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土地改革运动推向高潮的是1947年7月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如果说，在此之前没收地主土地还多少用些借口，有所遮掩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对地主的剥夺变成了一场无条件而且直接的暴力革命。由于解放区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土改，为了贯彻土地会议精神和执行《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基本上是以土地复查的名义将运动"深入"的。在深入的过程中，不仅有劣迹的恶霸地主要再次斗争而且剥夺（如果在前阶段还没有死的话），平时比较安分的地主也难逃此劫，就是平素颇有口碑，而且在抗战中作出很大贡献的著名开明绅士，也同样面临被斗争受屈辱的境地，连与李鼎铭齐名的晋绥边区副议长刘少白，此时也被押回农村挨打被斗。由于前两个阶段地主的土地基本上已经被分了，所以这回则变成了对他们的再剥夺，连剩下的不足全村平均数的土地也一并拿走，而且将他们扫地出门，不留生活余地。对于斗争对象埋藏的浮财则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因而斗争非常的暴力化，乱打乱杀一时间成了这时期土改中相当普遍的问题。各种私刑盛行，有的地方由于担心未来的报复，甚至采取一度将斗争对象全家不分老幼一齐处死作法。一位参加土改老共产党人有过这样的回忆，说是在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他率领工作团到河北省阜平王快地方参加"土改复查"，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是下午天将要黑了，"我听说王快村外正开联村斗争会，便放下背包去会场。还没到会场，见人们已开始往回走，会已散了。可是，我见参加会的人个个面带惧色，尤其是妇女，问话也垂头不语。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逆着散会的人流，到会场看个究竟。只见会场是一片坟地，坟旁树上绑着一个人，鲜血淋漓，腹部被剖开，再看地下，躺着几具尸体。"[10]
从某种意义说，从前苏维埃时期的那种"运动模式"又一次出现了，而且重复频率之高，甚至超过苏维埃时代。运动一旦成为一种模式，就意味着它可不断的重复，人们凭借运动模式的仪式进入类似剧场的状态，结果谁都身不又己，几乎任何违反常理的事情都可能很自然的发生。处于"剧场情景"和亢奋状态的人们，对于斗争那些再也榨不出油水的地主们逐渐兴趣不大了，退而寻找次一级的"富人"开刀，用当时的一些中农的话来说就是，"斗了地主，斗富农，斗了富农，斗中农。一茬有茬的割下去。"大量的中农被冲击，借口所谓"割封建尾巴"，堂而皇之地拿中农开刀，采用所谓查三代的方式来划地主富农，甚至查家谱来定成分，只要哪个中农家祖上富过，那么就认为有"封建根子"可以划为地主或者下坡地主。晋绥区兴县后木栏杆村是晋绥土改复查运动的"典型"，那里采用这种作法在全村53户中，划出了21户地主富农，占全村总户数的30.84%，总人口数的36.6%.[11]在这种"典型经验"的指导下，晋绥区农村普遍地主富农的比例偏高，达到20—30%上下，在那样穷地区，事实上可能一个村连一个地主富农都没有，然而却真实地将三分之一强的人都打成了可以随意剥夺的地主富农。这种"运动模式"一旦运转起来，则赋予人们一种机制，可以不断地剥夺、剥夺再剥夺，只要还有人家多一点什么东西，就有可能成为被觊觎的对象，自然就会成为被剥夺的对象。在这种"运动模式"里面，任何人如果敢于积攒一点财富，那么就有可能在运动的滚动中成为目标，连运动初的"勇敢分子"也不例外。
财富瓜分的背后是权力的重组，在从抗战结束时开始的乡村政权变换，至少从微观上看委实有点眼化缭乱，开始是新农会向老农会夺权，贫农团取代村公所，然后新人们不少由于做得太过火，或者贪欲过重，又被更新的人赶走，或者老村干部在某些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再次复辟，但总的趋势是老一代的村干部在运动被甩开，靠边，由比较贫穷更有冲劲的新人冲锋陷阵。新颁布的《土地法大纲》给了新农会批评、弹劾撤换"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的权利，甚至规定，"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不仅从法律上支持了这种新老权力的交替，而且赋予了贫农团和新农会（人民法庭是由它们主宰的）以斗争和审判甚至处理一部分敢于反抗的老乡村干部的权利。接踵而至的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为内容的党的整风运动，更使得乡村权力重组更加纷乱。"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现象非常普遍地在实现着，有的地方甚至连村政权的建制也随意改变，作为典型的山西崞县，运动一开始，原来的村干部就靠了边，或者被审查。结果发现有一点小事也要开群众大会解决，繁难不已，甚至议而难决，"一锅粥"，于是觉得有必要重建政权，于是将以贫农团为中心的农民代表大会上建立委员会，设正副主席，以委员会取代村行政委员会，将村公所取消，"改为村政府，代表委员会正副主席兼村政府正副主席。"因为，"毛主席领导咱农民是最高主席，咱们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小主席。"在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中，新政权居然比附着中共最高领袖的采取了新设置。[12]
在运动中权力纷争的旋涡里，甚至连一向作为战斗堡垒的基层党组织也不得不为贫农群众让路。有的地区甚至一下子就将几万农村党员停止党籍，有的工作队甚至动员基层党组织和村干部向贫雇农"交权"，即将乡村正式的权力移交贫农团。晋察冀有的县甚至规定，"凡是当过委员以上的村干部都不能入贫农团。"[13]当然最不幸的是那些地富出身的乡村党员干部，他们几乎都被视作阻碍土改运动的"绊脚石"而被搬掉，撤职的撤职，开除党籍的开除党籍，最轻也得落个停职反省。
总而言之，随着土改运动的一步步的深入，乡村政权的换血趋势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乡村的贫雇农手里，除了少数贫穷但外出过有些见识的人之外，新的权力中心总体上比抗战时期的政权班底文化水平更低，不仅经验严重缺乏，而且能力也差了许多。关键是，这些人往往是在上级工作队的直接干预下上台的，很多农村的新一代村干部上台上得很勉强，山西崞县的贫雇农们感觉自己是"通天瞎棒"和"瞎汉"，掌不了权，也管不好事，开了几天会连自己家的生活都顾不上了，"没柴没水"。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作队在后面硬撑着，他们根本无法行使权力。[14]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使得中共不久就开始调整政策，解脱出大批原来的基层干部，形成一种新老结合的基层结构。但是，运动毕竟使得乡村的权力结构进一步陷入倚靠上级的境地，自主性进一步下降（由于怕犯错误和水平下降等综合原因），更多地依赖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说教为自己提供合法行政依据，同时也为日后国家政权立体地统合农村准备了条件。
事实上，土改走到它的高潮，危机已经开始露出端倪。实际上毛泽东等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苏维埃时期红白对立的局面又一次出现了。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不给任何出路，直接地将他们推到了国民党阵营中去，他们组织解放区后方暴动和跟随国民党打回来的地主还乡团，对付贫农团更加凶残，双方再次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对中农的侵害，不仅使其中的一部分人也走向了对立面，而且使占农村人口最多的这部分人人心惶惶，一些人纷纷将自家的耕畜杀掉，钱财化光。同时由于几次三番对于土地分配情况的复查、重分，使得土地产权紊乱，你种他收，他种你得，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只是由于各解放区实际是各自为政，运动的情况不一，错误也还没有到全局和持续性的地步，加上作为对手国民党已经在抗战八年中完全腐化，统治机器严重锈蚀，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不断地犯比共产党更大的错误，解放区才没有出现危机。当然，这时的共产党毕竟成熟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纠正，迅速地制止了侵犯中农的现象，而且对划错的以予改正，侵犯的给予赔偿，同时尽可能的保护了富农经济（主要是新富农），花大力气保护工商业，对于地主也纠正了扫地出门的作法，分给一定的田地让他们谋生，对于少量有影响的开明绅士，还恢复了他们在参议会中的职务。至于我们最关心的乡村政权问题，不仅恢复了大部分老村干部和党员的职务，而且尽可能地使新老干部融合在一起，实在不行的，正好有大量的参军名额，所有矛盾不可调和的人都经过这种渠道得到了解决。共产党人终于明白，在分了土地之后仍然穷困不已的农民，大部分其实就是他们在抗战时期曾经大力改造过的二流子懒汉，根本不能依靠，绝大多数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其实最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环境，好让他们发家致富。而这种稳定的局面对支持战争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经济和财政的支持，才是最终打败国民党的坚实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解放区的基层政权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基本框架依然如旧，以农村党组织为核心的全能式政权再一次得到建立建全，而且坚决地将主要任务转移到组织生产和支援前线上来。对于刚刚开辟的新区，为了确保秩序的稳定，中共明确地提出暂时不仅不搞土改，而且原基层政权不动，利用它来征粮征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15]战争的需要，使得共产党人采取了更为现实而且获利最大的政策。
当然，土地改革并没有就此推出历史舞台，当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了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之后，从1950年冬，新解放的地区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土改，虽然有了前面的经验教训，但是土改还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但相对而言整个经过要顺利得多，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从此，中国农村的人们大体上有了彼此差不多的土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终于在血与火中得到了实现。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经过了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即使在一朝之内，土地权的变更也不知有过多少回，也有过"授田"和"均田"的种种作法，但唯有这次暴力性的土地改革才具有真正的翻天覆地的意义。农村古老的社会权力结构，经过这场变动被全部颠倒了过来，没有人再可以凭借土地财富和对典籍文化的熟悉获得威权，原来的乡村精英几乎全盘瓦解，落到了社会最底层，从前所有的文化、能力、财富以及宗族等资源统统不作数了，社会价值整个颠倒了过来，土地改革第一次颠覆了中国农村的千年老理，在社会被按照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和雇农的身份标签重新排列之后，旧秩序完全服从了新秩序，新秩序自有新秩序的规矩，贫穷成了最大的资本，而敢于斗争则是最大的能力，有了这两样东西，就有可能一跃进入乡村世界权力中心。虽然，在运动的热潮过去以后，原先世界的那种能力、文化水平等等因素还会起作用，真正的毫无本事的人也有可能被淘汰下来，但前提却不能变——必须拥有出身贫苦的资本。算是我的一位学生对他家乡山东汶上县孙村的调查很有意思，他介绍说孙村有孙张两姓，以孙姓为主，约占人口的4/5，而张姓则是孙姓富户的佣户和佃农。孙姓又分成老五元和老三元两大分支和少数旁系，在解放前由于老五元由于出去读书和作官的人多，因此势力最大，其次为老三元，村政权基本上由老五元把持，老三元可以沾一点余沥，然而自从1948年土改以后，情势倒了过来，农会主席和主要的委员都变成了张姓人，只有孙姓的旁支还能沾点边，老三元只有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老五元则一个进入权力结构中的都没有。[16]孙村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全国农村的写照。只是令当时所有人，尤其是投降的地主富农想不到是，土改作为一种革命的记忆被保存了下来，贫雇农和地主富农的身份居然如此长久地保持了下去，成为官方划定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而原来的地主富农经过五年自己劳动以后，就可以变成农民身份的规定，再也没有人提了。
如果说，社会等级的颠倒并不足说明问题的全部，因为事实上自军阀时代开始，已经不断有边缘人通过非常的途径上升到了权力中心，那么，我们在大规模的土改中会发现，不仅原有的社会阶梯被颠倒，农村传统的文化网络到了这个时候也开始全盘瓦解。那些曾经遍布城乡的各种宗教性的会道门，先是经济基础受到了冲击，进而在土改运动的伴生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先后被视为反革命迷信组织被取缔和镇压。而那些民间的花会、香会等民间社团也在土改运动的深入中土崩瓦解，各种社头与会首，由于拥有一定的经济力量和非革命的权力系统，很自然地受到了打击，没有受到打击的，也融进了革命的系统。太行山区的农村原来有融娱乐、祭神和互助性质为一体的"社"，土改一深入，大小的社头们就都受到了冲击，当工作队引导农民讨论该不该取缔这些"社"的时候，有的人说，"还是存在好，灾害年能借谷吃。"有的人却认为，现在大家都有地有粮了，还借什么谷子。于是社头被斗倒，"社"也被取缔了。[17]在此前后，那些纯粹娱乐的民间团体，也被有组织的剧团和具有革命意义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取代，民间社会的空间基本上丧失了。其实，所有这些原来合法的民间团体之所以被扫荡，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无法被革命后建立的权力组织体系所整合，至于它们存在的"剥削"因素实际上更多的是取缔的借口。
"翻身"必须有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否则除了少数"勇敢分子"之外，没有多少人会被真正动员起来。尽管手里有枪，可以强制分田分地，将地主的金银财宝分给穷人，或者简单地煽动起农民的贪欲，重演历史上吃大户的悲喜剧，但是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人？这是一个必须加以说明的问题。暴力剥夺是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和道理严重冲突的，其中的道理对于大多数老实巴交的农民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想通的，经常出现白天分了浮财以后，晚上农民又送回去的现象。太行山区早在反奸清算阶段，曾经统计了农民不愿意动地主土地的"思想"就有这样一些："人生有命，富贵在天，有福没福是命里注定的。""人凭良心，虎凭山。""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假如不报，时辰不到。""地主的土地是祖辈传统，动地主的土地是丧良心。""女人凭汉，擀杖凭案，农民凭的是地主吃饭。""狼从村上走，不伤自己人。"等等。[18]这些虽然都是一些流行的民谣民谚，但无不蕴涵着千百年来农民一直奉为圭臬的乡里老理，不将这些老理打破，就无法证明土改行为的合理性，更难以赋予合法的依据。对于土改的发动者来说，这个逻辑也是非常清楚的：要想让农民翻身，就必须先有"思想翻身"。进一步，不仅要让农民信服，而且还要让被剥夺的地主也信服这些道理。
虽然在抗战期间，推行减租减息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开始向农民灌输了诸如"劳动创造财富"，"农民养活了地主"等共产主义式的真理，显然，光凭着这种宣传和灌输，并不足以让农民相信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在实际运动动员的运作中，共产党人更多的采取了一种"道德反推"式的动员方式，首先，他们抓住那些我们前面提到过那种武化的恶霸地主，将这些人的罪行和劣迹反复公布宣扬出来，既有面对面的诉苦和控诉，更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大量农民喜闻乐见的戏剧象《白毛女》出台。应该说，在那个时候，这些恶霸的罪行大多是真的，并没有象后来那样妖魔化，自民初以来，蛮横霸道的地方精英确实相当多，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说是共产党人能够成功地动员起农民的一种社会背景，如果没有几十年社会和阶级关系的恶化，没有那么多不公和罪恶，那么任凭共产党人再有宣传技能，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彰显和控诉恶霸的罪恶，为的是以这种恶霸的行为反推他们的土地财富来源的非道德性和非正当性，进而推导出整个地主阶级土地财富来源的非法性。
当然，仅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大量在现实和具体生活中的农民面对更多的可能并非这种恶霸，或者说碰上恶霸的几率并没有与碰上平平常常的富人那么高。这时共产党人就会列举种种地主跟农民（主要是佃户）打交道中的取巧行为、奸诈之举，说白了就是地主怎样占农民的便宜的行为，激起农民的道德意义上的不满，从而从这里反推出地主的土地财富积累的不合理性。由于这种占便宜的行为相当普遍（特别是对那些比较朴实而且愚鲁的农民来说，"聪明"的地主比较容易犯类似的毛病），而且老实的农民甚至不知道里面的究竟，所以一旦被人揭露出来，比较容易激起农民的共鸣。对于看起来比较待人宽厚同时乐于助人的乡绅，土改的动员的确是个难题。对于这种难题，一般都是采取寻找这些乡绅隐私的办法，揭露其不道德的阴暗面，或者以"虚伪"、"伪善"这种说词进行道德批判，只要道德上倒了台，对于农村的人来说，就意味着一切的完结。当然，象一切的运动一样，这里也有被冤枉的。
在运动中，"算帐法"也是贯常的动员方式，这是一种基于"农民养活地主"前提的算帐，算到最后让农民发现原来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都是自己的，产生出被剥夺的巨大委屈感，结果是算出了剥夺富人的合理合法性。
实际上，在土改的运动过程中，由于有"勇敢分子"的带头，是很容易激发出农民的占有欲的，更容易激发他们的均平冲动，将比自己富的人搞垮，拉平，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有谁比自己更富有，这种心理很多农民都会有。但是仅仅激起这些冲动并不足以让农民相信自己行为的合理合法。实际上，即使有上述种种宣传和鼓动，给了农民种种看上去十分有道理的说明，但并不足以完全消除农民心里的不安，几乎所有分到土地的农民，在分地的同时，都要求领到一张正正规规的，盖着县政府红红的大印的土地证，"农民不满意那种印章小而且不红的契约，他们认为："官印又大又红，才牢靠、有气派'。"[19]而各解放区甚至中共中央也反复强调制作和颁发土地证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强调土地证要由各解放区最高机关统一印制（看来曾经随意印发过），必须盖上县政府的大印（曾经什么印章都用过），明显的就是为了消除农民的不安。这说明，新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赋予农民采取与传统老理相违背行动的信心，也许是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话语至少在某些关键的地方，是与农民的日常话语相一致的，而新意识形态的核心成分对于农民来说，毕竟太政治化也太陌生了，农民，包括农民的党员和干部，进入这种政治话语的语境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训练，更不用说自如自信地指导自己的行动了。
从解放战争以来逐渐磅礴于全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地将中国农村社会翻了过来，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农村权力结构，而且颠覆了农村的传统，古老的乡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意识形态观念被颠覆，乡村礼仪被唾弃，连处世规则也发生了空前性的更替，不过，乡村的秩序并没有因此而失去控制，过不了多久，在政治权力和话语的强力干预下，新的权力秩序和规则，新的文化规范就会在农村确立起来，只不过，取代了原有的乡村精英的出身贫苦的党员干部，由于缺乏文化资源，不得不过度地依赖政权和政治话语的支撑，从此以后，中国农村开始了政治权力无限扩张的时代。
[10]胡开明回忆，《中共党史资料》（46）第80—81页。
[11]晋绥区党委编：《土改通讯》，第2期。
[12]《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147页。
[13]胡开明回忆，《中共党史资料》（46）第85页。
[1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147页。
[15]《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213页。
[16]李明：《亚宗教状态与当前农村政治——以孙村为例》（未刊本），第9—10页。
[17]参见《土地问题》，第332—333页。
[18]参见《土地问题》，第284—285页。
[19]转引自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第335页。
张鸣，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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