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改革共识》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来稿
中国大陆的转型首先基于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有人说中国社会出现理论迷茫、道路迷茫、制度迷茫，即缺少改革理论、战略思维，不知道未来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因为执政权、特殊利益等原因，对于建立现代制度充满抵触。
有人说：中国目前社会撕裂，左右派矛盾尖锐，拥毛派与反毛派、文革派与宪政派、国情派与普世价值派争论激烈，中国政治出现左右摇摆。这里说的"左"指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阶级斗争思想，"右"指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但我认为目前中国正有一股潮流就是左右合流，这里的左、右实际是中左、中右，即温和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左和右很多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比如都追求公平，并不是只有左派追求公平，实际上如果没有宪政的保障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反而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公平；再比如，左派的理论是维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但很少参与行动，而右派通过实际维权，也在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民主也是一样，只不过民主的做法不太一样，左派提倡人民民主，右派更多的是宪政民主，但是实际上最后的目标大同小异，都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在中国目前不宜夸大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这种矛盾实际上越来越小，特别是随着重庆模式的垮台，左右的差异越来越小，而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腐败官员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左与右都痛恨特权、腐败、两极分化，这是共同点。
在政治上，官民矛盾表现为官僚特权与人民无权的矛盾。官僚的特权由来已久，在中央苏区、建国初期就存在着大量的制度化的特权，现在红二代、红三代又继承了很多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财政特权、法律特权（劳教）等等，而人民却无权，人大、政协、媒体、工会都很难说代表民意或者为民众说话，因此我们要探讨现有的体制怎么改革来充分反映民意，化解官民矛盾。可惜的是我看了记者招待会，有三个方面没有提，第一，一直没有提"政改"，一句都没有提，整个的谈话，"改革"这两个词用得非常多，不断强调改革，但是就是没有一句话提到政治改革，这或许可能代表未来的动向，可能是令我们比较失望的。第二个方面，记者专门问他反腐败有哪些措施，有什么具体措施，他谈反腐败，没有谈到"财产公开"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反腐败手段。因为他不是笼统的讲，有一个记者专门问他反腐败的措施，他有哪些措施，结果他就是没有讲财产公开，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无意的漏掉。第三个方面，记者问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他也没有讲到废除特供，因为要解决食品安全的话，废除特供可能是第一步，虽然不是最关键的一步，但是是第一步，他没有提到。也就是说针对现有的官僚特权体制其实还是不动的，整个谈话就是说官僚特权体制还是不去触动。所以政治上官僚特权与人民无权之间的矛盾是无解的。经济上，中国主要是经济垄断与人民无产的矛盾，人民没有什么财产，比如经济垄断、国有企业、金融垄断、财政官员做主等等，特别是土地，土地导致人民无产，土地都是被政府所控制，我们的住房也就是七十年的产权，而且只是使用权，农村的土地、宅基地也只是有使用权，人们普遍处于无产的状况，所以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垄断与人民无产的矛盾。社会方面，中国表现为腐败黑化即黑社会化与廉政公平的矛盾，人民群众要求廉政公平，但是在过去一些年，中国很多基层政权都在黑化，很多农村现在是村书记与村长一肩挑，这完全是倒退，村书记当村长，很多都是这样的。村支部很多地方基本上都家族化了，一家人做村干部。还有强制拆迁，地方司法完全受书记的干扰，我前几天接触一个案子，当地市委书记就给法院下达命令，房屋强制拆迁的案子不允许受理，书记就给法院直接下命令，所以社会上表现为腐败黑化与廉政公平的矛盾。文化上，表现为思想控制与言论自由的矛盾，中国的教育系统、电视广播处处表现为掩盖真相，灌输谎言，而人民要求知道真相。所以我认为官民矛盾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怎么解决这样的官民矛盾我也提出了一些设想，由于时间原因不多谈了，比如怎么解决思想控制和言论自由的矛盾，我们还是要不断撑大言论空间，打破话语垄断与控制，特别是要建立现代新闻制度，在媒体多元化方面要努力。总之，我主张不要过多地纠缠左与右，左右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一个共识，他们的矛头都是官僚腐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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