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22）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毛澤東在著手反擊前，是做過精心的盤算和準備的。這也是他沒有急於發作的原因。在毛看來，在黨內高層中，有兩個人是必須爭取的﹕首先是林彪，其次是周恩來。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軍權的林彪和他一條心，大局就亂不了，就不怕這些老家伙鬧翻天。而爭取林彪支持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陳毅在"大鬧懷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話端出來，告訴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穩，在黨內軍中有很多人不服。
為此，毛澤東在反擊前，特意把葉群找來單獨談話，做了工作，說﹕現在老帥們不聽我的，我準備帶著林彪到南方去鬧革命，打游擊，重建一支解放軍。為了籠絡林彪，毛並特許葉群今後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 隨後，毛又專門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
江青雖然剛剛挨了林彪一頓臭罵，不過她知道拉住林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軍隊和文革小組是毛澤東的左膀右臂，關係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團結，共同保住文革大局。為此，她暫時把心裡的不快放在一邊，執行毛的意圖，登門拜訪，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至於周恩來，毛澤東很清楚他在"大鬧懷仁堂"中的曖昧態度和實際所扮演的角色。對此，毛當然不悅，不過還是準備放他一馬。這並不是對周有意遷就，而是著眼於大局的緣故，在目前亂局的情況下實在離不開他，需要依靠他來維持支應局面。所以毛在著手反擊時有意保護了周一下，制止了中央文革準備印發涉及周的材料。毛相信周是聰明人，只要自己表明態度，他就會緊跟上來。對此，毛是心中有數的。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其中包括周恩來、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葉群。會上，毛發了雷霆震怒，指責"大鬧懷仁堂"的矛頭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為劉少奇、鄧小平黑司令部的復辟鳴鑼開道，是為王明、張國燾翻案，等等。其實，這還是後來在傳達時經過周恩來修改得比較委婉的說法。
毛的原話遠比這個厲害得多，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
接下來，慣於逢場作戲的毛澤東又故意對葉群說﹕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不穩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然後又危言聳聽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就和林彪離開北京南下，再上井岡山打游擊。讓劉少奇、鄧小平上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陳毅當組長、譚震林當副組長，余秋里、薄一波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
在場的人無不被毛澤東這一番盛怒之下說出的充滿要挾的語言所震懾住，一個個面面相覷，沒有人敢吭聲。用後來康生的話說是﹕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見過主席發這麼大脾氣，主席發的是無產階級的震怒。 其實，毛發這樣大的火，有相當成分是在做戲，因為不如此就無法壓住黨內強大的反對聲浪，文革運動也將半途而廢。同時，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點周恩來的名字，把他與黨內元老派分割開來。這樣對周既是一種拉攏，也是一種警告，讓他好自為之。
在這種情況下，一直試圖在政治上走鋼絲的周恩來已經沒有迴旋餘地：或是跟著毛澤東走而與直言諫諍的老總們劃清界限，或是站在老總們一邊而與毛決裂，兩者必擇其一。在判明形勢後，既為"保持晚節"的心態所困，也深知硬頂無異於以卵投石的周氏馬上轉向，採順守之道，選擇了跟毛走。為了緩和當時會上的緊張氣氛，他出來打圓場，為幾個老總緩頰轉圜，主動檢討承擔了責任，說在懷仁堂會議上，他們幾個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發了脾氣，講了過頭話，這主要責任在於他自己沒有掌握好會議，懇請毛主席息怒。
毛澤東則趁勢下台階，要求政治局開會認真討論這件事，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並責令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 就這樣，這場文革期間在黨內高層中僅有的一次集體抗爭，在毛澤東的淫威和周恩來的幫襯下，頃刻瓦解，整個形勢隨之逆轉。
周恩來這種在政治上對毛澤東的隱忍屈從和幫襯迎合一直是最為人詬病之處，同時也是目前海內外評周分歧的焦點。褒者認為這是周氏實出無奈，不得已而為之，是一種"以柔克剛"的鬥爭方式。批評者則認為恰恰是由於周的屈從和退讓，逢君之惡，毛才更加一意孤行，為所欲為，因此周恩來實乃毛澤東禍國殃民的幫凶。
其實，這種不同看法並非始自今日。中共黨內高層中對周恩來的這種做法早就存有非議。當年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就對周恩來明知國民經濟面臨的困難形勢，卻不敢在會上講出來，擔心"誤會成泄氣"，"像訴苦會"的作法，非常有意見，曾當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這次"大鬧懷仁堂"的風波後，氣猶未平的譚震林寫信給當年在井崗山共過事的林彪，斥責江青"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真比武則天還凶"，同時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他寫道：
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碰下去。請你放心，我不會自殺。
鄧小平後來在黨內高層談到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時，曾說過兩句值得玩味的話。一句是：如果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拖得那麼久。儘管歷史是無法假設的，但鄧小平對周的這段評價卻切中要害，點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間所扮演的雙重歷史角色—既減輕了歷史災難，又延長了歷史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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