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在想做皇帝这件事上，不只我们说不清，就是袁世凯本人，也说不清他是怎么有了这主意的。
其实皇帝也不是什么坏东西。直到今天，英国有女王，日本有天皇，可是谁也不能说，人家因此就不是民主社会、宪政国家。辛亥之后，中国名义上倒是没有皇帝了，或者说暂时有了，也被大家赶紧撵下去了。但是谁能否认中国遍地还都是大大小小的皇帝呢？
也许正是基于这些层面，袁伟时老师才一再否认所谓的辛亥革命一大功绩乃是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云云。一句话，有个皇帝，也没啥大不了的。如果没有宪政，即使没有皇帝，也是很恐怖的。问题是，国人都是那朝三暮四的猴，在国体与政体、名份与实质方面，争的却往往是前者——《庄子·齐物论》中有个故事，说宋国（我们河南商丘）有一个养猴子的，感觉猴食有些匮乏，就给猴子们开会说："以后咱的橡果，早上三颗，晚上四颗，行不？"众猴一听，群急。于是他改说："那就这样，早上四颗，晚上三颗，行不？"众猴听后趴在地上狂喜。这个故事本来是想告诉大家，名和实、形式和本质要分得清，但中国人在传递智慧时，越传越傻，愣是把个"朝三暮四"传递为"朝秦暮楚"。时至如今，还是一听皇帝就跳脚，一听共和就狂喜，也不管它哪门子皇帝与共和，这跟猴类有啥差别？
对于袁世凯来讲，他本来的政治理念就是君主立宪制。是革命党在南北和谈时，咬住共和不放松，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妥协的。本来是袁世凯想用君主立宪招革命党的安，结果却是革命党用共和总统招了袁世凯的安。
妥协之后，袁世凯也想好好共和来着。可是一个因人而设的漏洞百出的临时约法，加上一个嚣张的罔顾国家利益不知何为"女王陛下忠实反对党"只知为反对而反对的国会，倒逼着他向左转：这叫哪门子共和啊，还不如中国传统的那些东西稳重实在。
晚清十年新政，确实搞得很实在，很稳健。第一，废除科举，新式教育全面启动；第二，废除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司法独立开始起步；第三，官制改革，传统衙门开始向现代政府部门过渡；第四，中央和省先后出现议会预备机构：资政院和谘议局；第五，地方自治开始起步，各种民间团体诞生，公民社会发育；第六，政府虽有报律，但民间办报自由，社会舆论空间不小；第七，经济发展不慢，19世纪末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8000万两，但是1900年达到2亿8000万两，1911年受到革命的影响仍达到2亿6000多万两。［1］第八，政府官员中，不论满汉，都有数量不少的改革精英，且改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总之，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相信晚清新政会给大家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来。
革命党人利用了政府的失误——第一失误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1911年建立的内阁固然有皇族性质，可是政府答应1913年就要召开国会，一经国会选举，注定皇族内阁仅是过渡性的。再说原先是人家皇帝一人说了算，现在让皇族其他人参与进来，怎么着也是由皇帝的寡头政治向贵族精英政治转型，总是一种进步吧。一口吃个胖子，你胃口咋恁好呢？第二失误就是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民营铁路公司不但资金缺口大，且管理不到位，比国营铁路部门的贪污腐败、挪用亏损还要严重得多，政府干嘛急着收归国家呢？让股民自己发现问题后闹去，闹得不行了，政府再出面充好人，帮他们收拾烂摊子，为嘛非得提前充好人，结果让人借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号当坏蛋打了。冤死了——总之，革命以近乎儿戏的方式成功了。
对于革命党来讲，破坏容易，建设难。
第一，破坏是他们的职业特性，这种职业特性如果没有强健的社会与法治拦着，在革命成功后会成为一种惯性，典型的例子就是孙中山，放着法律渠道不走，在辛亥革命后发动三次非法战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和北伐，特别是二次革命，给民国带了一个不良的由头，那就是动不动拿枪杆子说话。
第二，知识储备不足。就上了些日本专门针对中国留学而开设的速成性质的野鸡大学，还没好好上。日本政府当时鉴于清国留日学激增，鱼龙混杂，乱七八糟，应清政府之请，订立一个《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就是让学校加强管理，学生好好学习之意，但是革命学生不看规则本身就开始造势，声称此乃中日两国政府之勾结，于是做出了一系列激烈举动。说穿了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不用跟政府报名、不用在学校上课、随处住宿、到处乱窜、吃喝嫖赌的学生生活。这种追求能学到些什么呢？盲从革命的热情和共和口号的空泛吧？
第三，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德行和自认正义而泛滥出产的道德优越感。一句话，做再没有道德底线的事儿，都可以打着革命自由的旗号。袁世凯看穿了革命党，而且他的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被革命党的这种无良无德倒逼的。
另外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任何社会转型时期，都是新旧纷陈，歧义多重的。任何深度改革，都会触及人的物质特别是精神层面。有人走向未来，必有人走向过去，问题是在中国，未来和过去常常是相通的，或者说，它们仅仅是概念的不同而已。正如黑格尔所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2］
站在这个角度，袁世凯的向左转，顶多是回归传统。一句话，现代化遭遇挫折，回头去传统里找出路，也是唯一的选择。这无关对错，只是现代化道路上的频繁试错而已。还好，并不是我一个人持这种观点，很讨厌袁世凯的庄士敦借用一个法国神父的观点如此评价曰："他也认为，如果与当时中国所能建立起来的议会制度相比，袁世凯如果能够延续其独裁统治，将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他说：'袁世凯打破了国会对国家束缚的不利景况，显示出他有能力把那个民族从毁灭中引导出来。'"［3］
袁世凯回归传统的举措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孔。康圣人对民主共和十分不满（我也不满），革命前后一直坚持孔教至上。其徒弟陈焕章，大清末科进士兼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贯中西，虽然反对老师的帝制思想，但也坚倡孔教，1913年创办《孔教会》杂志，且与严复、梁启超联名上书参众两院，要求奉孔教为国教。黎元洪、冯国璋等更是通电响应。不得不承认，这也是民意之一种。袁世凯选择的是听从。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9月3日，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祭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参加，以示尊重。之后更是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尊孔活动。按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记载，袁世凯这方面的观点是："我深信保护中国之传统信仰十分重要"；"政府要想着重指出，孔夫子的伦理道德原则乃是教育的一个部分"。［4］
时至今日，我们也不能对此有什么非议了。众所周知，现在的祭孔读经活动，比上袁世凯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咋还好意思张口非议袁世凯呢？遍布海外的孔子学院咱就不说了，只说公元2011年1月11日，一座总高9.5米的"孔子"塑像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落成。据报道，由青铜制成的"孔子"塑像为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创作。塑像以孔子立姿为造型，面对东长安街，表情"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目视远方，与庄严的国家博物馆建筑交相辉映，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云云。咱们现在尊孔乃正大气象，人家袁世凯尊孔就是复辟，这逻辑和脸皮能转得过去么？
第二，复古。指责袁世凯复古的最大证据，是祭天。虽然袁世凯认为"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古老的政治智慧里也含有"天下为公"的意思，但是指责者只想到了"天子"二字。袁世凯祭天，我倒不认为出格，仰望星空嘛。何况内务总长朱启钤对此还有中国特色的解释，他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它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农民一定要责难政府的"。"当然，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5］
第三，尊崇清室。1913年元旦，袁世凯特派朱启钤到乾清宫向宣统皇帝道贺。2月15日隆裕太后寿辰，又特派梁士诒致送国书，祝太后万寿无疆，并命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礼进宫祝贺。时隔七天，隆裕太后病逝，袁世凯亲臂黑纱，命国务员至祭，令国务院通电全国，各官署一律降半旗27天，文武官员一律服丧，以志哀悼。10月19日，袁世凯向大清皇帝陛下写了一个报告，陈述了自己奉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共和国体，自己当选总统的经过，最后保证自己要好好干，并恪守优待条件，以慰太后在天之灵。
袁世凯这样做过分吗？一点也不。倒显出他这人厚道的本质来。也许是太厚道了，让某些前清遗老遗少产生了幻觉，或者说，就想骑袁世凯头上了。代表人物是劳乃宣。义和团之乱时，他是直隶吴桥知县。现在，觉得袁世凯应该还政于清了，给袁世凯上了一个方案，说辛亥革命误解了共和，共和就是皇帝年幼，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共同负起责任而已。估计这老兄想起了历史上的周召共和，所以他建议袁世凯：中华国不能再称中华民国了，得称中华共和某年；总统任期五年，如许再任，得延长至十年；袁世凯还政之后，大清皇帝赐袁世凯世袭王爵。袁世凯本就与他交情不错，看了之后，不但不生气，反而邀请他来京参政。这一来，清室遗老更张狂了，纷纷叫嚣起来，弄得好多人士沉不住气了，纷纷质问政府。于是袁世凯要求查办，并对清室作了尊重中华民国统治权的一些细节规定，清室复辟派这才消停下来。
第四，修正《大总统选举法》。1914年12月，袁世凯公布了新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主要精神如下：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选连任；大总统连任，参政院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可；大总统有权举荐三位总统候选人，其姓名由总统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诸总统府特设的金匮石室中。金匮的钥匙由大总统掌握，石室钥匙三把，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和国务卿分执其一，只有大总统令才能开启；大总统由大总统选举会产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立法院议员各五十人组成，选举之日，大总统将三位候选人公布，他们可与现任大总统一块儿参选。
有人认为，袁世凯不但想做终身总统，而且还给儿子孙子预留了总统之位。可是说话回来，直到今天，中国哪个政府解决了终身执政的问题呢？还有人认为，袁世凯想当皇帝的野心终于暴露了。可是袁世凯当皇帝又惹谁了？难道当皇帝就大逆不道了？不说英国与日本现在都有皇帝。只说中国，两千年都可以有皇帝，为什么袁世凯就不可以做皇帝？何况他打的招牌是立宪之下的皇帝？
第五，老袁回归传统最猛的一招是，拥抱帝制。这方面，老袁是有些糊涂，不知道，"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6］一句话，你干嘛不发明一个主席或者委员长的称呼呢？但百姓更糊涂，不知道按保守主义的视角，政权掌握在一个人（皇帝）、少数人（贵族精英）或者多数人（民主）手里，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权力运作的方式！一句话，国体无所谓，关键是政体！
糊涂遇糊涂，就悲剧了。所以洪宪帝制既是老袁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华国民的悲剧。袁世凯给自己的帝制起的年号是"洪宪"，按照他给美国公使芮恩施的解释，这个年号的意思是"伟大的宪政时代"！ ［7］按庄士敦的解释，意思更丰富了——"洪"是清王朝的尅星："洪武"是明朝第一个皇帝的年号；第一个与满族人作战，后来被他们打败，做了清朝皇帝顾问的是明朝总督洪承畴；差点把清朝哈灭掉的太平天国领袖叫洪秀全；反清复明的三合会，内部成员自成"洪家"；武昌起义后军政府都督乃黎元洪等等。［8］据说梁士诒还想把袁崇焕弄成袁世凯的祖先，就因为袁崇焕乃是明末的抗满英雄云云！［9］
不管怎么说，曾经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放在全中国人面前，可是没有几个人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要立宪帝制！如果非要在前面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附参考资料：
［1］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4页。
［2］转引自阿兰·佩雷菲特（法）：《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版，扉页引语。
［3］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5-96页。
［4］芮恩施（美）：《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
［5］芮恩施（美）：《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页。
［6］李劼：《我们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论世纪现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7］芮恩施（美）：《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6页。
［8］庄士敦（英）：《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9］庄士敦（英）：《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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