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重阳节，胡绩伟和章世鸿、林钢、袁鹰（后排从左至右）合影。
去年9月初，胡绩伟老人去世前数日，他的好友《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同志去医院探视，老人已濒于病危，无力多说话。握别时只用低沉的声音说要给一件冤案平反。杜老在电话中向我转告这句遗言时，我不禁眼泪夺眶而出，这就是胡绩伟！在生命垂危时刻，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最关怀的大事！几天以后，就传来噩耗。那几天里，我常常凭窗遥望云天，哽咽无语，六十年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整整六十年前，1953年元旦后的一个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约见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询问每个人的经历和对工作的愿望，娓娓细语，使我们感到亲切，快结束时，一位矮矮个子的同志推门进来要同邓拓谈工作，我们当即起身告退，邓拓介绍说："这位是胡绩伟同志，副总编辑。"绩伟同志含笑同我们一一握手，用四川口音说："欢迎你们来《人民日报》一起工作。"
普普通通一句话，让我们增加了暖意，这第一面的印象，也让我一直记住。
胡绩伟同志（报社上上下下都称他"老胡"，如同称邓拓为"老邓"）作为常务副总编辑，长期主管编辑部日常工作和夜班，很少管我们文艺部工作，所以除去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以外，我同他日常接触并不多。1965年夏他带队去北京郊区房山县搞"四清运动"。那时奉为"四清"指针的"二十三条"，第一次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新名词，我们工作队在学习阶段就没有完全搞通，怎么会在土地改革十多年——公社化也已五六年之后，中国广大农村竟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情势？我带一个工作队去的罗家峪大队，是个贫困的半山区，严重缺水，也没有什么副业，社员日夜辛劳，工分值满分只有不到一毛钱。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天天带头劳动，辛辛苦苦，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我们按照"二十三条"，访贫问苦，仔细查账，忙了两三个月也没有发现多大问题，无非是有些账目不清楚，个别队干部作风粗暴这类事。"四清"没有成绩，工作队情绪不高，倒是同社员相处得很好。有一次老胡带了几位同志来检查工作，听了我们汇报后，轻轻叹口气："这样贫苦的队，哪会有什么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我回答："这个大队的大小队干部，如果按'二十三条'的干部标准衡量，不是一类干部也是二类干部。"全体工作队员齐声称是。老胡说："那你们就从实际出发，多做些提高党员和群众思想的教育工作，不要硬找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他这话解除了我们工作队的思想负担，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当时怎会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一顶"走资派"（而且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帽子竟然会落到他老胡自己头上呢？
"文革"大动乱开始之日，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进驻报社，夺了中央党报的大权。那个以写《中国四大家族》起家的陈伯达，一走上报社大礼堂讲台，就宣布吴冷西（社长）、胡绩伟（常务副总编辑）、陈浚（值班副总编辑）、王泽民（机关党委书记）是人民日报的"四大家族"，在打倒之列，号召全社职工造他们的反，揭露他们的"三反罪行"。一声令下，一群"造反派"闻风而起，大字报很快就贴满几层楼，在五楼大礼堂连续举行批斗会。报社各部门的领导人都被罢官，到印刷厂参加劳动，随时接受批判。平心而论，当时报社的大小批斗会，像大中学校发生的那种拳打脚踢、揪头发、泼污水一类的野蛮残暴行为并不多，常见的是言辞粗野，人格污蔑，动辄上纲上线。在这类批斗会上，老胡都以冷静的态度相对，既不一味抗拒，也不随意给自己戴大帽子。有近一年时间，我和他都被囚禁在"牛棚"，限制人身自由。每天体力劳动和"早请示、晚汇报"之余，开批判会，所谓"批判会"，也就是静听监管的造反派任意点名辱骂一通，或者每个人给自己戴上几顶帽子。1968年一个寒风萧瑟的晚上，全体肃立，聆听广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宣布"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大家震惊之余，愕然无语，都知道少奇同志要遭大难，却没料到竟然如此严酷。监管的造反派，在广播结束后立即到"牛棚"宣布开会学习公报，用揶揄的口吻冷笑道："看吧，你们的总后台完蛋了，你们还不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吗？"他指定胡绩伟首先发言，老胡似乎已有思想准备，低声说了几句，大意是"刘少奇的问题竟会这么严重，很出意外，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要认真学习公报，我多年来在工作中执行刘少奇的许多指示，肯定有许多错误，一定要认真检查。"他这么一说，我们几个原先在编辑部各部门任领导职务的"当权派"，也就照猫画虎地跟着说一通了事。其实，主持会的监管人员也是例行公事，一遇到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就立即开会学习，要"牛棚"中人联系自己发言表态，今天也是如此，未必真的认为听到广播消息就能从"牛棚"里捞到有关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什么新的罪行材料。
有一次劳动间歇，老胡同张潮、高集和我坐在地头，忽然轻声询问："你们说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为什么？"我们一时默然无语，他自己接着说："要打倒刘少奇，开一次中央全会，像庐山会议打倒彭老总就行了嘛，何必搞全国规模的大运动？想不通。"我们也说"想不通"。他问高集："老高，你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你说说国际上有多少真的是在搞修正主义的？"老高笑笑说："我看也没有多少。"他又问我文艺界情况，我回答这些年来文艺界接二连三挨批挨整，帽子一大堆，都已经灰头土脸、不知所措了，谁还有胆子去搞什么修正主义？虽是地头闲谈，但我已感觉到老胡身处"牛棚"困境，不仅处之泰然，却已经对目前的"文革"以至"文革"前十多年的历史开始认真地思索了。
祸国殃民的"文革"十年动乱结束，老胡回报社担任总编辑，他带领全报社同事情绪昂扬、意气风发地着手在废墟上重建中央党报，坚决贯彻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短时期内面貌大变，报纸销量激增至六百多万份，被遍誉为《人民日报》最好的时期。
1978年5月，我随他率领的报社代表团出访朝鲜。他曾于1959年访朝，这次是第二次，又是"文革"结束后初次出访，理应轻松愉快，高高兴兴，但是我发现他一坐进车厢，便紧锁双眉，似有满腹心事。晚上到他房间里探询，才知道前两三天报上转载《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重要文章和另一篇关于按劳分配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当时主管宣传的一位中央常委大发雷霆，指责《人民日报》"不按党性办事"，说要查一查"《人民日报》代表哪一个党中央"。他的老同事吴冷西连夜来电话严厉责问，说"真理标准"一文"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连说"很坏，很坏"，咬牙切齿之声，隐约可闻。如此严峻的气氛，使老胡深切感到不只是报上一篇文章和他个人工作上的压力，更面临着不仅是理论上更是思想路线上的大是大非之争。他不能回避，更不能退缩，而是横眉冷对，迎上前去投入战斗。他在车厢里午夜梦回，耳听列车咆哮前行，思绪万千，枕上写了一首诗：
廿年颠沛再东游，虎口余生历春秋。
斗鬼战神知左右，闯关跨江识友仇。
誓学邻邦千里马，永当祖国一奔牛。
老夫喜作列车颂，咆哮奔驰不回头。
胡绩伟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孜孜以求奋斗八十年。到了他生命后三十年，虽然迭遭打击，几乎被"革出教门"，但他不仅没有跌倒，坚强不屈，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峰，体现在晚年重要著作《胡赵新政启示录》这本著作里。三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凝聚了他一生的追求。在著作的开篇，他坦承"这是我七十年的思想总结，着重根据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解答我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我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正确的真理？二、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走错了路？"他说"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在心中酝酿了几十年，没有作出圆满的答复。一个是七十年前，我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难道当时就错了吗？我信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难道当时就错了吗？我这一辈子的六十多年中，我究竟当了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七十年后，他说："对于这两个大问题，不能不从思想上认识上做出结论。否则恐怕就只有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两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沉甸甸的问题，值得我们这些自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共产党有年的人严肃认真地反思。就如我自己，是老胡的后辈，自以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共产党也有六十多年，如果认真反思：年轻时信仰和追求的，同现在见到的是一回事吗？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我究竟当了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恐怕也是要辗转反侧、心情不得安宁的。
近十年来，老人经历过几次大病，体力渐渐不如前，都从未被病魔击倒，精神越来越健旺，斗志越来越坚强。就如他自己所说："百病磨出长寿运，千年炼出老精灵。""下定决心埋头干，健脑健身战病魔。"他仍然笔耕不辍，一往无前。写了《胡赵新政启示录》那本巨著，还写了几篇论述和纪念胡耀邦的重要文章（《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胡耀邦》、《胡耀邦的思想体系》、《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和《我经历的新闻出版自由》（2003年7月）、《靠假、大、空能兴党吗？》（2007年12月）、《〈人民日报〉究竟在为谁办报？——写在〈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2008年5月））等等，都是振聋发聩的好文章。他胸襟广阔，坦坦荡荡地追求真理，维护真理。以衰病之躯继续严肃地思考人民的民主自由权益和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他的崇高品德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实在是我们后辈人永远学习的楷模。
从2005年起，他每年元旦都写一封信分寄好友，互相勉励，成为我们许多人最宝贵的新年礼物。每次信末，他都附一首新作。2012年，他已进入九六高龄，仍然兴致勃勃地写道：
神采奕奕九六翁，心有余而力不从。
笔战报坛五十载，大半心安小半疯。
卅年夜班一万夜，奉献良宵尽精忠。
出版文集十七卷，五百万字舒心胸。
勤者多助成大业，切莫抄手当衰公。
"少慢差费"养老诀，依然静观普世风。
我拜读之余，感慨万千，去电话贺年后，也写了一首步原韵的小诗求教。现在抄在下面，作为小文的结束，并表哀思：
铁骨铮铮九六翁，冰刀霜剑自从容。
一生心血求真理，廿卷文章矢素衷。
举世滔滔难倒退，长江滚滚总朝东。
期颐茶寿眼前事，笑对东西南北风。
袁鹰，《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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