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辩护，认为这是出于为维护东亚大局不得已的措施：
现今五洲大势，澳非两洲，均受白人之钳制。亚洲大局维持之责任，在我辈黄人。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同种同文，对于东亚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纵有些小龃龉，亦须顾全大局，不能成一问题。日本从前对于中国，行侵略政策，亦见中国国势大不可为，假使受制于欧洲，则日本以三岛海国，绝难巩固，故不得已而出此。今我中华民国既已成立，我中国可以负维持之责任，毋庸日本担心了。
在演讲中，孙中山指出，尽管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但要与日本并雄，还得数十年时间，因此，保全东亚大局，仍离不开日本之力，"日本与中国利害相关，与保全日本利益，不得不保全东亚利益"。[41]
在大阪欢迎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再次强调黄种人联合抵制西方侵略的思想，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共同防御欧西列强之侵略，令我东洋为东洋人之东洋"。认为要维持东亚大局，有赖于日本之力，"东亚和平之局，实为日本帝国所支持，若不幸于四十年前西力之东渐，有如今日乎？我东亚各国非黄种之有也。"[42]
3月23日，孙中山在长崎官民欢迎会上的演讲主题也是中日亲睦论。他说："中日两国关系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今日是我汉人的时代，大有回到三百年前之感。如今这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不但通商贸易，在政治上，相互合作，关系日趋密切。如中日两国保持一致，可雄踞东亚，在世界上亦成一重大势力。"[43]
孙中山这次日本之行，经过秋山定辅、宫崎滔天等的活动，私人之行"变成了协商大亚细亚计划的会面"，即孙中山与日本元老桂太郎的广泛会谈，并在此后由桂太郎发起成立了"中日同盟会"，桂太郎提出中、日、土、德、奥同盟，以解决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做侵略者中国的拙策"。[44] 孙中山对这次日本之行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此次游日，向其朝野官民陈说中日联合之理，双方意见极为浃洽。其现政府已确示两国亲友之真意，此事与东亚和平，极有关系"。[45]在回来后，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宴会上演说，又大谈"现在日本在朝在野之政客，均有世界的眼光与智识，且抱一大亚洲主义"。[46]
4、留日学生群体
日本的文化战略，其影响决不仅在以上这几个方面，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其影响，将随着这次"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47]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而为欧美留学生所取代。它开创了一个时代，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均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时代如果要恰当命名，用"中国的日本化时代"绝不为过。
当然，中国的留学日本潮流，绝不仅是日本"诱导"的结果，它与当时维新运动的整体构想，及与此后的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尤其是新政中对科举制度的废除等有直接关系，也与赴日本留学相对而言经费便宜等因素有关。[48]
在日本的"诱劝"下，康梁一派将派遣学生赴日留学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御史杨深秀在奏折中说："泰西各国，自政治、律例、理财、交涉、武备、农工、商务、矿务莫不有学，日本变新之始，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闻日本大开东方协助之会，原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49] 此折经总理衙议定，光绪皇帝照准，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正是开始。自此以后，赴日留学潮一浪高过一浪，到1905年时达到每年8000多人，1906年的最高峰时达12000人之多，1907年还有10000人。总计自1896年到1914年至，中国的留日学生总数已达5.6万人之多（参见表6）。[50]
表6、1898年—1914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51]
对这次持续近20年的大规模留学运动，国内学术界一直以来就给予高度评价。在革命史学视野中，这次大规模留学潮，李喜所说："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由留日学生来完成的。孙中山曾十分形象地讲过，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具体则是华侨出钱，留日学生搞舆论宣传，会党出力。"[52]
在现代化视野之下，对留学生运动的评价甚至更高，还是以李喜所先生的评价为例，他认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掀起的留学潮，是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心。这就引发了近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为国效力并成绩卓著的感人场面"，[53]"留学生正是中国迈向近代的产儿，也是推进中国社会向工业文明转换的一股力量"。[54]李喜所先生的评价可以代表学界绝大多数的意见，可以说，对留学运动之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社会变迁、思想文化转型等等方面，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但历史毕竟是具体而复杂的，整体的社会变迁与具体的历史转折时段之间，存在着无数可能的转换，历史的路径决没有必然之说，但却有选择，有转向，有一再失去的机会，也有屡屡发生的逆转与失算，挫折与困顿，以及，各种历史当事人无法认识、无法把握的漩涡与陷阱，而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重要的不是后人如何评价历史当事人，而是当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事与处境。如果将当事人的自我评价、反思与当今学者们的评价加以比较，也许会发现，我们并不能体谅"古人"的处境与心境。
梁启超是发起留学运动之维新派中坚人物，他对当时的留学运动的评价，如果仅从思想、文化输入的角度看，也远没有后世史学家那样乐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说，戊戌变法前后的大规模引进西方思想文化运动中，欧美留学生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反倒是一批不通西洋语言的留日学生在担当角色，"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对这一现象，梁启超深为忧患：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固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55]
尽管梁启超在此指出，西洋留学生对晚清思想运动的失败负有责任，但问题还是在日本留学生之中，他认为失败的总根源在"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这不仅因为主政者"以利禄诱天下"，也因为学子之求学动机不纯，以学问为敲门砖而已。[56]
梁启超的这种自嘲，决不是做谦虚状，而是经过时间磨洗之后的反思，尽管这一反思主要是从思想、文化方面，但至少可以看出，对于近代以来第一次留日学生运动的评价，梁启超是有保留的。
相映成趣的是，当时的留日学生蒋方震，对这一留学运动的评价也是大有保留，在《五十年来中国的军事变迁史》中，蒋说："留学生之功罪，今尚不足以论定之，要之，二十年来，如火如荼之戏剧，则此派加入一份焉，有目所共见也。"[57]
要全面评价留日学生运动，首先要对这一批留学生的构成情况，他们的主要活动以及对国内政治的具体影响作分析，本文囿于论题，重点在有关民族主义思想、运动以及与革命之关系方面展开。
留日学生之成分，可以从胡汉民的一段回忆中得到消息：
其时（留日）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而不悦学者； 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58]
作为一股潮流，其构成自然如胡汉民所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同时，在这一批留学生中，还混杂了所谓的革命流亡者，会党领袖分子。因此，尊之者谓留学生群体为"学习、亡命、革命集一身"。[59]贬斥者则称"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60]
中国学生的留日运动，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所学专业以"法政"等文科为重（参见表7），一是学习方式以"速成"为主，其三是，有90%以上的学生进的是中等学校。[61]
专业偏重法政原因，据学界研究，包括国内立宪救国运动的影响，也包括地方督抚筹办宪政需要大量法政专门人才，但更主要的是，选修该科入学容易，只需使署介绍，不要资格，入学考试也不严格，同时，入学后任意选修一二门课程，取得法政毕业文凭极为容易，可谓升入仕途之捷径。[62]
表7、1906年—1911年清学部选送留日学生专业分布[63]
"速成"教育在留学潮之初就已经被张之洞的等人定为"国策"，但同时也是日本应对中国的"国策"，日本文部大臣菊地大麓说："贵国今日欲兴专门教育，不在精求学理，在实际应用。……今欲造就应用人才，当思速成之法"。帝国教育会会长也说，"招募贵国年少有为之士，既通贵国学问者，授以浅近普通学互换智识，两途并进，务期速成，限以一年，往复无已，递传递广，或足济贵国教育一时之急乎。"[64]
这样的"速成教育"，一方面为中国近代化发展提供了部分急需的人才，但遗留问题多多，当时就有日本学者指责所谓速成教育之弊，说："彼等清国留学生多以速成为主，在外积萤雪之功仅一年半载，其所得无何。甫尝学问之味，则学业已成，手持毕业证书，洋洋而就归国之途，然犹不能独当亲自教育子弟之责，依然以外国教师之力是赖。如此，则学问之独立何存，清国之国民教育将何日求之？"[65]
当时学生大多进入几所专门为中国人开办的学校如宏文学院、成城学院、振武学校、经纬学堂等。1904年仅这四所学校的学生就有1300人，占留日学生一半以上。留日学生主要分布82所学校，其中只有7所是大学，其余的都是中等学校一类，而在这7所大学中就学的人总数也只有41人，仅占留日学生总数的六十分之一。[66]
专业重在法政，而学问又求速成，但即使在这"一年半载"的时间中，留学生们大部分时间也不在求学问，而是"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吴稚晖语）[67]
中国学生大规模留学日本，但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为这种大规模的留学作准备，也不准备让自己的正规教育体制遭受清国留学生的冲击。他们用"速成"方法对待这批留学生，"据估计，这些年在日本接受教育的35000多人中，只有不到10%的学生实际上完成了学业。进而言之，即使完成学业的，许多人也只是在能满足他们特殊要求的6至8个月课程的学校中就读，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占主流的日本中等或高等教育是隔绝的。"[68]
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之外，而这些留学生大部分时间也不是在学问上，而是在饱受日本人轻蔑的同时，追逐日本的一切新奇之处，"如果当时的报道可靠的话，许多留学生对现代文明的消遣艺术如舞厅的兴趣，不亚于专业学习，这也是可信的。然而，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不管他们多数人的留学生涯怎样简单肤浅，绝大多数从日本学校回国的中国青年人（和几个青年女子），是以一种新眼光看待他们的国家及其问题的。"[69]
留学生在日本的边缘化处境，在他们回国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他们进入社会的传统管道被切除，从而在大都市里，再次成为边缘人，这从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及爱国学社成为激进革命的培养基地可以看出。[70]
留日运动所造成一批新"知识分子"，或者更正确的说是所谓的"学生社会"，形成一个被忽视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影响被此后的历史学遮蔽了。 由于仕进途径的切断，他们被边缘化，从传统社会影响力的重心失落，但却在现代传播社会、在都市社会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后者意味着思想重心的转移。由于前者（边缘化处境），学生社会的激进化趋势一再加深，由于后者，这一激进化又通过学生社会所操纵的舆论工具而广被社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思潮，整个社会因此而走向激进：
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并未因此而降落， 反而有升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透过转型时代出现的新型学校、报章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之传统士绅阶级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因此形成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仍然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这种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种失落感，无形中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时有愤激不平的感觉，也因而无形中促使他们的思想激化。[71]
杜维明曾对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存处境做过精彩的分析，尽管他关注的是"当代"，但与"当时"的状况却如出一辙：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确好似一堆无根的浮萍。与家庭脱了节，与经济来源脱了节，与社会基础脱了节，与经济结构脱了节。"当知识分子纷纷变成脱节人，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寄生的职业。
与历史传承由于精神价值的脱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论是科学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都是一种毫无性格的拼盘思想。历史传承久已割断，精神价值不得不借助外援。可是当传统文化的标准完全被抛弃以后，借助外援的选择能力也随着丧失殆尽了。[72]
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疏离，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按杜维明的说法："他不但不能在知识领域里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必须从非知识的范围如金钱和权势里寻找价值的归宿。结果，知识分子自己反而变成最轻视和最仇视知识的分子。"
与社会现实脱节之后，所造成的危害在于，知识分子被成了赤裸裸的观念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理念世界之中，"此类人执著于某种抽象的观念与主义，他的普泛的道德感的极度扩张，可能使之受一种浪漫情结的驱使，而变得不切实际，它会忘记人类的有限性由于人类理想实现的条件性，会变为自己所崇尚的乌托邦的俘虏。"[73]
"一个知识分子越坚信自己的理想的合理性与完美性，它就越具有独断性与所谓的'铁石心肠'，这种基于对自己坚信的观念的忠贞不移，就会对别的不同意他们观念的人，视为是'真理的敌人'，而不是平等的讨论者。这就产生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一种'反对我就是反对真理''反对我就是反对人民'这样一种特殊心态。甚至会不惜以流血与暴力来对付不同的意见者"。[74]
对于理念的过分执著，往往与政治专制主义暗通。[75]殷海光说，"如果以道德作为民主政治底基础，便与黑格尔底泛逻辑主义（pan logicism）合流。逻辑主义则是泛政治主义( pan -politicism)主义底理论基础之一，而泛政治主义则是极权制度的骨架"。[76]
注释：
[41]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页。
[42] 《在大阪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2页。
[43] 《孙氏的中日亲睦论》《福冈日日新闻》（1913年3月24日），陈仲言译：《孙中山在福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第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孙中山兑换白人中的竞争言论，处处可见，如1914年7月8日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就有"将来世界战争，必是黄白人种之争，我希望不要只谈中国或日本一国之和平，要谋求东亚之和平"。（《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1914年7月8日，《孙中山集外集》，第85页。）
[44] 戴天仇（季陶）：《日本论》，转引自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291页。
[4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1页。
[4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1页。
[47] 美国著名日本史专家詹森语，参见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48] 参见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罗志田：《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李喜所：《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9]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1899年），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701页。
[50] 有关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544页附表以及137—143页说明；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84、92页；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26—127页；以及田正平、霍益萍：《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第2页。
[51] 本注释从略。
[52] 李喜所：《中国留学潮的回顾和展望》，《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53] 李喜所：《中国留学潮的回顾和展望》，《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
[54] 李喜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3页。
[5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2页。
[5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2页。
[57] 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第1048页。
[58]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13页。
[59] 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60]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61] 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李喜所：《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5页。
[62] 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李喜所：《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5页。
[63]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79页。
[64] 吴汝纶：《涵札笔谈》，《东游丛录》，第37—38页。
[65]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1—62页。
[66] 李喜所：《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页。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分布情况，可参见李喜所：《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第651—654页附表。
[67] 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第10页。
[68] [美]杰罗姆.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69] [美]杰罗姆.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70] 对上述两所学校至于革命密谋之间关系的描述，参见杰罗姆.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176--179页。
[71]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张灏自选集》，第295页。
[72] 杜维明：《三年的畜艾》，《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136页。
[73] 萧功秦：《观念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74] 萧功秦：《观念人》，第25页。
[75] 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留日学生对无政府主义的信奉，相关研究可参见拙著：《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自由观剖析》，《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76] 殷海光著、张斌锋编：《殷海光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15页。
共识网书摘，摘自邓文初：《民族主义之旗——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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