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进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民主党派的地位、影响、作用也受到质疑。此后，随着"文革"席卷而来，民主党派再次面临尴尬处境。本文讲述了"文革"期间民主党派"集体告状"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
（一）
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中共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看起来似乎与民主党派无关，但经历过反右惊魂的民主党派普遍感到凶多吉少。
对民主党派元老、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晗的空前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具有民主党派和中共（1957年8月"火线"入党）双重身份，不幸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的受害者。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大中城市、农村、企业、部队怎样进行都做了一些具体规定，但是偏偏没有关于民主党派的政策。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遗漏"，让经历过反右运动的民主党派极度不安。而《十六条》明确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列为打击对象，则让民主党派不寒而栗。就在《十六条》公布不久，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即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各民主党派。
8月23日夜，"破四旧"的红卫兵闯进各民主党派机关，揪斗机关工作人员，公开向身居高位的上层民主人士示威宣战。8月24日晨，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八中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便识趣地贴出通告表示 "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这种唯恐落后、先斩后奏（先停止办公，再报请中央）的做法，也成为"文革"时期的笑话。随后，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商讨后，周恩来指示各民主党派中央暂停办公，向红卫兵交出印章。红卫兵随即在各民主党派机关大门贴上封条，取缔民主党派的行动出人意料的顺利。
至此，民主党派办公地点被占（有的甚至成了造反派的大本营），民主党派作为党派已经停止活动。其时，毛泽东虽然也曾表态"民主党派还要"，但一个"还"字让"最高指示"的威力大打折扣。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集体癫狂中，民主党派集体受辱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与反右派运动相比，这次的打击范围宽得多，对民主党派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民主党派人士也曾竭力理解"文革"。在全民性的政治狂热中，很多民主党派成员也曾拥护"文革"，但这改变不了倒霉的命运。1966年国庆节前，张治中等著名民主人士接到通知，说国庆节庆典结束后，毛泽东将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接见大家，帮助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但最终翘首以
盼的民主人士，还是被冷落在天安门城楼上面面相觑。1967年应邀参加国庆观礼的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似提醒也似抱怨地对毛泽东说："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人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与此同时，"文革"中一浪高过一浪的"左"的狂潮，对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也变本加厉。虽然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面对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许多民主人士仍然为国事忧心如焚。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感，促使一些民主人士向上反映问题。1966年8月30日，著名无党派人士章士钊愤然上书毛泽东，恳求"在可能范围内稍微转圜一下"。此前一夜，这个86岁高龄的老人突遭前来抄家的北大红卫兵残暴凌辱和折磨。毛泽东将来信批给周恩来，周恩来利用这个批件迅速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12名著名人士中，民主党派领袖占了7名），还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为保护对象。此后，周恩来多次指示对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批斗要慎重。
民主党派停止活动后，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原有的职务、待遇被撤销和取消，应有的公民权利被剥夺，肉体上、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为了避祸，相互之间甚至不敢来往。而另外一个基本事实是，"文革"开始以后，民主党派人士已经很难接近毛泽东，更没有多少机会向毛泽东申述和进谏。
（二）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折戟大漠，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林彪事件后，民主党派处境似乎也有所改善。毛泽东甚至亲自为民主党派开脱：虽然对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但"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存在的问题……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但是"文革"远没有结束，混乱的局面也没有停止。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能够向"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人本人申述意见，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才有希望。在政治极为敏感的时期，显然这种申诉需要有机缘和合适的人选，否则不仅可能于事无补，甚至反而可能激怒领导人，带来引火烧身的严重后果。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72年夏。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在京病重。王老先生当年曾经资助和掩护过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九哥"非常敬重和感恩。王季范一生追求光明和进步，与民主人士关系亲密。老先生病重期间，许多好友和学生前来探望，身在长沙的周世钊也专程进京。周世钊当时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50多年来，一直对王季范执弟子之礼。
1972年7月11日王季范病逝，周世钊致悼词。此后，周世钊在京拜访了不少老朋友，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萨空了等民主人士。言谈中，大家对很多问题都深有同感，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民主党派的命运尤其担忧，但又无可奈何。7月16日，众人秉烛夜谈，并初步达成了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的共识。胡愈之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业，不仅学问渊博，阅历丰富，而且仗义执言，勇于担当，因而威望极高。见多识广的胡愈之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认为向毛泽东上书言事，既要把问题提出来，但又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想进言起到作用，所进之言尤其不能掺杂任何个人好恶及情绪。最后经众人议定，上书言事主谈三个方面的问题：民主问题；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并由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三人分头准备。
在讨论中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是胡愈之，但穿针引线沟通与毛泽东联系的却是周世钊。周、毛二人有"三同（同乡、同事、同学）三友（会友、文友、诗友）"的特殊交情。
让周世钊出面晋见毛泽东，成功的可能性自然大很多，但"文革"中后期，要见毛泽东已很不容易，甚至连亲生女儿李讷见毛泽东都要经过层层审批。周世钊马上想到了当时担任毛泽东英
文翻译的王海容。王海容是王季范的孙女，当年王季范将儿子王德恒送到延安参加革命，托付给毛泽东，但以后王德恒不幸牺牲。毛泽东为此深感愧疚，因此，对王德恒女儿王海容的成长和工作格外关心。加之，王海容与李讷年龄相仿，毛泽东对王海容更多了一份特别的"父爱"。在见毛泽东极为不易的情况下，由有特殊身份和职务的王海容去联系毛泽东，应该最合适不过。
果然，8月4日王海容致电周世钊，询问要她转呈的信是否已写好。周世钊马上意识到可能王海容已将晋见之事报告毛泽东。于是，抓紧时间写信。8月10日，周世钊将与胡愈之等人交谈讨论的问题，整理写成了以个人署名的4000字长信，准备面呈毛泽东，信里谈了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分子、青年教育等八个方面问题。信已写好，但毛泽东方面却暂时没有消息。又等待将近一个月后，毛泽东同意会见周世钊。10月2日晚，在王海容陪同下，周世钊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面前。故人相见，气氛融洽谈兴之浓，周世钊甚至没有时间谈之前与胡愈之等人商定的问题，只是当面递交了之前写好的信件，并婉转转达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见面进言的要求。毛泽东没有正面回应，但是当场表示可以给"民主人士"一点民主，并指定华国锋和汪东兴去听取这些"民主人士"的意见。
（三）
于是从10月3日下午到5日下午，汪东兴听取了这几位民主人士的意见。所有谈话由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记录，期间华国锋也来听过半天。整个谈话过程，汪东兴没有表态和发表意见。谈话结束时，汪东兴表示，他是受命来听取意见，对各位的意见，他将如实上报。
虽然胡愈之等人已尽力回避当时的一些敏感问题，但其发言内容又显然与"文化大革命"有所抵触。甚至可以说，发言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否定了"文革"。胡愈之等人的谈话是否呈送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有何意见或批示，我们不得而知，但进言中反映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政策层面或者操作层面的纠正。"十月进言"的亲历者楚图南，后来在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中甚至说"得到相反的反应"。这个"相反的反应"不知是不是指毛泽东从此更加疏远了民主党派朋友的关系。而"进言"的操作者周世钊，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召见，原因不得而知。有人说是"进言"直指"文革"让毛泽东产生不快，也有人说毛泽东对周世钊在"进言"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失望。1974年周世钊因病进京住院，求见毛泽东，但最终"得到通知，暂时没有时间接见"。在周世钊离京之前，甚至有关方面奉命向他转达："周老，要保持晚节！"这似乎也印证了人们的猜测。
实事求是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正常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期望这次"进言"能够否定"文革"甚至影响历史进程显然不太现实。当然，这次"进言"抗争也不能说无功而返。"进言"一个月之后的11月12日，周恩来批准恢复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并明确指定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出面举办纪念仪式。虽然还只是礼仪性活动，距离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的请求相差甚远，但民革是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参与此事，这也算是民主党派部分恢复活动吧。
遗憾的是，毛泽东本人没有直接听取胡愈之等人所进之言。但毕竟还是给了民主党派一次倾诉的机会。事实上，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民主党派"万马齐喑"，已经很难再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不同意见。"十月进言"能够取得些许成效，从小的方面说，是民主党派争取自身权益的一次抗争行动，而从大的方面来说，此举也开启了对"文革"反思的思想闸门，应该算是"文革"中民主党派最有光彩的一页。长期研究"文革"历史的何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一文中评价说：1972年的 "十月进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不仅要算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层、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争，而且可能要算是自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最大胆的一次"参政议政"行动。
刘立军，《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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