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交往实录——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1）
一、早年与毛泽东的相似经历
毛泽东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当章乃器1897年在浙江山区青田县的小塬村呱呱落地时，湖南湘潭韶山冲的毛泽东已经四岁。两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对方的存在，只是作为独立的个体，生存在两个相对封闭的村落里。和那个时代的孩子们一样，两人后来分别在家乡进私塾、入新式学堂，擅作古文，醉心新学，爱读梁启超的文章等等，经历和兴趣大致相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十八岁的毛泽东投入驻长沙的起义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1912年，革命的临时政府成立，十五岁的章乃器弃学从浙江跑到南京，投入陆军部属下的飞行营，成了一名学兵。
不久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这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各自重新求学。毛泽东先后报考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感到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考取湖南全省高级中学校，一年后又进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同年秋转入本科。章乃器则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他于1913年夏到杭州求学时，所有的学校均已招考完毕，只剩下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他别无选择地进了这座学校，一上就是五年。这两人由于家境清寒，一个上的是不要学费的师范，一个则是靠奖学金读完商校。
多年后章乃器读《西行漫记》时，曾感叹过两人少年时代经历的相似，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两人的生活轨迹已经呈现出不同。毛泽东究心哲学、文学、史地，热心社会活动，创办新民学会，向着革命家的道路发展。章乃器先是想当发明家和数学家，后来又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18年夏，这两人分别从各自的学校毕业，一个二十五岁，一个二十一岁。
1919年至1920年北京五四运动前后，这两人一度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还是谁也不认识谁。一个在北大当旁听生，兼做月薪八元的图书馆管理员，并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另一个是银行里的上班族，每天在十个数字和十三档算盘里讨生活，面对在街上游行的大学生，痛感自己"救国有心而赴难无路"。这两人谁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他们会在这座古都里共事，并走完自己的人生。
1921年，章乃器因失业而告别北京，重返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当职员。就在这一年，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在上海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除了巡捕房的"包打听"之外，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件事。其后的数年间，中共的领袖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几度曾在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中活动过，章乃器也听说过他们的大名，只是无缘相识。但有一个叫陈云的革命者，却正在接近他的生活。
二、章氏兄弟掩护陈云
说起章乃器与陈云的交往，首先要谈到他的三弟章秋阳。章秋阳原名章郁庵，他于1922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虹口发行所当营业员，与同事廖程云（陈云）成为好友。1925年"五卅"运动后，在党组织的推动下，成立，推选陈云、章秋阳等组织成立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陈云任职工会委员长。在陈云主持下，他们和徐梅坤、沈雁冰、杨贤江等共同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同年两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秋阳担任了中共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
1926年至1927年间，为响应北伐军东进，陈云、章秋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当时章乃器任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他的大哥章培任浙江省防军参谋长兼保安团长，陈云和秋阳曾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掩护革命的地下活动。章培安排秋阳担任了保安团军需官的职务，以便于他接济有困难的革命同志。后来，章培因为掩护绍兴地区共产党领导人，被指为"清党不力"而遭撤职。建国后陈云见到章培时对他说：您在大革命时期给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我曾到过您家，您还记得吗？
章秋阳也被迫离开军队，在隐蔽了一个时期之后，利用章乃器在金融界的关系，开始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为商界的一个活跃人物。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陈云接掌中央特科，经他介绍，章秋阳到潘汉年领导的特科情报部门工作，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担负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当时特科大量的经济收支和周转的保密成为一大难题，章秋阳多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由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法币。由于章乃器的社会地位和章秋阳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此外，章乃器还协助协助黄玠然（陈独秀的秘书）把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兑换成法币，并曾帮助杨贤江以及宋庆龄、路易·艾黎和刘鼎转移过党的经费。1934年章乃器出任中国征信所董事长以后，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处境艰难的共产党人，也被安排到征信所挂名任职，隐蔽下来。他还与当时的夫人胡子婴一起，转移和保存过方志敏烈士的狱中手稿，并在1936年通过宋庆龄将手稿转交给中共。
1933年，陈云、潘汉年先后离沪去中央苏区。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们同时接受任务，先后秘密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并设法重新接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陈、潘约定把章秋阳列为在上海的联络人。陈云约在同年６月底到达上海，以李介生的化名住进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路永安旅馆。由于党组织被严重破坏，他无法接上关系，也找不到章秋阳。但章乃器是社会知名人士，他很快找到了章乃器，章乃器立即与秋阳联系，章秋阳马上来见陈云，为保障安全，他把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妻）家中。原商务印书馆的老党员孙诗圃也奉命从无锡赶来，参加掩护工作。
经章秋阳联系，陈云见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又通过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与潘汉年取得联系。同时，章秋阳又帮他找到了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何实嗣（何叔衡之女），她们与共产国际驻沪联络员有联系。不久潘汉年来沪，由于上海形势险恶，无法开展工作，经商议决定北上。陈云、陈潭秋、杨之华等乘坐苏联货轮经海参崴赴莫斯科，潘汉年随后也前往苏联。
抗战时期，章秋阳担任了安徽茶叶公司的负责人，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的特别党员，归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继续为党工作。在此期间，他还与在延安的陈云通过信。1941年在皖西被国民党特务下毒谋杀。
三、民族大义下的相互声援
岁月如梭，到了国难深重的1936年。这时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坐在陕北的窑洞里写文章，读过期的报纸，思考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名叫章乃器的人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上海滩上著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每天开着自备的奥司汀轿车，上午到他任副经理的浙江实业银行上班，下午则前往他创办的银行界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办公。此外，每周还要安排时间，到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上海商学院等几所院校讲授国际金融和银行实务。他所著的《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他不满足于此，作为最有自主意识的中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深感对国家民族的兴亡负有责任，必须与闻国是。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章乃器不断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他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一文中，针锋相对的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什么话？依照现阶段的形势，我们应该说'安内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无以安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公开发表这样的观点，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他不但发表言论，而且并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十人小组，以聚餐会的方式定期讨论救国方策，这个聚餐会成为后来的救国会的前身。
1935年日寇步步进逼下的华北危局，激起了国人极大的民族义愤。章乃器同情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大量印发中共的《八一宣言》。同年12月12日，章乃器和上海文化界人士283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发起救国运动，主张"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并先后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是这两个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并实际主持会务，救国会这一时期的各种宣言和文件，绝大多数是他起草的。上海群众自发的救国运动与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很快蔓延到全国。
章乃器文思敏捷，他所写的《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给青年们》、《四年间的清算》等文章，富于感情和鼓动性，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错误的内战政策，一时间脍炙人口。沈钧儒称赞他的文章"有血有肉"，据说毛泽东读了他的文章后，也曾经说，我们党内要是有人能写这样的文章，就太好了。毛泽东在1934年春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时，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到章乃器，与救国会建立联系。
1936年６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推选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不久潘汉年奉命从苏联回国，负责与救国会的联系，他推动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于7月15日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一重要的救亡文献，全面阐述了救国会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主张。在陕北的毛泽东很快作出回应，于8月10日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救国会全体会员，称赞救国会的主张"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他在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后，表示愿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章、陶、沈、邹，热情地表示："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他希望与救国会领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派潘汉年与他们经常交换意见。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这一"爱国有罪"的政治冤狱，激起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极大义愤，纷纷奋起营救。二十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蒋介石，并把"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作为和谈的八项条件之一。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亲赴西安调停，并在与宋子文等谈判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和尚在狱中的沈钧儒、章乃器在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1937年4月，当国民党当局罗织罪状，对"七君子"提起公诉，毛泽东于4月11日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指出审判"七君子"完全违反民意和两党团结对外的主旨，要求他入京向陈立夫、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周恩来先后致电张冲、蒋介石，中共中央又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中共代表潘汉年还亲自到狱中探望"七君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救国会所主张的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终于形成，"七君子"才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下胜利出狱。关于救国会对抗战的贡献，毛泽东曾给予崇高的评价："中国的抗战是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见到章乃器时当面称赞他，在国民党的法庭上"象季米特洛夫那样坚强"。
四、与毛泽东的文字因缘
50年代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问大家，"唯武器论"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人回答。章乃器是在场的人中间唯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但他没有开口。
"唯武器论"是章乃器的发明，用以形容那种专以武器装备优劣推断战争胜负的亡国理论。他在1936年发表《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等文章，指出："如果武器真是万能，人类就不可能有这许多历史的演变，历史上的弱小民族和被压迫阶层更不应该有翻身的机会。"他举中国近代史为例说："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满清政府的武器力量，显然是超过同盟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北洋军阀的武器力量，也显然是超越前者，然而武器优越的人们，竟都会在武器力量低劣的人民大众面前崩溃下去。谁说武器是万能的呢？谁说民众是可以尽量压迫的呢？"
章乃器在狱中曾撰写《救亡运动论》，分为绪言、抗日必胜论、民众基本论、统一战线和结论5编，共10余万言。出狱后因形势发展，仅将其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印成小册子，于1937年10月出版。章乃器在这两本小册子中，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抗日必胜和民众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入手，总结了抗日战争具备七个必胜的客观条件和五点主观条件，继批判"唯武器论"之后，提出了"科学的抗日必胜论"，指出："武器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
章乃器举出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例："他们的武器和敌人的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然而因为他们熟悉地形和路径，能够运用熟练的游击战术，又能和民众打成一片，竟使敌人疲于奔命，而遭受极大的损失。"他相信只在正规军的作战和民间武器的游击战相互配合，就可以"积极的争取极大的胜利，从这个胜利当中，把整个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锁链当中完全解放出来"。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人们对战争胜负和民族前途充满疑虑的历史转折关头，《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这两本在狱中写成的小册子以其科学的分析和预见，起到了坚定抗日信念、鼓舞人心的人作用，在短短的两个月内重印3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对抗日战争爆发后10个月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他在文章中采用了章乃器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概念，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并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科学论断。据他的一位老部下王北苑回忆，章乃器在安徽工作期间，曾收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一封信件，章对他说："你读到毛主席这个报告没有？这是我们抗战的大方针，这个大方针就是'持久战'。"
但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章乃器却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他一直是持超党派立场投身于救亡运动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章乃器认为救国会团结抗日的主张已经实现，站在超党派的立场上，主张统一战线内部各党派要"宽大、容忍"，不必再算旧账，不要再有党派和领导权之争。为此，他和救国会内钱俊瑞等中共人士发生了争论。钱俊瑞主张在救亡运动中与国民党唱对台戏。例如国民党当局发起为前线将士募捐寒衣的活动，钱俊瑞则号召发起一个募捐手套的活动来分庭抗礼。
当时这场争论还有如下背景：一、"七君子"出狱后，发现救国会已改组为救亡协会，会务由钱俊瑞掌握，"七君子"被排除在会务之外，只是担任了有名无实的设计委员。二、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受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强调团结国民党，毛泽东则主张既要团结，又要斗争。而在当时，延安的声音要传送到上海是很费周折的，因此大家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理解发表救亡主张。
章乃器认为钱俊瑞的行为是一种党派之见，便在《申报》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一文。提出："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哪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特别在这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我们为民族的利益打算，不能不多信托一些政府，使他能够运用较大的权力，同时保守较多的秘密。"
在另一篇文章中，章乃器还提出："要加强我们的超党派、超阶级的立场"，"在这不团结便要做亡国奴的威胁之下，最能克服阶级意识的人，便是最能保护阶级利益的人；便是最能保护阶级利益的人；最能克服党派意识的人，便是最能保护党派利益的人。倘使国家灭亡了，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只有死路一条！"
章乃器主张不分党派，一致团结抗战，其用意本是以大局为重，避免统一战线内部的内耗，但国共两党都不认同。毛泽东在同年11月12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党内讲话中说："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并认为他的主张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政治上的投降举动"（后来又说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则更是排除异己，制造摩擦。章乃器在安徽坚持团结抗战，支援新四军，却不断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打击。他认识到国民党还是要搞一党专政，便向周恩来坦率承认自己的主张行不通。毛泽东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谈到章乃器时说："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
五、抗战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
1938年初，章乃器应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他在赴皖途中经过武汉，曾到中共办事处与周恩来、王明会见，这是他们的首次见面。周恩来嘱托他两件事：一、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指示；二、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到达安徽之后，章乃器在大别山抗日根据地与共产党人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及进步人士朱蕴山等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由于安徽的政治犯已全部被军统抢先转移，他就全力搞好与新四军的合作。不但每月以三万银元的财政拨款支援新四军，还给他们送去急需的金鸡钠霜等药品，并为中共培养了李人俊、范醒之等一大批财经干部。章乃器与新四军的张云逸、何伟等经常有联系，董必武到安徽时，也曾特地去看望他。
由于章乃器在安徽坚持团结抗战，得罪了ＣＣ系和顽固派，被蒋介石召往重庆"述职"，待他于1939年５月抵达重庆后，即被蒋免职。此后他就一直在大后方经营工商业，拒绝再做国民党政府的官。在重庆期间，他曾与沈钧儒等代表救国会参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之前身）的发起，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退出了救国会。
1940年春，苏联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很大困扰，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不得不维护苏联的形象。沈钧儒应周恩来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章乃器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章乃器素来坚持超党派立场，所有举措，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和中共保持一致，甚至退出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救国会。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
章乃器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经营工商业，他是大后方民族工商界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常务理事，也是重庆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活跃分子，并创立了民族工业界的智囊团——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邀请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厥文等工商界人士到他的住处桂园（张治中官邸）座谈，这是章乃器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对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本不可能有大的出路，能获得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依靠政治权势的官僚买办资本。民族工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里，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关于中共对待民族工业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不承认这个矛盾是不客观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产业，而主张实行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他希望工商界朋友同工人搞好关系。中共绝不会把爱国工商界当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朋友，希望大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数日之后，章乃器与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在特园（鲜特生宅）设宴，宴请毛泽东主席和董必武、王若飞。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又在中共办事处举行座谈会，邀请重庆工商团体的负责人，章乃器再次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会上精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返回了延安。同月19日，周恩来应邀到"星五聚餐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他指出：为了战后的工业建设，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又不外和平与民主两件大事。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同样要民主。中国今天的情形是统制得太多，管制得太死，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敝。今后一定要有一个自由发展的时期，这样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他说国家资本、个人资本和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这三种资本中私人资本占大多数，今后中国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这样落后，发展又这样不平衡，不是短期内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主张坚决反对靠权威和投机来发财的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周恩来还提出改善农村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工业才又发展的可能。目前我们主张减租减息，至于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则放到将来。要使农民和地主可以共存，同时使地主更愿意投资于工业，并主张减轻工业的税收负担。关于劳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是主张保障劳动者的利益的。我们绝不欺骗诸位。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一切主张不能不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中国今天的劳动者和民族资本家，都是受到压迫的，因此不能不互相让步，共同奋斗。在这一点上，希望民间资本家能有远见。
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他们的个人魅力，给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了更多的了解，打消了以往种种疑虑。（未完待续）
章立凡，凯迪社区 200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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