕完全系马造成的！
此说的根据之二是马识途自己在撰文述及此案时（见马识途《风雨人生》之"虎口脱险"），曾经谈到他与蒲华辅等人于出事前一天在某茶厅会面时，马即发现情况不对，故其还特地嘱咐蒲华辅过等等。这一说法实际上把马自己陷入无法说清的尴尬处境。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当蒲华辅、华健按约会面而被捕时，那个知道他们在当天将在哪里约会却没有出现的人当然是最可疑的。不过，专题调查材料查明的情况根本没有马识途所说的出事前一天"情况不正常"的事实；而郭德贤对此的说法是：蒲华辅出事前一天跟马的会面是在其家中并非外面的茶馆；而出事当天并没有约马前往，却是特地交待14日（即出事次日）要约马等到家里开会，还因此让郭做必要准备。
笔者认为，罗广斌的被捕与蒲华辅等被捕的时间虽说相距不是太久（大约三个月），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两个案件有直接的联系。以此怀疑马是不能成立的。蒲、齐对马识途的怀疑最多可谓"事出有因"罢了。而马本人就所谓出事前一天其即发现情况有异，与特务交代和郭德贤的的回忆是矛盾的。笔者认为两者比较，可信的是根本没有马所说的出事前一天即已发现情况有异的事实存在。故此也可排除蒲华辅、华健被捕系马"先出事"的说法。
（2）马识途有没有可疑之处？从本文专题调查材料涉及的内容看，笔者认为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其中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的应该有两点。其一，罗广斌被捕时，前往罗府诱捕罗广斌的左志良是以为"五哥"（即马识途）送信为由。具体情节下面这段文字可以参考： 9月10日上午，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来到罗家找罗广斌，他声称带来一封署名为"马"的信件，需要亲自交给罗广斌。碰巧罗广斌与马识途约好9月10日左右联络，此事除他们俩人外，没有第三人知道，因此，他对署名"马"的信件深信不疑，出门取信，被捕。罗广斌被捕后，在成都稽查处被关押了十多天。他的父母到监狱看他，劝他不要再坚持，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他回归家庭，被罗广斌拒绝。9月下旬，左志良押解罗广斌，由成都坐飞机转到重庆，先后将罗广斌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看守所。——这段文字系摘引自百度"罗广斌辞条"；但相同内容的文字笔者记得应该是出自已故的重庆市委党史工委原副主任胡康民生前撰写并发表的一篇文章。罗广斌与马识途为同乡兼密友，也是共产党同志。但二处特工为何非得用马的名义去诱捕罗，还是有些令人费解。有文章说，二处实际上早已知道马与罗的"同党"关系，故决定用马的名义前往诱捕。笔者认为，国民党的特工机关办事，事实上也是具有相当专业的知识和经验的，行动前（尤其是所谓"重大行动"）都是做够了事前准备的。（从本文专题调查材料亦可看出当年的保密局特工行事的专业与严谨的。）二处既已知道马、罗系"同党"，会没有想到他们根本就是在一起或者联系密切？！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抑或就是有这种可能，那用为两个本就在一起的人"带信"的办法去设计"诱捕"其中一人岂非多此一举，自露马脚！再者，以替马带信而对罗施以"诱捕"，就不担心罗广斌一眼就看出所送之信并非马识途的笔迹？！
这就引出下面两个顺理成章的问题：
1由于事实上马、罗的确联系密切乃至就是几乎天天一起，那左特务的"诱捕"实际上是存在极大的可疑之处的——何以仍然有把握以带信为由去罗家施以诱捕？
2左何以全然不顾忌罗只要看一眼那信，即可识得是不是马的字迹？除非确是马的字迹，那保密局特工是从何处得来的这信？！
尤其是马、罗二人曾约好于9月10日前后要相见之事"除他们两人外，没有第三人知道"。事情果真就那么凑巧？左志良就在此时手持"五哥"（马识途）的信敲开了罗家的大门，而罗拿到信也就深信不疑的跟着左志良走了？应该指出，左志良是奉命"诱捕"，并非在罗家大门口公开立即施以抓捕。因此，罗在被捕前显然有拿到所谓"五哥的信"的过程。 其二，当刘鑑先、周生才等到马识途家后，周生才看见马识途的相片时，当即就指出"马千禾就是马识途。是个大学毕业的，早就对他有怀疑。"其实，这个情节也是当年彭塞先生转告笔者马识途坚决要否定这个专题调查材料的原因之一，彭塞先生的原话是"人家说他从事地下工作那么多年，不可能连这点经验都没有"（指把自己的照片公开放在外人能看见的地方）。请注意，当时彭塞说的是"人家（指马）说"，而并非彭自己的看法。但专题调查材料依据的是参与抓捕马识途行动的刘鑑先等所有在共产党执政后被归案的国民党特工的多次交代、口供。这些档案资料至今尚保存在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中心等地档案馆（室），应该是可信的。那么，如果这个情节可信，则有两个值得弄明白的问题：周生才无疑事前显然是已经认识马识途的了，而此时方知马识途、马千禾实为一人。那周生才是在何时、何地认识马识途的？周生才与马识途两人是以什么方式，以何种身份相识的？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世纪80年代调查此案及此前笔者参与调查、甄别成都十二桥案（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溃逃前，将关押在成都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的政治犯数十人悉数屠杀于成都外西十二桥事件）时，我们"十二桥专案组"的成都市公安局郑畅先生（1950年代初期即在成都公安机关从事预审工作）就曾经不止一次叹谓"可惜周生才被杀的太早了"。近年，成都市公安局离休干部陈稻心老师，到成都的公安档案馆查周生才的"口卡"（即通过档案材料建立的人头卡），竟然没有周生才的名字！陈老师说起此事，认为非常蹊跷。对在此案中的重要知情人周生才在共产党甫在成都执掌政权初期即被镇压，且未留下所犯"罪行"的只言片语就人间蒸发，笔者亦颇为不解。当然，笔者认为需要说明，即使本文谈及马识途的所谓疑点，但并不是指马与此案的发生有直接关系。完全是仅就专题调查材料涉及的内容进行分析推论的。
案外的话
话已至此，笔者觉得还是有必要简单讲讲与此案有关的一些背景情况。算是"案外的话"吧。虽然在四川乃至重庆，甚至国内外的书籍刊物上以及文艺作品中，凡是涉及此案的，几乎都是以蒲华辅叛变为统一的说法。但是，毕竟此案并没有如重庆《挺进报》案和共产党早期的顾顺章案等，由中共的组织部门以及党史部门有一个正式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看，这还是一起"悬案"。而以"蒲华辅叛变"代替此案正式结论的来源，也即所谓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其实皆与本文已无数次提到过的马识途不无关系。
马识途，原名马千禾，曾有其他化名，四川（现重庆市）忠县人。1915年出生。1939年加入中共即任湖北鄂西特委书记（仅据本人自证）。1943年后在云南昆明从事中共学运工作，1946年7月"李、闻事件"后返回重庆，后被派到成都，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负责青运、学运工作。1949年1月15日离开成都，后辗转到香港。1949年12月底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由北路入川。先后任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中共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1966年前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曾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等职；因喜好写作并有著作若干，故亦长期兼任四川及全国文联、作协领导职务。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开始组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时，曾短期兼任过四川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
因为马老至今仍健在，所以对他的简介稍微多于其他人。结合本文所探讨的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一案，我认为马老在共产党执政掌权后的最关键的时期，即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频繁的审干、甄别，乃至论功排座及大规模的镇反工作期间，其地位和作用应该算是非常重要且显赫的。而作为地下的中共地方组织川康特委，实际的管辖范围包括川西、川北、川南、雅安、乐山以及西康省。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上述地区的地下党（除地方党组织外，也包括一些其他组织系统）组织、所谓的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其所有人员的清理、甄别、认定以及工作安排，马识途都具有充分而绝对地话语权。而且，由于蒲华辅、华健都于1949年死了，原中共川康特委机关在成都的领导成员仅剩马一人。因此，他实际上是被作为原中共川康特委地方组织的代表被安排职务的。实事求是的看，自共产党执掌政权开始，总体来讲，对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组织系统和党员是不太信任放心的。基本上是采取不安排重要岗位及"降级"、"控制"使用的政策。尤其是对最后"解放"的四川（包括重庆）地区更是认为情况非常复杂。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接掌西南政权初期，即在党内组织工作中将对地下党组织的清理作为重点工作。负责甄别地下党工作的中共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的马识途在这种情形下，或出于自保避嫌，或由于其实际上对川内"地下党"的情况不甚清楚（其在川西实际工作应该最多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故其没有也不可能有把清理、甄别地下党组织、党员的工作真正做好的主客观条件。一般人都知道文革中江青说"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但其实此前川东地下党因为小说《红岩》还多少沾了点光。（不过其作者之一的刘德彬却早就被打入另册了）而川西地下党绝大多数人在走上地上后却长期几乎被遗忘和任人摆弄。马识途自己在文革初期也被以黑帮、叛徒、走资派等遭受攻击。
但延至上世纪80年代所谓征集党史资料时期起至今，马在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篡、修订等各个环节和层面，以及在党史座谈会谈话、撰写回忆文章，以四川党史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确是发挥其善于文学创作的特长，并以此影响和主导了1949年以前的中共地方党史（包括蒲华辅、华健等人被捕这个案件）的编篡工作。这是笔者（包括在从事党史工作期间）屡有耳闻目睹的
后话
看得出来，几十年来的确是有人执意要把蒲华辅搞得永无翻身之日。客观上长期以来，1949年1月发生在成都的这个川康特委机关被破获一案已然被描绘成"蒲华辅叛变"案了。我想，这样做的原因应该是由某些人为了突出自己开始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无法退回的谎言；也或者就是有人为了某些隐情必须以这种做法来掩盖真实的历史使然吧。这些种种，事实上都给我们对探讨此案留下了很多的空间。我希望历史能够得以还原，希望那些当事人能够得到善恶的因果相循的结果，希望在从事当代史搜集、整理、撰述的学者、研究者们能本着专业操守和担当的精神，以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寻究这段历史的真相。
说明：本文完成于2002年8月。原拟于当年9月发表于国内某半官方合法专业刊物。后因该刊认为文中内容有碍该刊认为的个别权威声誉而作罢。搁置一年，本人仍以文责自负的态度决定发出。
岷啸，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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