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政治的特殊国情，全世界都在关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这种关注，造成了一场巨大的舆论声势，形成了一种万众期待的舆论氛围。身处其中，不由得产生好奇心，想知道这一股强大的舆论传播背后深藏的秘密。
究竟是谁在当前舆论场中评说三中全会呢？他们在说什么？又对谁说？通过什么平台说？想取得什么效果呢？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领导人、智囊团、专家、媒体、大众都在评说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但是，各自的角度不同，透露出的细节也不同。
领导人代表着最高层次的舆论权威，他们集意识形态话语引导者、政治权力拥有者和改革的"顶层设计"主导者等角色为一身，所以，他们的话语时时透露出严肃、刚性的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在非常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高层经过反复调查、酝酿形成的改革总体部署，显示出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光明的历史前景。有了这种价值观的定位、定调，再加上意识形态工作的保驾护航，其他参与评说三中全会的人士就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其添油加醋、进行基本符合政治正确的舆论宣传了。
智囊团，尤其是那些参与"顶层设计"的智囊团，代表着次高层次的舆论权威。它们常常以集体、机构的名义对外发声，显示出相关研究人员的集体智慧、权威结晶和慎重表态。它们对外放出的口风更注重改革的内容和具体的细节，告诉除了高层之外的其他人士应该怎么设想、前瞻三中全会的改革内容，而且为大家提供了评说、热议的靶子，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近公布的"383方案"–"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就引发了专家、媒体、大众的热议。有关的改革思路、改革阶段划分、改革领域的设定、改革措施的技术操作，以及其中蕴含的改革困难性、渐进性、复杂性，都引起了专业人士的细致解读。智囊团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宣传研究成果，宣传中央精神，同时积聚名声，以期获得诠释高层政策精神方面的相关利益；另一方面期待扩大影响、获得民众支持，进而又反馈给"上面"，获得领导人的青睐，进一步达到献计献策影响政策之功效。
专家，包括一定数量的学者型官员，在某一学科领域有着自己的发言权，代表着一般层次的舆论权威。他们常常在所擅长的专业领域前瞻三中全会的改革细节。例如，有的政治学科的专家说，三中全会必须抓住改革时机，注重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并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党内民主制度的改革推动人民民主制度的有效落实，具体要在权力制约监督、民主法治、简政放权、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拓宽民众利益诉求渠道等方面有所作为。在此，这些专家还不忘做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工作：一方面说高层有改革的勇气、智慧、决心和改革的信号；另一方面又说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很大、成本很高、风险很大，因此要积极稳妥，要渐进式推进，不能太激进。
当然，也有的专家会借机发出一些警示性的声音。比如，有的专家说，当前的改革已经到了转换的关口，已经到了必须触动既得利益的转折点时刻。如果不真正改革，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就可能会丧失已有的改革成果。
媒体，在此时发挥的舆论平台作用，遵循着媒体宣传纪律、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把积极的、正面的高层声音、智囊团声音、专家声音比较全地展示出来，营造出万众所向的社会期待氛围。在网络媒体兴旺发达的今天，媒体的这种展示要赢得更多的眼球，必须在技术环节上作出一些努力，如用专题形式展示，视频、声音、文字、画面、页面装饰协调配置，标题做到抓人眼球，引导读者方便、快捷、大量地阅读。例如，有的媒体在标题上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告诉读者最应该关注改革的五大焦点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期待住有所居、政府职能转变，以及领导人的六个讲话要点等。告诉读者应该想什么，而不是为什么这么想，是所有媒体最为擅长的舆论引导方式。
一些体制内的主流媒体，还会诉诸历史叙事的方式，把中共历史上召开的所有三中全会作一个列表，标出其中的主题、内容，把即将召开的全会与改革开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地位作类比，意在凸显今日全会的重要性，彰显执政的历史合法性。
其中，一些市场媒体也不乏从追求客观、中立、批判的角度，展示一些专家、外媒不同的声音，甚至是质疑的声音。但这些媒体也会从总体上把握、控制这个批评的尺度，以防超过宣传纪律的边界。于是，大众常常听到近乎100%充满热情期待的声音在耳边回旋，而那些批评的声音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大众，在舆论场中的主要角色是收听。可以根据他们对政治全会的敏感度不同而大致划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敏感型，热情关注政治热点事件，积极向身边人传播政治信息，借以增加个人成就感和话语影响力，其中不乏专家型的听众；二是平淡型，平时不怎么关注政治热点事件，但为了某种工作需要或者学习需要，也能记忆一些政治热点事件、内容、关键词和零星语句，偶尔也能传播一些政治信息；三是冷漠型，除非特别的强迫，一般不关心政治热点事件，甚至连一些基本概念、词句都搞不清楚，基本不传播政治信息。这三种类型的听众，在舆论场中发挥了数量优势，形成了听众群体基础。有了他们对主流政治舆论的大致接受、认可，或专业、或道听途说地传播，以及不是很严重的反对（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利益的不满情绪，但在可控范围内），构成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共识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仅为有限理性的简单结论：
第一，领导人在三中全会前传递出的信息，保持了一贯的意识形态传播传统，这就是高层愿意通过改革的总体布局为大众谋利益，而且高层有能力领导一场波及全局的整体改革。在当前的国情下，只要高层付出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努力，而且大众获得了一定的愿景、希望，缓和了当前的不满情绪，都会倾向于认可高层的舆论定位、价值定位和改革定位。在这个过程中，高层通过政治改革愿景、议程的设置，借助意识形态的传播、管控，客观上取得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说服效果，继而延续了政治合法性。
第二，从目前在网络平台上可收听到的声音推测，智囊团、专家在三中全会前传递出的信息，基本达到了为高层解忧，为民众勾画愿景的目的。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智囊团、专家从意识形态理论传播，专业性、技术性地前瞻、解读高层改革的动向、信号等方面，勾起了大众的集体期待，并且智囊团、专家还对这种期待套上了一个缓压阀：不可着急，不可期望过度，不可不信未来的美好。
第三，在三中全会前的舆论场中，媒体确实发挥了政治舆论阵地和信息中转站的作用。媒体在传播大量符合意识形态导向的文章、视听资料的过程中，输出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政治价值观，使读者、听众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一些潜移默化的象征性政治记忆，如领导人在讲话时所显示出的勤政、务实、亲民之风和政治自信，一系列符合政治需要的历史图片，一些典型事件、人物的话语、回忆等。只是比较遗憾的是，在统一的宣传纪律要求下，媒体能做到的多样化信息宣传也实在有限，所以，不同媒体的内容展示常常倾向于同质化，因而，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其舆论吸引力和政治说服力。
第四，在领导人、智囊团、专家、媒体集体构建的舆论场中，大众常常被一种光明的愿景、正面的价值观所引导而充满期待。一方面，大众愿意花一定的时间等待某种切身利益的实现，愿意支持高层的改革决策，愿意被政治说服，愿意为执政合法性投上一票；另一方面，大众又会因为某些现实的利益期待实现不了而牢骚满腹，有的甚至十分不满，可能会通过微博、微信等媒体技术发散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当前舆论场的政治说服力和执政合法性。但是，这种不满的声音在意识形态导向、管控的舆论场中的分量实在有限，对改革议程整体设定的影响微乎其微。
刘锋，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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