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审判"两案"，罗列起诉书的罪行时，总参作战部认为"一号命令"和"北兵南调"不是阴谋，坚决顶住。广州军区没有人知道"另立中央"，也坚决顶住。如果这三条罪名成立，总参和广州军区成百上千的干部将被株连。经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反复查证，认为证据不足，在"两案"起诉书中取掉了这三条罪行。
◇ 究竟有没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在九一三事件众多当事人的笔供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基本上搞清楚了，中共中央文件连发了三批材料。其中第三批材料中，有从外逃未遂的直升机上截获的南逃广州的"名单"。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企图在杭州、上海暗杀毛泽东的"第一方案"破产，马上启动南逃广州的"第二方案"。当晚9点多，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召集会议，研究去广州的行动计划和"名单"。因周恩来查问到北戴河的三叉戟，会议中途夭折，所谈的内容全部作废，手写的25人的"名单"也被撕碎冲进马桶。却没想到于新野口袋里还有一份"名单"。外逃的直升机迫降在北京郊区，于新野和周宇驰自杀了，但他们身上的"名单"和去广州的三架主机的起飞时间表，均被截获。
1971年9月24日，空军党办副主任刘世英亲笔供词：1971年9月9日凌晨1点左右，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向我、刘沛丰、程洪珍和李伟信讲，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接着，他就拿出林彪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的密令，给我们传阅以后，他又讲，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五七一"一程，即"武装起义"。9月12日晚9点多钟，王飞和于新野在空司大楼又召集我、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等人，参加了关于组织政变人员随林彪去广州阴谋另立中央的黑会。王飞向我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我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13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在这次"黑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我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我记得有23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连，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江腾蛟供认，1971年9月12日晚上，谋杀毛主席的计划失败后，周宇驰召集他和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学院开会，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周宇驰讲，明早8点，林彪从北戴河飞往广州，6点你和王飞、于新野先到西郊机场，由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说林彪找他有事，黄来后再通知吴李邱来，让他们上飞机，一起飞往广州。到广州后，林彪首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发表广播，争取外援。
1971年10月11日，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供词：1971年9月12日下午6点多，周宇驰告诉我，明日有一架大飞机去上海，另外还有两架大飞机直飞广州，一架林彪他们坐，另一架黄吴李邱和其他人坐。你们乘依尔－18去上海，到了上海再去广州，设法"请"飞机上80至90个穿黄裤子的警卫部队下来，给他们找好住的地方，换上上海小组、教导队等人一起去广州。周宇驰要我把依尔－18这架飞机要去上海的情况，通知上海小组蒋国璋，并要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还叫过全准备粮票和钱。要他们一定要保密，这是全局的事。周宇驰后来还补充了一句，叫蒋国璋再转告王维国一句话，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以上这些事，我于1971年9月12日简要记录在我的小红皮日记本上。
1971年10月4日，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供词：1971年9月9日晚7、8点钟，反革命分子吴法宪给我打电话说，叶（群）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一定要好好检查，另外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9月10日晚11点以后，反革命分子叶群给我打电话说，那位小将（林立果）都给你谈了吧，谈的好吧？我说，谈的很好，叶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还有难处？叶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吴法宪）都说好了，用不着想的太多。叶还说，再说立果和"胖司令"也都作了安排的，你要抓紧准备。9月12日下午4点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13日反革命政变飞机。周宇驰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戟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13日7点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座三叉戟，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点直飞广州，由王（飞）副参谋长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按胡萍的指示申请了飞机的航线。
9月12日晚上10点多，林豆豆向中央警卫团报告，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林彪逃跑。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后，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查封飞机。二是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四届人大政府报告讨论的黄永胜等政治局委员谁也不许动，不许接电话，外面的人也不许进去，周恩来特意叫门外加上警卫。三是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查问北戴河的三叉戟，并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叶群劝周恩来不要来。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叶群想问问黄永胜，但黄永胜找不到了，家里没有，办公室也没有，看样子黄永胜已经被抓。叶群终于慌了，和林立果从床上拉起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说有人来抓你了，快走。南下广州的"第二方案"就这样放弃了，他们选择了"第三方案"，北上。
◇ 张春桥逼卜占亚作伪证
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虽然未遂，但北京这边有一大帮人策划，广州那边呢？不可能干干净净。既然有"中央"就会有"指挥部"，广州肯定会有一套班子。这是一个"大金娃娃"。可是，广州军方怎么没人承认迎接"南逃广州"的飞机呢？就是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也只承认向周宇驰通报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
九一三事件前成立招待处，以后又撤，很可疑，有可能是迎接"南逃"。
或许是几个服务员的告状吧，张春桥之流决定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作为突破口。在长沙"坚持"了整整三个月的卜占亚被弄到北京，经张春桥等人逼供20多天，他的"顽固防线"终于被突破了。
卜占亚编造了参与"另立中央"的伪证，承认9月12日零点在长沙接到林彪"南逃广州"的通知。张春桥逼问，谁打的电话？卜占亚硬着头皮也编不下去了。张春桥拿出一个本子，给卜占亚念黄永胜办公室的秘书名单，卜占亚不认识他们。张春桥又念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名单，念到宋诚，卜占亚认识，宋诚原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的处长。他小声说好像是他，华国锋亲自到秦城提审倒霉的宋诚，审了两天两夜。张春桥还不放过，又问卜占亚用什么电话打的？卜占亚说用普通电话。能用普通电话？李先念说，我们会核查电话登记的。其实一查就真相大白，哪里有什么"另立中央"的电话！
197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12号，认定卜占亚上了"贼船"。中共中央文件还专门发了卜占亚检讨的附件。卜占亚立了"大功"，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副政委，六年后改任顾问，1980年1月免职。1982年12月，中纪委关于卜占亚复查情况的通知，认为卜占亚在湖南工作期间有错误，但不是参与阴谋活动，取消中发［1973］12号中共中央文件。以后卜占亚愧疚地对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刘如说，我当时那样交代是迫不得已，是在别人写好的材料上签的字，我连看都没看。
◇ 刘如说，首长，你"揭发"了，解放了，我们呢？
卜占亚突破了，虽然他挂着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名，但实际上他是在湖南省。广州军区本身还一无所获。
刘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被卷进九一三事件中。他坚决不承认"另立中央"，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就是以"组织"的名义，也坚决不承认。没有就是没有，他顽强地申诉，讲明真相，写一次不行，再写，一遍一遍。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刘如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汪东兴指示，在广州为毛泽东盖房子
刘如，1927年6月23日生，2003年4月12日去世，76岁的生日都没有赶上。
认识刘如的人都认为他英俊潇洒，充满活力，一个标准的军事干部。他13岁参军，小学文化，从测绘员、作战参谋，一路干上来，官途坦荡。20岁，五师作战科副科长；21岁，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作战科长；22岁，四野司令部作战处参谋；24岁，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29岁，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33岁，作战处副处长；35岁，作战部副部长；38岁，作战部部长；1969年11月，42岁，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打下大半个中国，作战部门功不可没。刘如作为作战部门的一员，表现杰出。在东北战场上，一面大墙，挂50万分之一、10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标满红蓝小旗。第一次解放四平，三下江南，夏季攻势，秋季攻势，辽沈战役，他都积极贯彻上级的作战意图，从战场实际出发，及时提出作战建议，并具体组织实施。追歼白崇禧集团时，各师都以最快速度向前推进，有的部队搞不清自己进到哪了，发电问总部，马上告诉你现在的位置，面前敌人的番号，兵力，左邻右舍是谁。刘如还参与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指挥。新中国成立后，四野由中南军区改为广州军区。刘如一直在作战部门，参与歼灭台湾从海上空中派遣18股300名多特务。提升为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后，他负责军区作战计划与战场建设纲要的拟制，并组织国防施工勘察和检查验收。
1971年4月13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江副司令员叫刘如给总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打电话，大意是根据汪东兴同志指示，要在广州为毛主席盖房子，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保密性高，急需部队进场施工准备，希望总部批准调动。阎仲川说，可以调动。
1979年1月15日，刘如在申诉材料中写道，1971年4月，为在广州给毛主席把房子盖好，吸收武汉、杭州房子的优点，我根据江副司令的指示，率领参观小组4月15日至18日到武汉和杭州参观。我们认为武汉接待工作和警卫工作合一的办法较好，基本上仿效他们的编制，经过多次研究，才提出我们的编制草案。按照丁盛、刘兴元的指示，把省委的小岛和从化两个招待所也列入，几个警卫连、炮排改为高机排，这样就增加了总编制人数，由初稿的800多人增到1300多人，主要是增加了两个警卫连。3月26日原则通过，但我没有建议向军委报告。
1971年6月，为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盖房子，广州军区在南湖动工。因广从公路距离南湖太近，来往的车辆多，噪音太大，对首长进出的安全也不利。我和当时施工办的同志共同研究，提出改线的意见。新建线路十多公里，地形较平坦，只是中途有座山，我建议打隧道（300多米）。为了照顾交通发展和有利于战备，我建议把路改修得完整一些，直一些，平一些，隧道打宽一些，这样战时可作我区飞机迫降用，对交通发展也有利。我的意见报告丁、刘、江、孙。他们同意后，我对广州市负责同志讲，他们同意承担这项任务，仅提出不知道为使飞机能够迫降在设计上有哪些要求。我告诉他们可以找军区空军联系，请他们提出具体意见。地方同志还提出打隧道缺乏经验，我请示江、孙后，改由工程兵派技术人员去协助指导。这项工程直到1973年后才竣工。当时没向总参和国务院报告，我不知道要报告，只以为我的建议首长采纳了，地方也接受了，承办了，就没事了。现查明国务院和军委有规定，修建这样的工程，必须向上报告。由我的建议增大了工作量，对人力物力财力是个很大的浪费。
那些日子里，刘如一心一意给毛泽东盖房子，深感这是光荣重要的任务。不知道为什么，1974年批林批孔中竟成了给林彪"另立中央"修房子，与九一三事件八竿子打不着嘛。
◇ 如此大机群，广州那边谁负责迎接
广州军区副政委卜占亚都承认了，广州军区怎么就没有人认账呢？突破口选中了三个人。政治部李副主任，负责接待，他最厉害。还有保卫部长赵国南。副参谋长刘如最轻，虽然住在家里，但家已经变成监狱，电话撤走了，大门站上双岗。1974年"批林批孔"中，刘如失去工作。每天到办公室接受批斗，谁要你干的？多少电报？多少电话？你是具体办事的，你讲了你就没事了。1978年刘如又被捆到"四人帮"身上。你为军区修建的指挥部显然是为林彪修的，既然为林彪修的，那理所当然是林彪"另立中央"的成员了，1978年5月，刘如被正式免职审查。每天不停地审问，交代。刘如弄不懂，作为副参谋长，他负责国防工程，有屯兵洞，有火力点，有炮位，也有首脑指挥部。修建了多年的指挥部工程，怎么就成了为林彪"另立中央"修建的呢？
这时又扯出"一号命令"。"一号命令"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全军指挥所进入战时指挥位置。10月22日，军委办事组下令各军区，从现在起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早日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1970年5月3日，又下达了组织战时指挥班子的补充命令，首脑防护工程，凡有条件的现应考虑平战结合的指挥体系，把战时一套精干的指挥系统离开城市，在原来的机关驻地进行一般日常工作和对外活动。司令部指挥系统搬家，不是林彪"一号命令"的产物，是军委总参让搬家的，是正常的战备工作。
刘如在整党中写的体会，说明了他的心迹。"文革"初，尽管自己很不理解，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领袖热爱和信赖，我从思想上是认真学习，努力紧跟的。尽管我没有造什么人的反，对造反派冲击机关，抓领导干部、抢档案、夺武器、搞武斗等进行过一些抵制和斗争。但从整体上说，那时是推行极左路线，思想受"左"的影响是不少的，在不同场合我都说过"左"话，做过"左"事。通过这次整党，在思想上做了认真的清理，总结了经验教训。一是重大政治性问题，不了解情况背景，不要轻易表态，绝对不要盲从；二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说违心话。
夫人张元惠坚决支持刘如，说我相信你，你一定是好人。刘如坚决顶住，坚决不承认为"另立中央"修建指挥部。否则广州军区从上到下不知要有多少"冤死鬼"。政委讲，好好养病，出来工作。但政委肝癌去世，又算了。刘如从入伍到逝世的60多年中，前30年工作，后30多年却泡在漫长的批判和申诉中。1979年7月，刘如终于解除审查，待分配。1980年，广州军区党委结论，"说错话，办错事"。
刘如的申诉"大战"还在继续，"错"在哪里？1984年广州军区党委撤销"说错话办错事"的结论，临时给刘如分配了工作，先任司令部研究室主任，后任武汉军区善后办副主任。1988年3月，刘如按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的职务离休，也算最后的结论。
现在有时间好好读书了，诗梦绕，墨魂牵，家中到处都是满满的书柜。刘如报名上老年大学，学写诗词。他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查字典，一字一句推敲，一首短诗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写完还要四处求教。练书法，为练好一个字，常常几十遍上百遍地练习，琢磨字的每一个笔划。刘如还积极补习文化，以后为《战士报》写了很多出色的文章。
90年代后期，刘如出任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但病魔终于击倒了他。2002年心脏病、血管瘤加重，连着两次大手术，心脏四支架，植入术和腹腔血管扩张术。数月后发现胰头癌，不久又发现扩散。他不论在医院，还是在家，都坚持锻炼身体。没做化疗前，仍每天由夫人张元惠陪着走楼梯，从一楼走到十楼，坚信自己可以战胜癌症。刘如希望病好后，首先回家乡看看，再去西藏、九寨沟，还想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国家看看。除了旅游，还想研究历史、地理，历史……
去世前不久，刘如写了一首《浪淘沙·七十有五抒怀》：
回首忆春秋，
白发何羞。
不须叹息莫须愁。
鞍马烽烟已往昔，
岁月悠悠。
息影学从头，
再荡飞舟，
诗书为伴远王侯。
功过是非任评说，
应自风流。
2000年底，刘如的病情恶化。他向医生表示捐出遗体，最后为医学做点贡献。
遗嘱丧事从简，骨灰撒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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