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金钟的建议，我们把"文革"作为一个类似于"劳改"（其英语为Laogai）的特定用语，而不是官方辞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的简称。[1]
首先，我们要区分文革运动与文革时期，本文中所谓的文革，均指前者。文革时期的中国，是指1966—1976年的中国。在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与文革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说，由于大量施用化肥，改良种子，扩大灌溉面积，中国的粮食产量在文革时期稳步上升，大大地缓解了国人的口粮问题，但这并不是文革的功劳。有些事情与文革运动有一定的关联，但关系并不大。比如说，中国外交战略从"三斗一多"（与帝、修、反斗，对外援助多，1972年、1973年的援助额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6.7％、7.2％[2]）转向"一条线"（毛泽东在1973年对基辛格说："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3]"整那个王八蛋（指苏联）"[4]），就不是按照文革的逻辑。按照文革的逻辑，是从"三斗一多"到"三砸一烧"（砸印度使馆、印尼使馆、缅甸使馆，烧英国代办处）[5]；1970年代的外交转向固然有对极左外交反思的因素，但主要还是遵从了国际政治（合纵连横）的逻辑。再比如说，大小"三线"和"深挖洞"，耗费了几千亿人民币，影响到几千万人的生活，确实是与文革同根生，但它的起源还要早于文革，因此也不好说是文革的产物。然而，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的的确确是那个十年里的中国主旋律，是毛泽东一生中最珍爱、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摆脱的一场劫难。
现在关于文革性质的种种论述，有许多还是在跟从毛泽东的指挥棒。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说："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两年后，毛泽东又发布了"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6]"文化大革命"也好，"政治大革命"，都是毛泽东钦定的性质。
其实，文革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人们常说，"文化革命"是"革文化命"，是摧毁文化、践踏文明。至于政治革命，从殷周换代到蒋毛更迭国号，自有约定俗成的含义，人们只知道陈胜吴广革命，却闻所未闻秦始皇革命或者秦二世革命，虽然他们都曾在政治上有大作为或大动作。而毛泽东是以"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7]自许的。"秦始皇"亲自发动，亿万"臣民"在"公安六条"的鸟笼里"奉旨造反"，实在不好说是什么革命。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文革是一场革命，不如说它是一场游戏，一场由东方式君主所导演的极其残酷的揪人、整人、杀人游戏。
文革结束不过三十年，它曾经笼罩一切的影响力就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荡然无存。当年人人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成了文物贩子的叫卖品，曾经印刷过几亿本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有些图书馆里已是"馆藏书"（请把它与《圣经》、《可兰经》和《论语》做个比较）。不要说文革前的"四旧"全盘复辟，连1949年以后一度绝迹的"风水"、"算命"、"冥婚"……也重新招摇过市了。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尾巴"没有割尽，它今天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世界革命的中心"早已沦为全球资本家的"天堂"和"乐园"。不仅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文革一窍不通，过来人对于文革也恍如隔世了，连人们对文革的记忆也受到"商业和娱乐消遣"的支配。[8]毛泽东把文革的任务定为"斗批改"、"破旧立新"，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又给当今的中国文化留下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十年一觉扬州梦"，昔日的一场游戏，在许多当事人那里今天已经成为一场梦。
一、文革性质：什么意义上的游戏
中文"游戏"一词，有着广泛的涵义，与之对应的英文词汇包括play，game等。席勒、赫伯特·斯宾塞、谷鲁斯、弗洛伊德等都曾提出过关于游戏的理论。[9]我国社会学家郑也夫也对游戏的概念有透彻的阐述。[10]本文不准备详细地讨论游戏理论，出于剖析文革的目的，只需从两个层面了来理解游戏的概念——生活中的游戏与文化中的游戏。
梁启超曾在讨论生活中的趣味问题时把生活的领域分为四部："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11]学问又可分为求学与研究。对于青少年来说，求学是工作的预备阶段；过去曾经是一种业余爱好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工作。同样，高雅、自娱的艺术，由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饭碗，而受到日益严重的媚俗、趋时的压力。所以郑也夫说："对于多数人来说，游戏是与工作对立的。因此对游戏性质的探讨可以从游戏与工作的比较中开始。"[12]
"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其结果。有时候结果会是不尽人意，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它是工作的目的，工作是为着它而开始的。与之对比，游戏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着过程中的愉快；绝大多数的游戏最终并没有物质上的收益。其次，多数人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被迫的性质，或是为他人所迫，或是为自身的生存所迫。而游戏不包含类似的被迫，它是自愿的，因而常常是愉快的。"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积极响应号召参加运动的人大都怀有一种欢快的心情，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也会成为被戏耍的对象，到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十年运动搞下来，很少有人成为真正的受益者，整个社会也从运动中"最终并没有物质上的收益"。
"但是，在另一些人那里，工作和游戏不是对立的，工作几乎就是游戏。尽管在今天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他们的状态毕竟迫使我们对上述的对比做出修正，也就是说，游戏与工作的区别大约只是相对的。一方面，工作有时可以成为游戏。……一位前克格勃的官员说，他酷爱设计阴谋，他每天工作16小时，乐此不疲。那工作对他也成了游戏。""马克吐温说：工作的法则似乎非常不公平，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没办法改变：工作者从中得到的乐趣越多，他所得到的薪水也越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除了收入、社会声望等因素外，还有一点值得参考，就是工作中的趣味性。""另一方面，游戏有时也可以成为工作。比如打球是游戏，但是打球在职业球员那里已经成了工作；而这又是一种很特殊的工作，因为广大观众对他们的'工作'的观赏仍然是地道的游戏；并且尽管它是球员们的饭碗，多少球员仍然很喜欢和热爱这项活动。由此可见工作和游戏的相互渗透。"
我们把游戏分为两类，一类是休闲、娱乐性的，一类是猎奇、冒险性的。后一类游戏和工作的相互渗透更为明显，可以称之为高级游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两类游戏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的游戏者角色将与工作者角色并驾齐驱，所以郑也夫才会有"游戏时代"的说法。而在文革时期，中国尚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距离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还很遥远。这是一个渴望工作、渴望温饱的年代，游戏对于社会来说多少还是一种奢侈品。因此，尽管说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规模空前，参与者人数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运动，但以运动为游戏者，毕竟还是人群中的一个少数；运动时间在社会总工时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是一个少数。自始至终把文革既视为工作又视为游戏，从中获得无限乐趣的，恐怕也只有毛泽东一人。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在一个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13]哈贝玛斯解释说：康德把文化称之为理性的本质为了某种目的所进行的有用的活动的产物。[14]而游戏理论的先驱者胡辛加说："文化是以游戏的方式产生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游戏着的。"[15]根据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观点，"游戏"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定义"的，而只是一些用法的集合。按照不同的用法，甚至可以把游戏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文化领域。
有目的、有用的文化与无明确目的、无实用性的游戏，如何能够重叠在一起呢？因为从人类整体或者上帝的角度来看，个人的"理性"只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理性，正所谓"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某个人看来是有用的东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是有害的。哲人伟人一生的辛勤探求，最终在上帝看来可能只是一个笑话。许多种不同社会模式的试验，最终可能只有一种成为正果，作为延续下来的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其他的试验则成为过眼烟云，成为需要后人挖掘和解释的文物遗存。古人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这个角度来说，军事演习显然是有用的。但如果最终战争没有打起来，在后人的眼里，每年耗费巨大的演习岂不就是劳而无功的游戏？笔者年轻时候曾没日没夜地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上挖地道、布石雷，说给现在的青年人听，比天方夜谭还要可笑十倍。按照人类学家的用法，广义的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总和。结算一下几千年来的人类活动，只有极少部分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绝大部分只是有过程而无结果的人生游戏。尽管毛泽东情牵梦绕，死不瞑目，希望文革能够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但文革运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给现今中国留下的痕迹还不如他在1958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就当时而言，文革是一场少数人积极参与（多数人是"逍遥派"、"观望派"）的斗人游戏（毛泽东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6]）。从现在来看，文革是一场很少留下文化遗产的狂飙游戏。当年的狂热程度，可用林彪的一句话来代表：文革要"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他同时还说：文革的"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17]即使是现今的文革拥护者、歌颂者，也很难承认这个结论——如果文革真有这么大的成绩，又岂会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二、文革动机："天师"的游戏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8]为了证明文革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把刘少奇定性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让林彪和孔夫子连成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对于毛泽东及其手下来说，就都成为"完全必要"的了。然而，解释文革的两种主要理论——权力斗争说和社会冲突说，都不能支持毛泽东的说法。
中共党内存在着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分野以及两种路线支持者之间的派系斗争，这不假。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的权力有了明显的扩大，倒向刘少奇路线的干部日益增加，但是，这还远远构不成对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现实威胁。毛泽东事后曾对斯诺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19]即使按照他的说法，党政军权力中，除了（被刘少奇和邓小平直接掌控的）党权管不了了，政权（通过周恩来）和最关键的军权（通过林彪）还是听他话的。事实上，他在文革前夕曾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0]毛泽东是一个自信的人，他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刘少奇视为真正的对手。
社会冲突说（其中包括"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说）的阐释者之一郑义最近提出了"趁机造反"说。[21]笔者以为，尽管在"十七年"中，"官僚主义者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积怨已深，但还没有尖锐到无法压抑的程度。"人民群众"趁机造反，就说明不是逼上梁山，不反不行了；只有在最高领袖把文革"发动"起来，统治机器暂时瘫痪之后，才有机可趁、有空可钻。
文革既非必要，也非必然。[22]如果毛泽东愿意，他完全可以像打倒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样，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文革中种种摧残人权、灭绝人性的暴行，固然与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极权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这种罪孽并非文革所独有；而文革所特有的群众造反方式，在金氏父子六十年统治和卡斯特罗兄弟四十七年统治期间就未曾出现。
张显扬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毛泽东发动文革，确实是为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防止他们篡夺'党和国家（也就是他本人）的最高权力'，他不惜以73岁高龄之躯，抖擞精神，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大革命'即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倒，把已经旁落的大权统统夺回来。简单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直接的原因。"[23]
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毛泽东确实认为形势严峻，他会采取类似华国锋对付江青的办法来对付刘少奇，而采用文革这样匪夷所思的招数，正说明他对大局有着必胜的把握。应当说，他更怕的是在中国出现类似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死后鞭尸"的情况。从彭德怀事件以后，他就经常流露出这种担心。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1966年5月5日，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谢胡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24]6月10日，他对越南的胡志明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25]所有这些话都说明，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为身后事做准备。
然而，仅仅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起因是不充分的。芦笛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针对党官僚集团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是多重的，第一当然是为了权力斗争，把他心目中的威胁刘邓官僚集团及其权力基础搞掉；二是毁党造党，尝试摸索出一个独立于苏联模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产主义乐园来；三是试图将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规化，以此作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对震慑党官僚蜕化变质）的途径；四是经过革命斗争洗礼，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锻炼改造为大公无私的坚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26]概括地说，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实验性革命"[27]，一场真枪实弹的演习，一场剑走偏锋的冒险游戏。
毛泽东自己使用的是"演习"一词。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南昌对江西省负责人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的滴水洞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既然是真枪实弹的演习，毛泽东准备付出一些坛坛罐罐的代价，但整个的进程和最终的结果，都是在演习导演部（当时的说法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掌控之中。
本节标题中所谓"'天师'的游戏"，主要用意不在于揭示毛泽东思想的道教渊源，而是要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自己打造"天师"的"不朽"[28]地位。这里所说的"天师"，一是"天、地、君、亲、师"的简称，二是"天下师"（或者说"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导师"）的简称。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天师也的确可以算得上是张天师的传人。
中国道教的"正一道"（"五斗米道"、"天师道"）是由东汉张陵（又称张道陵）创立，其传人由创始人的子孙世袭，称谓为"天师"。道书载：张道陵为汉留侯张子房八世孙。传至1969年在台湾继位的张源先，已经有64代天师了，其中前59代均有中国历代皇帝给予的封号与谥号。
毛泽东在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三国志·张鲁传》。张鲁是张陵的孙子，因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杀汉中太守苏固后，"在汉中割据，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以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五斗米道的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29]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最让毛泽东兴奋的是他从《张鲁传》中发现："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30]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只能当一个"儿子党"的首领，在外交上"一面倒"，在内政上"全盘苏化"。按照斯大林模式搞政权建设和所有制改造、计划经济，嚼别人嚼过的馍，对于毛泽东来说缺乏刺激性，一点也不好玩。在斯大林死了以后，国际共运群龙无首，没有人再能约束毛泽东了，毛泽东痞性大发，接连搞了两次大赌博，第一次是三面红旗运动，第二次是文革运动。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当时公开的说法是要"超英赶美"（毛泽东在1958年5月称，"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一个月后又加了码："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31]），实际上是憋着劲要甩下苏联，坐上国际共运的头把交椅。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洋洋自得地表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月在郑州，毛泽东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在同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32]毛泽东表面上说让苏联"先过渡"，其实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腔调和心态。
三面红旗运动的悲惨结局已为人所共知。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并没有多少分量（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讲不要怕核战争，"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33]），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权力受损、威信下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发动文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杜绝别人"秋后算账"，追究三面红旗运动导致5％人口饿死的历史责任。"吃一堑长一智"，他在进行文革运动这场新的赌博时，已经不敢再去触动体制的硬核——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而只能在体制的软组织和"精气神"上打主意了。事实上，文革运动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伤筋动骨的程度，尚不及三面红旗运动，这就更加凸显了前者的游戏性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在经济上把"西方世界""抛到我们后面去"[34]的幻想，他知道那需要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他这辈子是等不及了，因此，要想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就只能从"文化革命"入手，凭借"软实力"（当时的说法是"精神原子弹"）与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一争高下了。
按照綦彦臣的说法，文革的理想是要"造就一个全新的祭祀系统——马恩列斯毛实际上以毛为总神祗（如林彪对毛的语录化崇拜仪式的创造，等于略去了前四者）"。他认为：所谓"人民文革"作为造神力量，是对孔子和墨子以来"人民性"的一种反动。"有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阅读经验的人应当知道在孔墨显学时代中国产生了两大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其影响至今而不绝：其一者孔儒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权，'有教无类'成为教育自由化的经典总结；其二，墨子打破了宗教垄断，坚决地否定了孔儒'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定式，以'明鬼'与'天志'观推动了宗教自由化即祭神（鬼）的权力不再为贵族垄断，民也可择神而祭甚至多元选神。""从西汉平帝开始，到东汉末乃至魏晋（包括曹氏父子），流及北宋再至清代，都出了'禁淫祀'的反宗教自由法条（案）。'人民文革'也在这一历史逻辑中，它被毛泽东的反宗教策略牢牢吸住。砸烂一切与怀疑一切，结果等同于'禁淫祀'，即除毛泽东这个现世神以外，其他的祀祭（信仰）都成为罪恶。"[35]
中国旧的祭祀系统是"天、地、君、亲、师"，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新的祭祀系统则要把这五者集于"毛泽东这个现世神"一身。帝制中国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天生之，地养之"，除了交"皇粮"（偏远地区还不用交），皇帝老儿也与我不相干。到了毛泽东一手缔造的"新社会"，结婚生养都要经过"单位"（包括农村的"大队"）批准，种什么粮食和怎么种都要上级（从"公社"直至最高当局）来决定，真是"天大地大"不如毛领导下的"党大"了。毛泽东"焚书坑儒"的规模，超过中国"始皇帝"百倍、千倍、万倍，就政治的权威和全能而言，自然是"君"不如"毛"了。1952年陈寅恪写过一首《吕步舒》七绝，诗曰："证羊见惯借锄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此诗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学生批判老师。发展到文革前夕，"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氛围已经形成，在笔者这一代人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听毛主席的话"而与父母顶撞、冲突甚至决裂的经历。但是，毛泽东还不满足于对"天、地、君、亲"的超越，他曾假惺惺地说：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36]的确，他对"伟大导师"情有独钟，因为他不仅要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要控制和改造人们的心灵。了解了毛泽东对于"天师"的内心渴求，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对政教合一的五斗米道赞不绝口，甚至在文革中默许"红海洋"、"主席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类"神道"的崇拜仪式。
毛泽东的理想绝不限于成为中国人的"天师"，他还要成为全世界人民所仰慕和崇拜的"天师"。中国在一段时间里向世界输出革命包括输出文革，由于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外交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而被掩盖和遮蔽了。1965年，毛泽东通过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了"世界的农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欧）"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37]因为毛泽东手头没有足够的钢铁、坦克、航空母舰和热核导弹，他无法像希特勒和勃列日涅夫那样去扩张和争霸，而只能输出"精神原子弹"，指望由"精神变物质"。"五一六通知"中说，文革不仅"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说："毛主席一声号召，所有机关、学校都起来响应!……这个就是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这个力量准备好了，就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中国就能发展世界革命。……一个政治上有眼光的人，要革命的人，对目前还不满足的人，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直到陈毅已经成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1967年3月5日，他还在表扬中国驻外"使馆的大多数同志是革命的闯将，……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38]在文革高潮时期的报刊上，充斥着"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自慰口号。
1967年11月24日新华社报道：文革一年多，各类毛著25种，460多万册，发行到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为此发表短评说："《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的总攻势，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由于对外输出文革，向别国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仅在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就和当时50多个建交国中的30多个发生了外交纠纷，有的断交，有的相互驱赶外交人员、新闻工作者和留学生，有的发生排斥华侨华裔事件。[39]中国的独生子女在家里可以像"小皇帝"一般胡作非为，在社会上则不能随心所欲；同理，中国的毛天师可以在国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到了国际上就没有多少人买你的账了。中国在全世界的朋友，一度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家。而为了维持这个惟一的"铁哥们"，中国为200万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将近9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和军事援助。[40]这样的玩法是连素来大手笔的毛泽东也玩不起的了。因此，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及毛泽东心甘情愿地充当美国反苏战略的小伙计之前，他就收敛了当"天下师"的野心。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已经完全丧失了革命进取心，满足于"井水不犯河水"和"闷声发大财"了，对于尼泊尔毛派共产党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攻城略地，他们完全没有一点"同志"的欢欣和"出手帮一把"的意愿。
——————————————————————————–
[1]金钟：《关于文革的一个建议》，载香港：《开放》，2006年第5期。
[2]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208页。
[3]《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办文特1号，转引自宫力：《从中美缓和到实行"一条线"的战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载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
[4]李连庆：《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409页。
[5]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47页。
[6]《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4月10日。
[7]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载《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6页。
[8]徐贲：《变化中的文革记忆》，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总第九十三期）。
[9]参见"维基百科"网站"游戏"条目。
[10]参见郑也夫：《走出囚徒困境》，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阅读生物学札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走向游戏的时代》，未刊稿。
[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八，12-17页；文集之三十九，15-18页。
[12]郑也夫：《走向游戏的时代》。下面几段中的引文均引自本文。
[13]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95页。
[14]哈贝玛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9、130-131页。
[15]转引自郑也夫：《走出囚徒困境》，365页。
[16]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32页。
[17]《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载"人民网"网站。
[18]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430页。
[19]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74页。
[20]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18页。
[21]郑义：《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载"观察"网站。
[22]余英时在《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版）序一《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中说："有此列斯体制及其中国特色，便必然发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断出现打死教师和其它各类知识人的惨剧。"程晓农在《中苏文革比较》（参见朱江等：《还原历史文革40年纽约国际研讨》，载"大纪元"网站）中把文革定义为共产党对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认为文革始祖不是毛，而是斯大林，文革是共产党必然产生的结果，是共产制度的需要。
[23]张显扬：《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作者赠阅的电子文本。
[24]霞飞：《"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什么给江青写信》，载北京：《党史博览》2006年第2期。
[25]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126页。
[26]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一）》，载"罕见奇谈"论坛。
[27]汤本在《不要忘了自由和良知——评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载"华夏文摘增刊"2000年zk0012a）中说："毛泽东把千百万人的生命的毁灭，把亿万人的生命的虚掷，成就了他的'实验性革命'的'成功'则是人类史上的政治灾难和政治悲剧。"
[28]里夫顿（robertj.Lifton）用类似于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来解释"文革"的发动。他认为，中国的伟大领袖在晚年面临的危机，是一种对死亡后的世界状态的忧虑。毛泽东知道自己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会受到修正主义的威胁，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传。"文革"是共产主义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者是青春年少、阶级成份纯洁的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攻击老一代，这是向旧时代宣战，用心理学来说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战。参见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载徐友渔：《直面历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251页。
[29]赵建伟：《析毛泽东对早期道教的原始社会主义的解读》，载"confucius2000"网站。
[30]《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42-151页。
[31]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
[32]同上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
[33]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26页。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634页。
[35]綦彦臣：《沈志华作为宗教反动的"人民文革"——答火戈先生询问》，载网刊《议报》，第248期。
[36]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37]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38]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11-12、134页。
[39]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134、144页。
[40]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313页。
陈子明，作者博客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