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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政治遗嘱 Aug 17th 2013, 11:25, by 明鏡雜誌
他的遗嘱是两个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遗嘱已被保存下来。它们同其他的文件一样，对于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腕统治德国12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4 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的经验中学习到任何教训。即使是从多次挫败和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他也没有能够吸取任何教训。不错，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回想起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闹的啤酒馆时代。他咒骂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论，叹息命运再度击败德国，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征服的机会。他把他对德国民族和全世界的遗言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空洞的老调，又加上了些最后的谎话。作为一个已无可救药地被绝对权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权势的暴君的墓志铭，这个遗言再也恰当不过了。
希特勒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具体指示。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30多年了。
在这30名主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容。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煞不了的，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有一次以英国或美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
接着，希特勒重复了他的谎言：他在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前3 天，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合理解决波德问题的办法。
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其次，他不仅把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和轰炸的"全部责任"，而且把他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犹太人的身上。然后，他就谈起他所以决定留下来与柏林共存亡的理由。
这6 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6 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到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采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遗嘱再往下是号召全体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希特勒在临死以前还要对陆军，特别是军官团，进行最后一次侮辱，他认为他们对这次惨败负有主要责任。虽然他承认纳粹主义已经完蛋，至少是暂时完蛋了，他仍然命令三军将领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地辞职或者投降。
接着他就讽刺陆军的军官团：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是荣誉攸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必须至死也要忠诚地克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
其实恰恰是希特勒的坚持要坚守"一城一地""至死"（如斯大林格勒），才造成了军事上的灾难。但是在这方面，也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没有吸取到教训。
他的"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涉及继承问题。尽管第三帝国已在烈焰和爆炸中化为废墟，希特勒在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继承人所必须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以前是不肯死去的。首先他不得不将以前指定的继承人除掉。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1941年6 月20日命令中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他认为陆军、空军和党卫队的将领们都背叛了他，使他不能获得胜利。
因此他能够选择的继承人只能是在他的征服战争中不能起大作用的小小海军的首领了。这一选择也是对陆军的最后嘲笑，因为陆军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死人最多。他还最后一次地谴责了自从建党以来除戈培尔以外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
戈林与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在开除了叛国者和指定了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的组成人选。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说，"他们会以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戈培尔将出任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这是一个新职务。赛斯一英夸特，这个奥地利的卖国贼和新近担任荷兰总督的刽子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斯佩尔，同里宾特洛甫一样，被丢弃了。但是自从1932年被巴本任命为财政部长一直蝉联到现在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史伯爵仍将继续保持他的职位。此人是一个傻瓜，但必须承认，他在尽力保全自己方面却是个天才。
希特勒不仅任命了他的继承人的政府，他还给它下了一道最后的典型的指令。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交待了这一点之后，这位德国最高统帅就完了。时间是4 月29日，星期日，早晨4 点钟。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召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随后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地利下层中等阶级的出身，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他还处理了他的财产，他希望这笔财产足够使他的遗族维持温饱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没有像戈林那样利用他的权势为自己捞一笔大财。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服务于人民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画廊之用。
他指示遗嘱执行人鲍曼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12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晓，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俄国人大炮的直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焚烧。他们离威廉街和总理府已经不远了！
希特勒睡觉以后，戈培尔和鲍曼就马上忙碌起来。希特勒在他们作为见证人签过字的"政治遗嘱"中，曾明确指示他们两人离开柏林参加新政府。
鲍曼十分乐意服从这一指示。尽管他对元首忠诚，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话，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归于尽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也许邓尼茨仍会给他这种权力。这是说，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消息后不篡夺宝座的话。为了确保戈林不致篡夺，鲍曼马上给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打了一个无线电报。
……如果柏林和我们沦于敌手的话，必须将4 月23日的卖国贼消灭。战士们，负起你们的责任！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和名誉！
这是一道要谋害戈林和他的空军将领的命令，鲍曼早已使党卫队将他们逮捕了。
戈培尔博士与鲍曼相反，但与爱娃·勃劳恩一样，是不愿意在他们敬爱的元首已经逝世的德国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运交给了希特勒。只是由于希特勒，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一直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预言家和宣传家，而且在制造纳粹神话方面仅次于希特勒。为了使这些神话能够流传下去，不但元首应当壮烈牺牲，作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唯一没有背叛元首的党内元老，也必须壮烈地死去，给后世留个榜样，有朝一日能够使国家社会主义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
当希特勒休息之后，戈培尔似乎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去写自己对当代和后代的遗言的。他把他的遗言叫做"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已经命令我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
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将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
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
基子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4 月29日早晨5 点半钟戈培尔写完了他的遗言。柏林已经破晓，但战争的烟火遮住了太阳。在地下避弹室的电灯光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头一件事情是如何通过附近的俄国防线将元首的遗嘱带给邓尼茨等人，以便为后代永远保存下来。
为了带出这个文件的副本选择了三名信使：希恃勒的军事副官维利·约翰迈那少校，党卫队军官和鲍曼的顾问威廉·山德尔，以及前一天晚上带来希姆莱叛变恶耗的宣传部官员海因兹·洛仑兹。多次获得奖章的约翰迈那负责领导这一小组，设法通过红军防线。他要把这个遗嘱的一份副本交给斐迪南·舒埃纳尔元帅，后者的集团军仍完整地坚守在波希米亚山中，而且希特勒已任命他为新的陆军总司令。布格道夫将军在递交舒埃纳尔的文件里附了一封信说，希特勒是在"今天收到希姆莱叛变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之后"
写了他的遗嘱的，"这是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定"。山德尔和洛仑兹要把他们的副本带交给邓尼茨。山德尔的副本中也附了一封鲍曼的信。
亲爱的海军元帅：因为所有的师团都未能前来解围，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希望，元首昨晚口述了这份政治遗嘱。希特勒万岁！
当天中午这3 位信使出发去执行他们的危险的使命。他们经柏林动物园和夏洛登堡迂回西行，到达哈维尔湖前面的皮彻尔斯道夫。该地驻扎了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营，还在等待不见踪影的温克大军的到来。为了到达这里，这3 个人已经成功地溜过了3 重俄军封锁线，柏林动物园中央的胜利碑，在动物园前面的动物园车站，以及皮彻尔斯道夫的外围。他们还必须通过很多俄军防线，还得经历很多的冒险。虽然最后他们都一一通过了这些防线，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携带的文件对邓尼茨和舒埃纳尔已经没有用处，后者根本没有见到这些送信人。
那天离开地下避弹室的还不止这3 个送信人。4 月29日中午，希特勒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召开例行军事会议讨论战争形势，跟快6 年来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召开会议一样，就好像路还没有走到尽头似的。克莱勃斯将军报告说，昨夜和今晨俄军已进一步逼近总理府。剩下的可怜一点点守军的军火供应越来越少。温克的援军仍无消息。有3 个军事副官感到无事可做，又不愿同元首一道自杀，于是他们请问元首是否可以离开地下避弹室去打听温克的下落。希特勒批准了这个请求，并命令他们催促温克马上行动。当天下午这3 个军官便离开了。
不久，又有第4 人离开了，此人是希特勒的空军副官，战争开始以来成为核心组织中的下级人物的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贝罗也是不想自杀的，他也感到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已再没有什么有用的事可做。他要求元首准许他离开，也得到了批准。希特勒这天真是十分通情达理。他也想到他可以利用这位空军上校给他带出一封最后的信。这封信是写给凯特尔将军的。
鲍曼已怀疑他有叛国之嫌。希特勒在这封信中对陆军进行最后一次谴责，他认为陆军辜负了他的期望。
毫无疑问，那天夜里10点钟所举行的情况汇报会上所获得的消息更加深了元首对陆军的切齿痛恨。威德林将军负责指挥勇敢的、但是装备简陋而又超龄的人民冲锋队和不足年龄的希特勒青年团队伍，正在被围的柏林牺牲自己，以便使希特勒多活几天。据他报告说，俄军已沿萨尔兰街和威廉街推进到空军部附近，距总理府只有咫尺之遥。他说敌人至迟于5 月1 日，也就是说，在一两天内将打到总理府。
末日终于来临。甚至一直在指挥着即将前来为首都解围的纸上军队的希特勒，也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他口述了最后一封信，命令贝罗带给凯特尔。
他在信上告诉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柏林保卫战现在已结束；他将自杀，决不投降；戈林和希姆莱已经背叛了他；他已任命邓尼茨作为他的继承人。
他对于纵然是由他领导的但仍给德国带来失败的武装部队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讲。他说海军战斗得非常出色。空军也很勇敢，只有戈林应对空军丧失战时初期优势负责。至于说到陆军，一般士兵打得很好而且很勇敢，但是将领们辜负了他们，也辜负了他。
他接着说：人民和武装部队在这次长期艰苦的斗争中，贡献了他们的全部一切。牺牲是巨大的。
但是很多人滥用了我对他们的信任。在整个战争时期，不忠和背叛使抵抗遭到破坏。
这就使我无法领导人民获得胜利。陆军参谋总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参谋总部是不能相比的。它的成就远远比不上前线将士们的成就。
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一点：这位纳粹最高统帅的性格至死也没有改变。全部伟大的胜利都归功于他。失败和最后的倒台则归咎于别人，归咎于他们的"不忠和背叛"。
接下去是他的临别赠言，这是这个疯狂的天才人物一生中最后留下的有记录可查的文字：这次战争中德国人民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十分巨大，使我不能相信会是白费的。目标仍然必须是为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
最后这句话是直接从《我的奋斗》一书中引来的。希特勒的政治生命是从为优越的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这一着迷的妄想开始的，现在他又抱着这一妄想结束他的生命。千百万德国人民的死亡，千百万德国家园的被炸毁，甚至于德国的灭亡，都不能使他相信，从东方斯拉夫民族那里夺取土地，是决无实现可能的条顿式的梦想，且不谈道义问题。
摘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 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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