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中国社会有一个趋势，就是江湖化，这是最近在思考陈永洲事件以及一些其他事件得出的一个感悟。
还是以陈永洲事件为例吧，不谈法律、不谈正义，不谈舆论监督之类这些高大物，其实这件事的很多东西大家心知肚明，两大门派争霸，双方都请人 助拳，一个请来刀笔讼师，把对手狠狠的毁了一顿，另一个则请来六扇门的捕快，把刀笔讼师给端了。而且，双方都打着替天行道，匡扶正义的旗号。
江湖化的核心是什么？是恩怨，恩怨背后则是纠结不清的利益。利益与恩怨是江湖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其它所有都是手段。但江湖与丛林又不一 样。为什么中国很少提丛林而只说江湖？只因为江湖比丛林多了一道遮羞布，丛林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强者为王。但江湖上，却有道义，有自己的规则，为了利益 和恩怨，可以不择手段，但前提是一定要听起来漂亮。
所以，攻击对手要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而反击则可以法律的名义。江湖化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甚至程序都是正义的，目标也是高大的，但动机却是阴险的。
官场也在江湖化。现在贪官落马，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他一定是得罪什么人了？而不是法律的尊严得到维护，正义得到伸张......但这在很 多时候却也是一种事实。在江湖化的官场中，法律除了会被用来铲除对手之外，还成为一种类似帮规的东西，上峰御下的工具，或者下级逆袭的利器。如果所有人多 少都有些贪腐的瑕疵的话，法律当然可以被用来对付所有人。所以江湖化的官场比以前更凶险、血腥，以前斗争失败或许还能闲置或退休之类，现在则直接是被送进 去了。
既然江湖的一大特点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要进了江湖，多少一定会沾上血腥，那就只能接受"哪能不挨刀"的结局。
媒体的江湖化道理其实也一样。名门正派、左派右派，但真正坚持原则，君子固穷的又有几派？现在流行的是标签、是定位、是slogan，目的 多是为了销售。人们见了大V的倒掉会非常失望，以为偶像垮塌，殊不知，你看到的本来就只是一个大V的定位，只是一种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售的格调。
或许有人问，江湖上也有自己的规则，如果这些规则能够落实，就也不错了，客观上说也属于一种公平，我们可以弘扬善的江湖规则，作为生活潜规 则而成为法律的实用性补充。教授们讲的适度的腐败也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不就是这个道理吗？相比于不收钱也不办事，收钱办事总能提高效率，而江湖规则就是 了防止你"收了钱也不办事"。
但与法律相比，江湖规则却有一个致命的弊端，那就是缺乏普适性，而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偶然性。法律讲究的是违法必究，但在江湖上，恶人受惩往往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被替天行道的大侠恰好遇到了。所以，江湖上还流传着聊以自慰的另一句名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所以，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在民国初撰写《游民政治》时会说："吾国数千年之政治、一游民之政治而已。"
社会为什么会江湖化？这与江湖化的另一大特点--没有下限，比烂--密切相关。
比烂，用科幻小说《三体》里提到的思想来说就是"降维竞争"。降维竞争是刘慈欣提到的一个大胆的逆达尔文似的设想，进化论讲究的是优胜劣汰，但降维竞争却主张主动把自己的生存起点降低，然后把生存环境也搞烂，从而使优秀者无法生存，达到劣币驱逐良币的目标。
我不能说刘慈欣受了王朔多少影响，但王朔似乎应该是这种比烂哲学的公开提出者，比如"我是流氓我怕谁"......发展到今天，这句话的解 读就是"人至贱则无敌"。注意，贱这个字与恶和坏是有区别的，它具有一种中国式聪明，风险很低，是提倡不择手段的、冒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进化与发展。
在降维竞争与比烂哲学指导下，一大批中国企业获得本土成功，它们成功的把市场搅合成烂泥坑与沼泽地，自己则化身为喜欢烂泥的乌龟，这就是沼 泽地效应。所以，在市场化初期，很有一批国际大牌败在中国的沼泽地里，那些生存下来的，则被同化。所以，以后再见了星巴克中美两地不同价，沃尔玛贩卖隔夜 肉之类的也不要大惊小怪，非如此，你根本就见不到他们。
讲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无非两个词，民主现代化与法制化。而江湖化的中国恰恰就是站在法制化的对面，从这个角度说，法制化比民主更迫切，更直接。但问题是，脱离了民主，中国能实现现代的法制化吗？毕竟，法制沦为工具，比没有法制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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