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台灣競爭力論壇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台中市）
眼前台灣的憲政僵局，以及美國聯邦政府停擺，不是特例，而是今後民主主義世界的常態。
也就是說，民主主義國家政治劣化的速度，遠遠超過選民的想像。同時伴隨著政治的無力化以及既成政黨的普遍衰退，「大人物」從世界史中快速消逝，能以個人之力，扭轉歷史的政治人物，不會再來。一切的一切，毋寧正是「現代之後」顯現的象徵。
世界從無到有，但是，政治從大變小，「歷史人物」也一樣。所以如果還有民選政治領導者在「現代之後」仍然以追求「歷史定位」作為從政目標的話，那簡直是「時代性」的錯亂。
例如，一九四九年喬治．歐威爾的近未來小說《一九八四》以「big brother」為核心。相反地，二○○九年村上春樹一樣以一九八四年為題材的近過去小說《一Ｑ八四》，則是強調「big brother」的消逝與「little people」的橫行。這不就是今天所有「現代」民主主義國家的寫照嗎？
其實，連那一黨執政，選民都已經不太在意，何況是黨內的惡鬥。毫無疑問，政黨的普遍弱化與劣化，才是現代民主主義的病灶。
雖然附著於支持率的直接性政治動員或「民粹主義」，一般被認為是民主主義實踐上的負面語言，不過歷史的事實以及思想的歸結都未必如此。
例如，西歐在左右對決退潮之後，隨之出現的是圍繞著價值分配的問題。這種現象弱化了傳統社會中左右兩派的水平分裂，取而代之的則是代表人民的民粹主義者勢力和舊統治菁英間的垂直對立。
而政治、經濟環境的激烈變化與冷戰後國際情勢的結構性框架，不只限制了左右兩派政黨的執政能力，同時也嚴重損害了傳統菁英在國民間的信賴性；附隨而來的貪汙腐敗及無能無力，則通常使得國民對政治的期待完全破滅，而且進一步地轉為憤怒。這種現象的一般化，替主張代表國民真正利益的運動團體，創造出了新的機會與存在空間。
而民粹主義即是對在既存的權力結構與主流價值體系中未能獲得滿足的國民，所進行的動員。
時至今日，我們終於知道，從政以來一直附隨於主流價值與舊統治菁英圈中的馬英九，確實無力因應台灣「時代性」的「大轉換」。特別是面對法院的「現代性」，長期占據「現代」位置的馬英九益形無力。反而是被公認是台灣「前現代」政治代表的王金平，面對個人政治危機選擇的竟然是高度「現代性」的法庭鬥爭，並且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非常明顯，「異時代」的雜處與「時代性」的混沌，確實是台灣憲政危機的根源。
台灣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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