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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事件始末（上）：心机确实没有白费 Aug 30th 2013, 12:03, by 明鏡雜誌
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权力斗争。高岗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只是由于毛泽东经过权衡，最终将高岗及其重要参与者饶漱石端了出来。但何以这时发生高岗事件，其真实情况究属如何？
由陕北到东北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被派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同年11月，陕甘边红26军正式成立红42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红42师随后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会议确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不久，谢子长因病逝世。9月中旬，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立即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为统一红军的领导，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旬，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在所谓"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人及红26军、陕甘边区一批干部逮捕扣押，并无辜杀害了一些同志。使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在此关键时刻，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当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错误关押的严重情况后，毛泽东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中央处理"。从而使刘志丹、高岗等人得救。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28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在创建陕北和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谢世之后，鉴于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自然在党内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毛泽东的器重。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党中央委任高岗为书记。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决定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7人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就曾赞扬过高岗。毛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当时，中共中央设有４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由此，在中共七大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13个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军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与林彪一样，都自命为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1948年底，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入关。高岗于1949年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被推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事，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当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徐铸成1949年9月30日日记记载：下午，政协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大会宣言，并选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在大会酝酿名单时，副主席原只定五人，后有人提出，副主席中无一北方人，乃加推高岗）。
由于东北全境解放较早，有一定工业基础，又背靠苏联。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回国时曾带来一批苏联专家就留在了东北。由于这些条件，所以东北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其他地区都开始得早，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作为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对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作出了贡献。这里还有一段彭德怀要把勋章"让给"高麻子的故事。
1951年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一周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举行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斗奉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将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从这份简要的履历，不难看出建国初年的高岗，可谓是踌躇满志。
就任国家计委主席
从1952年8月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美谈。
把各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是因为从1953年起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必须加强。因此，主管党的工作的刘少奇于6月20日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说明：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机构。
当时，刘少奇一方面让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主持起草具体意见，同时致电邓小平，嘱他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7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邓小平于当月带着全家离开四川进京，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的任命。这表明中央将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工作之迫切。
7月17日，杨尚昆、安子文将草拟好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送给少奇。少奇在略作修改以后，于18日将意见呈报毛泽东、周思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并致信说明。8月4日，毛泽东将少奇呈报的意见批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并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人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8月7日，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9月26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同月，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1月15日，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4月，饶漱石到京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能干狭隘跋扈
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高都有这样的看法，此人能干，有实际工作经验；但为人狭隘、跋扈，好吹嘘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报复性强。
高岗不满刘少奇，始于建国前夕。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 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不仅不去思考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1949年5月20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
刘少奇接到信后，经过一番思索，认为有必要以中央名义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向东北局作出指示。他于5月31日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6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8月25日由莫斯科回到沈阳，28日，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话。他再次婉转地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事情党中央要负责，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要负责任，没有把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干部中说明白。
高岗在中央来电后，未作公开反应；对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作如此委婉和诚恳的说服教育，也不加表态。其内心对刘是很不满意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1949年12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给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
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对怎样区分中农和富农、农民能单干是好还是不好、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条件、现阶段对富农经济的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再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答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高岗看后，也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当年2月，高岗来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试探毛的反映。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正式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华北局多次说服无效。为教育党内高级干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当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高岗当时正在北京，闻讯后，立即电召沈阳的秘书班子来京为他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抢在中央的决议（草案）下达以前，于10月14日上送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高岗在这个时候抢先一步，意图无非是表明：他是紧跟毛泽东的，也是他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的表示。
毛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的心机确实没有白费。
新税制引起风波
为简化税制，保证说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会议批准这个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如果说有一种改革，那就是将一部分商品改征商品流通税了，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对为何改变了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优待，周恩来解释说："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的应靠改善其经营。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其和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纳税上待遇一样，以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其经济核算制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合作总社的负责同志也同意这样做。不仅合作社，国营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的优待而不大注意经营的情况。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就督促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销面大，资金周转得快，经营得好。"周恩来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纳税为光荣，漏税为可耻。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要号召工商界积极缴税。"
此后，财经部门又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发表了《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修正税制的《通告》公布以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
由于调整税制的各项施行细则未及时公布，商人对各种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不甚了解，商业部调整牌价的通知又未同时下达，引起私商猜忌恐慌，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加上调整价格时间仓促，各地接到指示时间不一，有的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价，致使市场短时期发生混乱。其中波动较大的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华北的京津地区也较混乱。虽然到1月7日，整个局面就稳定了下来，但老百姓已反映出不满情绪。
修正了的税制，由于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又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人民日报》社论又有"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话，在国营工厂和合作社中也引起了反响。
1953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使各地省市委有点稳不住阵脚，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1月9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对此迅速作出反映。1月15日，毛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这块石头打下来引起的波澜，薄一波在四十多年以后作了如下描述：
"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了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2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些批评的话，不则语气严厉，而且把错误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以此为由，严厉批评政务院犯了所谓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撤销党组干事会
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不敢怠慢。2月19日，他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根据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批评，讨论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见。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为中央主持起草决定，这就是在3月1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就只管一个外事口了。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3月24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以上表明，在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之后，一方面政务院总理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又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划归了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周恩来权力的极大削弱，而对高岗权力的加强。
不久，毛泽东又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5月19日，毛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杨于当日将情况向毛作了书面报告，毛又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的。
毛泽东批"右倾"
由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引起党内两种不同意见，其实质也就是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是否应该坚持贯彻不变的问题。这两种不同意见，由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使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得到统一。而决议草案却把新民主主义的互助合作组织，不能直接过渡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认识，批判为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强调：这（指决议草案--笔者注）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作。由此，实际上就开始了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种由建设一个很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转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由1953年6月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正式完成。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开始酝酿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明确提出，不是十到十五年以后才开始过渡，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过渡，十到十五年过渡完成。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讲到了"十年到十五年后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但着重是批评所谓右倾。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并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就是没有达到。三是"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样，就在实际上把新民主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批评，在高岗看来，无疑是对刘少奇1949年天津讲话关于资本家剥削有功；东北发展到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山西省委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等的直接否定。
高岗的整人"哲学"
对高岗稍有了解的人，都说高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学"。他曾经向别人"传经"说："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为整倒刘少奇，高岗从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刘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因此，刘少奇于当年4月在天津同资本家的谈话、8月在东北局涉及有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1950年初关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的谈话，都被他作为攻击刘的"炮弹"加以收存，并在干部中散播刘少奇"右倾"的流言。与之同时，高岗逢人便吹嘘他本人如何正确。他在东北局会议上公开地讲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责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以显示他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如何得宠。
"三反"运动期间，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中央写信，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此信于1952年1月27日，由当时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转呈给毛泽东。毛随即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故意给他抹黑。不久，鞍山钢铁公司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财委（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组织了一个联合检查组去鞍钢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高岗认为，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东北的毛病。（未完待续）
林蕴晖，《百年潮》1999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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