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并非人人绝对平等，而是讲等级的，主要根据革命资历安排待遇。这自然引发了"理想主义者"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牢骚、不满和怨言。
延安枣园的红色旅遊景点
1937-1938年，延安普通战士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仅为5分钱，一般干部为7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1角5分，这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的伙食标准（每月法币4圆5角，约合人民币135元）。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普通干部则是"高粱米饭、大锅菜、粗布服"。从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供给制的生活标准称得上非常艰苦。
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中央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供应。延安跟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处于被封锁的不利状况，延安的生活领域出现了变化。1940年以后，在物质匮乏的困境下，确保高级干部供应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
规定不同级别的人员享有不同的生活待遇，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当时，任弼时（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具体筹划此事，亲自决定享受"小灶"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等级别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才具有享受"小灶"的资格。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和其它生活供应的需要，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专门运输渠道：例如，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家庭保证"每家每日一只鸡"；又如，专门为江青从山东置办阿胶等。诸如此类，引发了某些知识分子的不满。
1942年3月，王实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一提法引起了激烈争论。
当时，著名诗人艾青对此作了说明：王实味所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
所谓"衣分三色"，就是高级干部的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艾青同时指出："我们也不止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穿着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所谓"食分五等"，其实，最高级的也不过四菜一汤，而最差、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加清水大锅菜。最后，艾青为高干们辩护说："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最高首长们的伙食，还不如大后方（重庆国民党统治区）机关里当官的来得讲究呢！"
那么，王实味究竟对于什么情况发牢骚呢？他"连毛泽东同志抽纸烟（太多）都在背后反对"、"指责领导人的门前挂着一串串腊肠"、"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人们感觉他们是"异类"。当时，延安的重要高干家里，都有组织分配的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专门照顾首长子女的保姆、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有的甚至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及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周六，人们不难看到首长派去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早已守候在学校、机关的门口。
正因为王实味等人对这些现象表现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视清高的傲慢"，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判。
艾青指出："延安的津贴是有微小的差别的，那等级就1圆、2圆、3圆、4圆、5圆。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最高的首长到每个党员的差别，就只有这五种。另外也有特别优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术人员。"
1938年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附设一个编译室，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译述。王实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学创作外，曾翻译出版过西方著作共计100多万字。张闻天早已注意到了王实味的翻译能力，于是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他去工作。
1941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由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范文澜。在院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等。特别研究员有范文澜、王实味、陈伯达等，是"小厨干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贴为4.5圆（当时，毛泽东月津贴为5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4圆）。研究生大多为20多岁的年轻人，是"大锅饭粗布服"待遇，每月生活补贴为1.2-2圆不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供给制乃"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革命队伍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以及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的供给标准。
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可以说，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
摘自陈明远著《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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