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两岸史学界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重要图书相继引进大陆。2012年，近史所的口述历史系列出版，黄克武、张玉法等台湾中生代史学家的著作也相继出版。而近史所目前正在研究整理的蒋介石、蒋经国日记，也颇受两岸学界的关注。
8月底的一天，在腾讯文化组织的台湾文化考察行中，记者一行来到了雨中的中研院，如约拜访了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畅谈近史所的研究状况和相关的思想文化话题。
身为近史所"掌门"的黄克武很繁忙，结束一个会议后，匆匆来到会客厅，为他的"迟到"连声道歉。与大多数台湾学者一样，黄克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温婉谦和，始终面带笑容，彬彬有礼。对于我们海阔天空的问题，他的回答直率坦荡，切中肯綮。
近史所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是推行了近30年的蒋介石研究计划。对于两岸学界关注的"蒋介石日记"的出版，黄克武称目前还在整理。巧的是，谈话途中他接了一个电话，正是蒋家后人打来商量此事的。黄克武还透露，目前两岸最优秀的近代史学者，正在合写晚清到民国的新版中国近代史，这将是学术界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关于近代史研究】
两岸合写中国近代史新编
新京报：你说到过在台湾近代史学已经越来越没落了，你怎么看待在这个时间点上民国史在大陆的重新兴起？
黄克武：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大陆近年来民国史非常热，也有民国范儿的说法，我觉得多半还是一般民间而不是学术界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主要还是民间这些对于民国那些事感兴趣的人的想法。这些人的想法我自己感觉到有一点借他人的酒杯浇心中块垒那种感觉，其实是借着民国时代去抒发一些对当前的不满。
如果说愿意再去谈民国，表示民国跟现在，一方面是有连续，一方面是有断裂，透过这个连续跟断裂，反省一些现象其实是好事。但是，我觉得基础还是要放在比较扎实的学术研究。这方面，大陆同行开始做的民国史研究做了很多事情。两个礼拜以前我才到北京，跟社科院近史所合作，我们正在做一个两岸合写的中国近代史新编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把海峡两岸目前比较重要的学术集合在一起，总共有60人写中国近代史新编，从晚清到民国这个部分。
新京报：你说《蒋介石日记》出版后对两岸的学者都会有很大的冲击，对台湾的冲击是什么？
黄克武：因为《蒋介石日记》是他写了55年的日记，每天都会写一两千字的日记，在比较重要的年份，1945年，1949年，分量都很大的，里面当然有一些他非常个人主观性的意见，但是他到底是位置不一样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对人物的品评这些，我觉得是提供了相当多重要的线索。
我们马上要出一本《蒋介石与近代中国》，三大本，也是集结了海峡两岸最好的学者，一线的学者，大概是蒋介石研究最高水平的了，今年9月份就出。我觉得《蒋介石日记》里面提供了相当多的高层的重要讯息，这些讯息当然需要解读了，包括我们最近重新看到对于雷震的《自由中国》事件的处理，日记一排比，过程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1960年9月份抓的人，基本上他从1960年初就酝酿这件事情，到1960年的5月20号，他当上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动手了。当初不知道最高层怎么做这个决定的，现在这些关键的事情，透过《蒋介石日记》里面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关于口述史】
让被压抑的声音能够说出来
新京报：近史所有一个做口述史的传统，您用很大精力在做口述史。
黄克武：对，我们最近在做蒋经国先生的侍从人员，也马上要出来了。大陆对蒋经国先生非常感兴趣，前一阵子搜狐来做蒋经国，做了五集的东西。
新京报：您也提到过做这一块，因为历史还很近，当时还在那一块口述史的时候会受到现实因素的干扰。
黄克武：我觉得在台湾还好，因为在台湾政党轮替已经形成了。这种政治性的主导还在，哪一党当政的时候就推行哪一党的政策，但是基本上在台湾学术研究上还是自由的。
新京报：现实因素也包括受访者本人从个人的一些角度？
黄克武：对，这个是所有口述历史都面对的，我们做三册白色恐怖历史里面，我们访问了这么多人，三册里面大概访问了近百个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只有一个半人承认当时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半个人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他是承认的，后来台湾有一个白色恐怖赔偿基金会办法公布之后，他要求我们把他删掉，因为参加了就不赔偿了。
新京报：你主持的口述史，台湾民间对此是什么反应？比如说"二·二八"跟"白色恐怖"。
黄克武：因为这些本来都是所谓的历史禁忌，本来在所有的统治时期都希望把它压下去，希望不要讲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透过口述史来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方式，让这些被压抑的声音能够说出来，能够对过去所发生的比较悲剧性的事件有一些平复的作用。当然他们也是有主观的，可是过去是完全不让他们说。我觉得，透过口述可以让他们说说看到的历史是什么，所以台湾社会多半都是非常肯定这样的做法，这也是跟台湾民主转型搭配在一起的，也只有民主转型的过程里面才会出现这种对于过去政治案件的重新反省。
【关于传统文化】
传统的张力中有现代化之道
新京报：我们看到台湾现在是一个特别多元的社会，比如说大众传媒这一块，娱乐产业就过度发达了，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瓶颈。一般民众对这些比较偏历史的东西还会有相应的精力来关注吗？
黄克武：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在大陆可能有类似的状况。当真正去谈一些比较严肃性的历史文化议题的时候，多半人是不感兴趣的，尤其是年轻的一辈离得越来越遥远。不过这就是我们新闻界和文化界需要努力的地方。
新京报：韩寒写他在台湾的见闻，引起了大家对台湾保留传统文化的讨论，比如说新儒家的影响。
黄克武：这个其实也是从两蒋开始的，在国民教育里面读儒家传统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马英九其实也在提，今年不读明年后悔。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传统？因为这些东西还有一定文化的涵养。我接触这么多的大陆朋友，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根基的确比大陆强，大陆的基本教育里面传统的部分还是不如台湾。
新京报：袁伟时认为尊孔复古、读经运动这些东西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放在台湾这个情况好像呈现的是另外一个样子。
黄克武：蒋介石下面有两股力量，一个是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袁伟时是这条路子，另外一个就是钱穆新儒家那个路子。这两派其实影响都很大，而且我觉得这两派形成一个张力。那个张力就是说，一方面台湾有继承陈独秀、胡适、鲁迅那样，基本上我们要反省中国文化传统中有问题的部分，那个是五四传统，从北大到台大都是这个传统，从胡适到李敖都是这样的路线。但是，这个路线在台湾有一个拉力，那个拉力是肯定传统文化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大陆近几年慢慢起来了。可是台湾这两个拉力的存在，我觉得是台湾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个拉力的存在，会让袁伟时这样单纯的一个声音不会太过于强烈，一方面有批判传统，一方面有肯定传统。而台湾就在一个批判传统和肯定传统的文化张力里面，走出来一条路。
记者 邓玲玲，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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