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3年10月23日新浪网，"北大回应不续聘夏业良：学生称夏讲课废话多"。这个报道使人联想到历史学家和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几年前口述的《上学记》。这本书第二章记述了西南联大一些教授讲课的趣闻轶事，其中就包括讲闲话。
何兆武先生回忆道：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许多教授不是照本宣科搞应试教育，而是很喜欢讲闲话。例如，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学生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又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教授，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张奚若先生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人们都知道他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张奚若先生讲课时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学生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
我不知道：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们在课堂上讲的"闲话"是不是现在所说的"废话"？
何兆武先生还回忆说：当时在西南联大教授讲课有很大的自由度，没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也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无须按"标准答案"。比如全校的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这也许是北大的传统。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何兆武先生感叹："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西南联大是在日本侵华后，由内迁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在如此艰苦的战争环境之下，只存在8年多的西南联大却培养出一批世界级人才和国家栋梁之才（如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邓稼先等，还有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生化学家邹承鲁，等等）。而处在半个多世纪和平年代的北大、清华又培养出几个世界级人才呢？至少从培养人才角度来看，当年西南联大已达到当时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而那个时候并没有充满商业化气息的大学排名。西南联大成功的秘诀，在我看来，就是努力地实践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的奠基人，从1917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
龚刃韧，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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