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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荫榆去职后，易培基接任女师大校长。1926年1月13日，女师大师生为新校长召开欢迎大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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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荫榆曾担任校长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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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吴门桥，杨荫榆被日本兵杀害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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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荫榆的兄长杨荫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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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杂志》第4卷第9号刊载的"最近出洋留学之女学生小像" |
提要：
▲ 1935年，杨荫榆倾尽全部积蓄，在苏州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要求学生"注重道德品性，真才实学，崇尚朴实"是她最后的教育理想
▲ 作为教育家，杨荫榆不算成功，女师大风潮使她背负了长久的骂名，她的教育理念也始终无法真正付诸实践。作为女性，身处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夹缝中，她的人生不可避免地烙下了转型时代的深深印记
▲ 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女性教育史而言，杨荫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复杂人物
离婚创举
1905年，晚清女界很有影响力的刊物《女子世界》，在第2卷第3期的"国内记事"栏目中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新闻，题目为《离婚创举》。新闻的内容是一位上海务本女学堂的学生，结婚后因为丈夫和公婆的专制，不能返校读书，因此要求离婚。
新闻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但这件事委实不同寻常。而且离婚的这位女士也非同一般，她姓杨名荫榆，江苏无锡人氏。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这是一位掀起过大风浪的女人。她第一次出现在报刊的版面上，竟然是如此特殊的情形。
据 多年以后杨绛的回忆，她的三姑母杨荫榆长得不好看，性格也倔强，从小就不得父母的欢心。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家里给她定亲也比较草率，仅仅因为门第相当， 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就将她嫁给了一个弱智的蒋姓男子为妻，"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这段短暂的婚姻生活非常不幸， 杨绛的回忆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 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 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 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
在杨荫榆的离婚新闻之后，《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写了一小段感言，表彰此举是"女子不依赖男子而能自立之先声也"，但同时也承认"此事闻之恶浊社会，鲜不骇且怪者"。
在 与她关系更为密切的家人看来，这段悲剧婚姻对杨荫榆的伤害实在太大。她的兄长杨荫杭曾感叹"申官如果嫁了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杨荫杭的夫人对这个 长期赖在娘家的小姑子也颇为纵容:"三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的给赶出来。三姑母 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坏。"只是家中的小辈们对杨荫榆多无好感，一则是为"受欺负"的母亲打抱不平，二来也因为这个三姑母的脾气实在古怪别扭，让人难 以亲近。杨绛就承认"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
杨荫榆离婚之时，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在这之后，她 基本断绝了婚姻的念头，外出求学就业，成为职业女性，致力于自身能力的培养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杨绛所言，"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 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只是身处一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定的时代，这条"有所作 为"的道路，她走得也并不顺利。而个人与时代之间这种微妙的契合与裂缝，未尝不是她坎坷一生的写照。
女学堂的女校长
从上海务本女学堂毕业后，杨荫榆考取了公费，于1907年赴日留学，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直到六年后的1913年，才从日本毕业归国。在苏州短暂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便来到北京，担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
这是杨荫榆第一次与这所国立女子最高学府发生联系。在担任学监的这段时间内，这位勇敢打破旧式婚姻藩篱、又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传奇女子，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 信。杨荫榆自己对这份为人师表的工作也颇为满意，对青年学生很是喜爱。谈起学生们的一些趣事，脸上每每"笑出细酒窝儿"。这确实是她人生中难得的一段舒心 时光。
1918年，教育部首度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杨荫榆入选，将赴美攻读硕士学位。在火车站欢送的人群中，来了好些女师大的师生，个个都哭得抽抽噎噎的，让当时年幼的杨绛很是惊奇。后来她回忆起这一幕，方才醒悟到"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
因为与女师大的这段渊源，杨荫榆1924年回国后担任女师大校长一职，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在专业知识方面也是旁人所不能及。更重要的是，她是当时国立高校的第一位女校长。在中国近现代女性教育史上，无疑具有开先河的特殊意义。
自 1908年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设立以来，其历任校长均为男性。在杨荫榆之前执掌女师大的，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他对于学校的发展建设颇有功绩，但始终不得学 生的好感。学生们曾集体决议反对他，并赠送了他"德谟克拉东"这个广为流传的外号。因此，许寿裳辞职时推荐杨荫榆继任，声称"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显 然也是有感而发。
有了这种种铺垫，杨荫榆走马上任可谓众望所归，女师大校内"一部分人的欢迎声，校中的帖纸写出欢迎字句，应有尽 有"。就连以后在学潮中最积极的反对者许广平，也承认曾对杨荫榆当校长一事有过期待:"关于她的德政，零碎的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 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了。而且又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的女子做大学校长，是多么荣耀呀!"
但这一次重回女师 大，杨荫榆的境遇与几年前却大不相同。从1924年2月就任，到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她递交要求去职的宣言，"驱羊(杨)运动"随即爆发，不 过短短一年的时间。过去的"满纸欢迎"变成"自行引退，以让贤能";"认真朴实"的好评，也被"专横恣肆，暴戾无忌"的抨击所取代。这种转变的速度之快与 幅度之大，确实令人惊异。
由于积怨甚深，甚至杨荫榆的外貌、衣着和言行举止都备受攻击。在女学生的笔下，杨荫榆是"控着拳，走着八字路，扭进课堂"。或者"整天的披起钟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
这 披着"钟式斗篷"的"拟寡妇"形象影响之深远，恐怕是女学生们始料不及的。直到1970年代出版的研究专著中，还能看到这样的想象:"一个女人，扎着白头 绳，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阴影似的在女师大校园内游荡着。她就是杨荫榆。"杨绛也曾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 其与真实人物的反差之大，使得她不禁哑然失笑。
"驱杨运动"的导火索，是1924年秋季杨荫榆以"整顿校风"的名义，开除了几名暑 假后未能按时返校的国文系学生，引发了学生的集体不满，风潮由此酝酿而生。但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女师大风潮，并不仅是校纪整顿这么简单。其背后关涉的是不 同教育理念的冲突和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并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与分化密切相关。
女子该如何教育?
在 具有上任宣言性质的《本校十六周年纪念对于各方面之希望》一文中，杨荫榆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窃念女子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且为国民之母之母，其关系顾 不重哉？"这段话的行文方式虽然有些别扭，但本质上是继承了晚清以来对女子教育的发现与重视，依旧是"女性者国民之母"、"欲强国必由女学"等启蒙观念的 延续。但这篇文章在《京报副刊》登出后，却招来了不少嘲笑。有学生以"国民之母之母之婆"来讥讽杨荫榆，以抗议她对女师大所采用的家长式管理。
以 家庭模式来治理学校，是杨荫榆执掌女师大的主要理念之一。在她看来，"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维护师长的尊严和师生之间 的上下秩序，是保证良好校风的关键。她上任以后对女师大的人事制度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削弱了评议会和教务处的作用，而加强了校长的 权力。这显然与当时大学普遍推行的"教授治校"的宗旨相背离，对杨荫榆"擅自威福""排斥异己"的批评，也多源于此。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天地君亲师"的权威就受到了激烈的挑战。传统的家庭制度和伦理道德遭到批判，封建家长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在这样的社会思想环境中，杨荫榆推出"学校犹家庭"的论调，愈加显得不合时宜。
作为教育学专业的硕士，杨荫榆并未提出体系化的教育理论。但在美求学期间，她受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道德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落实到女师大和1920年代中国的具体环境中，这种对于道德完美的推崇则呈现出鲜明的保守主义倾向。
杨荫榆注重学生的学风品行，要求"今日女子教育，道德与知识并重"。但她对于女性品德的判断，依旧以"婉顺""循谨"为标准，不能容忍学生的"率意任情之 举"。受早年不幸婚姻的影响，她对男女问题显得过分敏感。1930年代在苏州，因为督学在表彰她教学水平的通稿中使用了"鸾凤"二字，杨荫榆认为是对自己 离婚的嘲讽，大怒之下，连上数道呈文要求将督学罢免。受此心态的左右，在女师大期间，她对于女学生与男性的交往和恋爱往往予以压制。这无疑与"五四"女性 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思潮相抵触，必然招来广泛的反感与对抗。
杨荫榆不懂政治，也要求学生闭门读书，不参与公众活动。作为校长，她未对 学生关注社会的热情进行引导，而是简单地将其斥为"学风不正"，使得师生关系进一步恶化。"五卅惨案"发生后，为阻止女师大学生罢课游行，她借口暑假整修 宿舍，叫来警察强迫学生搬出学校，并解散学生自治会，最终酿成了"八一惨变"，招致社会舆论的同声谴责。周作人就曾说过，对于杨荫榆本无成见，"总当她是 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怀着相当的敬礼"。直至"八一惨变"的带兵入校，情况才有所变化:"手段恶辣至于如是，我真为杨女士可惜，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的影 子真是一点都不见了。"
对于杨荫榆在女师大腹背受敌、动辄得咎的尴尬处境，杨绛有这样的判断:"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 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这应当说是较为公正的评价。杨荫榆1918年赴美，未曾亲历五四运动，没有亲眼看到女师 大的学生如何砸开学校的后门参加游行。当年她作为学监，与校长方还共同制定学校准则，推行贤妻良母式的教育方针，要求学生必须身着绿衣黑鞋，头上梳发髻， 不得随意与外人交往。她没有亲眼看到这些规则在五四运动时如何受到批判，如何被列出"十大罪状"而遭到驱逐。与时代的隔膜使得她固守旧传统，未能及时更新 自己的观念。作为曾深孚众望的女校长，杨荫榆却未能在推进女子教育发展上多有贡献，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最后的理想
1926 年8月，教育部接受了杨荫榆的辞呈，"驱杨运动"就此结束。杨荫榆随即离开北京，回到了苏州的兄长家。在侄女杨绛看来，这一次再见到的三姑母，似乎有了很 大的变化:"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是不孤僻的。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 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
杨绛曾说过，杨荫榆长相不美，可也不让人感到丑，"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只是从北京南归后，杨荫榆的性格变得愈加孤僻和偏执，这种"笑出细酒涡儿"的场景，在杨绛的记忆中越来越少了。
女师大事件的另一个后遗症，是杨荫榆作为教育家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1927年以后，她先后在苏州女子师范、东吴大学、苏州中学等学校任教。由于教学认真， 尽职尽责，颇受师生的好评。但她不通人情世故，不善处理矛盾。尤其是对待青年学生，她似乎有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由昔日的严厉一变而为 纵容，又每每因此生出许多事端。而一旦说错话或做错事，她会陷于自责中难以自拔。用杨绛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 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然而，杨荫榆对于女子教育的理想始终未曾放弃。1935 年，她投入几乎全部积蓄在苏州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学校规模不大，从小学、初中、高中到研究班皆有。"招收已经服务社会而学问上尚想更求精进的或有志 读书而无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国文、英文、算学、家事等有用学问"。杨荫榆对"二乐"学生的要求是"注重道德品性，真才实学，崇尚朴实"，这与她在女师大所 推崇的教育观念如出一辙，可见她并未因为屡受挫折而有所更易。但这个理想主义的实验品只支撑了一个学期，终因资金困难而黯然结束。
之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因为精通日语，杨荫榆常帮助邻居与日本占领军交涉和抗议，最终招来杀身之祸。1938年1月1日，杨荫榆被日本军人杀害 于苏州盘门外的吴门桥。她的尸体由一个木匠入殓，直到1939年才和杨绛的母亲一起下葬:"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 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战后，一位杨家的老朋友在报刊上撰文悼念杨荫榆之死，肯定其风骨不凡，亦认为"女士孑然如老尼，顾性卞急，不能容人过，往往与人龃龉。杀身之祸，盖基于此"。其实，杨荫榆一生的是非波折，也多与她"不能容人过"的操切性格有关。
《中华读书报》2013年09月18日，摘自《看历史》，作者颜浩，2013年9月出版，定价：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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