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0日星期三

明鏡歷史網: “文革”中毛泽东力保许世友: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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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泽东力保许世友: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Oct 30th 2013, 12:50, by 明鏡雜誌


和众多将领一样,许世友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鉴于是毛泽东的指示,将领们谁也不会反对,只是在自己方面找原因,用他们的话说是"不是不想跟,而是跟不上"。还有人形象地说:"毛主席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那时毛泽东就是一列风驰电掣的划时代的高速列车。

受到冲击的许世友就避难躲进了大别山。1967年8月6日,许世友在南京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局势如此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三国英雄没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我活着是毛主席的人,死了是毛主席的鬼!……"

虽有部队和机枪保护,身在大别山的许世友并不踏实,一则这里(南京军区后方医院,对外称一二六医院,为战备需要,是在六安独山一个叫白云观的旧庙址建造的,周围有些不算很高的山和竹林,许世友住的二层小楼在医院不远处一个小山包上)离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不算太远,驱车一天半晌就能到;二则说归说,真向"造反派"开枪也不是件好办的事。所以他思来想去,不受冲击的最好方法就是得到"尚方宝剑",而那时的"尚方宝剑"只有一把,那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话。

其实毛泽东已经为他说过话,但都是别的领导人转达的,比如周恩来就打过电话到南京,说:"不许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这些话传到南京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南京的"造反派"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揪斗许世友,听到周恩来的指示只好偃旗息鼓。但新的一轮揪斗又在酝酿中。许世友想老躲也不是办法,就决定上北京,亲耳听毛主席为他说一句话。可是等他乘车去了合肥,到了合肥稻香楼宾馆,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上前扶他下车,脚一落地,他就对李军长说:"德生同志,我不行了,我身体这样上不了飞机,北京不能去了。请你给我向军委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去北京,我在后方医院很安全,请老帅和总理放心。"他改变主意,打道重回大别山。他知道,如果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一定会召见他的。

毛泽东的确没有忘记许世友。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更多的军队将领受到冲击,毛泽东也更加关注军队将领的状况。从武汉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对上海的"形势"和居住很满意,曾对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说:"这次在上海很满意,上海很静,很好!"他也很注意看上海的一些小报、传单,看到有登载"许世友反毛主席"的,他就说:"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许世友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四方面军,张是首长,许跟他也是自然的。许世友应该保。"

1967年8月17日上午9点多钟,陪同毛泽东到达上海的杨成武代总长给许世友打来电话,讲:"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张春桥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

 许世友从杨成武的话音里听出"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主席。

专机18日上午到达合肥机场,张春桥下飞机见了许世友,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到了上海,许世友住在兴国路72号。刚安顿好,杨成武和汪东兴就先后过来看望。许世友要求尽快见到毛主席,汪东兴答应早做安排。

午饭时,许世友喝了不少酒。往常他不爱睡觉,今天却睡起午觉来了。可能是他心情特别兴奋,自己觉得需要镇定一下。下午2时,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前来通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春桥陪许世友马上过去谈话。秘书李文卿立即上楼请许世友起床。

许世友起来,酒意未消,讲话还带着一股酒气,秘书很担心毛主席会不高兴。

毛泽东这次接见时间较长。一见面(也有人著文说: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声如响雷,嘴里嚷着"主席你快救救我"……此话究竟是许世友当时喝了酒,行为有些冲动,还是文人的凭空想象,不得而知),毛泽东就说:"我要春桥乘我的飞机去接你。你身体怎样,住后方医院安全不安全?"

许世友报告说,身体可以,大别山也很安全。工区有10个工兵连,一个连200多人;城西湖农场还有一个农垦师,近万人。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许世友着急地问:"毛主席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啊?"

毛泽东回答:"要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能不要呢?!"

许世友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那我就没有错!有人违反纪律,我是执行纪律,有什么错?"

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思路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传家宝,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不听招呼怎么行?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

许世友简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三个不理解",概括起来就是:一、这么多人(包括牛鬼蛇神)抢解放军的枪,我不理解。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管不管用,我不理解。三、陈再道是什么人,我不理解。

毛泽东耐心地做着解释:"抢枪有好人抢,有坏人抢。好人抢了会认识错误,送回去。对坏人就要专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是管用的。"

许世友还是不理解:"现在为什么有人要夺我的枪?"

毛泽东的话让许世友一时也难以理解,毛泽东说:"顶多南京再出现一个张国焘。"

 许世友进而说,农村都造反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就糟了。毛主席说,农村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粮食,全国人民饿肚子可不行。毛主席问他家里的情况,许世友说,"自己都顾不上,家里的事我管不了。"毛泽东笑了:"我家里也有两派,我管不了。"

谈话中,许世友记住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毛泽东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我说的。"时隔不久,毛泽东又给"不准揪许世友"这话作了一个诠注: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毛泽东对这些文化较低的将领多少有些偏爱,曾在多种场合讲过类似的话。比如1964年3月,他在听取各方汇报,谈到大寨生产队陈永贵没有多少文化时就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认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接见当晚,杨成武、张春桥请许世友吃饭。席间讲好了,送许世友返程的飞机第二天上午9点起飞,张春桥到机场送行。

许世友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晚上,上午到,下午毛主席接见,第二天一早飞回合肥,换乘汽车重归大别山。

虽然来去匆匆,却事关重大,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开。军区机关的人忙不迭打听情况。许世友知道,南京市、江苏省甚至整个华东都在关心毛主席同他这次会面。他告诉手下的人,可以打电话向家里讲:就说"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传家宝,不能丢;就说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

政治嗅觉灵敏的张春桥,知道毛泽东对许世友的态度,便在各种场合"替许世友说话"。1967年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时就讲道:"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当然许世友同志在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

另一位"整人专家"康生也替许世友说了许多好话,这除了他在山东曾与许世友有过合作,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在上述张春桥为许世友讲话时,康生就插话说:"许世友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在江苏"打倒许世友"呼声再起时,康生又说:"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地讲话。这一方面,毛主席语录告诉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对许世友同志也应该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毛主席说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不仅是对许世友同志,对地方上的干部,对军队的干部,也要用这个方法啰!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错误,他自己也承认的。大家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全面的来看。对许世友的造谣,是坏人别有用心的。这一方面,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

这样,南京市的群众造反组织有了打"派仗"的新资料。"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反许就砸烂谁的狗头"、"反军没有好下场"、"谁毁长城就打倒谁"、"拥护军管会"等大标语贴了满街,原先那些"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一类的口号顿时销声匿迹。

尹家民,摘自《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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