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
论文提要：本文根据新的档案文献指出，苏联在战争期间解散共产国际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适应战后与西方盟国继续合作的战略需要，因此，尽管在战后日益感到应该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却迟迟没有将成立国际组织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法共和意共被赶出政府的事件，不仅预示着联合政府策略的失败，而且暴露出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行动方针的失控，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及东欧各党的反应，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的危机感，于是共产党情报局的诞生势在必行。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其最终结果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与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冷战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然而，由于有关的档案文献很少公布于众[1]，从1947年9月成立至1956年4月解散，情报局短短9年的历史却长期处于隐秘状态之中，专门的研究著作也是寥寥无几[2]。直到90年代初俄国档案开放后，有关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才陆续披露出来[3]。在此基础上，俄国、东欧和西方学者展开了对共产党情报局历史的颇具价值的研究[4]，从而把有关冷战形成的讨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令人感兴趣的是，学者们看到和使用了大体相同的史料，却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关于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目的，一般都认为是莫斯科想找到一种对欧洲共产党施加影响和监督的工具，但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一些明显不同的判断。有人强调苏联领导人力图加强自己对东欧占领区的控制[5]，有人则更看重与莫斯科对西欧战略政策的关系[6]。有人认为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恐惧导致了共产党统一指挥机构的成立[7]，也有人指出斯大林提出召集情报会议的问题是在马歇尔发表援助欧洲的演说之前，因而不可能是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8]。有人指出情报局的建立是为了使苏联情报系统的工作更加有效[9]，还有人认为情报局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共产国际[10]。
那么，共产党情报局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其目的何在，与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
本文拟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共产党情报局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而非莫斯科对一时一事的反应；斯大林对于是否建立这种国际机构，特别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构的考虑，是随着欧洲事态的发展而变化的；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其最终结果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一、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
从斯大林掌管苏联政权起，特别是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以后，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其功能，即从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降格为莫斯科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附属品和二等工具（对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而言）。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11]。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于苏联开展外交的副作用--莫斯科因领导共产国际而成为各国政府集中攻击的对象。此外，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状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随苏联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地位和策略的变化而显得反复无常，杂乱无章。正是这种状况，迫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就考虑到应解散已经成为苏联负担的共产国际了。194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活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国的运动引向一个国际中心，而是把重点放在每个国家中的运动及其领导，竭力使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得到发展，使这些党善于由他们自己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善于由他们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在完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时为本国的工人运动担负全部责任"。这种考虑的实际目的在于摧毁"所有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础，打掉资产阶级因本国共产党反对战争而指责其为"叛徒"这张王牌。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十分紧急，不应匆忙，而应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准备"。[12]
当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苏联确定必须建立巩固和长期的反纳粹德国同盟，并感到需要同英、美盟国建立新型的相互关系时，解散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3]。1943年5月23日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说明：解散共产国际是因为必须驳斥共产主义敌人所制造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于外国的命令[14]。斯大林这一说法并非完全虚言，为了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和推动西方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莫斯科必须对国际舆论有所交待。不过，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没有发生在对于苏联来说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和1942年，而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战场局势以后的1943年，这说明莫斯科的考虑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负，其中还蕴含着斯大林为战后国际安排和苏联外交政策奠定基础的长远打算。也许应该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苏联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思维提供了契机，而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与西方大国合作这一历史机遇。
从1943年初，苏联驻英、美使馆就开始通过电报与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1944年1月，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在给莫洛托夫（后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主要目标，坚持认为"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局势，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以使苏联能够强大起来。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除非在德国爆发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则，苏联还是应当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进行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此，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15]几个月后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做出了判断：美国会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苏联的合作感兴趣，双方的目标将会大体一致。[16]
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年7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更强烈地主张双方合作。对于战后苏联应当"同盟国合作还是断绝所有联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17]莫洛托夫后来也承认，当时认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18]
正如葛罗米柯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回忆的，1944年9月参加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19]
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当丘吉尔于10月9日提出英苏两国在东南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态度十分积极。经过艾登和莫洛托夫的详细讨论，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20]显然在并不知道这一交易的情况下，李维诺夫于11月15日在题为《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其可能的基础》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避免战后与英国在欧洲的冲突，应该事先划定双方的"利益范围"。他向莫洛托夫描述了苏联在战后所应要求的"最大利益范围"，这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利益范围可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而挪威、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则作为缓冲地带。[21]
为了实现这种外交构想，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战略方针中，就不能再提世界革命，也不需要各国建立共产党单独政权。在其势力范围内，苏联努力促成匈、保、捷、波，甚至南斯拉夫建立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22]例如，1945年1月初斯大林向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建议：目前不要提国有化问题，尽量不要吓着和排斥包括塔塔列斯库集团在内的资产阶级阶层，应建立全国民主阵线政府。[23]莫斯科还指示芬兰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24]
即使对那些已经出现了革命迹象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和伊朗，苏联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25]至于在西方势力范围或中立地带，克里姆林宫给共产党的指示仍然是从这种地缘政治构想出发的。斯大林在1944年3月3日夜里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主要应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还委托陶里亚蒂将这一精神传达给法共。[26]同年11月19日，即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出访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同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既没有谈到世界革命，也没有提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问题。莫斯科关心的是使法国尽可能快地成为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大陆势力的平衡力量，成为苏联潜在的同盟者。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法共不要保留武装力量，不要挑起同现政府的冲突，而应该尽量与激进派，尤其是社会党建立左派联盟，积极参加"复兴强大的法兰西和加深民主制运动"，及正规军队的恢复工作，以促使法国政府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好也不要恢复，可以建立人民青年联盟。[27]为了保证英国对希腊的控制权，莫斯科还要求希共接受苏联关于在希腊建立统一临时政府的建议，并迫使他们在1945年初自行解除了武装。[28]
当然，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并非要放弃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而只是改变了领导形式。一方面，斯大林在1946年5月11日对联共（布）领导人解释说："经验表明，不能有一个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马克思、列宁生前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区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等，但对此不能着急"。[29]斯大林后来曾多次谈到欧洲的区域联邦问题，恐怕都是源于这一思想。另一方面，莫斯科于6月12日在共产国际组织机构和干部队伍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贯彻苏共的意图，季米特洛夫仍然是实际领导者[30]。这样，既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与西方全面合作的环境，又能保证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行动的指挥。不过需要指明的是，这同构建一个集团性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有根本的区别，否则就没有必要解散共产国际了。
第一节注释：
[1] 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当年曾经刊登过情报局会议的部分文件，在此基础上苏联在1948年和1949年分别编印、出版了单行本：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совещ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екоторых компартий в Польше в конце сентября 1947 года和Совещание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бюр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Венгрии во втрой поровине наября 1949года。这两本文集都有中译本，即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文献》和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然而，作为史料，这些文集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缺陷：所公布的文件选择性极强（例如缺少许多与会者的发言记录），并且经过了双重修改（文件作者本身和苏联编者）。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方面通过报纸，特别是回忆录、传记的形式披露了一些上述文件中没有的材料，但所增加的内容极为有限，而且同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在此基础上，1975年英国出版了斯蒂芬·克利索德编辑的《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文版）。
[2]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是西方学者开始的，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乌拉姆的著作（Ulam，Titoism and theCominform，Cambridge，1952）。此后比较深入的研究当属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克劳丁1970年出版西班牙文专著《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
[3] 新的档案文献首先在一些俄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中不断得到引证。1994年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与意大利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米兰）合作，编辑出版了The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1947/1948/1949，首次用英文公布了共产党情报局三次会议的几乎全部文件。1998年俄国单独出版的该书俄文版（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материалы），不仅补充了对于研究来讲非常重要的注释和经过修订的研究论文，而且作为附录，新公布了许多苏共领导人之间关于这几次会议的往来电报。
[4] 除上述文件集中选编的重要论文外，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论著还有俄国学者阿季别科夫的专著（Г.М.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Москва，1994）和论文（Попытка коминтер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4-5；Начало конца Коминформ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1998；Молотов и попытк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1950-1951 годах，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1999,№7），吉比扬斯基的论文（Л.Я.Гибианский，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Новая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1993，№4；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1996，№1-2）。英文著作中作为重要章节涉及这一问题的有祖伯克、普列沙科夫（V. Zubok, C.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 London,1996）和马斯特尼（V.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1996）的专著，还有一些颇值得参考的论文（N.I.Egorova，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Cominform,1947-1953；Anna Di Biagio，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Founding of the Cominform, June-September 1947，F.Gori, S.Pons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1953，London-NewYork，1996）等等。至于中国学者，严格地说，对于共产党情报局的深入研究还没有展开。笔者只见到几年前的一篇论文（孙耀文："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
[5] 见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125页。
[6] 见Mastny前引书32-33页。
[7]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лл.24-26、226-227；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130-131页，Mastny前引书30页。
[8] Гибианский，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тайнам: историграф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ⅩＬⅡ；Biagio前引文208-209页。
[9] А.Ди.Бьяджо，Создание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22。
[10] 见Mastny前引书26页。
[11] 近年公布的俄国档案文献反映了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РАН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Коминтерн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Ⅰ， до 22 июня 1941г.，Москва，1994；ЧастьⅡ， после 22 июня 1941г.，Москва，1998。
[12] Георги Димиитров，ДНЕВНИК(9 маарт 1933 - 6 февруари 1949)，София，1997，233-234。
[13] 1943年5月20日斯大林在电话中要求尽快公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ДНЕВНИК，374-375。
[14] Бьяджо前引文21页。
[15] 马伊斯基致莫洛托夫电，1944年1月11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л.52-93。Источник，1995，№4，лл.124-144。凡直接引注的档案文献，笔者存有复印件。
[16] 葛罗米柯："关于苏美关系问题"，1944年7月14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6,п.45,д.603,лл.1-34.转引自Vladimir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Documents on Soviet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Britain，Working Paper №1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Project（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Scholars, 1995），p.6。
[17] 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1,лл.23-24.35。转引自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30页。
[18] 丘耶夫著/刘存宽等译：《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66页。
[19] 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27页。
[20] 过去学术界曾对此质疑，俄国学者引用档案文献证实了这个著名的百分比协定的存在，见М.М.Наринский，И.В.Сталин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6, №1, л.19。
[21] 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4,лл.22、28、44。转引自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30页。另见Сталини Торез，л.19。
[22] 有关这方面的俄国档案文献已经大量公布，笔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该书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23、24和26卷收入了这些文件。
[23] ДНЕВНИК，458。
[24]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 3c,д.60,лл.7、40；д.63,л.33。转引自Г.П.Мурашко，А.Ф. Носкова，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в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Инститот р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ины"（1945-1985）:Новое рочмение，Москва，1995，лл.89-90。
[25] 此期苏联对中共和朝共的政策，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二章（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版）。关于斯大林劝伊朗人民党放弃革命的情况，见Н.И.Егорова，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5-1946гг., 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 1994，№3，л.41。
[26]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4,д.259,л.8。转引自Сталин и Торез，лл.19-21。
[27] 斯大林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90,лл.85-93。Источник，1995，№4，лл.152-158。另见Сталини Торез，лл.21-23；ДНЕВНИК，448。
[28] P.J.Stavrakis，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1944-1949，Ithaca，N.Y.，1989，p.32；J.O.Iztrides，Revolt inAthens: The Greek Commuist "Second Roound"，1944-1945，Princeton，N.J.，1972，pp.156-7。转引自R. Craig Nation，A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1944-8，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War，p.131.根据这一精神，1944年12月9日季米特洛夫通知一向积极支持希腊革命斗争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当前形势下，希腊同志不能指望从这里会有积极的干预和帮助"。见ДНЕВНИК，451。
[29] ДНЕВНИК，372；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л.6；Адибеков，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 перв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3.
[30] 关于国际情报部的成立，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记载："为使敌人不能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这一事实，决定任命什切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定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ДНЕВНИК，381。
二、重建国际组织的设想和国际关系现状
在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组建政府时，莫斯科逐步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1]季米特洛夫回国组织保加利亚政府后不久，国际情报部即改组为对外政策部[2]就是一例，这意味着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在苏联外交中起更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提出了恢复某种共产党国际机构的问题。
目前看到的史料，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南斯拉夫。据苏南分裂后南斯拉夫的官方说法，1945年4月铁托访问莫斯科时，向斯大林建议重建一个协商性的国际组织，目的在于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斯大林对此表示"大为赞许"。[3]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任何文献资料及当事人的证实，所以，铁托究竟提出了什么建议，以及斯大林"赞许"的是什么性质的"国际组织"，不得而知。
根据档案文献的记载，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在1946年4月20日布达佩斯党组织书记代表会议上谈到了建立新国际的问题[4]，在5月17日的中央会议上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拉科西首先肯定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必要性，接着指出："不能把新的国际等同于以前的国际。新的国际不是一个组织性的机构；它的任务将是进行调解，在遇到挫折时提供帮助和把一国共产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国共产党，使它们能够学习其他党的经验和吸取其他党失败的教训。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感到，如果不就经验和错误进行交流的话，它们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我们现在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这种国际将有益而不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5]拉科西的说法很可能事先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甚至就是斯大林的授意。这样说，不仅是考虑到拉科西刚刚见过斯大林[6]，更因为不久后斯大林本人就以同样的口气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6月8日斯大林与铁托的会谈及会谈后举行的招待南、保领导人的晚宴上，根据铁托回国后整理的札记和南斯拉夫的官方著作，斯大林问铁托是否还认为有建立一个具有情报性质的新国际的必要。铁托表示同意后斯大林建议说："最好由你们南斯拉夫人发起"。斯大林还指出，不应以任何形式恢复共产国际，但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以便经常开会，交流经验，"协调一般性工作"，以及"调解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在讨论由谁倡议成立这一新组织时，斯大林问季米特洛夫，谁可担当此任--是季米特洛夫、铁托，还是法国共产党；季米特洛夫说让铁托担任，而铁托认为法国人比较合适。札记里特别指出，新机构"不能发号施令"，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党采取"压制性措施"，应"认真考虑一些国家的特点"。[7]十几天后在与保加利亚领导人会谈时，根据（可能是科斯托夫所做的）记载，斯大林说："我们任何时候也不恢复旧形式的共产国际。旧的共产国际是按照马克思的示例建立的，它认为，在所有的国家同时出现革命。这与我们今天的思想体系是不相符的"。[8]这些说法至少表明了一种情况：鉴于共产国际在共产党内部也很不得人心，关于新国际的最初构想并不是要重建共产国际。
新的档案文献进一步反映了苏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1946年9月20日，捷共一名"表现一贯积极和忠诚"的普通党员赖赫里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提出了恢复共产国际的问题，并建议把未来的共产国际"建立成国际政治机构"，或类似梵蒂冈一样拥有自己领地的权力机构。[9]1947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对此提出了结论性意见，并报告给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报告否定了赖赫里来信的建议，认为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断言毫无根据，而提出"恢复共产国际"这一形式的问题，是"忘记了此类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具体的国际形势，不能不考虑到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报告还分析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反映了国外某些共产党人寻求对有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景问题的答案的愿望，因为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焦虑和不安。另一方面，国外共产党人提出类似问题，也同近期以来在各式各样的政党（首先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以及在它们的报刊上展开的关于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陈旧过时'等等的争论有一定联系，并部分地是由这些争论而引起的。"鉴于一些新党员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报告认为，"对上边提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认真分析，并阐明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从帮助国外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将具有重要意义"。[10]
如此可以断定，到1946年4-6月，苏联和一些欧洲共产党已经在考虑组建新的国际机构了，但同样应该肯定，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有意恢复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在战后欧洲各国新政府建立的过程中，苏联的确需要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需要有某种机构来实现这种控制，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涉及领土、民族问题的矛盾，例如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争端频频，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在特欣西里西亚问题上吵闹不休，匈捷在处理捷克境内匈牙利居民问题上冲突不断，捷克与斯洛伐克在民族问题上也是矛盾重重。所有这些麻烦都反映到莫斯科，甚至要斯大林本人出面解决，令人颇感烦琐。况且有些问题还涉及到苏联的利益，由莫斯科的某个机构出面进行调解也有谋私之嫌。第二，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的一些问题上，苏联本身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这些政权都控制在共产党手中--也存在许多矛盾，如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及战利品问题上与捷共的分歧，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与南共的冲突，在拆迁工业设备问题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满情绪等等，解决这些矛盾也要求在各党之上有一个公共机构。第三，与战争期间不同，战后东欧各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控制，其发展道路已趋向一致。在建立亲苏政府、排挤右翼政党、扩大共产党的势力、解决与社会党的矛盾等众多问题上，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方针大体同步，因此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协商中心。而从国际舆论以及各国党能否接受的角度考虑，由苏共下属部门出面当然不如建立一个至少在表面上超然的共产党国际组织。[11]
然而，这与恢复共产国际或建立类似的机构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有学者认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同国外共产党进行联系和实行监督方面的作用加强了，甚至超过了共产国际，因而完全有理由被看成是共产国际的继承者。[12]这种看法忽略了苏共党内机构与国际组织在性质上的区别。尽管对外政策部扩大了编制、职能和权力[13]，其指挥各党的作用与共产国际也确有相同之处，但从对外关系的角度讲，这还只是一种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与构成国际集团在性质上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学者认为，提出建立协商性机构只是一种"策略手段"，其本意在于使各共产党领导人容易接受建立新国际的设想。[14]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当时欧洲各共产党的实际状况--东欧各党诚然与苏共有密切关系，但也必须顾及政府其他党派的反应，而法共、意共和南共则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也没有考虑到当时苏联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如果莫斯科此时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指挥各国共产党，如果斯大林此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外交战略，那么可以认定苏联确实要重建国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看来，正确理解斯大林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协商性国际机构的意图，首先需要对当时国际关系的现状和苏联对外方针的基调有一个合乎实际的判断。很多学者认为，从1946年初苏联就改变了与盟国合作的方针，此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冷战已经形成。[15]显然，这是断定此时苏联已经有意建立新国际及其性质的理论前提。这里有一个对冷战格局形成的界定问题。冷战的形成固然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人们完全可以用冷战起源的概念来描述这一量变的过程[16]，但冷战格局的形成则表明矛盾的本质已经改变，其标志至少有两个方面，即矛盾的双方（而不是任一单方）已经制定出较完整的冷战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各自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组建了国际集团。[17]而这些现象到1947年初尚未出现。
仔细分析斯大林1946年2月的演说[18]就不难发现，这完全是从传统的理论出发对战争进行总结，宣传苏共政策的成就和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对内统治的需要而不是在解释对外政策。此后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19]不过是借题发挥，斯大林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日丹诺夫在与季米特洛夫讨论国际形势时（9月4日）传达了斯大林的看法："近期不会发生新的战争，事态发展非常平稳"，如果"根据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内容而不是外表"
分析当前局势，苏联的看法是："一切正常"。"英美掀起的喧闹和以新战争相威胁，那不过是恫吓而已"。[20]基于这种分析，斯大林在9月17日答英国记者问时说，苏联和外部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他还说，在一国，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国家，不仅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甚至可能建立共产主义。[21]这显然是在向西方保证共产主义运动将限制在苏联国内[22]。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最初采取的强硬立场，只能说明莫斯科打算在经济利益（伊朗北部油田）和安全保障（土耳其海峡）方面获取雅尔塔协定尚未规定的额外收益，而非有意侵害或对抗西方国家，何况还在英美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地转入了退却。至于希腊危机，与苏联并无关系，本来就是西方国家的错误判断。对于冷战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诺维科夫电报[23]，学者们较多注意到诺维科夫对美国反苏政策的分析，对美国把苏联作为未来战争对手的判断--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诺维科夫和莫洛托夫依然相信，站在传统的马列主义立场上，对这种战略威胁的正确反应是发现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期待美英之间冲突的最终爆发。这就是说，苏联虽然意识到美国的威胁，但其对策并非立即转入与之抗衡，而是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所以，杜鲁门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政策发生转变的冷战宣言[24]，但斯大林并没有从中看到明显的威胁[25]，除了口头谴责外也没有做出其他激烈的反应。[26]
当杜鲁门发表演说的时候，莫斯科正在召开五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会议初期，苏联报纸的报道是全面的，而且避免使用尖刻的语调评论西方。莫洛托夫在讨论议程时也表现得异常宽容，并接受了马歇尔和贝文的建议。[27]即使在会议遭到挫折以后，斯大林也没有放弃继续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4月9日他对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指出，"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美苏之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28]在4月15日会见马歇尔时，斯大林对美苏合作的前景仍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过是第一次小小的争论以及双方带有试探性的交锋。在其他问题上分歧早已出现了，通常当人们自己厌倦争论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必要进行妥协。这次会谈可能不会有什么成果，但这不应使任何人感到失望。"斯大林又补充说："在诸如废除军备、德国政体、赔款及经济一体化等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需要的是耐心而不应是悲观。"[29]5月16日《新时代》又发表重要社论说："莫斯科会议的价值在于各国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都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倘若各国都有良好的愿望，这就为必不可少的--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协调不同观点并达成一致协议的工作扫清了道路。"[30]由此可以说，直到1947年春天，尽管分歧和矛盾不断发生，但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尚未最后破裂，即使杜鲁门宣言标志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苏联方面也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基本方针。既然冷战没有发生，斯大林也就没有必要重建共产国际。
这一点不难理解，由于在力量对比中苏联处于软弱地位，无论其长远意图如何，也不会主动采取冒险的进攻行动；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决策者在战略上有可供选择的回旋余地，而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公开决裂的立场的。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不可能主动恢复共产国际，因为这一举动无疑表明苏联已决心再次运用意识形态的武器与西方对抗到底；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猜疑，即使对于建立协商性机构的主张，莫斯科也拖延了整整一年而没有付诸实施。（未完待续）
第二节注释：
[1] 有关档案文献见Т.В.Волокитина，Восточ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ссийскихархвов，1944-1953гг.ТомⅠ，1944-1948гг.，Москва，1997。有关部分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26卷。
[2] 对外政策部1948年7月改名为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1949年3月改名为对外政策委员会。
[3] 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叶周等译：《铁托传》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中文版，第88页。
[4] Долгий путь，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ⅩⅩⅩⅤ。
[5] 这份来自匈牙利的档案文件是布达佩斯历史研究所贝克什提供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的，见Csaba Békés，Soviet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the Hungar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Bulletin，Issue10，March 1998，pp.135-138。
[6] 据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登记簿记载，4月1日22时30分至24时50分，斯大林与拉科西进行了交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6，№4，л.121。
[7] 《铁托传》，下册，第88-89页；Гибианский，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годы，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1995，лл.113-114.
[8]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策档案馆，全宗1，目录5，A.e.3，第138页。转引自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л.33-34。
[9]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 ,д.903,л.75。
[10]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 ,д.903,лл.89-95。
[11] 上述问题在俄国档案文献中均有详细的反映，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22、23、24和26卷。
[12] Бьяджо前引文22页。
[13]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лл.14-15。
[14]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3-114。
[15] Scott D.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Working Paper CWIHP，No.9，1994，pp.5-6。
[16] 只是在这一概念的范围内，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冷战根源追溯到20世纪初。
[17] 关于冷战的概念，冷战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标志，冷战历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笔者拟专文论述。
[18] 全文见《斯大林文选（1943-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41-454页。
[19] 关于丘吉尔1946年3月5日演说的最新研究见Злобин, Н.В.，Неизвестные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выступлении У.Черчилля 5марта 1946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 2000, №2[20] ДНЕВНИК，535。
[21] 《斯大林文选》，第478页。
[22] 是年夏天，苏联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都努力制止共产党的左倾激进主义（АВПРФ,ф.0125,оп.34,п.11,д.130,л.38；ф.074,оп.34,п.10,д.115,лл.13-14）。在与捷共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斯大林也要他们相信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见Мурашко和Носкова前引文90页。
[23] 1946年9月27日，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提交了一份分析苏美关系的长篇报告，美国《外交史》很早就公布了这个文件，并展开讨论。见DiplomaticHistory，1991，V.15，№4。
[24] 这里应插一句，霍罗维茨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所谓苏联扩张的压力只能是（美国）采用遏制政策的一个借口而不是决定这种政策的原因"。霍罗威茨著/上海市"五七干校"翻译组译：《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中文版，第9页。
[25] 斯大林得到的信息是多数美国人反对杜鲁门宣言。苏联驻纽约领事洛马金在向莫斯科报告：杜鲁门主义"在公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毫不夸张地说，70-80%的美国人反对为了杜鲁门所说的理由而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这些人担心杜鲁门计划"会导致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洛马金致苏联外交部，1947年4月19日。АВПРФ,ф.0129,оп.31,п.192,д.12,л.19。转引自Parrish前引文11-12页。
[26] 盖迪斯对杜鲁门主义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就其对苏联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它并不像后来所渲染的那样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John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 Foreign Affairs52 (1973-74)，pp386-402。转引自Mastny前引书26页。
[27] 霍罗威茨前引书52页。
[28]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92-493页。
[29] 马歇尔与斯大林会谈备忘录，1947年4月15日。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2，pp.343-344。
[30] 转引自Parrish前引文10-11页。据帕里什考察，《新时代》杂志表面上是由一个苏联工会组织出版，实际上出自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常常亲自编写重要社论。
沈志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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