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6日星期六

明鏡歷史網: 冯友兰:忆江青对我的数次“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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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忆江青对我的数次"问候"
Oct 25th 2013, 18:40, by 明鏡雜誌


  1973年夏天,谢静宜到我家里来,说江青派她来问候我。

  问候完了,就建议我写封信感谢,还不断有人来催。我当时认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代表毛主席的,问候我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毛主席、党中央对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

  我就照这个意思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这封信交给了校党委。

  1973年这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当时宋柏年(北大党委政工组干部)对我说:"你不必天天到,当个顾问吧。"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只是挂个名,不一定有实际工作。因为宋柏年在此以前曾到过我家里,问我一些成语、典故的意义和出处,叫我帮他查书,大概还是要我帮着做这一类的事吧。

  他们有事才来叫我,所以并不经常去。我去参加过一些批林稿子的讨论,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例如"天马行空"最初见于何书,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还是姓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最早见于何书,等等。有时也推敲一些古书,例如《易·系辞》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意义。

  1975年他们曾来找我去看长沙出土的帛书《十大经》。他们有一个读书会,叫我去讲过一两次《韩非子》。他们写的有些关于批孔的稿子,有时也送我一份打印本。我当时集中精力修改《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于这些稿子,只大略翻一下,就放在一边。《论孔丘其人》初稿打印本也给我看过,我当时只认为是一篇考据文章,作为考据看,也算是用了些功夫,不过作为批孔丘,并没有很大意义。

  1974年6月12日,大批判组通知我进城开会。先到大批判组聚齐上车,也没有说开什么会。车开到人民大会堂,进去一看,到的是北大、清华和中央党校的批林批孔班子。坐下以后,有人悄悄地对我说:"等会儿领导同志来了,你说话别罗嗦。"我不知道他打这个招呼是什么意思,只觉得这次会是不寻常。江青等人和一些领导同志进来了,走过每个人面前时都握手。江青走过我面前时说:"本来想去看你,因为穷忙,没有去。"王洪文首先发言,说:"你们的工作有成绩。"以后进入漫谈。江青发言最多,也最拉杂。归结起来,无非是说,凡是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的特点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抗战,反对投降。周亚夫打七国是阶级斗争,也是儒法斗争。漫谈将结束,江青又请叶剑英同志作总结。

  叶剑英同志也讲了一段,大意是说,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会照当时的情形看,是江青主持的。她是这个会的主持人,也是主要发言人。因此我得到的印象是,江青是代表党中央向参加会的人布置评法批儒的任务。当时我认为,她的话必有所本,可能是毛主席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示,领导同志离开会场以后,有人说:"今天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除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外,都出席了。"我的眼睛不好,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到会的人都兴高采烈,看起来他们都信以为真。

  江青在要离开会场的时候,说:"我在下面有几个点,最近要下去看看,你们也可以去。"隔了几天,大批判组将我叫去。到那里以后,谢静宜告诉我说,她们要出去一趟,问我的身体能参加不能。我说能参加。当时我想,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还没有出过北京,有机会下去看看也好。谢静宜说现在就要走,叫我回家拿着日用的东西,一起上火车站。她没有告诉我去干什么。

  到了火车站以后,迟群、谢静宜已经先到了。她们让我走进一列"专车",车上已经有不少的人。问他们,他们也都说不知道上哪儿去,去干什么。上车等了一两个钟头,车还是不开,我就先睡了。在睡梦中,听见有人说,到了,都下车。下车到站上一看,原来是天津。坐上汽车,到了招待所,这才吃晚饭。吃罢晚饭,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有人传话来说,大家都睡吧,有话明天说。第二天早饭以后,传下来了三条禁令:一不准写信,二不准打电话,三不准上街。还说招待所有个小花园,在小花园转转可以,可不能出大门。

  我和同来的人到花园转了一圈,江青来了,原来她住在另一个地方,只有迟群、谢静宜同我们一起在这里住。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王曼恬,也跟着江青来了。江青召集去的人开会,开会时她先同王曼恬说:"听说你们要请我们吃饭,不必请了,就算是个聚餐会,大家都出钱,这几个钱我们都还出得起。"她问我:"你的工资多少?"我说:"三百三十五。"她说:"比我的工资还多啦!"她又对王曼恬说:"你看,聚餐费都还出得起吧?"

  接着她就拉拉杂杂地谈起来,也没有说这次来有什么任务,来的人有什么工作,只讲她的历史。她说她小的时候念过私塾。在私塾里,学生有错,先生可以用板子打手心。那种板子又大又厚,挨起来可痛呀。可能是她挨过那种板子。后来她到山东大学,跟赵太侔、梁实秋学一点西洋文学。她说,梁实秋谈话很有意思。诸如此类的话,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两个钟头,也没有让别人说话就散会了。下午,在招待所看了一部香港影片。电影还没有看完,我就觉得浑身发冷,打战,发高烧了。我的左腿有一个丹毒的病根子,想必是丹毒又发作了。迟群送我到医院,医生诊断,果然是丹毒急性发作,就住医院。刚进病房,又来通知,换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医院。在那里一直住到6月底,家里人还不知道。后来有人先回北京,到我家里说了,叔明到天津来把我接回北京。

  在医院的时候,医生对我进行了点滴治疗,躺在床上不能动。迟群来说:"一切活动你都不能参加了,你这次到天津,就算参加会而不参加活动。"究竟是什么会,他也没说。后来听医院的人纷纷传说,才知道就在我进医院那几天里开了一个铁路工人主讲的批孔会。说是铁路工人主讲,可是江青讲的话最多。在发言开始以前,会场上宣布说,到会的有某某等人,其中也有我的名字。我这才了解迟群所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原来这个会名义上是铁路工人召开的以批儒为目的的会,实际上是江青召开的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会。她叫我们这些人去,为的是虚张声势。

  我躺在床上,身子不能动,头脑还是清楚的。我以前也看过一些小靳庄的农民诗,我想农民还能写诗批儒,知识分子还不能吗?我就随口作了几首诗,让护士们写下来,越写越多,就成了后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咏史》二十五首。

  其中有一首的两句是说武则天的:"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两句诗最受批判,说是捧江青做皇帝。我当时的思想,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的,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算是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我之所以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认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国内国外的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

  至于有些别的句子,有些人随意解释,例如这组诗的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说:"深谢耆年带路人。"这个"耆年带路人"明明指的是毛主席,可是有人竟然说指的是江青,向来说,"诗无达诂",可以灵活解释,但是灵活也不能灵活到这样的地步。

  在我离开天津的时候,我们原来同去的那些人,大部分都已先回北京了。我是由天津卫生局派了一位大夫把我作为病员送回北京的。到了北京以后,紧接着又参加了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我那时候身体还没有复原,只参加了一些大会,小组会都没有参加,只是作了几首诗,《咏史》那一组诗中有几首是在这个时期写的。

  在会议闭会的那一天,当时的政治局又接见了。还是江青讲话最多,她还说,可以在报刊上另开一个专栏,发表对于评法批儒持不同意见的文章。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后来并没有实行。接见以后,会议就闭幕了。在闭幕后回北大的路上,我对大批判组的一位负责人李家宽说:"我以为还有个闭幕式哩。"他说:"政治局接见就是最隆重的闭幕式。"

  在这个会议上,《光明日报》的编辑找着我,说他们要发表《咏史》那一组诗,我叫他们去问李家宽。李家宽不同意发表,他说:"对于历史上有些人的评价,还没有定论,如果先发表了,如果与将来的定论不同,那就不好办。"《光明日报》同李家宽交涉了好几次,最后拿了一个校样叫我看,并且说:"决定发表了。你再看看。个别的字修改一下可以,句子不能改了。"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人作的,他没有说。

  除了《咏史》以外,还在我的其他文章中提到我的几首诗。有一首是我生日自寿的五律,起首两句是:"水击三千里,人生二百年。"收尾两句是:"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开首两句出于毛主席早年的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主席这首诗虽未正式发表,这两句警句则流传甚广,我暗引了。我这首诗,起首是要学习毛主席对于人生的豪情,收尾是要跟随毛主席继续前进:这个意思首尾一贯,本不费解。所以"奔走在马前"是指在毛主席的马前。可是有人硬说是指在江青的马前,其根据是据说江青好骑马,而不管全诗首尾的联系。这显然是误解。

  1976年唐山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校党委会派人来叫我起来,说江青来了。我赶紧起来,江青已经到了地震棚的门口。她进入地震棚以后,坐了几分钟,说:"地震还要持续很久,你们都要住地震棚,你能带头,很好。"叔明问她身体可好,她说:"在这个时期,好也得好,不好也得好。"一边说,一边就起身走了,外边已经聚满了很多人,大家都高呼:"毛主席万岁!"她走了以后,党委会的人叫我写感想,我说等明天早晨再说吧。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来要,我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说:

  无数英雄战地天,红旗高举到前沿。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

  我当时始终认为,江青是代表毛主席到北大来的,隔了一两天,党委会又派人来说,江青送来了两部电影,在五四广场放映,叫全校的人都去看。我心里想,江青大概是要学报上所说的一个公社领导同志那样,叫社员都去看电影以躲避地震。不过我们这个地震棚也就够安全的了。我对他说,我晚上出去不方便,不去看。第二天,两校大批判组中北大的人来说,江青又来了,叫我们去。坐上车,一直开到清华。原来江青先到了清华,在清华工字厅里边的地震棚里讲话。我进去以后,江青就问:"昨天五四广场的电影,你去看了没有?"我说:"没有去。"她说:"昨天晚上宝坻确实有地震。"当时北大党委的领导已经先在那里,江青说:"你们搭棚子还不是办法。"忘记是迟群还是王连龙说;"那您就下命令怎么办吧,两校的人都在这里,马上执行。"江青又说,她所以没有说看电影是躲地震,因为国务院不是这样说的。江青说完,就站起来走了。我坐的车也离开清华,开到朗润园大批判组。有人从里面出来对司机说:"他不参加。"司机就把我送回燕南园。在清华谈的时候,有些摄影记者照了一些相片,后来学校把它放大张贴出来,这些都是新闻照片,并不是摄影留念之类的相片。

  共识网书摘,摘自冯友兰:《冯友兰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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