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系作者拟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张春桥姚文元合传──自传和档案的揭秘》中的一节。
在1938年之前，张春桥到底有没有入过党？
1950年10月，在填写〈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的时候，张春桥仍然坚持写道25：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二月转正。
1955年11月，张春桥任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代书记后26，再次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要求确认他1936年4月起的党龄。并且提出了请当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林业厅厅长的宋振鼎，即他所说的"吴成志"，给他写一个证明材料。但是，调查的结果并不如他愿。宋振鼎只是含糊地说27：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时，确曾参加过社会科学者联盟。
张春桥入党时间我已记不清（我记得离抗战时间不远），可能是一九三七年，不是一九三六年。那时上海党对发展党员很严格，一般的只放在党外工作，但发展手续又很不完全，我只记得张春桥是提到党组织批准的，由吴仲超通知我同意张入党，既无明确的介绍人，也没有填表。
这些话充满着矛盾。宋既说当时"对发展党员很严格"，又说"同意张入党，既无明确的介绍人，也没有填表"。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张春桥自己填表时写的入党介绍人"吴成志"，否认张有入党介绍人和填过表。那么，张春桥的"组织关系"没有转到济南，就好解释了。因为他既然当时没有写过申请、填过表，也没有交过自传，也就根本没有"组织关系"可转。
再找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他说了一番很值得推敲的话28：
我和张春桥同志以前没有见过，所以不认识，解放后到上海才认识起来，关于张春桥同志何时入党及一九三七年他到济南后为甚么没给他转关系，我已记忆不起来了。
那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狱到上海，不久和宋振鼎同志认识，当时都在找党的关系，我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经张执一同志才与党取上联系，组织绸厂工作委员会，从此又开始党的活动。宋振鼎同志出狱后在上海曾联系了一些脱党的同志，后来当和党取上联系不久恢复了他的党籍。
他最后说："如果宋振鼎同志说张春桥同志是入党的，那么张春桥同志的入党时间应该是一九三六年底或一九三七年初。"29
从这些话，我们可以分析出以下事实：
首先，吴仲超在建国前根本没见过张春桥，这时也没有证明张入过党的意思，只是说"如果宋振鼎同志说张春桥同志是入党的"。这实际上否认了宋振鼎所说"由吴仲超通知我同意张入党"的说法。其次，无论是吴仲超还是宋振鼎，1936年4月都不可能介绍张入党，因为他们自己当时还没有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考虑到调查时张春桥已经取得了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代书记的地位，因此，吴仲超的回答比较模糊可以理解，但还是实事求是的。
面对调查结果，张春桥又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呢？他说30：
我想了几天，实在弄不准确了，我记得当时我还穿着夹衣，下着细雨，我一直记得是一九三六年春天。现在我想可能是我记错了，正确的日子应当在一九三六年秋，或者一九三七年春，因为穿夹衣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如果是一九三七年，我为甚么记成一九三六年呢？我到现在还想不出一个解释。
我对记时间数字特别低能，到现在我自己的、父母的、孩子的生日我总是问了忘、忘了问一直记不得，真是苦恼的事。我希望从自己入党的日子记不清这件事取得教训。
为了符合"4月"，他很快给自己重新定位了一个从来没有说过的"1937年4月入党"的新说法31。以后，他即照此改写了个人历史。然而，这无法令人信服。一般的人对日、月或许会记错，记错年头的却很少。一般的人对一般的事容易记错，对入党这样关乎自己政治生命的大事，不大可能记错年头。尤其是张春桥，连自己少年时代何时何地发表了哪篇文章，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怎么会记错入党年头这样的政治生命的起点？尽管他一再责怪自己"低能"，却还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张春桥"1936年4月入党"的说法也并非凭空捏造。问题在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复杂情况。
红军长征以后，上海中共党组织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直到1936年5月冯雪峰受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委派，作为中央特派员再次回到上海，才开始了重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工作。在此之前，在上海自然存在或自行建立的党组织，有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等近十个系统，冯雪峰都分别进行了考察和处理，贯彻了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方针。他还陆续通过王尧山等，联系上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叫他们暂时以个人的名义根据中央的政策去从事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到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刘晓到上海负责筹建中共江苏省委时为止。
那么，张春桥参加的是甚么组织呢？这个谜底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完全揭开。
1976年10月18日，吴仲超写的材料明确指出32：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
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12月25日，宋振鼎写的揭发材料说33：
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为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原来，张春桥1936年4月加入的是由一些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自行成立的组织，并非正式的中共组织。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而成立，根据党章当然是非法的，被解散也是正确的。因此，张春桥在上海根本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五 关于"叛徒"
当然，这种组织起来的群体虽然不能称为党组织，但也不能简单地称张春桥"伪造入党历史"，"叛徒"更是谈不上。所以，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审查后曾作出结论：恢复张春桥1937年4月至1938年8月重新入党前的一段党籍。由此，也可以知道，前述康生举证说吴仲超知道张春桥是叛徒的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吴无论在张任要职时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都坚持说在建国前不认识张。
至于康生所提出的另一个证人王观澜，与江青有关，但与张春桥无关。1977年中共中央关于"四人帮"的罪证材料上，说"江青是叛徒"，唯一依据就是农业部人事司副司长、王观澜夫人徐明清的交代。江青1934年曾在徐领导下从事革命。但是，徐后来写出更正材料说明，她所揭发的"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那是由专案组人员口述，她被迫执笔写成的。她不承认能证明"江青是叛徒"的问题。
张春桥的要害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他明明接到通知，告诉这个组织被解散，仍然要在以后的长时间里称自己当时加入了党组织。他为甚么要坚持这样说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党组织得到了大规模发展，此前和此后的中共党员在建国后的政治待遇是有较大差别的。如果能将自己的党龄推到"七七事变"以前，将会是一种政治资本。张春桥的目的虽然暂时地得逞了──把入党时间定为1937年4月，但是也付出了代价──向党隐瞒历史真相。这成为他日后的一个政治历史问题。
经过上述三方面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张春桥虽然在历史上有问题，但并不是叛徒和国民党特务，而且这些问题在文革前已经交代过，有组织结论。
文革中，林彪集团要向全国昭示张的"叛徒"历史，康生根据毛批评"四人帮"的风向来揭发张是"叛徒"，周恩来多次以"叛徒"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来阻止毛对张的信用，都是当时特定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最高权力托付给张春桥。
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值得深思。
《水浒传》第一回有个故事："洪太尉误走妖魔"，说的是宋朝廷派洪太尉去华山进香，误揭了天条，放出种种"妖魔"，使得"天下大乱"。那么，究竟张春桥、姚文元原本就是"妖魔鬼怪"，放他们出笼才掀起了文革？还是文革的特定环境揭去了民主、法制的"天条"，使得一些虽然有严重问题但还不至于是"敌人"的人野心急剧膨胀，得以为所欲为，终于变为"妖魔鬼怪"？
一些材料和著作包括叶永烈的《张春桥传》，把张春桥描述成从小就坏透了的恶棍，一参加革命就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份子──十六岁就参加法西斯组织，十八岁就接受国民党特务指令攻击鲁迅……34且不论事实如何，仅这种思维定式，就将一个深刻的问题引向了简单化的误区。这仍然是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当然，从写作传记的角度，这也是最省事、最保险的办法。然而，它不仅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不能发人深省。
马克思在《资本论》（Kapital）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35：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同样，张春桥的产生，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左"的环境里，这种人才能得道升天。有这样的土壤和环境，没有张春桥、姚文元，也会产生"赵春桥"、"钱文元"之类的人物，这不是他们的个人早期活动经历所必然决定的。这也是一种"自然史"。
注释
1 1975年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重要文章后，"四人帮"控制的报刊（如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曾发表多篇文章，称颂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第四个里程碑"。前三个里程碑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学说。
2、26 张春桥自填〈干部履历表〉，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制，1960年11月4日。
3 〈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原文印件，1972年1月10日。
4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275。
5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页4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687、688。
6、9 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页50-51；48，见中发（1976）24号文件。
7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364、365。
8 据采访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10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11、12、13、32、33 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1977年3月，页2-28；8、9；6；29；29，见中发（1977）10号文件。
14 李树慈交代材料，195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
15 张春桥：〈反省自传〉，1944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
16、30 〈关于张春桥同志入党时间及失掉关系问题的审查结论〉附件：〈张春桥同志的补充材料〉，1956年4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档案。
17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页350。
18 冯雪峰：〈回忆鲁迅〉，载《雪峰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页129。
19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上海），1936年6月（创刊号），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19-193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页524；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鲁迅全集》，第六卷，页526-38；狄克：〈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大晚报》副刊〈火炬〉，1936年3月15日；鲁迅：〈三月的租界〉，载《鲁迅全集》，第六卷，页513-15。
20 鲁迅：〈三月的租界〉，页515。
21 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人民日报》，1976年10月31日。
22 企：〈国防文学〉，《大晚报》副刊〈火炬〉，1934年10月27日。
23 下文的陈述，如果没有给出出处，均来自张春桥：〈反省自传〉，1944年11月15日。
24 张春桥在延安接受中组部人员登记时的谈话记录，193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
25 张春桥自填〈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1950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档案。
27 〈关于张春桥同志入党时间及失掉关系问题的审查结论〉附件：〈宋振鼎同志的说明材料〉，1956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档案。
28、29 〈关于张春桥同志入党时间及失掉关系问题的审查结论〉附件：〈吴仲超同志的说明材料〉，1956年3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档案。
31 张春桥答复上海市委关于审查他历史的两个问题的信，1956年4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档案。
34 叶永烈：《张春桥传》（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3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101、102。
陈东林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历任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陈东林，《二十一世纪》2011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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