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周恩来做传：直面文革时的周恩来
2013年是周恩来诞辰115周年，《周恩来传》再次受到关注。本刊通过采访该传记作者，再次直面书里书外的这位开国总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
199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受邀去北京大学作讲座。在提问时，一个研究生递上一张小条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
"不能拿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理解一个政治家所考虑和权衡的事情。周恩来当时能选择的余地有限。如果他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他就是跟毛泽东决裂。他下台了，国家的经济、外交等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尽量减少或挽回'文化大革命'损失的事，由谁来做？他选择的可以说是对他最难最痛苦的做法。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不是套话，真是咬紧牙关在撑着。"金冲及毫不客气地反驳。
1998年，继《周恩来传》上册之后，下册也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档案为基础来写的作品。
"应该考虑到：将来过几十年，所有档案都公布了，人家讲到这本书，最多说你对有些问题写得不详细，或者在当时不便说，但决不能让人家说你在胡说八道。"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很怕邓大姐也给我这样的评价"
事实上，金冲及最初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结缘，就是因为《周恩来传》。
198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70周年，时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金冲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当时并不知道，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建国后曾担任过8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把文章呈送邓颖超看了，并征求她的意见，这个作者的文笔是否堪任《周恩来传》的主笔？
邓颖超点头后，金冲及被调入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对毛泽东，很多事情当时看法不一，写作条件不成熟。所以《毛泽东传》就没有立刻进入日程。其他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资料最齐全，看法也比较一致，所以就先写周传。"
因此，《周恩来传》成为中国官方为领导人所修的第一本传记。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再也没有任何干预。
作为主编，金冲及看了全部档案，执笔写了大部分书稿，拿到其他人写的初稿后，也要修改、改写，甚至重写。他说："作为主编，应该对书中每一个字负责任。"
1989年春，《周恩来传》上册(建国前)首先出版。
邓颖超让秘书每天念20分钟给她听。"我那会儿一直提心吊胆。听说以前有人写的周恩来生平，邓大姐边听边说他'真能编'。我很怕也得到这样的评价。"言及此，83岁的金冲及的表情就像一个等待着论文评判的学生。
不久，邓颖超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厅，称赞这本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是一次"最好的尝试"和"一种创新"。金冲及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年下半年，《周恩来传》下册(建国后)编撰工作接着启动。
与上册一样，下册仍由李琦任主审，金冲及任主编。李琦为该书确定了八字方针：史料准确，立论公道。
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以下简称周组)下属的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副组长廖心文和熊华源为写作组成员。
根据分工，金冲及写建国后的前6年，廖心文写从1956年至1966年的绝大部分，熊华源写其余部分，高文谦写文革部分。
蹲档案室
接下来的三年中，41岁的廖心文几乎每天都泡在档案室中。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收藏的领导人档案，由中央档案馆复印给他们，包括领导人的文稿、手稿、讲话记录稿、电报、书信等，按照不同的领导人，分别归类。
不过，中央档案馆也有许多材料没有给他们复印件，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
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次为写《刘少奇传》，工作人员去中央档案馆看会议记录，档案馆只提供刘少奇本人在会上的发言，不让看整个记录。金冲及只好自己去，因他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档案馆才同意让他看，但只能在档案馆阅读、摘抄，不可外带或复印。因此，金冲及在西山脚下的中央档案馆住下摘抄。这些记录非常详细，包括每个人的发言，甚至临时插话、表情。
即便如此，文献研究室的资料，已经浩如烟海。这里的档案也属于机密档案，不可带出档案室，也不可复印，因此需一边查看，一边摘抄。
在廖心文的办公室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见到了这样的小卡片。这是市面上很常见的书摘卡，有时正反两面都抄满。廖心文通常用黑笔抄下某一段材料，某些句子特意用红笔标注出。
退休前任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廖心文，是金冲及手把手带出来的，一直牢记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
一到下午5点，档案室关门，廖心文通常在晚饭后回到办公室，研究白天抄好的卡片。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四年。
1993年初，高文谦赴美国探亲，再也未归，并且带走了他写的周传文革部分的初稿。
当时，周组除承担周传编写工作外，还编撰《周恩来年谱》，廖心文和熊华源都同时参加这两个项目。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成员、当年38岁的安建设，原本负责《周恩来年谱》的文革部分，高文谦离开后，由他接替来写周传文革部分。
他们并不仅仅看周的档案，毛泽东的档案也是必须看的。安建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周恩来的工作批示非常细致，以文革期间而言，周恩来的档案数量至少比毛泽东的多10倍。
几年下来，为了写周传和年谱，廖心文积累了万余张卡片。安建设粗粗估计，自己看了周恩来的档案数万件，整理了两三千张卡片，而后来写作中用上的，不到三分之一。
金冲及同样是用80%的时间看档案，20%的时间写作。由于过去的工作条件，他没有做卡片的习惯，但看过的一般能记住，要用时立刻能想起来。
对他来说，看档案的过程，就是思考和回答脑海中的问题的过程。"有时，最初有一个想法，越看档案越充实和深化。也有时，看到后来就推翻了最初的想法。大体上看完了，怎么写心里也就有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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