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出版座谈会实录
顾青/主持
顾青：为了把论题集中得更加深入，在这之前我们自己草拟了几个问题，我把这几个论题简单说一下，一个问题是针对《蒋介石传》，谈谈蒋介石的研究如何走向深入、理性、客观、公允；第二，作为民国史的重要人物，蒋介石依据什么来评价，学术性、客观性的分寸如何来把握，这是第二个问题，评价的标准；第三，目前研究民国史、民国人物这方面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应该如何解决；第四，民国史、民国人物研究良好的学风如何创建，现在存在什么问题，这是学风建设。我们初拟了这几个问题，但是谈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谈。咱们就以漫谈的方式来进行。
汪朝光：出版座谈会，我们不是说就事论事，现在这种会也多了，事先我跟奇生老师也交换过意见，我们刚好也借这个机会，对蒋介石研究、民国人物研究、民国史研究有一些我们的想法，我们也可以互相讨论。我先说几点想到的。
第一是这本书本身，因为这毕竟是这本书的出版会，我先说一点。其实它有一个原创传承不断递进发展的过程，一本学术著作也许当时出版，当时有一个评价，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从学术史的意义再回去，我们又会有一个新的评价，它是一个不断传承的过程。蒋介石研究在大陆，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是一个禁区，至少在1980年代以前。蒋介石研究的解禁或者说可以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第一本《蒋介石传》是1986年出版的，就在1986、1987、1988三年期间连续出了三个蒋介石的传记，当时出的是宋平先生，我也不是很了解宋平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样的，后来有浙江大学的杨树标写的，然后就是严如平和郑则民两位先生写的。因此他们是当时学术研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蒋介石研究的成果。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几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成绩，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这是我们25年之后回过头去看，在当时这本书确实有非常大的反响，是在民国史研究里开创性的作品。这几本书里，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说，当时严老师写的书又是比较得到学术界首肯的。像宋平先生的书叫《蒋介石生平》，是比较叙述型的，后来又有其他的。严先生和郑先生这本书，是在当时的学术界得到比较多的学术讨论的著作。从此之后，1986年之后，学界的蒋介石研究就不断向前推进，现在到书店一看，书架上摆的蒋介石的传记大概是民国时期最多的，有学术的，有通俗的，有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但是历史走到现在，学术研究走到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严先生和郑先生这本书现在又能经过修订，重版发行，还能得到学术界相当的肯定，得到读者的肯定，回过头来说，从历史学术史的意义来说，就证明他们当年的意义之所在。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大浪淘沙，大家自然慢慢就淹没在书海之中。因为现在跟当年还不一样，每年出版的书非常多，今天回过头来看，它还是有它的意义。所以我觉得，第一，凸显了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它最初的意义，现在的意义。这两者之间我们如果参照着看，它的修订在什么地方，它的学术进展在什么地方，这又恰恰显示出蒋介石研究本身不断向前推进的一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历史著作不是在当时就事论事说它的成绩和不足，更需要拉开一段距离之后，我们再来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恰恰是凸显了它的意义。由此也凸显出中华书局在出版民国史这方面，他们的眼界和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年出的《中华民国史》就不用说了，包括最近出的《顾维钧回忆录》，当时中华书局出版《蒋介石传》，也是要经过报批、审批，也有一个过程。
顾青：当时是内部出版，内部发行的过程。
汪朝光：这本书有学术价值之所在，现在经过修订，再次推出，得到市场的好评。尤其是在现在，每年出版的书这么多，像这样的书基本上是出自读者自身的阅读需求，才能得到一定的反响，它又不能靠推销，又不能强迫购买。所以这也说明中华书局对近代史著作的把握，选题发掘这方面，他们的眼光。所以从研究本身到出版本身，我有时候想想，要是真细细总结一下，当年民国史40年的过程，《蒋介石传》将近30年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上次王奇生老生在台湾开会就说到，现在如果我们和台湾学者坐在一起，你几乎不会刻意分辨谁是大陆学者、谁是台湾学者，因为大家的学术评判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家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追求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么一个进步的过程，跟当年前辈学者的推进是分不开的。因为严先生、郑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当年进入民国史研究工作的时候，有幸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过，他们在民国史整个书写的过程中，严老师主要参加了民国人物传的写作，郑老师主要参加了中华民国史的写作，也都有很多的贡献，在此之外，他们来做这样的专题研究，我觉得这方面前辈学者的贡献也值得我们尊敬。
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十全十美或者美伦美奂的。我们今天来谈这本书，更应该放眼未来。比如我设想一下，再过20年、30年，我们再有这么一个过程。比如我写的，金以林写的书，或者王奇生写的书，过了30年之后，能不能还有修订、重印各种各样的机会，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这也是我们怎么样来谈民国历史。
我们作为现代新的学者，我们现在的书怎么样才能确定一个好的选题，深入的研究，再有不断重印或者修订的机会？我觉得这方面值得我们自己去总结，去反思。就像我刚才说的，严老师、郑老师的书以后还有没有继续再印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严老师在修订过程中也跟我不断的有过讨论，由于年龄的原因，种种原因，对蒋介石日记的运用，他毕竟不可能再去像金老师这么年轻的学子，天天去这样。但是除了蒋介石日记还有其他的材料，待会儿我们讨论的时候会说到，我们有没有必要都被蒋日记框死了，好像没有蒋日记就怎么样。其实我们如果完全依赖于蒋介石日记，我们可能又走进另外一个误区，我们的研究可能就被蒋日记牵着走，其实不一定历史的真实发展就跟日记的描述完全一致，有很多是不一致的方面。我先抛砖引玉，就学术史的意义，谈点我个人的意见。
顾青：给汪先生做一个注脚：中华书局评价一个书，可能跟别的出版社评价书不太一样，我们是看这个书的寿命，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书是50年、60年，我们现在还在印。而且中华是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有修订重印的传统，每个新的编辑过来以后，我们都说，一个书出版之后，马上就进入修订重印的过程。当然有很多书是不修订重印的，比如很多论文集出了也就出了，不会再重印；但是我们有大量的著作是需要重印的，重印时间的长短也就往往说明这个书的学术生命的长短，或者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从这个时间来看这个书的学术价值。时间是磨洗掉很多浮华的东西，最后真正的好东西就在这儿。刚才汪先生说了一个发问，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书能不能以后也有修订重印的机会，其实可能对每个学者都有意义。但是我希望，您的书以后一定有这样的机会。隆重推出我们的王奇生老师，王老师最近跟中华合作一个书，把王老师折腾得够呛，不好意思，新史学里面的革命这个主题。
步平：我不是研究蒋介石的，但是跟他有关系，我觉得我很感兴趣。首先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突破口，我们一直期待整个社会关注中国近代史，也期待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成果能够让大家有更深刻的了解，现在也很关心。但是总得找一些突破口，笼统、刻板的讲近代史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有很多突破口，但是蒋介石的研究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一生确实跟中国近代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刚才我听顾总说了这个成果，签售的挺兴奋的，我们两位老先生确实是用了毕生精力，反映了近代史所的研究成果，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效果。同时中华书局也很有慧眼，看中这样的题目，其实不只是这一本书。
近代史的研究应该让社会去了解关注，特别是关于近代史这些年，近代所成立那时候就是希望做这个事，但是建国以来，我们走了一段弯路，还有过去走偏了的一些问题，包括现在还有影响。所以有些人谈到近代史中的有些问题有些观点的时候，或者是偏转于一个方面，或者是矫枉过正，反到另一个方面去，这种情况都是有的。我原来在搞中日关系研究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力图想通过中日关系史的几个点来研究一下，比如我们过去特别关注把有些问题政治化了，单独拿出一些概念来，让大家硬性去接受，结果很被动。原来想通过这些突破来引导往这个方面走，但是我觉得这个过于学术化了，这个问题还影响不大。但是蒋介石研究倒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因为这是一个考验。这个书里，两位老先生也特别强调了客观、公允，我还特别翻了一下，因为他们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描述，我也特别感兴趣，真是能够做到客观、公允。比如讲蒋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但是实际上他的一生中，在他的早期，特别是对苏联的看法，包括把儿子送到苏联去。但是后来完全站在反苏、反共的立场上是什么原因，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讲得很细，就是讲他1923年到苏联去争取军事援助的时候，这个过程讲得很细，这个过程真正能说明，他原来的满腔热情后来如何被浇灭，如何意识到苏俄跟英、美、日对中国是一样的，他这种思想认识，比较客观，比较冷静的去分析，当然也看了很多资料，包括蒋介石日记，包括共产国际的资料看了以后，才能把这个过程描述清楚。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全，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近代史研究最需要的就是客观、公允，说起来容易，但是实际上不太容易做到。刚才顾总谈到了评价标准，过去是国民党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来研究，现在多了一个资料，就是日记，日记出来以后对它的期待很大、很高，社会上的反响也很强烈，觉得这是不是就能完全真实再现蒋的一切活动，其实也不尽然。这本书其实并没有完全光基于日记，我在想，因为有些事情是他在活动过程中单方面自己的分析、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判断，和实际效果不完全是一致的，还有各方面的资料，要对照起来看才行。所以有了蒋日记，有了国民党的文献，不等于说我们这边的文献资料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书是很冷静的去分析。还有一个，你光看文献也不行，光看文本资料也不行，还要看整个历史发展真正产生的效果，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做一个相对比较公正、客观的效果。
有什么困难，到现在也不见得没有困难，虽然这个书出了，包括现在的研究也很多，但是还有一些困难。最困难的是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和古代史研究还有点不一样，我经常参加一些学术评奖，还有一些课题的申报，考古所提出的题目几乎没有人提什么质疑，古代史也好一点，近代史几乎提一个，不是这个人有意见，就是那个人有意见，近代史离我们太近了，我们可能有感受，或者说他原来学习、了解，有一些体会，所以往往就用这些东西对学术进行判断。另外还有一个是过于政治化了，用政治上的东西去判断。我一直在分析，这样的问题往往是三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还有一个是感情层面，还有一个是学术层面，这三个层面交错在一块，也不完全是混在一块，也不完全是分开的。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学术层面非常重要，学术层面要是做得好，给政治判断有一个客观、准确、科学的判断。过去我们的有些学术研究，我不是指蒋介石的研究，包括日本的研究，我们过去比较多的依靠的是有些部门的结果，老是感情用事，拿出一个结论来，上面就会用这个结论说出去了。说出去了就政治化了，你想收都收不回来，怎么解决都不好办。学术研究有时候很难突破，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事，一个数字，一个事件的判断，太多了。这个问题怎么办，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包括在蒋介石的研究上。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大的突破，所以如果能保持一种学术的理性、冷静，真正把这个做好了，真是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口。在这个基础上能往前推动的话，能让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进展。
还有一个困难是资料的困难。现在至少国民党党史馆的资料也可以利用了，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措施，在我们这儿的可以利用，蒋介石日记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看到了。恰恰是我们自己的档案资料不能公布，所以这样的话，有一些问题就不容易真正的对照起来去看。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偏差，甚至是被动。最近我们翻译了一位日本学者写的一本关于钓鱼岛的书，他非常客观、非常冷静的判断钓鱼岛的历史资料，证明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资料，第二是日本窃取，第三应该学习周恩来、邓小平那种处理方法，应该冷静处理。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大量的都是日本方面公布的资料，所以他说我不怕，日本方面有意见，你拿出来看，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资料，没办法否定。但是他这里面就引用了一段周恩来当年和竹入义胜的对话，周恩来说，我不关心钓鱼岛的问题。因为是跟竹入的对话，对方公布了，我们这边没公布。翻译完了以后，外交部拿到以后说，这段话我们不公布，不让人说。但是不说，周恩来的立场就没有。说我们没公布，但是你没公布不能不让人家用，人家公布了。
顾青：学术被外交化了。
步平：但是不管怎么样，学术研究只要我们逐渐做，如果大家有一种精神，两位老先生后半生基本上就在从事这么一个研究，最后能有这样的成果，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拿的出来的。所以感谢两位，也非常钦佩两位的精神。
金以林：先不说这本书，就说蒋介石日记，好像现在蒋介石日记被大家炒得如何如何，学界也有人说蒋介石日记如何颠覆了近代史。刚才我坐下来一看，蛮有意思的，蒋介石日记刚一公布，步平所长是第一次去，公布的开幕式您就去了，剩下我们五位都是轮流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抄蒋介日记，罗敏抄得最长，抄了一年多，我们断断续续都在抄。我们看完以后，真正说蒋介石日记颠覆了近代史的哪些，好像似乎什么也没颠覆，它只是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好多细节方面如果讲故事的话，能够讲到很多好的故事。
我看两位老先生写的书，除了蒋介石日记以外，从蒋介石个人的档案上来讲，两部分最重要，台湾的"国史馆"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保留得是最完整的，但是它开放得也是比较晚的，90年代以后才开始开放，所以那个时候陆陆续续对蒋介石研究的推动非常大，它的学术价值，方方面面远远在于蒋介石日记之上。我个人理解，日记的价值，它的新闻价值更大于它的学术价值，随便拿一篇日记就能说一段故事，讲故事挺好玩的，但是真正做研究，它远远不够。像台北"国史馆"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仅是一套事略稿本，大概一寸厚（一册），82册，是逐日每天记他给谁的往来函电，别人给他的报道等等，还有他的日记摘抄，这些对蒋介石研究的推动是最大的。但是在国民党台湾的档案公布之前，中国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存了好多蒋介石的档案，而这部分档案到了90年代以后，想看都看不了了。刚刚也提到，严先生、郑先生这本书之所以有生命力，实际上在90年代前后的时候，他们两位最早接触到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档案，那批档案，包括蒋介石日记的类抄和往来函件，这是非常可贵的。到现在说，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是本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但是南京二档馆藏蒋介石档案到底有什么，本所也不清楚。我当年曾经一度找到国家档案馆的头，一直派下去，才允许我去看南京二档馆的档案，蒋介石的档案想都别想，唯一的能让我看看孙科档案、陈布雷档案，因为通过陈布雷档可以透出好多故事来，而且还不许复印。
顾青：什么原因呢？
金以林：没理由。
汪朝光：它有一个理由，就是二档的人物档确实都不开放，他认为这里面可能牵扯到一些个人之间的瓜葛、矛盾，这是他说出来的理由，担心会有一些麻烦的地方。
金以林：所以讲到学术研究的评判标准，这个标准一定是学术的，但是政治的因素很多，所以在蒋介石研究上，有的时候我们也谈怎么把蒋介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现在唯一好的就是，比如国民党党史馆的档案，台湾的蒋中正总统档案，这些全都公布了，但是涉及到国共关系、蒋毛之间这些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档案就不开放。蒋介石日记有了，宋子文日记也公布了，西安事变，周恩来跟中央的各种各样的报告，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会议记录，谁也看不到，那个基本上不能开放。有些时候我们在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困难，这种困难也是我们学界无奈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学术研究跟学术普及的关系，以前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会受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在90年代以前，我那时候刚刚参加中华民国史写作，全部的科研经费给了我1000块钱，基本上什么也干不了。那个时候你说要做研究，说台湾的档案公布了，美国的档案公布了，你想去看，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做研究，我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看不了档案，我只能写到这种程度。到了改革开放，到了今天，到了文化大发展的时候，国家的各种科研经费的投入也都充分的时候，如果说有文献在全球任何角落，这个核心文献你没有看到，那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做这个研究就不称职。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发展相当进步，就像刚刚汪讲到的，我们在台湾，跟台湾学者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这种学术评价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学术普及工作可能确实是做得比较差。特别是涉及到近现代史，近现代史还涉及到教科书的问题，古代史、世界史可以从世界文明史的进步来讲，现在相对来讲教科书做得蛮好的，但是涉及到近代史，更多它承载的不是一种文明的传承，它还承担一定的政治宣教，政治宣教跟学术研究是有差距的。但是等这些孩子们成长起来以后，网络世界又那么开放，以前给他的政治宣教跟他了解到的故事，信息源太广了，他发现差距太大了。再加上也有人确实爱胡说八道，乱编点东西。有的时候党的管理也挺逗的，比如严肃的一些著作要出版得审，前一段时间出了一本蒋介石揭秘，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瞎编的一本书，然后热炒，杨天石教授还详细的写过一篇文章，说这本书是怎么瞎编的，因为说的不是当前的问题，顺利出版，诱导很多不成熟的作者阅读到这些文献，完全是一些假的文献，所以产生出来的问题更多。我觉得学术的普及工作，认认真真的严肃的学术普及工作真是要做好。在这一点上我真是很敬佩两位前辈，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就做了这样一本严肃的《蒋介石传》，年近八十的时候，又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我记得第一本，中华书局说是修订本，文字量几乎增加了1倍，原来是1册，现在是2册，等于是重写。他们对推动学术普及的贡献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我个人来讲，有的时候做普及工作不值，还是做一点自己专业的专题研究，在这些方面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说到这本书，有的时候我在想，我看西方人写的传记也好，因为自己是做历史研究，我们以往做学术研究传记中，我们更关心的是围绕政治，其实政治以外的好多故事可能是我们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比如蒋介石跟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跟宋家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故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看蒋介石日记就会比较好玩了，它会给好多细节，这些细节对于我们澄清一些谬误是有好处的。比如蒋宋结婚的时候，蒋到底有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事实上没有，两位先生也用蒋介石日记里谈到1931年的时候，宋母已经不在了，蒋介石才真正的受洗，成为了一个基督徒。1927到1931年这段时间他并没有参加。但是你们两位在写作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政治方面，蒋介石的爱情，或者是蒋家跟宋家的关系等等，我觉得今后有机会再版的话，写这些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历史普及，而且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我们民国史研究室跟台湾的政治大学合作，做了连续三年的蒋介石的研究，第一年我们做的蒋介石的研究就是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后来论文集出版，台湾就改成蒋介石的爱情、亲情与友情，大陆版还是叫人际关系网络，据说在台湾热销。第二届我们开蒋介石研讨会的时候，就叫蒋介石的日常生活，把蒋介石旅游、蒋介石怎么看电影、蒋介石在全国各地的官邸等等，那个书在台湾出来以后，据说在台湾的书展上，N多的大陆出版社都去买版权。本来我们想免费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后来团结社就说4万块钱买版权，那我们就跟社科文献说，有人给4万。可见蒋介石日常的生活等等，这些也是蒋介石传记的一部分，也是更多读者希望了解、渴望看到的，这里的故事，某种日常生活的故事，爱情的故事，也可以根据这些档案文献真实的记载给描述出来，而不是像各种各样的演绎说。本书如果能够再版，把这些写出来，增加这种可读性，可能会更吸引读者。
步平：那就得三本。
汪朝光：可以出系列研究。
顾青：跟媒体朋友说一下，我觉得媒体朋友能不能帮我们学术界也一块呼吁一下，学者手中没资料，这简直就是惨不忍睹、痛不欲生的一件事。所以二档馆资料不被我们学者……
汪朝光：我插一句，这跟媒体没关系，媒体越呼吁，说不定越给我们帮倒忙。
顾青：我就期待省长或者什么长来说，这应该公布。
金以林：一说资料，蛮有意思的，其实蒋介石的文献公布得那么多，中华书局当年编的《蒋介石言论集》，编了很多，我记得前四卷是做过清样的，那个是非常好的东西。后来这个清样稿流传出来，当然没有正式出版，流传出来以后，很多台湾学者都来找我们影印，因为那个用的都是蒋介石的第一稿，比如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1927年以前所有的言论集当时找到的都是最早的发表的、第一次发表的记录稿。事后蒋介石在1949年以后就在不断修改各种各样的讲话稿，到了台湾以后出版的都有大量的修改，真正想看到第一稿，保留下来的恰恰是中华这一套东西。有一次我跟新闻总署的官员聊天的时候就谈到，我说有没有可能出版。他们表示说，什么可能都有，出版社不往上报，我们也不好说。
顾青：欧阳，你把言论集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欧阳：这个书出得比较早，当时是中华书局和人民出版社一起做的，叫《蒋介石言论集》，出过几卷。
金以林：一卷没出过。
欧阳：但是已经有清样了，有定稿了，定稿以后就没出。当时中华有一个计划，想从言论开始做蒋介石的全集，当时搜集了非常多的资料，当时有一个这样的计划。清样都有一部分，现在我们也呼吁，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到时候我们还是要挑起来，希望把蒋介石的集还是要做。
汪朝光：这个是有它的意义的，包括今年要出袁世凯全集，而且篇幅相当大，所以我觉得蒋集如果在合适的情况下出版，确实是有利于研究。
我觉得关于资料的问题，我跟小金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但是我想补充一点。资料不可一概而论，为什么？平心而论，现在跟我们当年比，比如严老师、郑老师当年的研究比，资料性的问题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年我们确实做近代史苦于资料不足，现在很多是苦于资料太多。比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其实现在的资料是浩如烟海。包括档案馆，比如1987年的时候我去档案馆，跟现在去档案馆，你也会发现，其实大部分档案馆的面貌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就算你现在去一个档案馆，当然可能各个档案馆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电子化的处理，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在电脑上远程就可以看到它的目录，检索就非常方便。这种情况下，你去看材料，原来是事倍功半，现在是事半功倍。我是这么想的，对一个历史学者来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史料的渴求永远是没有限制的，我们总希望公布得越多越好，但是刚才说的，很多是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有部分史料觉得敏感一点，确实没有公布，或者公布得不够完整，但是其他很多材料，其实公布的真是浩如烟海了。
第二，这跟学者的心态有关系，包括我有时候自己也这样，作为一个研究者，总希望从史料里找到一些能够引发社会关注或强烈关注的题材，所谓这种高端的、尖端的材料。其实历史不是由高端、尖端组成的，我觉得历史的原生态恰恰是大部分人都是过着平凡的生活、普通的生活，我们怎么从平凡、普通的生活里去理解那段历史，这可能更重要。可能这里就要花很大的功夫，花很多的精力去收集材料。当然也可能公布一个材料，对历史的看法、事实评价有根本性的变化，刚才金老师说的我也很同意，其实理解的大关节，你想做一个颠覆性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么多时代积累下来之后，比如国共关系，比如蒋介石的反共，你从日记里再看，他还是反共，不可能找到不反共的。蒋介石独裁，看了蒋介石日记，你只会发现蒋介石比我们发现的更独裁，而不是他不独裁。你看了日记，就会发现，什么事都是他来决定，不相信别人。包括我们理解的共产党的材料，其实现在公共档案公布的真是多，只是很多研究者不去看，老觉得你们怎么还没公布，其实早就公布了，他总希望公布一条高端材料，最好是我看了马上就写一篇文章，就怎么样了。其实很多历史研究，它是需要很多具体的个案的积累之后、研究之后，我们对历史可能有个整体的把握，这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非常艰苦的努力才能找到。这是我跟金老师讨论的地方。
步平：其实是一些重大的问题，或者一些敏感的问题，可能那些资料很难公布。2009年中央开过一次党史工作会，党史工作会之前，那时候还是习副主席，他当时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很多人物传记，到香港去出书，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边也出，人家在那边出了，我们没办法，但是我们在这边也出。会上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出，但是用什么出，用什么样的资料出，人家提的那些问题，我们没有资料。经济、文化、社会上的资料简直浩如烟海。（未完待续）
经济观察网201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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