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者被游戏，其中的一个含义是，游戏者自身会在游戏中被改变。因此，文革运动的发动者和积极参与者，也会表现出反文革的一面，或者干脆变成反文革运动的先锋和骨干。下面逐一讨论反文革运动的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平衡运动，"走资派"的抵抗运动，群众中的反抗运动。
笔者曾说：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在70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败了。在他生前，四五运动的斗争锋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赖以寄托的"文革"；他的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很好地描述了毛泽东作为毛主义者的一面，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面。事实上，毛泽东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即使"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旧政府"与"新文革"之间搞折衷、搞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得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1]
"红司令"不同于他手下的"红卫兵"、"红小兵"，他一身二任，既是文革游戏的大玩主，又是专制政权的统治者。他不能像年青人那样不顾一切地疯玩，他随时还要惦记着不能乱了自己的方寸，不能动摇政权的柱石。
毛泽东的平衡运动，首先是在毛文革与毛党魁之间搞平衡。这意味着他常常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文革初期，毛泽东曾鼓吹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呼唤"二十世纪北京公社"；但是仅仅半年之后，"上海人民公社"真要成立了，他又极力贬低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他还否定了普选原则："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最终，他亲手将"上海人民公社"扼杀在胚胎中："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2]左派理论家杰姆逊说："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3]
其次，是毛泽东在"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搞平衡。事实上，以江青为主要代表的"文革派"始终只是一批高级白相人。"尽管张春桥、姚文元长期把持舆论阵地，尽管一些造反派担任过革委会委员、常委甚至副主任的职务，但他们始终没有掌握过真正的权力，革委会的实权一直在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军队干部和老干部手里。因此，毛主义在'文革'时期便很难有机会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4]芦笛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是基于对旧式革命的幻灭，以及朦胧如梦幻的对人间天国的憧憬，便毅然发动了砸烂旧党国的人民革命，却因彻底缺乏政治设计能力，毫无取代旧制度的新政体蓝图，更因本人深刻的内心矛盾，使得他连具体的革命纲领都提不出来，连革命对象都无法确定，便只能试图以调和折衷的方式收场，却又限于极度狭窄的视野，不能用西式妥协建立新式政体，最后不但未能建起他的梦中模糊天堂来，就连旧式革命改朝换代的成就都没有取得，使得文革从奋起推翻党官僚的人民革命初期，进入人民为党内两派打代理战争的中期，最后蜕变为人民因厌倦退出代理战争、只剩下党内两派角斗的末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文革都是毛一生的最大失败，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建设性政治家的惊天动地的无能。"[5]
毛泽东内心偏爱"文革派"，但是又不能完全倚重"文革派"。只要"文革派"的权力一膨胀，国民经济形势就迅速恶化。1967年"二月逆流"后，毛泽东用中央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能，而中央文革是碰头会的主体，其成员占碰头会12名成员中的8名。然而，由于出现了7、8、9月的"全面内战"，当年经济出现10%的负增长，毛泽东"挥泪斩马谡"，端出了王力、关峰、戚本禹三名文人作为替罪羊，新加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四名军人，碰头会的组织结构发生改变，但实际主持人仍是江青。中共"九大"以后，政治局工作会议取代中央碰头会，军委办事组成为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主体，其成员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13名成员中的7名，真正的主持人也由江青变为周恩来。军方代表实际上也是"旧政府"的组成部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的组合完全压倒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毛泽东只好把自己这一超级砝码放在天平的左侧，先后拿掉陈伯达和林彪集团，让"文革派"扬眉吐气，重握权柄。但随即出现国民经济在文革期间的第二次谷底，于是毛泽东再次倚重周恩来和启用邓小平。王力评论说：毛泽东"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依靠小将，不行；依靠老将，不放心。依靠军队，又不行；依靠工人，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不行。走马灯，恶性循环，他自己也收不了场。"[6]
第三，是毛泽东在群众领袖（发动群众）与群众屠夫（镇压群众）之间搞平衡。如果说1966年6、7月间的第一次镇压群众高潮毛泽东以不在北京的方式避开了直接责任，那么从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其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7]）起，毛泽东的手上就沾满了造反派和其他群众的鲜血。毛泽东每发动一轮群众，随后必然会有一轮镇压。根据郑义、宋永毅的调查，1968年，在毛泽东签发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后，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调动军队，共杀了造反派和其他群众近20万人！仅仅宾阳县，在1968年7、8月的"红色风暴"期间，共有3,681人被枪杀、戳死、勒死、叉死、溺死、砸死，甚至活埋。[8]中共"九大"以后，镇压造反派群众，在群众中挖所谓"五一六分子"和其他"阶级敌人"，就成了运动的主要任务。
毛泽东的文革把"走资派"作为运动的主要对象，后者不甘于束手就擒，自然要进行抵抗。"走资派"的抵抗运动是反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官方的文革叙述全面肯定"走资派"的抵抗，这是错误的。"走资派"抵抗活动有好有坏，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段来说，应当作出具体的评价。早期的抵抗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比赛革命"式的自保。在文革初期，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制造了一批"三家村"、"四家店"，以反右式的"引蛇出洞"然后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传统"革命"方式来抵制（或者说干扰）毛泽东的新式"文化革命"。在这一阶段，刘少奇所说的"老革命"和"毛文革"是半斤八两，在揪人、整人游戏上只有层次的差异，没有性质的不同。进入文革高潮后，围绕着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问题，抵抗运动的意义开始凸显出来。尽管许多"走资派"是从关切自身既得利益出发来竭力保持现有秩序，但他们这样做，也有利于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与意愿。王希哲在文革中后期"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事实："人们对'激进的革命者'林彪、中央文革的憎恨是远远高于对'走资派'的憎恨的。"[9]在没有认清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和真实面目之前，"走资派"所进行的抵抗是自发的抵抗，在被打倒后经过逆境中的反思，便萌生出自觉的抵抗。像胡耀邦这样的思想敏锐的"走资派"，到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仅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且已经认识到文革得以产生的体制根源和文化基因。[10]
把群众中的反抗运动放在最后来说，并不意味它最不重要，这一运动无疑是反文革运动的主干。保守派、逍遥派、造反派，先后都成为反文革运动的参与者。但是，如果认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认为只要是以下犯上就具有政治正确性，就仍然没有走出文革式思维的陷阱。笔者把群众在文革中的种种表演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乘火打劫、落井下石。文革中发生了大量主要针对"21种人"、"走资派"、资本家、小业主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打砸抢抄占"。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当权派转移运动方向的诡计，或者造反派有组织的罪恶行径，多数是群众中自发的出气和报复（有些是明显的个人报复，有些是所谓的"阶级报复"），是"勇敢分子"无耻的流氓行径和大胆的攫取行为。这种"阿Q革命"式的暴行，是国人缺乏法治观念（尤其是私法、民法观念）的劣根性表现，是不应当加以欣赏和肯定的。否则，就会倒退到黄巢、张献忠、义和团的水准，就会成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拥趸。
第二类是奉旨造反。这里所谓的奉旨，不仅包括"今上"的"最新最高指示"，也包括各级当权派的"矫旨"。所以，奉旨造反者不仅包括以青年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包括以工农为主体的保守派。不论是否抱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不论是否受过"走资派"的打压迫害，从根本上说，造反派都是实现中国最大当权派的文革战略部署的工具与傀儡，与省级以下当权派的工具与傀儡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造反派在文革结束后，被邓小平、陈云划为永不录用的"三种人"，当作毛文革的替罪羔羊。他们先是受骗，继而蒙冤，在长期被封口之后，近来刚刚有机会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心声。尽管可以有"同情的理解"，却不应当任意拔高和美化当年的造反派。即使是像杨曦光这样的佼佼者，当年对于毛文革的本质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却没有挣脱毛主义的思想枷锁。他们是纯正的毛主义者，即使反毛，也是反对作为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共最高党魁的那半个毛，而不是反对毛的"珍贵思想"。郑义指出：利用皇帝反贪官，即利用现成的道统与法统反抗暴政，具有极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镇压，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但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已经成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据。必然落入编织得十分严密的谎言之网。如果是不自觉地利用，就会束缚我们的思想，以谎言为真实，反而"弄假成真"，加强了谎言的欺骗性；即便是自觉地利用，也会使我们"作茧自缚"，在历史机遇真正到来之际难以超越既定的政治框架，提出更加深刻的民主诉求。[11]
第三类是经济维权。芦笛认为，"'经济主义妖风'是文革失控的另一种表现，在我看来也就是那场大革命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内容。"[12]经济维权运动主要发生在文革一头一尾。一头是在芦笛所谓"最进步的短暂时期"。荣转复军人，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合同工临时工，是社会底层中最有凝聚力和政治能动性的团体，他们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并使之成为争取经济权益的压力集团，这正是典型的梁启超所谓"对内的"国民运动，也是国际上社会运动的常规模式。一尾是在文革后期和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这一运动获得了成功（实现了回城目标），但牺牲了一些运动的组织者（被逮捕判刑），从而也就长期埋没了群体性维权斗争、压力集团组织运作这样一些宝贵的国民运动经验。
第四类是政治抗议。这里所说的政治抗议，是在对毛文革和毛主义有了反思和觉悟后的意见表达，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种抗议以遇罗克的《出身论》为早期代表，在中期分为政策批判和制度批判两个分支。[13]据赵诚说，在1974-1975年，山西省的一批前造反派成员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被官方破获后称为"张明、赵凤歧反革命集团"），集结了几百到上千人，他们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主张回归中共八大路线，属于上述的政策批判分支。[14]最后是到了1976年，零星和分散的抗议活动（大多数尚属于私下探讨和扩散，悄悄地制造舆论的阶段，少数已经进入秘密结社和有组织反抗的阶段），以悼念周恩来为契机，找到了一个突破和宣泄口，在天安门广场上演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群众性政治抗议运动。关于四五运动，请参见笔者专文《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载陈子明等：《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香港：星辉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
在笔者看来，只有第三类经济维权和第四类政治抗议，才可以算得上是群众反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五运动是群众反抗运动和"走资派"抵制运动暂时结盟的产物，而且还借助了毛泽东的平衡运动（他在1975年对江青等"文革派"的批评），因此可以说是反文革运动三个组成部分的大汇流。
十年文革的漫长游戏，足以消磨掉任何人的斗志和锐气。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于世界革命是何等的雄心万丈，到了尼克松访华时，他坦承"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革命口号是"放空炮"，他的影响力出不了长城，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15]。当毛泽东于1974年初制止江青"三箭齐发"开展反对"走后门"的运动，说什么"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16]的时候，哪里还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的影子。"革命化"的毛泽东已经成为特权阶层"腐败化"的最大保护伞。
经历"游戏—被游戏"的十年，中国人尤其是原先的那一部分白相人也大大地改变了。文革结束后王若水对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研究，任畹町对于"人权"的呼唤，"伤痕文学"的崛起，……都表明了人性的复归和觉醒。不是"人民文革"，而是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主墙运动，才是对于"人民政治大解放"的自觉探索。
五、文革启示：没有尽头的游戏
文革三十年周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想要让它脱离梦境——不论是噩梦还是美梦，进入文本阐释的层面，他们失败了——由钟佩璋任社长兼主编的《东方》杂志因为筹备出一期文革专刊而被取缔。到了文革四十年周年的今天，文革终于从梦呓进入到网络话语的层面，或者说语言游戏的层面，这是一件好事，是对于邓小平用"宜粗不宜细"、"不争论"封杀文革研究的一种突围。
但是笔者注意到，在目前对文革的回顾、反思与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是偏向于政治工程、革命战略、运动操作方面的"经世致用"之学，基于第二次文革正在酝酿、随时可能爆发的判断，急于总结和传播第一次文革的经验。其二是侧重于文化游戏、人生百态、伦理道德方面的"警世醒人"之学，以一种"端正人心，百年大计"的考虑，把文革作为一个人类病态的标本室、人性劣根性的展示台，把从世态（制度根源）人情（文化根源）的角度总结文革教训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与文化建设不能绕过的一个环节。
武振荣是前一种倾向的代表。他说："'文革'是我们中国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因此我能够做的工作是在1966年我们中国人民伟大政治运动的'宝库'中去寻找我们中国人民因为过去运用过、所以现在可以熟练运用之武器。"他特意"运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引用的黑格尔的话，说历史一定会以两次形式出现，第1次是'悲剧'，第2次是'喜剧'。"据此，武振荣"预言这个已经失败了的'人民文革'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谁也'阻止'不了'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17]
显然，武振荣在引用马克思语录时是凭记忆而没有核对原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原话是："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18]"21世纪的文革"也是如此，"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只会成为"笑剧"和"漫画"。胡平讥讽说：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们，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药者一样，在他们关于再来一次文革的想象中，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们，统统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剧本原封不动、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们的战友们却可以凭着事后的聪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你有了后见之明，别人不也一样吗？可见，关于再来一次文革，关于再来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它们只是表达一种情绪而已。文革是空城计，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19]
笔者在前面说过，文革的玩主，一是毛泽东，二是白相人。二者现在均已无法复制。王希哲针对武振荣"人民若不发动如'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就解决不了问题"的说法，批注道："这是武先生念兹在兹的理想。但'文革'不是人民能发动的，只能是毛泽东能发动的，毛泽东不可能活过来"。[20]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处于战略攻势的大背景下，挟中国长期国内战争胜利之余勇，手中握有总体性社会的全部资源，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心理变态——毛泽东长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神经衰弱和轻微的精神病——才会有毛文革。即使毛泽东现在"活过来了"，没有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没有白相人的配合，他也掀不起风浪了。当年的白相人主要包括学生和青年工人。前者在上山下乡的艰难岁月中已经与"白相"绝缘。后者（主要是国营企业的青年工人）的"白相"心态或许保留得更为长久，但到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化石标本了。刘国凯说："文革时期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平均年龄五十岁出头，还保留着些许力量感，故喊出了再来一次文革就叫共产党完蛋的心声。至今十年又过去了。这一呼喊业已消沉。他们都年逾花甲，正在社会底层惶惶然地度过着他们生命最后的旅程。可信照此下去，不久这一呼喊就会在世上消声匿迹。"[21]21世纪的学生已经不是"精神贵族"，21世纪的青年工人也已经不是"城市贵族"，正如方圆等当年的合同工临时工更多地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在中国市场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产生"吃饱了饭没事干，一天到晚搞文革"这种特殊类型白相人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从另一方面来说，经过四十年经验教训的启迪，中国的民众以及中国的民主人士对于人权、宪政、法治、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认识与觉悟早已今昔非比，还有什么必要再到文革的"武库"中去找寻思想武器呢？有了机关枪与迫击炮，还要关云长的大刀和张翼德的长矛干什么？如果需要挖掘革命的传统，古今中外正宗的革命有的是，为什么偏偏盯上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革"伪革命"？如果要借用毛泽东的影响力，可以宣传《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毛泽东对宪政民主的呼唤，为什么偏要拿文革中的"假民主"（即"大民主—群众专政"）说事？原来，武振荣心中有很强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结。他说："在'民主'的本子中，没有'人民是错误的'内容"，"民主的观点和民主的思想不可能认为人民是'错误'的，不管是昨天的人民还是今天的人民──都是一理。""民主的理论中必须假设在政治上人民知道爱谁？也知道狠谁？在这个问题上，人民不需要'老师'教导他们爱谁？狠谁？怎样爱？怎样狠？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知识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这样'教导'人们说，1966年的中国人民爱错了，也狠错了！鬼才相这一套呢？"1966年中国人民（武振荣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他个人的心情就可以代表全体的心情）确实恨过"走资派"，爱过毛泽东，这就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如果用人权、宪政一类的西方理念来挑剔和否定中国人民的"历史创举"，就是"选错了'本子'"，就是"吃西餐，放洋屁"。"如果民运人士在民主上只会照着西方的'本子'鹦鹉学舌，人家凭什么看得起我们呢？我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吃的'西药'太多了"。[22]主张"吃中药"，搞文革式民主的人，与主张"吃中餐"，搞中国特色专政的人，究竟谁才是毛主义的正宗传人？
主张弘扬文革经验者的论述方式仍然是文革中的基本套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彻底否定文革"是"邓小平圈套"。[23]"当今民间的文革反思实际上已经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最典型的表现是中共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也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的'彻底否定'客观上附和了共产党的政治谋略；自废了民众向共产党抗争的'武功'。"[24]如果依法炮制的话，要废掉肯定文革论者的武功其实也很容易。在中共内部，现在已经出现了肯定毛泽东、肯定江青和张春桥、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否定邓小平、否定华国锋投降路线、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争夺党内正统的派系。民间的肯定文革论者，是不是上了"邓力群圈套"，"客观上附和了"中共原教旨主义派系的政治谋略？
说邓小平和中共"彻底否定文革"，这本身就不是事实。迄今为止，官方对于文革究竟是否定得太彻底了，还是太不彻底了？他们封杀文革研究和媒体报道，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还是为了阻止"彻底否定文革"？最近，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再次重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5]这段话正是"不彻底否定"的一个标准样本。文革的领导者到底是犯了错还是犯了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和陈云都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有罪，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采用了上述说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倒退。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了林彪、江青（她自己说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还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泽东？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至今还藏着掖着，没有放到太阳底下来。文革首先是给党带来了灾难，还是归根结底是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十年文革首先是十七年毛泽东路线，六十年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延续，还是其反动？对于意在"警世醒人"的文革研究者来说，恢复文革真相，彻底否定文革，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
如果不把文革视为"人民革命"，而是视为一场游戏，那么，就无须去预言未来的"第二次文革"，因为它已经在现实中粉末登场了。"网络红卫兵"正在揭竿而起，文革腔调和作派正在重新走红，反资、反帝的仇恨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如果说文革是对革命与战争的模拟，网上文革就是对现实文革的模拟。双重模拟使得网上文革的游戏性质更加浓烈。
由于以下原因，人们对于网上文革的浩大声势不必过于紧张。首先，网络是一个E时代白相人麇集的地方，网上点击数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民意，就像文革中少数红卫兵的"打砸抢"代表不了中国大多数人的良知与行为方式（或者说，不能把红卫兵的反文化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其次，网上的人大多带着假面具，他的言语与行为方式有异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与行为方式；不少人选择了极端化的话语，有些人则是故意说反话。第三，网上君子不愿意与小人对骂，温和派往往选择当一个不发言的"看客"，狂热分子则大多是积极的行动者，是网上点击的功臣，就像"超女"的"粉丝"们那样，一个人可以顶一百个人。在这三重扭曲之外，还有一重更严重的扭曲：中国的网络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空间，无所不在的权力黑手在幕后掌控着网络公司的删除键。"今日毛泽东"正在玩一种新的平衡运动，一方面是开足马力搞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资本—官家主义，一方面是放纵网上文革，让极左言论把水搅混，正所谓"打左灯，向右转"。
但是，网上文革的危害性仍然值得重视，它对于阶级仇恨、民族仇恨、地区仇恨、宗教仇恨的煽动，正在继续毒化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心灵。即使是武振荣这样对文革抱有好感的人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心里正在面临'毒化'的危险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民主化运动的前景也是很难看好的啊！""假设人和社会的'心理'有一个总量，那么仇恨的分量的不断加大的现象就有可能导致'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高风险社会'尽管有许多的特征，人对人的仇恨可能是其中最显着的特征之一，因此我认为，若不用民主的方式疏导仇恨的情绪，以求最大限度的化解仇恨，社会被毁于仇恨火焰之中就是可以预测的问题了。"[26]
游戏是人的天性。包括文革和网上文革这样的冒险游戏，都反映出人们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平淡的日常生活，要求变革社会，要求精神升华的理想主义冲动。鉴于游戏的虚拟、反讽、重构常常是孕育新文化的摇篮，我们不能单纯从它的功用和实效来评判其价值和意义。人类游戏的欲望是不可遏制、没有尽头的。20世纪的大哲学家波普，给予了乌托邦主义以最致命的打击，却仍将自传命名为《无穷的探索》。笔者主张一种有节制的游戏观。在现代"高风险社会"，人们不能仅仅追求"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乐趣与刺激，还要随时警惕这种斗争可能带来的天灾人祸。避免和减少风险最起码的，就是要珍惜以往人类实验的教训，吸取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普世价值与全球经验，不走前人已经碰过壁的老路，不去"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
2006.5.31
[1] 王思睿：《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2期。
[2]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9年，667页，转引自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载"网上文革博物馆"网站。
[3] 转引自郭建：《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4] 王思睿：《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
[5] 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二）》，载"罕见奇谈"论坛。
[6] 转引自《文革"红人"今安在？》，原载1996年5月26日《亚洲周刊》，载《华夏文摘增刊》，zk9607b。
[7] 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223页。
[8] 《宋永毅在芝加哥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专访郑义：广西大规模屠杀与吃人调查》；均载"大纪元"网站。
[9] 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10] 参见曹志杰：《我为什么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回忆》中《我认识的"走资派"、"反革命"和"革命派"干部》一节，载陈子明等：《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香港：博志出版社，2006年版。
[11] 郑义：《答毕时圆问，并请提供造反派屠杀传统阶级敌人案例》，载"独立评论"论坛。
[12] 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三）》。
[13] 参见印红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与思想探索（1966-1976）》，第五章。
[14] 参见郝建整理：《"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记录》，未刊稿。
[15]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50页。
[1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88-489页。
[17] 武振荣：《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2）》；《关于"21世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刘国凯〈论人民文革〉读后感（再续）》；载"独立评论"论坛。
[18]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603-606页。
[19] 胡平：《还会再来一次文革吗？》载"观察"网站。
[20] 《王希哲对"中国第二次文革"问答游戏部分来贴的批注》，载"多维博客"。
[21] 刘国凯：《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载《北京之春》，2006年元月号。
[22] 武振荣：《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或者以"文革"的话题谈民主》；《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2）》；《在"文革"问题上两种言论之分界》。
[23] 武振荣：《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5）》
[24] 刘国凯：《伪劣的文革史与误入歧途的文革反思》，载香港：《动向》，2006年5月号。
[25] 秋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载北京:《求是》，2006年第10期。
[26] 武振荣：《"巫毒娃娃"何以风靡中国？》，载"多维新闻网"网站。
陈子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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